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苏维埃政权的更名与改制
1937年9月6日，根据国共两党协议，为推动全国实行民主改革并巩固长期抗战，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华苏维埃民主共和国西北办事处正式改组为陕甘宁边区政府。9月20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式成立，这标志着陕甘宁边区的革命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标志着工农苏维埃政权时期的结束和建设抗日民主政权阶段的开始。边区各级苏维埃政府同时改组为抗日民主政府。盐池县苏维埃政府的牌子正式更换成“盐池县抗日民主政府”。但是，它仍然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政权，始终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作为宗旨和中心任务，同国民党区域其他地方政权在性质上有着根本的区别。
边区的行政体制为三级行政组织。边区政府以下的主要行政组织为县政府（等于县的市政府）、乡政府（等于乡的市政府）。边区政府与县政府之间，一些辽远县份则设立分区，委任行政督察专员，组织专员公署，代表边区政府督察各县工作；县政府与乡政府之间，则设立区政府，传达县、乡级间关系。乡以下则分行政村和自然村。
为了将苏维埃区域转变为抗日民主区域，西北办事处于1937年7月决定撤销陕甘宁省，成立庆环专区；同年11月，边区政府决定将盐池与定边（原均属陕甘宁省）、靖边（原属陕北省）划为三边分区，成立分区专员公署，王子宜为首任专员。以后几任专员分别为强晓初、罗成德、吴志渊。专署机关设在定边县城旧衙门院。
为了使各党，各派，各阶级、阶层，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中的一部分，享受同等的民主权利， 1937年5月12日，西北办事处行政会议正式通过《陕甘宁边区议会及行政组织纲要》和《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决定建立议会，边区的政治制度为议会民主制。议会不仅为边区的民意机关，而且是边区人民的最高权力机关。边区自苏维埃政权改为民主政权后，乡、县、边区三级议会均先后成立。各级议会议员由选民代表直接选举，是人民以平等的、不记名的方式普遍、直接选举的，不分阶级派别，凡是抗日的人民均有权参政。这就是民主政权与苏维埃政权的区别。各级行政长官——乡长、县长、边区主席，由各级议会选举。选民对于所选代表认为不称职时，可以随时改选撤回。各级政府直接对各级议会负责。
边区实行民主廉洁的政治。边区的民众与政权组织是融合在一起的，不是两相隔绝的。它消除了旧时代官僚分子存在的基础，各级官长由选举产生，薪俸不超过熟练劳动者所得，隔断了“升官”与“发财”的联系，消除了政治腐败的祸根。边区行政的基本任务是：第一，发扬抗日民主，发挥边区各阶级、各阶层的人力、智力、物力、财力，坚持抗战，建设边区，保护抗日民主根据地，使它成为抗日的坚强堡垒。第二，开展抗日民主普选运动，改进民主政治，建立民主制度，加强政权机构，使政权与人民亲密地结合起来，增强抗战建国的力量。第三，实施新礼制，建立考绩制度，保护人民的民主权利，开展卫生保健，进行赈灾救济，建立革命秩序。
根据中共中央和边区党委的指示，在苏维埃政府改名为抗日民主政府的同时，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将“少共”（青年团）组织改称为“青年救国会”，简称“青救会”；妇女联合会改称为“妇女救国会”，简称“妇救会”。之后，又将县工会、青救会、妇救会联合组成“抗敌后援会”，简称“抗后会”，成为联合各阶层人民共同抗日的群众组织。在抗日战争时期，党组织一般以“抗后会”名义做统战工作，把各阶层人士都团结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来，有人的出人，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有马的出马，全民族共同抗战，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
二、民主选举与“三三制”政权
体现政权民主的最基本原则，就是实行民主选举。民主选举是建设民主政治最重要的一环。在边区，没有民主则一切工作都无法进行。据李维汉执笔，经毛泽东、周恩来审阅的《陕甘宁边区建设简述》记载，1938年，陕甘宁边区进行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民主选举。实行直接、平等、不记名投票的选举法（不分阶级党派，不分宗教信仰，男女平等，民族平等），正式进行乡级代表会及县、边区三级议会的选举。通过选举，建立了乡、县及边区的议会，并由议会选举产生了同级政府。这次选举，恢复了地主阶级的公民权，使得一些逃亡的地主陆续返回了家乡。关于盐池县当年乡、县民主选举的史料，现在已很难求得，故选举情况不能详细叙述。盐池县第一届议会选举王敬民为议长（县委书记，兼），选举曹建勋为盐池县第一届抗日民主政府县长。
1938年9月26日，国民政府颁布《省参议会组织条例》。据此，11月25日，边区政府向各分区和县、区、乡政府发出训令，改边区议会为边区参议会，所有原选之边区议员，均改为边区参议员。于是，边区以下各级议会也作了相应的改变。边区政府训令说：“此一更改不仅表现于名义及形式方面，在内容与精神上，当本精诚团结坚持抗战之主旨，争取最后胜利完成抗战建国大业。”
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投票的“三三制”选举，是实现抗日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和人民民主权利的重要手段。1941年5月1日，中共边区中央局经中共中央批准发布《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又称《五一施政纲领》），提出了全面建设边区的21项政策措施。其中有：团结边区内部各社会阶级，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在选举的候选人名单中，共产党员只占1/3，以便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均能参加边区民意机关之活动与边区行政之管理；保证一切抗日人民（地主、资本家、农民、工人等）的人权、政权、财权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之自由；依据民族平等原则，实行蒙古族、回族与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权利，建立蒙古族、回族自治区，尊重蒙古族、回族的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等等。
1941年2月，陕甘宁边区举行以贯彻“三三制”政策为中心的第二次民主普选运动。这次普选，被称为是一个“空前的伟大的民主运动”，是以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作为理论基础，以《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作为行动纲领的选举。
盐池县的乡选从1941年6月份开始进行。在6月14至20日的全县区长及文书联席会后，县上派了许多干部到各区、乡农村，与乡选委员会和乡干部共同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民主政策，发动群众提名讨论乡、县候选人名单。7月上旬，乡选普遍开始。各区首先选择一个行政村作为试点，取得经验，然后普遍进行。因为农村识字的人很少，投票的方法大都采用在选票上用香头烧洞或用毛笔画点的办法，就是将每个行政村提出的候选人名单写在半张麻纸上，以自然村为单位（户数少的可以几个自然村合并）召集选民，由选举工作人员念名单，选民用点着的香在自己同意的人名下烧一个小洞，或用毛笔点一个点。县、乡两级议员在同一次选出。至8月中旬全县顺利完成选举任务。
1941年，盐池县共有5个区27个乡108个行政村，总人口19751人，选民11612人，参加选举的8799人，占选民总数的76%。共选正式乡议员519人，其中女23人，候补乡议员109人，其中女13人；选举县议员37人，其中女4人，候补县议员8人。在选出的519名乡议员中，有共产党员191人，国民党员2人，其他党派与无党派人士326人。在民主选举过程中，选换了一批群众认为不合格的乡村干部，换掉乡长8人，行政村主任21人。说明群众的民主意识有了很大提高。（摘自1941年9月12日盐池县选举委员会《乡选总结报告》）
9月22日，盐池县第二届参议会开幕，会期7天。到会参议员37人，各机关列席多人，并有友区来宾田副官、强联保主任等4人，旁听民众甚多。县长阎志遵报告了三年来的政府工作，参议员进行了认真讨论与检讨，并通过提案27件。会议选举李维钧为议长，靳体元为副议长。阎志遵连任县长（1942年8月，阎志遵带职赴延安学习，孙璞代理县长至1945年5月正式任县长），杨华亭、孙正午（孙璞）、杨存富、刘俊秀、郭文举、王伟春、芮丁（女）、张永安、张效儒（张广珍）9人为政府委员。选举李复元为县裁判委员会裁判员。大会选举出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参议员3人：贺晋年（八路军警备第三旅旅长兼三边警备区司令员）、萧佐汉（中共盐池县委书记）、靳体元。
1942年3月5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出《为充实“三三制”及开好各级议会给各县的指示信》，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充实县级“三三制”》的社论。社论说：“去年选举，许多县共产党员的席位超过了三分之一，有的县则共产党员占了绝对的多数。这一方面说明了边区人民对于共产党的信任与拥护，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我们对于《边区施政纲领》第五条‘本党愿与各党各派及一切群众团体进行选举联盟，并在候选名单中确定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的规定，还没有真正去研究、了解。”边区政府的指示信中说：“三三制的推行，成为全体人民的任务，政府更应保证。因此提出号召：各县参议会共产党员超过三分之一的，应该自动退出辞职，由无党派候补议员补充。”为此，边区政府规定要在1942年4月至8月、8月至12月分两个阶段进行改选，以进一步贯彻“三三制”原则。
4月下旬，盐池县举行二届二次参议会。会上，共产党员参议员李复元、芮丁（女）、郭文举、刘俊秀、张永安、张效儒（张广珍）6人自动退出，另由党外人士聂复初、刘占金、聂秉珍、赵文卿、曹贵等5人补任。常驻会议员萧佐汉（共产党员）也自动退出，补选左祥林先生。同样在改选政府的9位委员中，党外人士由1人增至6人，共产党员由8人减到3人。在县参议会和政府委员中，真正实现了“三三制”。
1942年9~12月，盐池县进行乡政权改选。9月10日至10月10日开办乡选训练班，组织乡选举委员会（5人组成）、审查委员会（5人组成）及划界时期；10月10日至11月10日为宣传调查、登记户口、划分居民小组及张贴红白榜时期；11月10日至月底为选举参议员、村主席及召开乡参议会、改选乡政府时期。因区、乡干部忙于征粮调查，故延迟至12月15日全部选举完毕。全县共选出乡参议员325人，其中共产党员69人，其他党派与无党派人士256人；被选为乡长及政府委员者105人，其中共产党员47人，党外人士58人；乡政府委员中改选者50人，连任者55人，乡长连任者12人，落选及撤职者14人。选举县参议员38人（女1人，回族2人），其中共产党员16人，国民党员3人，无党派人士19人；县政府委员13人，其中共产党员5人，国民党员2人，无党派6人。在此次选举过程中，民众接受上年的经验，对乡选的认识大大提高。群众提出的候选人，均在大会上进行公布和讨论通过，然后才正式选举。在过去，民众怕担任公事，甚至有选举“二流子”为参议员者，这次没有了。四区三乡乡长石占江，当年40岁，1936年以来已经当了7年乡长。他平日关心群众利益，事事起模范带头作用，在每次分配负担时，宁愿给自己摊重些，有的贫困户出不起，他就自己担当起来。当年秋征检查时，他儿子把自家种的40亩糜子报了20亩，他在一旁听了生气地骂道：“别捣那些鬼，咱的地还能瞒谎得了人！今年种的糜子有40亩，能打17石（每石500斤）粮哩。”他的工作作风赢得了群众信任，所以在选举中大家继续选他当乡长。
在4月下旬召开的二届二次县参议会上，通过了一项重要提案：划定民族区，实行回族、蒙古族自治。在第二次选举过程中，盐池县四区五乡的回民进行了单独选举。该乡位于盐池县西部边缘，与友区灵武县接壤，由井沟、南滩、老庄子、强家滩、苦水、岔岱6个纯回民村庄组成，故称之为“回六庄”。共有回族人口215人。选举中选出乡参议员4人、候补乡参议员1人、县参议员1人，并选出了自己的乡长。一区有回民23人，选举乡议员1人、候补议员1人。1942年4月，中共三边分区党委将回六庄划为一个回民自治乡，归定边回民自治区管理。这是宁夏历史上第一个回民自治乡。后来，因该乡距定边太远，管理诸多不便，又于1943年夏仍旧划归盐池四区五乡。
在陕甘宁边区政府领导下，经过1942年的乡选、县调整，“三三制”政策在盐池县得到较好的贯彻实行，实现了各抗日阶层的民主团结，开始创造了自上而下的民主联合政府，调动了全体人民的抗日热情，促进了全民族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使全县的民主政治呈现出崭新的面貌。
三、第三次民主普选
抗战期间，陕甘宁边区民主政治的实施与成就，对国民党统治区人民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抗战胜利后，争取实现中国政治民主化，已成为全国人民的急切愿望与现实要求。边区的第三次民主普选，再一次向全国人民展现了边区人民热爱和平民主的坚定立场。
1944年12月召开的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二次大会，作出了《关于进行边区第三次三级民主普选的决定》。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和平、民主和建设。中共中央本着争取和平民主的方针，9月6日，边区政府发出《关于今年选举工作的训令》，指出此次选举必须：①坚持不分阶级、党派、民族、性别、信仰的，不受财产与文化程度限制的普遍、平等、直接、无记名投票的选举原则；②发动人民彻底检查政府工作，检查各种政策的正确性及其执行程度，检查政务人员的工作作风，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以求改进工作；③在选举中，任何公民、任何抗日党派与民众团体，均有依选举条例提出候选人的权利，有为自己或为他人实行竞选的权利。这表明，此次选举仍以抗日的阶级和政党为基础的政策并没有改变。
陕甘宁边区第三次民主选举于1945年9月、10月间陆续开始。在这次选举中，盐池县共选举乡代表560名，其中共产党员137名、国民党员1名、无党派422名。在乡选的同时，各乡按照规定的名额选出了县参议员38名（女1名，回族1名），其中共产党员14名，国民党员1人，无党派23人；选举边区参议员3人：贺晋年（党员，警备第三旅旅长）、萧佐汉（党员，县委书记）、靳体元（民主人士，元华工厂经理）。
选举出盐池县第三届参议会正式议员33人，他们是： 聂秉政、姚耀先、杨华亭、佟汉、靳体元、赵文卿、左祥林、石礼、邓国忠、高维太、段海珍、赵彪、张和喜、张广珍、杨润、张广喜、官书、毛生秀、孙璞、王江、李天祥、李义、李有煜、刘占海、张万秀、宗立本、马金元（回）、贾树英、张国威、白凤奎、吴全福、韩守德、郭文举。
选举候补议员5人：方恩德、李兰英（女）、李成章、吴振声、赵卿。
1946年2月12~19日，盐池县第三届参议会召开，选举靳体元为议长，郭文举为副议长；常驻议员为杨华亭、贾树英、白凤奎；选举孙璞为县长，选举县政府委员11人：张广珍、左祥林、孙 璞、聂秉政、赵文卿、宗立本、马金元（回）、李有煜 、刘占海、高维太、张广喜。
1946年4月2~27日，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在延安召开。盐池县参议会议长靳体元先生光荣地当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19名委员之一。
以上就是陕甘宁边区盐池县民主政治演变的概况，也就是联合政府的发展过程。边区民主政治的实施，团结了各阶层人士，使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政权更加巩固起来，大大影响和推动了全国的民主运动。对参加政权的非党人士，基本上实行了有团结有斗争的策略。根据其对革命工作的态度，分别采取鼓励、争取和进行斗争等不同方针，以达到与党外民主人士的长期合作。这样就争取和培养了一部分非党人士，不仅增强了他们的能力，而且初步改造了他们的思想，使其成为确实为人民服务的干部，如靳体元、左祥林等。
四、党组织的巩固发展
盐池县的共产党组织，是1936年盐池解放后发展起来的。初期，城市里的工人和乡村里的农民对共产党了解认识不深，“离得远远的”，不敢接近。接近的多是些老头子和所谓“不怕事”的人。这些“不怕事”的人，又不怕失去什么，为了在革命中得到好处，都是很积极的，有的被吸收为党员，有的还担负了主要责任。所以在初期发展的中共党员中，流氓成分的占了相当数量。他们的弱点在革命运动中不久便暴露出来：有的贪污腐化，工作消极；有的不守机密；有的偷偷摸摸，旧病复发，群众对他们意见很大。因此，1936年后期，根据上级指示基本停止发展党员，并进行“清洗”整顿，将那些“不怕事”的人“洗刷”出去。这样，党员的数量急剧下降。
1937年以后，陕甘宁边区进入了相对和平的时期，时局稳定，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进一步提高，靠拢党组织的人越来越多。是年7月，中共盐池县第一次党代会隆重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87人，代表全县200名党员，会期5天。陕甘宁省委组织部部长罗梓铭、内政部部长王子宜到会指导。会议选举王敬民为县委书记（惠庆祺调任定边中心县委书记）、冯德厚（马子民）为组织部部长；选举朱海山、刘生义、郭文庆（郭成娃）为出席庆环特区党代会代表。
盐池县党代会之后，党的组织又有了较快发展，并且把发展的重点放在农村，吸收的党员中，忠诚朴实的贫雇农占了多数。是年冬季，县委对全县党员进行了一次冬训。组织党员学习理论，学习党课，学习文化知识，并且专门研究制定了农村“支部工作六条任务”：一是生产工作（包括变工、开荒、夏耘、秋收等），二是抗战动员工作（包括公粮、公盐、担架、运输等），三是拥军优抗（年节劳军、代耕等），四是自卫军教育训练，五是党员教育及日常生活，六是学校教育。1939年基本上停止了发展党员，对党员进行审查和巩固工作。在巩固的过程中又进行了一次“洗刷”，党员数量又有减少。1940年以后又开始稳步发展，截至1943年，全县农村党员发展到365人，其中男360人、女5人，贫农出身的246人、雇农31人、富农10人、商人3人；全县农村26个乡，成立26个党支部；105个行政村，建立了101个党小组。1944年，党组织又有了较快发展。1946年全县党员发展到550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