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11月，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将同盟会的十六字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即三民主义。三民主义是孙中山从强烈的爱国主义出发，在政治实践过程中研究了中西有关思想资料而提出的。
民族主义包括“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两项内容，是继承了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主义传统，吸取了西方争取民族独立与自由的民族主义思想而形成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按照《军政府宣言》的解释，就是反满兴汉，就是以革命的手段推翻帝国主义走狗清王朝的统治，重建汉族人的政权，变半殖民地的中国为民族独立的中国，其主要锋芒指向清政府，但也隐寓着反对外来侵略的意愿。因为清朝已变成帝国主义侵华的工具，反满本身就具有反对满洲贵族统治和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双重含义。孙中山指出，民族主义不是简单地排满，不是针对一切满人。
民权主义即“创立民国”。内容是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这是民权主义的核心，就是孙中山所说的政治革命。孙中山认为中国数千年来的君主专制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能忍受的，非推翻不可，但推翻君主专制政体和推翻清政府是联系在一起的，我们推倒政府，从驱逐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并不是把它分作两次去做。孙中山据西方三权立法、司法、行政分立的学说，提出五权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分立的主张，以逐步建设和巩固新建立的民主共和国。孙中山还勾画了一幅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蓝图：国民享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选举产生，议会由国民选出的议员组成，中华全国宪法由议会制定，人人共守。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把反清斗争提到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而奋斗的高度，这在历史上是一个重大的进步，孙中山的革命民主主义，适应了当时空前激烈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需要，并在不同程度上继承了中国农民战争和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两方面的优良传统，在人民群众中起了巨大的动员作用。辛亥革命之所以成为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是由“建立民国”的政治领纲作为主要标志的。孙中山强调，政治革命应该与民族革命并行，民族革命是扫除“现在的恶劣政治”，而政治革命则是扫除“恶劣政治的根本”，从而把斗争矛头指向集国内民族压迫与封建专制统治于一身的清政府。
民生主义即“平均地权”，也就是孙中山所说的社会革命，孙中山主张核定天下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归原主所有，其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国家还可以按原定地价收买地主土地。实行平均地权的目的是消灭由于土地过分集于私人而带来的贫富悬殊和劳资间的尖锐对立，以避免欧美社会的现实悲剧在中国的未来重演，避免中国革命成功后出现新的社会革命。因此他试图探讨一种一劳永逸的办法，既使中国富强，又避免产生贫富悬殊的情况。平均地权反映了孙中山企图改革封建土地制度的愿望，触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核心问题——土地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民的要求，“平均地权”作为一个革命口号，对于一部分农民和从农民、手工业者中游离出来的会党群众，具有相当的吸引力，它对动员农民群众参加革命起过一定作用。但是，孙中山的“平均地权”的主张，没有正面触及封建土地私有制，不能满足广大农民的土地要求，在革命中难以成为发动广大工农群众的理论武器。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同盟会的纲领是一个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纲领，因为它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并试图以革命的手段解决这些矛盾，它体现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的要求，反映了中国人民要求民族独立和民主权利的愿望。它在革命派与改良派的斗争中，在动员和组织群众推翻封建帝制，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斗争中起了巨大的作用，成为鼓舞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鲜明旗帜，极大地促进了革命运动的发展，所以毛泽东指出，旧三民主义在旧时期是革命的，它反映了旧时期的历史特点。
但是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同盟会的纲领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它是一个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纲领。它主张民族主义，却没有明确地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实现民族独立的口号，相反，对帝国主义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幻想不直接去触犯帝国主义，而在排满的战斗口号中找出路。它主张民权主义，却不敢依靠广大工农群众，也没有批判长期统治中国、禁锢人们思想的封建主义，同时，革命派在宣传民权主义过程中，把许多精力集中在“内阁制”“总统制”等政体问题的争论上，而忽视了用资产阶级专政取代地主阶级专政这个至为重要的国际问题。它主张民生主义，却不敢发动广大贫苦农民夺富人之田为己有，不赞成用暴力手段铲除封建制度存在的根基，而只主张通过核定地价和涨价归公的办法对封建土地制度进行和平改造，从而忽视了至为重要的农村土地问题。这一方案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中国的国情，因此，它根本不能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不能满足中国广大农民对土地的迫切要求，因而也就无从广泛吸引农民群众投身革命。没有农民群众的支持和投身革命，软弱的资产阶级就不可能战胜那个极力维护封建制度并且得到帝国主义支持的地主阶级。
尽管同盟会及其革命纲领有种种缺点，但它毕竟使革命有了领导核心、公认的领袖和统一的指导思想。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按照同盟会纲领，坚持通过武装斗争推翻清朝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的资产阶级革命立场，团结和发展了革命力量，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向前发展，促进了革命高潮的到来。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正是全国革命形势发展的结果，也是革命党人在湖北新军学生和会党中长期进行革命宣传和组织工作的结果。
当中国革命历程进入新民主主义阶段时，孙中山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和国际无产阶级的帮助，合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
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广泛传播、革命形势日益成熟的时候，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坚持走改良道路，反对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朝统治。在革命党人中，第一个出面与改良派辩论，倡言革命必要性的是章炳麟。1901年春，梁启超在《清议报》连载《中国积弱溯源论》歌颂光绪皇帝“忘身舍位”，认为只要推倒慈禧太后，使光绪重掌朝政，中国便可获救。8月10日，章炳麟在《国民报》发表《正仇满论》，指名批评梁启超的观点。1905年至1907年间，围绕中国究竟是采用革命手段还是改良方式这个问题，革命派与改良派各自分别以《民报》《新民丛报》为主要舆论阵地，展开了一场大论战。投入这场论战的还有其他十几种报刊。
要不要革命，要不要推翻清政府，这是双方论战的首个焦点。改良派竭力为清政府的民族和阶级压迫政策辩护，宣扬清圣祖康熙皇帝的薄税政策不仅为中国数千年所无，亦为地球万国古今所未有，声称在清朝统治下，举国人民其在法律上本已平等，无别享特权者，因此民族革命是完全不必要的。改良派还认为革命会引起下层社会暴乱，招致外国的干涉、瓜分，使中国“流血成河”“亡国灭种”，所以要爱国就不能革命，只能改良、立宪。革命派针锋相对地指出，清政府是帝国主义的“鹰犬”，因此爱国必须革命，只有通过革命，才能“免瓜分之祸”，获得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革命派以大量事实揭露清朝统治者施行的种族压迫、奴役及歧视政策，强调救国必先反清排满，铲除异族政府。他们控诉清政府卖国媚外的罪行，强调欲救中国，免除民族灾难，只有坚决推倒清朝专制政府，指出，满洲去，则中国强。针对改良派曲解革命派“排满”口号是“种族复仇”的谬论，革命派申明“排满”只是“仇一姓”“不仇一族”，种族革命并非尽杀满族数百万之众，而是推翻清政府的统治，明确地把满族平民与满洲贵族区分开来，将打击矛头指向封建统治者。
要不要君主立宪，实行民主共和，是改良派与革命派论战的第二个焦点。改良派反对共和革命论，鼓吹“渐进论”，说封建专制必须经过君主立宪阶段才能实行民主共和；借口“民智未开”，诬蔑中国人民根本没有享受民主的权利和当“共和国民之资格”，宣扬这种资格只有在开明专制时代和君主立宪时代才能养成。革命派进行了有力的驳斥，批判改良派的“循序渐进”，认为自由、平等是人的本性，一旦破除禁锢，就会迸发。他们指出，那些说中国之民族，只能受压制，不能予以自由等言论，是帝国主义和民贼的语言，是对中国人民的极大诬蔑，并认为中华民族有实行民主共和的能力，革命后的中国一定能成为世界上最完善的“共和政体”。民主共和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不能以国民素质低劣为借口加以拒绝。只有“兴民权改民主”，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中国国民自有颠覆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的能力。
要不要改变封建土地制度，实行“平均地权”，是改良派与革命派论战的第三个焦点。改良派为维护封建土地所有制，反对土地国有，反对平均地权。他们认为中国社会经济组织优良，土地问题不是中国最重要的问题，不存在社会革命的可能，社会革命只会导致中国的大动乱。他们还攻击主张“平均地权”是煽动乞丐流氓，主张土地国有是危害国本，并表示在这个问题上“宁死不让”。说中国的封建经济制度与欧洲不同，既无贵族压制，土地又极为平均，而且“赋税极轻”，即使将来工业发展了，也不会形成欧美那样的贫富相悬的社会现象，因此实行“平均地权”是完全不必要的。同时又说地主占有大量土地，都是由“劳动”或“节约”而来。革命派虽然对封建制度缺乏本质的认识，断言中国尚未出现欧美那样的“贫富悬隔”的现象，却鲜明有力地予以回击，指出“社会革命”的原因是社会经济组织的“不完全”，同时进一步指出当时的中国存在着严重的“地主强权”“地权失平”的现象，而救治之法，唯有实行土地国有之政策。革命派认为必须通过平均地权以实现土地国有，在进行政治革命的同时实现社会革命，才能避免贫富不均等社会问题的出现，一旦采取大机器生产，就一定会产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那种“富者资本骤增，贫者日填沟壑”的现象，为预防这种弊病的产生，就必须在进行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的同时，实行社会革命，具体办法是消除私人对土地的占有，把土地收归国有。
这场论战具有重大的意义。通过这场论战，改良派败下阵来，1907年《新民丛报》不得不宣告停刊，论战以革命派的胜利告终。这场论战划清了革命与改良的界限，传播了民主革命思想，促进了革命形势的发展，使人们清楚地认识到实行民主革命的必要性，使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促进了革命力量的壮大。但是由于阶级的和历史的局限性，革命派对中国民主革命一系列根本问题却未能作出完全正确的回答。他们轻信列强不会干涉中国革命，因此并不想发动群众从根本上废除广大农村的封建土地制度。革命派的这些严重弱点，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表明他们无力把民主革命引向彻底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