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田亩制度》是太平天国在革命过程中颁布的革命纲领。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在北伐和西征的同时，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权建设，制定了各种崭新的制度，最为重要的是1853年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
洪秀全早在宣扬敬拜上帝之初，就憧憬着建立一个“天下共享太平”的地上天国。他在《原道醒世训》一文中谴责了“世道乖离，人心浇薄，所爱所憎，一出于私”的社会弊端，明确提出“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不应存“此疆彼界之私”，不应起“尔吞我并之念”。金田起义之后，杨秀清、萧朝贵的起义文告中也明确揭示出太平军起义的目的是推翻清王朝的统治，解放被压迫的广大人民，同享太平之乐。
中国历来是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大国，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农民的土地问题是个重要问题。这个问题解决得如何，关系历代政权的兴亡治乱和社会经济的繁荣衰替。《天朝田亩制度》是太平天国1853年颁布的，以解决土地问题为中心，它包括土地制度、国库制度和乡官制度等内容。土地制度的基本精神是取消封建土地所有制，重新分配土地，建立某种公有制的社会体制，以实现“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原则。田地按产量分为九等，分田按照人口，“杂以九等，好丑各半”。不论男妇，几年满16岁都可以分到一份土地，15岁以下减半。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是《天朝田亩制度》的精华所在，并进而成为太平天国立国的一个重要原则。直到185年6月东王杨秀清在答复英人质问时仍郑重声明：“田产均耕一事是也，人人皆是上帝所生，人人皆当同享天福，故所谓天下一家也。”
国库制度主要是分配制度，规定产品除留全年食用外，剩余产品一律缴入国库，个人不得私有。各家婚丧喜事，都由国库开支，按照规定，“不得多用一钱”“通天下皆一式”。老弱残废、无依无靠的人，由国库供给。
乡官制度即社会组织制度，规定居民以二十五家为一个生产、行政和社会生活基层单位，和军队一样，五家为“一伍”，设伍长管理；二十五家为“一两”，设两司马管理。两司马督率伍卒进行生产，“力农者有赏，惰农者有罚”“凡天下，树墙下以桑，凡妇蚕绩缝衣裳。凡天下，每家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凡二十五家中陶冶木石等匠，俱用伍长及伍卒为之，农隙治事”。这里所描绘的是一个典型的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社会的蓝图。
《天朝田亩制度》还规定了一些提高妇女地位的政策。“凡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妇”。这就规定了男女经济平等。还规定“几天下婚姻不论财”，这就废除了封建的买卖婚姻制度。这些解放妇女的政策，是农民战争史上的创举。
《天朝田亩制度》希望通过这样的改革方案，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天朝田亩制度》坚决地否定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强烈地反映了农民反对地主阶级残酷剥削的要求和获得土地以摆脱贫困、实现温饱的渴望。《天朝田亩制度》虽然充分地反映出农民的土地要求，但它是要在小生产的基础上废除私有制、平均一切财富，是农民的平均主义思想。这种方案不可能使社会生产力向前发展，相反会使社会生产力停滞在分散的小农经济的水平上，把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理想化、固定化。因此，它又具有违反社会发展规律的落后性，它提出的平均分配土地的办法，只能是农民小生产者的一种幻想。这个文件还规定天王的高度集权，官员的世袭制等，都表现了封建的等级关系。
《天朝田亩制度》既具有革命性，又具有封建落后性，这个矛盾是由农民小生产者的经济地位决定的。太平天国领袖们绘制的平分土地和社会经济生活的图案，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他们为了适应现实的迫切需要，就不得不采取一些较为切实可行的措施。大约在《天朝田亩制度》颁布后不久，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等根据天京粮食供应紧张的情况，向洪秀全建议在安徽、江西等地“照旧交粮纳税”。这个建议，经洪秀全批准施行。实行“照旧交粮纳税”的政策，就是仿照清朝的办法，即地主是田赋的主要交纳者，征收地丁银和糟粮。这表明太平天国承认地主占有土地，并允许地主收租。封建的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虽然受到冲击，但并没有改变。
《资政新篇》是太平天国后期颁布的社会发展方案。1859年洪仁玕从香港来到天京，洪秀全封他为干王，“总理朝政”。不久他提出了一个统筹全局的改革方案——《资政新篇》。洪仁玕1822年—186年是洪秀全的一个族弟，在洪秀全创“拜上帝教”的时候，他就积极参加，随同洪秀全做宣传工作。金田起义时，洪仁玕在广东清远县教书，闻讯赶赴桂平后，太平军已移营他去。为逃避清军的追捕，1852年移居香港，多年的香港生活，使他较多地接触了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科学文化，成为一个受资产阶级影响较深的知识分子。
《资政新篇》从“因时制宜，审势而行”的原则出发，根据中国的实情和当时世界的潮流，提出了一系列革新的主张。其基本思想，是要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和进行一些相应的上层建筑改革。在洪仁玕所构想的新国家的蓝图中，不仅允许贫富差别，甚至还有百万富翁的存在。他完全撇开了《天朝田亩制度》所倡导的“天下大家处处平均，人人饱暖”的绝对平均主义倒退方案，并很含蓄地指出：“今之人心风俗，皆非古昔厚重之体，欲清其病源，既不可得，即欲峻补，其可得乎？此皆为邦大略，小弟于此类凡涉‘时势’二字，极深思索。故于古所无者兴之，恶者禁之，是者损益之。”可见，《资政新篇》完全是着眼于现实与未来，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改革方案。洪秀全对《资政新篇》作了仔细的批示。除对其中讲到不杀人、诫杀人的两处表示反对外，大体上采取肯定和赞同的态度。说明这位农民知识分子出身的领袖的思想认识也并非一成不变。
《资政新篇》的主要内容是：在政治方面，主张“禁朋党之弊”，反对“结党联盟”，加强中央集权，并学习西方，制定法律、制度。他没有提出用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取代封建专制主义，但是，字里行间透露出对西方政治制度的肯定和羡慕。主张政权既要“自大至小，由上而下，权归于一”，又要反对封建专制的倾向，设立不受一般官吏节制的“新闻官”和意见箱，尊重社会舆论和听取群众意见。经济方面的内容是资政新篇的核心，《资政新篇》的主题就是效法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制度，建立以机器工业为主的经济体系。他主张发展近代工矿、交通、邮政、银行等事业，同时提出奖励民间制造火轮车、轮船及其他“器皿技艺”“准专其利”若干年，“准其自售”，以大力发展民间企业。尤其是提出“准富者请人雇工”，对穷人“宜令作工，以受所值”，这就把向西方的学习，从生产领域扩展到生产关系领域，即开始提倡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制了。在思想文化、风俗习惯方面，建议设立新闻官和新闻馆，破除陈规陋习，主张设学馆、医院、育婴堂等社会福利设施，禁庙宇寺观，禁溺婴及买卖人口，禁使用奴婢，严禁鸦片。此外，在外交方面，提出同资本主义国家自由通商，进行文化交流与平等往来，奖励外国人在华投资，但外人不得干涉太平天国的内政。
《资政新篇》不只是看到西方先进国家和正在兴起的国家技艺之精，而尤其强调了它们政教体制的“善法”。认为要建设一个新的国家，不应当再走中国传统的老路，而必须学习当时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和科学技术。《资政新篇》是我国第一个比较系统的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性文献，反映了先进的中国人在鸦片战争后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要求，试图使太平天国赶上时代的潮流，具有明显的进步意义。
《资政新篇》这一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文献在太平天国却并未发生多大的实际影响。洪秀全对《资政新篇》的基本精神是肯定的，这一文件是经他赞同批准颁发的。但是，这一文件，在太平天国广大官员和群众中，却没有激起什么反响，人们对此并不关心，未产生兴趣。它在施政实践中并无地位。主要原因是，洪仁玕的这些思想和主张与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战争既没有思想渊源上的联系，也不是农民战争实现的产物，它不反映农民当时最迫切的利益和要求。最要害的是，对于土地问题，即《天朝田亩制度》中的核心内容，它却只字未提。在当时的中国，提倡发展资本主义是有进步意义的，但是如果不推翻封建主义政权，不消灭作为这个政权基础的封建的土地关系，顺利发展资本主义就是一句空话。如果将这一文献和《天朝田亩制度》相比，可以说，《天朝田亩制度》要求用革命的方法把土地从封建者手里转移到农民手里，使农民摆脱封建土地关系而得到解放，这实际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但是《天朝田亩制度》的作者不懂得这一点。而《资政新篇》的作者所设想的直接就是资本主义工商业得到发展的新社会，但是却脱离了农民革命的现实斗争任务，没有找到到达资本主义新社会的必由之路。因此，可以说，从适应农民革命的现实斗争需要看，《资政新篇》远不及《天朝田亩制度》，而从它们的内容所达到的时代思想的高度看，《资政新篇》又远超过《天朝田亩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