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走出中世纪之前，中国和西欧分处欧亚大陆两端，彼此遥遥对视，犹如隔雾看花，“一个世纪接着一个世纪，西方人看东方是神秘的东方，东方人看西方是奇异的西方”。
1298年威尼斯商人、冒险家马克•波罗撰写了其东游的沿途见闻的一本书籍——《马可•波罗游记》，中国这一古老的东方大国就成为西方羡慕、憧憬、向往的风水宝地。所以，当西方殖民者“首次开创世界历史”的时候，中国自然也成为其最富吸引力的猎取目标。葡萄牙是最早入侵中国的国家之一。它不过是一个人口150万的小国，于198年绕道非洲好望角，于1511年攻占了马六甲，并于151年抵达中国东南沿海一带。正是该国的海上冒险家们为近代的中西关系定下了基调。同时由于欧洲人开拓市场、进行资本原始积累以及传播宗教的“狂热”，早在15世纪就研究世界，四处探险，逐步开创了欧洲影响全球的近代世界格局，中西平行而又孤立发展的格局也被打破了。当西方通过殖民掠夺和原始积累，完成了工业革命，相继从封建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时候，中国则沉缅于天朝大国、四夷宾服的文治武功中，海外事势夷情，平日置之不讲，越来越虚骄自大，缺乏进取，以致于作茧自缚，闭关自守，停滞不前。可以说直到180年鸦片战争之后，为了反抗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侵略和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先进的中国人才从自卫的角度出发，被动地去探求世界，研讨新知，向中国民众介绍世界，向世界人民介绍中国。
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是一把锐利无比的双刃剑，它兼具先进性和侵略性的双重性质。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经济上，“在它的不到100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特别是资本主义大工业创造了近代交通工具和近代化市场，使得它能够“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②。政治上，欧洲启蒙思想家提出的“天赋人权”“三权分立”以及“自由、平等、博爱”等资产阶级政治学说，犹如流星一般划破了中世纪黑暗的天空，不仅动摇了当时的封建专制统治，也给宗教迷信带来了猛烈的冲击，显示了新生资产阶级的强劲活力。由此可见，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相比，是在‘自由’‘平等’‘民主’‘文明’的道路上向前迈进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一步。”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本主义西方首先是生气勃勃的“先进西方”。
然而，资本主义又代表着一种掠夺制度，它在“新时代的商业民族中的发展，是和暴力掠夺、海盗行径、绑架奴隶、征服殖民地直接结合在一起的”。
为了寻求商品倾销市场和原料产地，西方殖民者比任何时候都更急于寻找殖民地，也就是寻找一些工业欠发达，保留着一些宗教制度特点的国家，他们将侵略和掠夺的触角伸向各地，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着扩张和奴役，使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沦为他们掠夺的重灾区。因此，对于当时的殖民地来说，资本主义西方又是残暴冷酷的“侵略西方”。可见，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是一把锐利无比的双刃剑，它兼具先进性和侵略性的双重性质。
但是，“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
西方的侵略战争，使得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中国从此走出了自我封闭、自我陶醉的梦幻奇境，开始认识世界和走向世界。逐渐汇入世界资本主义潮流之中，迈上了近代化道路。因此，若站在世界历史的角度上考虑，西方的殖民扩张，消灭了清王朝长期的孤悬独立状态，使它卷到文明中来了，推行所谓文明制度。这的确又具有积极意义，是值得肯定的。
180年，英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中国历史的发展从此发生重大转折。19世纪初，英国已经基本上完成工业革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最强大的国家。19世纪中叶，这个只占世界人口2%的岛国生产的工业品约占世界工业总产量的5%，并占有世界商船舰队数量的1/3，拥有全世界国际贸易总量的1/5。为了对外扩张、掠夺殖民地、扩大商品市场，英国先后打败了西班牙、荷兰、法国，成为“海上霸王”，在美洲、非洲、亚洲、大洋洲建立了号称“日不落”的殖民大帝国。在亚洲，英国占领了印度，并入侵阿富汗、新加坡和缅甸等国家和地区，它的下一个侵略目标就是中国。英国对华贸易长期处于入超状态，英国工业品遭到中国自然经济和闭关政策的顽强抵抗，销量不大，而英国商人却需要用大量银元购买中国的茶叶、生丝等商品。于是，英国殖民者以走私毒品——鸦片作为改变贸易逆差的手段，强迫殖民地印度种植鸦片，再由英国东印度公司垄断收购、加工，然后走私到中国贩卖。据不完全统计，鸦片战争前0年间，英国运入中国的鸦片约有0万箱，从中国掠走了3亿至亿银元。鸦片走私不仅使英国鸦片贩子和英国东印度公司获得惊人的暴利，而且英印殖民政府通过征收鸦片税，英国工商业资产阶级通过中、印、英三角贸易，英国政府通过征收进出口税，都获得了巨额收入。
英国的鸦片走私不仅造成了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和财政危机，还导致银贵钱贱，加重了劳动人民的负担，并且直接毒害了中国人的身体和精神，马克思曾经愤怒地谴责，“非法的鸦片贸易年年靠摧残人命和败坏道德来填满英国国库”。中国人民强烈反对鸦片贸易，是理所当然的。清政府实行禁鸦片措施，特别是钦差大臣林则徐1839年6月在广东虎门销毁收缴鸦片的行动，完全是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的正义行动。由于中国的禁烟运动，英国加紧了发动侵华战争的准备。180年月，英国国会通过了对华战争的决定。同年6月，英国侵华舰队封锁了珠江海口和广东海面，鸦片战争正式爆发。
鸦片战争以清政府的失败而告终。182年8月29日，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183年10月，又签订了中英《虎门条约》。美国、法国等西方列强趁火打劫，也逼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18年7月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10月签订了中法《黄埔条约》。
通过这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英国等西方列强在中国攫取了大量侵略特权。如：割占香港岛，破坏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外国船舰可在中国领海自由航行，破坏了中国的领海主权；外国人在华不受中国法律管束，享受领事裁判权，破坏了中国的司法主权；协定关税，破坏了中国的关税主权；等等。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的社会性质开始发生质的变化。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
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中国社会发生了两个根本性的变化：其一，独立的中国逐步变成半殖民地的中国；其二，封建的中国逐步变成半封建的中国。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资本主义列强不仅控制了中国的独立主权和财政经济，而且操纵了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破坏了中国领土的完整，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许多城市建立了租界，它们在租界内实行一套完全独立于中国行政系统和司法制度的殖民地制度，使租界成为“国中之国”，成为对中国进行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侵略的基地，成为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化的重大象征。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列强掀起了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狂潮，并获得了在中国领土驻兵的特权，特别是享有所谓的“领事裁判权”，规定各列强在华之人一切民事、刑事诉讼，“中国官员均不得过问”。这些条约成为中国丧失完整独立主权的一个重要标志。
资本主义列强在侵犯了中国主权的同时，还控制中国的财政经济。战后列强逐渐控制了中国的商品市场，还加紧对中国进行投资活动，并已垄断了中国的航运业、轻工业和金融市场。据不完全统计，从1895年到1900年，外国在华建立的洋行，投资白银在1亿两以上，他操纵和垄断了中国轻重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等许多行业，成为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进行直接压榨与掠夺的重要手段。甲午中日战争后资本主义列强还通过大量政治性贷款，控制清政府，操纵中国财政。从此，中国除田赋以外的所有重要税收，都被资本主义控制。
八国联军侵华后，西方列强在京津一线至山海关等战略要地驻扎军队，并在北京东交民巷专设“使馆区”。从此“使馆区”就成为“国中之国”，清王朝也成为了资本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
资本主义除了采用政治、经济、军事等压迫手段外，“对于麻醉中国人民的精神的一个方面，也不放松，这就是它们的文化侵略政策。传教，办医院，办学校，办报纸和吸引留学生等，就是这个侵略政策的实施。其目的，在于造就服从它们的知识干部和愚弄广大的中国人民”。
第二，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给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了客观条件和可能，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始终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最突出的就是外国商品的倾销，造成中国城乡手工业的迅速衰落和破产。一方面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解体；另一方面又促使这个时期中国农业生产向商品化的转化，这种商品化的发展，说明中国农村日益成为外国资本主义的原料供应地。自然经济的破坏，给资本主义提供了商品市场，而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破产，又给资本主义提供了劳动力市场，外资企业的投资利润也刺激了中国一些富有者兴工设厂的愿望。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从其产生开始，就受到外国资本势力，本国封建势力和官僚买办资本势力的多重压迫，在坎坷曲折的道路上艰难挣扎，大部分民族资本企业资金少，规模小，设备简陋，技术落后，劳动生产率低下，难以形成完整独立的工业体系，而在华的外资企业资金雄厚，技术力量强，又加之外国资本凭借各种特权在中国倾销商品，为所欲为，使民族资本备受打击和排挤。总之，虽然西方列强的侵略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但西方资本的无孔不入和本国反动势力的腐朽统治使得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始终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
第三，资本主义与中国封建势力相勾结，构成统治中国的社会基础，成为近代中国贫穷落后的总根源。
第四，由于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使中国经济不发展，政治不进步，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程度，是世界罕见的。
第五，由于中国是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或半统治之下，实际上处于长期的不统一状态，又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因此，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表现出极端的不平衡。
随着社会性质的变化，社会主要矛盾也发生了变化，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战后，中国的社会矛盾变得复杂化了，又增加了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并且这种矛盾地位越来越突出。毛泽东同志说：“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结构也发生变化，开始出现买办商人和工人。鸦片战争后，随着对外贸易的扩大和外国在华投资的增加，在通商口岸出现了一批为外国商行推销商品和收购土货的买办商人。鸦片战争后，取消了行商制度，外商可以自由雇佣买办。买办的主要任务是帮助推销商品、收购货物，成为外商业务的代理人，其除了从外商处领取薪金外，还可以提取佣金。以后许多掮客、商人也加入买办行列，其中有不少是原来在广州的行商和鸦片贩子。19世纪0年代，虽然买办商人的人数还不多，但他们已经在社会上初露头角。由于他们与外国侵略者有密切的联系和共同的利害关系，同时他们在经济上又有相当的实力，因此开始受到清朝地方大吏的器重。如上海美商旗昌洋行的买办商吴健彰，原是广州同顺行的行商，略懂英语，与外国人交往甚密，五口通商后到上海，出资捐得候补道，188年3月奉清政府的命令协同上海道员咸龄镇压青浦人民的抗英斗争。1851年，他署理上海道，成为中外反动势力相互勾结的牵线人物之一。
买办与外商之间存在着雇佣关系，并发展成为一种买办制度。双方订有契约：买办是外商企业中中国籍职工的头目，负责对其他中国籍职工的雇佣和监督管理；承担经理外商企业和中国商行人之间的业务往来，垫付流动资金，担保钱庄票据和中国商行人信用；外商给买办的报酬有薪金和佣金，以佣金为主；外商雇佣买办，一般都要求他们提供物质保证，如现金所谓押金或寄库金、股票、证券、地契等，雇佣条件由双方签订合同，到外国领事馆备案，中国政府无权过问。
外商向内地市场推销洋货和收购土货出口，一般总是首先通过买办及买办自己独立经营的庄号的业务网络，而买办则要凭借洋行的庇护，盘剥和压迫内地商人，攫取高额利润。买办为洋商推销洋货、收购出口土货的过程，也就是洋商与买办共同剥削内地华商和生产者的过程。
到了19世纪60年代，通事、买办一类人物，即已于士农工商之外，另成一业，各通商口岸逐渐形成一支买办队伍。近代买办制度的产生，不仅促进了进出口洋、土货的转运与贸易，而且加快了通商口岸半殖民地市场的形成和中国半殖民地经济的发展。
中国最早的产业工人出现于鸦片战争后，由于英、美等国在上海、厦门接连开办几个船舶修理厂、印刷厂、药房、打包厂等，雇佣了中国的破产农民，使中国最早的一批近代产业工人出现了。这个时期，中国产业工人虽然刚刚出现，人数不多，但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显示了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新变化。
正是由于这种矛盾的内容和格局，决定了中国人民从鸦片战争起就开始肩负起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双重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