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义的枪炮声震惊了清王朝，不论国外还是国内，都期望由袁世凯再度出山收拾局面，外国列强向清政府表达了这一要求，袁世凯的党徒和爪牙也竭力散布这一要求。1911年10月11日，清廷皇族内阁举行会议，决定起用袁世凯。
27日，清廷任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命令所在湖北的海陆各军及长江水师，均归袁世凯节制调遣。11月1日，皇族内阁辞职，清廷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
袁世凯就职后，对武汉前线的战事一方面采取军事强攻的手段，迫使湖北军政府让步，另一方面则采取诱降的和平手段，控制局面。经过一段时间的密谋撮合，南北双方基本达成议和条件。袁世凯利用他与外国列强及立宪党人的关系，竭力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封锁南方政权，企图使南京临时政府不战而败。而此时的南京临时政府，由于革命党人的内部分化以及立宪党人的破坏，特别是由于缺少掌握政权的经验，财政状况日趋恶化。此外临时政府还得不到各国的承认，整个形势越来越不利。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情势，孙中山在就职之际并没有关闭与袁世凯和解的大门，而申明只要袁世凯能让清室退位，他就将大总统的职位让给袁世凯。
有了孙中山和南方革命党人的承诺，袁世凯便开始了他的“逼宫”活动。他一方面煽动舆论劝清室让位，一面亲自出场劝说清室自动让位。他与内阁诸大臣联名密奏，极力宣染清廷山穷水尽的困境，要求清廷尽快召开皇族会议，速定方针，“以息兵祸而顺民心”。第二天，御前会议在一片悲凉的气氛中召开，被袁世凯收买的皇族成员率先提出清帝自行“逊位”，而让袁世凯当总统的主张，经过袁世凯及其党羽的步步紧逼，清廷在1912年1月30日的御前会议上终于同意让袁世凯准备宣布共和的诏旨。2月3日，隆裕太后授袁世凯以全权与南京临时政府商谈清室退位的优待条件。
经过与南京临时政府的一番讨价还价，清廷认可了优待条件，决定退位。1912年2月12日，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王朝走下历史舞台，成为历史的陈迹。清帝退位后，袁世凯向临时政府声明赞成共和，南方革命党人信守诺言，13日孙中山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职谘文，推荐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并提出定都南京，新总统到南京就职时大总统及全体国务员方解职，以及必须遵守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等三项条件，来约束袁世凯的行动。但是，袁世凯不愿意到南京受革命派的控制，他依靠北洋军人和帝国主义的支持，反对到南京就职，南京临时政府只得再次妥协。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职。月1日，孙中山正式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资产阶级共和国和南京临时政府只存在了三个月，就夭折了。袁世凯终于实现了他的愿望，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
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和教训。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在帝国主义时代，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本主义的建国方案是行不通的。尽管当时先进的中国人真诚地希望把中国建设成为资产阶级共和国，但是，帝国主义绝不容许中国建立一个独立、富强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从而使自己失去对这个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国家的剥削、奴役。因此，它们用政治、外交、军事、经济、财政等各种手段来破坏、干涉中国革命，扶植并支持它们的代理人袁世凯夺取政权。帝国主义与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大地主大买办势力及旧官僚、立宪派一起勾结起来，从外部和内部绞杀了这场革命。这场革命之所以失败，从主观方面来说，在于它的领导者——资产阶级革命派本身存在着许多弱点和错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革命党人没有提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辛亥革命没有触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不能充分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尤其是农民群众。革命党人没有建立自己的革命武装，以推翻旧政府，保卫新政权，并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
他们依靠的是清军士兵和民间秘密反清会党。武昌起义后，各地建立的民军，大部分是由原来的旧军和会党改编而成，领导权也掌握在立宪派和旧官僚手里。
不能建立坚强的革命政党，团结一切革命力量，成为一切革命力量的强有力的核心。中国同盟会内部的组织比较松懈，成分复杂，派系繁多，矛盾重重，缺乏一个统一和稳定的领导核心；甚至有人主张“革命军起，革命党消”；有的还另建党派，自立山头。孙中山指出，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非袁氏兵力之强，乃同党人心之涣”。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这些弱点、错误，根源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由于受列强的压迫和本国封建主义的束缚，有反对外国资本主义、反对封建的革命要求，但他们又同外国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因为如此，辛亥革命仅仅赶跑了一个皇帝，却没有能够改变封建主义和军阀官僚政治的统治基础，无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根本任务。辛亥革命的失败表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不能救中国，先进的中国人需要进行新的探索，为中国谋求新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