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盐池县红色政权的建立
西征红军于1936年6月21日解放盐池县城后，为了维护社会治安，动员社会力量支援前线，西方野战军立即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从红军中抽调人员对盐池实行军事管制。随后，西方野战军政治部宣布了中国共产党盐池县委员会成员名单。中共盐池县委组成人员是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决定的。盐池县解放时，除组织部部长王敬民随红十五军团第七十八师先期到达盐池外，其余人员都在陕甘宁省委驻地环县河连湾学习待命。得知盐池解放的信息，县委书记惠庆祺带领26名干部从河连湾出发，于7月初到达盐池，正式接手县委工作。
7月上旬，中共盐池县委在西征红军的帮助下建立了盐池县苏维埃政府，袁兆瑞任主席，张常山任副主席，王瑞祥任财政经济部部长，余成河任土地部部长，赵二任贫农部部长，聂秉正任粮食部部长，牛占彪任武装部部长。
中共盐池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赤化陕甘宁”的政治口号，建立区、乡、村基层革命政权，发展党团员，建立基层党组织。到1937年，全县共建立了5个区党委，26个党支部，共有党员90名。建立革命武装。1936年10月，县苏维埃政府组建了一支40多人的游击队，牛占彪、吴亚雄先后任队长。发动农民打土豪分田地。没收地主豪绅的金银财物、粮食、牛羊、房屋分配给贫苦农民，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他们努力发展生产，积极支援前线，以实际行动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筹办合作社，发展商业贸易。1936年7~10月，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经济部部长毛泽民的指导下，先后在县城和各区办起了消费合作社，发行苏币（苏维埃货币），整建税务工作，规定了公平合理的税目、税率，使各行各业都得到休养生息，促进了盐池苏区经济的发展繁荣，从而活跃了市场，方便了群众生活，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保卫了新生的红色政权。
二、剿灭土匪，安定社会，巩固红色政权
盐池县地处陕甘宁蒙四省区交界的边界地带，自古以来匪患如麻，老百姓居无宁日，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1936年6月21日，红军西征解放盐池之后，建立了共产党领导的红色革命政权，组织起人民武装力量，加上红军大部队驻防保护，大小土匪望风远遁，人民过上了和平安宁的生活。可是，到了1937年秋天，当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后方兵力空虚之际，土匪在日伪和国民党顽固分子的收买、勾结、派遣下，为了配合日军向绥蒙的进攻，又一时蜂起，卷土重来。所到之处，除了抢劫财物、牲畜之外，奸淫烧杀，无恶不作，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据统计，当时陕甘宁边区境内出现的土匪共有40多股，4000余人，枪2000多支。
土匪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打家劫舍、抢劫财物为主的一般土匪；另一类则是有背景的“政治土匪”，除了抢劫钱财之外，主要是以摧残边区的地方政府机关、破坏中国共产党党群组织、刺杀党政领导人和军队工作人员为目的，危害更烈。这些政治土匪，有的是在土地革命时期被红军打击过的恶霸地主、反动军阀武装，此时又充当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内应，如经常窜扰三边地区的惯匪张庭芝；有的是直接与日伪勾结的汉奸武装，如在三边地区作恶多端的范玉山、薛子茂股匪。张庭芝是陕北有名的“大坏种”，长期以来专门与共产党为敌。张庭芝原是国民党陆军第八十四师高桂滋部下，当高部奉命开往抗日前线时，他不思抗日，叛变为匪，先在靖边县青羊岔袭击了红军一个步兵营和骑兵团，然后流窜到三边地区捣乱。范玉山、薛子茂是从绥远（今内蒙古中部）过来的土匪。匪徒装备精良，每人配备有3匹马和长短两支枪，抢东西、抢年轻妇女和小孩，十分凶残。在此之前，宁夏马鸿宾、马鸿逵都曾对该部进行过收编，但都受了土匪的骗，土匪们弄到一些武器和军饷便又跑掉了。在盐池南部边境窜扰的还有甘肃环县的土匪缪福禄、赵老五（赵思忠）、施彦芳等。
为了肃清匪患，安定社会秩序，保卫人民生命财产安全，1937年10月，中共中央军委给陕甘宁边区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部（司令员萧劲光）下达了“保卫边区，肃清土匪，安定人民生活”的命令，要求留守兵团与各地党政机关取得密切联系，广泛发动群众与地方武装，打一场剿灭土匪的人民战争。同时命令边区保安司令部司令员高岗兼任剿匪司令，率中共中央军委骑兵团开往三边地区剿匪。骑兵团团长兼政委孔令甫带领全团人马，从洛川出发，经过几天急行军到达张家畔与高岗会合，遂率部向定边、盐池进发。
驻防三边地区的部队是原红二十九军改编的边区留守兵团警备第二团，团长周仁杰（周俅保），政委甘渭汉。其第二营（原红二团）驻防盐池，营长徐国珍，教导员李长伟。部队虽然改编了，但大家仍然习惯称他们为“红二团”。
骑兵团与警备第二团密切配合，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对土匪一面从政治上争取，一面从军事上打击。在军事上采取分区驻剿与集中合击围歼的战术，就是在土匪较多出没的地区，集中相当兵力，统一指挥，一旦与匪接触，即轻装尾追；一经判明匪路，就分路堵截、合击。
一次剿匪部队得到情报，范玉山、薛子茂股匪又从绥远经过苟池，越过长城，窜到盐池城西60多里的孙家楼。村里的老百姓闻讯都跑了。土匪就到山里搜索，把一些人从“窨子”（人工挖掘的地道）里熏出来，男的抓回村里修工事，女的被惨无人道地糟蹋。闻报后，剿匪部队立即出发，前往剿灭 。剿匪部队赶到孙家楼，经过一阵激烈的战斗，土匪抱头鼠窜。战士们进村以后，只见遍地狼藉，满目疮痍，情景惨不忍睹。土匪逃离了孙家楼，又窜到了盐池县城东面的滥泥池抢掠。部队跟踪追击，土匪又仓皇逃窜。战士们进村后，见土匪把老百姓的耕牛有的给活活卸掉一条腿，还有的活羊也被卸掉一条腿，老百姓的米缸面柜里，不是给撒上马粪，就是人屎人尿，弄得不成样子，老百姓恨之入骨。滥泥池一打，土匪又跑回绥远去了。
第三次，这股土匪又窜到了盐池城西的官滩。警备第二团和骑兵团两支部队连夜出击，趁夜接近官滩村子，敌人吃饭、咳嗽的声音都可以听得见。高岗向徐国珍布置任务说，只要你们步兵把土匪能赶出村庄，就由骑兵来解决。拂晓时，警备第二团首先发起攻击。土匪听到了枪声，一齐向村外冲了出来。骑兵团的一个排受到重大损失，高岗也差点被土匪抓住。徐国珍一看情况不好，马上指挥一个连抢先占领高地，上去12挺机枪，一齐扫射，一下子把敌人打散了。骑兵团趁势追杀，敌人向西逃窜，把抢到的几十名妇女、小孩，还有一些马匹，都丢在官滩以西的沙窝里，被战士们救了回来。追过大水坑，土匪向西逃进了马管区。 官滩一仗，打死了土匪数十人，土匪司令的老婆和一个最凶恶的连长也被击毙，使其元气大伤。
11月下旬，剿匪部队又把张庭芝匪部包围在盐池八岔梁。土匪惊恐万状，把所带东西全部丢掉，拼命轻装突围出去。剿匪部队跟踪追击到定边的堆子梁、白泥井，后在安边仓房梁寨子把土匪包围。土匪被围困了两天一夜，最后乘夜挖洞逃跑。剿匪部队紧追不舍，追至靖边县柠条梁，又将敌包围在一个土城里面。骑兵团和警备第二团东西对进，四面合围，沉重打击，使张庭芝部溃不成军，残部缩进安边城里，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了。
经过半年时间的围剿，先后歼敌400多人，缴枪500余支、战马100多匹，窜扰三边地区的土匪基本上被全部歼灭。任务完成后，剿匪部队回到盐池、定边休整。盐、定两县政府和人民群众，敲锣打鼓，箪食壶浆，纷纷抬上猪羊和食品慰劳人民军队。
击溃了张庭芝和范玉山、薛子茂大股土匪以后，对于在南部边界活动的小股土匪震慑很大。1938年春节过后，经过县委书记贺恩宽（贺旭东）的政治工作，施颜芳股匪集体向盐池县政府投诚（以后又反水回去了）。赵老五、缪福禄股匪，也暂时龟缩到甜水堡老巢。
三、改变土地政策，实行减租减息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年中共八七会议以后，共产党一贯实行的是“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政策，没收地主土地和一些富农的土地，分配给贫苦农民所有，以实现耕者有其田的目标。
1935年12月6日，中共中央根据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及历史上土地革命的经验教训，作出《关于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决定说：“在苏区当土地革命深入时，我们应该集中力量消灭地主阶级。对于富农，我们只取消其封建式剥削的部分，即没收其出租的土地并取消其高利贷。富农所经营的（包括雇工经营的）土地、商业以及其他财产则不能没收。”“对于那些积极参加苏维埃革命的地主、富农出身的知识分子，我们是欢迎的，他们应该受到苏维埃工作人员同等的待遇，取得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这个文件，实际上是批判了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土地政策，即批判了共产国际加紧反富农的错误政策。
1937年5月2日至14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全国代表会议，毛泽东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中共盐池县委书记惠庆祺参加了这次大会。惠庆祺回来传达了会议精神之后，很快将土地证和房产证发到已经分得土地和房屋的贫苦农民手中，在全县停止了“打土豪分田地”的运动。遵照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号召各阶层人士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有人的出人，以实际行动投入抗日救亡运动。 从此，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都是减租减息的政策。只是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才重新实行没收和分配土地的政策。
减租减息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处理土地问题的基本政策。1942年1月28日和2月6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和《关于如何执行土地政策决定的指示》。这两个文件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对减租减息政策和执行这一政策的具体办法作了明确的规定。在农村实行减租减息政策，一方面地主要减租减息，以改善农民的生活；另一方面，农民要交租交息，照顾到地主、富农的利益。减租的办法是“二五减租”，即把原租额减少25%。减息的办法是规定年利率一般为一分（即1/10），最高不得超过一分半。在正租以外的杂租、劳役和各种形式的高利贷，一律取消。
盐池县地广人稀，在实行减租减息之前，农民租种地主的土地，一般是二八股分，即种地的农民得收获量的80%，地主得20%，较外地为轻，也有少数是三七甚至四六分成。1942年，县上开始宣传减租减息政策。首先由区政府召开乡长联席会议宣传贯彻，再由乡政府召开委员会传达，经委员们再传达给每一家农户。但具体哪一家该减多少，没有明确界定。政府提议按一九分，即种地农民得90%，地主得10%，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情况不一。刚开始的时候，有的地主并不遵照实行，如城区二乡地主郭生财，收租子时仍坚持要二八股子“连毛提”，即按地里收下的粮食个子（捆子）连草带子一起提。农民说公家叫按一九分，郭说：“种地的时候你们咋不找公家，分租子的时候就找起公家来啦。公家没有种我的地，你不愿种把地给我撂下！”后经县上来人调解，郭按一九股分，给农民退了租子。有的农民也认识模糊，存在“明减暗不减”的情况。可见，要改变一种旧的制度，也绝非是轻而易举的事情。通过政府的广泛宣传与动员，1943年以后盐池县的减租减息工作才逐渐得到了落实。经过减租减息，农民不仅得到了经济实惠，而且增强了自己的政治优势，大大提高了农民生产和抗日的积极性，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四、“有理、有利、有节”的反摩擦斗争
摩擦与反摩擦的斗争，是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斗争的特殊形式。针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行为，共产党、八路军的反摩擦势在必行。陕甘宁边区的反摩擦斗争，自始至终都是在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早在1938年11月13日召开的陕甘宁边区第二次党代会上，毛泽东就告诫大家：“我们虽然与国民党达成了第二次联合、共同抗日的协议，但是国民党‘溶共、防共、反共’的反动方针是不会改变的。这样，我们就要提高警惕。我们讲团结是有条件的，假使人家把你的头割掉了，还讲什么团结呢？所以我们在讲团结的同时，在必要的时候还要斗争。有了斗争就会有团结。这叫有理、有利、有节。”毛泽东指示在同国民党顽固派斗争时，必须坚持自卫的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还要坚持胜利的、休战的原则，做到“有理、有利、有节”，既打击他们的反动政策，使其收敛，又尽量争取他们留在抗日统一战线内。这些策略和斗争原则，贯穿于陕甘宁边区反摩擦斗争的始终。
盐池县是陕甘宁边区的西北门户，北、西、西南三面与国民党统治区接壤，国民党顽固派在这里制造摩擦更为卖力上劲。他们在盐池县制造的反共摩擦事件主要有：
1939年初，盐池北边伊克昭盟国民党游击司令章文轩，指使其部下蒙兵多次公开越界到盐池二区二乡、四乡、五乡和定边县一区八乡，组织保、甲，破坏抗日民众团体，强征税收，勒索粮草和现金。还在一区五乡麻花塘建立区公所，驻兵苟池、北大池，并招募壮丁，威吓群众，抢劫群众财物，进行反共宣传等。为此，盐池县政府曾直接与伊克昭盟鄂尔多斯右翼中旗政府交涉，未果。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萧劲光，于1939年2月27日联名致函宁夏省主席马鸿逵：“唯以该旗素受吾兄领导，拟恳顾念邻谊，劝谕该旗，撤回蒙兵，恢复友好关系。”但蒙兵的越境活动仍然时有发生。1939年7月23日，盐池县县长阎志遵再次呈文具报三边分区行署。三边分区行政专员强晓初于9月9日具文呈报陕甘宁边区政府，受到边区政府高度重视并毛泽东主席关注。10月7日，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高自力联名致信国民党绥远省各盟旗地方自治指导长官公署副长官朱绶光：“际此抗战严重关头，民族团结关系至巨，故特不揣冒昧，敢烦尊处鼎力劝导制止，不胜感幸。”此信件经过毛泽东主席亲自审阅并修改后发出。
在多次警告无效的情况下，1940年，盐池游击队在二区五乡麻黄沟石家西场，给了越境搞破坏活动的蒙兵一次严重教训。从此以后，蒙兵的行动大为收敛。
盐池、灵武交界处的倒塔村（今名宝塔，下同），原属边区所辖。1939年被马鸿逵派兵侵占，并将电话线拉到距盐池县城不足30公里的牛毛井村，在牛毛井设立了哨站，经常出兵骚扰或派密探四处侦察。1940年4月，为了维护县境安全，反击国民党顽固派的破坏，盐池县政府下令驱逐了牛毛井哨站。之后，马部将哨站移至倒塔，仍在盐池境内。
盘踞在惠安堡的国民党盐池县政府，也经常派人到边区境内勒索群众，刺探情报，制造摩擦。1940年1月初，以马文良为团长、马文魁为副团长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回民巡视团一行6人，从延安来到盐池县。在县上开完会之后，立即到一个回民聚居区——盐池县四区五乡回六庄开展工作，了解与解决回民在春耕生产及生活中存在的实际困难。2月8日（农历正月十三）早晨，惠安堡的县政府警察配合马鸿逵部驻军突然越界包围了回六庄。巡视团除了副团长马文魁一人躲藏脱险外，团长马文良与团员马尚福、钟正鸣、郑风云、马占仁5人均遭逮捕。马文良被解送银川之后，在敌人的酷刑折磨下，大义凛然，坚贞不屈，表现出共产党人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敌人畏惧其影响，于1941年4月17日夜间，将马文良与之前逮捕的中共宁夏工委书记崔景岳、共产党员孟长有一起活埋。其他的人，两人被迫害致死狱中，另两人一直被关押到1948年才获释。马文良等人被捕后，边区政府及三边行署曾多方进行营救，但终未成功。
1940年冬天，国民党盐池县副县长张汉卿指使老牌土匪马登第、饶瑞昌等11人，窜入盐池五区骚扰。在陈家山村包围袭击了边区派出买草的骑兵战士3人，抢走步枪2支、马3匹。
1941年10月，驻绥远伊克昭盟境内的国民党新编第二十六师何文鼎部，突然南下，向三边分区逼近，企图侵占盐池、定边。为了确保三边分区的安全，毛泽东亲自召见八路军第三五九旅王震旅长和警备三旅贺晋年旅长，指示“何来必打”。王震、贺晋年立即指挥所部以急行军速度开赴三边前线，严阵以待。何文鼎得知八路军已有充分准备，未敢继续向边区推进，于1942年1月4日又龟缩到绥远的原防地去了。
1943年9月2日，马鸿逵部驻倒塔骑兵连，窜入盐池县二区三乡三村骚扰。正在该村工作的二区党委书记李怀宝、县委宣传部干事韩川岗、战士张万禄3人被抓走，押送银川监狱。10月11日，该骑兵连又窜入二区三乡乔庄子骚扰，被二区游击队迎头击退。
在三年的反摩擦斗争中，中共盐池县委领导全县军民遵照毛泽东主席“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指示，在驻军红二团的大力支持下，有理、有利、有节地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在反摩擦期间，全县各区都建立健全了统战委员会，乡支部配备了统战干事。同时加强统战宣传，严防顽固派的侵扰，侧重政治说理，避免正面冲突。县长阎志遵先后给伊克昭盟国民党游击司令章文轩、宁夏主席马鸿逵写信呼吁，晓以团结抗日大义，使盐池县在抗日战争期间出现了相对和平的局面。对于坚持破坏抗日的敌特和顽固分子，则予以坚决打击。先后摧毁了蒙兵越界建立的保甲组织，逮捕了组织保甲的汉族顽固分子，收复了被侵占的区域。对窜入盐池境内骚扰、抢劫的国民党民团，则予以扣押缴械。经过斗争，使国民党顽固派的嚣张气焰大为收敛，从而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到了巩固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