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延安精神的核心
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信念决定延安精神的政治方向。
政治方向，是指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实现什么目标的问题。正确的政治方向，是所举的旗、走的路、达到的目标，能够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能够符合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能够成为团结和率领广大人民群众为一个目标而共同奋斗的旗帜。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其最高理想和最终奋斗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它的世界观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就决定了延安精神的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一）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具有科学性和真理性，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
只要坚持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就会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并不断取得新胜利。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首先是因为它的世界观、方法论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来解释人类历史的发展变化，把生产力看做是推动社会前进最活跃、最革命、最基本的力量。马克思主义科学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深刻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指明了正确方向。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还在于它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它的全部理论都立足于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把人类解放和全面发展作为最高价值追求，不谋求任何私利，不抱任何偏见，是科学性、阶级性和实践性相统一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真理性还在于它是开放的、与时俱进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不是僵化的、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发展和完善的科学体系。马克思曾经说过：“正确的理念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恩格斯也说过：“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所以，马克思主义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始终保持蓬勃生机和活力，始终具有科学性和真理性。
对马克思主义坚定信仰还在于它是被实践证明了的真理，特别是被中国革命实践和建设反复证明了的科学真理。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许多志士仁人前仆后继，上下求索，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各种思潮，如改良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唯意识论、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民粹主义、工团主义、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都先后在我国流行过，尝试过，但它们都失败了，成为历史上来去匆匆的过客，因为它们都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中国先进分子提供了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最初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真诚的爱国主义者。他们目睹国难当头、民不聊生的惨状，在他们头脑中首先产生的是救国救民的意识，他们接触研究过各种各样的主义，最终认定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正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二）我们坚信社会主义，是对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把握
中华民族曾经创造过灿烂文化，为人类文明作出过重要贡献。然而，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被甩在了世界发展大潮的后面，国家四分五裂，社会战乱不已，人民水深火热。中国人民奋起抗争，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寻找走向独立、富强、民主的道路。但这必须有代表中国社会前进方向、能够引领中国社会进步的先进阶级力量。什么样的阶级力量才能肩负起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领导责任呢？历史证明只有中国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才能寻找实现社会进步的正确道路。一开始，许多人把“取经”和学习的目光投向西方，主张“师夷而制夷”者有之，主张全盘西化者有之。然而，“学生”欲师从“老师”，“老师”总是侵略“学生”，全盘学习“西方”此路不通。从挫折和困惑中，终于使先进的中国人认识到，步西方资本主义的后尘没有出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列宁缔造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横空出世，对中国人民是一个巨大的启蒙。毛泽东说：“就是这样，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起破了产。”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于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于人民共和国。
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是人民的历史选择。从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状况来看，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从１９世纪下半期开始萌芽，但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始终没有发展成为独立的力量。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未完全断绝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联系，在政治上没有彻底反帝反封建的力量和勇气，他们具有的软弱性和动摇性，决定了他们没有彻底推翻封建统治、推翻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能力，只能依附于国际资本主义寻找生存和发展。国民党取得政权后，这种基本状况并没有改变，除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外，又产生了一个官僚资本主义，使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泥潭中越陷越深。由于对国民党的失望，中国劳苦大众和知识分子站在了中国共产党一边，各民主党派也支持中国共产党改造旧中国，开辟一条新的道路。中国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得到工农大众的支持，知识分子的赞同，各民主党派的拥护。从时代条件和国际环境的特点来看，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正值处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引发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政治、信仰危机，资本主义的吸引力不断下降。而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蒸蒸日上，经济建设取得辉煌成就。在经济危机打击下，资本主义国家加紧对华经济掠夺，日本悍然发动了侵华战争。民族危机促使人们寻找新的出路，社会主义苏联为中国提供了一种崭新的制度选择和新的社会样板。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广泛传播，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成为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从革命的领导力量来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决定了中国必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而没有其他哪个政治力量能够提出正确的政治纲领，指明正确的政治方向。由此可见，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而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不是由哪一个政党、哪一部分人的主观意志决定的，而是历史的必然，是广大人民群众的选择。
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在延安时期的实践
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能够坚持坚定正确政治方向的最重要的保证条件。
抗日战争前夕的中国，政治分裂，内乱不已。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不停步地向中国进攻，企图把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此时的国民党、蒋介石在倾全力“围剿”长征中的工农红军时，仍然对日本侵略者节节退让，蒋介石说：“中国人民不但无排日之行为与思想，且亦无排日之必要。”日本侵略者利用国民党统治者的不抵抗主义，加紧对华北的争夺，整个华北危在旦夕，中国已处在政治形势大变动的前夕。这时中国工农红军刚刚结束长征到达陕北，便召开瓦窑堡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指出：战略方针就是坚决的民族革命战争。之后，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又指出：“目前形势的基本特点，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这种情形，就给中国一切阶级和一切政治派别提出了‘怎么办’的问题。”“中国的工人和农民都是要求反抗的。”“中国的小资产阶级也是要反抗的。”“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问题是在今天的情况下，民族资产阶级有没有发生变化的可能性呢？我们认为是有这种可能性的。”在这次会议上确定，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策略任务，就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向反革命进攻。它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克服了长征前一段时间内的“左”倾冒险主义、关门主义的指导思想，不失时机地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使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将要到来时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指明了正确的政治方向。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并不等于说国共两党一致抗日的问题完全解决了，仍然存在着全面抗战和片面抗战路线的斗争。卢沟桥事变，标志着中国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从此开始，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使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的严重危险。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和共产党倡议国共合作抗战的情况下，国民党、蒋介石不得不改弦更张，接受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建议，实现团结抗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
但是，国共两党在如何抗日问题上一开始就存在严重的分歧，形成两条截然不同的对抗日战争的指导路线。国民党实行片面的抗战路线，即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只是实行单纯政府和军队的抗战，不准一切有利于抗战的改革，不给人民以抗日所必需的民主自由权利，不改善工农大众的生活，防止人民力量在抗战中发展，反对抗日战争成为人民大众的抗战。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提出了一条全面抗战路线，认为，抗日战争必须发动广大群众，只有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才能抵御强敌，这是战争取得胜利的力量源泉。因而，必须在全国进行必要的政治经济改革，废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给人民以充分的抗日民主权利，适当改善工农大众的生活，充分动员、组织和武装民众抗战，使抗日战争成为真正的人民战争。
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日本的侵华战争方针有了重大变化：日军在正面战场停止了战略性进攻，逐渐将其主要兵力用于打击在敌后战场上的八路军、新四军；对国民党政府，从以军事进改为主、政治诱降为辅转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改为辅的方针。美、英等国在经济危机下，也为求在一定条件下牺牲中国以求同日本妥协。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统治集团内的投降、分裂、倒退活动日益严重，政策重点逐渐从对外转向对内，制定了“溶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对日消极作战，对内积极反共，不断制造反共的军事摩擦，这就使团结抗战的局面出现严重危机。对此，中共中央及时提出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采取正确的斗争策略，有理、有利、有节地打击了国民党发动的反共逆流，遏制了国民党的反共、妥协倾向，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维持，抗日战争得以继续。
在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时候，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是两种命运、两种前途，一种是光明的命运和前途，即中国共产党所主张的，在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一种是黑暗的命运，即蒋介石集团坚持的，在日本侵略者失败后，仍然维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统治，继续反共反人民，保持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和分裂状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中国共产党必须领导全国人民，努力争取实现光明的前途。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是：团结一致，争取胜利；任务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领导人民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提出“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的口号。这就为抗日战争胜利后指明了正确的政治方向。
三、自觉践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一）自觉践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就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加强党的自身建设
翻开中国的近一个世纪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先后发生过三次伟大的革命。第一次革命，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数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为中国的发展进步打开了闸门，然而，革命后试图建立西方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却导致军阀混战，四分五裂，未能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境地。第二次革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并且从新民主主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第三次革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革开放，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基础上，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引领中国大踏步地赶上时代进步的潮流，迎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真正代表中国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社会主义制度是保证人民当家做主的好制度。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对于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具有最大的意义、最大的价值。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历史、中国人民的必然选择，也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的最根本的保证。
但是，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并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拥有的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的不等于永远拥有。形势和任务要求必须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与时俱进，党才能永葆生机和活力，永远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中国共产党正是懂得这一深刻道理，才不断指出加强党的建设这一伟大命题。回顾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向全党提出建设“一个全国范围内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并把它称之为“伟大的工程”。这时中国共产党提出大力加强自身建设的任务，是为了领导全国人民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为了把抗日战争的胜利引导到人民胜利的前途。没有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这样的中国共产党，要把抗日战争引导到人民胜利的前途是完全不可能的。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行动纲领。为了保证中国共产党的行动纲领的贯彻执行，在许多解放区已经连成一片，许多城市已经或即将解放，战争的正规程度大大提高的情况下，在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上，中央要求立即克服过去由于长期处于被敌人分割的游击战争环境下产生的某些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和地方主义、游击主义，严格遵守中央制定的各项政策，建立定期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纠正党内民主生活不足的现象，加强党的民主生活，健全党委制。这就为迎接即将到来的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创造了组织保证。
（二）自觉践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就要树立共产主义理想信念
坚定的理想和信念是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的决定性因素。思想乱，则行动乱。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政党，她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也没有改变过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政治信念。中国共产党的党章明确规定，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追求，是共产党人生命的动力、力量的源泉、精神的支柱、前进的方向。回顾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之所以能够发展壮大，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能够一代又一代前赴后继，顽强奋斗，因为有一个共同的理想在鼓舞、动员、感召着他们一往无前，朝着共产主义的大目标前进。邓小平曾经说过：“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 ，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是共产党人党性的根本标志。
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是建立在科学理论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即资本主义制度必然要被社会主义制度、共产主义制度所代替。马克思曾在《共产党宣言》中描述了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代替那个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也说：“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这种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区别于任何别的思想体系和任何别的社会制度的，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中国自有科学的共产主义以来，人们的眼界是提高了，中国革命也改变了面目。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共产主义去指导是决不能成功的，更不必说革命的后一阶段了。”
按照马克思主义原理，共产主义分为高级阶段和低级阶段，即通常所谓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人类有史以来最进步、最合理、最美好的社会制度，实现这一制度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理想和奋斗目标，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切活动的总归宿。但共产党人又是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者，最高理想必须通过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来实现。正确处理最高理想和最低理想、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关系，是能否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的一个大问题。共产主义是人类最美好的理想社会，是社会主义经过不断发展而最终必然达到的人类社会高级形态。然而，实现共产主义毕竟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需要经过若干历史阶段。在每个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必须制定和实施符合阶段具体实际情况和要求的行动纲领，即最低纲领，如：在革命战争时期就制定和实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在新中国成立后的过渡时期，就制定和实施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纲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新的历史时期又制定和实施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党的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最高纲领为最低纲领的制定、实施指明方向，最低纲领又为最高纲领的实现准备条件。正确把握党的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的辩证关系，是中国共产党完成崇高历史使命的一个最基本的要求，也是实现正确政治方向的必然要求。因为实现共产主义制度，就要坚持最高纲领，而决不能动摇。而另一方面，在为实现最高纲领而英勇奋斗的过程中，又要脚踏实地地为完成党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最低纲领而进行艰苦扎实的努力。毛泽东曾经说过，如果不为现阶段的具体目标而奋斗，而“空谈什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那就是有意无意地、或多或少地背叛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不是一个自觉的和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必须要胸怀大目标，同时立足本职，做好当前工作，把远大理想和现阶段任务结合起来。
然而必须看到，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一些人的理想信念淡化了甚至动摇。究其原因，一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使一些人理想信念动摇；二是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体制处于转型时期，一些人思想转了向，只想个人发财致富，淡化了理想信念；三是西方敌对势力，凭借经济优势，利用各种渠道，对我实行“西化”“分化”， 进行“和平演变”，一些人丧失了应有的警惕性，消融了理想信念。共产主义大目标的淡化、动摇，产生了严重后果，一些人主要是一些党员干部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滋长起来，损害了党和国家在群众中的形象。实践告诉我们，革命战争时期要经得起挫折的考验，和平建设时期特别是在转折或者说在转型时期也要经得起转折的考验，否则将有可能被历史所淘汰。
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一是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用这个理论武装头脑，认清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顺应历史潮流，自觉地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二是要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深入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第一线，同人民群众相结合，在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实践中经受锻炼，积累经验，提高素质，增长才干，坚定信念。
（三）自觉践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就要以优良的作风为动力
作风是形象。中国共产党的作风，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和国家的前途与命运，也关系着能否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过程中，形成了一整套优良传统和作风。这些作风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本质特征、内在品德和精神风貌。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说：中国共产党“从它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的党，这是因为这个主义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最正确最革命的科学思想的结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产生了新民主主义的整个历史阶段。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邓小平也指出，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还形成了民主集中制的作风，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些优良传统和作风，是中国共产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的体现，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中国共产党正是依靠自己的良好形象，赢得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拥护和支持，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和吸引力，经受住了各种风险的考验，保持着前进的正确方向，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延安时期，党的优良作风、良好的形象，得到充分的体现，为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在理论联系实际方面，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奋发读书，以极大的精力研究哲学，从哲学的高度总结历史经验，批判教条主义，写出了许多著名的著作，如：《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矛盾论》《实践论》等，形成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作风，统一了全党的思想，端正了思想作风。在联系群众方面，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论联合政府》和《为人民服务》等光辉著作，提出：“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等经典名句。在行动上，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减轻群众负担，增加群众收入，改善群众生活，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调动社会各界抗日的积极性；在批评与自我批评方面，延安整风是生动的自我教育活动，对路线、方针、政策上的错误以及由此造成的后果的批评与反思，达到了党内的空前团结和统一，保证了正确的政治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