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孙中山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开始
《辛丑条约》订立后，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奴役和榨取中国人民，它们为攫取更多的权益，扶植和操纵清政府，从各方面加紧侵略中国。1902年到1903年，英、美、日三国先后强迫清政府订立了新的《通商行船条约》。其中规定：增开长沙、安庆、沈阳等七处为商埠；整顿内河水道，以利外国轮船、军舰航行；洋商可以加入中国股份公司，华商也可以加入外国股份公司，为帝国主义实行经济渗透，吸收中国游资提供更大方便。据统计，1903年，洋货进口总值折合银元为四亿八千多万元，土货出口总值为三亿六千多万元，入超额达一亿一千多万元，比19世纪末增加了一倍多；外国人在华企业盈余为二千四百多万元；赔款及外债本利为六千八百万元。仅此三项，帝国主义者在一年的时间内就从中国掠得二亿银元以上的收入。帝国主义的疯狂掠夺，使中国民穷财尽，农业生产萎缩，灾荒连绵不绝，工商凋敝，百业萧条。
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剥削，中国农村经济一片残破，广大农民处于饥饿死亡的绝境。在当时中国百分之九十左右的居民仍然以农业为生，而大部分土地却掌握在军阀、地主、官僚手中。由于土地日益集中，广大农民失地破产，地租剥削也不断加重，地租率高到惊人的程度，加上高利贷盘剥，更迫使农民倾家荡产。抗捐抗税风潮是这个时期人民反抗斗争的一种重要形式。1902年，广西南部和西部的农民，发动了武装起义。这次起义有汉、壮、苗、瑶等各族人民参加，曾波及广东、湖南、贵州、云南四省。190年，江西乐平爆发了反对“靛捐”的群众斗争。群众冲入县城，捣毁了捐局和厘卡，焚烧县署，与清军展开搏斗。这种以农民为主力的抗捐抗税风潮遍及全国许多省区，此起彼状，持续发展，震撼着清朝统治的基础。
1905年以后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发展较快的主要仍是轻工业，这是因为1905年中国人民掀起抵制美货的运动，使美货的输入减少，加之收回路权、矿权的斗争，打击了帝国主义侵华势力。这一时期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经济力量发展较快，社会地位也获得显著提高，为立宪派提供了物质基础和阶级基础。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的经济力量虽然增长不大，但比之以前，毕竟有所增长，为革命派的壮大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和阶级基础。伴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日趋强大，组织程度日益严密。随着民族资产阶级力量的增强，民族资产阶级的各个阶层都展开了自己的救国运动，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则把民主革命不断推向高潮。
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由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首先发动的。孙中山1866年—1925年名文，字逸仙，因留居日本期间曾易姓名为中山樵，后来即以中山为号，辛亥革命后人们就称他为孙中山。孙中山出生在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青少年时代受到广东人民斗争传统的影响，向往太平天国的革命事业。孙中山少年时期，曾在家乡读过三年私塾，1879年，孙中山赴檀香山，他的长兄孙眉资助他先后在檀香山、广州、香港等地比较系统地接受西方式的近代教育，他喜欢美国，看到发达的美国很羡慕，决心改变家乡，愿意接受美式教育。1883年到1885年的中法战争期间，孙中山目睹清政府的卖国、专制和腐败，开始产生反清和以资产阶级政治方案改造中国的思想，经常发表反清言论，同时与早期的改良主义者何启、郑观应等有所交往。1892年，孙中山从香港西医书院毕业，随后在澳门、广州等地行医，行医期间，孙中山目睹严重的民族灾难，忧思倍增，越来越不安于当一个济人利世的医生，而是愈益苦心焦虑地探寻“改良祖国”的途径。1893年冬，他和陆皓东、郑士良、尤烈商谈，提出组织一个革命团体，这时孙中山不仅具有革命思想，并具有改良思想，因此当他企图组织革命团体的同时，又上书李鸿章，以实现他“改良祖国”的愿望。孙中山在上书中提出“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改革主张，但未被接受。189年，他和陆皓东经上海于6月到达天津，企图面见李鸿章陈述自己的意见。李鸿章没有接见他们，也不曾理会他们这一套。此时正值甲午战争爆发的前夕，清政府没有任何振作的迹象，孙中山愤慨倍增，改革的思想化为泡影。189年秋，他再次到檀香山，在孙眉的帮助下，几经艰辛，发动广大华侨，组成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立誓“驱逐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提出“振兴中华”的口号。1895年，孙中山到香港，会见旧友陆皓东、郑士良、陈少白、杨鹤龄等人。其时，杨衢云、谢缵泰等人已经以“开通民智、改造中国”为宗旨，先行创立了“辅仁文社”。因志业相近，孙中山遂与辅仁文社接洽，杨衢云等欣然同意，全社并入兴中会。1895年2月21日，兴中会总会在香港正式成立，决心推翻清王朝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选出杨衢云为会办，孙中山为秘书。当时，杨衢云主持后方支援工作，孙中山主持前方发难任务。于是孙中山进入广州，创农学会为机关，并广征同志，定10月26日重阳节为广州起义之日。可是因为事先泄密，这次起义以失败告终。陆皓东等多位重要成员被捕处刑，孙中山则被清廷通缉，遭香港当局驱逐出境，流亡海外。
同年11月，孙中山避往日本，并于此时起剪掉辫子，改穿西服。1896年年初抵达夏威夷，再转往美国，希望在旅美华侨中发展兴中会及筹款。1896年秋，孙中山转往英国伦敦，在当地被清廷特务缉捕入中国使馆，成为国际事件。事件后来被称为“伦敦蒙难记”，幸得康德黎等人营救而获释。孙中山获释后，则暂留欧洲，以考察其政治风俗，并结交其朝野贤豪。“为一劳永逸之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孙中山选集》上册，1956年，第172页。
，他的民主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1897年7月，孙中山离开伦敦，到加拿大，8月又到日本。此后两年左右时间，他一直在日本各地结交同志，宣传革命。1900年10月，郑士良起义于惠州三洲田，转战半月余，因援绝械缺而败散。11月，史坚如在广州谋炸两广总督德寿，不成，被捕遇难。年底，杨衢云被清廷所派刺客杀害。次年夏，郑士良暴病去世。兴中会领导骨干损伤过半，海外各处机构也渐次涣散。因此，孙中山自惠州一役失败后，即有另行组织大的革命联盟的意念。孙中山领导的第二次反清起义——庚子惠州之役，虽然失败，却博得许多人的同情。正如孙中山所说：“则鲜闻一般人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惜。”《孙中山选集》上册，1956年，第17页。
这表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事业逐渐获得越来越多人们的支持，开始呈现出新的局面。
二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与革命团体的建立
1901年以后，伴随着废科举、办学堂、派留学，中国出现了一个不同于旧式文人或封建士大夫的新式知识分子群。例如，赴日本留学的学生，1905年达到八千人左右。这些青年学生，接触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感受着民族危难的刺激和群众斗争的影响，具有很强的革命性，在革命中常常起着先锋和桥梁的作用。1900年以后，随着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以及孙中山和革命派的共同努力，在国内外掀起了翻译出版介绍西方资本主义著作，创办革命报刊，发行革命书籍，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的热潮。
20世纪初出版发行在社会上广泛流传的译著，除了严复在戊戌变法失败后陆续翻译出版的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肆言》、穆勒的《名学》、孟德斯鸠的《法意》等书以外，还有杨廷栋译的卢梭《民约论》、颜慧庆译的《理财学课本》、蔡元培译的科培尔《哲学要领》，以及大多由出国留学生翻译的《政治学》《经济通论》《美国独立战争史》《万国宪法比较》《葡萄牙革命史》等书。这些译著的出版发行和广为流传，极大地冲击了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传统思想观念，开阔了人们的视野。许多爱国知识分子不再追求日本“明治维新”和俄国“彼得变政”等模式，走上了“美国独立”“法国革命”等民主革命的道路。
在翻译出版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经济、历史等方面书籍的同时，革命派及海外留学生和国内知识界还掀起了创办革命报刊，宣传革命的热潮。当时革命派活动的主要基地和新型知识分子的聚集地，国外主要是日本、美洲、南洋，国内则是上海、广东及香港等地区，革命书刊的发行地也大多数集中在这些地区。特别是1903年至190年间，革命书刊如雨后春笋，遍及各地。
在日本，截至同盟会成立前，留学生继创办《译书汇编》《开智录》《国民报》之后，又先后创刊发行了许多宣传革命的刊物。主要有：1902年11月，杨守仁、黄兴等创办的《游学译编》，鼓吹反清的民族主义思想；1903年1月，刘成禺、李书城等创办的《湖北学生界》后改名为《汉声》；1903年2月，孙翼中、蒋方震等创办的《浙江潮》，积极宣传民族革命思想；1903年2月，直隶留日学生的《直说》，载文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1903年月，秦毓鎏、黄宗仰等创办的《江苏》，宣传推翻清朝，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它与《湖北学生界》《浙江潮》一样，是留日学生积极鼓吹革命，反对保皇派的重要刊物之一；1905年6月，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田桐等创办的《二十世纪之支那》以宣传爱国主义，使中国成为20世纪亚洲乃至世界第一强国为宗旨。
在美洲和南洋等地，《檀山新报》经孙中山1903年9月改造后，成为檀香山兴中会机关报。随后，孙中山又于190年将美洲洪门致公堂机关报《大同日报》，从保皇派手中夺回，改造为宣传革命的阵地。同年，革命派在新加坡创办了《图南日报》。在国内，截至1905年，上海创办的革命报刊有《大陆》《童子世界》《女子世界》《二十世纪大舞台》等，另外有的旧式报纸如《苏报》，这时也转而积极鼓吹革命。广东及香港地区的革命报刊，继1900年1月在香港创办《中国日报》之后，又先后创办发行了《岭东日报》《亚洲日报》《世界公益报》等。沿海和内地其他地区的革命报刊有：《觉民》《萃新报》《重庆日报》《俚语日报》。在中外反动势力的摧残破坏下，这些刊物不少被迫先后停刊，但民主革命思想汹涌澎湃，不可遏止，此报停，彼报出，革命思想深入人心。
随着民主革命思想的广泛传播，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所宣传的改良主义，越来越失去人心，保皇会的地位一落千丈。对此，康有为大为恼火。他于1902年抛出《辩革命书》一文，竭力美化光绪，为清政府歌功颂德，对革命派进行恶毒攻击。他污蔑中国人民愚昧无知，只能实现君主立宪，万不可倡导民主共和。他攻击革命不但不能挽救中国危亡，反而将造成“天下大乱”和“亡国灭种”的后果。梁启超也竭力兜售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1903年后，他撕下伪装，公开大骂革命，甚至极其恶毒地要清政府出兵屠杀革命派。
为了粉碎保皇派的猖狂进攻，把革命进一步推向前进，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对保皇派进行了有力的反击。190年，孙中山发表了《警告同乡书》《驳保皇报》等重要文章。强调革命与保皇是两条截然不同的政治道路的斗争，绝无折衷调和的余地。他还批判了保皇派诬蔑中国人民愚昧无知的反动论调，相信中国人民在推翻清王朝统治以后，完全有能力建设一个民主共和的国家。孙中山的这些文章，有力地驳斥了保皇派散布的谬论，对广大人民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
在宣传革命的读物中，章炳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对启发人们的民主觉醒，组织和壮大革命派的队伍，推动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作用最为显著。
章炳麟1869年—1936年，原名绛，号太炎，浙江余杭人。他早年曾受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参与了维新变法的宣传活动。后来，他吸取了戊戌变法失败的教训，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03年他发表了著名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这是一篇脍炙人口、传颂不衰的反清革命檄文。在这篇气势磅礴、笔锋犀利的长文中，章太炎站在鲜明的民主主义立场上，逐条驳斥了康有为的改良谬说。章太炎首先列举了清王朝压迫汉族的历史，指出从清初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屡兴不废的文字狱，直到清末戊戌政变，残杀维新党人，这一系列压迫汉人的罪行都表明满为主，汉为奴，并不存在什么康有为所说的“满汉平等”。其次，章太炎又驳斥了康有为称颂光绪“圣仁英武”的观点。他说，“载湉小丑，不辨菽麦”，因为害怕慈禧太后废置自己，才铤而走险，赞成变法。即使光绪在慈禧太后死后，做起名副其实的皇帝，到那时他也必定是个残杀维新党人的独裁暴君。他针对康有为散布的中国人民“公理未明，旧俗俱在”，因而“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的谬论，指出：“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歌颂革命为“启迪民智，除旧布新”的良药。同时，章太炎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又正面回答了革命必须流血的问题。他批驳了康有为等保皇党人所谓的立宪可以避免流血，指出革命是避免不了要流血的，但“立宪”更要流血，并指责康有为是一个利欲熏心、甘当奴才的市侩。他的这些言论有力地驳斥了康有为反对革命的谬论，较明确地表述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观点。
邹容1885年—1905年，原名绍陶，字蔚丹，四川巴县人。1901年夏天，邹容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决定自费去日本学习。1902年春，邹容东渡日本，进入东京同文书院学习。
在这期间，邹容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的新书籍，如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约翰•穆勒的《自由原论》，以及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的历史书籍。这时邹容所憧憬的是欧美资产阶级的共和国。邹容一边学习，一边积极地参加留日学生的反清宣传，1903年，他从日本回到上海，写出了《革命军》一书。《革命军》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第一部系统地、旗帜鲜明地宣传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思想的名著。全书两万多字，共分七章，全书以饱满的激情、犀利的笔调、通俗的文字，对革命的正义性、必要性，革命的方法、前途等都做了详尽的论述。书中大力倡导天赋人权，以形象生动的比喻、辛辣的笔调，淋漓尽致地批判了清朝统治者，有力地论证了推翻清政府、发动革命的必要性。
《革命军》一开头就热烈地歌颂了革命事业的伟大，他说：“革命！革命！得之则生，不得则死，毋退步，毋中立，毋徘徊。”邹容在《革命军》中，不仅无情揭露清王朝是国内被压迫民族的监牢，而且是帝国主义忠实的走狗。邹容在《革命军》中，还提出了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具体方案，共二十五条纲领。邹容这个建立共和国的纲领，体现了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去取代地主阶级的封建专制制度，用民主选举的总统去更换一家一姓的君主，这对中国社会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邹容在革命的根本问题上，提出了完整的民主主义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纲领，不但摆脱了千百年来农民的“皇权主义”，而且还摒弃了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君主立宪方案，具体回答了当时中国革命的关键问题，这些观点惊动了中国，惊动了全世界。《革命军》以高昂的革命激情，把长期蕴蓄在人民群众心中的阶级仇、民族恨无所顾忌地呼喊出来，它旗帜鲜明、大胆泼辣地“劝动天下造反”，犹如一声春雷，炸开了万马齐喑的中国大地，受到广泛的欢迎。因《苏报》上连续刊登主张革命的文章，引起清政府的震怒，章炳麟和邹容被捕入狱。邹容在狱中受尽折磨而死，年仅20岁。清政府勾结帝国主义制造“苏报案”，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不仅未能阻止革命思想的传播，反而进一步促进了爱国志士的觉醒。
陈天华1875年—1905年，字星台，湖南新化人，留日学生。1903年他写了《猛回头》《警世钟》两本小册子。陈天华以满腔热情，淋漓尽致地批判了各国对中国的侵略罪行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振聋发聩、激动人心。在《警世钟》的一开头，陈天华就以真切的文字刻画了中华民族的深重危机。在两书之中，陈天华以大量的事实详细地记述了自180年鸦片战争以来，列强瓜分中国的危急形势。陈天华对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充满着强烈的愤恨。他义愤填膺地号召，要想与洋人抗争，只有以革命的方式争取民族独立，而不能采取勤王的方法。陈天华认为，只要中国四万万人都敢于抱着必死的决心，各国纵然有精兵百万，也是不足畏的。陈天华还提出了舍小家保大家，为救同胞而死，死得其所等思想，号召国民能够不畏死亡，牺牲个人，成就社会，牺牲现在，成就未来。最后，陈天华以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展望了祖国的美好远景，只要大家能够前仆后继，百折不回，就一定能够建立一个全新的国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他驳斥了保皇派的谬论，指出，要想拒洋人，只有讲革命独立，不能讲勤王。“维新”“立宪”，都是欺人之谈。他的这两本小册子，同样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派宣传革命的锐利武器。
20世纪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广泛传播，缩小了保皇派的市场，扩大了革命阵营，推动了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为众多革命团体的出现以至同盟会的成立，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预示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高潮就要到来。
随着民主革命思想的广泛传播，革命的留学生纷纷回国，继兴中会之后，在国内相继建立了一批革命团体，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华兴会、光复会和科学补习所等。
190年2月，黄兴等人在湖南成立华兴会。1903年春，黄兴从日本回国，6月回到故乡长沙。同年11月11日，黄兴以过30岁生日为名，邀约陈天华、秦毓鎏、章士钊等十多人，商议筹设革命团体等事项。会上决定成立华兴会，对外则声称集股筹组“华兴公司”。190年2月15日，华兴会在长沙正式成立，公推黄兴为会长，宋教仁、刘揆一为副会长。华兴会很快就发展到五六百人，会员绝大多数是从日本留学归来和在国内学堂毕业或肄业的知识分子。为了扩大势力，华兴会筹备在长沙起义。由于缺乏经验，长沙起义计划泄露，10月26日黄兴潜出长沙，逃往上海。大批华兴会骨干纷纷走避东京，为同盟会的成立直接提供了领导和群众两方面的条件。
190年11月，陶成章等人在上海成立光复会。光复会酝酿时间较长。早在1903年冬，浙江留日学生陶成章、龚宝铨就曾两次密商，决定组织革命团体回国起义。190年11月，陶成章等联合江浙一带革命知识分子数十人，在上海正式成立光复会，公推蔡元培为会长，其成员主要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会党、商人和少数地主士绅，从而把光复、复仇、新国、共和联系在一起。
190年7月3日，刘静庵、宋教仁、吕大森、张难先、胡瑛等人在武昌成立科学补习所，先设在武昌多宝寺街，后迁至魏家巷1号。吕大森被推为所长，胡瑛为总干事，宋教仁任文书。以补习文化、研究科学为名义，实行光复汉族、“革命排满”的宗旨。成员主要是青年学生和新军士兵，着重在新军士兵和低级军官中进行革命宣传和发动工作。
民主革命思想的广泛传播和国内革命团体的涌现，使孙中山感到欣慰。他领导兴中会继续在海外从事革命活动。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迫切要求建立一个领导革命事业的资产阶级政党；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和革命团体的建立，为资产阶级政党的建立准备了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到1905年，建立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条件已经具备。1905年夏，孙中山从欧洲到达日本，受到中国留日学生和各革命团体的热烈欢迎。这时，他既为革命形势的发展而喜悦，又感到革命力量的分散，不能适应革命发展的需要。因此，他在各革命团体的领导人中做工作，倡议成立一个全国规模的统一的革命组织，以便领导全国的民主革命运动。7月30日，孙中山和黄兴派人分头邀请各省倾向革命的留日学生在东京举行建立统一革命组织的筹备会。经过热烈讨论，会名最后定为“中国同盟会”。8月20日，中国同盟会简称同盟会在东京召开成立大会，到会者数百人。大会通过了黄兴等人起草的章程。总章第二条规定，以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同盟会的政治纲领。大会推举孙中山为总理，黄兴为执行部庶务干事。在东京设立总部，在总理之下设立执行、评议、司法三部。国内设立东、西、南、北、中五个支部，支部下按省设立分会，国外设立南洋、欧洲、美洲、檀香山四个支部，还决定将刊物《二十世纪之支那》作为同盟会的机关报，后来出版时改名为《民报》。同盟会是第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它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的民主革命进入一个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