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军民大生产运动
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在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中，制造了震惊全国的皖南事变。此后，国民党为了配合日本帝国主义向解放区的进攻，用几十万军队对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扬言“不让一粒粮、一尺布进入边区”，断绝对边区的一切外来援助，并且停止发放八路军的薪饷、弹药、被服等给养，企图用军事封锁和经济封锁的两种手段，将陕甘宁边区活活困死。
由于敌人的包围封锁，同边区其他地方一样，盐池财政经济极端困难。当时盐池普遍缺粮缺草，人无吃用，牛无草料，甘草又无销路，加之天旱风沙侵害禾苗大量死亡，瘟疫蔓延，牲畜死亡甚烈。如1941年五区一乡有羊5000多只，死掉了2000多只，商会的120多峰骆驼，死了40多峰，人民生活困苦，严重影响生产的发展。为了克服严重困难，1942年，盐池开展了整风运动，反对和批判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三股歪风。对广大党员干部进行了一次深刻的马列主义思想教育，大大提高了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水平，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为克服当时的严重困难和准备迎接中国革命胜利打下了思想基础。
为了克服严重的物质生活困难，坚持抗日而又不过于加重人民负担，中共中央决定在抗日根据地开展大生产运动， “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盐池县的大生产运动主要有：
（一） 开荒种地
1941年初，中共中央命令八路军第三五九旅开赴南泥湾实行军垦屯田，在陕甘宁边区吹响了大生产的号角。驻防盐池的八路军警备第三旅第七团（团长黄罗斌、政委左艾），积极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为盐池县的大生产运动开了个好头，打响了第一炮。他们在八岔梁、叶记豁子、黄沙窝等地开设农场，开荒种地。在北园子、五堡泉、红山沟开辟水浇地200多亩，种植蔬菜，养羊500多只，养猪百头以上，不但解决了自己食用，还能拿出一部分供应群众。在苟池开辟了十几个盐坝子，年产盐一万多担；开磨坊4个，除了给自己加工还能为群众服务；挖甘草、打柴等生产，都搞得很好，两个营挖甘草累计达40多万斤，一个营产粮达百万斤。部队供给达到了自给自足，大大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团长黄罗斌曾于1943年3月即兴写下《兴武营大生产》一首诗，作为纪念：
千里冰霜万山寒，赤臂挥锨武营前。
汗水洒湿广漠地，军号频催人未还。
日辟荒地百余亩，小米味香芋头甜。
仓满糜谷百万石，甘草畅销异地欢。
在“可爱的警备七团”（盐池群众对警备第三旅第七团的称呼）的带动下，盐池全县人民群众也掀起了开荒种地，扩大耕地面积，增产粮食的热潮。据统计，1942年至1945年，全县开荒扩大耕地面积321159 亩，加上原有耕地面积194879 亩，共计516038 亩，粮食年总产量由1942年的23873石增加到1945年的38290石，达到了“耕三余一”，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战争。1943年8月13日《解放日报》报道：“三边分区机关部队普遍做到丰衣足食”“各机关伙食大大改善，经常吃各种新鲜菜、豆腐、粉条及牛羊猪肉，并调剂吃大米、白面。”1943年10月12日《解放日报》报道：“盐池县机关生产良好，经费大部自己解决，肉食丰富，每天有牛羊奶喝。”
（二） 打盐运盐
盐池有三宝：咸盐、皮毛、甜甘草。盐池、定边的“三宝”，是陕甘宁边区的经济支柱。因此，打盐、运盐，也是三边及盐池县开展大生产的主要任务。打盐、运盐也是部队带头，八路军第三五九旅第四支队在盐池的打盐生产，给盐池县的革命历史留下了一段永久的佳话。
1941年秋，为了对付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摩擦，八路军第一二○师第三五九旅第四支队千余人，奉命调回陕甘宁边区。他们积极响应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关于抗日根据地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号召，开赴长城脚下的花马池(即盐场堡)打盐自救。
部队一来就驻在盐池县城，为了不打扰当地群众，战士们挥动老镢头，在明代建筑的古边墙（长城）上，挖凿了一百多孔简陋土窑洞住下来。随即，他们一边捞晒成盐，一边砍沙蒿柴，筑坝畦，整盐坑，为来年大规模地开展打盐生产创造条件。
1942年5月，一场军民热火朝天的打盐运动打响了。虽然当时困难很大，打盐条件极差，但吓不倒八路军第三五九旅第四支队的英雄战士。没有捞耙，就用手捞；没有车拉，就用脸盆端，用子弹箱子扛。许多人的腿和脚板被锋利的盐碴刺破了，再被盐水一蚀，钻心地疼痛。但战士们仍然喜笑颜开，苦战不休。在他们手下，一堆堆雪白的食盐像小山丘一样，在盐湖畔上堆了起来。这些盐不但被运往陕甘宁边区各县，供应群众的食盐需要，而且还通过多种渠道，输入白区，换回不少粮食、布匹、钢铁、药品、器械等边区急需物资。
当时，八路军战士的生活极度艰苦，吃的是小米饭，穿的是粗布衣，而且还要时时注意反击国民党军队的挑衅。但崇高的革命理想和必胜的革命信念，给战士们带来了无穷的力量和无尽的欢乐。他们除了坚持经常性的政治学习和军事训练外，还组织文艺宣传队，自编自演一些文艺小节目，向群众演出，宣传抗日救国。下面是他们每天都要唱的几支歌曲:第一支《起床歌》: “黑夜过去天拂晓，红日东升人起早，艰苦奋斗，自力更生，飞起大步向前跑”；第二支《开饭歌》:“这些饭菜人民给，我们应为民出力，救国救民靠吾辈，赶走东洋日本鬼”；第三支《打盐歌》:“天是我们的天，地是我们的地，我们的同胞，岂容小日寇欺。生产支前线，参加打盐队，嘿!参加打盐队!”这些歌曲， 雄壮豪迈，充分表现了八路军战士的高尚革命情操和宽阔胸怀，给人一种奋发有为的勇气和力量。
三五九旅第四支队在打盐期间，和当地群众建立起了深厚的革命情谊。战士们初来乍到没有住处，当地群众就帮助部队挖窑洞。战士们开始不懂得打盐技术， 当地盐民就手把手地给教。同样，在秋收大忙季节，战士们组织起来，到盐湖附近农村帮助群众抢收。部队的医务人员还经常深入到附近群众家里，为患病的大人、小孩治病。军民关系亲如一家。
中共三边地委对打盐、运盐工作极为重视。三边专员罗成德亲自下湖打盐，对军队和人民群众鼓舞很大。后来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奖状，对罗成德进行表彰。《解放日报》1943年8月22日报道：“由地委、专署等机关召集干部进行紧急动员，分头通知居民连夜准备工具，天明即由县府高科长带领1300余人，浩浩荡荡赶赴池上。盐池县亦星夜动员，由张科长领队紧急赶来。”“盐池驻军亦将动员200余人，于日内赶往打盐。现集中在盐池上打盐的队伍已达2100余人。罗专员亲自领导，因而群众情绪极高。估计最少能打出新盐10万驮（每驮约200斤）。为鼓励打盐情绪，三边‘七七剧团’已于18日下午出发前往盐池，给打盐的大军演出二日，以慰劳在烈日下打盐的群众、战士和工作人员。”
在打盐的同时，运盐也是一项重要任务。要把生产的食盐运往陕北、延安、庆阳、关中甚至是国民党统治区，一方面解决那里人民的食盐困难，一方面要以食盐换回边区急需的粮食、棉花、布匹、医药等，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为了解决运输畜力困难，盐池驻军警备第七团在团长黄罗斌倡导下，发明了利用耕牛驮盐的新办法。《解放日报》1943年8月29日、10月20日分别报道：“盐池驻军新创造，利用耕牛闲时驮盐，破除当地‘耕牛不能驮盐’的旧习。”“警备七团组织了耕牛运输队。截至9月13日，他们已经走了两趟。第一次32头牛，驮盐5527斤，卖了102400元（边币，下同），除去本钱24000元，12个人的费用17000元，净赚61400元；第二次32头牛，驮盐6530斤，净赚85063元。”这样的事实，大大影响了三边地区军民。盐池一个合作社主任感慨地说：“耕牛放青驮盐，既不误农时又能赚钱，真是绝妙的算盘。就以运到张家畔来说，一年一头牛赚钱15000元，三边13000多头牛，如果都放青驮盐的话，要增加很大的财富。这对于生产建设、人民的丰衣足食，将是怎样的一个力量啊！”
在警备第七团影响下，盐池干部群众也开始使用耕牛运盐。《解放日报》1943年10月13日报道：盐池县“调剂畜力，挑选运输人员，解决鞍架困难，干部以身作则，县府贷款帮助”，使运盐工作有了新的进展。县委书记萧佐汉亲自下乡到农民中间，组织运输畜力。过去盐池人民习惯使用骆驼运输，这次发动农户家毛驴、耕牛、生牛（不会耕地的场牛）一起出动。共动员骟驴200多头，机关买牛53头，干部集资买牛7头，合作社买牛18头，农民出动耕牛18头，又贷款买牛20头，全部都用来驮盐运盐。“这次耕牛驮盐胜利归来，当能影响群众大量组织”。
据不完全统计，从1939年到1943年五年间，从三边地区盐池运出的食盐约有126.3万驮，合252600万斤。这说明，三边地区生产的食盐，对于改变陕甘宁边区的经济状况所发挥的作用是十分巨大的。
（三） 办合作社
1942年2月，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的高干会议上，毛泽东主席作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论合作社》的报告。会后，陕甘宁边区的合作社事业得到了迅速发展。盐池县的消费合作社由1938年的9个，社员1816名，股金4715.70元，发展到1944年，社员2085名，股金21160.60元，公积金2146.47元。其中，一个以“元华工厂”为名的合作社成绩最为突出，是陕甘宁边区工业的一颗明珠。1944年7月4日，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杨家岭大礼堂接见了边区17位合作社英雄模范，其中有一位就是元华工厂经理靳体元先生。毛主席询问了创办元华工厂的情形，夸奖盐池元华工厂办得好。
1941年，盐池县在大力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为使县内所产大宗皮毛加工外输，发展地方经济，在边区政府的支持和援助下，于1941年9月开办了元华工厂。陕甘宁边区银行投资5万元，当地扩股7万元，公私合股经营，延安团结工厂派工人3人，并带3架机器入股。到1941年底，资本扩大到34万元，工人亦由原来开办时的3人增加到五六十人。元华工厂虽然名为工厂，实际上是合作社性质，主要生产毛毡、毛毯、毛布口袋等产品，同时还经营运输业 （有骆驼６３头、骡子３０头），开办农牧场，种地１２０架（1架等于5亩），牧场有羊３００只、牛３６头等，业务较为复杂。
1942年，工厂大发展，三边分区分配当年的生产任务是：衣胎（做棉衣用的羊毛衣胎）3万套、被胎4000床、毡帽1万顶。元华工厂实际完成衣胎12万套、被胎4000床、毡帽1万顶。抗战期间，元华工厂除了超额生产上面布置的军用产品外，还要生产一些民用产品。据统计，从1942年到1944年3年中，生产各种毛毯609件（每件5条）、各式地毯8027万尺、毛布77匹、棉布21匹、各种毛毡2952条、毡鞋988双、毛包子1899个、毛口袋443条。其他如二毛皮衣、老羊皮袄等数量亦很多。所出产品颇受各方欢迎，有力地支援了人民群众和抗战的需要。
（四）动员起来纺毛线
国民党的经济封锁，给边区军民的穿衣问题造成了很大困难，布匹奇缺，布价奇高。但盐池县盛产羊毛，用毛线织布、织毛毯等，则可以代替一些棉花制品，减轻穿衣困难。大生产运动开始以后，盐池人民积极响应中共中央号召，迅速掀起了一个纺毛线的高潮。1942年4月，为了供应元华工厂原料的需要，由政府抗联协同元华工厂组织城市妇女48人，分为8个小组，每组三四人至八九人不等，其中一个组全是回族妇女。县委书记萧佐汉的爱人王芝贞和城区区委书记高维太的爱人当教练。她们一面挨门逐户教别人，鼓励、督促、指导初学的妇女，并帮助她们修理纺车，一面自己纺。高维太爱人20天内就纺了中等毛线40斤，给大家做出了榜样。盐池县城妇女当年就为元华工厂纺毛线600多斤，减轻了工厂的原料困难。1943年初，政府进一步大力发动全县妇女学纺毛线，发放贷款10万元，并制作纺车200架，发给各区，参加学纺的妇女501人，纺毛线1717斤。县委书记萧佐汉，县长孙璞，组织部部长、抗后会主任白凤魁等领导先学会纺线，带动各区书记、区长、自卫军营长等干部及干部家属都行动起来。截至当年底，遍及全县农村参加纺织的人数达到1060多人，纺车也增加到820余架。1944年，盐池的毛纺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全县学会纺线的有2236人（男685人），有自制纺车1262架（其中脚踏纺车86架）、织布机20多架。
（五） 组织起来，发展农业生产
发展农业生产是改变盐池经济面貌的中心任务。为了提高农业劳动生产效率，在毛泽东主席“组织起来”的号召下，盐池广大人民群众根据自愿互利的原则，普遍建立了以个体经济为基础（不破坏个体的私有财产基础）的农业劳动组织——变工队、扎工队。早在盐池解放初期，这种初级的农业集体劳动组织就开始建立，１９３９年对劳动互助组织进行了一次整顿，同时对义务耕田队和妇女生产小组也进行了整理。经过整理，全县劳动互助扩大到２６社，２１０个小组，２２４４人;义务耕田队２６个， １２８个班，１０３２人；妇女生产小组１３３个，１２９７人；并组织挖甘草小组６６个，５６７人。各种劳动组织对生产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解决了生产中的劳动力不足的困难。
随着生产的迅速发展，农民思想觉悟的提高，集体劳动的变工队组织也不断地得到了巩固发展。1943年，变工队发展到268个，夏作中参加锄草的2445人；扎工队8个，77人，共锄地109160亩。秋收时变工队的人数增加到2654人，占全县劳动力的55.7%。
在组织劳动力的同时，对二流子进行了改造，采用“官督民逼”的办法，使其参加劳动生产，自食其力，变成好人。盐池解放后就经常地加强对二流子的改造工作，很多人在政府的帮助下改邪归正，戒了烟瘾，参加生产，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起来”实行集体互助劳动的政策，大大地推动了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通过互助变工，不但解决了当时人民群众的劳力和畜力的困难，而且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培养了他们的集体互助精神。通过互助调剂，解决一些较贫苦群众种子和缺粮吃的困难，促使生产顺利发展，对抗工属实行了代耕，解决了他们生产中的困难。
通过大生产运动，盐池县机关、部队、农村经济和农牧业生产发展很快，成绩显著，达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目标。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大为提高，农村的阶级成分有了明显变化。以1938年前的阶级成分与1944年的阶级成分比较，贫农由54.25%下降到44.25%，雇农由20.92%下降到4.47%，中农由19.16%上升到31.28%，富裕中农由0.65%上升到13.27%，富农由2.61%上升到4.74% 。
在大生产运动中，全县涌现出许多劳动英雄和积极分子。1943年“三八”节和“五一”节，两次奖励劳动英雄31人。1944年2月，召开了全县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交流生产经验，表彰英雄模范。树立的劳动英雄有贾树英、牛天业、张生福、王科、高仲和、刘占海、张贺兴、史明等。其中高仲和、刘占海、王科3人被评选为边区劳动英雄，光荣地参加了1943年11月在延安召开的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代表大会，获甲等奖，受到中央领导人接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盐池驻地部队劳动英雄张治国和盐池籍军人、八路军第三八五旅（驻陇东）劳动英雄武生华，也同时参加了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代表大会，毛泽东主席亲笔为他们书写了奖状。
二、发展教育文化事业
解放前，盐池的文化教育事业十分落后。据《陕甘宁边区国民教育概况》记载，那时在边区的一般县里，一百人中难找到一两个识字的，盐池县更是在两百人中只能找到一个识字的。1937年以后，盐池的教育事业得到快速发展。截至1945年，盐池有完全小学1所（县城完小）、公办中心小学2所、公办普通小学3所、民办小学15所，总计有小学21所，在校学生293人。根据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关于发展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教育方针精神，盐池县在办好公办学校的同时，号召发动群众建立民办学校，政府从人力和资金方面给予支持。边区政府从鲁迅师范学校分配高鹏林、高鸿宾、冯剑涛、雷兆春、霍仲廉、全仁富、王崇仁、吕祯瑞等青年到盐池担任教师。三边分区、盐池县也从当地培养选拔了一些教师。当时教师的政治待遇、物质待遇均比行政干部要高。一般在乡小学任教的教师，就是乡政府的委员；区管学校的校长，就是区政府的教育委员。1941年，陕甘宁边区实行“三三制”，各级政府机构中多有教师参加。教师得到政府与群众的普遍优待和尊重。小学教师的待遇，有薪米制和实物供给制两种。薪米制一般为完小校长每月小麦或小米5斗，教员4斗5升至5斗；实物供给制的标准，大致是每月小米1斗5升、菜费1200元（边币，下同）、津贴40~50元，每年棉、单、衬衣各1套，棉鞋1双，单鞋2双，毛巾2条，肥皂6块，被服补充依需要而定。对于教员家庭无劳动力者，政府酌情发动群众帮助代耕；女教员产假期两个月，薪金照发，小孩另给奶费，每年还供给棉布5丈、棉花2斤。
边区小学的课程以文化教育为主。按教育厅规定，初小设有国语（包括社会自然常识）、算术、美术、音乐、体育（游戏）、劳作（与生产常识结合）等科目，每周上课共约20小时；高小设有公民（政治常识）、国语、算术、社会（包括史地）、自然、卫生、美术、体育、劳作（生产劳动）等科目，每周上课约26小时。教材由边区教育厅编写供给。但由于学校人数连年激增，课本往往不能满足需要，老师常常要给学生抄写课本。教育厅允许，各学校可以根据当地社会情况及学生程度自己编选教材，特别是民办学校，在课程、教材等方面都不加严格限制。
在教学方面，提倡从边区的实际出发，适合边区抗战建设需要，办边区人民的教育。严格取缔有害儿童身心健康发展的体罚制度。在学校条件可能的情况下，灵活采用启发、参观、实习、实验、讨论、漫谈、互助、竞赛等教学方式，倡导学生自治，组织学生会（初小为儿童团），培养学生正确运用民主集中制，使儿童在实际活动中自己管理自己，自觉地遵守纪律。盐池县委十分关心少数民族的文化教育，在县城北关建立了1所伊斯兰小学。
社会教育方面，盐池县也开展得很有朝气。1942年，边区从延安派来一批文化教育干部，由县上干部配合，在县城办起了民教馆，又到各区、乡宣传动员，在全县办起冬学、夜校、家庭识字组、读报组、半日轮学班等57个，参加学习的1765人，其中妇女255人。二区五乡妇女李兰英，自己从小跟哥哥学习认识了一些字，就搞起了家庭识字组，教丈夫和两个孩子识字。《解放日报》报道了这个好经验，县委也给予宣传推广。受李兰英启发，二区的750户农民，到1944年有80户办起了家庭识字教育。
1944年11月，陕甘宁边区召开文化教育表彰大会。盐池县的文化教育工作受到边区政府表扬；二区荣获集体特等奖；李和春获个人特等奖；驻盐部队警备三旅七团张治国班获部队特等奖；二区热心办学的石礼先生获个人甲等奖，民办教师阎成美、王百宜获个人二等奖。
教育是文化的基础。教育的发展带动了文化的进步。1942年，边区教育厅指示，把各种形式的识字运动扩大为进行一般的社会教育。1943年冬更明确指示，社会教育要和各县其他工作任务紧密配合，如生产运动、防奸自卫、拥军、拥政爱民、减租减息等。在这些工作中有计划地组织社教活动，对群众进行教育。
通过边区文化干部的宣传辅导，新的群众的秧歌舞和秧歌剧开始在盐池活跃起来，成为当地社火的一种表演形式，很快在群众中传播开来。每逢举行群众大会和春节期间搞“双拥”活动时，都有不同内容的新秧歌演出，群众大为欢迎，宣传效果极好。
同时，群众与生产结合的读报组普遍出现。各乡村的读报组纷纷组织起来，每个乡订一份《解放日报》或《三边报》，各村指定识字的人，负责轮流传读，利用群众空闲的时间或晚上读给大家听。有的把读报、认字和生产结合起来，取得了很好成绩。
三、李季写作《王贵与李香香》
李季是河南省唐河县人，1922年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1938年，他初中尚未毕业就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工作。1943年春，奉命从太行山区来到革命圣地延安，旋被分配到三边分区靖边县小学任教导主任。
李季自幼爱好文学，尤其喜爱民歌。当他一踏上三边的土地，就被丰富多彩、优美动人的陕北民歌深深地迷住了。在陕北民歌中，最能表现当地劳动人民粗犷性格和真挚感情的，当推信天游。顾名思义，信天游就是敞开胸怀，无拘无束，一任其感情漫天飘游。在七沟八梁的黄土高坡上，在空旷荒寂的毛乌素沙地上，一声哀怨缠绵的信天游，就能使周围的环境顿时充满生气，让疲劳的行人即刻忘却困乏。“千里里的黄河连山川，好地方还数咱老三边”，“亲不过爹娘一片心，三边是咱们的命根根”。李季反复品味信天游的意境，觉得每一首歌都是一扇洞开的门户，那里面既广大又幽深。于是，他下定决心深入到实际生活中去，真正了解这块产生着美好民歌的土地和生息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民。陕北人最爱唱歌，谁一开口，他就留了意。他用边区造的马兰粗纸订成厚厚的本子，随身携带，听人一唱，就掏出本本记下来。有时候，听见赶牲畜的脚户对唱，他悄悄地跟随在脚户的后边走，竟然忘记了时间和里程。日积月累，他把醉人的民歌词密密麻麻地记下了十几本，有好几千段。1944年秋，李季从三边干校“抢救失足者”运动学习班出来，被分配到盐池县，担任政府秘书。其时，他尚无出名的作品发表，但优美的信天游不断激发他的创作热情。经过很长时间的琢磨，一篇在共产党领导下以三边人民群众反抗地主阶级、建立人民政权的曲折道路为素材的叙事长诗，终于在李季腹内酝酿成熟。
1945年隆冬，塞上的夜晚寒风怒吼，寒气袭人。李季在盐池县政府一间小小的宿舍兼办公室里，就着豆大的麻油灯，开始挥笔疾书，手冻硬了，脚冻麻了，到微有温热的炭火盆跟前去烤一烤，接着再写。苦熬了整整20个夜晚，一篇用信天游形式写出的长达740多行的叙事诗《红旗插到死狼湾》脱稿了。之后，李季利用饭后茶余或下乡的机会，不厌其烦地念给盐池县委、政府以及区、乡的干部和农民们听，虚心接纳众人的意见，又做了多次修改，然后才寄给报社。
1946年夏，《红旗插到死狼湾》首先在《三边报》上连续发表。同年秋，延安《解放日报》将该诗题目正式改定为《王贵与李香香》，于9月22日至24日连载。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陆定一，高度评价《王贵与李香香》，说它是“新诗歌的方向”。接着，《王贵与李香香》又由延安广播电台广播，并由新华社用电讯发出，不少解放区出了单行本，盛况空前。从此，李季一举成为20世纪40年代中期解放区诗坛上的新秀。《王贵与李香香》也从盐池走向了全国，轰动了新诗文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