一社会的政治状况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在袁世凯和帝国主义的威胁下，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再次暴露出他们的软弱性和妥协性，部分妥协势力逼迫孙中山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让位于袁世凯。
1912年6月，袁世凯首先向《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的责任内阁制开刀，迫使唐绍仪内阁辞职。唐内阁倒台，宋教仁主张积极从事民主政治的建设，通过全国民主选举产生国会，制订宪法，由国会中的多数党组织内阁，坚持“责任内阁”，以保障约法的贯彻执行。为了议会斗争的需要，1912年8月，在征得孙中山、黄兴同意后，宋教仁以同盟会为基础，联合统一共和党等几个小党派，组成国民党，推孙中山为理事长而由自己代理，国民党成为参议院中的第一大党。
1912年12月到1913年2月，第一届国会选举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这次国会由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一院制改为参、众两院制。选举结果，国民党在两院中所获席位，均高居其他党派之上。宋教仁认为这是通过议会斗争取得政权的时机。他到处发表演说，声称要以国会多数党的资格组织新内阁。袁世凯对此是绝对不能容许的，于是派人于1913年3月在上海将宋教仁杀害。月，袁世凯又同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签订了2500万英镑的“善后大借款”，用作武力消灭国民党的军费。这一连串严酷的事实，使孙中山等人惊醒过来，并号召国民党人立即兴师讨袁，举行继辛亥革命之后的“二次革命”。但此时国民党组织涣散，意见分歧。只有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等少数人拥护孙中山的主张。以黄兴为首的在北京担任议员的国民党人，反对武力讨袁，主张以国会力量反对善后借款，进行“法律倒袁”。
正在国民党内部争论不休时，袁世凯首先指使梁启超、汤化龙等人，将民主党、共和党、统一党合并，组建进步党，与国民党对抗。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才被迫应战。南昌、南京很快被袁军攻占，“二次革命”失败。
袁世凯以武力镇压了南方的“二次革命”，而在北京却保留着国民党议员占多数的国会。其目的是要国会选他做正式大总统。1913年7月任命熊希龄为内阁总理。9月内阁组成，梁启超、张謇入阁，号称“第一流人才内阁”。袁世凯违反先制订宪法，然后按宪法规定选举总统的法定程序，迫不及待地要做正式大总统。他示意各省区军政长官通电要求先选总统，后定宪法，向国会施加压力。在内外压力下，国会被迫违反法定程序，在宪法制定前于10月日公布《大总统选举法》。10月6日举行选举，公民党在会场内鼓噪，袁世凯收买数千名便衣军警、地痞流氓，打着“公民团”的旗号包围国会。议员们从上午8时至晚10时，忍饥挨饿，连选三次，最后国会屈服，选举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次日，选举黎元洪为副总统。10月10日，袁世凯特意在太和殿举行就职仪式，俨然以皇帝自居。
袁世凯当了正式大总统后，并未满足。为了实现登上皇帝宝座的美梦，他又于191年1月下令解散国会，5月废除《临时约法》，公布被称为“袁记约法”的《中华民国约法》，改责任内阁制为总统制，并把总统的权力扩大到同皇帝一样。袁世凯又成立了代行立法机关职权的参政院。这个参政院为袁世凯修改了《总统选举法》，其中规定：总统任期改为十年，可连选连任；总统继任人由现任总统推荐，被推荐者并无任何限制。这样，袁世凯不仅可以终身担任总统，还可以由他的子孙继任，致使中华民国仅是徒有其名而已。
191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趁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无暇东顾之机，为了独霸中国，于1915年1月以支持袁世凯称帝为诱饵，提出了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袁世凯为了当皇帝，竟接受了其大部分条件。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袁世凯进一步加紧了复辟帝制的活动。袁世凯还指使其党徒组织“筹安会”。为复辟帝制大造舆论。9月，各省势力纷纷派代表赴京请愿，代表所谓“国民公意”叫袁世凯当皇帝，并成立了“全国请愿联合会”。10月，参政院在请愿联合会的催促下，决定召开国民代表大会，议决国体问题。在袁世凯的操纵下，各省的所谓代表很快选出。接着又在当地进行了国体投票。11月，1993票全部赞成恢复帝制。袁世凯成为中华帝国皇帝，袁世凯爬上了皇帝的宝座，并宣称自1916年起改用“洪宪”年号。
人民群众对袁世凯的卖国独裁统治早就不满。袁世凯窃国称帝的罪行暴露后，更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与反对。1915年12月，辛亥革命时期曾任云南都督的蔡锷在云南起义，举起了反袁护国的旗帜，发动了护国战争，全国各地纷纷响应。在声势浩大的反袁护国运动中，日本帝国主义看到袁世凯即将垮台，转而支持段褀瑞。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对袁世凯称帝也采取暧昧态度。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内部这时也发生分化。在一片讨袁声中，袁世凯被迫于1916年3月22日取消帝制。
袁世凯垮台后，北洋军阀集团四分五裂。当时在北方的主要军阀有：以段褀瑞为首的皖系，它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控制着安徽、陕西、山东、浙江、福建等省，而且掌握着北京政府的实权，势力最大；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军阀，受到美、英帝国主义的扶植，拥有江苏、江西、湖北三省之地，势力仅次于皖系；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控制着东北地区，在皖、直两系中间，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也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此外，还有控制山西的阎锡山和控制徐州一带的张勋等军阀。南方的广东、广西、云南、四川、贵州、湖南等地，也都处在军阀的统治下，其中较大的军阀有以唐继尧为首的滇系和以陆荣廷为首的桂系。滇、桂两系军阀受到英美帝国主义的扶植，和北方的直系军阀比较接近。帝国主义列强为了扩张在华势力，各自寻找新的代理人。各派军阀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也各自寻找能为自己撑腰的帝国主义宗主国作为靠山。于是中国便形成了军阀割据、连年混战的局面。
二社会的经济发展状况
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社会风气有很大的改观，高涨的爱国热情与提倡国货和振兴实业相互交融，形成了一股强劲的社会潮流。与此同时，中国资产阶级政治地位大有提高，许多工商界人士参与中央与地方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济政策的制定。
继南京临时政府之后，北京政府也颁布了一系列发展社会经济的政策及各种法令、条例。较为重要的有以下内容：第一，保护工商业。工商部先后颁布了许多条例，如《暂行工艺品奖励章程》《公司条例》《商人通例》《矿业条例》等等，对工商业的规范和保护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第二，吸引投资。北京政府鼓励私人和华侨投资，取消了清末存在的一些封建专制垄断权。财政部还拟订了海外汇业银行则例，以利于华侨的汇兑放款和吸存各种款项、期票等业务。第三，提倡国货。为了加强民族工商业的对外竞争能力，抵制洋货，提倡国货，农工商部对某些工业企业，在资金、技术等方面予以一定帮助。第四，鼓励垦荒。191年3月农商部颁布了《国有荒地承垦条例》，同年11月，农商部又颁布了《边荒承垦条例》，以便利边疆垦荒与开发。第五，疏通金融。为了安定金融和票据市场，政府颁布了《证券交易所法》，制定了《商业银行暂行则例》，以使经营者有所遵循，监督者有所依据。此外，政府批准了一批新式银行的设立，以活跃金融市场。第六，统一度量衡，推行新币。191年3月北京政府颁布《权度条例》。针对货币流通紊乱状况，191年2月7日颁行《国币条例及施行细则》，规定“国币”的铸造发行权归政府，“国币”的基本单位是“圆”，新的国币成色较高，信誉很好，畅行各地，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起着主币的作用。
除了上述政府法令之外，政府还颁布了《森林法》《狩猎法》等，以保护森林牧场和稀有动物。这些政策法令的颁行，显示了时代的进步，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但是，由于北京政府的实权控制在封建军阀手中，他们对内代表地主豪绅的利益，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加上各派军阀之间争权夺利，连年混战，使新建的民国并无民权和真正的法制可言。因此，上述政策法令往往形同废纸或仅仅是政府的招牌幌子，甚至有的还成为北洋军阀掠夺百姓的借口。与此同时，各地厘金捐税繁重，金融和市场难以统一，原本落后的交通亦严重受阻。这一切不仅妨碍了工业原料的取给，也妨碍了国货在市场上的推销和出口货品在国际市场上与洋货的竞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欧洲一些帝国主义国家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获得了一个短暂的发展良机。但即使在此时，日美两国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不仅没有放松，反而乘机加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列强卷土重来，它们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回复到较战前更加严重的局面，这一切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
在金融领域，北京政府着手国家银行和专业银行的组建。在北京政府组建中央银行和专业银行的同时，各省先后将清政府设立的官银号改组成省级地方银行。私营银行这期间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1911年辛亥革命之前，全国有10家私营银行。1912年到1927年间，全国新增私营银行186家，其中135家因经营不善而倒闭或被兼并，但仍有51家站稳脚跟并获得发展。其中较大的银行，如1915年到1921年在北京、天津等地成立的盐业、大陆、金城和中南银行，被称为“北四行”。随后，“北四行”成立了联合组织“四行准备库”和“四行储蓄所”，在全国各地主要城市均设有分支机构，成为国内最大的私营银行集团。而1915年成立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1907年成立的浙江兴业银行，1912年成立的浙江实业银行，加上中国最早成立的中国通商银行，被称为“南四行”，在南方各省设有分支机构，是仅次于“北四行”的另一银行资本集团。
民国初期产生了许多商埠，原有的城市市场进一步扩大，并形成了几个较大的商业经济区域。这些商业经济区域，各以一个大城市为中心，其周围分布着若干中小商业城市。
辛亥革命以后，一些重要沿海城市或通商口岸出现了一批新式商业。如当时的广州、上海、天津、武汉、青岛等地出现了一批新式的百货商店，其经营范围已不是传统的商品，而主要是来自国内各地以至国外生产的工业产品。有些城市甚至出现了新式商店一条街的新闹市。如上海的棋盘街形成了小百货市场。南京路浙江路口形成了几家大百货商店集中之地。
辛亥革命以后，由于民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鼓励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政策，国内投资环境得到空前改善，市场有了进一步扩大，近代银行金融业兴起与发展，这都为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创造了一些有利的条件。1912年到1927年期间，中国的工矿交通业都有显著的发展。按其发展过程，大体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1912年到1920年，为稳步发展阶段。这期间，新登记的工厂数为18家，新增资本额为15858万元，平均每年增加26家，增加资本991万元。工厂数和投资额增加较多的部门有纺织、面粉、采矿、卷烟等行业。1921年到1927年，为缓慢发展阶段。这期间，工厂数虽有增加，但资本总额增加不多，许多工厂利润下降，甚至亏损倒闭。
北洋军阀兼有地主和军阀的双重身份，他们不仅占有土地，进行地租、高利贷剥削，更重要的是他们还直接掌握政权。田赋是军阀榨取农业剩余劳动的主要形式。辛亥革命后，中国在北京政府的统治下，农村的经济状况更为恶化了，不但原有的地主封建势力未被触动，又增加了一批新的军阀、官僚地主。这种军阀利用政治特权大量掠夺土地的状况，就是“五四”前夕中国社会经济状况的一个重要方面。土地的占有，内战的扩大，赋税、公债的增加，都给人民以沉重的负担。封建军阀掠夺和占有大量土地，更加重了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压榨剥削。
三社会结构的变化
自民国成立以来，出现了政党政治，各种政治团体不断建立。革命派、立宪派、旧官僚等各派政治力量，在新形势下围绕权力分配问题，纷纷开展组党活动，据统计，政党、政团多时竟达三百余个。1912年1月，章太炎与张謇、程德全等组织中华民国联合会。孙武、刘成禹等与湖北籍的立宪派和旧官僚，组成以黎元洪为首的民社。月，章太炎与张謇、汤寿潜等组织统一党。5月，统一党、国民协进会、民国公会、民社等联合组成共和党，推黎元洪为理事长，是地主买办阶级代表人物袁世凯的御用党，以拥袁为己任，它由清末封建官僚、军阀政客和立宪党人在民元之初所组建的一些小党派合并而成，它的成员包括立宪党人、旧官僚军阀以及同盟会中的变节分子。8月，汤化龙、林长民联合共和促进会等党派组成民主党，梁启超回国后被拥为领袖。与此同时，同盟会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国民公党等几个党派，改组为国民党。它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政党，代表中下层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它是民初政党中人数最多、势力最大、影响最深的政党。1912年8月25日，国民党在北京召开成立大会，推举孙中山为理事长，黄兴、宋教仁等九人为理事，宋教仁实际上代孙中山主持党务。国民党以“保持政治统一，发展地方自治，力行种族同等，采用民生政策，维持国际和平”为政纲，比之同盟会的纲领有所倒退。这些政党团体，为争夺临时参议院的席位，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到1913年3月，在袁世凯的策动下，统一党、共和党和民主党，合并成立进步党，在国会中成为袁世凯的御用工具，同国民党对抗。袁当上大总统后，解散国民党，此举波及进步党派及其他小党派，使他们实际等于解散。
民国时期家庭、婚姻状况发生变迁。众所周知，中国的传统婚姻，纯粹是为家庭和宗族传宗接代的需要而存在，因此，婚姻带有宗族主义色彩，自然要由家长包办，青年男女根本没有自己的婚姻决定权，这是一种牺牲个人服从家庭和家族的婚姻制度，它和传统封建家庭制度共同维护着宗法一体化的封建统治。
中国传统家庭与社会两千多年以来一直是一个共同体，封闭的农业社会和传统家庭共处于超稳定状态，因此，这种维系家族而存在的婚姻制度能够绵延长存。但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中国近代化过程的继续，使人们活动的社会空间不断拓展，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社会化更加明显，这就为传统婚姻制度的变动提供了社会环境，尤其是城市工业化冲击着传统家庭制度，工业化带来了社会分工的多元化，青年纷纷走上社会谋生，经济独立性增强，对家庭依赖性日益减少，一些青年要求婚姻自主。家长难以对青年进行强制控制，传统的父母包办婚姻制度开始面临挑战，逐渐失去其存在的合理性。
到新文化运动时期，婚姻问题再度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随着对旧家庭制度批判的深入，人们对传统婚姻制度也进行了更为彻底的批判，不少人指责妻妾制度是变形的一夫多妻制，致使男女不平等，演绎出妇女节烈等腐朽观念，呼吁人们起来革除这吃人的畸形道德，争取婚姻自由。随着社会风气的进一步开放，在追求个人幸福为目的的自由婚姻逐渐取代父权家长制下的包办婚姻的同时，人们更注重婚姻本身的内容，而不是单纯的追求其形式，婚礼习俗也随之变化，反对具有迷信色彩、繁文缛节的婚俗，追求西方式的“文明结婚”，同时也提倡晚婚。
随着婚姻自主权的扩大，家庭的建立不再仅是为了传宗接代，同时也是为了维系爱情，因此婚姻关系日趋平等，传统婚姻中夫为妻纲的观念已在淡化，越来越多的人追求正常的夫妻爱情生活，夫妻感情日臻浓厚。
民国婚姻制度的变迁，从一个角度折射出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在深隐层面发生的变异，展示了人们道德观念和价值判断的变化，促进了人们思想观念的现代化，推动了民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