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多年前，中国工农红军举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进行震惊世界的战略大转移。在这个震惊世界的壮举中，共有4支红军部队进行了长征，除了红一、二、四方面军三支主力红军外，还有一支从武汉黄陂北部山区诞生的革命队伍——红二十五军。
过去，红二十五军西征北上的历史鲜为人知，我们对红二十五军在宁夏境内的活动也很少介绍和研究。红二十五军，是一支具有传奇色彩的红军部队，在中央红军长征之前，就根据党中央指示，高举北上抗日的旗帜，经受了艰苦卓绝的战争考验，历时10个月，行程近万里，是中央红军翻越六盘山之前最早进入宁夏南部地区的一支红军武装力量。
这里所说的红军长征，是指最早到达宁夏南部地区的参加长征的红军。
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
实际上，红军在宁夏活动较早。如果以1932年成立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算起，还要早几年了。1931年9月，刘志丹在陕甘边界地区，成立了南梁游击队，刘志丹任总指挥，下辖三个大队，共300余人。10月，阎红彦等人领导的陕北游击队到达南梁，与南梁游击队会合。1932年1月，南梁、陕北两支游击队在新正县（今甘肃宁县）柴桥村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杨重远任参谋长，下辖4个大队，共700余人。2月12 日，根据陕西省委指示，西北反帝同盟军在甘肃正宁县三嘉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任总指挥。12月24日，陕甘游击队在宜君转角镇（今陕西旬邑县）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
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及红二十六军先后长期活动在陕西、甘肃交界处，深入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粮食，开展游击战争，创建了陕甘边苏区。1935年2月，陕甘边苏区与陕北苏区实行统一领导，形成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唯一完整的根据地——西北革命根据地。就是这块根据地，成了中共中央和各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也成了抗日的出发点。
1932年5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的前身——陕甘游击队已进入宁夏南部固原、海原等地活动，影响较大。固原县蒿店兵变获取的枪支弹药，目的就是要进一步装备和壮大这支军队。
1932年10月28日，国民党军事管理部门给西安绥靖公署甘肃行署主任邓宝珊部配发了一批枪支，其中步枪800支，驳壳枪200支，还有一批弹药。这批武器弹药由西安运往兰州，必须经过西兰公路要塞固原县蒿店镇。邓宝珊也很谨慎，派干部补习队260余人前往甘肃平凉接运。为了搞到这批武器，中共陕西省委派常委李艮（化名愚痴）前往平凉后，与中共陇东特委书记刘杰三取得联系。之后，他们与干部补习队的中共党员李华锋（补习队军士队分队长）、窦文德（支部书记）等人接上了头，准备截获这批武器，装备刘志丹领导的陕甘游击队。
10月28日，这批武器弹药由平凉启运后往蒿店方向而来。蒿店，是进入三关口瓦亭峡之前的一个地势险要的镇子，也是西兰公路上重要的驿铺。由平凉押运武器弹药的这支人马，夜宿蒿店。补习队党支部决定这天的午夜蒿店发动兵变，夺取枪支弹药。由于处置不当，被大队长楚则先察觉，补习队党支部遂决定提前到22时行动。李艮、李华锋等人带军士队党员和积极分子共32人，携枪56支，出蒿店西门，趟过颉河水后，留6人掩护，其余向东北方向撤离。途中，宣布成立陕甘游击队第七支队，李华锋任队长，李艮任政治委员。但由于各种原因，蒿店兵变成立的这支军队没有完整地保存下来，融入了其他队伍之中。蒿店兵变，不但在当时影响很大，而且对不久进入宁夏固原的红二十五军同样有一定影响。
应该说，这是红军长征进入宁夏最早的红军。
红二十五军的缘起
1932年5月，国民党就开始准备对各根据地红军发动第四次“围剿”。这次“围剿”，敌人采取的战略是逐次转移重点，实行各个击破，即首先集中兵力进攻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之后，对中央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达到围歼中央红军的狂妄目的。为此，蒋介石于1932年5月，自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在准备对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发动“围剿”的同时，又组成以何应钦为首的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指挥江西、广东、福建以至湖南的国民党军队，牵制削弱中央苏区红军的力量，配合北线作战，并为大举进攻中央苏区作准备。
红二十五军原隶属于红四方面军序列，是在危难中建立、战斗中成长起来的一支红军队伍。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未能粉碎蒋介石第四次“围剿”的军事进攻，退出了鄂豫皖根据地。11月29日，鄂豫皖省委决定重建红二十五军，下辖74、75两个师。1933 年9 月，蒋介石调集约50 万兵力，围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由于王明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红军苦战一年也未能打破敌人的“围剿”。1934 年10 月，红一方面军主力部队被迫撤出根据地，开始长征。红二十五军在国民党军队第五次围剿的过程中，一面保护鄂豫皖根据地，一面与蒋介石的军事进攻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再加上当时的左倾盲动错误和肃反，不但损失大，而且处境十分艰险。1934年8月，中央军事革命委员会派粵赣军区红二十二师师长程子华到鄂豫皖（湖北部、河南西部、安徽西北部）苏区，向鄂豫皖省委传达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的指示：红二十五军主力要作战略转移，建立新的根据地。
根据中央军事委员会的精神，1934年11月16日，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鄂豫皖省委在光山县花山寨召开常委会议并作出决定：红二十五军实施战略转移，对外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为什么称“第二”？是因为在1934年7月，中央苏区的红七军团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指示，曾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因此，红二十五军就称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
大别山深处的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是红二十五军长征开始的地方。1934年11月16日开始，历时10个月，行程万余里，翻越千山万水，经历了大小数百次的战斗，战胜敌人的围追堵截，进入陕西南部秦岭山区，广泛发动群众，建立民主政权，开展游击战争，领导开辟了鄂豫陕苏区。之后，在战略转移中到达陕北。
二十五军最先的战略转移目标是豫西（河南）伏牛山区，但在方城独树镇附近越过许（昌）南（阳）公路时，遭到预先抵达这个地区的国民党军队的阻击。当时已是11下旬，再加上骤变的天气，寒流加着大雪，情况异常险恶，但已经没有了退路，只能背水一战，“狭路相逢”勇者胜。一场恶战，打退了敌人，但必须尽快离开数倍于红军的这个环境。天黑后，红军将士忍着极度饥渴和疲劳，在当地向导的带领下，冒雪前进，经过一夜的急行军，才绕过敌人布防空虚的保安寨以北地区，越过许南公路，进入伏牛山区。
西征北上宁夏
红二十五军原本是准备在伏牛山区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当进入伏牛山区后，才发现这里人烟稀少，粮食和相关的物资都极度匮乏。更为重要原因是，国民党军队尾随而至。因而，要在这里建立革命根据地，创建苏区，就有了困难。鄂豫皖省委再度改变计划，决定进军陕西南部商洛地区。要进入陕南，也不是容易的事，国民党军队分两路跟踪而来，并派兵控制了进入陕西的要道。红二十五军是在当地群众的热心帮助下，走了一条人迹罕至的小道，才摆脱追兵，并一举攻破国民党军队在河南的封锁线，进入陕西洛南县境。到了这里，面临的问题仍是如何建立根据地。于是在12月上旬，召开省委常委会议：一是决定将中共鄂豫皖省委改为中共鄂豫陕省委；二是决定建立鄂豫陕辖区根据地，地域包括陕西东南部、湖北的西北部和河南的西部地区。
1935年4月，红二十五军在鄂陕边区建立了根据地，初步奠定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基础。当这里再度燃起红二十五军的星火之后，又引起了蒋介石的慌恐与不安。1935年5月，蒋介石急忙调集大军“围剿”，向鄂豫陕游击根据地发动了“围剿”。红二十五军备力抗击，接连取胜，并攻克洛南县城，在豫陕边区建立了一批区、乡革命政权和革命根据地，初步建成豫陕革命根据地。到了5月，红军主力发展到3千余人，还有规模不小的地方武装。尤其是袁家沟口战斗之后，红二十五军取得了物资与兵员双重补充。7月，北出秦岭（终南山），近逼西安南面的王曲、子午镇一带，直接威胁西北的政治中心——西安。当时，正准备由西安开往天水的东北军第五十一军紧急改变计划，不能调往天水，而要保卫西安。
7月底，在西安外围，他们看到了一张《大公报》，上面有一条消息：“共军一、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后，继续向北逃窜，先头部队到达松潘……”。这时候的总体情况是，一方面，红二十五军从报纸上得知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已在四川西部会师，并有北上动向。另一方面，蒋介石正在调集几十万大军向川甘边境地区集结企图将红军主力围歼于川西地区。这样，红二十五军是向川西方向转移，还是继续孤军北上，又面临着一次新的重大抉择。恰在这时，原鄂豫皖省委交通员石健民从上海经西安到达红二十五军驻地，带来了党中央的文件，证实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川西的会师，包括准备北上的消息，与《大公报》看到的内容基本一致。同时，红二十五军也从侦察中得知毛炳文、于学忠部已从西安西调，目的想在四川北部堵截中央红军北上。
根据以上这些重要信息，鄂豫陕省委在子午镇附近召开紧急会议，讨论红二十五军的行动方向。根据形势发展，会议认为红二十五军当前要配合红军主力在西北的行动，迅速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因此，省委决定红二十五军西征北上，与在陕北的红二十六军配合，巩固陕甘革命根据地，牵制和消灭敌人，迎接中央和一、四方面军北进。
这样，宁夏南部固原逐渐进入红二十五军征战的视野。
驻军单家集
1935年7月，红二十五军离开长安县沣峪口，离开鄂豫陕苏区，继续新的长征。当时提出的口号，是“迎接党中央”、“与中央红军会师”等，士气较高。而此时，国民党胡宗南、马鸿宾等部，都部署在川西北和甘南及渭水一线，包括西（安）兰（州）公路沿线，全力堵截红军。红二十五军从陕西子午镇附近出发，经周至、新口子（骆峪口）留下霸等地，向甘肃挺进。8月1日，占领陕甘交界的双十铺，在这里消灭了胡宗南别动队的4个连，活捉了胡宗南的高级少将参谋。从这个少将参谋的口中，得知中央红军一、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已越过松潘，正向北挺进。同时，还得到了重要消息：胡宗南的主力部队已全部调往四川北部一带堵截北上的红军，后防留守处天水空墟。 红二十五军明白，这是攻取的大好时机。
8月1日，红二十五军在双石铺停留一天，纪念八一建军节、补充干粮。第二天，攻占两当县城，之后急向天水挺进，一举打下天水县城北关。在歼敌的同时，还获得了一批军用物资。打下天水北关后，国民党增援部队一个旅已经赶到，红二十五军便放弃攻占天水的计划，转向凤凰山、沿河镇，强渡渭河，攻克秦安县城，威逼静宁，切断了陕甘的交通大动脉西兰公路。天水是胡宗南部的后方基地，当红二十五军攻占天水北关、攻占秦安、静宁县城后，如同一把尖刀，直接威胁着国民党军队的后方。蒋介石从成都行营接连发出5道电令，调兵遣将，下令堵截、追击红二十五军。
红二十五军的军事行动，有力地钳制和吸引了国民党军队的视线，打乱了蒋介石的军事部署。同时，有力地策应了中央红军和主力红军在川西的军事行动并顺利北上会师。
8月15日，红二十五军进入六盘山下的回民聚居地区兴隆镇，在这个葫芦河岸边的村镇休整了3天。
红二十五军领导在教育部队一面行军打仗，一面做群众工作，扩大红军的宣传和政治影响。宁夏南部固原，是少数民族地区，西吉县单家集和兴隆镇（当时属于甘肃省静宁县），是民族聚居区。红二十五军进军宁夏南部前，政委吴焕先对全体指战员进行群众纪律和民族政策教育，专门制定了“三大禁令”（禁止部队驻扎清真寺，禁止毁坏回族的经典文字，禁止在回民地区吃大荤）、“四项注意”（注意尊重回族人民的风俗习惯，注意使用回民水桶在井里打水，注意回避青年妇女，注意实行公买公卖）。对于这些与民族政策方面有关的重要问题，吴焕先不光对全体指战员要讲，他还要用标语的形式写成贴在墙上，让人们去看，以此来了解红军，增加一种特殊的氛围，以加大宣传力度。
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刘华清上将，当时任红二十五军政治部组织科长，他是亲历者。刘华清在回忆和谈到他随红二十五军到达单家集的经历时说：军政委吴焕先要他用毛笔把“三大禁令”和“四项注意”写成大标语，贴到街上。同时，吴焕先还亲自到清真寺拜访，召集阿訇和当地知名人士座谈，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宣传红军的民族宗教政策和相关纪律。在单家集期间，部队严格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积极开展助民活动，秋毫无犯。时任军医院院长的钱信忠和医护人员，还热心为群众治病。这样以来，红二十五军深得广大回族群众的信赖，受到了热烈的欢乐，留下难忘的印象。
刘华清的回忆，从多个层面为我们了解红二十五军在单家集的活动，提供了难得的真贵史料。
8月16日，军长程子华、政治委员吴焕先、副军长徐海东向兴隆镇清真寺赠送锦缎横匾，上书“回汉兄弟亲如一家”八个大字，还有丰厚的礼品等。兴隆镇的回民也深受感动，称赞红军是“仁义之师”。清真寺的阿訇也按照回族礼节宴请了红军领导，还杀羊宰牛慰劳红军；并送来了一群染成红颜色的大肥羊送到军部回访，显示了回民与红军的友好情谊。
这时，一方面，红二十五军仍然得不到党中央和一、四方面军北进的消息；另一方面，也不能长时间停留在这一带，因为前后都是国民党的追兵。
17日傍晚，红二十五军离开兴隆镇，开始向陕甘根据地转移。回族群众男女老幼走上街头，摆上油果点心案桌，为红军送行。
当红二十五军离开单家集时，马青年等十几名回族青年参加了红军，隶属于政治部，负责联络宣传工作。回族青年参加红军，为红二十五军增加了新的成份，有助一红军的大发展。同时，也为回族青年提供了人生的大舞台。
红二十五军在单家集的经历，创立了民族宗教政策的典范。他们的所作所为，赢得了广大回族群众的认同，他们依赖这支队伍，他们也盼望这样的队伍。红二十五军模范地执行民族宗教政策和爱民的实际行动，戳穿了国民党的欺骗性宣传，军民关系更为密切，他们为中央红军经过这里奠定了良好的回族群众与红军的关系。月余后，当中央红军再来到单家集时，他们还以为红二十五军回来了，同样受到了广大回民和其他群众的热烈欢迎，并向后来者诉说着红二十五军模范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的经历。这些，都深深地留在毛泽东的心里。毛泽东主席曾赞扬红二十五军路过回民区所做的工作时说：红二十五军政策水平很高，民族政策执行得很好。（《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第163页，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
当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与红二十五军会师后，毛泽东提起这段往事时，还夸奖了红二十五军长征途中善于做群众工作，民族政策执行得很好，政策水平很高。
缘此，当地群众还编唱歌颂红军的歌谣。《红军西征》一书里，收录有一首《红军纪律真正严》：
红军纪律真正严，不拿群众一针线。
不进屋室和院内，买卖公平给现钱。（李德明执笔《红军西征》，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攻克隆德县城
8月17日，红二十五军3000余人，在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政治委员吴焕先率领下，离开兴隆镇，沿西兰公路东进，一举攻克隆德县城。
红二十五军驻军兴隆镇休整期间，就已经派出便衣来隆德县城侦察防务，了解相关信息。当时隆德县城驻有国民党刘宝堂部新编第十一旅一个营和隆德保安队100多人。当得知红二十五军东进消息后，一面派人在县城外围北象山修筑工事；一面派人占领县城外围制高点堡子山，留一部分武装力量防守城池。
依《隆德县志》记载，8月17日，红二十五军大部队从兴隆镇、单家集出发，沿好水川东进，经贺家堡子、姚杜家、杨家河、王三道等地进入红土路村。另一部分策应部队从贺家堡子附近的陈田玉村上山，经李哈拉、彭家阳洼到神林阎家庄子，再经沙塘铺向隆德县城运动，并警界西兰公路。当天，一部分红军在北象山（隆德县城外围的山）与国民党守军接火，国军未敢恋战即退入城中，红军占据北象山后，即开始攻城。午后，守城的国军从南门逃跑，县长林培霖及政府官员连同堡子山守敌逃往石窑寺躲避。红二十五军一面处决司法、教育部门官员，放出在押“囚犯”，一面开仓放粮，接济贫苦农民。
攻克隆德县城，虽然持续的时间不长，但影响很大。致使国民党急调各路军队前往隆德围剿。当天，国民党毛炳文部自界石铺东进，马鸿宾部三十五师前来堵截。看来县城是不能再守了，怕遭国民党军队东西夹击。黄昏时分，红二十五军攻城部队退出县城，撤回红土路村。凌晨，先遣部队从红土路出发，经张银、水磨、蔡家湾、杨家店一路，沿西兰大道翻越六盘山。大部队于次日清晨在好水伏龙寺集结后，翻越六盘山东进，进入固原县和尚铺、瓦亭、三关口一带。
瓦亭峡，是汉唐以来著名的关隘，是历史上中原北出塞外的必经要地，以铁瓦亭而闻名。红二十五军东进行至瓦亭峡，与前来堵截的国民党三十五师一０三旅马应图部遭遇。双方激战后，马部溃退，红军主力推进到固原县蒿店、平凉安国镇一带，直逼甘肃平凉、泾川地区，国民党军队紧紧咬住不放，接连发生战斗。在甘肃平凉南白水镇和马莲铺以东的打虎山高地，又是一次激战，打垮了敌35师马鸿宾部105旅，歼灭一个营。在泾川县城西南的四坡村，部队遭到国民党马鸿宾三十五师的突然袭击，驻防泾川的马部208团向正在渡河的红军发起进攻，激战中政委吴焕先壮烈牺牲，时年仅28岁。
在副军长徐海东的指挥下，红军封锁马部退路，冒雨反击前来突袭的马部208团。一番激战后，马部纷纷溃散，团长马开基被红军击毙，俘虏数百人。
这一时期，红二十五军主要活动于隆德、平凉、固原、泾川、崇信、灵台、华亭等地区，切断西兰公路18天，是红二十五军西征北上大周旋战略行动时期。在客观上，迫使蒋介石一再调整原用于堵截中央红军的兵力来对付红二十五军，对于中央红军的北上行动起到了具大的战略性配合作用。红二十五军在陇东地区与各路敌人周旋期间，想方设法派人打听中央红军行动的确切消息，但都未能获得。与此同时，国民党的大部队数路逼近，红二十五军孤军作战，处境很难：与中央红军一时难以取得联系，陇东地区国民党军队前后堵截。面对这样的特殊环境，省委决定红二十五军东进北上，与陕北红军会合。先取得陕甘苏区的巩固，再配合红军主力北上。
9月初，红二十五军强渡泾河，经镇原、庆阳县境兼程前进，途中多次击败尾追的国民党军队，于1935年9月15日抵达延川县永坪镇，与陕甘红军会师。红二十五军所到之处，根据地人民热情欢乐和慰劳，到处洋溢着喜迎亲人的欢乐场景：
一杆杆红旗空中飘，红二十五军上来了；
长枪短枪马拐枪，
一对对喇叭一对对号；
头号盒子红绳绳，军号吹起嘀嘀哒……
（曲涛、李仲立《陇东老区红军史》第204页，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
一曲“信天游”民歌，表达了根据地人民的盼望与心声。
9月7日，红二十五军到达豹子川后，鄂豫陕省委召开会议，因军政委吴焕先在泾川县四坡村战斗中牺牲，决定由徐海东任军长，程子华改任政委。之后，到达延川县永坪镇。9月16日，红二十五军与刘志丹率领的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在永坪镇胜利会师，合编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高岗任政治部主任，郭述申任政治部副主任。此后，一支7000余人的红军队伍活跃在陕甘革命根据地。劳山、榆林两次战役，给东北军以沉重打击，稳固了陕甘根据地，以实际行动迎接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
徐海东大将
追溯红二十五军在宁夏的经历，徐海东大将是一个重要人物。他在一年之后的红军西征期间，再度进入宁夏。这里，仅作些简略介绍，以便于对徐海东和他的红二十五军在宁夏期间的经历和影响有一定的了解。
徐海东（1900—1970），湖北黄陂县（现为大悟县）人，原名徐元清。祖上六代人都是烧窑工，属于传统手工业者。徐海东也当过十几年的烧窑工人，艰苦的生活环境，磨炼了他强烈的反抗精神和不畏艰辛勇往直前的胆略。1925年参加了北伐战争，大革命失败后，在他的家乡湖北黄陂县一带组织工农武装，参加了创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在革命战争的实践中学习战争，研究战争规律，逐步掌握了指挥战争的战略战术。红二十五军北上西征时，他已成长为一名优秀的红军将领。
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长征开始，他和吴焕先等人，率领3000左右的红军队伍，在向西北进军的过程中，不断同十几倍、几十倍优势的敌人作战，灵活机动，创造战机，打了很多出色的胜仗。20多年前，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了徐海东的回忆录《生平自述》一书，对他的经历及红二十五军进入陕、甘、宁地区，到达陕北根据地，都有回忆性记载。在徐海东的笔下，我们看到了当时红二十五军在宁夏南部的活动经历。
红军进入陕南以后，就开辟了一片新天地。1935年7月中旬开始，红二十五军西征北上思路已经很明确：配合红军主力北上，迎接党中央，迎接毛主席。在子午镇以西20的地方举行的省委紧急会议上，徐海东坚决主张西征北上，“能牵制敌人，保证中央顺利北上，对全国革命也有意义。在此行动中，即使我们这三千多人牺牲了，也是光荣的。”徐海东这样认为。
红二十五军西征北上，是由子午镇启程的。在双石铺这个地方，消灭了胡宗南部的4个连，活捉一个少将参议，从他口供中进一步证实了中央红军和四方面军北上的消息，同时还获得了不少情报材料。双石铺，是陕西和甘肃交界的地方。这里原本就是古战场。三国时代，马谡失街亭的故事大概就发生在这里。西进完成后，徐海东建议挥师北上。攻打天水北关，就是徐海东亲自带队打下的。这里是胡宗南部后方基地，徐海东打下天水北关，来得很突然，一时国民党方方面面的人都非常紧张，急忙调兵遣将往天水运动，红二十五军就放弃了攻占天水的计划。但攻占天水北关，对中央红军必然减轻压力。
红二十五军过渭水后，徐海东考虑的下一个军事行动，如果接不到中央，渭水河上又得一次恶战。此时，他想到了石达开大渡河全军覆灭的教训。当打下秦安以后，情况有所变化。如果接不到中央，就进陕北。有了这个思路，红二十五军继续西进北上，占领通渭，一直威逼到静宁附近，有力地牵制了国民党毛炳文部。
进入宁夏南部固原境内，以西兰公路为依托活动了半个多月。红二十五军在兴隆镇休整3天，这里是回族聚居地区。休整期间，很好地执行了少数民族政策，为了争取回族的力量，共同抗日。做了许多争取与团结回民的工作。为了尊重回民的风俗习惯，部队不入清真寺，不吃猪肉，不动用回民的家具。军部还向回民送匾和银锭。民族政策执行得好，军纪也好，深得回民的信赖。回民或对红军报告消息，或为红军做向导，影响很大。
在兴隆镇的日子，相对平静，红军真正得到了休整。
打下隆德后，当天黄昏，与毛炳文从兰州调来的增援部队展开激战。在这里不能拖得时间太长，也不能耗战，红二十五军就翻越六盘山，沿古丝绸之路，经瓦亭，过三关口，向平凉逼近，边走边打。在平凉南白水镇与马鸿逵一个旅相遇，消灭其部一个营之后，继续向泾川挺进，在泾川消灭马开基团（团长马开基当场击毙）。红二十五军政委吴焕先这一战役中光荣牺牲。
红二十五军仍得不到一、四方面军行动方向的准确消息，即决定进陕北与刘志丹会合，由平凉东四十里铺，强渡泾水，经镇原、西峰镇等地进入陕北根据地，在陕西延川县永坪镇与刘志丹同志见面。两军会合之后，红二十五军与陕北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合编为十五军团，徐海任军团长，刘志丹任副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
红二十五军长征途中西进北上及在宁夏南部的活动，徐海东起着关键作用。本来，1934年红二十五军组建后，徐海东就被任命为军长。1934年9月，红二十五军奉中央指示战略转移后，徐海东在鄂东见到了从中央派来的程子华，听说他在中央苏区当过师长，徐海东便向省委提出由程子华任军长，徐海东就做了副军长。但实际上，长征途中，省委书记徐宝珊、军政委吴焕先，都信赖徐海东的战略思想和战斗中的指挥艺术，遇有战事，他们总要徐海东先提出个作战方案，然后大家再讨论。因此，西征北上过程中，打了不少胜仗，摆开了数十倍于红二十五军的国民党军队，包括进入宁夏南部，活动于西兰公路沿线，以迎接红军北上的战略思想，大多都出于徐海东之手。
在共和国的十位大将中，徐海东出身最苦，也是战斗负伤最多、最重的一人，他作战勇猛，有“徐老虎”之名，又称“中国的夏阳伯”。蒋介石称他为中国文明的一大害，国民党曾把他与毛泽东、朱德并列为通缉悬赏额最高的三个人。斯诺在他的《西行漫记》中对徐海东的军事才能和神秘的传奇经历有较多的笔墨描述，在他看来，要了解红军，了解中国革命，徐海东就是一个典型。毛泽东对徐海东的评价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誉为“中央红军之向导”。
因此，了解一些关于徐海东大将的经历，有助于我们了解红二十五军长征、西征北上的历史背景。
这是中央红军翻越六盘山之前，陕北红军在宁夏南部的活动。数月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红军翻越六盘山抵达陕北，与先期到达并活动在宁夏南部的陕北红军有着密切地联系。无论从路线的确定，还是与沿途人民群众的了解和接触的程度，都为中央红军顺利到达 陕北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毛泽东等中央红军的到来了 作舆论与实践上的准备。
##二、中央红军翻越的最后一座大山：六盘山
红军落脚步陕北的前后
半个多世纪前，红军长征翻越六盘山震惊世界的壮举，肩负着伟大使命的红军西征，缘 此而促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些历史事件，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在中国现代革命 史上都是一段扭转乾坤的特殊经历。在中国军事战争史上，更是一座空前的丰碑。这一特定 时空中辉煌而壮阔的历史时段，又与宁夏山川的苍茫大地融注在一起
红军北上，到底在哪儿落脚？过去曾有过几种说法。其实，红军前往陕北，是毛泽东早已看好的去处。1935年8月，在沙窝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就已经淡了他的主张：西北地区的特点，是统治阶级最薄弱的一环，帝国主义势力最弱的地方，因靠近苏联 在政治上物质上能得到帮助。西北地区的困难是人口稀少、物质条件缺乏、交通不便、气候 条件差等（《毛泽东年谱》上卷，第465页）。他实际上已经从政治、经济、地 理、交通多 个方面深思熟虑过陕北这个地方。再加上鄂豫陕苏区北上进入陕北的红军及其已经形成的陕 北根据地，中央红军翻越六盘山进入陕北，是历史的必然。
1935年6月，红军一、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合之后，中央基本决定向陕甘方向发展，在川、陕、甘三省建立苏维埃政权。四川懋功县两河口会议之后，这种思路更为清晰：北上抗日，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
1935年7月，红军在甘肃哈达铺宿营时，获得了一张国民党的《晋阳日报》，从中知道了“陕北刘志丹‘赤匪’捕已占领六座县城，拥有正规军五万，游击队、赤卫军和少先队二十万人。”（高朗亭《谢觉哉谈刘志丹同志》，《革命英烈》1982年第2期）于是，9月22日，中共中央在哈达铺召开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说：“感谢国民党的报纸，为我们提供了陕北红军的比较详尽的消息，那里不但有刘志丹的红军，还有根据地。”（杨成武《记长征》，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2年，第226页）当得知红二十五军与陕北红军会合的消息后，中央决定前往陕北，决定所革命的大本营放在陕北。甘肃迭部县俄界会议之后，会议决定红一军、红三军、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委，下辖3个支队，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政委聂荣臻；第二纵队司令员彭德怀兼任，政委李富春；第三支队司令员叶剑英，政委邓发。之所以改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就是要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把红军队伍融入陕北红军之中，融入陕甘根据地，从地域上获得明确的奋斗目标。称谓上的变化，再现的是毛泽东高瞻远瞩的军事思想。
翻越六盘山的艰难处境
1935年8月，中央北上的决定、毛泽东的主张，并没有得到张国焘的拥戴，张国焘反对中央红军北上。当毛泽东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中央红军），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前堵后追，翻越红军长征最后的一座大山——六盘山的艰难日子里，张国焘却在四川理番县卓木碉（今马尔康县的白莎寨）另立中央，分裂红军。9月，是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前最困难的 时期。当张国焘分裂中央后，蒋介石又于9月26日在西安成立国民党西北“剿总”，准备将 红军剿灭在宁夏南部、甘肃东部一带。成仿吾先生在他的回忆录里说：“蒋介石当时的战略方针是：紧跟着我们，不让我军有休息的机会，使我军增加减员数字，以图达到不战而削弱 红军的目的”（成仿吾《长征回忆录》第134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10月）。
毛泽东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就是在这个背景下翻越六盘山的。10月5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7千余人分3个纵队进入宁夏南部单家集、兴隆镇、公易镇，毛泽东夜宿单家集，参观了清真寺，并与回族阿訇足膝相谈。次日晨离开单家集后，国民党空军即向毛 泽东夜宿的地方投下数枚炸弹。由此可见当时国民党盯得很紧，环境非常险恶。10月7日， 是毛泽东等中央红军翻越六盘山的日子。六盘山自古以来就是关中西出塞外的屏障。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和红军沿六盘山西侧的王套、后莲花沟翻越六盘山，不能走元代以来通行的“西 兰公路”六盘山道，是在国民党军队前堵后截的非常有限的地域空间里，凭借六盘山的险峻 沟壑作为掩护走过来的。
翻越六盘山，东侧要横穿古丝绸之路。青石咀，是固原以南丝绸之路叉道上的一处地势 险要的屏蔽。毛泽东在这里直接指挥陕甘支队第一纵队的一、四、五大队，采取两侧迂回兜 击的战法（《毛泽东年谱》上卷，第479页），歼灭国民党何柱国骑兵军的两个连，缴获战 马百余匹，包括弹药和服装等，红军得以顺利翻越六盘山。成仿吾的回忆录里就青石咀的战 斗写得较为详尽，“敌人约五百匹马，二十多部马车，已进入青石咀休息。……意外缴获了 十多部马车的子弹和军衣。”（成仿吾《长征回忆录》第135～136页，人民出版社197 7年10月）。比《毛泽东年谱》所记车辆和马匹多。这是红军翻越六盘山时天赐的战利品。
陕甘支队到达甘肃通渭县榜罗镇，毛泽东在连以上干部会议上作形势和任务报告时，曾 号召全支队官兵突破长征的最后关口固原、平凉封锁线，与陕北的红军会合。现在已经突破 固原封锁线。翻越六盘山前后，虽然形势非常严峻，但毛泽东运筹帷幄，决胜在即，用他的气质和谋略鼓舞着翻越六盘山的红军。一首《清平乐·六盘山》词，抒写了毛泽东当时的豪壮的心境和面对困难的精神气度，预示着红军长征的伟大胜利，也为中共中央和陕甘支队落 脚陕北根据地将完成历史大转折的使命。
红军就是在这个背景下翻越六盘山，进入宁夏南部固原的。
红军北上的民族政策
民族政策，是红军长征过程中坚持和贯彻执行的重要策略之一。红军长征北上途径的民族地区不少，民族政策的有效实施有利于团结抗日力量，有利于红军长征的顺利推进。历史的经验直得借鉴。700年前，成吉思汗的后人为平定云南大理，需要由川西进兵。为了取得藏区少数民族的支持，为了打通运兵通道，他们首先通过宗教的形式来取得认同，达到共识。
红军长征途中，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中南、西南和西北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艰难跋涉。为顺利通过这些地区，红军创造性地运用了我党的民族政策的优势，既有力地保证了红军长征的胜利。毛儿盖政治局会议，讨论了当前的形势和任务，通过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会议重申了北上抗日的既定方针。同时，也进一步确定和明晰了红军的民族政策。这一时期形成的民族纲领性政策的主要内容：一是将各族民众当作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主张全民族团结起来，寻求民族解放。二是提出各民族不分宗教、不论区域，一律平等。三是主张关心和团结少数民族，尊重少数民族风俗和宗教信仰，发展少数民族的经济和文化。
其实，红25军进入回民聚居区兴隆镇后，已制定了“三大禁令、四项注意”，禁止部队驻扎在清真寺，禁止在回民家中吃大荤，注意不用回民水桶在井里打水，注意回避青年妇女等，包括与当地阿訇进行融洽的会谈，他还按照回民的礼俗，用清真茶具泡制一种名为“三炮台”的清茶款待客人。这种民族政策的实施，在回民心中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为中央红军经过兴隆镇已经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如果再往前追，红军在大凉山冕宁县彝族聚居区就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布告》：
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彝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可恨四川军阀，压迫彝人太毒；苛捐杂税重重，又复枉加杀戮。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彝人风俗。军纪十分严明，不动一丝一粟；粮食公平购买，价钱交付十足。凡我夷人群众，切莫怀疑畏缩：赶快团结起来，共把军阀驱逐。建立夷人政府，夷族管理夷族；真正平等自由，再不受人欺辱；希望努力宣传，将此广播西蜀”。（肖锋《长征日记》第7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
短短156个字，不但读起来琅琅上口，易于记诵，而且高度浓缩并生动阐述了党和红军在民族问题上的基本主张。由此就可以看出，红军在宁夏南部少数民族地区的主张和宗教政策。无论中央发布的与民族宗教有关的布告，还是红二十五军制定的“三大禁令，四项原则”，都贯穿着少数民族风俗和宗教信仰的基本精神。
进入宁夏南部之前加大宗教政策宣传
1935年9月，红一方面军到达甘肃岷县南边的哈达铺、通谓回民区的时候，由于回民信仰伊斯兰教，为尊重其宗教习俗，红军政治部特颁发了《回民区域政治工作》条例，规定进入回民区，要先派遣代表同阿訇接洽，获得许可后方可进人回民乡村宿营，否则只能在野外露宿；保护回民信教自由，不得擅入清真寺，不得毁坏回民经典；不准借用回民器皿用具；各部在回民地区不得吃猪肉、猪油等。在哈达铺，红军各伙食单位请驻地周围群众会餐，为尊重其习俗，都另备单桌，以示尊重。攻破天险腊子口后，红军队伍浩浩荡荡北上的时候，先遣部队已占领了岷县南边的哈达铺，国民党鲁大昌残部退守岷县城，沿途已有回汉人民欢迎大军。红军精神更加振奋。腊子口失守，鲁大昌残败，国民党对红军的堵截化为乌有，蒋介石非常惊恐，急派飞机空中寻找红军的去向。报警来时，红军早已隐蔽的密林中。
成仿吾在他的《长征回忆录》中说：红军的政治工作干部利用隐蔽于密林的时机，给大家讲解“回民区域的政治工作“。大意是这样的：
1、 进入回民区域，应先派代表同阿訇接洽，说明红军北上抗日的意义，得到回民同意后才准进入回民村庄宿营，否则就露营；
2、 保护回民信教自由，不得擅入清真寺，不得毁坏回民的经典；
3、 不准借用回民器皿用具，在回民地区不得吃猪肉、猪油；
4、 宣传红军民族平等的主张，反对汉官压迫回民。
以上几条，同红二十五军在宁夏南部兴隆镇的民族政策大致是一致的。
在成仿吾的笔下，红军在哈达铺一带，与老百姓的交流开始多起来。红军女战士成了回汉族妇女追踪的目标，对穿着军装的女战士十分惊奇，又以怀疑的目光看着，“注视军帽下面的头发，看胸前突起。经过严格的‘审查’后，才放心地把女战士请到家里作客。”有了这些接触的经历，红军到达宁夏南部兴隆镇后，会更知道与回族群众打交道了。
在榜罗镇休息了一天，中央在这里召开连以上干部大会，会场就设一个打麦场上。毛泽东在大会上讲了形势，也讲了攻克腊子口、渡过渭河的喜悦；同时也讲到：固原、平凉一条封锁线，“是我们长征的最后一个关口”。当然，也应该包括长征的最后一座大山——六盘山。在通渭，老百姓还以为是去年徐海东的红二十五军，对红军并不害怕。可见，红军到了兴隆镇时，老百姓也不害怕。因为去年这个时节，徐海东红二十五军在兴隆镇住过3天，留下了良好的影响。
单家集
红军离开通渭后，三个纵队分成三路，平行向界石铺前进，右路军已无法摆脱追敌。10月4日，红军由甘肃静宁县界石铺、高家堡出发，分两路向北前进。当时蒋介石的战略方针是：紧紧跟踪红军，不让有休息的机会，以增加减员，以图达到不战而削弱红军的目的。所以，红军是在国民党军队的尾追中到达宁夏南部兴隆镇的。
10月5日，右路一纵队经灵芝乡、显神庙、长尾河等地，进入西吉县玉桥，到达兴隆镇、单家集一带；左路二、三纵队4日晚就从界石铺及以西地区出发，5日下午到达今西吉县公易镇境内，夜宿公易镇的上村、新台村、撒家湾、阎家湾等村。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等随同行的陕甘支队第一纵队主力，同日早晨从界石铺出发，沿西兰公路过葫芦河东行，到了高家堡，再出公易由东侧上山，大致沿一纵队所走过的路线，向东北方向而来。下午到达单家集（今宁夏西吉县单家集）。成仿吾先生回忆说：这里的回民对红军更热烈欢迎。阿訇领着教徒，在路边摆了许多桌子，桌子都铺上各色桌布，桌子上摆着许多水果、糕饼等（成仿吾《长征回忆录》第134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这时的公易镇、兴隆镇一带，正是瓜果飘香的季节。
这天晚上，宿营单家集。毛泽东、张闻天等参观了清真大寺，并与寺里的阿訇们座谈。晚上，毛泽东住单家集村南、清真寺北侧拜文海家中。现在，这座坐北朝南的斜坡式房子，人去屋在，仍诉说着70年前的那段经历。身临其境，真有古诗里说的“仙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留黄鹤楼”的感觉。毛泽东夜宿清真大寺后院拜家，也是坐北朝南的房子。到了这里，房子主人的后裔，会给你讲述从他的老人那里口述传承下来的毛泽东夜宿这里的情景。
红军由哈达铺北上，就非常重视沿途回民地区的宗教政策，对全军有具体的纪律要求，大致与红二十五军时期提出基本相同：进回民村先派代表与回民接洽，同意后才能进村宿营；宣传抗日主张和民族政策，反对大汉族主义；尊重回民的风俗习惯和宗教自由；禁止进入清真寺；禁止吃大荤；禁止毁坏回民经典。实际上，由于红二十五军先期在这里执行民族宗教政策的良好影响，再加上中央又严格地执行以上纪律，很受回族群众的欢迎。同时，也为红军筹粮送菜，充当向导，把红军看作是自家的军队。
次日晨，毛泽东等中央红军就离开了陕南清真寺。不久，国民党的飞机就跟踪而来，给清真寺的院里丢下一颗炸弹，院子里的一颗树被连根拨掉。飞起的弹片，在清真寺的门窗上留下了累累弹痕，至今清晰可鉴。
10月6日拂晓，右路军一纵队由单家集、兴隆镇出发，途经新店子、什字路、杨家磨、黄蒿湾等地，当晚到达固原县张易堡（今固原市原州区张义乡）一带。左路军二、三纵队从公易镇出发，经兴隆镇、北堡子、红城子至张易堡宿营。当晚，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住在张易堡北街的坑坑店（一说住张易堡东南3公里处的毛庄村）。据成仿吾先生的《长征回忆录》载，在张义堡宿营只是稍稍休息，半夜12时就继续出发，向东急行军。红军离开驻地10里，敌人也吹预备号动身，追得很紧。依成仿吾《长征回忆录》记载看，当晚应该住在张易堡。7日凌晨，国民党三十七军毛炳文部八师22旅前锋，已追至张易堡以西的阎官、大庄一带，目的是想阻击红军翻越六盘山。此时虽然是深更半夜，但张易堡一分钟都不能再呆了。为赢得时间，红军只留少数精锐部队，在堡子梁据险阻击，大部队向东开拔，经盘龙坡、下磨、王套，后莲、花沟、前莲花沟一路，直到裴家庄。之后，张易堡以西阎官、大庄一线的国民党军队，在堡子梁与红军发生小规模战斗。
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从张易堡出发走捷径，翻过张易南堡子山，经蒙家槽子、后庄、前庄……沿南马场、北马场，再顺着山沟北行，目的地是裴家庄。在这里，与红军大队人马会合。中央红军决定翻越六盘山。这时的处境是，国民党毛炳文部在六盘山以西紧追不放，东北军骑兵第七师踞守六盘山东麓，东西合围，企图在六盘山东西两侧夹击中央红军。红军主力离开张易堡后，抄小路急进，是沿着六盘山西侧后莲花沟翻越六盘山的。成仿吾的《长征回忆录》里说：“我们寻求走小路上山，决定脱离平固公路地区。”（成仿吾《长征回忆录》第135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10月)当时，一纵队全部上了山，二、三纵队还未全部登山，而后面追敌已经赶到了。成仿吾回忆说：红军擅长山地作战，爬山敏捷，等追敌接近山坡时，红军已占领阵地，展开了部队。国民党追兵只能在山下以火力攻击，实际上只好在山下以望远镜观望着红军前进。
红军是在连续突破蒋介石部署在这一带的军事防线，顺利翻越六盘山的。
毛泽东和中央红军登上了六盘山主峰之一的牛头山。此刻，虽然以六盘山为界，前有堵截，后有追兵，但成竹在胸的毛泽东，还有镇静自若，俯瞰六盘山雄姿，诗情激荡；向东遥望陕北红军根据地，胜利在望。他回过头对张闻天说：“这里是可观三省的地方，快到陕北了！”
关西名胜六盘山
六盘山，是关中以西著名的山脉，为陇山北端高峰，跨越宁夏、甘肃、陕西三省区，南北绵延近千里，其主峰在宁夏固原市境内，海拔2928米。古代人就对她有过形象的概括：峰高华岳三千丈，险居秦关百二重。道路盘旋，峰峦迭嶂而挺拔；络畔道、六盘鸟道，都是古人对六盘山奇险的写照。清代，六盘山列入固原八景之一。雄壮险峻的六盘山，自古就是关西屏障，为兵家争战之地。秦始皇、汉武帝，还有那雄才大略的唐太宗李世明，都曾登临和观览过它的雄姿。作为国家法定的名山，秦始皇、汉武帝等封建帝王还祭祀过六盘山；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在六盘山腹地临泾水而避夏，制定统一南宋的建国方略。历史上，发生在西北地区的不少历史事件和文化现象都与六盘山密切相关。数千年来，六盘山目睹过西北历史的进程，承载过中西文化的传播者 ——使节、僧侣和商人的东来西去，演绎过许多动人的神话故事和优美的传说。
六盘山，同样情深地目睹过毛泽东率中央红军翻越大山时千古壮阔的一幕。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在中国的军事战争史上，都是一座丰碑。
青石嘴战斗
青石嘴，是缘于这里的特殊地貌而得名的。南北走向的六盘山，延伸出几条由西向东的余脉。固原城东南的开城岭（后人称为开城梁），就是其中的余脉之一；茹河水由山脚下流过，滋润着河对面的另一条水系。二水相交的河南岸，有一突出的石山，就是青石嘴。一山分二水，一山分出两条古道。历史上，这里是丝绸之路必经的地方，也是古萧关军事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70年前，青石嘴同样经历了一场特殊的战斗。
10月7日，当毛泽东率陕甘支队翻越六盘山后，青石嘴为中央红军端出了一桌鼓舞士气的午宴。
登上六盘山，居高临下，六盘山以东的山峦道路尽收眼底。银（川）平（凉）公路上飞起的尘土，为在六盘山上的红军提供了信号：有骑兵在行动。国民党军队前追后堵，红军正处在险境中。为了避免被国民党骑兵发现，红军全部隐蔽起来，派前锋侦察得知，的确有一股骑兵部队、包括马车，已进入青石嘴休息。一纵队的指挥员在望远镜里发现，青石嘴的所有房子的烟囱都冒起一股股的黑烟，判断敌人一定在做午饭。这股骑兵也胆子大，竟然在交通要道卸鞍休息，马匹四散在公路两侧，有的吃草，有的打滚。要命的是，他们没有警戒，这就有利于红军消灭这股骑兵。
国民党何柱国部骑兵门炳岳第七师十九团的两个骑兵连，向固原运送军用物资的途中，正在这里卸货休整，准备午餐。
一纵队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和参谋长左权，通过望远镜看清楚了青石嘴国民党的骑兵部队，证实前锋侦察准确之后，就把情况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召开各大队干部开会，决定要消灭这股骑兵，搬开这块石头，清除红军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杨成武在他的《忆长征》里，记载过毛泽东要红军消灭青石嘴敌骑兵的经过。
横垣在青石嘴大道上的国民党骑兵，就成上门的午餐。毛泽东下令一纵队突袭青石嘴，战斗进行得非常顺利，出奇地快速，风卷残云般地解决了这股骑兵。清理战场时，缴获战马100多匹，军用物资10几马车。更为重要的是，用缴获的战马组建了自己的骑兵侦察连，中国工农红军骑兵部队从此就诞生了。
青石嘴战斗的详细经过，虽然过去了70年，但已有的记载不完全一致。这里分头都来说一说，让读者能有个全面了解。先说成仿吾《回忆长征》里记载的青石嘴战斗经过；
红军先派一个团从北面跑步迂回到青石嘴后山，截断敌人北去的道路，一个团从正面突击。突击部队的枪一响，正在屋里吃午饭敌人想冲出去抵抗，但面对火力封锁已来不及了，只好纷纷上马向青石嘴后山逃窜。又被早已迂回在这里等待的红军截住，敌人算是走投无路了，只好下马缴械。六盘山东侧青石嘴战斗进行不到半个小时，就解决问题。这场漂亮的伏击战，意外的缴获了十多部马车，数量不小的子弹和军衣，还有数百匹战马，红军战士非常高兴。红军自从巴西北上以来，弹药消耗多，补充少，尤其是在腊子口打鲁大昌部时就消耗了3万多发子弹。青石嘴战斗，缴获了数万子弹。军衣也是非常需要的，爬雪山过草地以来，红军战士穿的衣服不但十分单薄，而且破烂不堪。在红军战士们眼里，“问题都解决了”。
缴获的马匹，也是意外的收获。用成仿吾先生的话说：从江西带来的“老资格”的马，早已都“鞠躬尽瘁”了；在云南、贵州、四川沿路补充的马匹，战争与长途跋涉，已寥寥无几。现在，伤病员有马骑了，有些长期没有骑马的指挥员有马骑了。由这批战马组建了红军历史上的第一支骑兵部队。这是后话，这里暂且不说。
青石嘴战斗，也壮大了队伍。俘虏的这支骑兵，是东北军；是没有了家乡，流落在外的东北人。当红军对他们宣传北上抗日、打回老家去……这些能激起人心灵深处民族情感和家园期盼的话语时，他们都流泪了，多数人都愿意参加红军，北上抗日，收复被侵略者占领的失地。在民族抗日的大旗下，红军队伍里又增加了这些多灾多难东北兄弟，六盘山下茹水河边的青石嘴，成了他们新的起点。
《宁夏军事志》记载青石嘴战斗经过，是依杨成武《忆长征》里的记载。大致经过是这样的：
青石嘴战斗前，毛泽东就指着青石嘴方向说：青石嘴村子里驻扎着国民党一个团，有几百匹马，我们要消灭这股敌人。要一大队、五大队左右迂回，四大队直接冲锋。毛泽东说这些话时，还转过脸对杨成武和王开湘说：“四大队是有名的英勇冲锋四团嘛，要发扬你们的特点，动作要快，要稳，要狠”。
战斗的过程中，一大队队长杨得志、政委萧华和五大队队长张鼎山、政委赖传珠分别率率领各自的部队，从两则迂回出击；四大队迅速翻过垭口，从正面接近青石嘴。之后，一大队主力从北侧迂回，目的在于阻击从固原、开城方向前来援助的敌人；五大队迂回南则，目的在于截断门炳岳部向瓦亭、平凉的退缩的平固公路。这样，3个大队就将东北军骑兵第七师第十九团形成包围之势。战斗打响后，毫无准备的国民党骑兵顿时乱成一团，来不及上马，或者被击毙，或者成了俘虏。团长胡竞先和团副米某及少数随从拼死突出包围，逃往开城方向，其余纷纷投降。这次战斗共歼敌200余人，战马百余匹，还有10辆马车的弹药、军装和相关军用物资。青石嘴战斗歼灭了国民党骑兵部队，是红军长征途中一次漂亮的战例。缴获的马匹组建了“红军侦察连”。
无论怎么说，青石嘴战斗都给翻越六盘山的红军带来喜悦，意义重大，影响深远。2000年，我们参加《固原军事志》编写工作的同仁，与固原军分区领导一起，实地考察过当年青石嘴战斗的遗迹，体会和实地感悟了那场战役的意义。
##三、红军翻越六盘山前后：毛泽东的心境与诗兴
1935年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甘肃迭部县俄界召开。会议决定红一军、红三军、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下设第一、第二、第三支队。这时候红军的处境非常严峻，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丧失了在抗日前线的中国西北地区创建新苏区的信心，国民党的军队又前后堵截。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率领的陕甘支队于9月17日攻破天险腊子口，翻越岷山 ，粉碎了蒋介石妄图利用雪山和草地围困红军北上的阴谋。毛泽东的心情就豁然开朗，写下了著名的《七律·长征 》诗：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薄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9月26日，国民党军西北“剿总”在西安成立，蒋介石兼总司令，张学良为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统一指挥陕西、甘肃、宁夏、山西等省的军队。一时间，国民党甘肃绥靖主任、甘肃省主席朱绍良奉蒋介石之命，调集国民党中央军和地方军沿西（安）兰（州）公路六盘山以东平凉、固原瓦亭、开城一线布防，进行堵截。1935年10月7日，中央红军在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指挥下，翻越六盘山，当日下午二时许，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率军登临六盘山主峰，时值仲秋，云淡天高，毛泽东目穷千里，心潮逐浪，畅吟一阕，这就是首气吞山河的《清平乐·六盘山》的原形《长征谣》。山以事名，名由人传，六盘山从此名扬四海。
青石嘴战斗胜利结束之后，毛泽东等中央红军于10月7日下午翻越六盘山。这时，整个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是红军渡过了渭河天然屏障，二是红军突破了西兰公路封锁线，尤其是翻越了长征途中的最后一座大山六盘山，现在又脱离了平凉、固原公路。此时的毛泽东，心境更好，诗兴更浓。通过眼前的景致，仍在酝酿着未来的《清平乐·六盘山》词。
《清平乐·六盘山》词的演绎过程
毛泽东登上六盘山，临风寄景，气贯长虹，遥想红军走过的艰难里程，展望革命的未来前途，以他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胸襟、诗人独有的气度，写下了《长征谣》，成为当时中国革命的记载，也成为传诵千古的《清平乐·六盘山》词的前身：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同志们，屈指行程二万！同志们，屈指行程二万！六盘山呀山高峰，赤旗漫卷西风。今日得着长缨，同志们，何时缚住苍龙？同志们，何时缚住苍龙？（《光明日报》1991年12月14日）
起初，《长征谣》是一首别具一格的自由体诗，通俗易懂，熔口语与书面语于一炉，通过比兴重复、呼唤等手法，以获得独有的象征艺术，展示了金戈铁马、风雪激荡的雄姿，犹如进军的号角，歌颂了红军“不到长城非好汉”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表达了反蒋抗日的决心。
《长征谣》写成后，曾在抗日根据地和八路军、新四军中广为流传，极大地鼓舞了抗日军民的斗志。过去的一种说法：《长征谣》1942年8月1日在《淮海报》副刊面世。6年之后的1948年8月1日又在上海《解放日报》发表，当时，毛泽东对《长征谣》作了较大改动，题名由原《长征谣》改为《清平乐·六盘山》，内容亦由原自由体改为规范的“词”。 1957年《诗刊》创刊，《清平乐·六盘山》在《诗刊》上发表时，曾将原“红旗”二字改为“旄头”。1961年应宁夏人民之请书写时，毛泽东又将“旄头”改为“红旗”。根据近来新发现的史料看，这种说法与新史料有相互矛盾的地方。
《中国文物报》2003年12月24日“收藏鉴赏”周刊发表何云华先生的题为《〈长城集〉与〈六盘山〉》的文章，详尽介绍了与毛泽东《六盘山》词相关的一些历史背景：1938年11月，著名爱国人士李公朴夫妇到达延安，这期间李公朴请毛泽东主席为他的书画集——《丁丑书画集》题字。书画集的首页是夫人张曼筠绘制的国画“长城”，毛主席欣然为这幅画题写了1935年所作的《清平乐·六盘山》词，落款处写：“小册有长城图，率书旧作一首以应公朴先生之嘱”。这里书写的“旧作”，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六盘山》词：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六盘山上高峰，旄头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毛泽东当时题写在《长城集》上的这首词，没有《清平乐·六盘山》词牌，其余文字与后来的一模一样。可见，最初写成的《长征谣》，是在较短时间内修改定稿的。那么，1957年《诗刊》创刊时发表的《清平乐·六盘山》词，将原“红旗”二字改为“旄头”的说法，与毛泽东早在1938年题写这首词时已有的“旄头”就有了矛盾。以此推来，1957年《诗刊》发表《清平乐·六盘山》词时，曾将原“红旗”二字改为“旄头”的话就没有了归宿。1961年应宁夏人民之请书写时，毛泽东又将“旄头”改为“红旗”是对的，与1938年为《丁丑书画集》题字内容相吻合。
由《长征谣》到《六盘山》词的演化过程，是一个完整的故事，融汇了这一段历史和文化变迁。将《六盘山》词放在中国历史文化的长河中，也是绝不逊色的文化史佳话。固原有幸，六盘山有幸，与伟人结下了这一段传承后人的故事。
《清平乐·六盘山》词历史文化内涵
首先，运用映衬的手法，透过词中所描绘的六盘山之景，以古老“长城”为象征，抒写了革命的胜利豪情和抗日的决心。在突出山的高峻的同时，着意突出人的精神，突出人的豪壮情怀和高大群像。“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看似情景交融，即景抒情，实则同样隐含着人的精神，革命必胜的信心。古代有飞雁传书的故事，毛泽东也借飞雁寄情。在“望断南飞雁”的凝视和深思中，寄托着毛泽东对南方根据地和人民的缅怀，盼望着大雁带去红军长征胜利的喜讯和北上抗日的决心。
“不到长城非好汉”，旨在抒写和表现抗日的决心。毛泽东在这里用“长城”二字，即有其历史渊源，更有其无可估量的现实意义。对中国这样一个靠统一性和象征性的文化程序来维系凝聚力的国家，将长城转化和视为一种民族精神的象征，是20世纪30年代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所必需的。毛泽东将“长城”这一中国历史文化载体纳入词中，意图更为明白。这不但是孙中山思想的继承，而正适应调动中华民族齐心抗日的国内形势和民族心理。“不到长城非好汉”正体现了这种民族主义的情绪，体现了以长城为边防的含义。毛泽东到达陕北后，之所以很快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是因为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长城——唤起了民众。
“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这里承上启下，寓情于景，表现了红军胜利的喜悦和必胜的自豪心情。火红的战旗插上六盘山高峰，在秋风里自由招展。这红旗，是人民革命力量的象征，是中国革命必将胜利的象征。从井岗山打到六盘山，历史已经得到证实。“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正是这种必胜信心与伟大抱负的形象表现，是“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历史归迹。
其次，《清平乐·六盘山》词倾注了毛泽东美学思想的主旋律——阳刚之美。毛泽东以他奔涌浓郁的思想，磅礴的气势，如椽的大笔描绘六盘山之景，以此凝聚和回荡着他的阳刚之美——超拔的精神和崇高的境界。毛泽东笔下的六盘山，显示的就是一种崇高美。人压倒了山，人征服了山，山高人更高，体现的是一种精神、信念和英雄气概。毛泽东高旷超拔，爽朗不群的性格，将壮大与崇高结合在一起，使得《六盘山》词更具有一种引人入胜的精神力量。
第一，在壮丽多姿的山河里寄情托意，这是形成毛泽东诗词美学特征的客体世界。毛泽东豪迈的感情，磅礴的气势，不仅表现在其波澜壮阔的生活画卷里，也寄托在绚丽多彩的大自然景色中，以此来表现他的感情、意志、理想和崇高的人格。在《六盘山》词里，就是通过六盘山之景的描绘来表达抗日决心和充满着对中国革命胜利的豪情壮志、必胜信心的。使人在审美观照中获得崇高的美感享受，令人想起浩荡挺进的红军铁流，横扫千军锐不可挡的气势。正是这种崇高的人格力量，才能在长征的万里征程上发出“不到长城非好汉”的震撼神州的召唤。
第二，现实与理想的统一，是形成毛泽东诗词阳刚之美的主观世界。在《六盘山》词中，毛泽东将革命现实与革命理想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既能从中国革命所处的环境出发正视现实，又能从时代的高度把握错综壮阔的生活，把生活理想融化在现实当中，指出中国革命的光明前途。一曲“不到长城非好汉”，抒发了诗人远大理想，唱彻了中国革命的辉煌前景。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山河破碎，民族蒙难，“何时缚住苍龙”？表达了毛泽东雪耻国难、重整祖国家园的急切的战斗情怀。这样宏伟的志向，无一不闪烁着伟大革命家的辉煌理想，体现着他乐观自豪的精神风貌和崇高的审美观。
##四、翻越六盘山后在宁夏境内的日子
古城夜宿
青石嘴战斗之后，红军继续东进。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随一纵队经青石，穿过平（凉）固（原）公路，进入彭阳县境内的小岔沟。二、三纵队经什字路卧阳川，进入挂马沟。当晚宿营于古城乡境内的挂马沟、小岔沟和遒河一带，毛泽东夜宿小岔沟阳洼张有仁家的窑洞里。这里座北面南，在茹河北岸。山南水北，阳洼就是依茹河水而来的。
历史上，茹河流域是古丝绸之路必经之途，地理环境造就了这种地理意义上的格局。红军进入宁夏南部，往陕北的走向，基本上是沿战国秦长城的走向过来的，这不是偶然的决定，是中央战略决策早已决定的，战国秦长城的走向，就是红军到达陕北的地理坐标。沿茹河东进，仍在长城之内。70多年前的茹河，水源充沛，非常宜于行军。
古城小岔沟，位于六盘山东麓茹河北岸。毛泽东当年住过的张有仁家的窑洞，依山而建，坐北朝南，是黄土高原上传统的窑洞建筑形式。院内原有5孔窑洞，现存3孔，至今仍然保存完好，毛泽东当年就住在中间这孔窑洞里，当年用过的门板等还保留着。《彭阳县志》记载，小岔沟这一带当时人烟稀少，红军大都露宿。毛泽东夜宿的主人家张有仁去给红军前锋做向导，家人上山躲藏。后来，张有仁的儿子张万发听说红军是穷人的军队，才消除了顾虑，打发村里人田有福在山上找回老婆王彦花，回来烧水做饭。
王彦花回来了，在山上躲藏的人也慢慢返回村里。恐慌过去之后，又慢慢恢复了平静。
而今，身临其境，当年毛泽东夜宿窑洞的情景，会让你的思绪长上翅膀，尽情地遐想。茹河水早已流走了那个特殊的夜晚，可那个简陋的窑洞却留下了挥之不去的历史。
1996年，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彭阳县人民政府将这里公布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相关部门联合设立了保护标志，划定了保护范围，建立了保护档案。2000年以后，对窑洞进行了维修加固，相关的文物也放置在窑洞，如雕花木椅、案板、水缸等生活用具等；同时，还配有与窑洞相关的介说文字，便于游人了解。这里交通方便，位于银（川）平（凉）公路边缘，与周围的红色文化景观能有机地连在一起，如六盘山红军长征纪念馆、彭阳任山河烈士陵园等，便于旅游开发，便于进行爱国主义传统教育。
向白杨城进发
为了摆脱后面的追敌，10月8日凌晨，红军部队分两路从驻地出发，毛泽东并没有在阳洼村这口窑洞里休息到天亮。因为要摆脱尾追的国民党军队，遂向白杨城方向进发。离开这里之后，为了行军迅速方便，夜宿古城的红军陕甘支队左右两路出发，又兵分两路并进。一路从遒河一带出发，沿古城北山东进；另一路从挂马沟经沙河、杨场进古城川。两路隔河相望，齐头并进。这一带是国民党马鸿宾的防地，红军在这里遇到了前来堵截的马鸿宾部三十五师一个步兵营。
到了古城以西地区时，与堵截红军东进的马鸿宾第三十五师一四四旅一个团相遇，国民党军队以为红军离这里还远，是在毫无戒备的情况下与红军交火的。红军已经布下了“口袋”，国民党军糊里糊涂就钻进来了。红军有备而战，从左、中、右三面突袭，国民党军队以触即溃，拼命向北山头逃窜。战斗很快结束，红军击败堵截的国民党军队，并获取枪械和军衣等物资。俘虏的国民党军队，少数人参加了红军，大部分发给路费回家。
成仿吾在《长征回忆录》一书中，也记载了这段经历：战斗结束后，还抓了80多名俘虏，缴获了80多支坏枪，缴获的子弹还不合用。但这些坏枪和子弹如果流落到土匪手里，会危害乡里，红军司令部就将它们全部毁坏，不留任何后患。好在缴获了二百多套军衣和40多件棉大衣，对红军帮助很大。
红军在接近白杨城（彭阳城）时，两路红军又会合在一起，一时路窄人挤。偏偏忽然西南方向两架飞机袭来，盘旋轰炸扫射。饭做不成了，大批队伍正在干涸的河滩上，来不及有就近的地方可以隐蔽，只能迅速疏散到壕沟等有隐蔽作用的地方，毛泽东和纵队首长隐蔽在城墙下的窑洞中。在青石嘴战斗中缴获的大白马，目标很大，在河滩空旷处无遮无掩，敌机立即投下了炸弹，红军战士和马匹都有轻微伤亡。
此时，不光国民党的飞机轰炸，国民党的军队也紧随而来，毛炳文部、东北军何柱国部的骑兵、陶峙岳部的步兵追逼，有迂回包围之势，形势非常严峻，不能在白杨城久留，部队只好向东北方向前进。
左路红军一直行军至深夜，到达白杨城以北的崾岘、王洼、草庙、小岔、杨家园子一带宿营。右路一纵队和中央直属队，天黑时达到彭阳城北面5公里处的长城脚下。
杨家园子的故事
先说左路军的行程经历。
红军队伍一出白杨城就要过沟。队伍集中在东门外，等待过沟时，又有3架敌机来袭击，大部分队伍钻进了附近的破窑洞，以此作隐蔽。在这里，伤亡了10余人。敌机在白杨城的上空盘旋骚扰了半个小时后，才离开这里。队伍继续往沟下走，一直走到三四十丈深的地方才到沟底。之后，再上行数里路，才算离开了深沟。
走完了这道沟，就上了山。上了山，接着又过了三道深沟，直到半夜才到一个叫杨家园子的地方。南方人行走在北方山区的深沟，又是晚上，路又窄，稍不注意就会发生危险。成仿吾的《长征回忆录》里写到：我们夜行军的经验是丰富的，但是黑夜过深沟的经验以前还没有过。这里是山里的沟，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深沟，但红军都过来了。
在杨家园子，还演绎了一段故事。
到了杨家园子，已经是半夜了，老百姓已经睡熟了。黄土高原上窑洞，大都在沟畔的边缘，又很分散。黑夜里，红军更是难以找到宿营的地方，只找到了几孔窑洞，大部分红军还是露营。这里是缺水的地区，平时用水都是水窖里储备的水。黑天半夜，红军就没地方去找水喝，吃的也成问题。先后有十几户人家凑起来给红军买了十几担马铃薯（土豆）。人喝都没有水，还哪里有水洗土豆，只有连皮带土一起煮。
凌晨以后，土豆煮熟了，毛泽东一面拿着土豆吃，一面微笑着对大家说：“同志们！吃不饱不要紧，总供给部已到前面办粮食了，今天到孟家园再吃中午饭。”毛泽东一席鼓励的话，大家又鼓起了精神。吃完土豆，战士门又乐哈哈的集合出发，向孟家园方向前进。这是成仿吾先生《长征回忆录》里的一段记载。
杨家园子，离孟家园只有30余里地。
实际上，这一夜毛泽东在长城塬上乔渠村乔生魁家。按照成仿吾的《长征回忆录》记载，毛泽东这一夜不在乔渠，而是在杨家园子。成仿吾笔下的杨家园子、吃带泥土豆的经历、毛泽东吃土豆时的神情，记载得也非常真实，似乎这一夜就在杨家园子。
乔家渠一夜
此后的行军，左路军向东北方向行军，到堡子崾岘、贾新庄、草庙、玉洼一带宿营；右路军行至长城塬乔家渠、赵家山畔一带宿营，毛泽东夜宿乔渠乔生魁家。乔家渠位于彭阳县东部，即现在的彭阳县城阳乡长城村。乔家旧宅坐南向北，也有5孔窑洞，毛泽东当年夜宿于中间窑洞里。
当年，乔生魁家人见有队伍进了庄子，就很恐慌，不知道往哪里躲，紧急中就躲藏在窑洞中案板下面。之后，不留心就弄出了声音，警卫人员听到有动静，才叫她们出来。红军是穷人的队伍，红军是为老百姓谋福利的……，一番热情地说明和解释，乔家人的顾虑打消了，惧怕心理没有了。这时候，毛泽东才让乔家母女俩能烧些开水喝。乔生魁的妻子不但给毛泽东烧水，而且做饭，并给毛泽东端来她从娘家带回来的羊腿。
这个夜晚，以案板为床，毛泽东就睡在以案板为床的简易床铺上休息（《中国共产党彭县历史大事记》第306页，中共党史出版2008年）。北方农村，案板一般都用梨木或榆木等质地较坚硬的木料做成，而且宽大。因此，用案板做床是够数的，也比较结实。毛泽东当年用过的这块案板，上世纪70年代已作为历史文物保存于国家博物馆。
这是毛泽东在宁夏彭阳住宿的第二个夜晚。
在乔渠，红军没收了当地财主赵维新家100多石小麦、1万多斤洋芋、20余头牛驴、200多只羊补作军需。（《中国共产党彭县历史大事记》第306页，中共党史出版2008年）乔渠居民稀少，红军战士多宿于野外壕埂下或田垄中，战士边生火取暖，边用瓦片烤吃粮食。
毛泽东在乔渠住的窑洞，与阳洼村住的窑洞不完全一样。阳洼是以山为基础，乔渠是塬上临沟畔开挖的窑洞，空间上比阳洼窑洞大一些。这些遗址都保存着，而且乔姓后裔仍依以毛泽东当年夜宿这里而荣耀。他们试图很好地保护这里，要在这里标识出曾经的这段历史，让人们知道。塬上的那尊毛泽东雕像，彰显的就是乔姓后人的心态。
1976年8月，陈昌奉重走长征路时到了乔家渠。陈昌奉是毛泽东当年的随身秘书，他证实乔生魁家的窑洞旧宅，就是当年毛泽东长征途中住宿的地方。毛泽东主席逝世后，毛泽东睡过的那块案板，作为重要文物被国家文物部门调走，现珍藏于国家博物馆。
乔生魁的后人，也非常珍视这段特殊的历史经历，至今仍保留着当年毛泽东用过的桌椅板凳等生活用具。2000年，乔生魁的长孙乔德祥等人，自筹资金，雕刻“毛泽东长征住宿地纪念碑”，立于乔家窑洞旧宅的崖背上，向人们昭示这一历史经历，并以此缅怀伟人，教育来者。
左路军在孟塬一带宿营。彭德怀司令员宿营的夜晚，还与孟塬乡玉塬村的魏文廷成了朋友，二人进行过较长时间的交谈，内容涉及民俗民风、婚姻家庭、经济社会状况等，还让卫生员给魏文廷看病用药。
孟家园会合后进入甘肃境内
1935年10月9日，左右两路红军分别从驻地出发，沿东北继续推进，左右两路红军在孟原会合。毛泽东和他的右路军从乔渠启程，沿长城东北下长城塬。长城塬，就因长城而得名，名富其实的战国秦长城。在长城塬上感知长城，会更看清楚中央红军就是沿着战国秦长城行进的。毛泽东右路军下长城塬，国民党的飞机跟踪而来，红军进入山沟就容易隐蔽目标，飞机找不到目标，盘旋着投下几颗炸弹后离去。飞机去了，东北军又尾随在后，但判断失误，以为红军顺着长城原方向去了，就改变追踪的方向。当未发现红军再返回原地时，红军已远离此地，向东北方向而去。
左路军从草庙启程，中间经过刘塬、米塬，到达孟塬。中间，与卢业广的地方民团发生过接触，但经红军还击，遂即退却。当日，左右两路红军顺利会合于孟塬（今彭阳县孟塬乡）。
孟家园，在彭阳东北方向，70年前是一处有三、四十户人家的小镇。在孟塬，红军与地方土豪势力还发生过冲突。红军路过名叫草滩的地方，有一个土围子，为土豪刘杰的堡子。堡子依山而建，有易守难攻之险。刘杰的儿子刘继元，在军阀马步青军中当副官。红军路过这里时，刘杰父子冒然向红军开枪。红军在还击的同时，包围了刘家堡子，派一部分战士攀越堡门。刘杰父子包括他们的家丁死守。攻克土堡后，击毙儿子刘继元，活捉刘杰（后在环县洪德城被处决），没收了刘家部分牲畜和粮食。中午饭就是在刘家吃的，是近些天最丰盛的一餐。
成仿吾先生在他的《长征回忆录》里写到：我们在孟家园，没收了一家地主的一百多只羊和一些粮食。司令部下令休息一个半钟头，做中午饭。这正应了夜里在杨家园子毛泽东说的话。《林伯渠长征日记》记载：“10月9日，晴。早七时行，约60里，经过孟家园（原）到马集园（原）附近宿营。”（《三军大会师》（下），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673页）这与成仿吾《长征回忆录》里的记载是一致的。
对这一段经历，杨定华还有过回忆文章。他说1935年10月9日，中央红军长征进入甘肃镇原县孟庄村。在孟庄村，“没收了一家出租土地和放高利贷剥削工农之地主，没收了一百多只羊子，五六十只鸡，八九担麦粉。另外还有一担大米。”（杨定华《从甘肃到陕西》，《三军大会师》（上），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08页）在这里，回忆者将宁夏彭阳孟家原与甘肃镇原孟庄村两个小地名记颠倒了。彭阳孟家原与镇原孟庄村只一路之隔，路西为孟家原，路东为孟庄村。但所记的内容更详尽，与成仿吾《长征回忆录》里记的内容相同，可补红军在孟原的史料之不足。
离开孟塬往东，再走三、四十里路，就出彭阳县境，进入甘肃环县曲子镇以西的地区，已经靠近陕北了。过了铁角城后，就遇到了陕北红军给毛泽东送信的人。毛泽东看过信，站在山顶上，向正在休息的部队大声喊到：“同志们，我们就要到达陕北根据地了！我们的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十六军派人来接我们了……”这是成仿吾先生《长征回忆录》里的记载。
毛泽东这一喊，山坡上就欢腾起来了，红军战士的欢呼声、笑声，早已穿过一道道山峦飘到了陕北。
中央红军在宁夏境内共5天4夜，虽然时间很短，但影响很大，是红军北上到达陕北前的一段重要经历。同时，也为宁夏南部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红军面对艰难险峻的战争局面，终于在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牵引下化险为夷，顺利到达陕北。
红军到达陕北后，10月29日，发表了《陕甘支队告红二十五军、二十六军全体指战员书》：
我们经过了两万余里的长途远征，经历了十一个省的地区，粉碎了一切国民党军阀的堵击、截击，越过了无数的天险要隘、高山大河，为的是要与亲爱的红二十五军、二十六军兄弟会合，开展苏维埃运动的大局面，替中国苏维埃运动定下巩固的基础，迅速赤化全中国。（《陕甘支队告红二十五军、二十六军指战员书》，《三军大会师》（下），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82页
70年后，再回首审视当时翻越六盘山的特殊经历，红军将士勇猛顽强的精神，毛泽东指挥若定的运筹，如同一幕幕的时代画卷，依旧展示在后人面前。这一伟大意义还体现在，此后的陕甘宁革命根据地，不但面为南方各路红军的落脚点，而且成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出发点。毛泽东说：“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经过长征的洗礼，宁夏中南部人民的思想觉悟大为提高，为红军西征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和政治基础。
##五、中国人永远的朋友：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
写红军长征在宁夏，有一个人不能不写，他就就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美国著名记者和作家埃德加·斯诺。他出生在密苏里州堪萨斯市，年青时当过农民、铁路工人和印刷学徒。大学毕业后，从事新闻工作。1928年来到中国上海，担任《密勒氏评论报》助理编辑，以后兼任纽约《太阳报》和伦敦《每日先驱报》特约通讯员。后在北平燕京大学（今北京大学）担任新闻系教授两年，同时也学习了中国语文。
由西安到陕北
斯诺决定来西北之前，面对南京之外红旗下的西北，他觉得是一个谜，他要去寻找这个谜底。当他对集中在中国西北的革命武装力量了解越来越多。时机成熟了，他决心深入到红军中间去，将中国正在发生的真实情况做些完整的描述。1936年6月，在宋庆龄的联系与帮助下，斯诺与在上海行医的马海德医生，带头隐显墨水写的介绍信，冒着生命危险，开始秘密的陕北之行。行前，他在上海与鲁迅再度秘密会面。他越过国民党的军事封锁线，经西安往陕北小城保安采访，是进入红色中国的第一个外国记者。在西安，他采访了杨虎城；在陕北保安的窑洞里，他和毛泽东进行过长谈，获取了关于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第一手资料。然后离开保安，长途跋涉，到边区各地采访。重点到了宁夏的豫旺堡，因为此时红军西征的指挥部在豫旺，彭德怀司令员在豫旺。现在我们能看到的斯诺笔下的红军西征与宁夏，就是1937年写成的驰名全球、轰动世界舆论的杰作《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中文译本题名为《西行漫记》。这本书不带任何政治偏见和党派色彩，通过亲自采访所得的第一手资料，向外界报道了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真实情况，打破了国民党历时9年的新闻封锁，得到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信任。
由保安前往豫旺堡
斯诺离开陕北保安，骑马与步行并举，经过两个星期的行程，终于来到了宁夏豫旺堡。当年的豫旺堡城保存很好，在斯诺笔下，记载和保留了许多宁夏的历史和文化。豫旺城，是宁夏南部一个很大的有城墙的市镇，是红一方面军和司令员彭德怀的司令部所在地，斯诺就住在豫旺堡司令部的院子里。说是司令部，实质上很简单，就是一间简单的屋子，一张桌子和一条板凳，两只铁制的文件箱，红军自绘的地图，一台野战电话，一条毛巾，一个脸盆，还有铺了他的毯子的炕。他同部下一样，只有两套制服，背心还是用长征途中击落敌机后缴获的降落伞布做的。这是斯诺对彭德怀和他办公设施的描述。
斯诺与彭德怀一起吃过多次饭，吃得都很简单，火食也与部下的一样：白菜、面条、土豆、羊肉，有时还有馒头。在宁夏盐池，羊肉自然是最好吃的。宁夏的瓜果，种类较多，彭德怀很爱吃。彭德怀不吸烟，不喝酒；迟睡早起，不像毛泽东迟睡也迟起。当时，国民党的飞机常常在红军前线撒传单，悬赏五万到十万元缉拿彭德怀，还有毛泽东、徐海东，但彭德怀司令部门口却只有一个哨兵，他在街上行走也不带警卫。
豫旺县前县长的公馆，是一栋两层楼的房子，有栏杆围着阳台。斯诺坐在阳台上，仔细观赏过宁夏平原的壮观景色。在豫旺高而厚实的城墙上，斯诺观察过红军号兵练习吹号的情景，现在能看到的留下来的小号手那张照片，或者是斯诺的此时的杰作，或者是后面再次见到那个十五岁年龄、四年军龄的呈号手。
斯诺在同心城的土地上，留下了珍贵的足迹。斯诺在豫旺堡，亲身经历了红军领导的回族人民打土豪闹翻身的斗争，亲眼看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民族自治政权——陕甘宁边区豫海回民自治县的建立。在豫旺南原举行的欢迎斯诺、马海德军民大会上，彭德怀、刘晓等领导出席，刘晓主持大会，彭德怀致欢迎词。在热烈的掌声中，斯诺用英语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说。他一面做着手势，一面语速很快地讲着，旁边有红军的翻译跟随着“说二遍”。他讲的主要内容是：“诸位英勇的同志们，我今天替你们照了红军的活动照片，我将带到全世界去传播，使全世界同情你们的人——广大的劳动大众，尤其是你们的同志们兴奋鼓舞。”解放后，人们在豫旺杨家寨子上房的墙壁上发现了当年红军用笔墨写下的“美国记者演说词摘要”，记录的就是斯诺那次演说的主要内容，即以上内容。
豫旺堡城墙保存较好，城墙上的碉堡都保存着。有一天，斯诺斯去找政治部主任刘晓，他的办公室就在城墙上的一个碉堡里。
豫旺县城，在豫旺以北80里地的下马关。徐海东十五军团司令部就设在这里。徐海东请斯诺去他的部队驻地，对斯诺说：“我在鼓楼为你准备好了一间屋子，你什么时候想来就告诉我，我派人来接你。”斯诺真的去了，他是在十名红军骑兵的护卫下前往豫旺县城的。沿途所见都留在了他的笔下：……到处有长条的葱绿草地，点缀着一丛丛高耸的野草和圆圆的山丘，有大群的山羊和绵羊在放牧啃草，包括野羚羊，还有各种飞翔在天空鹰……这是70年前的生态状况。
5个小时的行程之后，斯诺一行到达豫旺县城。城里住有四、五户人家，大多是回民。城墙用石砌成，很是雄伟。城外有一处清真寺，也有自己单独的围墙，建筑用釉砖砌成，也很精美，保存得很好。其他房子有红军攻克以前的围城的痕迹，县政府两层楼房已毁了一半，是马鸿逵守军撤离时纵火焚毁的。
斯诺在下马关呆了5天，驻这里的红军给他起了一个名字——红区调查员。每天晚上徐海东的工作完成之后，他都要同他谈话，不但了解当下的红军的情况，还知道了鄂豫皖苏维埃共和国的历史。他还同徐海东骑上马一起去七十三师前线；也同徐海东一起去看红军剧社的演出。
8月29日，斯诺骑着马去红城水（书里写成红城子），这里是韦州的一个风景幽美的小镇，盛产梨、苹果和葡萄，有水浇灌。七十三师一部分驻扎在这里，不远处有一个碉堡，是扼守山隘和一条临时战线，没有战壕，却有一系列小地洞似的机枪阵地和圆圆的山顶碉堡——用泥土堆成的矮矮的防御工事。红军就在这里与敌人对垒，实际上就是红军与马鸿逵对峙的关线。斯诺考察的很细，这些材料过去的其他文字里大都没有提到过。
西征的后阶段，军事形势在不断变化。徐海东红十五军团三个师当中有两个师有新的任务，一个师南下迎接红二、四方面军；一个师向西到黄河沿线，准备参加新的战役，清晨6点部队已经出发。斯诺在豫旺县城下马关的采访任务基本完成，与两个红军军官一同回豫旺堡，他们是向彭德怀汇报工作的。斯诺与徐海东及其参谋部人员从南城门离开下马关，徐海东借给斯诺一匹宁夏好马，在草原中一个在碉堡附近，斯诺与红十五军团分手，与徐海东及参谋部的人分手，骑上了徐海东给他的马。斯诺说：“我一生骑马就数这次最野了。”等到达豫旺堡大街时，斯诺把他的同伴甩在了遥远的后面。
对文物古迹的保存，斯诺也有自己的看法。回到豫旺堡的有一天早上，斯诺登上豫旺堡城墙，发现城墙的一大段正在被拆除。他说：“这是红军干的唯一破坏行动。”他在开着枪眼的城墙上走了一会，就遇到了一队号手。他们都是少年先锋队员，他穿着网球鞋，灰色短裤，戴着一顶褪了色的灰色的帽子，上面有一颗模模糊糊的红星。这位十五岁的红军，已经有了四年的军龄。斯诺把他们称为“红小鬼”，尤其是在豫旺城留下的那张小号手照片，成为红军西征时留在宁夏的象征。
前线访问
斯诺到豫旺堡时，红军西征第一阶段的任务基本完成，第二阶段正准备开始。9月初，红军西征第二阶段的任务开始实施，斯诺由豫旺堡前往前线访问。9月1日，斯诺随彭德怀离开豫旺堡向西南挺进。此时，国民党的飞机在豫旺堡空袭，丢下了十余颗炸弹并低空扫射，豫旺堡北大寺走廊的柱子留下了密密麻麻的弹洞。9月3日，斯诺随彭德怀到了同心南吊堡子。彭德怀全力执行统一战线政策，在斯诺的笔下同样得到记载：“一个口号抵得上十颗子弹”，就是统一战线策略的道理。红军包围了固原以北的李旺堡后，红军给送去了二百只羊，并附信解释和宣传党的政策，结果双方讲和，避免了一场战斗。为庆祝胜利，彭德怀开了一个大西瓜。斯诺说：这里西瓜又便宜又好吃。9月6日，彭德怀在吊堡子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进一步强调西征的原因：一是扩大和发展我们的苏区；二是配合二、四方面军北上；三是消除马鸿逵、马鸿宾在这些地方的影响，同他们的部队形成统一战线。途经是写信、通过报纸、通过派代表、通过秘密会议等。
9月7日，斯诺离开固原以北的西征地区，回陕北保安。
斯诺在红军西征期间的宁夏中南部的红色访问，是一段特殊的经历，他是冒着生命危险来完成他的《红星照耀中国》这部伟大著作的。书里的一部分内容，记载了宁夏不少地域历史和文化，也描述了70年前宁夏的生态环境，更重要的是留下了红军西征过程的一些历史现状，再现了宁夏在红军西征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同时，这部书也向世界宣传了宁夏。追溯红军西征在宁夏的活动，斯诺在宁夏的经历和他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是必须要写的，这是一个出自外国记者眼中的当时真实而客观的文字记录。将其中的重要线索和基本史料展示出来，有助于对红军西征的充分了解。
抗战期间，斯诺依旧把中国的事业当作自己的事业，组织、发起、宣传“工合”运动，支持中国的战时经济；如实报道中国抗战实况；开展大量的国际宣传，极大地支持了中国的反侵略战争。他把一生最宝贵的年华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他以自己的行动，在中美两国人民之间架起了一座友谊的桥梁。建国后，斯诺曾三次来中国进行访问。1970年10月，斯诺偕夫人一同访华，参加了我国的国庆观礼，在天安门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接见，对后来中美两个大国的接近产生了重要影响。1972年，斯诺在日内瓦病逝。按照他的遗嘱，他的一部分骨灰安葬在北京大学校园内一个小花园中。
##六、红军西征：特殊历史背景下的伟大创举
1935年10月，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与徐海东、程子华、刘地丹领导的陕北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从此，一个全新的陕甘革命根据地开始拉起抗日的大旗。中共产党一再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蒋介石不但没有认可，反而调集大军对陕甘苏区连续发动军事“围剿”，日本帝国主义乘机加速入侵。同时，继续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红军西征，是特殊历史背景下的伟大创举，也是红军到达陕北后重大军事行动之一，是“以发展求巩固”战略方针的全体体现。从某种意义上看，这是万里长征的继续，是红军抵达陕北后生存与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扩大苏区、建立苏维埃地方政权的有效途径；更是与国民党东北军达成默契、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必然。这种特殊背景下的伟大创举，蕴藏着中华民族伟大的凝聚力。“西安事变”的生成，全民抗战大旗的揭起，都闪烁着红军西征的光芒。
红军西征的背景和目的
1936年2月，红军渡过黄河东征。5月5日，红军西渡黄河，返回陕北，东征结束，前后 历时70余天。东征的目的就是对日作战，收复失地，但蒋介石调集大军前追后堵。在与国民 党军队交战的过程中，东征红军取得了渡河作战的经验，提高了战斗力，红军兵员得以扩大 ，宣传了党的抗日主张，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影响。西征，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进行的 。
在红军东征返回的5月18日，西北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彭德怀在陕北延川县大相寺这座古庙里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部署西征，决定继续贯彻“以发展求巩固”的战略方针，西征军命名为中国红军西方野战军。西征战役的命令就是在这里发布的。西征，以打破国民党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包围和进攻，扩大抗日根据地，为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创造有利条件。西征过程，是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统一领导和指挥。西征的中枢地区在宁夏。在此前，毛泽东就认为，当前的任务是扩大陕甘宁革命根据地。西面的甘肃、宁夏地区是无堡垒地区 ，我军应到这一地区进行外线作战（《毛泽东年谱》上卷，第541页）。西征的目的很明确：为着迎接二、四方面军北上陕甘根据地；为着极力扩大西北抗日根据地并使之巩固；为着扩大抗日红军；为着更接近外蒙和苏联；为着一切抗日力量的团聚。
在当时，不论什么人，什么派别，什么武装队伍，什么阶级，只要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都应该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同盟。在这个基础上，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有知识的出知识，在反蒋抗日的战线上，体现着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策略。“逼蒋抗日”的西安事变，就是西征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胜利。
红军西征在宁夏
在地域空间上，宁夏与陕甘宁边区大本营——陕北是连为一体的。以现在的辖区看，红军西征在宁夏主要是在中南部地区，同心是指挥中枢所在，彭德怀的西方野战军总司令部就设在豫旺堡；徐海东部在豫旺县城——下马关；韦州，是红军与马鸿逵军队对峙的前锋。西征时期宁夏南部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东与陕北根据地相连；南与西兰交通枢纽固原相接；西可越黄河抵河西，发展的空间很大。明代以来，豫旺堡、下马关、韦州等都是驻固原陕西三边总督南北用兵的要道，也是军事设防的重镇。从陕甘宁根据地的开辟与扩大看，无论是以宁夏中南部为中心向南、和西、向北发展，还是进退防御陕甘宁边区，都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红军西征时，同心外延都是交锋的战场，陕甘根据地外围的国民党军队集结基本是合拢型的。东面以黄河为防御带，河东是山西军伐阎锡山的军队；南部是国民党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他们大致驻防在洛川、宜川、西安一带；北部是井岳秀、高桂滋、高双城部，驻榆林一带；西南部是蒋介石嫡系胡宗南部，约3个军，驻甘肃天水、秦安一带；西面有马鸿逵、马鸿宾部，驻银川、中宁一带，总兵力约20万人。在宁夏中南部，主要是东北军何柱国部、马鸿宾部35师。协助围剿的还有驻陕北的84师高桂滋部、井岳秀部等。
西征战役，红军的出征情况大致是：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第十五军团、红二十八军、红81师组成，包括骑兵团，大约1．7万余人。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刘晓任政治部主任。西征的过程，兵分左右两路：左路为红一军团组成，下辖第1、2、4三个师，约8000余人。左权代理军团长，聂荣臻任政治委员。右路由红十五军团组成，下辖第73、75、78三个师，包括红二十八军、红81师等，约9000人，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5月20日出发，西征开始。
西征开始不久，毛泽东制定了《关于西征战役的作战原则》，一是军事上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和诱敌深入的战略战术；二是政治方面扩大红军的影响，尤其对于东北军。实践证明，就是在这样一个围剿堵截的空间中，与红军东征一样，红军西征同样开辟了广大的苏区，建立了豫海回族自治政府等苏维埃政权，换起了民众，尤其是广大回族群众，凝聚了抗日力量。
制定进入回民地区的政策
红军西方野战军西征前，面对红军所要到达的甘肃、宁夏两省地方的民族和宗教问题，中央高度重视。为了配合红军西征，在回民地区开展工作，做好民族地区的宣传教育工作，搞好军民关系，中央采取多得途径来实施和解决这些问题。
首先，制定有效的政策措施。1936年5月24日，红军部政治部主任杨尚昆签发了《总政治部关于回民工作的指示》，目的在于指导整个红军西征过程的民族工作。大致内容是：“加紧争取与帮助回民走到抗日反国民党军阀卖国贼的战线上来，并联合苏维埃红军，为回族的自决与解放而斗争，创建西北新的伟大的局面，是党和红军极迫切的重要政治任务。”同时还提出回民工作的基本原则：“我们对回民的基本原则是回民自决，回族的事情由回族自己解决，我们只有站在帮助与督促的地位去推动与发动他们的斗争，坚持正确灵活的去运用这一原则到回民实际工作中的各个方面，是争取回民决定意义的先决重要前提。”这是从军事层面上发布的基本要求。仅隔一天之后，即5月25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又从政治的层面上签发了《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回族人民的宣言》：“抗日人民红军的西进，不仅是实际抗日的必要步骤，而且是蒙、回及其他弱小民族，特别是回族独立解放的大好时机。”
其次，创建回族武装，培养回族队伍和干部。成立回族武装，培养回族干部，是红十五军团的首创。红十五军团攻占靖边县宁条梁之后，经报请西方野战军批准，于1936年5月下旬正式成立回民独立师，由回族干部马青年任师长，回族干部欧阳武任政治面目委员，李铁民任参谋长。这是红军历史上建立的第一支回族武装力量。
以上“关于回民工作的指示”与“对回族人民的宣言”，为红军西征过程保证了民族政策的有效贯彻执行，为处理宁夏民族问题指明了方向。同时，回族独立师的建立并随西征军开展工作，更有利于民族政策的宣传和落实。因此，攻取韦州、王家团庄的过各中，回民独立师处处时时都参与其中，与回民接触，有力地宣传了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宣传了中国共产党联合一切力量抗日的政治主张。在具体攻城过程中，红军都按照以上精神处理相关事件，在韦州、王家团庄等地直接作用于攻城的宣传当中。
既是俘虏的国民党军队，同样体现着统一战线的政策，冶成章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曲子镇，是庆阳通向宁夏的咽喉要地。曲子镇不但有国民党马家军31师骑兵团，还有105骑兵旅旅长冶成章和他的旅部。左路军红一军团攻打国民党环县政府驻地曲子战斗中，冶成章身负9处重伤被俘，副旅长被活捉。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很好的民族政策和统一战线政策，毛泽东、周恩来、杨尚昆电示左权、聂荣臻等，要求“特别优待冶成章旅长，治好伤后，送后方一行，谈后即送其回宁夏。俘获官兵可分配送走二三十人，要有回民，给以优待。其余大多数则训练数天，妥送吴起镇，交肖劲光派队送后方，沿途布置欢迎。”（《毛泽东年谱》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47页）
中共的民族政策和统一战线政策对叶成章的影响很大，他被释放回宁夏后，“便脱离了马家军，对党有回民军队中统一战线工作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习仲勋谈话记录》，《习仲勋传》第232页）
与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关系
红军西征的目的之一，就是打通西兰通道，扩大苏区，为一、二、四方面军的会师开创 一个地域空间。在这个过程中，接近和争取东北军以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毛泽东非常看重这一点。
1936年5月18日，即西征战役命令发布后的第三天，毛泽东在给朱德、张国焘等人的电文里已谈到“红军同东北军合作的情况”（《毛泽东年谱》上卷第542页），红军与东北军已有一定程度的来往。5月25日，毛泽东等在给朱德、张国焘等人的又一份电文里，在谈到二、 四方面军快速北上会师时说：“……至于奉军（东北军），已与秘密约定不加拦阻”（《毛泽东年谱》上卷第544页）。实际上，红军西征过程中，已经伴随着与东北军一定程度上的合作。5月26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等人电文里又说：“已电张（张学良）让出曲子、环县 、洪德城，但一军团应不待张复电即进至元城镇……相机占领曲子及其南北一线，惟以不与东北军作战为原则，对马鸿宾（时任国民党西北“剿总”第一路军第四纵队司令兼第三十五师师长）则坚决打击之。”（《毛泽东年谱》上卷第544页）可见，西征一开始 ，红军与东北军已经默契，以示尽量减少正面冲突。对马鸿逵部是坚决打击的，攻占宁夏是西征的军事目的之一。同时，对于正面敢于围剿红军的东北军，西征红军还是要教训的。何柱国部，是国民党军西北“剿总”所属东北军骑兵军军长，在张学良去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时 ，按照蒋介石的命令，指挥东北军步骑兵数师的兵力自庆阳至固原一线向红军进攻。毛泽东 在给彭德怀的电文中说：“对何柱国指挥‘进剿’之全部东北军，宜决定消灭其一部，这样做不会妨碍大局，反有利于大局。”（《毛泽东年谱》上卷第557页）其实，何柱国部到固原一带，也未敢发动全面进攻。
杨虎臣的西北军，也是红军西征过程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争取力量。西征后期，毛泽东曾致信国民党第十七路军总参议杜斌丞，希望他进一步推动杨虎臣接受抗日联合战线。西北地方势力，也希望杨虎臣能大力斡旋（《毛泽东年谱》上卷第569页）。杨虎臣同意联合战线时，毛泽东表示欢迎，并派人专门拜谒杨虎臣。
无论张学良，还是杨虎臣，西北军事委员会始终采取统一联合战线的政策。即抗日是基本指向，在抗日的前提下，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走向联合。由“西安事变”，可以明白地看出红军西征过程中，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在一步步走近，最终结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关乎国家前途命运的抗日的问题上，他们的指向是一致的，都是在联合抗日旗帜下的共同目标。无论红军东征，还是西征，都体现的是民族抗战的精神，体现的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美国人斯图尔特·施拉姆在他的《毛泽东》一书里这样写到：“……既高举爱国同胞联合抗日的旗帜，又不投降国民党而丧失任何一点主动性或独立性，是很不容易的。毛泽东则具有解决这种问题的卓越才能……。”（斯图尔特·施拉姆著《毛泽东》第160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编辑组编译，红旗出版社1987年）理解和审视，红军西征，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的关系，分析和研究“西安事变”，就不能不研究“联合抗日旗帜”下中国命运的走向。西安事变后，蒋介石态度的改变，国共（包括各种爱国力量）抗日战线的形成，却成为历史大趋势。斯图尔特·施拉姆对“爱国同胞联合抗日”的作用，对毛泽东当时的评价，是颇具理论意义和研究价值的。
以上是红军西征过程中的各种关系和大的背景，弄清楚这些历史和背景，有助于我们理解红军西征过程中的各种关系、具体战役及其走向。
西征期间在宁夏的重要战役
红军西征开始后，5月到6月间由东向西推进。5月下旬，左路军在陇东（主要是指甘肃庆阳地区的镇原、环县等地）相续取胜，给马鸿宾部以沉重打击，马鸿宾部先后退守宁夏南部固原的黑城、三营、杨郎等地，不敢再与红军接战，兵锋直逼宁夏马鸿逵部。6月中旬，右路军东进已夺取陕北靖边、定边、横山等县。这样，红军西方野战军已完成第一阶段进军甘肃陇东、夺取三边（陕西靖边、安边、定边）的目的，完成了第一阶段的任务。
西征第一阶段的任务完成于1936年7月初。在这个过程中，经过两个多月的作战，红军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战果辉煌。据统计：“一、消灭马鸿宾之主力3个团，沉重打击了马鸿宾的部队。二、缴获步枪一千五百余支，俘敌二千余人。三、活捉旅长一人，缴获无线电所机两架。四、扩大抗日红军八百余人。五、筹得抗日积金四万五千余元。六、扩大新的抗日根据地纵横七百里。七、占领了定边、花马池、环县、曲子镇、宁条梁、豫旺、同心城、七营等重要城市。”（《红军胜利统计——西征以来至七月初止》，《红色中华》1936年7月9日）
夺取宁夏，是西征的第二个阶段。
西方野战军进入宁夏境后，几次重要战役，打得非常漂亮。
第一，是攻打固原以北的杨郎庄。
右路军红一军团攻克环县、环县的洪德城、曲子镇后，顺势就进入宁夏。豫旺堡，是西方野战军进入宁夏境内后占领的一处重镇。豫旺堡，原本是元代豫王的封地和城堡，古城至今雄姿优在，中鼓楼的原始建筑还在。它是一处较为重要的地方。如果往前追踪，明代万历五年（1577）修筑了下马关城，清代同治年间就在这里设置了平远县；民国二年改为镇戎县；1928年改为豫旺县，1938年才将县制迁往现在的同心县城。所以，豫旺堡的战略地位非常要紧，西方野战军占领豫旺堡后，就将军团指挥部设在这里。彭德怀的西征指挥部也设在豫旺堡的城隍庙里。
西方野战军以豫旺堡为指挥中心，向南推进，沿清水河进入固原。6月中旬以后，南进的红一军团陆续占领固原以北清水河沿线的七营、黑城，再往南推进就到了杨郎庄。固原城是马鸿宾三十五师师部所在地，杨郎庄则是固原的北门。在这里，马鸿宾急调三十五师骑兵团的4个营驻防，同时增调两个步兵营，一个工兵营增援。团部设在杨郎城南门外河谷高地上的万家堡子（民国时修筑的大土围子），团长马培清将他的下属布防在杨郎庄外围以北的三营镇、黑城祁家堡子一带，试图阻止红军南进。
杨郎庄，是个比较繁华的老镇子，南北走向的街道，两边的店铺都是廊柱式的深檐，并由过道连在一起，店铺长廊的对面，是建筑风格独特的隍庙。镇子的外围是城墙。这里是固原城以北的商品集散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经过的地方，文化积淀丰厚。红二十四军军长赫光，原名万锡绂（1902—1931），就诞生在城外的万家堡子，1931年牺牲于河北阜平县法华村。马培清团部所在万家堡子，就是他青少年时期生活的地方。
实际上，当马培清的布防和弹药的运送还没有完全做就绪时，红军已冲进北街。由于夜色中不便行动，围攻街道的红军没有过大的行动，但围攻城南万家堡子团部的枪声越来越密集。在这个过程中，红军与马部守军进行过喊话，大致意思是：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我们联合起来打日本人！
杨郎战斗打响后，驻杨郎以北三营的马部103旅率部前来增援，但因在环县曲子镇、阜城战斗中已知道了红军的厉害，所以在增援杨郎庄时，不敢冒然急进，而是在观望中运动。此时，驻固原城的东北军何柱国，知道杨郎方向战斗激烈之后，当即派所部周光烈115师前往增援。驻守杨郎的马培清遂派骑兵营前去接应，在固原县以北头营镇胡大堡，马培清的骑兵营与何柱国的东北军骑兵相遇，夜黑不辨，马培清部先开枪，对方立即还击。混战一会后，双方都觉得不对劲，等搞清楚时，才知道是内部误会，双方都伤了人马。这中间一耽阁，增援不成，反给红军撤出杨郎庄战斗提供了非常宝贵的时间。
第二，是七营一带的反击战。
固原以北沿清水河一线，是丝绸之路大通道。杨郎、七营、黑城，都是沿线的重要村镇。红一军团主动撤离杨郎后，就北撤到了黑城及其附近地区。从地理位置上看，黑城、七营一线，是一个整体；从交通上意义上看，红一军团在黑城、七营一带扼守，等于切断了北边国民党马鸿宾与南边东北军的联系，尤其是将马鸿宾部被南北分割。当时，红一军团代理团长左权几次给马培清写信，说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与共同抗日的责任，希望停止对红军的进攻，团结起来共同抗日。马培清回信表示，只要红军不进攻他们，他们决不主动进攻红军。实际上，他还是害怕红军损失他的部队，以示自保。红一军团采取的文武兼备的做法，还是有一定的作用，有助于减轻对红军的压力。
红一军团退出黑城镇后，与活动在七营镇一带的部队会合，主要驻扎在七营、马莲窝子、吊嘴子、八营、双井子等地，一面休整，一面发动群众。占居交通要道上的红一军团，对于马鸿宾来说，是非常忧心的事。到了7月初，马鸿宾决定要打开固原至中宁、银川的通道，与驻固原的东北军商定联合进攻红军。马鸿宾三十五师主力由不同方位向七营红军发起正面攻击，东北军白凤翔骑兵师由黑城镇向北推进。发起进攻的时间是7月8日，红军主力猛烈反击。七营周围的地形较为复杂，红军在进入七营的必经之路阎家沟早已设伏，白凤翔骑兵先头部队没有来得及大动作，除死伤300余人外，其余都成了俘虏。战后，红军主动退出七营，进驻清水河岸。为争取东北军抗日，七营反击战所获俘虏、缴获的枪械马匹等物全部送还给白凤翔，。这样做，影响很大。红军此举，在促成东北军抗战的同时，也教训了白凤翔。此前，他对于红军是另一种眼光看待，有了这次经历和教训，自然不敢轻举妄动了。
左路军红一军团攻占固原以北黑城镇的祁家堡子后，在房屋的墙壁上留下了一幅幅标语，真实地再现了中国共产党面对外敌入侵的指导思想和红军西征时期基本做法。保存这些红军留下标语，还有一段故事。
黑城祁家，是当时固原以北的较大的地主。祁家的大堡子，就座落在四面平坦的黑城川。红军攻取祁家堡子前，主人祁雨仓紧闭堡门，带领他的民团试图凭借城堡顽抗。红军埋伏在堡子外围的麦田里，天黑后发起猛攻，祁雨仓的民团哪里能抵挡得住红军。攻城开始，祁雨仓就魂不附体，表现出惊慌混乱的状态，当派人点燃上房（主房）后，更是乱成一团。红军架云梯攻上堡墙，击退民团后，立刻救火，并没有追捕民团，主要是怕大火殃及群众。红军救火的空子，祁雨仓就乘机带团丁逃走了。红军打开堡门，召集群众大会，宣讲革命道理，传播抗日思想。祁家的粮食、牛羊都分给贫苦农民，包括尚未收割的庄稼。
借助祁家房屋的粉白墙面，红军宣传员写下了很多标语，内容主要是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只有苏维埃能够救中国！”也有号召人民起来革命的，如“不交租，不交粮，打土豪，分田地，牛马衣服分给农民！”“红军是人民的军队！”等。红军离开祁家堡子东进后，祁雨仓带着民团返回来，看到墙上的标语时，要长工马上全部铲掉。长工们觉得写在墙上的话，有些说的正是自己心里的话，就没有铲掉，用麦草泥巴覆盖起来。新中国建立后，墙上的草泥逐渐被风吹雨淋，红军当年写下的标语又重现在世人面前。
上世纪80年代初，固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就设在黑城“五·七”干校。祁家堡子与“干校”一路之隔，学校每周未看电影时就在这个堡子里。那时候，我们还看到过留在墙上的书写清晰的标语。大约10年后，再到祁家堡子追踪这些留在墙上的历史时，一切都晚了。房屋没有了，墙体倒了，那些标语自然已永远消失了。
第三，是解放盐池的战役。
解放宁夏盐池县城的战斗，是由红十五军团七十八师完成的。1936年6月19日，七十八师离开定边西进，当天晚上到达盐池城外。盐池县城，又叫花马池城，是宁夏修筑较早的县城之一，军事地理位置较为重要，尤其是明代以来：明代修筑的头道边（长城，明代称为边墙，表明与秦汉长城的区别）、二道边，穿越盐池县城而过，兴武营城、铁柱泉城南北布局，军屯、商屯、民屯在这里大规模进行。这里位居黄河以东，与陕西、内蒙相接，与定边县为临。
红七十八师攻下定边县城后，相临的盐池县城也是红军西征必须拿下的地方。红军攻取定边县城时，盐池县县长屈伸明白一旦定边县城被红军攻下，盐池就会危在旦夕。这位人称“屈胡子”的县长，急忙向宁夏省主席马鸿逵求援。马鸿逵也不敢轻视，他要确保银川防务安全，要确保银川与盐池道路的畅通，就必须加强盐池城的防务。马鸿逵马上命驻防惠安堡、大水坑一带的孙兆祥骑兵营黑兵队增援盐池城。
盐池县城较小，但砖包的城墙还是很坚固的，对于缺少火炮的攻城队伍来说，自然是易守难攻的城池。红七十八师抵达盐池城外围后，前锋通过不同形式作了一些侦察了解。之后，师长韩先楚和政委崔田民立即召集团以上干部开会，根据侦察到的情况，研究和制定作战方案。按照师长韩先楚的看法，部队连续作战，人困马乏，再加上盐池城周围的地理环境不熟悉，还是先休整，待拂晓时发起攻击。但大家的积极性都很高，求战心切，要求现在就开始攻城。这样，就决定当天晚上攻取盐池城。
战斗打响了，攻击的过程对红军不利。一是盐池城墙砖石包裹，高大厚实，再加上守军固守抵抗；二是红军没有攻城的火炮和爆破城墙的相关器材；三是盐池城周围地势平坦开阔，攻城部队无法隐蔽攻城。因此，激战两小时后，就撤出战斗。
第二天，红七十八师对攻城战术作了改变。一是围城而不攻，让部队好好休息；二是对城周围的地形作了充分的勘察和分析。之后，研究和制定了攻城的最佳方案。攻城的兵力投入3个团，3个团的兵力布置是这样的：一团（232团）在城北，为主攻；二团（233团）在城东，三团（234团）在城南，这两个团为助攻。决定天黑攻城战斗开始，拂晓前结束。攻城任务下达后，各团积极准备，尤其是制做了攻城的云梯。一切准备就绪后，天黑准时发起攻击。
攻坚战开始后，红军几次组织登城，几次都被守军组织的反扑压了回来。最终，云梯还是起了重要作用，红军从城北利用云梯终于登上城头，开始与守军展开肉搏战，攻城的突破口打开后，后续攻城部队鱼贯而上，向四周穿插。激战过程中，马鸿逵部骑兵营营长孙兆祥被击毙，守军失去了头，一时间就乱成一团，有的人危急中跳下城墙逃走。守军歼灭后，盐池县长屈伸带着少数近身的人，趁天黑翻越墙逃走。
屈县长虽然保命逃走了，老百姓还是给他画了一幅像，用民歌的形式再表达出来，以激励民众，向心红军。民歌就叫《红军打屈县长》：
花马池四方方
坐的那个屈县长
屈县长，心太硬
他把百姓赶进城
太不讲良心
红军气得很
一心想打花马城
若要打开花马池
万万不可伤害老百姓
都是革命军
屈县长，着了忙
城墙上派了孙营长
他觉得事情不好办
跳下西墙逃跑了
脸也不要了
城墙上打倒了孙营长
城底下死的是郭阴阳
刀砍枪杀秦会长
罪有应得顾生光
死得不冤枉
头一个土豪聚和兴
二一个土豪 万仁
三一个土豪复盛闪
四一个土豪刘占金
捎打宝生金
（李德明执笔《红军西征》第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
一首民歌，却记载了当时攻打盐池县城的经历，还点出了盐池该打的土豪的名字，宣泄了老百姓的情绪和对世事的评判，是对当时历史事件的另一种记载方式。现在读起来，依然生动形象。盐池靠近陕北，陕北的民歌信天游对他们还是有影响的。
6月21日，盐池县宣告解放。
解放盐池县城的战斗大获全胜，马鸿逵的1个精锐骑兵营被消灭，还有1个保安团，俘虏200余人。有讽刺意义的是，定边县县长也在被俘人员之例。同时，缴获各种枪械200多枝，包括大量的弹药和军需物资。缴获的200多匹战马更是重要的军事物资，它与在定边缴获的部分战马，组建了红十五军团的骑兵团。
盐池县城的解放，意义重大，成为日后陕甘宁边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四，是下马关战斗。
下马关，是古代关中北出塞外的重要驿站。明代以后，不但这里的地理位置显得更为重要，而且政府开始在这里设置政权建制。明代万历五年（1577年），修筑下马关城，规模宏大，是当时陕西三边总督驻夏防边的地方，是明代防御北方蒙元兵锋南下的著名城池，也是北方唯数不多的几座砖包古城之一。下马关城南北都有建筑雄伟的城楼。现在，城墙保存相对完整。民国年间平远县、豫王县县治就在下马关城。徐海东率红十五军团西征时，豫旺县政府所在在仍在下马关城，他还在下马关南城楼上还留下了一张英姿勃发的照片。
徐海东率红十五军团七十三师、七十五师等部西出三边（靖边、定边、安边），由定边一带经盐池麻黄山、大水坑，直接进入宁夏豫旺县境。围攻下马关城的是红七十五师。下马关城城池坚固，守军戒备森严。守城驻军除豫旺县千人左右的民团外，还有马鸿逵骑兵团第二营，孔庆福任营长。坚固的城池，给红军攻城带来一定的困难。
6月11日夜，红七十五师兵临下马关城下，就将县城包围起来，并占领下马关城以北不远处的红城水。驻守城外民房的马鸿逵守军，与红军正面稍作抵抗后就退入城内，企图凭借坚固的城池来抵抗。下马关城，比盐池县城大，坚固的程度不亚于盐池县城。红七十五师攻城，也采取了行之有效的办法：一是派小部队日夜轮番攻城，目的在于骚扰和疲惫守军；二是开展政治攻势，或喊话劝降，或投传单以攻心，目的在于分化瓦解；三是掘地道以攻城，这是攻取下马关城的有效措施。红军挖地道时被守军发现，守军也在城内多处挖地洞来监听城外的动静。红军采取的攻心述、挖地道以攻城的战术，使得城内守军十分恐慌。守军人心上旦恐慌，就想到自己的出路。在继续守城与弃城逃走的问题上，各自都有了私心，骑兵营想逃，民团想守。民团是当地势力，自然要守；骑兵营是外来户，自然想逃。但想逃也不是容易事，只有个别零散人以不同的方式逃出，却成了红军的俘虏。由俘虏口中，红军知道了城内守军的大致人数、枪械和弹药粮食，以及城内各项储备情况。同时，也知道了红军攻城后，军心焕散，人心思逃。这对红军攻城极为有利。
面对这种现状，七十五师师长陈锦秀、政委常玉清、参谋长刘绍武、政治部主任王集成等领导开会，对比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后，认为应抓住有利战机攻城，不能让守城骑兵出逃而发挥骑兵的优势，一定要将守军歼灭在城内，以缴获大量军械物资。攻城的各团兵力布防是这样的：223团攻击北门，为第二突破口，但北门有瓮城，攻击难度要大一些；224团攻击东门，为重点突破口；225团攻击西门和南门，根据战斗进展情况侍机突破；师指挥部设在下马关东门外。
下马关城被红军围困十余天之后，于6月21日准备反攻。各攻击部队按照以上兵力布防进入战斗准备。但这一天从迹象看如同往常一样，还是有一部分部队不断进行袭扰攻城，实际上大部队都在休整待命；攻城用的带轮子的木梯也准备好了。晚上九时，攻城战斗开始。攻城的主力原本在东门和北门，但造成的假象却是红军集中进攻南门和西门。这样，给守军造成了错觉：调动东门和北门的守军来到西门和南门，致使这两处防守空虚。大约两个时辰之后，东门和北门的红军开始强攻，同时，突击分队推着轮梯迅速靠近城墙，缘梯而上。经过半个小时的激战，突击队和红军223团、224团部分部队分别从北门、东门攻入城内，占领守军指挥部。主力部队乘胜攻入城内，城破之际，马部守军乱成一团，有的试图逃命，大部分守军缴械投降。
清点战场，俘虏近300人，缴获了大批枪械，150余匹战马。混乱中骑兵营营长孔庆福越城墙而逃，县长董天祥不知下落。红军伤亡较小。在红军西征的过程中，下马关围城时间最长。
徐海东与斯诺谈到攻下马关城的过程时说，下马关城里有马鸿逵的一个骑兵旅和千余名民团防守，围困时间长，真正攻城时间很短，我们在城墙上放了云梯，有一连人爬了上去，这时敌人的岗哨才发现一架机构守住云梯年，又有一团人爬了上去，没有发生太大的战斗。战斗结束后，给民团每人一个银元，遣返他们回家；给马鸿逵部下每人两个银元，他们有几百人都不愿意走，参加了红军。县长和旅长在他们部下缴械时爬墙逃走了。
下马关城，不仅城墙坚固，而且地处国民党马鸿逵辖区与陕甘宁根据地的边缘地带，拿下下马关城，等于拔掉了镶在这个中间地带的一颗“钉子”。同时，也解除了红军西征的后顾之忧，根据地与宁夏的前沿通道也打开了。因此，对银川的防务带来一定的威胁，马鸿逵对此深感不安。
此后，徐海东和红十五军团的指挥部就设在下马关城。
攻取韦州城
韦州，也是个古老的地方。西夏国时期，韦州就是一处重要的军事防区，也是一处宗教文化兴盛的地方。韦州古城旧城东南隅的康济寺塔，就是西夏历史与文化繁荣兴旺的标志。到了明代初年，朱元璋第十六个儿子朱栴以庆王受封于韦州。现在能看到的城墙，应该是明代庆王府城的建筑。红军西征时期，韦州同样显得非常重要。
在地理位置上，韦州还在下马关以北，向银川方向又靠近了一步。红七十五师攻克下马关后，与红七十三师一起包围了韦州城。由于韦州城的地理位置，马鸿逵对韦州非常重视，尤其是红军一系列的胜利：先后取取盐池县、豫旺县之后，已危及宁夏北部金积、灵武，红军西征的势头不可阻挡。韦州，是唯一阻止红军西征的重要屏障，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韦州的守与失对于马鸿逵来说，说显得非常重要。
此时，驻守韦州的是马鸿逵骑兵第一团第三营，人称为红马营，营长名叫陈廷琳。此外，还有保安团、壮丁队共四五百人。红军攻取下马关时，韦州的马鸿逵部守军已作了防御准备，一是把城外的民房全部拆除，撤回城内固守。二是在城墙上储备了石块、枕木和用棉团做成的火球，防备红军攻城时用。这些看似传统意义上城池防御的东西，是用于近距离攻城的有效物资。
攻取韦州的战斗，有别于盐池和下马关。最先的动仪是争取和平解决而不是通过战斗的形式取得。当然，这里面也有一些小插曲。一是红二十三师250团参谋长在韦州康济寺观察城内敌情时，不幸中弹牺牲。二是红军进驻下马关后，即派人去韦州作宣传工作，前往的4名红军工作人员被韦州苏廷瑞派出的壮丁队抓去。这样，和平解决韦州城的问题就更为迫切。期间，徐海东、程子华先后数次派出回民独立师师长马青年去韦州谈判，但最后都没有结果。和平解决韦州城的想法不得实现，就只能动武。
1936年7月3日，红军乘夜色发起进攻，开始推进较为顺利，一度架上云梯，攻入北城，那个抓住不放红军工作人员的壮丁队队长苏廷瑞被击毙。但在北城没有立得住脚，由于守军火力太猛，红军也没有硬攻，就暂且退了下来，撤到城下。随后，就将韦州城包围起来。守城军一看红军包围了韦州城，就十分恐慌，不断向马鸿逵发报求援。马鸿逵担心韦州一旦失去，就殃击金积、灵武和银川，就命骑兵第一团、第二团、第三团、第四团这4个团的主要兵力，还有省保安处的骑兵一大队，共约1300余人前往增援。同时，配备了重武器迫击炮等。统一指挥前往增援的部队，是骑兵第二团团长马光宗。
马光宗奉命率增援骑兵，由金积堡、吴忠等地出发，向韦州方向而来。到达十礅时，马光宗令骑兵步行至韦州。到达韦州，马光宗令5个营的兵力进攻东关、北关，也有一部分兵力进攻韦州城东南角，还有一部分兵力在外围接应。此时，忙于攻城的红军当发现马部增援的兵力时，便立即调整部署，回头迎击。遗憾的是，红军已经腹背受敌，一时很难取胜，只有退出韦州，到达红城水一带，与驻在这里红军会合。
缘此，在红城水又演绎了一场反击战。
红军退出韦州，到达红城水一带。7月5日凌晨，马光宗部紧随跟进，到达红城水后，对上园发起进攻，红军在上园的只有少量警戒兵力，红军撤离，遂被马部占领。此时，红军主力驻下园煤山。5日下午，红军由煤山出击，以猛烈的火力实施反击获胜。马部只好退出上园，撤回韦州，次日经惠安堡退回金积县。
红城水反击战获胜之后，《红色中华报》作过报道，并给予高度评价。现在，红城水一座庙墙上还留下不少标语，就是当年红军西征时留下的红色文化遗存。
王家团庄的经历
王家团庄，当地人简称王团。这里是同心县城东南的一个村庄，属回民聚居区。70年前，豫旺县未改名搬迁之前，这里是豫旺县的一个区，区政府就设在王家团庄。当时，王家团庄分南北两个堡子，即北堡子和南堡子，对称座落。堡子围墙高而厚实，四周有破旧的房屋，也有一些土窑洞。这里是当地较大的集贸市场，方圆几十里的人都来这里赶集。从地理意义上看，王家团庄虽然没有国民党马鸿逵的大部队驻扎，但也是红军西征过程中必须要解决的问题，这一块拿下了，固原以北的广大地区就可以连成一片。
因此，红军在围攻豫旺县城的同时，已派七十三师的一部分兵力和回民独立师攻占王家团庄。6月12日，红军部队进抵王家团庄时，与马绍武的民团相遇，双方发生过枪战，但民团很快就被红军击败，红军进入王家团庄。攻占王家团庄动用回民独立师，主要还想体现党的民族政策，与回民搞好各方面的关系。回民独立师师长、政委都是回族，政委欧阳武亲自刷写宣传标语，宣传共产党的宗教政策，还亲自给各清真寺赠送锦幛，以实际行动回击国民党宁夏上层和地方土豪散布的“共产共妻”、“红军杀灭回教”的反动宣传，以辨明是非。
王家团庄的民团无法与红军抗衡，但王家团庄的恶霸王彦秀，却想方设法对付红军，一是搞坚壁清野；二是把有存粮的户主与商贩都关入北堡子。这样做，就是想通过断粮来逼走红军，让红军在这里无法立住脚。红军还是“先礼后兵”，在准备攻取王家团庄的堡子、应付突变的同时，回民独立师师长马青年几次去与王彦秀谈判，王彦秀闭门不见。红军只有强攻，北堡子的大门就被壮丁队打开，区长苏芳宾、民团团总王学成等数十人罪大恶及者都被活捉，北堡子的问题已经解决。
红军占领北堡子后，着手解决南堡子。红十五军团政委程子华还是想通过回民独立师的人员前往谈判，以和平的方式来解决问题。马青年带着礼物去见王彦清，向他讲了红军保护回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也讲了共产党积极抗日的主张。王彦清与王彦秀不一样，他能看清大势，也表示欢迎红军到王家团庄来，而且愿意献出全部家产，以表示真诚的心意。马青年也讲了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王彦秀献出的粮食、布匹和十几匹马，都以“买卖公平”的原则对待，除枪支外。马青年也告诫王彦秀：不要与红军作对，为人民多做好事。王彦秀也觉得红军讲话，表达的都是一片诚意，很感激。
王家团庄打通后，宁夏南部除固原为马鸿宾、东北军占据外，固原以北至同心以南的大片土地都为红军占领，初步形成了一个新的与陕甘宁边区相连接的根据地：定边、盐池、环县、曲子镇、宁条梁、豫旺、同心城、七营等重要城镇连成一片。
统一战线工作影响了东北军
红军西征在宁夏中部，对峙的基本是马鸿逵的部队。到了南部固原一带，对峙的主要是东北军何柱国部、马鸿宾部。因此，西方野战军在西征过程中，面对不同的对象，创造性地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
当时，毛泽东就以中国抗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给国民党驻陕北的八十四师师长高桂滋、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国民党十七路军总指挥兼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等人写信，包括张学良等，前提是“一致抗日，停止内战”。毛泽东在给张学良的信中说：“只要国民党军队不栏阻红军的抗日去路与侵犯红军的抗日后方，我们首先停止向国民党军队的攻击，以此作为我们停战抗日的坚决表示。”这是当时红军西征过程中统一战线的大背景。1936年8月以后，西征战役基本结束，主要是准备迎接二、四方面军北上会师，统一战线工作显得更为重要，这是当时的基本方针。
当时统一战线工作的形式很灵活，可以唱救亡歌，面对面喊话，散发传单，也可以书写标语等。1936年8月以后，红军与国民党军队之间大致以固原以北的清水河为界对峙。在抗日统一战线旗帜的召感下，双方虽然以对峙的形式出现，但很少发生冲突，亲近了许多。固原县以北七营镇的五营沟是一个典型，清水河这边是红军，河那边是东北军，互相喊话鼓励。离开了白山黑水的东北军，他们痛恨日本侵略者，不愿意打内战。有时候要做给别人看时，也开枪射击，但枪响了，子弹却飞向天空，双方都知道是表面上的对峙状态。
白天各守营地，互相对话。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一曲《在松花江上》的歌，飘过清水河到达对岸东北军的耳朵里，一歌千重浪，心就走到了一起。红二师师长杨得志、政委萧华，经常连夜到前沿连队指导工作。由开始的连队，到后来的团、师都有互动。枪声、炮声没有了，有的是歌声、对话声。发展到后来，红军还在河沿小沟里开设接待站，专门用来接待东北官兵；有时候赶上吃饭，就留下吃饭，如同一家人一样。萧华将军回忆说：“从此以后，在我们和东北军对峙的清水河一线，成了奇特的战线。我们白天在各自的阵地上对峙着，战线上鸦雀无声。晚上就是另一番景象。傍晚，清水河东边的红军部队首先唱起了‘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的悲壮歌声，接着河西边东北军的营堡里，‘走，朋友，我们要为爹妈复仇’的愤怒的歌声又传到我们这里来，我们部队唱‘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他们就唱‘打回老家去’。唱到心酸之处，可以清楚地听到他们的呜咽声。”
此为一例，再举一例。
有了这个开端，红军与东北军在固原地区基本上维持互不侵犯、各守防地的态势。固原以北的重镇杨郎，在数月前的西征战役中曾与马鸿宾部在这里打过一仗，等到驻固原的东北军增援时，红军已撤离杨郎进入黑城。随着统一战线工作的推进，到了1936年9月中旬，红军与东北军举行秘密会谈，地点就在杨郎庄，这里此时是东北军骑六师师部所在地。双方就“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的命题达成了口头协议。这对红军迎接二、四方面军，对红军建立新的根据地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9月18日，红军部队与驻固原杨郎镇的东北军105师，共同组织“纪念九·一八”事变6周年联欢晚会。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朱瑞率部参加联欢。此后，双方签定了局部停战协议。
以上是统一战线工作的两个典型。由此，我们看到了红军西征后期，统一战线工作对整个战役的影响。
##七、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
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是在豫旺县苏维埃临时政府的基础上成立的。成立的过程，可分为前后两段。
豫旺县苏维埃临时政府
1936年6月，红军西征在宁夏中南部地区接连取胜。6月16日，左路军红一军团二师一举攻占豫旺堡；6月21日，右路军红七十五师解放王家团庄、同心城；6月27日，红十五军团七十三师等部包围豫旺县城下马关十余天之后，攻克下马关城。至此，豫旺县境主要城镇已经解放，豫旺县苏苏维埃临时政府的成立提上了日程。在红十五军团的帮助下，豫旺县苏维埃临时政府成立，在庆祝大会上，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先后在大会上讲话。中共豫旺县委书记兼政府主席，是由西方野战军政治部委派的刘昌汉同志来担任的，临时政府办公地设在豫旺城，为西方野战军指挥部进驻豫旺城奠定了基础。7月上旬，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政治部主任刘晓、副参谋长聂鹤亭随西征总指挥部进驻豫旺城后，红十五军团和豫旺县苏维埃临时政府在城隍庙召开军民大会，程子华在大会上讲话。话题的主要内容：红军西征的意义，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回汉人民要团结起来，建立自己的政权等。
豫旺县苏维埃临时政府建立之后，在获得新生命的土地上建立了若干个区、乡基层政权，当时主要是“区”一级，如城关区、豫旺堡区、甜水堡区等，现在隶属于甘肃环县的毛居井也划入豫旺县临时政府管辖范围之内，称之为“毛居井区”。基层政权的建立，带来了新的活力和生气，维护地方治安的游击小队也建立起来了。一首《唱一个苏维埃》的民歌，就表达了解放区的精神面貌：“胡琴拉起来，唱一个苏维埃……”军民关系，回族民众与红军的关系，都非常融洽，民歌的力量和它的宣传效果是不可低估的。这一切，为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
过去，人们对豫海县的地域概念较为陌生。豫，是取原豫旺县的名字；海，是红军西征获得的部分原海原县的土地。红军西征接连取胜，开辟了新的根据地，豫海的地域都包含进来了。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的建立，是红军西征胜利的象征。1936年8月，中共陕甘宁省委书记李富春来到同心，协助和指导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的筹建工作，组成了以李富春、王首道、唐天际、程子华、马青年等人为成员的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筹备委员会，实施指导工作。经过两个月的紧张筹备，前期工作就绪。10月初，筹备委员会给毛泽东、党中央和红军各部队发出《召集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代表大会通电》，10月20日，陕甘宁省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成立大会在同心城南古老的清真大寺隆重举行，会期进行了3天，各界代表100余人参加，红军星火剧团还演出了庆贺的文艺节目。
这座古老的清真大寺，是承载着中国传统建筑文化与伊斯兰建筑文化有机融会的建筑物。清真大寺有幸，它见证了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成立的过程和隆重的场面：主席台上悬挂着马克思、恩格思、列宁的画像；各界人士向大会赠送贺幛和贺匾，包括情感诚挚的贺词。《豫海县回民自治条例》、《减租减息条例》、《土地条例》等重大决议案，都是在这里讨论和通过的；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领导成员，也是在这里选举产生的，马和福为政府主席，李存德为政府副主席。同时，决定正式启用刻有中国共产党党徽和阿文、汉文两种字样的自治政府印章，办公地点设在同心城以南15公里处的王家团庄。
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成立后，陕甘宁省委决定成立豫海县委，由贺恩宽（又名贺旭东）任县委书记。县委、政府都成立了，保卫新开辟的根据地，巩固和发展新成果就显得十分重要。于是，在红军十五军团的帮助指导下，组建了地方武装豫海县回民游击大队，马和福兼任大队长；组建了江湖抗日游击队，由马青年任总指挥，目的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保卫地方，共同抗日。
一个新生的回民自治政权诞生了，在当时是震惊全国的大事。陕甘宁省新增加了一个地方县级政权，扩大了一片新的根据地，为西征红军赢得了相对安全的后方基地。对此，《红色中华》报作了盛况空前的报道。
豫海县回族自治政府的成立，是当时特殊背景下的产物。由于当时的特殊情况，豫海回民自治政府存在的时间不长。1936年10月28日，红军撤离同心城。11月中旬，撤离整个豫海地区，北上参加者山城堡战斗。此后，国民党胡宗南和马鸿逵的军队进入同心，以“清党”、“清红”的名义，搜捕和杀害自治政府的各级党的干部和工作人员。面对严峻的形势，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的活动由公开转入秘密。
1937年2月，由于坏人告密，自治政府主席马和福被捕，被马鸿逵残杀于同心城西门外。
这段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早已远去，但同心清真大寺大殿的屋檐下，仍旧悬挂着刻有“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的牌匾。仔细端详这块牌匾，你会读出70年前在这里经历的一切。
爱民如天的故事
红军西征过程中，全力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和红军总政治部发出的民族工作政策。按照要求，红军在各部队深入进行党的民族政策教育，使人人明白了红军与回民关系的重要性。同时，还要做促进与回民关系融洽的事情，让回民从心里佩服。同心县羊路乡吊堡子，是彭德怀司令员住过的时间较长的一个地方。在这里，彭德怀连夜帮助农民马占才找丢失的马匹的故事，李姓木匠给彭德怀做木床的故事，都表达了一种真情——红军与回民亲如一家。
“爱民如天”的故事，讲的是红军与回民上层宗教人士情同手足的关系，故事就发生在洪岗子。
洪岗子，位于同心县城向西53公里处。远远看过去，茫茫戈壁滩上有一处规模庞大的伊斯兰建筑群，这就是洪岗子拱北。这里属于(2005年划归中宁县管辖)下流水乡洪岗子村，因村里的洪姓为主而得名。洪岗子拱北是为纪念伊斯兰教苏非派虎夫耶洪门的道祖洪寿林(1852—1937)而建，也是该派教众的宗教活动中心。1937年农历七月二十四日洪寿林归真，教众在其坟墓上建起灰砖八卦亭拱北，并建有附属的沐浴室、照壁、坐静室、门楼等，“文革”中被毁。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由已故原自治区人大副主任洪维宗哈吉主持兴建，历时两年有余，于1994年落成峻工。“爱民如天”的故事，就是讲洪教主曾积极拥护红军的抗日主张、拥护红军西征的故事。
红军驻同心一带时，不仅要处理好与回民大众的关系，还要做好伊斯兰教上层人士的工作。因此，曾多次派代表去喊叫水乡洪家岗子拜访虎夫耶教派的教主洪寿林老先生，并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和民族政策，洪教主都热情地接待红军代表。有一次，红军代表再来拜访洪教主时，被地方民团发现。民团急于抓人，但因没有掌握拿人的依据，就未敢冒然闯入洪教主家里抓人，但却派人在周围监视。当时情况特殊，洪教主也担心有意外的闪失，让国民党兵把红军抓去，就把红军藏在“禁房”内。外面监视得紧，红军代表在这里一住就是七八天，白天由其家人送茶送饭，晚上教主与两位代表倾心交谈，对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和抗日主张有了一定的了解。红军代表离开洪家岗子时，是阿訇穿戴打扮的模样，另外还派了周生斋、田风海二人相伴护送回到同心。
有了与红军的多次接触，洪教主对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对红军也产生感情。以后的日子里，他宣称红军为“顺民之师，仁义之师”；同时，还动员教民给红军送粮草。此后，当红军击败洪家岗子民团时，红十五军团为感谢洪教主对红军的热情关心和大力扶持，派军团政治部敌工部长唐天际和回民独立师师长马青年带领数十名战士，赶上百余只羊，再带上一面长方形的大红锦幛，热热闹闹，喜气洋洋地送到洪教主家。最有纪念意义、最能表达红军战士一腔热忱的就那面大红锦幛。锦旗的上款写着“寿林回族大教主法正”，中间题 “爱民如天” 4个大字，落款为“汉族同胞程宗教、唐天际赠”。
洪教主接受了红军送来的礼物，也热情款待了红军战士。之后，为表达他对红军的敬仰之情，为祝福中国革命的胜利，他在绿色锦幛上写下了 “太阳之光”的锦旗，派周生斋和田风海送到同心红军总部，一起送来的还有两箱蜡烛。
两幅不同内容的锦幛，却深深地饱含着一段红军与洪教主亲如一家的故事和深厚情宜。
##八、红军将台堡会师
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是中国现代历史上悲壮的历史事件，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在经历千难万险之后的历史性转折。宁夏西吉、同心，是红军长征三大主力会师的重要地区之一，也是宁夏地方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长征，是艰辛的；会师，同样凝聚着前辈们的鲜血和汗水。
红军西征为红军会师打通了地域空间
红军西征的目的之一，就是为北上的二、四方面军会师扫除障碍，开辟会师的地域空间。西征之初，毛泽东就电告二、四方面军，借有利时机或出甘肃，或出青海，由一方面军适时向天水、兰州方向接迎。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和红军西征打通的地域空间，使得国民党蒋介石非常惊恐。蒋介石此时调大军围剿，要将红军各部队隔开，将红军与张学良的东北军隔开，将红军与苏联隔开。同时，再加上张国焘另立中央的举动，给红军会师带来更大困难。
1936年7月下旬，蒋介石调集5个军的兵力，不但进攻陕甘宁边区，而且集结甘肃、宁夏，围剿西征的西方野战军，同时部署王均、毛炳文等部专力阻拦二、四方面军北上会师。追击、堵截红军北上的是驻甘肃绥靖主任朱绍良指挥的国民党各军，分4路堵截，阻止红军北上。在这个过程中，西方野战军全力以赴，充分利用西征开辟的苏区和路线向西南推进，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
迎接红军北上
8月以后，西方野战军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转入休整。8月1日，红一军团团以上干部在固原县七营镇，举行庆祝建军9周年联欢晚会。清水河边的滩地上，搭趣了一个活动舞台，部队和当地群众都坐在台前，观看红一军团红军剧社的文艺演出。演出间隙，观众提议要军团政治部主任邓小平出一个节目。伴随着热烈的掌声，邓小平走上舞台，用法语演唱了法国的名曲《马赛曲》。
8月底，当二、四方面军离开甘南北上时，西方野战军由豫旺堡向西南挺进，有目的的向西（安）兰（州）公路靠近，以便策应红二、四方面军北上，迅速控制了中宁至固原大道以西、海原以东的地区，以军容整齐、士气旺盛的态势活动于固原、海原地区，迎接红军会师。
9月1日，彭德怀怀司令员率西征红军总部由豫旺堡向固原以北转移。4日，进驻吊堡子（同心县羊路乡）。5日，在吊堡子召开团以上干部大会，西方野战军的主要领导彭德怀、左权、聂荣臻、徐海东等都参加了；红军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还专程从陕北瓦窑堡赶来，为大会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形势和红军行动的重要指示精神。彭德怀司令员讲了当前的主要任务，强调了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的贯彻执行，要求积极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这次大会，实际上是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三大主力会师的开始。
会后，西征红军分两路向西南推进。右路军从同心城、王家团庄一带出发，向海原兴仁方向推进，占领了甘肃靖远县打拉池，目的是保证右翼安全。左路军则沿着吊堡子、七营向南推进。此外，还由红一师的陈庚、杨勇部，红一军团直属骑兵团组成一个特别支队， 由聂荣臻指挥，类似于中路军，直接进入隆德、静宁地区，要在迎接红二、四方面军的同时，完成三大主力会师的左翼安全任务。特别支队行进的路线，基本是沿清水河谷南行。在海原以南的郑旗堡，还与马鸿宾的部队有过交锋，击溃了马部的3个营。14日，占领现在的西吉县硝河城、将台堡，这里当时属于隆德县管辖。位于甘肃静宁与会宁两县之间的界石铺，当时的战略位置很重要，中央也看重这里，在给西征野战军的电文里明确指出，要“确保界石铺始终在我手中”，以确保控制静宁与会宁两县的主动权。缘此，9月18日，特别支队就占领了界石铺。
同时，左路军在向南推进的过程中，也与国民党的军队有过交锋。9月16日，红一军团与红十五军团的一部分，在海原县韩府湾地区（固原以北）歼灭了国民党第六师的一部分，击溃了三十五师两个营。同时，红一方面军主力，也在固原县七营一带歼灭了国民党骑兵第六师的一部分，推进顺利。
会宁胜利会师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分别在甘肃会宁县城和宁夏西吉县将台堡举行。
会宁城红一、四方面军大会师。
1936年9月30日，西方野战军左、右纵队，向会宁、通渭一线推进。红十五军团骑兵团，长距离连续行军150多公里，一举袭击攻取会宁县城。红十五军团七十三师等部队，离开同心县王家团庄后西进，经海原、干盐池、打拉池等地，目的是配合骑兵团夺取会宁，在会宁城外击退了企图占领会宁城的胡宗南部。这一时期，打拉池是一个热点。10月4日，彭德怀的西方野战军总部进驻打拉池；随后，徐海东、程子华的十五军团也进入打拉池。10月5日，红四方面军三十一军占领通渭城。至此，会宁、静宁、通渭三县城均为红军控制，有了这个三角地带的空间，就为一、四方面军主力在会宁城的会师奠定了基础。
10月8日，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到达甘肃静宁县的界石铺。第二天，朱德、张国焘等领导和四方面军的指挥部一同抵达会宁县。10月10日，红一、红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在会宁县城文庙前举行联欢庆祝大会，久别重逢的红军兄弟们，在经历了艰难困苦的人生体验之后回归到一起，群情激奋，欢呼声穿越了会宁古城。多少人热泪盈眶，多少人拥抱高呼。庆祝大会上，宣读了中央发来的热情洋溢的贺电。
红军西征过程中，多次提到打拉池城。
打拉池，是一处古城，城筑于北宋，起初叫“打罗城”，后来改为“怀戎堡”。 明代宪宗成化九年（1473），曾增筑打喇赤堡，东门为“定远”，西门为“得胜”。打拉池是座古城，在海原县西安乡以西80里的地方，曾隶属于海原县管辖。打拉池城地势低洼，周围群山起伏，地形特殊，在军事防御方面，是一处要塞。民国九年（1920）海原遭遇特大地震后，打拉池古城被毁，后再无修建。虽然是座坍塌的古城，但它的军事战略意义仍在。因此，红军西征时的进退仍看重这里军事地理位置。
10月20日，红军总部和第四军等部队撤离会宁县城，向打拉池、海原方向推进。23日到达打拉池后，朱德、张国焘与等候在这里的彭德怀司令员会面。红一、四方面军在打拉池城外的一块平地上，也举行了联欢大会。张国焘、朱德、徐海东等都讲了话，两个方面军的剧社还表演了文艺节目。联欢会进行的过程中，歌声、笑声、欢呼声，回荡这个历史悠久的打拉池古城的上空。
在打拉池城下，除了红一、四方面军大联欢外，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商讨“宁夏战役”的计划。朱德、张国焘、彭德怀、徐海东等都参加了这次重要会议。
在制定“宁夏战役”前，还有一个“海打战役”。一、四方面军会集打拉池城下，与先定准备的“海打战役”有密切关系。10月28日，中共中央致电全军，一方面同意10月27日5时朱、张致徐向前、陈昌浩电，一方面部署海原、打拉池战役（称海打战役），任命彭德怀为前线总指挥兼政治委员。由于张国焘违抗中央命令，擅自将担任钳制、阻击毛炳文任务的第四、第三十一军撤往同心，从而敞开了海打战役的左翼战线，使毛炳文、胡宗南两部得以合拢，海打战役被迫终止，同时还殃及宁夏战役的实施。
将台堡大会师
将台堡会师，距离会宁会师仅十余天时间。10月22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率领红二方面军指挥部和红二军团抵达现在的宁夏西吉县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主力会合，左权、聂荣臻、邓小平等与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成等会面。红二方面军北进途中，处境艰难，前有国民党胡宗南、毛炳文部堵截，后有王均部追击，是在前后堵截、层层包围、昼夜兼程转战的间隙走过来的。10月19日，红六军团抵达甘肃会宁县老君铺；10月21日，红二方面军指挥部和红二军军团进至现在西吉县滥泥河地区；红三十二军也到了会宁老君铺，脱离了国民党军队的堵截。
22日上午，红二方面指挥部、红二军团与红一军团二师在将台堡胜利会师。与红一、四方面军会师一样，面对久别重逢的战友，高兴得热泪盈眶，都情不自禁地欢呼起来，拥抱、跳跃，当年经历过将台堡大会师的红二军团四师十二团团长黄新廷，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那种情感，真是用语言和文字无法表达的”。当时，红二方面军的总指挥部就设在将台堡。会师地点就在将台堡东边的大场上，会师将士1万多人就汇集在这里，盛大的联欢庆祝会就在这里举行，古老的将台堡墙边的空地上，是一片欢乐的海洋。至此，在历经艰难困苦和无数次浴血奋战之后，红军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终于胜利会师。
1936年秋，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将台堡胜利会师后，单家集一带虎虎生气，一派新景象。9月16日，中共静宁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在单家集成立，县委书记为蒲耕锺，政府主席马云清（1891—1970），是单家集回民。县辖10个苏维埃基层政权，其中平峰镇、公易镇、兴隆镇、单家集属于现在的西吉县管辖。当时，红军十分重视回族人民自决的要求，马云清还兼任单家集苏维埃自治政府主席。期间，马云清积极配合红军向回汉人民宣传革命道理，宣传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主张和民族政策，还为红军筹粮筹款，做了不少随军服务的工作。红军离开将台堡时，给马云清送了四条屏，称赞成他的功绩：“筹备军需，广招信敏，供给粮秣，德语才能”。
23日，红二方面军所属红六军团的1800多名将士，在团参谋长彭绍辉、十八师师长刘转连率领下，到达西吉县兴隆镇，与前来迎候的红一方面军第一师胜利会合，同样举行了盛大联欢大会。
至此，红军三大主力全部胜利会师。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毛泽东在给刘少奇的信中通报了这一喜讯：“三个方面军已全部在西兰大道会合”（《 毛泽东年谱》上卷，第三600页）。为策应红二、四方面军会师，西方野战军在宁夏境内进行过多次较大的作战行动并取得胜利，如盐池战斗、王家团庄战斗、下马关战斗、红城水战斗、七营战斗等，为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扫清了障碍，三大主力得以胜利会师。
同心城下会聚三军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红军三军会聚同心，是红军长征、西征结束后留在宁夏最辉煌灿烂的一笔。同心城，原本叫“半个城”，因了三军大聚会，才有了同心城的名字。
首先，是因为红军西征开辟的这块热土，为回军三军聚会提供了新的历史空间。其次，豫海回民自治政府的建立，充分发动了群众，尤其是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宣传，回族青年参加红军，有了良好的群众基础。第三，红军三军聚会同心，与即将实施的山城堡战役有着必然的联系。缘此，同心城西边河滩上雄壮的一幕，开启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
1936年11月12日，朱德率领的红军总部，彭德怀率领的前敌总指挥部到达同心城，与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一起，在城西的河滩上召开了军民万人联欢大会。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是先后在会宁县城、西吉县将台堡、西吉县兴隆镇完成的。但三军主力和红军领导人汇集于一地，这是第一次。联欢大会上，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主席马和福致欢迎词，也对共产党和红军表示衷心地感谢。之后，朱德总司令也讲了话，他首先感谢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对红军的亲切慰问和热烈地欢迎，也讲了要加强团结，创建大西北革命根据地前景。彭德怀也讲了话。
同心城的名字，也曾伴随过傅连璋与陈真仁夫妇的新婚增添了同心城里的故事。傅连璋（1894—1968），原名傅日新。福建省长汀县人，医学家。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新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奠基人、创始人之一。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唯一一位医疗将军，从没统兵打过仗的开国将军之一。1936年月11月，红军总部随军到了宁夏同心城，傅连璋时任中央红色医院院长兼红色医务学校校长，中华苏维埃国家医院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第一副部长，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副部长。在红军长征途中，他以他的妙手医术保证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王树声、邵式平等大批中央领导、战士的健康，在军中有“红色华佗”的美誉。
傅连璋的夫人陈真仁写过一篇回忆文章，写他们在同心城举行婚礼的经历。当时傅连璋向组织写了一个结婚的报告，朱总司令批准了。他说：“同心城这个名字好，你们就在同心城举行婚礼吧！”举行婚礼的那天，朱总司令还特地送来两只羊。婚礼隆重，宴席丰盛，在长征路上那样的条件就已经很好了。朱总司令不但参加婚礼，还讲了话。马海德医生路过同心，听到他们举行婚礼，也来祝贺。在陈真仁的文章里，他们在同心城举行的婚礼充满着喜庆，有着难忘的纪念意义，同心城里结伴侣。
70年过去了，在中国革命的历程中，在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史上，一、二、四方面军会聚同心城，都是永载史册的一次盛会。这次聚会之后，红军的主力东进，与随之而来的山城堡战役、西安事变紧密地连在一起。
毛泽东眼中的宁夏与“宁夏战役”
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在打拉池这个地方，朱德、张国焘、彭德怀、徐海东等领导，根据当时的形势，已着手“宁夏战役”计划。
红军西征推进很快，宁夏盐池、豫旺、下马关、同心等地皆成为新苏区的地域，向南已达固原的七营、黑城、杨郎一线。这个时候毛泽东考虑如何打通苏联的通道，在西北地区有两条：一是宁夏及绥远西，是捷径；一是河西走廊，但路途遥远。他还是倾向于在宁夏作文章，如果外蒙古能出兵策应并解送军械，又有渡河作战条件，则出宁夏最为有利。但这样做的前提是必须要坚决打击马鸿逵部，进占灵武、金积、海原、固原，外围延及甘肃靖远地区。尤其是占据宁夏后，可解决当时红军财政费用与粮食供给问题，“天下黄河富宁夏”，宁夏是粮仓。特殊时期“宁夏战役”的计划，就是毛泽东占领宁夏、打通国际通道战略思想的体现。为此，还专门成立了宁夏工作委员会。
在毛泽东眼里，红军西征向甘肃西部发展，重点在宁夏。因为宁夏是陕、甘、宁、青、绥、内外蒙古，即整个大西北的枢纽。从自然地理环境看，宁夏气候比绥远、青海、陕甘北部都好，而且是盛产大米的地区，在西北为最富庶。“夺取宁夏，打通苏联，不论在红军发展史上，在全国统一战线上，在西北新局面上，在作战上，都是决定的一环。”（《毛泽东年谱 》582 页）缘此，便有了中共中央、中革军委1936年月10月11日下达的“宁夏战役”的作战纲领的出台，要求各方面军作好渡河和攻击宁夏的准备。10天后，西征前线总指挥彭德怀就宁夏战役的部署致电毛泽东，提出战役分两步进行：第一步以红一方面军主力占领黄河沿岸，以红四方面军的一部分进攻宁夏中卫与贺兰山外围的定远营（阿拉善左旗）等各个战略要点，牵制马鸿逵部，并于11月10日完成一切攻宁准备。（《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28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与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二步，渡过黄河控制宁夏门户，适时攻占宁夏省会银川。宁夏战役的意图，是集中三个方面军的主力向北发展，在西兰大道以北，黄河以东，同心以南，环县、下马关以西消灭来犯的国民党军队，以巩固和扩大西北根据地。
宁夏战役的部署，从时间上看，与国民党胡宗南、毛炳文、王均、关麟征等部由南向北推进，近乎是在同时。北面沿黄河一线又布防有国民党邓宝珊、马鸿逵等部，西征红军则处在南北两敌夹击之间，形势不断发生变化，影响着宁夏战役的实施。由于国民党军陆续向靖远、打拉池、中卫等地进攻，隔断红军主力与河西部队的联系，攻取宁夏战役的计划被迫停止，红军主力又向东转移。
由于各种军事对垒上的突变关系，宁夏战役的部署被迫停止。但从历史的角度审视，红军西征开辟了广大根据地，在宁夏大地上创建了多处苏维埃政权；西征打通了一、二、四方面军会师的通道，凝聚了抗日力量；西征延伸了红军与东北军的关系，团结了抗日力量。 这些重大历史意义，在表象上集中体现在此后不久的山城堡战役上；更深层的意义——形成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宁夏战役虽然未能最后实现，但现实意义重大。
红军西征在宁夏建立的苏维埃政权，除了豫旺、盐池、同心外，还有一个固北县。1936年7月，中共陕甘宁省委在西征红军地方工作团的协助下，在甘肃环县和宁夏固原县交界的地方建立了固北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王海忠（未到任）。固原辖境，主要是现在彭阳县草庙乡一带，当时在这里还建立了苏维埃政府和游击区。9月，成立了固北县委，慕纯农任书记，在草庙建立了“抗敌后援会”。1937年9月，撤消固北县，合并到环县。
红军三大主力在宁夏会师后，原已部署的宁夏战役由于国民党军队胡宗南、毛炳文、王均、关麟征诸部的堵截，宁夏战役已无法执行。但历史又奇迹般地发生转折，随着红军主力的向东转移，国民党军队的步步紧逼，主战场也由西向东转移，时空的变幻却生成了影响深远的“山城堡战 役”。
山城堡战役：长征的最后一战
甘肃环县的河连湾，斯诺说它“是个神奇的小山村”。因为共和国的开国元勋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邓小平等都在这里曾经生活和工作过。1936年7月至1937年9月，陕甘宁省委、省政府的所在地就在河连湾。1936年11月20日，山城堡战斗的命令就是从这里发出的。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对国民党在西北地区的统治造成严重威胁。一直千方百计围追堵截红军的蒋介石，也甚为恐慌。调集几十万大军，企图将红军在西北地区一举歼灭，为此还赶到西安亲自督战。1936年10月底，红军各部由打拉池、海原地区逐次东移，至11月15日，分别进至萌城、甜水堡、豫旺堡以东地区。 此时，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和骑兵军经红军劝阻，前进缓慢；敌第三军进占同心城后，也停止前进。红四军、三十一军向山城堡推进，在客观上成为诱惑胡宗南部深入的一个原因，胡宗南第一军也仗着装备精良的武器，孤军深入，进至同心县豫旺地区。
面对当时的战局，为打好山城堡这一仗，中央军委命令红军主力向山城堡迅速靠近，寻找战机歼灭敌人；三个方面军都作了大量准备工作。山城堡，位于环县以北洪德堡和甜水堡中间地带，这里的地形有利设伏歼敌。面对国民党军队的步步近逼，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决定在这里歼灭胡宗南一部，以粉碎蒋介石对陕甘宁苏区的进攻。红军各部向山城堡地区集结时，由于苏区的坚壁清野，胡宗南部的粮食出现了恐慌，屡屡向蒋介石告急。蒋介石要胡宗南快速占领定边、盐池，以就地解决给养。
实际上在当时，红军也在组织地方群众，为军队筹集粮食。中共中央和西北办事处要求陕西甘宁省筹集粮食33000石（其中16000石由军队筹集）。陕甘宁省《关于筹集粮食的批示信》，向各县分配任务。宁夏境内的盐池县、豫旺县都有任务下达：定边、盐池两县在一起下达，是5000石；豫旺县是700石。当时明确指出：“粮食的筹集主要从没收土豪地主中完成。”（中共庆阳地委党史办编《陇东革命根据地的形成》第404—406页）省委组织工作团来豫旺、下马关一带发动群众，筹集了大批粮食、蔬菜、麦草、门板等物资送往回军部队。
1936年11月上旬，红军主力继续向东转移，尾随的国民党军队已靠近陕甘宁边区的西大门。中央根据敌我军事态势，决定在豫旺与洪德之间的山城堡地区打击敌人。“豫旺、盐池、环县之三角地区最利于我们作战。”这是当时中央决定的山城堡战役的最后精神。17日，胡宗南的第一军分3路向定边、盐池推进。当日上午11时，红军第四、第三十一军在萌城、甜水堡以西地区击溃敌军中路第一师第二旅，毙伤其600余人，击落敌机一架。18日，由毛泽东、张国焘、彭德怀等联合署名的《关于粉碎蒋介石进攻的决战动员令》，必须打赢山城堡战役，以此作为胜利的礼物献给苏区人民，将士很受鼓舞。19日，红军前敌总指挥彭德怀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决定集中优势兵力，歼灭向山城堡孤军冒进的国民党军第七十八师。他率前敌总指挥部，来到山城堡东南的于家湾勘察地形。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等在山城堡召集参战部队开会，部署兵力，决定在山城堡地区歼灭胡宗南七十八师。21日下午，红军迅速对胡宗南七十八师形成包围，红十五军团和红一军团第二师向山城堡西北之哨马营攻击，断其退路，将其置于红军四面牵制之中。与此同时，红一军团主力由南向北，第三十一军由北向南，第四军由东南而西北向山城堡进逼。红军发起总攻后，发挥近战、夜战的优势和特长，大胆穿插分割，战斗到了深夜，大部分敌人已被消灭，小股溃散于大山之中。22日9时，红军全歼敌人一个多旅。与此同时，红二十八军在红井子附近击溃了胡宗南派向盐池方向进攻的第一师第一旅，敌人余部仓皇西撤。
胡宗南部遭到沉重打击后，向西撤退。山城堡战役胜利结束，长征也画上了一个句号。
山城堡战役的胜利，是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的结晶。具有历史意义，它不仅挫败了蒋介石妄图围剿红军的计划，为红军赢得了地域空间，彻底粉碎了长征、西征以来国民党反动派对于中央红军的围追堵截，而且迫使国民党停止了对陕甘宁根据地的军事进攻，壮大了红军的声威。聂荣臻在他的《结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最后一仗———山城堡战役》一文中写到：“这个胜利的战斗是长征的最后一战，也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最后一战。这一战斗对国内和平和抗日战争的实现，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它是我军在历史伟大转折中的一个重要战斗。”同时，巩固了与东北军的统一战线，为“西安事变”的发生和“逼 蒋抗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结盟产生了划时代的作用和影响。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山城堡战役，是中国现代军事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山城堡战役的结束，预示着红军西征的结束。西征的军事行动结束了，但西征的军事意义所形成的深层潜在的历史作用和重大影响，将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终形成继续产生着重大现实作用和深远的历史影响。这是一个旧时代的结束，新时代的到来，以“西安事变”为转机，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实现，国共共赴国难，中国历史揭开了一个新时代。
红军大会师：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追溯历史，人们都清楚，1936年月12月12日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是逼迫蒋介石抗战的源起，也是全民抗战的开始。但“西安事变”的源起，却与红军西征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更是与山城堡战役有着千丝万缕地联系。山城堡战役，有力地打击了蒋介石的反共气焰，稳定了西北地区的局势，尤其是陕甘宁根据地。山城堡战役进一步使张学良、杨虎臣二位将军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身上看到了抗日的希望。同时，也促使张学良、杨虎臣更加坚定了与中共联合抗日的决心。“山城堡战役是西安事变爆发的直接导火线”（曲涛、李仲立著《陇东老区红军史》，第327页，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是有道理的 。
60年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先生在他著名的《西行漫记》中写到：“1936年 6月，我的一位中国好友带给我中国西北出现了使人惊讶的政治局面的消息——这后来终于 导致蒋介石总司令被扣的惊人事件，扭转了中国历史的潮流。”（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 》第7页，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这里，斯诺已经把红军西征、“西安事变”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内在原因联系在一起了。山城堡战役的指挥者彭德怀也在他的自述中谈到山城堡战役时说：“此役虽小，却成为促成西安‘双十二事变’的一个因素。（《彭德怀自 述》第 217页）也是说山城堡战役与“西安事变”的关系。1984年版的《西行漫记》出版时，胡愈之先生在“中文重译本序”里说：“1936年，中国正酝酿着由长期的反共内战转变为对日本 帝国主义的全面抗战，而这也就是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实际上，也都是在说红军西征与“西安事变”的关系，包括之后所形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意义。
今天，我们更加追念那些曾经驰骋在宁夏大地上的红军英雄，也怀念那些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身的前辈们。
红军西征与西安事变
西征的中枢地区在宁夏。在此前毛泽东就认为，当前的任务是扩大陕甘宁革命根据地。西面的甘肃、宁夏地区是无堡垒地区，我军应到这一地区进行外线作战。西征的目的很明确：为着极力扩大西北抗日根据地并使之巩固；为着扩大抗日红军；为着更接近外蒙和苏联；为着一切抗日力量的团聚。
宁夏与陕甘宁边区大本营——陕北是连为一体的。西征时期宁夏南部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东与陕北根据地相连；南与西兰交通枢纽固原相接；西可越黄河抵河西，发展的空间很大。从陕甘宁根据地的开辟与扩大看，无论是以宁夏中南部为中心向南、西、北发展，还是进退防御陕甘宁边区，都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同心县外围是交锋的战场，南部是国民党东北军，西部是蒋介石嫡系胡宗南部，北面是独守宁夏的马鸿逵部等。就是在这样一个围剿堵截的空间中，与红军东征一样，红军西征同样开辟了广大的苏区，建立了豫海回族自治政府等苏维埃政权，换起了民众，尤其是广大回族群众，凝聚了抗日力量。
红军西征的过程中，接近和争取东北军以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毛泽东非常看重这一点。1936年5月18日西征战役命令发布后的第三天，毛泽东在给朱德、张国焘等人的电文里已谈到“红军同东北军合作的情况”，红军与东北军已有一定程度的来往。5月25日，毛泽东等在给朱德、张国焘等人的又一份电文里，在谈到二、四方面军快速北上会师时说：“……至于奉军（东北军），已与秘密约定不加拦阻”。实际上，在红军西征过程中，已经伴随着与东北军一定程度上的合作。5月26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等人电文里又说：“已电张（张学良）让出曲子、环县、洪德城，但一军团应不待张复电即进至元城镇……相机占领曲子及其南北一线，惟以不与东北军作战为原则，对马鸿宾（时任国民党西北“剿总”第一路军第四纵队司令兼第三十五师师长）则坚决打击之。”可见，西征一开始，红军与东北军已经默契，以示尽量减少正面冲突。对马鸿逵部是坚决打击的，攻占宁夏是西征的军事目的之一。同时，对于敢于正面围剿红军的东北军，西征红军还是要教训的。何柱国部，是国民党军西北“剿总”所属东北军骑兵军军长，在张学良去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时，按照蒋介石的命令，指挥东北军步骑兵数师的兵力自庆阳至固原一线向红军进攻。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电文中说：“对何柱国指挥‘进剿’之全部东北军，宜决定消灭其一部，这样做不会妨碍大局，反有利于大局。”其实，何柱国部到宁夏固原一带，也未敢发动全面进攻。
杨虎臣的西北军，也是红军西征过程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争取力量。西征后期，毛泽东曾致信国民党第十七路军总参议杜斌丞，希望他进一步推动杨虎臣接受抗日联合战线。西北地方势力，也希望杨虎臣能大力斡旋。杨虎臣同意联合战线时，毛泽东表示欢迎，并派人专门拜谒杨虎臣。无论张学良，还是杨虎臣，西北军事委员会始终采取统一联合战线的政策。即抗日是基本指向，在抗日的前提下，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走向联合。由“西安事变”，可以明白地看出红军西征过程中，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在一步步走近，最终结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关乎国家前途命运的抗日的问题上，他们的指向是一致的，都是在联合抗日旗帜下的共同目标。
红军西征期间，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在宁夏的大会师，山城堡战役大捷，为西安事变的发生创造和提供了特定历史背景下的地理环境和军事保障，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它的历史意义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红军西征为红军会师打通了地域空间。红军西征的目的之一，就是为北上的二、四方面军会师扫除障碍，开辟会师的地域空间。西征之初，毛泽东就电告二、四方面军，借有利时机或出甘肃，或出青海，由一方面军适时向天水、兰州方向接迎。而蒋介石此时调大军围剿，要将红军隔开，将红军与张学良东北军隔开，将红军与苏联隔开。同时，再加上张国焘另立中央的举动，给红军会师带来更大困难。
1936年7月下旬，蒋介石调集各路大军，不但进攻陕甘宁边区，而且围剿西征的西方野战军，同时部署王均、毛炳文等部专力阻拦二、四方面军北上会师。在这个过程中，西方野战军全力以赴，充分利用西征开辟的苏区和路线向西南推进。8月底，当二、四方面军离开甘南北上时，西方野战军由豫旺堡南北向西出动，迅速控制了中宁至固原大道以西、海原以东地区。10月22日，红一、二方面军在今宁夏西吉县将台堡胜利会师；11月中旬，红军三大主力在宁夏同心城会师。
第二，山城堡战役是西安事变的直接缘由。山城堡，位于环县以北洪德堡和甜水堡中间地带，这里的地形有利设伏歼敌。面对国民党军队的步步近逼，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决定在这里歼灭胡宗南一部，以粉碎蒋介石对陕甘宁苏区的进攻。1936年1月21日下午至次日上午的山城堡战役，以红军的彻底胜利而宣告结束。山城堡战役的胜利，是红军主力会师的结晶。具有历史意义，它不仅挫败了蒋介石妄图剿来红军的计划，为红军赢得了地域空间，而且迫使国民党停止了对陕甘宁根据地的军事进攻，壮大了红军的声威。同时，巩固了与东北军的统一战线，为“西安事变”的发生和“逼蒋抗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结盟产生了划时代的作用和影响。
第三，西安事变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追溯历史，人们都清楚，1936年月12月12日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是逼迫蒋介石抗战的源起，也是全民抗战的开始。但“西安事变”的源起，却与红军西征有着内在的联系，更是与山城堡战役有着千丝万缕地联系。此役有力地打击了蒋介石的反共气焰，稳定了西北地区的局势，尤其是陕甘宁根据地。山城堡战役进一步使张学良、杨虎臣二位将军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身上看到了抗日的希望。同时，也促使张学良、杨虎臣更加坚定了与中共联合抗日的决心。“山城堡战役是西安事变爆发的直接导火线”，是有道理的。
60年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先生在他著名的《西行漫记》中写到：“1936年6月，我的一位中国好友带给我中国西北出现了使人惊讶的政治局面的消息——这后来终于导致蒋介石总司令被扣的惊人事件，扭转了中国历史的潮流。”这里，斯诺已经把红军西征、“西安事变”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内在原因联系在一起了。山城堡战役的指挥者彭德怀在他的自述中谈到山城堡战役时说：“此役虽小，却成为促成西安‘双十二事变’的一个因素。”也是说山城堡战役与“西安事变”的关系。这些关于西征与“西安事变”的话题，实际上也都是在说红军西征与“西安事变”的关系及其之后所形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意义。
1936年12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中央关于西安事变的通电，毛泽东在作结论时指出：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臣是站在红军的侧面，受红军的影响很大。毛泽东也谈了这个问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是蕴含着丰富的历史内涵的。
在中国共产党的军事战争史上，红军西征在宁夏，前后只有数月时间，持续的时间并不是很长，但这个伟大创举本身、包括它所创造的业绩却在改变着历史。红军西征，迎接二、四方面军并三大主力会师、山城堡战役、西安事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这是一个链条上不同时间内又有密切内在联系的几大环节，它们之间有着深层的联系，有着直接的关系，是那段历史进程中特殊的表现形式。在交通、地理、生存环境极端困难的西征大地上，面对国民党大军的前追后堵，红军走过来了，并与结成的抗日大军一直走向抗日最前线。毛泽东高举爱国同胞联合抗日的旗帜，赢得了国民党东北军、西北军的拥戴，西安事变的发生，成为现代中国历史进程的转折。彭德怀在他的《彭德怀自述》里说：“如果我军当时把王均（国民党围剿红军的一部分）军消灭，西安事变就可提前”，红军西征与西安事变的关系说得更为直观。面对西安事变，毛泽东审时度势，发表声震中外的声明：“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主张和平解决，并为此而作出了种种努力，全系由民族生存的观点出发。设使内战扩大，张杨长期禁锢蒋氏，则事变的进展徒然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讨伐派。”历史已经证实了这一切。
##九、宁夏红色旅游资源：现状与保护
红军长征翻越六盘山、红军西征在宁夏的整个过程，是红色文化资源在宁夏生成的过程和文化背景。这段特殊的历史，不但孕育了宁夏的红色旅游文化资源，而且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西安事变的爆发都起过直接的作用，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在现代战争史上都是里程碑式的伟大历史事件。
宁夏红色旅游资源景区（点）多，文化内涵丰富。在对红军长征、西征包括解放战争时期的文化遗存，作大量考察调研的基础上，我们以为宁夏“红色旅游”资源可分为四大类：
自然遗产
六盘山，是红军长征翻越的最后一座大山，也是毛泽东用诗化的形式颂扬和描写过的重要山脉。一首《清平乐·六盘山》词，使六盘山走向全国，闻名世界。在六盘山身上体现着双重色彩，它既是自然风光悠美的山峦，吸引过汉唐帝王和文人墨客登临，又是数十年前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和红军长征最后翻越的大山，红色旅游资源的内涵极为丰富。泾源老龙潭景区，也属自然遗产资源。泾源是六盘山旅游区自然生态旅游的中枢，建立在泾水源头的老龙潭革命烈士纪念亭，更是增加了红色旅游文化的内涵。
建筑文化遗产
宁夏在全国有影响的红色文化建筑资源，大体有6大类。
1、西吉县兴隆镇单家集清真大寺的原址建筑。单家集，是一个回民聚居区。这里是70年前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经过的地方，是非常珍贵的红色文化遗产。现在看到的北厢房，是70年前的的遗物。这是一座较普通的房子，但又有它自身的特点。房子整体是砖木结构，但在前墙处做过特殊处理。前墙的二分之一处是砖墙，以上二分之一处全部是木结构，门、窗、墙皆为一体，松木为原料。窗户是传统的木窗格，上部有图案花纹装饰，较为特殊。1935年10月5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进入宁夏南部，毛泽东夜宿单家集，参观了清真寺，并与回族阿訇足膝相谈。毛泽东离开单家集后，国民党飞机向毛泽东夜宿的地方投下数枚炸弹。留在清真寺北厢房门、窗户和横木上的弹洞大小不一，清晰可见，成了那个特殊历史的见证。
2、西吉将台堡红军长征纪念碑。西吉县将台堡是三军会师纪念地。1996年10月，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一、二、四方面军会师60周年的时候，于会师地将台堡修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将台堡会师纪念碑，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江泽民同志题写碑名——“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将台堡会师纪念碑”，是具有历史意义的红色旅游文化建筑景观。
3、六盘山红军长征纪念亭。六盘山，位于宁夏南部固原市境内，是历史以来中原北出塞外的军事屏障，也是历史以来的文化名山。在现代意义上，六盘山不仅是一处风景优美的旅游区，更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座丰碑。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政府于1986年在六盘山顶峰选址修建了红军长征纪念亭，由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为纪念碑题词。巍巍六盘山，高耸纪念亭，在彰显伟大历史的同时，也为六盘山增添了一处历史文化景观，无数游人都来到这里瞻仰崇拜。20年后，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为推进国家红色旅游战略的实施，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政府再拨专项巨币重建六盘山红军长征纪念碑，建筑规模更大，设计更具文化内涵，是未来红色旅游的重要景区和景点。
4、六盘山红军长征纪念馆。红军长征70周年落成的六盘山红军长征纪念馆，是一个完整的建筑群，由纪念馆、纪念碑、纪念广场组成，纪念亭、吟诗台座落在对面的主峰上，前后的建筑互相映衬，形成为一个宏大的建筑群。纪念馆内展出各类文物近300件，图片近200幅，还有神态逼真的蜡像造型和显示红军长征线路的大沙盘。纪念碑的位置更为凸出，是高耸六盘山上的高层建筑，碑的正面为前总书记江泽民题写的“六盘山红军长征纪念碑”几个大字，东西两侧分别是毛泽东手书的著名诗篇《七律·长征》和《清平乐·六盘山》。纪念广场面积很大，门口有两组红军长征铜雕造像，再现的是回汉人民迎接红军和红军翻越六盘山的时壮观的时代群像。纪念广场的下面迎壁墙，建筑样式独特，是由三面红军军旗的造型，像征着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军旗上镌刻着江泽民题写的“长征精神，永放光芒”八个大字。纪念馆这三组建筑，与对面山峰上的纪念亭、吟诗台构成远景群体，远近融为一体，十分恢宏壮观。现在，这里已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青少年教育基地。在这里，民族精神教育、革命优良传统教育会得到良好的贯彻执行，人们的高尚情操、道德素质都会得到陶冶和锤炼。
4、豫海回民自治政府所在地——同心清真大寺。同心县豫海回民自治政府所在地同心清真大寺，体现的多元文化意义，其自身就是一处建筑风格独特的文化遗存，又是1936年红军西征时建立的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的所在地。同心清真大寺坐落于同心县城西南的台地上，是在元代喇嘛教寺院的基础上改建而成的，是我国现存较为古老的清真寺之一，也是元明时期回族形成的历史文化见证。由于同心清真寺的古老建筑样式及其久远的历史，1988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5、豫旺堡西征红军总指挥部旧址。1936年红军西征，同心是指挥中心所在，彭德怀的西方野战军总司令部就设在豫旺城的隍庙里。豫旺城，斯诺在他的《西行漫记》里多有记载。有些文字非常珍贵。下马关，是20世纪30年代豫旺县政府所在地。红军西征时的年代，下马关城城墙保存完好，尤其是南城门及其瓮城原貌得以保存，这是明代万历年间修筑的砖包城。下马关城，成为红色文化的象征，也是古文化建筑遗产不可多得的建筑景观。
6、毛泽东住过的窑洞。毛泽东翻越六盘山后，在彭阳县古城镇、长城塬乡分别住过一夜。古城镇茹河边上的这孔窑洞保存完好，方便游人参观。窑洞，原本是黄土高原上一道风景，从居住的角度被中外所关注，再附着一段毛泽东的故事，旅游文化色彩会更浓。此外，重要战役、战斗遗址，也是红色旅游文化的组成部分。在宁夏，如解放战争时期发生在今彭阳县的任三河战役遗址等。
各类红色文物遗存
红色文物遗存主要指红军长征、西征时期在宁夏留下的各类遗物，诸如锦旗、照片、生活用具等，主要分布在西吉、盐池和同心县。
1、西吉县。宁夏西吉县主要遗物有：毛泽东在单家集用过的桌椅，红军西征时留下的箱子、马灯，送给老百姓的饭盒、水壶等生活用具，有程子华70年前题写的“回汉兄弟亲如一家”的横匾。铸有吉鸿昌字样的大刀，属国家一级文物，也是非常珍贵的遗物。同时，西吉博物馆里收藏有另一种非常珍贵的文物，就是1995年纪念将台堡红军会师60周年时请红军长征、西征时的老红军书写的墨宝。这是与红军长征、西征有关的另一物化的文化形态，是另一种文化意义上的红色文化资源。
2、盐池县。盐池县博物馆收藏红色文化遗物最为丰富。盐池县革命纪念馆的红色文物，以其类别划分，大致有如下几类：
第一、实物类。一是红军西征用过的武器、书包、草鞋等；二是毛泽东、朱德发布的《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布告等；三是陕甘宁边区政府、三边政府、县政府用过的各类印章。二是报纸宣传类，主要是《三边报》和各类书籍。三是毛泽东、林伯渠、高岗等中央领导给盐池籍战士、三八五旅战士的各类奖状等。四是元华工厂生产的提蓝毛毯。五是铜币，有两面种：一种正面是川陕省苏维埃铸币厂铸造，面值“二百文”字样，也标有阿拉伯数“200”；背面是图案红五星及装在红五星里的廉刀和锤子。一种正面是苏维埃政府造币厂造，正面图案是廉刀和锤子，3颗小红五星围在廉刀和锤子外围；背面是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字样。六是陕甘宁边区货币——纸币，面值伍佰元、拾元、二角、壹角、伍分，印得都比较精致。此外，陕甘宁边区政府还发行过“建设救国公债”，也有实物展出。七是解放宁夏时期部队给群众的征粮收据，内容为征粮户主姓名、数额、麦子或黄米，以石、斗、升来计。
第二、红军西征过程的照片资料。这部分资料较丰富，是盐池革命历史文物展的主要内容。一是红军西征过程战地动员大会的内容；一是红军墙报的宣传内容，如“支部生活栏”、“宣传大纲”等；三是红军西征期间在豫旺等地活动的照片；四是红军西征时留下的各类标语，从同心韦州到盐池都有，这部分内容尤其珍贵，它是时代和民族精神的反映。在同心韦州红城水，我们看到的红军宣传标语的内容大都是打倒军阀，反对蒋介石卖国，联合起来抗日等内容，字体为行书，书写大小不规范，随意性大，且多错别字；但留在盐池的标语，却是宋体字，字体大小规范。无论怎样的字体，红军留在宁夏的标语，都是红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食盐，是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在什么时候，在哪个朝代，都是不能没有食盐的。盐池所在的盐湖，在历史上的地位就非常重要，是中原统治者和少数民族都非常看重的地方。陕甘宁边区时期，盐湖同样为特殊时期的陕甘宁边区作出过重大贡献。有一幅照片是1940年三五九旅四支队奉命在盐湖打盐的情景。盐池湖盐的生产与打捞，有力地支持了陕甘宁边区人民的解放事业，粉碎了国民党对解放区的经济封锁。
3、 同心县。宁夏同心县红色文物遗存，主要是在红军西征时期，大致有5类：
第一、书籍，以斯诺的《西行漫记》（或《红色照耀中国》）为代表。《西行漫记》里的不少内容，是斯诺在红军西征时期的同心战地采访完成的。《西行漫记》的版本较多，如日文版、中国大陆版、香港版等，红色旅游景区景点的建设完成后，《西行漫记》的不同版本都应该在同心县的红色旅游景区有展示。《彭德怀自述》一书，虽然描述西征时期在同心县的经历较少，而且是宏观上的，但毕竟有红军西征时在同心的历史，也应该是红色文物遗存的内容之一。
第二、照片资料，主要以红军西征时的红军高级将领、国外友人、红军在同心城的大聚会等历史事件为主，如彭德怀在豫旺的照片、徐海东在下马关的照片、西方野战军总指挥部在豫旺的照片、斯诺在豫旺的照片、马海德的照片，三军会聚同心城的联欢照片等。
第三、标语资料，主要是指红军西征时留下的各种形式的标语，诸如红军留在韦州红水城娘娘庙山墙上的标语，如 “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打倒日本救中国”等。
第四、题词，主要是红军西征部分领导的题词。如宋任穷的“西征甘宁，功绩卓著”、杨得志的“红军西征，功垂史册”、萧克的“红军长征陕甘宁，三军会聚同心城”等，这些题词已成为红色旅游文化开发的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
第五、实物，如陕甘宁省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大印，1936年唐天际题赠回族大教主洪寿林的锦幛等，包括红军西征过程中使用过的武器。此外，豫旺堡北大寺保存的红军西征时国民党飞机扫射北大寺时，在大寺廊柱上留下的累累弹孔的原木。据大寺的知情人讲，当时彭德怀就在北大寺主持军事会议。
同心县的红色旅游资源相对分散，以上所罗列的各类或实物、或资料都散见于各处，应该相对集中红色旅游景区景点的相关文物，辟有专门的陈列室陈列，以供游人参观。
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界定的表述看，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指“口头文化”和“和非物质文化”，它的表现形式包括：语言、文学、音乐、歌谣、舞蹈、游戏、神话、礼仪、习惯、手工艺、建筑术及其艺术门类。我们这里说的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是与红色资源相关的文化遗产，具体指人体行为承载的文化。口头文化，是非物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红军长征、西征时留下的或与红军长征、西征在宁夏相关的遗物，已引起全国文物与文化管理部门的关注，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类文化遗存正在消失。
1、口头和非物质文化。口头和非物质文化在宁夏，从目前情况看资源已很有限，在世的当事人和经历者已聊聊无几，西吉县将台堡毛家沟刘士杰老先生家里作过采访，刘老先生的父亲是当年红军长征、西征时倾向革命的前辈。尤其是红军西征时期，他的父亲往来于红军与老百姓之间，张罗着为红军征集粮草，联络农会，输相关事宜是红军与老百姓之间的纽带。驻军将台堡的萧克，还为他的父亲赠送一把大刀。这些远去的历史，已经无法再现，刘老先生说的大都是宏观上的记忆。要获取更多的口述史料，已经很难了，必须花大气力用更多的时间来做。
在同心中学家属区一幢简陋的房子里，我们与86岁的马建新老先生进行过较长时间的访谈。马老先生是红军西征、豫海县自治政府成立的参与者和见证人。他的家就在豫旺城，红军西征到了豫旺，他和他的家人都与红军走在了一起。他是从学生中间抽调出来做宣传工作的人，是为数不多的的思想较为进步的青年。时不我待，要抓紧马老先生健在的时机，充分利用好这部红军西征在宁夏的活字典。从口头与非物质文化界定的意义上，这是我们宁夏重要的文化资源和财富。
2、红军西征时期的歌谣。红军西征在宁夏，同心、盐池、海原、西吉等县是主要地区，尤其在同心、盐池一带生成了与红军西征相关的歌谣。当时同心县政治中枢豫旺县在下马关，所以红军的歌谣以“豫旺城”作为领衔对象，《红军打宁夏》的小调里多有“打开豫旺城”的段子。《红军打宁夏》的歌谣里描述的内容很丰富，歌颂共产党、歌颂红军、歌颂苏区，诅咒马家军、诅咒国民党，歌颂红军的严明纪律、公平买卖，歌颂回汉民族团结抗战的新时代。
3、军西征的故事。红军西征的时间虽然不是很长，但在中国革命史上却是一座丰碑。在这个历史过程中，红军一、二、四方面军齐集宁夏同心，红军的不少高级将领齐集同心，西征总指挥部在同心，著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也在同心作战地访问，还有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马海德……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孕育了特殊的历史故事。马海德，这位杰出的国际主义战士，他的原名并不叫马海德，叫乔治?海德姆。马海德祖籍黎巴嫩，曾获医学博士，1933年到中国，1936年经宋庆龄介绍，与斯诺一起到陕北，再到同心访问。马海德的名字是怎么来的，与红军西征有关，与宁夏同心豫旺县有关。这也是一段让中国人民感动的历史故事。
旅游线路、景区（点）设定与布局
国家旅游局借纪念红军长征70周年之际，正式启动红色旅游工程。从长远规划看，政府准备用5年时间，在全国范围内重点建设10个红色旅游基地、20个红色旅游名城、30条红色旅游精品线路、100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为主体的红色旅游骨干体系。
六盘山，是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前翻越的最后一座大山，宁夏，是红军西征时建立过区域性自治地方政权的地方，遗存在宁夏的红色旅游资源在量上相对不是很多，但经历的历史事件、产生的历史作用在国内外影响较大。毛泽东翻越六盘山、《清平乐?六盘山》词的面世，红军西征与西安事变等重大历史事件和文化背景，是有着超越时空的历史意义的。就全国已设定的红色旅游资源与线路、经典景区（景点）布局看，宁夏属于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红色旅游基地。30条红色旅游精品线路中，宁夏划在第16条线路中：兰州——定西——会宁——静宁——六盘山——银川线。100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中，在宁夏的有：固原市经典旅游景区（点）：隆德县六盘山红军长征纪念亭，西吉县将台堡一、二方面军会师纪念碑、兴隆镇单家集红军长征遗址，泾源县老龙潭革命烈士纪念亭。吴忠市经典景区（点）：同心县红军西征红色系列旅游景区（点），同心县陕甘宁省豫海回民自治政府旧址、红军西征纪念园、豫旺堡西征红军总指挥部旧址，盐池县革命烈士纪念馆。
这些景区（点），是国家旅游局等相关部门认定的宁夏红色旅游资源，已经涵盖了宁夏红色旅游的地域和类型。
旅游资源开发思路
宁夏红色旅游资源的开发，应体现以下几个方面的思路。
第一，推出宁夏红色旅游线路，将宁夏境内红色旅游景区（景点）连接起来，形成宁夏红色旅游文化的旅游带。在这个过程中，与其它旅游资源有机融会在一起。同时，加大宣传力度，推介宁夏红色旅游资源的背景文化，便于游人从地域与历史文化的多重层面上了解宁夏的红色旅游资源，以此来提升红色旅游文化的吸引力。
第二，国家旅游局已设定的30条红色旅游线路是网络状的，非常合理。在第16条旅游线路中，覆盖了宁夏境内的红色旅游景区（点）。红色旅游资源的开发，除了它的政治意义外，就旅游文化角度看，与旅游产业的发展路径是一样的，是旅游带的延伸，而不是景点的零散分布。这就必须要将宁夏的红色旅游资源的开发纳入国家设定的旅游线路之中，进入大的旅游网络。近年宁夏旅游开发的过程中，似乎由于区位的关系，南部固原基本与大的旅游线路脱节，也没有与周边地区的旅游景点衔接起来。这样，就影响了旅游文化产业的整体推进，形不成规模。实际上，固原处在兰州、西安、延安、天水的中枢，自然地理意义上有它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红色旅游资源的开发，一定要与周边的景区（景点）衔接起来。
第三，目前，国家设定的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点）在宁夏共有8处，主要分布在中南部地区。在推动旅游文化的同时，应将宁夏境内旅游景区（点）与红色旅游景区线路有机地衔接起来，是发展宁夏旅游文化的一大机遇。红色旅游资源多与自然生态、民族历史文化等旅游资源相伴生，可以与发展生态旅游、民族文化旅游等密切结合起来，形成宁夏综合型、复合型旅游线路和旅游模式。这样，宁夏旅游文化线路就会南北衔接起来，也能与周边地区性多种文化景观衔接起来，使得旅游过程的文化内涵更为丰富，有助于吸引更多的境内外游人。
第四，宁夏红色旅游线路在地域空间上占据绝对优势，向西往兰州一线，向东与延安相接。延安，是国家设定的十大红色旅游基地之一。宁夏红色旅游资源开发，包括宁夏整体旅游开发，必须而且与周边接轨，尤其是要实施以延安为中枢的陕甘宁红色旅游基地融为一体的旅游战略。这是宁夏红旅游开发的前提，也是宁夏旅游业发展的地缘优势。
第五，红色旅游开发的过程，要高品味，高起点，努力打造品牌。
旅游资源保护
实施保护性开发。“红色旅游”资源是宁夏历史文化资源中最年轻的文化遗产，但由于各种历史原因所致，当前亟需保护性开发。有代表性的如西吉单家集清真大寺及其原始房屋建筑还在，当年留在房门上、窗户上的弹洞还在。同心豫旺城北大寺的情况与此相近。同心清真大寺是多重历史与文化的承载者，建筑样式相对完好，但它们都需要彻底的实施保护措施，在保护基础上开发。固原市原州区黑城镇祁家堡子红军西征时留下的数幅标语，20年前我们的学生时代还考察过，但后来随着建筑物的拆除而随之毁灭。因而保护非常迫切。这些有代表性的红色旅游文化资源是宁夏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宁夏旅游文化开发的重要文化资源。
频临灭绝的文化遗产，应抢救性开发。抢救性开发主要指非物质文化遗产。上世纪经历过这段历史的老人们大都逐渐故去，若再不作抢救，遗憾和损失会更大。如红军长征在西吉单家集留下来的历史文化在民间的口头承传，红军西征、陕甘宁豫海回民自治政府期间留下来的与历史文化相关联的民间口头承传，及相关口头文化等。同心、盐池一带流传下来的红军西征时期的歌谣、故事，已通过不同的渠道搜集整理了一些，但总体上还不够，应该做更深入的挖掘和研究。
红色文化遗产保护。修缮后的红色旅游文化资源，应建立相应的管理机构由地方政府统一管理；流失于民间或地方文物管理部门零散收藏的各类红色文化遗物，应在宁夏博物馆、固原博物馆辟专馆展示，以集中而流动的形式使更多的中外游人有机会接触宁夏的红色历史文化遗产，促进不同地域文化间的旅游与对话。盐池博物馆革命历史文物相对集中，存量也大，但挖掘的潜力还很大。同心应在修缮与重建红色旅游文化建筑的同时，加强相关有关红色文化资源的搜集和整理。这是红色文化遗产保护的新路径。
加强对红色文化资源的研究和宣传。宁夏红色旅游资源还没有得到充分开发。近年宁夏旅游开发，原六盘山红军长征纪念亭、西吉将台堡红军会师纪念纪念碑、同心清真大寺，是过去宁夏红色旅游资源的代表性景区（点），但没有与其它旅游景点很好地衔接起来。被国家旅游局等部门确定的一些景点，如西吉单家集红军长征遗址、同心豫旺堡西征红军指挥部、盐池革命纪念馆等红色旅游资源，过去各种文字里提到的相对就少，更是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即使宁夏人，也很少有人去观光，是“养在深闺人未知”。尤其是像豫旺堡西征红军部指挥部旧址、泾源老龙潭革命烈士纪念亭等景点，宁夏人了解的也不多，更不要说是周边地区或外来游人。这就必须要采取多种形式，开展丰富多彩的主题教育活动，把弘扬和培养民族精神贯穿于公民思想道德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全过程，提升宁夏人的精神境界和凝聚力，树立良好的社会风尚。
总之，我们应借助国家实施红色旅游的有利时机，在保护、开发和研究红色旅游文化资源的同时，采取措施大力发展红色文化旅游，使之与宁夏历史文化资源、自然风光资源、民俗文化资源融汇衔接起来。促进红色文化产业化发展，是推动宁夏旅游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宁夏的红色旅游文化颇具特点。六盘山，属自然景观与红军长征历史文化的复合载体；同心清真大寺，是传统古建筑文化、伊斯兰文化、红色旅游文化的多重体。这些红色旅游文化资源、为发展宁夏文化产业，尤其是旅游业创造了良好的资源条件。红色旅游资源的开发，与历史文化资源、民俗文化资源、自然资源、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等的有机结合，是宁夏社会发展、文化繁荣、旅游经济提升的有效途径，也是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内在动力。
从全国红色旅游的保护与开发的现状看，“红色旅游”不仅是旅游业的发展，是拓展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空间新的增长点，而且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得要组成部分。宁夏的“红色旅游”资源非常丰富，《红军长征在宁夏》基本涵盖了所有的内容。充分利用、合理开发宁夏“红色旅游”资源，使其最大限度地发挥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是红色旅游资源开发、研究和保护的最终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