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是在19世纪中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条件下兴起的。国际上，19世纪中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如英、法、美等国资产阶级的统治已经巩固确立，产业革命已经完成，资本主义正处于自由竞争的黄金时代，经济发展迅速，创造了人们难以想象的财富。正如《共产党宣言》所说的，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集，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256页。
然而生产力的大发展，生产的日益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发生日益尖锐的矛盾，好象瘟疫般的周期性经济危机，给资本主义制度带来极大的威胁。资产阶级为了逃避危机的袭击，一方面不得不消灭大量生产力，另一方面夺取新的市场，更加彻底地利用旧的市场。它们把侵略的触角竭力伸得更远，用贪婪的目光窥伺着整个世界。幅员广大、资源丰富而古老落后的封建中国就成为资本主义列强掠夺侵略的主要对象。商品、鸦片和大炮就成为它们侵略中国的主要手段和三部曲。180年，由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所发动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打败了社会制度腐败、军备落后的清朝，签订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古老的中国关闭着的大门，开始被西方资本主义的重炮轰开了，接着，从1856年到1860年，为了进一步深入中国内地，攫取更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特权，以便迅速打破小国社会自然经济的顽强抵抗，把中国开拓成为他们最广阔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供给地，英法两国组织联军，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美国同时趁火打劫，敲诈勒索，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又一批不平等条约。从此，外国资本主义侵华势力升堂入室，急剧扩张起来。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和扩张，还接二连三地制造了严重的边疆危机，使中华民族同资本主义列强的矛盾日益上升和尖锐起来。
而这些“小夷”即西方国家又远非历史上骚扰中原的“夷狄”可比，是经济技术与政治制度远比中国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对此，“忌嫉之无益，文饰之不能，勉强之无庸，向时中国积习长技，俱无所施”
冯桂芬《制洋器议》，《采西学议——冯桂芬马建忠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年，第75页。
迫使人们去寻求一种比较现实的抵制办法。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侵略，特别是大规模的商品输出，加速了中国自然经济的瓦解过程，使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成为一种客观的历史趋势，又促使人们通过引进西方机器设备和科学技术去适应这一趋势。同时，中国开始与世界建立起联系，中国人开始走出国门，面向世界。西学经过欧美传教士和使节领事带进了中国，也通过越来越多的出国、出使和留学人员带回了中国，这就为忧怀时事、留心世务和追求真理的人们提供了日益丰富而且新颖的思想资料。此外，俄国与日本效法西方迅速得以振兴，也为中国提供了新的参照系和榜样。冯桂芬说：“近事俄夷有比达王者，微服仆于英局三年，尽得其巧技，国遂勃兴。……前年西夷突入日本国都，求通市，许之；未几，日本亦驾火轮船十数遍历西洋，报聘各国，多所要约，诸国知其意，亦许之。日本蕞尔国耳，尚知发愤为雄：独我大国将纳污含垢以终古哉？”冯桂芬《制洋器议》，《采西学议——冯桂芬马建忠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年，第77页。
李鸿章看到各国蒸蒸日上，186年春致函恭亲王说：“日本以海外区区小国，尚能及时改辙，知所取法，然则我中国深维穷极而通之故，夫亦可以皇然变计。”《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25卷，第10页。
经过两次西方列强发动的侵略战争之后，尽管清朝统治阶级中最腐朽顽固的势力，仍在高唱“天朝上国”“世界中心”的老调中自欺欺人。但是，严酷的现实使得统治阶级中另一部分人开始感到“闭关政策”已经破产，形势逼人。他们不能不承认，这些远渡重洋而来的外国人确实有其所长，感受最突出的便是这些国家船坚炮利、工商发达、国力强盛。清朝则相形见绌、财政空虚、军备废弛。他们认为，在这些方面要向洋人学习。他们在灭亡的恐惧心理之下，被迫采用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技术，来应付急剧变化的世界局面和潮水一般涌来的西方势力，以求得清朝这只封建主义的大船不致在惊涛骇浪中沉没下去。
“洋务”一词是由“夷务”演绎而来的。“夷”“洋”二字，本来之义互不干涉，亦无厚薄之殊。但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民族之间与近代历史上国家之间的交往发展中，诚如陈旭麓所说，“它们不仅有文野的区别，而且有过新旧递嬗的关系”
陈旭麓《辨“夷”“洋”》，《近代史思辨录》，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年，第22页。。在我国古史上，早有南蛮、北狄、东夷、西戎之说，所谓蛮狄夷戎都是相对于“华”“夏”的四方部族。由于经济文化的巨大差异和历代互相征战，华夏被视为文明礼义之邦和天下的中心，而夷狄则是化外之区，“严夷夏之大防”成为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到了鸦片战争前后，“夷”的范围扩大了，西方各国梯航而至，用坚船利炮和物美价廉的商品敲开中国久已封闭的大门，于是在公私书牍中出现了“英夷”“法夷”“米夷”“夷酋”“夷商”“夷语”“夷船”“夷馆”一类的字眼。与这些国家有关系的事务被称为“夷务”，了解外国情况称之为“悉夷情”。“筹夷”“防夷”成为朝野上下有识之士的热门话题。魏源著《海国图志》，其所标明的宗旨即为“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师夷长技以制夷”。由于这些外国势力都是从海上而来，所以鸦片战争时期的“防夷”即“防海”“筹夷”即“筹海”，继魏源《海国图志》之后，出现了一系列关于“筹海”的著作，“谈瀛海故实”成为一时风尚。
在“夷务论”盛行之时，“洋务”一词已经出现。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洋务”一词用者渐多，“洋务”论逐渐取代“夷务”论在官私文书中的主导地位。不少官员的议论也相应改变。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出于外国的压力，另一方面也是出于中国人对国际事务认识的提高。
19世纪60年代之后，不仅洋务论渐占主导，而且洋务的内涵也日益扩大。最初人们把办理外交称为洋务，后来人们又把采用外国先进设备、翻译和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筑路、开矿、兴办学堂、派遣留学生、筹办海军海防等都称为洋务。1881年，张之洞补授山西巡抚，在太原设洋务局，他把凡与洋人发生联系的事物，诸如天文、算学、格致、舆地、公法、条约、语言、文字、枪炮、兵械、电气、矿学等，一概称之为洋务。可见，洋务已成为“一时之世风”，成为“一时舆论之趋向”。除了顽固守旧的人们耻谈洋务之外，凡主张务实或追求社会文明进步的人，无不倾向于洋务。洋务官僚倡导洋务，进步知识分子鼓吹洋务，洋务无庸置疑地成为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社会新思潮的一面共同旗帜。
他们打着“求强”“求富”的旗帜，出面倡导和推行了以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引进机器生产为中心内容的“自强新政”。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洋务运动，这些出面倡导和主持洋务运动的人，则被称为洋务派。
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在中央主要有恭亲王奕和军机大臣文祥等人，在地方则主要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以及后起的张之洞等有军政实权的督抚。随着“自强新政”的推行，这些人的权力也日益膨胀，在清政府的内政、外交、军事等方面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洋务派的思想主张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时局观——“千古变局”，力求把握机遇。“变局论”出现于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188年，徐继畲在《瀛环志略》中指出印度与南洋诸岛国在明代以前均很弱小，今则变为西方诸国埔头，于是惊叫为，此古今一大变局。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变局论”已成为洋务论者共同的时局观。1861年，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再次明确提出“变局论”。他们认为西方各国“叩关互市”“人居内地”“此乃中国一大变局，三千余年来未之有也”《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25页。
时代在前进，历史在发展，中国与世隔绝、闭关自守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华夷”由隔绝到联属，中国由闭关自守到开关互市，这种变局对中国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洋务派还认为应正确分析当前形势顺应时代潮流。
可见，洋务运动的变局论着眼于历史演变，立足于社会现实，看到了中国的发展趋势。
第二，自强观——师其所长，夺其所恃。西方不仅轮船火器先进，而且历算之术、格致之理也在我们之上。自强之道，在于借鉴诸国富强之术，采西学，制洋器。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中国多秀民，聪明智巧并不亚于外国人，甚至在他们之上，完全可以做到“出于夷而转胜于夷”冯桂芬《采西学议》，《采西学议——冯桂芬马建忠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年，第8页。
以中国人之才力，必能驾而上之。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大都有类似的主张，都赞同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
第三，求富观——工商立国，振兴商务。洋务派看到五口通商后外贸发展，丝茶为出口大宗、富国大源，更主张开发矿产，发挥地利，以为裕国之道，通商以来进口洋货日增月盛，出口土货却年减一年，为扭转这一局面，塞漏卮，收利权，李鸿章提出了比较全面地发展工商业的方案，洋务派先富后强、工商立国的认识，振兴商务、收回利权的要求，反映了资本主义经济即将取代封建主义经济的历史趋势。
第四，人才观——废八股、改科举。自清代中叶始，先进思想家就开始抨击八股取士的科举考试制度，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一书中，专门写了《改科举议》《广取士议》等，指出八股取士，所取非所用，所用非所学，主张废八股，改科举，改会试，停武试，停捐输，考试内容改为解经、古学、策问三者，并主张以功名奖励工艺技术人员，能工巧匠及聪敏才智之人仿制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