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开创与建立
（一）创建南梁游击队
1928年3月渭华起义失败后，中共陕西省委派刘志丹等回陕北工作。同年秋，刘志丹回到家乡保安后，和曹力如一起，组建了保安县第一个党支部——中共永宁山（保安县政府所在地）支部，刘志丹任书记， 曹力如任组织委员，王子宜任宣传委员。他们以学校为立足点，开展革命工作。是年冬，刘志丹到榆林，参加中共陕北特委工作。
１９２９年春，中共陕北特委决定刘志丹任特委军委书记。不久，谢子长也被派回到陕北任特委军委委员。刘志丹、谢子长一边继续从事兵运和农运工作，一边总结革命斗争经验，探索前进道路，在毛泽东进军井冈山、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启发下，逐步认识到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的重要性，于是决定在陕甘交界的桥山山脉创建革命根据地。这里习惯上被称为“陕甘边”，是个“三不管”的地区，自然条件差，地瘠民贫，地广人稀，交通闭塞，社会、经济、文化都很落后，反动统治力量比较薄弱，利于搞工农武装割据。
１９２９年，陕甘两省大旱，赤地千里，饿殍遍野。中共陕北特委首先在陕北发起了饥民斗争，斗争很快波及陕甘边。华池县南梁地区的贫苦农民赵二娃、杨培胜率众暴动，组织农民武装抗粮、抗税。刘志丹利用同赵二娃的姑表兄关系，多次到南梁进行秘密革命活动，支持农民的反压迫斗争。同年８月，刘志丹辞去陕北特委军委书记职务，到陕甘边地区开展兵运工作。刘志丹利用亲戚朋友等关系，先后打入陕甘边界一些军阀军队和民团进行兵运活动。１９３０年夏，乘陇东民团军总司令谭世麟扩军之机，刘志丹、谢子长在谭部挂名建军。刘志丹出任谭部骑兵第六营营长。１０月初，刘志丹在保安县党组织的配合下，成功地袭击了合水县太白镇民团，击毙团总黄毓麟及部下10余人，缴枪60余支、骡马数十匹，创建了陕甘边第一支革命武装。刘志丹带着这支部队，驰骋于甘肃合水、庆阳、宁县和陕西保安、安塞、甘泉一带打土豪分财物，几个月内部队发展到200多人。刘志丹抽出部分枪支给民间武装赵连壁、同守孝，让他们在南梁一带发展武装，自己则率部在永宁山石峁湾的深山密林里加紧练兵。
为了贯彻落实中共陕北特委合龙山扩大会议关于继续进行兵运工作，条件成熟时举行起义，建立独立的革命武装的决定，刘志丹于１９３１年１月率部进驻瓦子川。２月，进驻合水固城川，与赵连壁、同守孝等民间武装会合，部队扩大到300多人，刘志丹任总指挥。２月下旬，这支革命武装遭到陇东军阀陈珪璋部骑兵的袭击，损失惨重。刘志丹遂率部分骨干突围后转到中部县（今黄陵县）小石崖休整。３月，刘志丹奉命到苏雨生部任补充团团长，并任中共支部宣传委员，驻栒邑县（今旬邑县，下同）职田镇，准备起义时不慎暴露，刘志丹被捕，囚禁于平凉，补充团也被缴械改编。旋经党组织和南汉震、杜斌丞等通过杨虎城关系营救获释。
１９３１年７月，刘志丹出狱后，根据省委指示，利用地方军阀之间的矛盾，又打进平凉甘军新编第十三师陈珪璋部从事兵运工作。陈珪璋明知刘志丹是共产党员，但对他的能力十分钦佩，又想利用他反对当地军阀张庭芝、谭世麟，扩充自己的实力。刘志丹借机以陈珪璋的名义在宁县成立了一个旅，编为第十三师第十一旅，自任旅长，人枪300余，并不断吸收当地共产党员和农民参加。同年夏季，陕西省委决定在桥山建立工农武装斗争区，开展游击战争，令潜伏在各军阀部队中的共产党员策动起义。但这些起义系单纯的兵暴，没有和农民运动结合，且带有盲目性，因而都未成功。刘志丹的第十一旅也因发动兵暴而被陈珪璋打散，他本人则遭到陈的通缉。刘志丹只身回到南梁，以百折不挠的精神，集合起部分失散的战士，又对赵连壁、赵二娃的农民军和党所控制的合水县的贾生财民团进行了整编，沿着桥山山脉，逐渐发展成一支500人的队伍，并于１９３１年９月正式成立了由陕甘边党组织独立领导的革命武装——南梁游击队，刘志丹任总指挥，马锡五任军需。
１９３１年春，中共山西省委在孝义县成立了晋西游击队，由阎红彦、杨仲远率领，在吕梁山一带宣传土地革命，进行游击战争。后在敌人“进剿”下，晋西游击队于９月初西渡黄河，与陕北杨琪、师储杰带领的游击队会合，改称陕北游击支队，共300余人。１９３１年１０月２０日，陕北游击支队在阎红彦的率领下，到达合水县灵锦庙，同刘志丹领导的南梁游击队会合。两支部队会合后，建立了中共队委会，谢子长任书记，刘志丹等任委员。会合后队伍有1000余人，改编为两个支队，南梁游击队为第一支队，陕北游击支队为第二支队。陕西省委委任谢子长为总指挥，刘志丹为副总指挥。这支革命武装的建立，揭开了陕甘边工农武装割据的序幕。
（二）从西北反帝同盟军到红二十六军
九一八事变后，陕西省委根据中共中央提出的组织群众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方针，于１９３１年冬将南梁游击队和陕北游击支队合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下辖两个支队，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兼第一支队长，杨仲远任参谋长，阎红彦任第二支队长。西北反帝同盟军成立后，在甘肃正宁一带开辟新区，进行革命武装斗争。１９３２年２月１２日，西北反帝同盟军奉命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任总指挥，省委军委书记李杰夫（后叛变）兼政委，刘志丹任副总指挥，杨仲远任参谋长，黄子文任政治部主任，高岗任中共队委会书记。从此，陕甘边地区第一次打出了工农红军的旗帜，为后来陕甘边红军的创立奠定了基础。
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成立后，决定以陕西的淳化、耀县、栒邑、宜君和甘肃的正宁、宁县为活动区域，开展对敌斗争。２月１３日，红军游击队向栒邑职田镇发起攻击，全歼该镇民团，捣毁区公所，镇压了罪大恶极的豪绅，组织了农民协会，领导群众进行分粮抗捐斗争。２月中旬，敌一个营和邠县（今彬县，下同）、栒邑、长武三县的民团共千余人向职田镇扑来，被红军打了个伏击，毙敌160余人，俘敌400余人。４月１１日，攻克栒邑县城，歼敌两个连及民团共300多人。５月上旬，敌集中6个团“进剿”红军陕甘游击队。为避免与强敌硬拼，游击队由栒邑向敌人力量薄弱的中部以及宜君、洛川地区行动。５月１５日，游击队奔袭栒邑马栏镇，歼敌第八十六师两个连，１７日又歼敌两个连及民团500余人。战斗结束后，红军游击队在五里镇一带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粮食，扩大红军，队伍迅速发展到1500多人。２０日歼灭白水县、中部县民团百余人。随后，在宜川县歼敌一个营。至此，敌第八十六师转入守势，中部、宜君、洛川三县民团基本被歼。在此次反“进剿”中，红军游击队依靠地方党组织的配合和人民群众的支持，运用游击战术，半个月里挺进数百里，经过5个县，大小9战8次获胜，共歼敌1400余人，缴枪１２００余支，粉碎了敌人的“进剿”。
６月上旬，陕甘游击队由鄜县（今富县，下同）东移，在甘泉县、韩城县的战斗中，部队损失巨大，被迫退到正宁县麻子掌时，只剩下200余人。７月间，国民党甘肃警备第十一旅第一团第一连连长、共产党员高鹏飞率部起义，给游击队增添了生力军。８月底，谢子长、刘志丹率部南下耀县，在照金以北全歼富平、铜川、耀县三县民团共400多人，打死民团总指挥党谢芳，生擒耀县团总蔡子发。照金之战后，敌人又集结几个县的兵力反扑。为避敌主力，红军游击队撤离照金，北上保安县。临离照金时，刘志丹留下他的特务队，交由习仲勋领导，就地坚持打游击，开辟根据地。９月２５日，游击队进攻保安县城失利，伤亡很大，撤至合水县平正川。经过两个来月的休整，筹粮筹款，并寻机消灭小股敌人，部队又恢复了战斗力。
１９３２年１２月２４日，根据陕西省委的指示，红军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当时只有这一个团），陕西省委书记杜衡任军、团两级政委（当时无军长），王世泰任团长，郑毅任参谋长，刘志丹任政治处处长，下辖步兵连、骑兵连、先锋连和政治保卫队，共220余人。红二十六军成立后，就决定建立以照金为中心的根据地。因为照金位于栒邑、淳化、三原、耀县、宜君五县的结合部，北连桥山，南接渭北平原，其间山岳连绵，便于红军活动。同时，这里是老游击区，群众基础好，加之习仲勋、李妙斋等率领的游击队一直在此活动，红二团成立之后，又正式成立了中共陕甘边特委和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党政组织均已建立，只要路线正确，这里是大有发展前途的。但是，杜衡坚持推行王明的“左”倾路线，只知斗争，不搞联合，主张打倒一切，并对党内持不同意见者大加排斥，撤销了谢子长、刘志丹的职务，将谢子长、阎红彦调离部队，刘志丹虽被留队却不给分配工作。当时白军中有些军官是共产党员或进步分子，和红军干部有秘密联系，送枪支弹药给红军，杜衡就说红军干部勾结军阀。对和红军订有友好协定的夏玉山民团也要进攻，导致夏玉山和周围民团联合起来反对红军。后来，他们又烧了香山寺，使得几百个和尚也和红军对立起来。致使敌人越打越多，根据地越打越小，只剩下照金中心区薛家寨孤零零地处在敌人四面包围之中，弄得伤员无处安置，粮食无人供给，处境十分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杜衡故意夸大敌人“进剿”的严重性，主张放弃照金根据地，南下渭南重建新的根据地。１９３３年５月底，杜衡强令红二十六军南下渭南华县，到敌人重兵防守的关中作战。红军一进入关中地区即遭敌人重兵围攻，杜衡又慌忙下令进入终南山，结果在蓝田县张家坪被5000多名敌军包围。杜衡以向省委汇报为名逃回西安，不久被捕叛变。这时，刘志丹出面召开队委会，决定丢掉辎重，分三路轻装突围，在终南山里苦战两个月，终因孤军作战，弹尽粮绝，全军覆没，损失惨重。
１９３３年夏，全国革命形势又有一个新的发展。由于日本侵入华北，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同时，中央红军粉碎了敌人的第四次“围剿”，红四方面军又开创了川陕革命根据地。抗日运动和红军的胜利，推动了陕甘边革命斗争的发展。在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下，７月２１日，杨虎城部骑兵团团长王泰吉（中共党员）率部在耀县通电起义，成立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与新成立的耀县游击队先后转入照金根据地。这时，由于中共陕西省委被破坏，陕甘边摆脱了“左”倾路线的直接统治，形势转好。８月１４日，陕甘边特委决定成立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任命王泰吉为总指挥。１０月４日，刘志丹从终南山脱险后历尽艰辛回到照金，即被任命为副总指挥兼参谋长。临时总指挥部成立后，由于红军集中指挥，运用灵活的斗争策略，很快就取得了一系列胜利。敌急调4个团和三原、耀县、淳化等六县民团共6000余人，发起对照金根据地的进攻。１０月中下旬，王泰吉、刘志丹率红军北上，深入敌后，配合游击队一举攻克合水县城。接着在合水县境内三战三捷，歼敌数百人，重挫了敌人锐气，大振了红军声威。此后，部队继续在合水、庆阳一带打游击，连获胜利。１１月上旬，陕甘边特委和红军总指挥部在合水包家寨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撤销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恢复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番号，先成立了第四十二师，王泰吉任师长，刘志丹任参谋长，高岗任政委，下辖第三团和骑兵团，共500余人。会议还决定开辟以南梁为中心的新的革命根据地。
（三）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建立
南梁是甘肃华池县的辖区，位于陕甘交界的桥山山脉中部，东距延安、西距庆阳、北距保安均较远，南临照金根据地，四周地形复杂，沟壑纵横，山岭连绵，是个陕西不管、甘肃不管、土豪劣绅管不了的“三不管”地区，便于开展游击战争，实行工农武装割据。
为实现建立南梁中心根据地的计划，１９３３年冬，刘志丹率师部及第三团向东北行动，在洛川击退敌军一个营。王泰吉率骑兵团向西北行动，歼敌两个连及赵沟门民团，驱逐了二将川民团。两军在二将川会师，接着攻占合水县老城，击溃了陇东司令杨子恒驻合水的部队，打败了陇东清乡司令谭世麟驻华池的部队，攻占了南梁，占据了大梁山。这些胜利为建立南梁根据地打下了初步的基础。此后，部队利用战斗空隙，分兵发动群众，以连为单位，分别到平正川、太白川、白马庙川、二将川一带，打土豪分粮食，帮助地方组建了保安、合水、庆阳3支游击队。在根据地日益扩大的情况下，为了加强统一领导，１９３４年２月１５日，由红四十二师党委主持，在合水县小合沟四合台村召开了有陕甘边各根据地负责人和当地民众参加的大会，选举产生了根据地临时政府——陕甘边临时革命委员会，习仲勋任主席，白天章任副主席，下设土地、劳动、财政、粮秣、肃反、军事、文化等委员会。陕甘边革命政权建立后，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南梁附近农村都相继建立起农会，并建立了成千人的赤卫军。此时，陕甘边根据地的范围，以南梁为中心，东至豹子川，西至老爷岭，南至东华池，北至黑水坡，方圆100多华里，人口过万。从此，以桥山中段为依托的红军游击战争，犹如燎原烈火，愈烧愈旺。
（四）在反“围剿”斗争中巩固和扩大根据地
南梁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使敌人惊恐万状。１９３４年２月，西安绥靖公署纠集正规军8个团，在当地民团的配合下，分九股向南梁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围剿”。为避敌锋芒，刘志丹率红军主力转移到外线作战。敌人进南梁后，烧杀抢掠，先后用铡刀杀害了农会主任白扬珍、土地委员曹思忠和红军机械所工人李青山等6人，活埋、枪杀、刀劈、挖心、剖腹、铡刀铡游击队员、地方干部和群众数十人。为掩护红军，菜园沟的群众一天之内被敌人用铡刀铡死了18人，就连十四五岁的小孩也不放过，真是残忍至极。随后又扑到保安县抄了刘志丹的家，杀害了刘志丹的数名亲人，挖了刘志丹家的祖坟。在反“围剿”中，坚持内线斗争的地方游击队，掩护群众，坚壁清野，利用深山密林与敌军周旋，乘机杀敌；在外线作战的红军主力和当地游击队协同作战，连打9仗，仗仗奏凯，其中４月的西华池一仗，全歼敌一个团部和两个整营，战果辉煌。５月，敌人又跟踪追迹，调兵“围剿”。刘志丹遂率部回师南梁，经过两个月的战斗，迫使敌军退出根据地，粉碎了第一次“围剿”。从１９３３年冬到１９３４年夏，在陕甘边特委的领导下，刘志丹（１９３４年１月，王泰吉调搞兵运工作，刘志丹任四十二师师长，杨森任政委）等率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和游击队配合作战，从南到北作战30余次，歼敌3000多人，解放了陕甘边地区１０多个县的广大农村，拔掉了敌人成百个据点，不仅恢复了原游击区，还创建了新的根据地，把陕甘边的十几个县连成一片，摧毁了反动的乡镇政权和保甲制度，建立了陕甘边南区及华池、赤安、庆北、安塞、赤淳、富西、富甘、合水、中宜、宁县、正宁１１个县的苏维埃政权和14个游击支队，并进行了土地分配，形成了巩固的革命根据地。
随着南梁根据地的巩固与扩大，１９３４年１１月，在南梁荔园堡召开了陕甘边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西北最早的红色政权——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史称“南梁政府”）和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习仲勋当选为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志丹当选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农会，赤卫军，工、青、妇、儿童团等组织也相继建立。至此，纵横各三百里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正式建立，南梁成为陕甘边地区革命斗争的中心。
（五）陕甘边根据地的土地改革和各项建设
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农业大国，农业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80%以上。因此，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而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所有制的改革问题。所以，实行土地革命是中国广大农民群众的根本要求。在根据地内，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最主要的社会变革，就是土地革命，即消灭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制度。
相对于南方各主要根据地而言，陕甘边根据地的土地革命进行得较迟一些。这主要是由于较长时间未建立工农政权，因而不具备进行土地革命的条件。１９３３年冬，陕甘边临时革命委员会成立后，为进行土地革命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权保障。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十分重视农民的土地问题，设立了专门的土地委员会，并在南梁附近地区搞过土改试点。１９３４年１１月，南梁政府成立，在陕甘边工农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土地决议案》。按照这个决议案，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正式开展了土地改革工作。
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这条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已经在１９３１年初基本上形成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根据这条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结合南梁地区土改试点的经验，确定了土地分配的基本方针和具体政策：没收地主的土地和牛羊、粮食，征收富农多余土地、牛羊、粮食，分配给没有土地、财产或土地很少的贫雇农；土地基本按人口平分，但优先照顾贫雇农；地主一般分给瘠田，做到既要打击地主阶级，又要给以生活出路；富农适当保留土地；对中农则以团结为主，基本不触动他们的利益；对红军家属有相应的优待。这样的政策，完全排除了一些根据地执行王明“左”倾路线，在土地革命中采取 “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肉体上消灭地主，经济上消灭富民”的过“左”做法。
１９３４年秋，陕甘边地区的土地改革在南梁附近的玉皇川、白马庙川、二将川、白沙川、豹子川等地开展起来。土地改革在南梁取得成功以后，又逐步向根据地其他地区扩展。结合土地改革还进行了农村阶级成分的划分，地主、富农约占总农户的５％。土地改革使广大贫雇农扬眉吐气，地主、富农威风扫地。
陕甘边根据地土地革命是较稳健的，基本没有出现大的失误。通过土地革命，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实现了“耕者有其田”。陕甘边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和土地革命的进行，沉重地打击了农村的封建势力，使广大人民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大大提高了广大人民的政治觉悟和革命积极性，为巩固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进行土地革命的同时，陕甘边红色政权还颁布了许多有关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法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了根据地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等各项事业的建设，如开办银行、发行边币、建立城乡集市、组建各种合作社、鼓励与白区通商贸易、实行价格管理、搞税收优惠、开办列宁学校、改造旧学校和私塾、实行志愿兵役制、开办红军学校、加强游击队和赤卫队建设等等。另一方面，红色政权十分重视政风建设，大力提倡节俭之风，反对铺张浪费，严明法纪，惩治贪污腐败，教育党员干部以人民利益为重，关心群众疾苦，对领导干部要求更为严格。
陕甘边根据地政府所推行的各项政策和措施，充分体现了根据地政权是劳苦大众的政权，体现了与人民血肉相连的关系。因而根据地的广大人民能够热烈响应政府的号召，积极参加各种革命活动——筹粮筹款、出工出力、防特防奸、参军参战、支援红军、打击敌人——为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二、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立
（一）陕北是共产党人在陕西省早期活动的重要历史舞台之一
陕北东与山西为邻，北与内蒙古、宁夏接壤，西与甘肃陇东相连，自然条件与陕甘边地区相差不大，也是沟壑纵横，交通不便，人烟稀少，土地贫瘠，反动统治相对薄弱。地主、官府、兵匪三位一体，对广大农民进行着残酷的压榨。这样的地理环境和社会状况，为共产党领导农民群众进行土地革命创造了有利条件。事实上，陕北正是共产党人在陕西省乃至西北早期活动的重要历史舞台之一。陕北最早的共产党员李子洲，１９２３年夏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回陕，先后在渭北、陕北从事革命活动。１９２４年秋，李子洲到绥德任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校长，他聘请王懋廷、田伯荫、王复生、李卓然等共产党员任教，发展了李瑞扬、王兆卿、白乐亭等党员、团员，并于同年底在第四师范创建了党团特别支部。这是陕西省建立的最早的党组织，直接归中共中央北方区委李大钊领导。１９２６年初，党团特别支部改为中共绥德地委，领导绥德附近各县的党团工作。陕北党组织的长期活动，为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正因为有稳固的党组织基础和可靠的群众基础，所以大革命失败后，中共陕西省委把陕北作为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重点地区，先后派魏野畴、唐澍、白乐亭、焦维帜等一批共产党员到陕北，整顿党组织，从事兵运、农运工作，掌握武装力量，开展游击战争。１９２７年１０月和１９２８年５月，中共陕西省委领导潘自力、李子洲、魏野畴、耿炳光、刘继增等部署和领导了清涧、渭华、栒邑三大武装起义。这三大起义为陕西、甘肃播下了革命火种。
１９２８年４月，成立中共陕北特委，统一领导绥德地委、榆林地委、延安地委的工作。陕北特委在中共北方局和陕西省委的领导下，在陕北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领导农民群众进行抗粮、抗捐、抗税、抗租、抗债，逐步发展到开展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推动了陕北人民的革命斗争，促进了陕北革命根据地的诞生、发展和壮大。
（二）中共陕北特委领导的第一支革命武装队伍
１９３２年春，共产党员高朗亭、刘善忠在绥德、清涧、安定等县秘密联络群众，为开展游击战争创造条件。３月１２日，高朗亭、刘善忠等人施巧计，徒手缴获了清涧怀义湾民团的6支枪，组织起9个人的游击队，随即在绥德南区打了土豪劣绅白登高，然后转移到清涧、安定一带活动。不到一个月时间，队伍发展到100余人，有50多支枪。４月１８日，游击队在农民的配合下，消灭了延川县永平镇民团，并乘胜在永平镇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先锋队，公选刘善忠为司令员，高朗亭为政治委员。当日，混进先锋队的哥老会分子叛变，刘善忠被杀害，先锋队受挫，转入地下活动。中共绥德县南区区委十分重视这支革命武装，区委书记崔田夫设法与先锋队取得了联系，遂派李成荣、马万里、崔正冉等去先锋队工作。陕北特委也派艾龙飞等人到先锋队工作。１９３２年１０月，陕北特委对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先锋队进行整编，改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九支队，任命高朗亭为支队长，艾龙飞为政委。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九支队的建立意义重大，它是陕北特委组建和领导的第一支红军游击队，所以，当这支红色武装于１９３２年１０月１２日在延川县高家圪垯正式宣布成立时，陕北特委书记马明方还到场为该支队举行了授旗仪式。
１９３３年１月，第九支队在安定县打死国民党安定县县长刘述铭，并以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九支队名义发布告，历数其罪状，宣判死刑，号召人民群众组织起来打倒国民党。第九支队也因这件事而声威大振起来。
１９３３年４月，陕北特委将第九支队正式改编为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任命强世清为支队长，艾龙飞为政委。５月１日，第一支队从安定县出发，南下陕甘边找红二十六军学习取经，到耀县照金根据地与红二十六军会合。这时，原政委艾龙飞离队回陕北，红二十六军派杨仲远到第一支队任政委。６月初，第一支队返回陕北打董家寺，全歼敌军巡逻队。敌军两个连进行反扑，第一支队政委杨仲远牺牲。经过休息调整，强世清仍任一支队支队长，李成荣任政委，马佩勋任副支队长，下设5个分队，共一百余人。７至１０月，第一支队两次南下陕甘边配合红二十六军作战，先后攻克栒邑县、合水县，连续打了两个歼灭战，歼敌近百人，活捉栒邑县长，打死伪团总，开仓济贫，红军的声威大振。１０月下旬，第一支队胜利返回安定地区，坚持开展游击活动。11月20日，第一支队偷袭驻守枣树坪敌军受挫，随后攻打折可达民团失利。在这两次战斗中，支队长强世清、政委魏武先后牺牲，骨干力量损失严重，部队失去领导，一时不能布阵用兵，11月下旬埋藏枪支弹药，分散隐蔽人员，第一支队暂时停止了活动。
（三）中共陕北特委一九三三年七月扩大会推动游击战争大发展
１９３３年７月，中共陕北特委在葭县（今佳县，下同）高祁家洼秘密召开了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特委委员马明方、马文瑞、毕维舟、王兆卿、常学恭、崔运、鲁贲和各县代表共20余人。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陕北开展游击战争与创立根据地的问题。会议认为，陕北有清涧起义的光荣革命传统，特别是在中央苏区、中央红军和陕甘边红二十六军不断取得胜利的影响下，陕北人民革命情绪高涨，革命形势已经成熟，已经具备了开展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条件。因此，会议一致通过决议：在安定扩大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在绥德和清涧建立第二支队，在神木和府谷建立第三支队，在安、绥、神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开辟革命根据地。会议还补选张达志、高长久、崔田夫、崔田民为特委委员，崔田夫为特委书记，马明方为宣传委员，崔运为组织委员，王兆卿为军委书记，马文瑞为团委书记。这次会议对开展陕北游击战争、创建陕北红军、建立陕北革命根据地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陕北的革命历史上有着很重要的意义。
陕北特委7月扩大会议闭幕后，各县坚决贯彻落实扩大会议精神，陕北革命游击战争迅速发展起来。具体情况是：
在安定地区恢复和扩大了第一支队。１９３３年１１月下旬，陕北特委派崔正冉、张爱民、李相海、苏力厚等人到安定地区，着手第一支队的恢复重建工作。１９３３年底，谢子长以中共中央北方代表派驻西北军事特派员的身份，从北平回到陕北安定，参与领导陕北革命斗争。１９３４年１月，谢子长与特委派来的同志一起，召集失散回家隐蔽的第一支队的部分干部，取出埋藏的枪支，恢复了第一支队。谢子长任命李盛光为支队长，谢绍安为副支队长，有人枪20余。不久，贺晋年到第一支队任政治委员。一支队配合庆阳游击队，歼敌一个营部和一个连，又打了几个胜仗，人枪扩大到50余。
在绥德、清涧地区建立第二、第五支队。１９３３年７月，绥德、清涧中心区委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将绥、清中心区委改为中心县委。不久又一分为二，组成绥德、清涧两个县委。这次扩大会后，绥、清地区党的活动就由秘密转向公开。１９３３年８月５日，在清涧县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二支队，指定高朗亭、崔正冉、王巨清为第二支队负责人。以后，改由白雪山任二支队支队长，王怀德任政委。当时采取白天隐蔽宣传群众、晚间行动的方针。在绥德县打了土豪劣绅，就秘密转移到清涧县隐蔽休息；在清涧县打了地主土豪，又转移到绥德县隐蔽休息。就这样，在绥、清接合部，一方面打击地主豪绅、摧毁国民党在农村的统治，一方面建立贫民会、赤卫队、妇女会、儿童团，逐步扩大并公开革命力量在农村的控制范围，迅速扩大了游击区。１９３４年３月，在绥德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五支队，由崔正冉任支队长，马万里任政委。
在神木、府谷地区建立第三支队。１９３３年９月，贾怀光在神木地区组成了7个人的特务队。陕北特委先后派张承忠、高朗亭、韩生杰、雷合等人去神府地区开展游击活动，扩大了特务队。同年１１月，特务队被改编为陕北工农红军第三支队，王兆相任支队长，马万里任政委。此后，九洼村战斗、太和寨战斗、菜园沟战斗的连续胜利，歼敌民团两个、敌军一个排，缴获57支枪，第三支队迅速发展壮大。
在葭县、吴堡地区（以下称葭吴地区）建立第四支队。１９３３年１２月，马佩勋在吴堡县成立了抗日义勇队。不久获悉：葭县国民党拟于１９３４年２月２日（农历腊月二十六日）在木头峪召开全县士绅大会，一是动员全县衙警、民团配合各乡士绅催收年终捐税欠款；二是在除夕晚上以螅镇驻军为主，衙警、民团协助，在木头峪、吉镇、神堂沟一带捕杀共产党员。据此情报，特委、县委决定在士绅大会期间袭击木头峪，于是将抗日义勇队调到木头峪附近隐蔽待命。２月１日晚，抗日义勇队袭击木头峪，除螅镇驻军代表和一绅士逃跑外，团总等人全部被俘，缴枪数支，还没收了一部分现款、大烟。按照特委决定，１９３４年２月４日将抗日义勇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四支队，支队长薛俊山，政委马佩勋。３月６日晚，第四支队二次进袭木头峪，镇压了反动分子，号召群众组织起来，打倒国民党，帮助红军，参加红军，建立自己的政权——苏维埃。自此以后，党在葭吴地区的活动由秘密转向公开，群众革命斗争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
（四）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建立
为了维护国民党的反动统治，陕北军阀井岳秀纠集其八十六师和各县民团共15000人，于１９３４年５月对陕北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围剿”。“围剿”的中心在安定、绥德、葭吴、神府地区。陕北特委根据敌强我弱的情况，号召游击区的军民实行坚壁清野，广泛开展游击战争，适时集中力量各个歼灭敌人。
“围剿”绥德、清涧的敌军以连排为单位，夜间集中于较大的村镇据守，白天在游击根据地烧杀抢掠，捕杀共产党员、革命干部，破坏群众革命组织，企图消灭游击队，摧毁游击根据地。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特委将第四支队从葭吴地区调到绥清地区，配合游击小组、赤卫队，实行坚壁清野困死敌人，夜间袭扰敌人，并在绥德县韩家山等地伏击敌人，使敌军十分疲惫和恐慌。
１９３４年７月８日，在安定县杨道峁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谢子长任总指挥，郭洪涛任政委，贺晋年任参谋长。总指挥部甫建即于７月１７日指挥红军攻克了安定县城。７月２３日，谢子长、郭洪涛率领陕北游击队南下陕甘边，与红二十六军会合，谢子长兼任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政委。８月中旬，谢子长率红二十六军第三团（约300人，团长王世泰，政委黄罗斌）及陕北游击队第一、第二、第五支队返回陕北根据地。先后在安定、绥德、清涧、横山连打胜仗，拔掉敌人3个据点，歼敌200余人，俘敌100余人，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不幸的是，８月２６日，谢子长在清涧河口战斗中负伤，于１９３５年２月２１日逝世。
１９３４年８月２８日，在清涧县召开了陕北特委会议。会议号召陕北军民积极扩大红军游击队和革命根据地，动员大家提前做好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的准备工作。会议决定组建府谷七支队、延川九支队。会后，红二十六军第三团返回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第一、第二、第五支队仍回安定、绥德、清涧、延川地区活动，发动群众，分配土地，建立革命委员会，扩大红军游击队，扩大革命根据地。
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土地分配，于１９３４年８月首先在清涧东区袁家沟进行试分，并试建了革命委员会。通过试点，取得了经验，培训了一批干部。接着，陕北特委派工作组分赴各县基本区，进行分配土地和建立乡、区、县革命委员会。到１９３４年１０月，各县基本区的土地已基本分配完毕。根据地的群众获得土地后，踊跃参军，新组建了靖边县第十支队、安塞县第十一支队、绥德县第十二支队、安定县第十三支队、米东第十四支队、米西第十五支队、横山第十六支队、府谷骑兵游击队。
在红军游击队迅速发展和根据地不断扩大的基础上，陕北特委于１９３４年九十月间，将战斗力较强的安定县的第一支队扩编为红一团，团长贺晋年，政委马佩勋，参谋长路文昌；清涧县的第二支队扩编为红二团，团长任山，政委马万里，参谋长惠世良；神府地区的第三支队扩编为红三团，团长王兆相，政委杨文模；葭吴地区的第四支队扩编为红四团，团长王士杰，政委王国昌，参谋长范文德。以上扩编为团的各支队，都又重新组建了游击队，从而保持了原游击队的番号。至１９３４年底，陕北红军游击队已发展到26个支队，分布活动在陕北高原的各个县区。
随着红军游击队的迅猛发展和根据地的快速扩大，各级革命委员会和苏维埃政府也普遍建立起来。１９３４年８月，在李家岔成立了陕北第一个县级革命政权——安定县（现子长县）临时革命委员会。清涧县、吴堡县、府谷县、葭县等县也相继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
１９３５年１月２５日，陕北特委在安定县白庙岔召开了陕北革命根据地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当时称苏维埃代表大会），到会代表100余人，大会开了3天，选举产生了陕北省苏维埃政府，马明方当选为主席，霍维德、崔田民当选为副主席。代表大会通过了各级苏维埃政府组织法、选举法、土地法、劳动法、婚姻法等法令。省苏维埃政府设有秘书处、土地部、粮食部、劳动部、财政部、经济部、文教部、保卫局、贸易局等职能部门。陕北省苏维埃政府管辖安定、秀延、绥德、清涧、吴堡、葭县、米东、米西、延川、延水、延长、安塞、靖边、横山、神木、府谷、佳芦17个县。
三、陕北、陕甘边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陕甘苏区
（一）成立红二十七军第八十四师
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失败后，蒋介石急忙从豫、晋、绥、陕、甘五省调集6个师，加上地方民团共6万人，于１９３４年１０月开始对陕北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二次“围剿”。其进攻的主力是豫军高桂滋第八十四师、陕军井岳秀第八十六师和晋军两个师。
为了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陕北特委一方面指示各县游击队带领赤卫队，配合群众斗争，实行坚壁清野，诱敌深入，分散敌军，袭扰敌军；另一方面，对在１９３４年９至１０月间组建的红一团、红二团、红三团进行整编，于１９３５年１月３０日在安定县白庙岔成立了红二十七军第八十四师，师长杨琪（后贺晋年），政委张达志。第八十四师成立后，立即集中红一团、红二团和几支游击队共700多人，在广大赤卫队的配合下，于１９３５年１月３１日首战南沟岔，歼豫军高桂滋部一个连。接着乘胜东进，在清涧县连打两个胜仗。连续三次战斗，共歼高桂滋部两个连、一个排和一个民团，缴枪近200支，俘敌官兵百余人，揭开了第二次反“围剿”斗争的序幕。
１９３５年１月，经中共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巡视员黄翰建议，中共陕甘边特委书记惠子俊、军委主席刘志丹率红四十二师第二团北上，到陕北根据地安定县（今子长县）水晶沟灯盏湾看望了正在养伤的谢子长，就建立陕甘边和陕北两块苏区的党政军的统一领导机构以及组织第二次反“围剿”等问题进行了研究，达成共识。
（二）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
１９３５年２月５日，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指示，陕甘边特委和陕北特委在安定县周家岘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选举惠子俊为书记，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崔田夫、高岗等为委员，统一领导陕甘边、陕北两个特委的工作。同时成立了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为谢子长，副主席刘志丹、高岗（谢子长因养伤未到职，由刘志丹主持工作），统一领导陕甘边和陕北两个根据地的红军和地方武装。
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后，根据联席会议确定的“集中主力红军，坚决打击和消灭深入根据地的高桂滋部第八十四师，对其他各师采取游击袭扰、相机歼灭”的战略方针，由刘志丹起草了粉碎敌人二次“围剿”的动员令，号召根据地全体军民紧急动员起来，为粉碎敌人二次“围剿”而英勇奋斗。同时，调陕甘边根据地红二十六军第三团及抗日义勇军北上陕北，和红二十七军第八十四师组成西北红军主力兵团，由军委直接指挥，集中作战。并把陕北各县红军游击队组编成7个游击纵队，负责组织发动群众，分配土地，发展群众武装，扩大根据地，实行坚壁清野，配合主力红军作战。
（三）粉碎国民党的第二次“围剿”
红二十六军第三团和抗日义勇军共600人，于1935年４月下旬进入陕北革命根据地。４月２２日在安定县寺儿畔打了第一仗，歼敌第八十六师一个连。５月１日，在白庙岔和陕北红军二十七军第八十四师主力会师，两部共2100余人，枪1500余支。５月４日，成立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前敌总指挥部，刘志丹任总指挥，高岗任政治委员，统一指挥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作战。在刘志丹的指挥下，红军主力在各县地方军民的大力配合下，从１９３５年５月７日至８月２０日的3个半月内，在东至清涧县，南至甘泉县，西至保安县，北至靖边县的广阔地域里，采取声东击西、长途奔袭、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等机动灵活的战术，先后歼敌豫军高桂滋部6个营又3个连、陕军井岳秀部一个加强营、晋军两个团又5个连，击溃敌军两个旅又4个营，歼灭民团多个，毙伤俘敌团长、副团长以下官兵5000余人，民团近千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马匹、现金、医药、被服等物资。国民党的第二次“围剿”被彻底粉碎。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休整后，于９月１５日返回延川永坪镇，迎接红二十五军。
（四）陕甘苏区形成
随着第二次反“围剿”斗争的节节胜利，陕北红军游击队和革命根据地迅速发展扩大，在延长、延川、延安、宜川等县建立了新的游击队和游击区，红军扩大了一倍多，游击队扩大了两倍多，解放了安定、延川、延长、安塞、保安、靖边6座县城。从此，陕甘边根据地和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了北起长城，南至渭北，西接庆阳，东临黄河共有20余县的革命根据地——陕甘苏区，拥有正规军两个师、9个团，共5000多人，游击队4000多人。
（五）红二十五军与陕北红军会师
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活动在鄂豫皖根据地的红二十五军，在吴焕先（曾任红二十五军军长、政委，１９３５年８月２１日在甘肃泾川县战斗中牺牲）、程子华、徐海东率领下，于１９３４年１１月１６日从河南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向平汉铁路以西转移，开始长征。１２月，红二十五军转战到陕西洛南地区。此后，红二十五军在鄂豫陕边开展游击战争，开辟了鄂豫陕边革命根据地。红二十五军为了配合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北上，于１９３５年７月１６日，从西安南的秦岭丰峪口出发，西进甘肃，攻占两当县，转而北进，沿陕甘边界到达保安县豹子川，进入陕北革命根据地，９月９日到达延川县永宁山。刘志丹亲自起草《欢迎红二十五军的指示令》，并率领陕北红军南下迎接红二十五军，于９月１６日在延川永坪镇与红二十五军会师。９月１８日，在永坪镇东面石油沟召开了红二十五军与陕北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会师大会。为了统一指挥作战，在中央代表团的主持下，将红二十五军与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军第十五军团，全军团共7500余人，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高岗任政治部主任。下辖三个师，即：红二十五军编为第七十五师，师长张绍东，政委赵林波；红二十六军编为第七十八师，师长杨森，政委张明先；红二十七军编为第八十一师，师长贺晋年，政委张达志。陕甘边区的义勇军改编为西北义勇军，司令员为郭宝珊，政治部主任为马佩勋，归十五军团第七十八师指挥。
四、全国革命大本营奠基西北
（一）国民党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
敌人第二次“围剿”被彻底粉碎，形成了地域辽阔的陕甘苏区，这对敌人的威胁更大。
蒋介石万分惊慌，深恐陕北成为第二个江西苏区。而且，第二次反“围剿”取得胜利时，正是中央红军长征快要到达陕北的时候。蒋介石为了使中央红军无立足之地，遂于１９３５年８月在河南洛阳召开会议，策动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会议决定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蒋介石亲自兼任总司令，张学良任副总司令。调集陕、甘、宁、晋、绥五省军阀部队和东北军、中央军共10万之众，从东、西、南、北对陕甘苏区实行全方位的“围剿”。具体部署是：东面，沿黄河之线为晋军的两个师；北面，是军阀高桂滋和井岳秀部各一个师；西北面，是马鸿逵三个骑兵团；西南面，是东北军第五十七军四个师和何柱国骑兵第二军，以及马鸿宾部的一个旅；南面，是东北军第六十七军；还有驻兰州、平凉的蒋军嫡系毛炳文部。
东北军两个军七个师为“进剿”的主力，从西、南两路向陕北根据地进犯。南路由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率领第一一○师、第一二九师、第一○七师北进；西路由第五十七军军长董英斌率4个师，由陇东地区向东挺进，对陕北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剿”。
（二）红十五军团痛击来犯之敌
根据敌强我弱的态势，徐海东、刘志丹率红十五军团开赴南线，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与红十五军团交手的是东北军的南线进攻部队。负责南线中路进攻的王以哲部９月１５日进抵肤施（１９３６年改称延安），军粮告罄，王以哲派第一一○师一部分兵力到甘泉接运军需。红十五军团获此消息后，采取了围城打援战术。以红八十一师的第二四三团围困甘泉之敌，以红七十五师埋伏在劳山以西，红七十八师埋伏于劳山、甘泉之间，诱敌第一一○师余部由肤施来援，以便聚而歼之。１０月１日，敌第一一○师果然进入我军伏击区，经过6个小时激战，援兵全部被歼，毙敌师长何中立、参谋长范驭州及以下千余人，伤敌近2000人，俘敌3700余人。红八十一师另一路于阳泉歼敌第一○七师一个营。１０月１２日，红十五军团由甘泉南下富县，强攻榆林桥，歼敌第一○七师四个营和第六一九团团部，毙敌300余人，俘敌1800余人。原张学良卫队营长、第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即在此役被俘。王以哲部经我军连续三次痛击之后，撤回富县、洛川，固守据点，不敢出扰。
劳山战役的胜利对敌人震动很大，陕北军阀井岳秀的第八十六师闻风丧胆，不战而逃。瓦窑堡守敌高桂滋第八十四师连夜弃城逃往绥德。我军乘胜追击，拔除了瓦窑堡所在地安定县境内敌军的全部据点。１９３５年１０月５日，根据地首府由安定县白庙岔迁驻安定县（今子长县）瓦窑堡。
（三）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
１９３５年１０月１９日，党中央和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到达陕甘苏区的吴起镇。吴起镇（今吴起县县政府驻地）是陕甘苏区保安县（今志丹县）第六区苏维埃政府所在地，镇上住着几十户人家，是陕甘苏区的西北大门。
１９日下午，中央红军进驻吴起镇不久，得悉一股尾追中央红军的敌骑兵也窜扰到了苏区的大门口。原来中央红军路过甘肃会宁时，马鸿宾部第三十五师第一○八旅的骑兵就像“尾巴”一样跟住了红军，而且越接近陕北跟得越紧。此刻毛泽东当机立断，决定甩掉这个“尾巴”。中央连夜召开军事会议，研究“切尾巴”之策。会上，毛泽东强调指出：绝不能把敌人带进根据地，一定要在吴起消灭这股尾随的敌人。按照会议的部署，“切尾巴”之战于２１日上午８时打响，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歼敌一个团，击溃3个团，俘敌700人，缴获战马千余匹和山炮、迫击炮等大量的枪支弹药，彻底切掉了“尾巴”。
１０月２２日，中共中央在吴起镇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关于目前行动方针的报告。报告指出：现在全国革命的总指挥部已经到了陕北，这里成了反革命进攻的中心。我们的任务是保卫和扩大陕北革命根据地，以陕北根据地领导全国革命。这次会议还正式宣告了中央红军长征的结束。
（四）王明“左”倾路线在陕甘苏区的推行及纠正
吴起镇政治局扩大会议后，毛泽东立即挥师南下，在甘泉县下寺湾与红十五军团会师。毛泽东到下寺湾后，得知根据地正在进行错误的“肃反”运动，于是首先抓了纠正“肃反”工作。
在１９３４年１月召开的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上，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发展到了顶点，也把宗派主义和过火斗争发展到了极点。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后不久，王明“左”倾路线的执行者到了陕北，在大反“富农路线”“右倾机会主义”的口号下，推行“左”倾错误路线。他们的错误行为遭到了根据地干部的普遍抵制。刘志丹公开斥责这些做法是“立三路线的复活”，是被革命实践证明“有害无益”的“左”倾路线。刘志丹等的抵制，引起了中央派驻西北代表团的强烈不满。他们通过撤销西北工委、改组西北军委、成立陕甘晋省委（书记朱理智，副书记郭洪涛）的方式，夺取了陕甘苏区的领导权，把刘志丹排斥在新的省委、军委领导之外，并借“肃反”之名，大搞宗派主义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开始逮捕一些抵制“左”倾错误的干部。他们攻击刘志丹“一贯右倾”，走“富农路线”，诬陷他“同国民党部队有秘密勾结”，是“白色军官”，是“反革命”，以欺骗手段把他调离前线加以逮捕。“肃反”中，陕甘根据地县级以上干部、军队营以上干部几乎全部被捕，他们被严刑逼供，要他们招出刘志丹是“右派反革命的首领”，并残酷地杀害了党政军干部200多人。这次错误的“肃反”，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搞得人人自危，造成了根据地的混乱，党和红军面临着分裂的危险，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乘机捣乱，一些地方政权在坏人的挑拨撺掇下叛变投敌。这样一来，党和红军内遭“左”倾路线的破坏，外受敌人的“围剿”，陕甘苏区陷入了岌岌可危的严重境地。
在此紧要关头，毛泽东、周恩来指示：“刀下留人”，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解决”，并即刻派中央保卫局局长王首道等奔赴瓦窑堡，接管“左”倾错误领导控制的西北保卫局，及时防止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１１月７日，张闻天率中央机关进驻瓦窑堡，于当天下午释放了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18人。１１月２６日，召开平反大会，宣布刘志丹等人无罪，予以平反，重新分配工作。随后释放了全部被捕的同志，予以平反，恢复工作。中央及时制止和纠正了乱捕滥杀的“肃反”错误，挽救了陕甘苏区，从而使陕甘苏区转危为安。
（五）直罗镇战役——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奠基礼
毛泽东在纠正错误“肃反”的同时，还和周恩来、彭德怀等筹划、部署和指挥了直罗镇战役。开战前，即1935年１１月３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西北军委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彭德怀，委员王稼祥、林彪、聂洪均、徐海东、程子华、郭洪涛，统一领导和指挥红军。同日，西北军委宣布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下辖两个军团：陕甘支队编为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并入红一方面军建制。红一方面军司令员为彭德怀，毛泽东任政治委员。红一军团军团长为林彪，聂荣臻任政委。红十五军团领导人仍是徐海东、程子华、刘志丹。
直罗镇是陕北富县的一个镇子。它三面环山，形似口袋，是个打伏击的好地方。红十五军团和红一军团对敌形成南北夹击之势。直罗镇战役于１１月２１日打响，历时3天，红军斗智斗勇，迫使东北军第一○九师进入“口袋”，师长牛元峰战败自杀，全师死伤1000多人，被俘5300多人。直罗镇战役的胜利，彻底粉碎了国民党的第三次“围剿”，巩固了陕甘苏区，为中共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