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变化，人们在思想领域也发生了一些相应的变化。历史唯物主义指出：人们的意识是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的。鸦片战争时期士大夫思想的变化，正是反映出那时的民族危机和封建统治危机引起了人们的生活条件、社会关系的变化，引起了社会存在的变化。
回顾一下鸦片战争以前的半个世纪思想界的状况，主要是颂扬封建统治，讴歌“升平盛世”，现实生活中的矛盾极少反映出来，思想领域里充满一片冷落寂寞。半个世纪前，坚守封建伦理的程朱理学依旧是统治者表彰优宠的正统思想。决口不谈政治，就是他们的政治态度。士大夫中虽然有人对当前统治流露出一些不满，也是隐蔽曲折的。那时士大夫里面很少有集中抨击封建统治的，更没有人去注意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关系。甚至嘉庆年间的白莲教起义对封建统治的沉重打击，也没有在士大夫们的认识上引起什么风波。
这是由于长期停滞的社会生活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中国与西方的矛盾尚处在初期，清政府的统治也比较巩固，比较有力。半个世纪以前严重的阶级矛盾，在士大夫看来，只要群众不起来“造反”，或“造反”而不过度摇撼封建统治，就不是严重问题，就可以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180年的炮声轰醒了长年沉湎于程朱理学、仕途经济的中国知识分子，资本主义的步步入侵和封建统治者的腐败无能加速了中国士大夫集团的分化。在严酷的社会现实面前，中国的知识分子终于从过去“天朝大国”“长治久安”的幻想中看到即将亡国灭种的危势。先进的知识分子转而关心祖国的危亡，民族的灾难。他们“慷慨论天下事”，积极寻找改革之道。他们提出“更法”“改制”“师夷长技以制夷”等方针给以后的改革者和爱国者很大的启迪，对近代的思想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经世致用思想是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一种传统精神。它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其强弱显隐程度直接受到外在历史环境的左右。一般说来，社会平稳安定，封建专制统治强劲有力时，经世致用观念就隐而不彰，藏而不露。一旦社会危机四伏，封建专制统治衰弱，内忧外患纷至沓来之际，经世致用意识就会活跃起来，明末清初是一个显著的例子，19世纪初期也同样是如此。
乾嘉时期，由于久处承平之世而且统治阶级文网严密，士人学者皆不敢妄谈时政，纷纷转向故纸堆，从事名物训诂，典章考据，经世致用意识大大淡化了。当时始终不能忘怀于经世致用的只有少数的第一流学者，如戴振、章学诚等。他们的言行举止，无不充斥着强烈的经世致用倾向。但是，他们的经世致用思想因缺乏人们的响应、支持，只能深藏在儒学的底层，声气孤寂而终。
嘉道以来，王朝江河日下，末世衰象日渐显露，社会危机如火山喷发般逬射出来，尤其是道光年间，又有西方殖民者挟商品、鸦片、坚船利炮东来，更造成了一种千古未有的社会大变局。深重的内忧加上日亟的外患，唤醒了一部分先觉士大夫的经世致用意识，他们纷纷离开书斋，把目光投向政治，投向现实社会，欲以自己的满腹经纶来匡济天下，力挽狂澜。于是，万马齐喑的清代学术界，又响起了“经世致用”的大潮音，沉寂已久的经世致用思想重新活跃起来，成为晚清学术运动之主流。除了上述社会历史条件之外，晚清经世致用思想的兴起和盛行也与统治者的提倡密切相关。道光帝即位之初，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一方面整伤内政，一方面呼求经世致用之才的出现。他认为“经之学，不在寻章摘句，要为其有用者”
《清宣宗实录》卷351，中华书局，1986年，第17页。，并指出“通经致用，有治人而后有治功，课绩考勤，有实心而后有实政”《清宣宗实录》卷351，中华书局，1986年，第17页。
因此，他反复强调“士不通经，不足致用”，也积极提倡经世致用。简单地说，通经致用就是指通晓经术以达到实用目的。“君王好高髻，城中高一尺。”道光帝的提倡激起了士大夫们趋之若鹜地从纯学术转向经世致用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