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革新运动，打破了闭关锁国的局势，兴办了近代企业，建立了新式海陆军，创办了新学堂，接受外国先进的思想和技术。经过一批有志之士的努力，虽然最终以失败告终，但洋务运动本身给中国带来的影响却不容忽视，洋务运动对中国半殖民地化过程起到了延缓作用。
清政府在和西方的接触中感到自己最缺乏的是船坚炮利，认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近代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认为清王朝一旦掌握了外国的“坚船利炮”，便可以强盛起来。洋务派首先创办军事工业，自1861年至1895年，军事工业总共有20多个，其中，创办时间最早的是安庆军械所，规模比较大的有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和湖北枪炮厂，通称为“四局一厂”。
安庆军械所是清末最早官办的新式兵工厂，1861年由曾国藩创设于安徽安庆，制造子弹、火药、枪炮。科学家徐寿曾在此主持制造中国第一艘轮船。它集合了一批当时中国著名科学技术专家，如徐寿、华蘅芳、龚芸棠、徐建寅、张斯桂、李善兰、吴嘉廉等，还有上百名工人，该所未雇洋匠，没有机器设备，仍采用手工生产成效不大，但它是洋务派创办军事工业的开端。
江南制造总局，简称沪局，该机构成立于1865年9月20日的上海，由曾国藩规划，后由李鸿章实际负责，是李鸿章在上海创办的规模最大的洋务企业。它不断扩充，先后建有机器厂、炼钢厂、炮厂、枪厂、子弹厂等十几个分厂，还设有翻译馆、方言馆等文化教育机构。翻译馆聘请英国人、美国人从事翻译，共译出西方书籍约200种，其中多为科技书籍，也有政治、经济、历史书籍。
江南机器制造局在同治年间是全东亚最大的兵工厂，对于清朝的军事力量以及重工业生产都有提升作用。
金陵机器局，简称宁局，1865年由李鸿章建于南京，其前身是马格里主持的洋炮局。1865年，李鸿章署理两江总督后，将马格里主持的洋炮局由苏州迁至南京并加以扩充，改称金陵机器局。该局主要生产大炮和弹药，产品大都供应李鸿章的淮军及北洋，有一小部分调拨分发给南洋和沿江各省。由于该局的主要技师马格里原是军医出身，并不精通军工生产，所以制造的大炮质量极为低劣。1875年年初，金陵制造局所造的两门六十八磅重炮弹的大炮在大沽炮台试放，发生爆炸，当场炸死炸伤官兵18人。李鸿章要马格里到天津亲自试放，结果同样发生爆炸，马格里因此被李鸿章解职。此后，改由中国人监办。
福州船政局，是晚清政府经营的制造兵船、炮舰的新式造船企业。1866年左宗棠任闽浙总督时创建，厂址选在福州马尾港。
船政局主要由铁厂、船厂和船政学堂三部分组成。1869年6月，船局制造的第一艘轮船“万年清”号下水。船政学堂设制造、航海两班，要求学员分别达到能按图造船和任船长的能力，并派员留学英、法学习驾驶和造船技术。188年中法战争中，福州船政局遭法军严重破坏。战后虽力图恢复，但生产能力大不如前。189年中日甲午战争后更见衰敝。船厂建立之初，聘用法国专家负责管理和工程技术。
187年起，造船业务改由自己培养的技术人员主持。从1866~1907年，船局总计共造成各种船舶0艘。
天津机器局，是清政府特令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于1867年在天津创办的机器厂，以制造火药，供给卫戌京师的军队使用。由于管理腐败，毫无成效，1870年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后，该局改由李鸿章接办，李鸿章从香港招聘外国工匠加以扩充，主要制造火药、子弹，以配合江南制造总局生产的枪炮。
湖北枪炮厂是由张之洞创办。1890年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把他在两个总督任内筹办的枪炮厂随之迁移至湖北汉阳设立湖北枪炮厂，从德国购买机器，制造克虏伯后膛炮等，在华中一带是一所重要的大型工厂。
有了新式武器，还要有新式军队使用它。洋务派的“自强”是从制械和练兵两方面入手的，练兵贯穿于洋务运动的始终，这就是训练新式的陆军和海军。清朝旧有的水师和海防设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暴露出远不能对付外侵的问题。先进的有识之士早有加强海防的呼吁。北洋海军是清政府最主要的一支新式海军，也是洋务事业中筹建时间最长，用钱最多的一项，1875年筹建，1888年正式成军，始终为李鸿章所操纵。大部分舰只购自国外，19世纪70年代主要向英国，19世纪80年代起逐渐转向德国。“定远”“镇远”“济远”“经远”等都购自德国。1879年，李鸿章在天津设立水师营务处，处理海军日常事务。1887年，李鸿章奏准淮系将领丁汝昌统领北洋水师，经营旅顺口和威海卫，使之成为北洋水师的两个主要基地。1888年正式成军时，北洋水师共有大小舰只20余艘。1895年，中日战争，被歼灭于威海口。
洋务运动还兴办了近代民用企业。进入19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民族矛盾上升、发展军工的需要，以及洋务派对西方国家强大的原因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洋务派提出了“求富”的口号。第一，适应经济法则的要求，了解西方国家“以工商致富，由富而强”的途径。知道了“必先富而后强”的道理，觉察到在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的背后，还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作为后盾。主张在学习西方坚船利炮的同时，把一些近代化的经济设施移植过来，以增加清王朝的力量，化弱为强，变贫为富。李鸿章曾说，中国之所以积弱不振，主要是由于贫穷，西方国家领土幅员不如中国辽阔，每年财政收入之多却很惊人，无非是由于他们开采矿产，征收铁路、电报、邮政等税，衡量目前的时势，中国如不早图变计，仿照西方的设施，那么以贫变富，以弱敌强，必将产生严重的后患。认识到国防强大的基础在于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要求能源、钢铁工业与之配套。第二，出于发展军工的需要。洋务派筹办军事工业的进程中，由于耗费巨大，有出无入，日益感到经费的不济。同时，军工的发展也迫切需要获得原料、燃料的供应以及运输、电讯等事业的配合。李鸿章一再指出，机器、船舰“非铁不成，非煤不济”，要求自行开采煤铁，以免受洋商的控制。同时还主张建立新式交通运输工具和近代化的电讯工具，以便使军事工业能够正常运转。军事工业的经营，推动了民用企业的兴起。第三，出于维护民族利益的要求。鉴于洋货入口日增，华民生计日少，白银不断外流，利权日益丧失，因而主张堵塞漏卮，“分洋商之利”，与商人进行“商战”。收回已丧失的一部分利权。当时有许多民用企业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兴办起来的。第四，洋务派对军工企业的苦心经营，在经验、技术、人才方面为发展民用企业提供了一定的基础。
轮船招商局，是中国第一家近代轮船航运公司，也是洋务派兴办的第一个官督商办的民用性企业。1872年，李鸿章奏请清政府，委派从事商船业的富商朱其昂、朱其诏兄弟，在上海设局招集商股，当年计招得四十七万六千多两，定为官督商办，正式开张。
该局开始仅有轮船三艘，后又增加了十二艘。1877年高价收购旗昌轮船公司全部财产，轮船增至三十三艘，组成了一支实力较强的商船队。终因
在外国轮船公司的排挤下，招商局的海外航运，屡受挫折。
开平矿务局，1876年9月，李鸿章派轮船招商局总办唐廷枢赴唐山开平一带勘测，发现此地蕴藏丰富矿产，且质地优良，李遂于次年八月派唐廷枢筹办，并拟定《直隶开平矿务局章程》，招商集股。1878年6月25日，在直隶今河北唐山开平镇正式成立“开平矿务局”。该局不断扩充设备，改善运输条件，1886年成立了开平铁路公司，1889年还购买了一艘运煤船，往来于天津、牛庄、烟台等地。在塘沽、天津、上海、牛庄等港口，设有专用码头和堆栈。该局产煤主要供应轮船招商局和天津机器局，也大量销向市场，获利甚厚。到19世纪末，总资产已近600万两，是洋务派所办采矿业中成效最著者。
天津电报总局，是1879年创办的。洋务派认为，在用兵中“欲消息常通，断不可无电线”。李鸿章在大沽和北塘海口炮台到天津之间，试架中国自建的最早的电报线路成功。翌年10月，设立该局。1882年电报总局改为官督商办，召集股本11万两。
188年，上海至广东线路竣工，总局由天津迁至上海。电报逐步扩充，几乎遍布于全国各重要城市。另外还建立了汉阳铁厂和近代中国第一个机器棉纺织工厂——上海机器织布局。
洋务派在举办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时深感人才的重要性。特别是和外国打交道，因不懂外语，困难极大，有时甚至吃亏误事，为此19世纪60年代初洋务派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首先开办了一批新式外国语学校——同文馆。同文馆聘请外国人为教习，开设英文、法文、俄文、德文等分馆，后来又添设了天文、算学、物理、机械制造、国际法等其他学科的课目。在创办近代军事和民用工业的过程中，洋务派采取的方针是边干边学，如福州船政局开办时即设立船政学堂，并在聘用洋专家的合同中规定，五年内除完成造船16艘的任务外同时要培训中国学生、工人，使其能够独立驾驶并能完成制造任务。19世纪七八十年代，洋务派兴办电讯业，一批电报学堂应运而生。近代海军的建设又推动了水师学堂、鱼雷学堂以及军医学堂的开设。1885年，李鸿章创办天津武备学堂，这是中国最早的新式陆军学校。为了迅速掌握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洋务派还向美国、英国、德国派遣了留学生，后来这些留学生大都学有所成，许多人成为中国各项近代化事业的开山者，如詹天佑设计建造了京张铁路；黄仲良成为沪宁、津浦铁路的总经理；在电讯业方面，国家和地方电报局的负责人几乎全由留学归来人员担任，从而摆脱了外国对这一领域的控制企图。
洋务运动学习西方的一系列举措引起了顽固派的极大不满。顽固派说这是“以夷变夏”，是不耻士林之徒、汉奸。于是主张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洋务派和反对学习西方的顽固派之间发生了激烈的论战。争论的主要内容有两个方面：19世纪60年代后期的京师同文馆招收科甲正途人员学习天文算学之争；19世纪80年代的修筑铁路之争。
同文馆的设立。1866年12月，奕等提出：天文、算学是西方人制造机器船炮诸学的根本，学习西方当从此下手，建议在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科，从满汉举人及恩、拔、岁、副、优贡生中择优招收学员入馆学习，并准许翰林和正途出身，五品以下满汉京外各官中年少聪慧者参加考试，录取后，延聘西人在馆教习，为中国立下富强基础。这一举措像捅了马蜂窝，引起了顽固派的强烈反对，大学士倭仁说：“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
“术数之士岂能使中国变衰为强”《洋务运动》丛刊第2册，第30页。。御史张盛藻说：“臣民之强则惟气节一端耳。朝廷能养臣民之气节，是以遇有灾患之来，天下臣民莫不同仇敌忾、赴汤蹈火而不辞，以之御灾而灾可平，以之御寇而寇可灭”《洋务运动》丛刊第2册，第30页。
使正途科甲出身之官，学习机巧之事，“是重名利而轻气节，无气节安望其有事功哉？”《洋务运动》丛刊第2册，第29页。
对顽固派的反应，奕早有准备，他们首先批评了那种把学习外国作为耻辱的保守观念，指出天下之耻，莫耻于不如人，我们不以不如人为耻，反以学习人为耻，这怎么能够雪耻？像日本这样的小国尚能够发愤向外国学习，独中国因循积习，不思振作，这才是最大的耻辱。对倭仁的腐朽空言，奕提出长篇奏折加以反驳，强调自强和学习西方长技的必要性。其后倭仁再次上疏，坚持反对请外国人做教师。清廷又将其奏折公布讨论。由于习惯势力太大，加之慈禧态度暧昧，利用反对派牵制奕，使同文馆开科学班的计划虽经批准，却效果不佳，正途报考者很少。社会上对洋务派的骂声一直不绝于耳，“鬼子六”成了奕的别号。
围绕在中国修铁路问题，洋务派与顽固派的斗争最为激烈，持续时间也最长。187年李鸿章觐见奕，极力建议修筑铁路，奕虽同意他的意见，却认为“无人敢主持”。1876年，英商在上海建造的吴淞铁路因火车压死人，引起民怨，被清廷以万两白银收购拆毁。福建巡抚丁日昌在李鸿章支持下，将拆下的铁轨、车辆运到台湾，计划筑路，又因经费无着搁浅。顽固派等人纷纷上折，说修铁路要惊山神、坏风水、夺民利、扰社会，朝廷否定了洋务派的意见。在这种情况下，李鸿章一面设法走光绪皇帝父亲奕譞的门路，苦心相劝，以求支持；一面在自己控制的开平矿区擅自动工，修筑唐山至胥各庄铁路，直到建成才报告朝廷，并故意把铁路说成“马路”。这是中国人自己修筑的第一条铁路。这条铁路后来在奕譞的支持下延长到大沽和天津，但当年李鸿章企图把它继续伸展到北京附近的通州时，又遭到朝廷大臣更大规模的反对，津通铁路计划难以实现。
洋务派和顽固派一样，也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成员，其学习西方的目的是维护清王朝的地位。但是这两派间的争论却是近代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之争，是顺应世界潮流的改革者和阻挡历史前进的守旧派之争。两派势均力敌，难分胜负或者互有胜负。不过论战无疑会促使越来越多的人关心西学、研究西学，则其结果必然是洋务派队伍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