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在中国革命的征程中，有着特殊的历史地位，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对此，毛泽东作过很多精辟的论述。１９３８年７月２日，毛泽东在同世界学联代表团谈话时说：“边区的作用，就在做出一个榜样给全国人民看，使他们懂得这种制度是最于抗日救国有利的，是抗日救国唯一正确的道路，这就是边区在全国的意义和作用。”１９４５年２月２５日，毛泽东指出：“陕甘宁边区的作用非常大，我说它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枢纽，中国革命的起承转合点。长征结束以后，起是从这里起的，转也是从这里转的……这个地方是落脚点，同时又是出发点。”１９４５年４月２１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的报告中指出：“陕甘宁这地方不好，地瘠民贫。但是我说，没有陕北那就不得下地。我说陕北是两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
毛泽东从中国革命发展的战略高度对陕甘宁边区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作出了科学的评价。据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和工农红军长征的落脚点；陕甘宁边区是中国共产党推动全民族抗战的出发点；陕甘宁边区是中国革命的指导中心和总后方；陕甘宁边区是革命根据地建设的模范；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开展新民主主义建设的直接试验区，是新中国的雏形。
一、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和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落脚点
（一）陕甘宁边区是中国共产党唯一没有丧失的革命根据地
陕甘宁边区的前身是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它是由刘志丹、谢子长等同志领导下，从１９３１年起在游击战争中逐步发展起来的。１９３７年５月改为陕甘宁特区，１９３７年９月改名陕甘宁边区。它和其他革命根据地一样，曾经开展过土地革命，建立了红色政权，处在白色政权包围之中，多次受到国民党的军事“围剿”，后来，又受到“左”倾机会主义的危害。但是，其他革命根据地，在红军长征前后都先后丧失，而陕甘宁边区却成为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保存下来的唯一根据地。
它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其主要原因如下：第一，陕甘宁边区位于陕甘宁三省交界的边远地区，与历代兵家必争的中原地区相比，显得非常偏僻。这里经济文化落后，交通不便，信息不灵，远离国民党统治中心，周边的反动统治力量比较薄弱，蒋介石无暇顾及此地，不是蒋介石“剿共”计划中首先要消灭的对象。第二，它离当时“左”倾路线统治的中央比较远，本本主义难以及时波及、影响到这里。第三，陕甘宁苏区党和红军的领导人都是土生土长的，熟悉本地情况，与群众联系密切。因而，陕甘宁边区能够多次粉碎当地军阀的“围剿”，不断地巩固和扩大。
（二）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和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落脚点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先后创建了十几块革命根据地。但是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领导，革命事业遭受严重挫折，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在白区几乎丧失殆尽，根据地丧失９０％，中共中央和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长征。红军虽然进行长征，但对长征的目的地和建立革命大本营的具体地点，事先都未确定。对此重大问题，党中央和毛泽东在长征途中曾进行过反复思考和研究。也曾7次形成过决议，但在客观分析了红军面临的复杂多变的形势后，均一一被否决。到达甘肃哈达铺的红军意外地找到国民党的一张《山西日报》（又说《晋阳日报》）。该报纸报道：“陕甘宁刘志丹赤匪部已占领六座县城，拥有正规军五万余人，游击队、赤卫队、少先队二十万人，窥视晋西北，随时有东渡黄河的危险性。”①报道明显失实，夸大了陕北红军的数量，但令人确信的是陕北的确有相当大的一片苏区和相当数量的红军存在。这个消息，使处于困境中的中央红军感到无比兴奋。毛泽东当即表态：“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②1935年9月27日晚，中共中央举行榜罗镇会议并作出具有历史性的决议，即改变俄界会议关于接近苏联建立根据地的决定，而把中共中央和陕甘支队的落脚点放在陕北，在陕北保卫和扩大苏区。同年１０月２１日，在陕甘根据地的吴起镇组织“切尾巴”战役，给陕北人民献上一份见面礼。１１月２０日，中共中央机关到达陕甘根据地的中心瓦窑堡，至此，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苦战一年，备尝艰辛，付出巨大牺牲后，终于结束了漂泊生涯，取得了新的立足点。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后，立即迎来国民党军队的“围剿”，１１月２０~２４日，在直罗镇取得歼敌一个师又一个团的重大胜利，巩固了陕甘根据地，为中共中央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
中共中央到达陕甘宁边区之后，就把革命的大本营设在这里，从１９３６年到１９４７年，陕甘宁边区一直是中共中央所在地。从此，中国革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出现了新的转折，也掀起了陕甘宁边区历史最重要、最辉煌的一页。
二、陕甘宁边区是中国共产党推动全民族抗战的出发点
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夜，日军在北平西南的卢沟桥附近，突然向中国驻军进攻，中国官兵奋起抵抗，中华民族的全面抗日战争从此开始。
在民族危亡的严重关头，只有全民族团结抗战才是中国生存发展的唯一出路。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大旗，在事变发生的第二天就通电全国，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同日，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红军领导人致电蒋介石，表示红军将士愿意“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
为促进国共两党实现团结抗日，中共中央派周恩来等人再上庐山与国民党谈判。1937年7月15日，周恩来向蒋介石送交《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提出迅速发动全民族抗战、实行民主政治和改善人民生活等基本要求，重申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国共合作的四项保证。
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和共产党极力倡导国共合作抗战的情况下，蒋介石７月１７日在庐山发表谈话，表示准备抗战的决心，但还没有完全放弃对日媾和的企图。
１９３７年８月下旬，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必须实行全国军事的总动员、全国人民的总动员，改革政治机构，废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给人民以充分的抗日民主权利，使抗日战争能成为真正的人民战争，这是党的全面抗战路线的具体体现。但是国民党不愿放弃一党专政，害怕群众抗日救亡动运的蓬勃发展危及自己的统治地位，拒绝实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全面抗战路线，采取单纯由政府和军队抗战的片面抗战路线。尽管如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全面抗战路线却在全国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全国人民坚持抗战、争取胜利的旗帜。在全面抗战路线指引下，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爱国人士以高昂的爱国热情投入到抗日洪流之中。抗日战争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空前规模的全民族的反侵略战争。
日军不断扩大侵略，把战火从华北烧到华东。８月１３日，日军进攻上海，中国军队奋起抗战。国民党当局在其统治受到致命威胁时，急欲调红军开赴抗日前线。１９３７年８月，国共双方达成将在陕北的红军主力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在国民党统治区若干城市设立八路军办事处和出版《新华日报》等协议。８月２２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表中国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２５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中国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政治部副主任，下辖3个师：第一一五师、第一二○师、第一二九师。第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第一二○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全军共４.５万人。接着，在南方八省边界地区的红军游击队除琼崖红军游击队外，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下辖4个支队，全军共１.０３万人。１９３７年９月,八路军总部率各师先后出师华北，同国民党军队并肩杀敌。１９３７年９月，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改称陕甘宁边区政府，辖２３县，人口１５０万，是中共中央所在地。
中国共产党坚持以民族大义为重，制定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正确路线、策略，实施动员人民、依靠人民的正确路线、政策，成为团结全民族抗战的中坚力量。八路军出师华北抗日前线，使陕甘宁边区成为全民族抗战的出发点。因为，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在这里制定，革命的军队从这里出发，革命的干部从这里走向四面八方。
三、陕甘宁边区是中国革命的指导中心
在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居于特殊而重要的战略地位。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说：“因为边区跨有陕西、甘肃、宁夏三省各一部，西接甘肃、宁夏，北接绥远，东临黄河，所以一方面成为保卫西北的北门锁钥，另一方面又成为坚持华北抗战的主要后方。边区在军事上来说，它是绾毅华北的战略支点。”①因此，中共中央加紧了对陕甘宁边区的经略和巩固，为陕甘宁边区创造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从而保证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能够在这里集中精力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能够出理论、出政策。
这个理论就是中国化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正如毛泽东所说：“延安的窑洞有马列主义，延安的窑洞能指挥全国的抗日斗争。”①选在《毛泽东选集》１~４卷的文章共有１５９篇，其中１１２篇文章是在延安写就，抗日战争时期写成的文章就有７１篇。《刘少奇选集》上卷的大部分文章都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写成的。
毛泽东到达陕北后，阅读了大量中外哲学著作，写下了许多批注、摘录和读书笔记，并亲自到抗日军政大学讲授哲学课程。《实践论》《矛盾论》就是这个时期毛泽东哲学讲稿的一部分。《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发表，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已经有了自己的哲学、自己的“头脑”。因为《实践论》和《矛盾论》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辩证法，深刻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揭露和批判了“左”倾教条主义、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特别是“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为中国共产党规定了“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和一整套正确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丰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和民族风格的哲学体系。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先后发表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著述，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路线、纲领，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科学体系，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进一步成熟和发展。这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独创性理论。正是这个理论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取得了新中国建立以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
这个政策，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
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毛泽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论政策》、周恩来的《论统一战线》、张闻天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左”倾危险》等著述的发表，表明党的统一战线理论、政策已经形成。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为了实现新民主主义的战略任务，无产阶级单凭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能胜利的。而要胜利，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打击当前最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所以，毛泽东提出“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建立起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把统一战线的队伍分为三类：即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为左翼；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为中间集团；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为右翼。实行“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方针。提出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要争取领导权。
中国共产党始终为坚持、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努力，并以阶级斗争服从民族斗争，从长期合作以支持长期战争的原则出发，制定和实施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主要有：保障工人、农民，以及抗日的地主、资本家的人权、财权、选举权和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宗教信仰的自由权；实行“三三制”的政权建设政策；减租减息和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既改善工人的生活待遇，又照顾资本家能赚钱的劳资政策；实行“公私兼顾”“民营为主”“公营为辅”的经济政策；区别对待的除奸政策；等等。这些政策的实行，不仅保障了抗日阶级、阶层的根本利益，调动了他们抗日的积极性，而且在全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作的承诺，推动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开展，推动了全国各阶级、各阶层的共同抗日。
在陕甘宁边区，中共中央制定了指导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解放区各项建设事业的基本政策；中央军委制定了无数的作战指示和命令，从陕甘宁边区传到了各个根据地，乃至全中国、全世界。边区“对于中国，甚至全世界来说，是处在一种中央发言人的地位”①。它不仅给中国人民指明了革命的方向和道路，而且让全中国、全世界人民看到了中国的光明前途。所以，当时陕甘宁边区和延安被国人及世人誉为“抗日的灯塔”和“革命圣地”，为国内外进步人士所崇敬、所向往。
陕甘宁边区还是传播革命思想、发展革命文化的指导中心。
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已在中国传播，但是大量翻译出版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是在陕甘宁边区实现的。为了提高全党的理论水平，中共中央有领导、有计划地组织翻译出版了一批马列著作。１９３８年５月，在延安成立了马列学院，专门抽调了一些精通外语，又有一定理论水平的同志，在院内成立了党的历史上第一个编译马列著作的专门机构——编译部，翻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１９４２年，成立了中共中央编译局，共翻译出版了马、恩、列、斯著作５０多种，数百万字，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愈益广泛深入的传播。
党报党刊是党的舆论宣传阵地。抗战时期，主要通过《新中华报》《解放日报》《解放周刊》《共产党人》《八路军军政杂志》《中国工人月刊》《中国工人》《中国妇女》和解放社、新华通讯社等报纸杂志、新闻机构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报道八路军、新四军和根据地群众英勇杀敌、支援前线的动人事迹，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残酷罪行和国民党顽固派反共反人民的罪恶行径，宣传、动员、组织群众投入到全民族抗战的洪流中。
陕甘宁边区还大力发展文学创作和戏剧演出，特别是诗歌、报告文学、农村戏剧活动发展迅速，各种文化艺术团体十分活跃。这些精神产品，通过各种渠道传播到其他根据地，传遍全中国，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鼓舞了人民的斗志，为民族的生存和自身的解放而英勇奋斗。
四、陕甘宁边区是中国革命的总后方
陕甘宁边区不仅是革命的大本营、中国革命的指导中心，而且是全国革命的总后方，是革命力量的坚强后盾。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为中共中央提供物质保障和安定的社会政治环境
全国抗战刚开始，毛泽东就指出：“陕甘是我们唯一可靠的后方。”① 抗战期间，中共中央能够集中精力，稳定自若地指挥敌后抗战，反击投降“反共”逆流，驾驭中国政局；面向海内外，广交朋友，组织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领导建设根据地，为新中国奠基；等等，均有赖于边区政府和人民为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保障和安定的社会政治环境。
抗战期间，边区财政支出的大部分是为了保障中共中央和八路军的，尤其是１９４０年以后，国民党顽固派断绝了八路军的粮饷，并对边区封锁禁运，“外援”全部断绝。为此，中共中央和八路军的给养，除部分生产自给外，全部依靠边区。中共中央和八路军在边区的人口，经常在１０万人左右，１９４４年则达到１１万多人，占边区总人口的８.９３％，加上全国其他根据地、海内外来延安的人员，八路军的重病、伤残人员几近边区人口的１０％。对此，毛泽东赞扬说：“仅有人口１５０万的边区，却养活了１５万公家人而民不伤。”② 这是边区人民的最大贡献。
边区肃清了匪患，又实行了兼顾社会各界利益的政策，发展了生产，改善了人民的生活，社会政治极为安定，确实达到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党正、军严、政通人和、民风纯正、经济繁荣，整个边区充满生机和活力，为党中央提供了安定的社会政治环境。
（二）培养输送大批革命干部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最突出的问题是缺乏干部。边区为全国培养和输送了大批革命干部，是中国共产党培养干部的主要基地。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为了培养干部先后创办了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等近30所干部学校，另外还举办了各种类型的干部培训班。这些学校和干部培训班从不同角度大规模全方位地为党和军队培养、训练干部，人数达到１０多万人。毕业的学员，除少部分留在边区外，绝大多数被分配到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革命根据地去工作，有的被派到国民党统治区去工作，还有部分华侨学员毕业后被分到国外从事侨运工作，支援祖国抗战。抗战胜利后，一次从延安抽调２万名干部到东北工作；１９４９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和解放大西北，接管新区又从延安抽出了大批干部。在战争紧张、经济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能够高度重视培训干部确实具有巨大的魄力和远见卓识，在当今中外都是鲜见的。培训干部、兴办教育都需要大量的经费，约占财政支出的２５％。因此，１９４５年，边区财政厅在一个报告中说：“在目前的中国甚至在全世界还找不到任何一个政权能像今天边区政府这样，用它的经费的２５％以上的钱来从事教育事业。”①
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中共中央以远大的战略眼光，在陕甘宁边区办起了一座座“窑洞大学”，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雨露、阳光在黄土高原上培育出了千万粒革命的种子，然后一批批撒到了祖国各地。在新中国诞生之际，延安的干部奔赴全国各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也从延安出发荟萃于北京，神州大地到处都有延安的干部前进的足迹和战斗的身影，他们是中华民族的功臣，他们的功勋必将彪炳史册。
（三）保障供给，支援前方
陕甘宁边区原来党、政、军、学人员不到１万人，自从中共中央机关到达延安后逐年增多，最多时达到近１２万人。由于外援断绝，党、政、军、学人员的供给全靠边区自己解决。毛泽东提倡“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厉行节约，反对浪费”，鼓励党、政、军、学各界和人民群众，开展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开荒种地，养羊喂猪，开办上百个大大小小的工厂，生产军需品和日用品。但是，边区地瘠人稀，经济不发达，每１０个边区群众养活１个“公家人”确实负担太重，困难重重。边区还安置了从抗日前线送来的１５０００多名伤势严重或残疾的病员给以医治休养，对９万多名抗属、烈属、部分友军家属进行妥善安置，实行优待，使他们过上安定和相对边区群众更为充裕的生活，解除了前方将士和工作人员的后顾之忧。不仅如此，边区还经常向前方送粮食、被服、医药和其他物资。１９３８年１０月，边区人民为八路军募捐６万双手套、毛袜；１９４０年１０月，募捐寒衣代金４０万元，可购置１３０００多套棉衣。边区最困难的１９４１年还发行了５００万元抗日公债，各地区均超额完成。从１９４１年到１９４５年５月，边区共征公粮８３５０００石（每石合３００斤）。１９４７年３月至１９４８年６月，边区妇女做军鞋９２９０００双。边区群众支援前线，保证前方的供应确实是竭尽全力,不惜一切代价。在粮食极为困难的条件下，群众边收边打赶送前线。有的地方，粮食被敌人抢光，他们抢收高粱、玉米，在炕上烤干，送给部队。有的地方，群众宁愿自己挨饿，也要把节省下来的粮食送给抗日将士和中共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１９４７年３月到１９４８年２月，全边区随军担架１.１３４１万副，人员５万人次；后方转运伤兵担架３万余副，近１５万人次，牲口３万头（匹），转运弹药、粮草９０００万斤，运输人员１３万人次，牲口１２.８万头（匹）；有１６.５万人次送军粮７３８０万斤，送马草５０００多万斤，支援牲畜１６万头（匹）；４９万人次，做军鞋９２.９万双，参加修工事、当向导、押送俘虏者５万人次，还动员了４.２万名青年参军。贫瘠的陕北，连年干旱又遭到胡宗南部队的严重破坏，许多地方甚至变成了无人区，在十分困窘的情况下，作出如此巨大的贡献，真是了不起！因此彭德怀十分感慨地说：“边区的劳动人民，使我看到政治上最有觉悟、最有认识的人民。”①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２６日，毛泽东致电陕甘宁边区人民，对边区人民作出的巨大贡献给予极高的评价：“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从１９３６年到１９４８年，曾经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曾经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总后方。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对于全国人民是有伟大贡献的！”
五、陕甘宁边区是革命根据地建设的模范
在中国共产党建立的众多革命根据地中，陕甘宁边区虽然人口不多，面积不大，但它在各革命根据地中，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影响最大。它是革命根据地建设的楷模。
（一）革命战争的坚强堡垒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担负着抗战，保卫中共中央，保卫总后方的任务。因此，边区首先要加强军事建设，使之成为革命战争的坚强堡垒。当时，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有３万多人。另外，加强了保安队和自卫军的建设。１９３８年，自卫军扩大到２２.４万人，少先队员扩大到２８万人，妇女救国会的成员达３０多万人，可以说边区的群众８０％以上参加了抗日救国群众团体。他们平时站岗放哨，除奸肃特，战时配合主力部队出征作战，抬担架，护送伤员，运输军需物资。抗战期间，边区军民一直肩负着保卫宜川至神府一线数百里的河防任务，击退了日军数十次对河防阵地发动的进攻，使日军始终未能越过黄河一步。为巩固后方，开展了锄奸剿匪运动，１９３７年至１９３８年就破获日特汉奸案件百余起，先后消灭了４８股土匪，共计４０００多人。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多次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围剿”和进攻。１９４７年３月，国民党向陕甘宁边区发动重点进攻时，边区人民解放军仅有２.５万人，敌人却有３０万装备精良的部队，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英明领导下，边区军民同仇敌忾，誓死保卫延安，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中共中央，经过１３个月的激战，歼敌１０多万人，收复解放城镇２２座，并发展、壮大了人民解放军。总之，陕甘宁边区创始十几年来，一直是革命战争的坚强堡垒。
（二）民主建政的模范
陕甘宁边区是第一个实行民主制度的区域。西安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为了团结抗日，于１９３７年２月把陕甘宁根据地政权由工农苏维埃制度改为抗日民主制度。同年５月，制订了第一个《议会及行政组织纲要》和《选举条例》，开始了第一次民主普选运动，规定一切赞成抗日的人不分阶级、党派、性别、民族和信仰，不受财产和文化程度的限制，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选民以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方式选举各级议员和政府领导成员。１９３９年１月，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在延安召开，民主选举产生了边区参议会和边区政府，并制定了施政纲领，至此，民主制度在边区真正实现。朱德说：“在中国，由议会选举政府，决定施政方针，边区是第一个。”① １９４１年，边区进行第二次普选，并在议会和政府机关中实行了“三三制”，一批党外人士到边区各级政府中任职。这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政权工作中的具体运用，标志着抗日民主制度进一步得到发展。１９４６年，边区进行了第三次民主普选，在选举过程中人民放手检查政府工作，肯定优点，批评缺点，并淘汰了一批不称职的干部，新选了一批优秀干部。这表明民主制度在边区进一步完善。总之，抗日民主制度，有三个最显著的特点：即民主平等的普选制度，人民当家做主的参议会制度，“三三制”的民主建政原则。
另外，还实行了精兵简政的政策。毛主席说：“这个办法好，恰恰是改造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各根据地普遍实行了精兵简政，使边区各级领导机关更适合战争的需要，解决了鱼大水小的矛盾，对于渡过难关、减轻人民负担、提高工作效率具有重大的作用。
总之，民主政治制度的实行，一方面使人民获得了广泛的民主自由，革命和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另一方面，政府真正成了为人民办事的机关，清正廉洁，受到人民的拥护。民主政治制度是中国历史上的创举，它不仅为其他根据地的政权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而且对推动全国民主运动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也为今天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提供了有益的历史借鉴。
（三）经济建设的模范
陕甘宁边区特殊的政治地位赋予它极其艰巨的经济建设任务，一方面要承担庞大的必不可少的抗战经费供给；另一方面要加强边区的巩固与发展，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所以边区政府始终都把经济建设当做中心工作来抓。为了使地域狭小、贫穷落后的陕甘宁边区适应经济建设和抗战的需要，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经济举措，实行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经济政策。抗战初期，为了坚持长期抗战，修养民力，加快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边区实行争取外援的政策。１９３７~１９３９年，外援占边区财政收入的２１％以上。在争取外援的同时，在农业方面实行劳动互助，发放低息农贷，减租减息，鼓励农民开荒种地，兴修水利，改良农业技术，发展畜牧业和副业。在工业方面，废除苛捐杂税，统一领导，分散经营，以手工业为主，党政军民一齐动手，公营、民营、个体经济共同发展。商业方面，保证商人的正当利益，成立消费合作社。这样，使农村经济迅速发展。到１９４０年，耕地面积比战前增加了３９.３％，粮食产量增加了４５％。正值此时，国民党政府停发军饷，且对边区实行封锁、禁运，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边区财政经济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共中央直接抓边区的经济建设。毛泽东发出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的号召，在陕甘宁边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为了指导大生产运动的顺利进行，中共中央首长深入基层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毛泽东写了１０多万字的《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 的经济建设总方针，提出了公私兼顾、军民兼顾的基本原则。还撰写了《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组织起来》等著作，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根据地经济建设的基本纲领。边区军民在大办农业的同时大办工业、手工业、运输业、商业和其他事业。大生产运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粮食产量１９４４年达到１８０万石，比１９３８年增加了５０万石，过去不种棉，１９４４年种棉面积达３０多万亩，产棉３００多万斤。大生产运动中建立了100多个公营工厂，一改战前边区工业品基本靠进口的状况，工业产品基本达到了自给或半自给。通过发展经济，克服了困难，渡过了难关，而且在生产中学会了技术、学会了管理。中共中央把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的经验推广到各敌后抗日根据地，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毛泽东称赞说：“我们的生产运动，成了全国的模范。”① 正是凭借这些，中国共产党才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可靠的物质基础。
（四）和谐社会的典范
这个和谐的新社会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政治上和谐。政府构成实行“三三制”，民主选举各级政权和参议会组成人员，使陕甘宁边区，无论党内党外，不分身份、地位，人与人之间是民主、平等、团结友爱的关系，政府受到各族各界和人民大众的真心拥护和爱戴。
二是经济和谐。边区政府贯彻中共中央制定的劳资两利、公私兼顾的原则，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且共同发展，既保障了工农群众的基本利益，又调节兼顾到其他阶层的利益，处理好各种利益关系。采取多种渠道沟通与国民党统治区的商贸往来，解决边区的紧缺物资。党军政学各界开展大生产运动，既能生产自救，减轻人民负担，又能促进根据地的经济发展。
三是思想文化和谐。建设反帝反封建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深入进行整风运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高思想理论水平。开展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和识字班、冬学、夜校等农民学文化运动，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发展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延安文学艺术，充实人们的精神生活。
四是党群关系和谐。干部与群众同甘共苦。毛泽东的伙食标准同普通工作人员一样，每天３钱盐、５钱油，吃小米。中国共产党的领袖随时欢迎各行各业、不同阶层的人前来谈心，反映问题，提出建议。美国纽约的《先锋论坛报》记者斯蒂尔在延安访问１０天后感慨地说：“我觉得在延安的访问中，真正体会到了共产党的‘为人民服务’ 。真的，要是我在延安住上１１天，那我一定也会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
五是军民关系和谐。广泛开展拥政爱民和拥军优属活动，结成了深厚的军民鱼水之情。百团大战期间，广大群众在边区各级政府门口排起长队，为八路军捐款购置寒衣。毛泽东盛赞：边区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
和谐出士气，和谐聚英才。和谐的延安，是民族的前途所在，是人民的希望所在，是志士仁人的理想和追求所在。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跨过万水千山，从全国各地，从南洋、欧美奔赴“圣地”延安，献身抗日救国伟业，显示出延安和谐社会的强大吸引力和凝聚力。和谐的延安对当今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六、陕甘宁边区是新民主主义中国的雏形
陕甘宁边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块红色区域。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国共两党的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陕甘宁边区曾是国民党中央政府统治下的一个地方政权（相当于省的建制）。但是，边区的社会性质则与国民党统治区的其他地方截然不同：其他地方仍属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陕甘宁边区则属于新民主主义政权。毛泽东在１９４１年指出：“陕甘宁边区和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的社会性质已经是新民主主义的。”“各根据地的模型推广到全国，那时全国就成了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①从为新中国塑造模式的意义上讲，陕甘宁边区对全国有着特殊的贡献，因为它起了先导和示范作用，提供了更为直接的经验。
如前所述，抗日战争时期处于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使得陕甘宁边区有可能在较长的时期内从多方面进行新民主主义的试验和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在政治方面，实行了“三三制”的民主政治，实行普选，建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人民民主制度，加强了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民主与法制建设、民众团体的建设。在经济方面，进行彻底的土地改革，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大力开展劳动互助合作，建立了不同类型的合作社，在政府、军队、机关、学校开办了许多工商贸企业，建立了公营经济，建立了公有制经济的基础。鼓励合作经济、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使边区构成了在国有经济领导下，四种经济成分并存发展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模式。在大力发展工农业生产的基础上发展了商业、交通运输业和财政金融业。在文化教育方面，用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的、科学的新文化代替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封建的旧文化，实行了多层次的教育制度，开展干部教育，发展国民教育和社会教育，推进教育为人民服务、为抗战的需要服务，教育和实际相结合，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了一代新人。确立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创造了许多贴近群众生活、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同时，大力发展了新闻、出版、体育、卫生事业。总之，它的建设内容十分广泛，党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和各项主要任务，都在这里得到实行。
新中国成立以前，所有的根据地都进行了新民主主义建设。但是，陕甘宁边区开始得最早，涉及的内容最广泛，又是中共中央在全国搞新民主主义建设的试验区。毛泽东早在１９３８年就指出：“边区的作用，就在做出一个榜样给全国人民看。”① １９４０年３月，他又在边区党政联盟会议上的讲话中说：“现在全国要办新民主主义，有没有一个样子呢？我讲已经有了，陕甘宁边区就是模范。”陕甘宁边区新民主主义建设，由于在全国具有开创新社会的性质，因此，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此特别重视。边区的一切重大制度和方针、政策都是中共中央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边区的实际情况制定出来的；边区出台的许多重大方针、政策都是经中共中央讨论和批准的；边区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出现的问题，中共中央都及时予以指导，并帮助解决；中共中央制定的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纲领、政策，都是先在陕甘宁边区试验，然后才在其他根据地广泛推广。所以说，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新民主主义建设的试验区，是新中国的雏形。中国共产党正是在这块试验区取得了新民主主义建设的经验，并造就了大批会搞建设事业的干部。所以，新中国成立以后，比较顺利地完成了全国新民主主义建设的任务，并在此基础上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七、毛泽东思想在这里成熟并被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
中国的共产主义者，特别是毛泽东等人，从接受马克思主义开始，就注意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逐步探索中国革命的规律。毛泽东认真总结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实践和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如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领导者、革命前途等问题有了比较明确、系统的认识。
轰轰烈烈的中国大革命中途夭折，原来生机蓬勃的中国南部陷入腥风血雨之中，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着被消灭的危险。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他们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迎着狂风恶浪继续战斗，开始了武装夺取政权的新阶段。
毛泽东不仅在革命实践中首先把武装斗争的重心转向农村，创造、坚持、发展农村根据地，而且从理论上对中国革命的道路作了完整的表述。毛泽东论述了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可能性，坚持农村包围城市、实行武装割据的必要性，论述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之间的关系，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中国共产党正是在这条道路的光辉指引下，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一）毛泽东思想达到成熟的条件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是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毛泽东也说：“在抗战时期，我们才制定了合乎情况的党的总路线和一整套具体政策。这时候，中国民主革命这个必然王国才被我们认识，我们才有了自由。”以前“是带着很大的盲目性”。①
为什么在这个时期毛泽东思想能够充分发展并达到成熟呢？
首先，这个时期中国革命经历了两次严重挫折和两次兴起（大革命的失败到土地革命的兴起；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到抗日战争的兴起），中国共产党积累了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其次，中国共产党批判和摆脱了“左”倾、右倾机会主义对党的事业的干扰破坏，使党的路线转移到马克思主义的轨道上来。再次，中共中央到了延安后，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根据地和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便于学习、研究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毛泽东选集》前四卷中５１％的文章都是抗日战争时期写成的。
（二）毛泽东思想发展成熟的标志
这个时期，毛泽东发表了《实践论》和《矛盾论》，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和民族风格的哲学体系；找到了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并完整地制定了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政策；全面解决了人民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理论；全面提出并论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的理论问题。１９４０年１月，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以及稍前发表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文章，系统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路线、纲领，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科学体系。
１９４８年４月１日，毛泽东发表了《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对新民主主义总路线作了完整而精辟的表述，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①
（三）毛泽东思想被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
１９４１年３月，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工作者张如心在《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一文中首次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这一提法。１９４３年７月４日，刘少奇在《清算党内的孟什维克主义思想》一文中，又提出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１９４３年７月，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２２周年，王稼祥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首次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而后，这一概念在我们党的一些文件中陆续出现。许多中央领导在其报告和讲话中，先后使用了“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讨论，这个提法为中国共产党内绝大多数同志所接受。
１９４５年４月２３日至６月１１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七大通过的党章正式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七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对毛泽东思想作了科学的概括，他说：“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至此，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科学的概念，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被正式确立下来。
（四）毛泽东思想的继续发展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认真研究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具有民族风格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她指引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建立了人民共和国。在新中国建立后很短的时间内，我国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开创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变革。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进入了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阶段。把中国建设成富强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孜孜不倦的追求；但是，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社会主义制度不完善、社会主义民主不充分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路究竟怎么走，我们还没有经验；过去，主要是学习苏联的经验。但实践证明，苏联的经验并不完全成功，即使是成功的经验也并不一定都适合中国的情况。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逐渐认识到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各种弊端，决心寻找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从１９５６年中共八大开始，到毛泽东逝世，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大规模的实践和各种形式的试验，有成功，有失误；有上升，有曲折；有难得的经验，也有难忘的教训。尽管这种探索是初步的，还不够充分，不够深入，不够系统，探索的理论成果在实践中未能坚持下去，在某些方面，甚至造成理论和实践的脱节；但是，它的方向无疑是正确的，许多见解是难能可贵的，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良好开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渊源和先导。
毛泽东的渊博学识、博大精深的思想、高超的斗争艺术、非凡的革命实践，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光辉形象和中华民族人格力量的化身。他的科学思想具有强大的凝聚力，他的伟大品格具有动人的感染力，他的革命精神具有非凡的号召力，他和战友们创造的丰功伟绩永远彪炳史册。毛泽东思想将永远鼓舞着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不断前进。
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１５日，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的报告中指出：“我们要永远铭记，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这是新一代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对毛泽东思想的充分肯定。
中国有一句古老的名言，叫“吃水不忘挖井人”。当前，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依然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开拓进取，奋勇前进！
总之，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和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是中国共产党推动全民族抗战的出发点，是中国革命的指导中心，是中国革命的总后方，是和谐社会的典范，是革命根据地建设的模范，是新民主主义建设的雏形。毛泽东思想，在这里发展成熟，并被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因此，陕甘宁边区在中国革命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