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对中国的震动比以前的任何一场战争都要大，都要深远，正如梁启超所说：“唤起吾国四千余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甲午战争中，作为泱泱大国的中国竟为“蕞尔岛夷”的日本所击败，割地赔款，创巨痛深，战时的虚骄自大被惨败带来的震惊和耻辱所代替。《马关条约》的签订和各种显而易见的灾难更引起人们对国家和个人命运的担忧。甲午战后，列强通过政治贷款、金融投资和在华设厂，加深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随着经济附庸地位的加强，中国政局日益为列强所控制。以掠夺矿产和铁路权为中心而掀起的划分“势力范围”的瓜分狂潮更是置中华民族于薪火之上。“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统治者的麻木不仁和加倍的奢侈腐化。而沉沦于社会底层的广大老百姓，尚未医治战争所带来的创伤，铺天盖地的赔款摊派和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又将他们抛入绝境。亡国无日的恐惧和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激起了人们对社会现实的反思和自身历史使命的自觉，人们痛定思痛，除了抨击统治者的腐朽之外，亦引发了对甲午惨败原因的探讨，对祖国命运的思索。日本的获胜从反面论证了维新变法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明治维新的成功为中国的“变法图强”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样板。同时作为参照物，也反照了封建专制制度的腐朽以及故步自封。所有这些，促使关心祖国命运的有识之士，在批判洋务运动之余，产生了对原有政治制度的怀疑：我们败的不是军事，我们败的是政治制度。我们是绝对的君主专制，日本是君主加立宪，已经是一个现代政治制度。包括康有为、孙中山在内，许多中国读书人开始反省，要改变中国就要从制度的变革开始。
甲午战争以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了初步发展。据不完全统计，1895年到1900年，全国各地创办的万元以上的私人企业共有10家，资本总额2300多万元。如果除去直接受官府控制的“官督商办”企业，私人资本的厂矿共有79家，其资本额为1700多万元。新办的厂矿数等于甲午战前二十多年的总和，其资本额则为战前的2.3倍。战后资本主义发展最快的是棉纺织业。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种社会政治力量逐渐成长起来，虽然它仍未达到成熟的地步，但已开始走上政治舞台。民族资产阶级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有所抗拒，也不满意封建势力的压抑，要求改善它所处的地位，取得参与国家政治的权力。由于这个时期投资创办新式企业的主要是一些官僚、地主、商人，他们属于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因而他们发展资本主义、挽救民族危机的要求便通过比较缓和的方式反映出来，即在政治上提出了维新变法的要求，康有为等人便是这一阶层的政治代表。
康有为1858年—1927年，广东南海县人，出身官僚家庭，幼读经史，受业于名儒，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青年时期，他游历了香港、上海，目睹资本主义都市文明，阅读了一些西学的书籍，逐渐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比中国日益衰败的专制要优越，不能再用旧时代看待“蛮夷”的眼光去衡量它们了，渐渐地产生了要求改变现状的革新思想。
1888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当时正值中法战争结束不久，外国侵略者步步紧逼，边境狼烟四起，警报频传。痛感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康有为，第一次写了五千字的上皇帝书陈述“强邻四逼”的形势，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项建议，要求学习西方，实行维新，挽救危局。这次上书当然未能送交皇帝，但表明康有为已把变法的思想，变成正式的建议。这次上书，很快就在一些爱国士子中传诵，康有为在士林中声名鹊起。
1890年，康有为回广州创办“万木草堂”学馆，通过讲学、阐发变法理论，培养了一批维新运动骨干。
康有为在广州万木草堂着力引伸和附会孔子的学说，作为维新的理论依据。其中《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对维新运动影响最深。
在讲学中他既讲孔学、理学、史学，又讲西学，批判古文经学，提倡今文经学。他从中国古代的典章、政治到西方的文明，列强的压迫，民生的凋敝，无所不及，每论一学，或讲一事，总是上下古今，参以欧美事例、世界大势，旁征博引，比较论证。学生们除了读中国古书，还必须读介绍西学的著作，不但要研究经、史学问，还要学习声、光、电、化等自然科学。康有为的讲学，不仅以渊博的知识和系统的分析吸引学生，而且更以对祖国前途的无限忧虑扣击青年的心弦。万木草堂开始有20多名学生，189年增加到100多人。从1891到1898年，万木草堂学生连同康有为在桂林讲学的学生，以及从上海、北京来拜门的学生，一共有千人之多。陈千秋和后来成为康有为得力助手的梁启超、麦孟华、徐勤、欧榘甲等人，就是万木草堂学生中的佼佼者。
在这几年中，康有为一边教书培养人才，一边研究变论，写了不少书籍和文章，着力引申和附会孔子的学说，作为维新的理论依据。在《新学伪经考》中，康有为多方论证被历代统治者奉为神圣的古文经《左传》《周礼》《逸礼》《毛诗》《易经》等书都是假货，是西汉末年刘歆为了替王莽篡汉建立“新”朝提供理论根据的所谓“新”朝之学，是谬托圣人而捏造的“伪经”，完全湮没了孔子的“微言大义”和“托古改制”的原意。《孔子改制考》是借用孔子的名义，发挥“托古改制”的思想，来宣扬变法维新的理论。
康有为在书中，把周秦诸子尊为“托古改制”的祖师，把“六经”说成是孔子托古改制的范本。他认为经典中所称尧、舜的盛德大业，是孔子为了按照自己的理想实行改制而假托古人的言论创作出来的，他自己的变法主张，正是对孔子思想的继承和发扬。在孔子的旗帜下，他附会公羊学派的“三世”说，宣称人类社会就是按照“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顺序演变，愈变愈进步，现在必须通过变法维新，使中国由“据乱世”向“升平世”发展。在这里，孔子已经换上了西装，孔圣人成了“康圣人”的资产阶级维新思想的先师。两书都是借用孔子的权威，来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的进化论和改革思想。这些著作的发表，给顽固势力以有力的冲击，为推行维新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础。
康有为还有一部重要的思想理论著作《大同书》。他从188年起写作《人类公理》即后来刊行的《大同书》，到1898年亡命日本时，已有稿本二十余篇。按照康有为对公羊三世说的解释，从“据乱世”到“升平世”，即从君主专制时代到君主立宪时代，还不是人类社会的最后理想境界，这个理想境界应该是太平世，亦即大同世。在《大同书》里，康有为认为古今中外，芸芸众生，都不免忧患苦难，他也列举了人类社会的不合理现象，如压制之苦、阶级之苦、苛税之苦、贫穷之苦等。康有为说，只有“大同之道”，才能“救人生之苦”。进而详尽地描绘他的“大同”世界。在这个“大同”世界里，人类的物质生活极其富裕，在社会生活中，没有私产，没有家族，没有阶级，没有国家，没有帝王。全世界只有一个总政府，各级政府皆由民选，人人有参政权，这个政府的职能仅仅是管理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康有为的《大同书》是个复杂的思想体系，它主要是儒家公羊三世说、大同思想、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和民主思想、进化论思想以及某些空想社会主义成分等多种因素的杂揉。他在戊戌维新运动时期的政治目标是君主立宪。
1895年康有为在京发起“公车上书”。1895年月，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消息传到北京，群情激愤。康有为适在北京参加会试，即联合各省应试举人，讨论上书请愿，要求拒和、迁都、练兵、变法，建议皇帝立即实行“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戊戌变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2册，1953年，第131页。
的四项大计。康有为说前三项都是“权宜应敌”的策略，第四项才是“立国自强”的根本。变法着重在于实行“富国”“养民”“教民”之法，并主张实行“议郎制”。以府县为单位，每10万户公举一议郎，轮班入值，以备顾问，“上驳诏书，下达民词，凡内外兴革大事，筹购事宜”均由议郎讨论决定，2/3多数通过后，付诸实施，此即有名的“公车上书”。这是康有为的第二次上书，也是资产阶级维新派登上政治舞台的序幕。康有为这一次上书，都察院以清政府已在《马关条约》上签字，无法挽回为理由，拒绝接受。因而光绪皇帝未能看到“公车上书”。但这次上书广为流传，并冲破了清政府规定的士人不得干预政治的禁令，提高了康有为的政治声望，初步形成了康有为在维新变法运动中的领袖地位。后来康有为又连续上书光绪帝，反复陈述变法主张，光绪帝阅后颇为赞许。于是，维新派开始取得皇帝的支持。
康有为的维新活动，一开始就抱住孔子的理论权威和皇帝的政治权威，固然表明他所代表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但在当时仍不失为一种可行的斗争策略。康有为的变法活动引起帝党的注意。光绪帝师傅翁同龢曾亲往会晤，商讨变法。帝党企图利用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力量，通过变法从后党手中夺取实权，富国强兵，资产阶级维新派则希图依靠帝党的支持实现其参政目的。于是两种政治势力联合起来，推动变法运动。
从1895年夏至1898年春，维新派为了团结力量、制造舆论，积极组织学会，创办报刊，开办学堂。1895年8月，康有为在京创办维新派第一份报纸《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宣传西学，鼓吹变法。11月中旬，由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出面组织了维新派的第一个政治团体强学会，团结和影响了不少爱国官吏和知识分子。同月，康有为又赴上海创立强学分会，出版《强学报》。维新派的活动遭到封建顽固势力的反对。御史杨崇伊于1896年1月奏劾强学会，强学会和《中外纪闻》遂遭封禁。但维新风气渐开，已难遏抑。8月，维新人士汪康年、黄遵宪在上海创办以变法图强为宗旨的《时务报》，邀请梁启超任主笔。1897年10月，严复、夏曾佑等在天津创办《国闻报》。两报抨击封建专制统治、传播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社会学说，成为维新派鼓吹变法的南北两喉舌。1897年到1898年，维新人士谭嗣同、黄遵宪、唐才常、梁启超等汇集湖南长沙，开展维新运动。由于维新派的努力和巡抚陈宝箴的支持，湖南维新运动蓬勃发展，为全国之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