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从１９３５年到１９４８年，这里曾经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阶革命家在陕北和延安战斗、生活工作了１３个春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作出了关系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一系列重大决策，为夺取全国政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是在这波澜壮阔的１３年，在陕甘宁边区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孕育了伟大的延安精神。它的形成绝不是偶然的，是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等革命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升华。延安精神是我们党的传家宝，是中华民族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对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我们今天的条件同延安时期相比，虽然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延安精神都不能丢。我们一定要结合新的实际，大力弘扬延安精神，使其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新世纪团结和带领人民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强大动力，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创造美好生活的强大精神力量，鼓舞我们谱写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篇章。
延安精神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一种优良传统、优良作风、优良精神。延安时期，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成熟，为延安精神奠定了理论基础；延安整风，为延安精神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坚持团结抗日，形成巩固的革命根据地，为延安精神的形成奠定了政治基础；大生产运动，为延安精神的形成奠定了物质基础；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为延安精神的形成奠定了历史基础。
一、延安精神形成的理论基础
１９３５年１月，在长征途中，中国共产党在遵义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会议，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实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从组织上保证了中国共产党能够在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正确道路上前进。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真总结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实践经验，特别是１９２７年和１９３４年两次严重失败的痛苦教训，深刻认识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中国共产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给中国革命带来的几乎陷于绝境的危害。毛泽东思想是在同这种错误倾向作斗争并深刻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的展开达到成熟。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所写的文章，收入到《毛泽东选集》中的就有１１２篇，占到总篇数的７０％多。
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有一个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延安时期标志着毛泽东思想成熟的著作有：《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国的特点和革命战争》《〈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论政策》《整顿党的作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学习和时局》《全党团结起来，为实现党的任务而斗争》《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等。１９４５年６月，中国共产党七大通过的党章正式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
延安精神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著作为延安精神提供了理论支撑。在《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著作中，毛泽东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出发，深刻研究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中国革命的规律，明确指出了无产阶阶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思想，创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当时历史阶段的奋斗目标及将来建设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这就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共同追求的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矛盾论》《实践论》《整顿党的作风》《反对本本主义》等著作，深刻指出主观主义是共产党的大敌，是思想不纯的一种表现。这些精辟论断冲破了教条主义的束缚，使人们的思想得到一大解放。他的哲学著作深刻论述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还有他的论述中国革命战争问题的重要著作，提供了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最光辉的事例，这就为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提供一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论联合政府》《为人民服务》《在抗大应当学习什么》等著作中，毛泽东明确指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他还规定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人民军队的唯一宗旨。这就为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确立了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论军队生产自给，兼论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等著作中，强调我们的方针要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自己找出适合我国情况的前进道路；要艰苦奋斗和不怕牺牲，艰苦奋斗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本色，一定要把它发扬起来。这就为中国共产党人和全国人民提供了力量源泉。
二、延安精神形成的思想基础
１９４２年到１９４５年４月中国共产党七大召开前，党在领导敌后抗战的同时，在以延安为中心的全党范围内，开展了一场深入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这就是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这次整风运动的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它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极其重要的一页，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创举。这次整风运动的重大成果是在全党树立了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使干部在思想上大大地提高一步，使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并进一步成熟起来，为夺取抗战胜利和民主革命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基础，同时，也为延安精神的形成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为什么说整风运动为延安精神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呢？这要研究整风运动的深刻历史背景和当时的党内状况。从遵义会议到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中国共产党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中国国情，正确判断形势，从实际出发，制定了正确的全面抗战路线和军事战略方针，以及一系列方针、政策，从而保证了敌后抗战和党的各项工作能够顺利发展。１９３８年秋，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要求和任务，在全党主要是高级干部中掀起了学习马克思主义运动，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大力从事理论工作，研究中国国情，把党的一系列开创性的经验上升为科学理论，使党的理论建设和思想建设都出现了新的面貌。然而，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右倾错误，特别是以教条主义为主要特征的王明“左”倾错误，还没有来得及从思想上被系统地彻底清算，党内对这种错误的思想根源还缺乏深刻认识，党的高级干部中对党的历史上一些重要问题的认识还不完全一致，党内的“三股歪风”，即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还较为突出。同时，抗战以来党组织的发展壮大，使大量新干部加入党的队伍，他们常常把一些非无产阶级思想带进党内，成了党内各种错误倾向滋长的温床。因此，在党内进行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是十分必要的。再加上１９４１年抗日战争进入了极为严重的困难时期，这就更为迫切地需要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更加团结统一和更加巩固，这是战胜严重困难、坚持抗战的决定性因素。整风运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首先在延安从党的高级干部开始，重点以讨论党的政治路线为主，一般干部和普通党员以整顿思想方法和思想作风为主。
延安整风的主要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为主观主义所统治。党内反复出现的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错误，从思想根源上来说都是主观主义，表现为理论与实际相脱节，主观与客观不符合。犯有这些错误的领导干部，对问题的认识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从本本出发，或照搬外国经验。其结果是给党带来严重危害，几乎断送了中国的革命事业。所以，必须从指导思想上坚决反对并纠正主观主义，这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毛泽东为此作了《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改造我们的学习》《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等报告，突出强调了“实事求是”的重要性。毛泽东还为中央党校题词“实事求是”，他号召全党学习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研究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对每个问题要根据详细的材料加以具体分析，然后引出理论性的结论来。“党八股”是主观主义的表现形式，彻底反对主观主义，不能不同时反对“党八股”。反对宗派主义，是整风运动的另一个主要任务。为了纠正文艺界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解决文艺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在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还亲自主持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发表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总结了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基本历史经验，明确提出了文艺为人民大众首先是为工农服务的方向，解决了长期以来没有解决好的文艺的革命方向问题。总之，延安整风运动是一次全党范围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也是破除党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错误倾向的伟大思想运动，这就为延安精神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
三、延安精神形成的政治基础
１９３１年发生的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军国主义者长期以来推行对华侵略扩张政策的必然结果，也是他们为把中国变成日本独占的殖民地而采取的重要步骤。这种情况使我国国内政治局势发生变动，中日民族矛盾正在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严重危机。面对这种形势，刚刚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便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军事战略问题、全国的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问题。毛泽东在会上指出，战略方针应是坚决的民族革命战争，首先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相联系，一切战争都在民族战争的口号下进行。会议通过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指出：“目前的政治形势已经起了一个基本上的变化”“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聚和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当地驻军奋起抵抗，标志着中国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从此开始。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使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的严重危险。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和共产党倡议国共合作抗战的情况下，迫于要求抗战洪流的压力，国民党蒋介石不得不宣布“实行自卫，抵抗暴力”，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但是，国共两党在如何抗日的问题上，一开始就存在严重分歧，形成两条截然不同的对日战争的指导路线。国民党从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力图使抗战的进行不损害他们的统治地位，并且在抗日胜利后继续他们的统治，因而实行片面抗战路线。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提出了一条全面抗战路线。１９３７年８月，中共中央洛川会议通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就是全面抗战路线的具体体现。坚持全面抗战，既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军事战略，也是当时正确的政治方向，毛泽东说：“政治方向可以有许多不同的方向，你们要学一个正确的政治方向，这就是要打日本、怎样打日本、为什么日本帝国主义一定能够打倒的正确的政治方向。”这就为延安精神的形成提供了政治基础。
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延安是中国共产党进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和指挥中心，陕甘宁边区是抗日的总后方。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这里召开了一系列重要会议，制定了坚持全面抗战的路线、方针、政策，制定了无数的作战指示和命令，为抗日战争指明了方向和道路，也使世界人民看到了中国的光明前景。当时的延安和陕甘宁边区被誉为“抗日的灯塔”“革命的圣地”，为国内外进步人士所向往。抗日战争有两个相互配合的战场，一个是主要由国民党军人担负的正面战场，一个是主要由共产党军队担负的敌后战场。中国共产党在敌后广泛发动和组织以农民为主力的各阶级群众，开展游击战争，使大量的侵华日军陷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在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装对敌作战１２.5万余次，消灭日伪军１７０余万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战争中作出了极大的牺牲，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抗日战争的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是团结抗战的中流砥柱，是取得抗战胜利的关键力量。
陕甘宁边区是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略总后方。为了巩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边区政府进行肃清匪患，打击汉奸、特务和地主豪绅的斗争。培养大批干部，成为各条战线的骨干力量。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创办了中央党校、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等２０多所干部学校，培养了４万多名干部。这些学员除一部分留在边区外，绝大部分被分配到八路军、新四军及各个革命根据地。正是由于延安和陕甘宁边区这种历史地位和作用，形成了延安精神的政治基础。
四、延安精神形成的物质基础
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地处祖国的西北黄土高原，山峦连绵，沟壑纵横，雨量稀少，灾荒频发，交通不便，地瘠民贫，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红军初到陕北时，连起码的生活必需品和毛巾、鞋袜都无力购买。1940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停拨抗日军费，并派几十万大军对边区封锁，再加上日军对抗日根据地的疯狂“扫荡”，使得边区的财政经济十分困难，特别是１９４１年到１９４２年尤为严重。毛泽东说：“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子盖。”为了克服困难，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提出“自己动手，克服困难”“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动员边区党政军民开展以农业为主的大生产运动，要求各级干部“应以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帮助农民增加生产，然后以百分之十的精力从农民取得税收”。并先后提出“十大政策”，其中开展大生产运动和整顿“三风”是两大中心环节。促进生产、克服困难的措施有：刷新领导生产业务的组织，先后成立了中央直属财政经济处、军委系统后勤经济建设处、边区财政经济处，各分区、县亦成立生产委员会，以进一步加强对生产运动的领导；进行思想教育，纠正轻视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错误观点；在农业上，提倡吴满有方向，开荒种地，改良农作；在工业上，开展赵占魁运动，提高工人政治觉悟，稳定生产情绪，激发劳动热情，提高生产质量，发展盐业，增加财政收入，维持军队和群众的生活来源；实行优待移民、难民政策，为边区发展农业生产创造有利条件；军队实行屯田政策，以减轻人民负担，密切军民关系，八路军第三五九旅到南泥湾开荒种田；实行减租减息，调动了未土改地区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央领导身先士卒，亲自参加了大生产运动，如周恩来纺线，朱德总司令种地，王震率第三五九旅开荒等。上述措施、政策的实行，扭转了边区财政经济困难的状况，初步实现了中共中央提出的“丰衣足食”的要求。１９４３年，边区有两大盛会，一个是陕甘宁边区第三届生产展览会，一个是第一届劳动英雄大会。这两个盛会，充分展现了１９４３年大生产运动的成果。财政经济上的好转，不仅使陕甘宁边区机关和学校的经费得到自给，而且也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提供了物质保障，同时也减轻了群众负担，密切了党与群众的关系，形成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为延安精神的形成奠定了物质基础。
五、延安精神形成的历史基础
延安精神的形成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１９２７年１０月，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部队到达井冈山地区，开展游击战争。这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之后，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部分队伍，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四军先后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部队会师，进一步增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武装力量。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立，使中国革命走上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道路，并且形成了井冈山精神，这就是：正确的中国革命方向，坚定的理想信仰，革命的组织纪律性，团结一致、艰苦斗争的作风。这种作风在当时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对开展游击战争，恢复和建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建立各级民主政权，粉碎敌军多次“围剿”，克服当时经济上的困难，都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显示出精神的强大力量。红军长征是被迫的一次战略转移，是在离开革命根据地的情况下进行的，无援无助，十分困难。所经过的地方多系偏僻山区和雪山草地，自然条件十分恶劣。红军翻越了大金山，即我们通常说的雪山，穿越了数百里茫茫的水草地，而且后有追兵，蒋介石纠集了上百万军队和大量的飞机进行堵截。但是，困难吓不倒英雄汉，广大红军指战员怀着对共产主义的必胜信心，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始终保持着旺盛的斗志，以高度的英雄主义气魄战胜了千难万险，在人类历史上谱写了光辉灿烂的篇章。斯诺曾经这样写道：“不论你对红军有什么看法，对他们的政治立场有什么看法（在这方面有许多辩证的余地），但不能不承认他们的长征是军事史上伟大业绩之一。”伟大的长征给我们留下了伟大的长征精神，这就是：始终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的革命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这种精神，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延安精神正是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的继承，并且结合延安时代特征加以发展。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延安精神是中共中央、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延安时期培育的革命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长期血与火的斗争中，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高度升华，是党的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它的内容十分丰富，博大精深，概括起来就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这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延安精神的核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延安精神的灵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延安精神的本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是延安精神的力量源泉。延安精神还有显著的特征，这就是：它是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集中体现，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集中体现，是中国共产党人崇高品质和伟大情怀的集中体现。这“三个集中体现”，把中国共产党与其他政党区别开来，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风貌，展现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政治方向和一往无前的力量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