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给国民经济造成的影响，加之农业连年遭受灾害，国内经济形势十分严峻，人民生活极为艰难。进入20世纪60年代，为了克服困难局面，中共中央对国民经济实行了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从1961年起，中共银川市委认真贯彻中共中央的八字方针，从本市的工作实际出发，进入全面调整国民经济时期，恢复发展工农业生产，全市经济建设开始走出困境，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贯彻八字方针的历史背景
经历了三年的“大跃进”运动，银川市面临着农业严重减产、市场供应紧张、经济建设受到严重破坏的局面，严重的经济困难在各个方面反映出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扰乱了国民经济秩序。工业和农业之间比例关系失调， 1957年至1960年，工业总产值增长4.8倍，而农业总产值下降了15.7%，种植业下降17.9%。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比例构成由1957年的52.2∶20.0∶27.8到1960年的20.0∶45.2∶34.8，农业的发展大大落后于工业的发展，工业的发展脱离了农业的基础支撑。
二是农业生产遭受重大挫折，粮食问题十分突出。农村生产力遭到破坏，人的体质减弱，牲畜乏瘦死亡，土地变得贫瘠，粮食减产。1958年“大跃进”以来，全市粮食产量连续两年下降。1959年比1958年下降13.6%，1960年又比1959年下降37%。持续的高计划、高征购、实产低，造成了农民口粮减少，生活困难，饿死人的现象时有发生。
三是工业自身发展比例失调，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轻工业生产的发展速度不能适应人民生活的需要。工业生产出现了严重滑坡，1960年各项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都大幅度下降。
四是城乡发展比例失调。强调城市全面发展工业，吸引农民进入城市，造成城镇人口和职工人数增长过快。1957年至1960年全市总人口由35.8万人增长至48.1万人，增长34.4%；城镇人口由7.9万人增长至16.7万人，增长1.1倍；职工人数由2.4万人增长至10.2万人，增长3.25倍。城市人口和职工人数的急剧增多，既影响了农业生产，又加重了城市供应，造成市场供应和服务方面都非常紧张。
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正式确立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中共银川市委认真贯彻中央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国民经济总方针，开始调整国民经济。
1961年和1962年国民经济的全面调整
1960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要求各地党委“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纠正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以“共产风”为主的“五风”对于推进“大跃进”的失误发挥了重要作用，开展反“五风”斗争，对于纠正“左”的错误，全面调整国民经济，具有直接作用和重要意义。
1961年1月16日到4月，银川市在工交、基建、财贸、文教卫生、城区人民公社五大系统中开展“反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瞎指挥风”的试点工作。从4月中旬开始，在试点的基础上，开始全市性的反“五风”运动。运动分两批进行，全市97个单位开展了整风运动。到9月20日，市委对整风运动进行了总结。通过运动，提高了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认识，改进了领导作风，改善了党群干群关系，克服了领导干部中不深入实际、不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行为得到了扭转和纠正，进一步加强了党对企业的领导。
1961年8月27日至9月1日，中共银川市第四届党代表大会召开。大会认真检查了“大跃进”三年来的工作中出现的错误和带来的严重后果，总结了所犯的缺点和错误，主要表现在：指导思想上对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认识不足，对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剥夺农民这一根本性认识不足，混淆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界限、对人民公社以生产大队的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三级集体所有制是现阶段人民公社根本制度认识不清，急于过渡，工作中缺乏调查研究，缺乏深入地贯彻群众路线和充分发扬党内外民主。会议决定贯彻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方针，并遵照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认真安排好各方面的工作，“争取在较短时期内使我市农业生产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其他各项事业得到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会议就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加强工业生产、精工简政、压缩城市人口、开展加强调查研究和整风学习运动等各项调整工作进行了安排。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著名的“七千人大会”，比较系统地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经济工作的基本经验教训，切实推动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工作。之后，党中央用“七千人大会”精神统一全党认识，扎实推进国民经济全面调整。5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进一步制定大幅度调整国民经济的具体分方针、办法和措施，要求对国民经济进行坚决的全面调整。从5月起，全国上下开始了大刀阔斧的国民经济全面调整。根据中央的有关精神，银川市采取系列措施，深入推进国民经济调整。
国民经济调整恢复时期，市委和市政府突出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开展国民经济调整工作。
进行了大规模工业调整。一是压缩基本建设战线。关、停、并、转了一些设备不配套、技术不过关、原材料无保证的工业企业。全市基本建设投资额从1960年的6152万元压缩到1961年的2281万元，再压缩到1962年的626万元，基本建设投资两年降幅接近90%，而且改变投资方向，基本建设重点转向支援农业和交通运输业。仅1961年底，停办了铁厂、水泥厂、车辆厂、硫酸厂等8个企业，工业企业由原来的42个调整为30个，工交系统共精减职工4972人，基本建设投资减少55%。
二是调整工业内部结构。1961年11月召开城市工作会议，按照“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的八字方针和农、轻、重的安排次序，初步调整了工业和基本建设等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适当缩短重工业战线，加强农业和轻工业，并按照《关于城乡手工业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精神，对手工业所有制进行了调整。1962年3月，银川市工业系统在总结试点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开始组织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工业七十条”)。这一期间，全市相应地加强了轻工业战线，恢复和发展了手工业。停办了部分工厂，合并、调整了部分企业、车间，加速发展原料充足、为市场急需的皮革制品、毛织品、土纸和小农具、小商品的生产，重视建材和以农副产品为原料的亚麻生产，降低了企业成本，增加了企业利润。经过对工业发展结构、速度和方式进行综合平衡和适当调整，工业内部的比例关系趋于协调，更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市属工业企业由1960年的175个调减为1962年的142个，职工由1960年的2.56万人精减为1962年的1. 85万人。
三是提高企业管理水平。有重点地试行了“工业七十条”和手工业“三十五条”。 “工业七十条”强调整顿企业秩序，解决企业中存在的管理混乱、制度松弛、产品质量差、劳动生产率低及平均主义等问题，并就厂长负责制、职工代表大会制和生产行政指挥系统的建立作出了具体规定。银川市通过整风运动， 建立了党委集体领导制和党领导下的厂长经营责任制，同时整顿了党、团、工会组织，进行了较明确的分工，突出地解决了干部作风、企业领导和经营管理方面的许多问题。并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使企业领导核心中存在着不团结的问题得以解决，人与人的关系得以改善，加强了党委的集体领导。通过整顿，企业管理逐步走向正规，生产关系进一步适应生产力。
加强了农业战线的调整。一是调整农业政策。1961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发出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纠正“五风”问题的讨论纪要，要求所有的农村人民公社必须以贯彻执行中央12条紧急指示为纲，进行整风整社，彻底检查和纠正“共产风”、浮夸风、 对生产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风、强迫命令风。银川市通过整风运动，收到了显著的效果：坚决纠正了一平二调的“共产风”，以生产大队的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三级集体所有的根本制度和社员的个人财产所有权得到了维护，纠正“共产风”的退赔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调整了社队规模，继续克服了两个平均主义；认真落实“三包一奖（包工、包产、包成本、超产奖励），有效地提高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干部作风有了明显的转变，瞎指挥少了，强迫命令少了，干群关系密切了。
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以后，中央公布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 经过一段时间的讨论和试行，中共中央于5月21日至6月12日召开的北京工作会议，对“农业六十条”草案进行了修改，形成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 (修正草案)》。7月4日至7日，银川市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讨论贯彻中共中央修改后的发展农业六十条，决定采取一系列措施：粮食征购本着实事求是，克服浮夸风，按照“农业六十条”的规定政策兑现；取消工资制和供给制，实行“少扣多分，按劳分配”的分配制度；公共食堂办与不办，交社员讨论决定，解散食堂时必须坚决贯彻刘少奇提出的六条指示，处理好食堂中的有关问题；允许和鼓励社员发展副业生产，增加社会产品，补助社员收入，活跃农村市场；保障社员个人所有，一切生活资料，包括房屋、银行、信用社存款，永远归社员个人所有；重新留给社员一定数量的自留地、自留羊等。 “农业六十条”的宣传和贯彻执行，得到农民群众的普遍欢迎，给了社员休养生息的机会，体现了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充分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出现了“争出勤、早上工、迟下工、争工分”的好现象，为恢复发展农业创造了有利条件，农村经济逐步活跃起来。
二是加大对农业建设支援力度。“农业六十条”宣传执行后，“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的思想在城市人民中树立起来，农业投入全面加大，各行各业积极支援农业。工业部门生产了较多较好的车辆、农具等生产资料，并组织力量深入社队维修农具；商业部门积极组织供应各种农具和农药，银行发放长期无息贷款和短期生产贷款；机关企事业单位下放大牲口和胶轮大车，还组织干部、职工到生产队同社员一起收割庄稼。1961年和1962年两年共动员组织了2000多名职工参加农业生产，支援和供应农村牲畜1500余头，大胶车250辆，化肥、农药1280吨。国家投资210余万元进行水利建设，发放长期无息农业贷款130余万元。这一切措施极大地鼓舞和调动了农民群众的劳动积极性和集体生产积极性，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三是调整人民公社内部体制规模。1961年11月23日至12月2日，中共银川市委召开农村四级干部会议，对农村整风整社和生产队规模调整等项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对人民公社的规模进行了必要调整。经过调整，银川市郊区从两个人民公社调整为芦花、良田、红花、大新、掌政5个人民公社和1个通贵农场，下辖30个生产大队。在随后的几年间对人民公社又作了进一步的调整。当时永宁县由4个人民公社、26个生产大队、290个生产队调整划分为8个人民公社、63个生产大队、504个生产队；贺兰县由原来的4个人民公社、51个生产大队、303个生产队调整为9个人民公社、67个生产大队、754个生产队。由于缩小了生产规模，实行了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管理体制，采取按劳分配加照顾的分配原则，平均主义有所克服，取消了公共食堂，恢复了社员的自留地，允许社员发展家庭副业，从而很快扭转了农村社员生活困难的局面，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农业生产开始恢复发展。通过调整时期的工作，银川市人民公社内部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管理权限和管理规模，劳动分配制度，社员合理的家庭副业和自留地等关系相对理顺，促进了生产发展。
恢复市区集市贸易。由于“大跃进”期间对集市贸易“管而不死、活而不乱”的方针领会不深，执行不力，集市贸易曾在一个时期处于停顿状态。国民经济调整时期，银川市恢复了市区集市贸易，对促进生产、活跃城乡物资交流起到一定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一是逐步恢复了传统的商品流通渠道，交流商品的地区由区内到区外，调剂了地区之间的余缺。二是通过集市贸易吸收了农副产品进城，弥补了城市人民副食品的不足；在城市，组织了工业品、手工业品和小型农具下乡，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活跃了城市经济。三是随着生产的发展，上市品种数量的增多，价格逐步回落，主要商品平均价格1962年较1961年下降30%-80%。
集市贸易的恢复适应了当时对国民经济调整的需求，在调剂商品余缺、平抑物价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也对当时严格的计划体制造成一定冲击。当时被定性为“投机倒把”的案件比较多，他们有的弃农经商，有的倒贩一、二类物资和计划供应的商品，有的倒贩牲畜，有的倒贩无价票券和计划供应的工业品，扰乱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发展。针对上述问题，1962年11月起，银川市对市场进行整顿，并在小商小贩、个体手工业、私人医生和个体运输户等行业中开展了反对资本主义投机违法活动斗争，1962年全市共查获投机倒把案件1713起，并在群众中大张旗鼓地宣判处理了15名投机倒把分子。
精减职工、压缩城市人口。精减职工和压缩城市人口是促进国民经济全面调整、支援农业生产、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缓和城市供应紧张状况的一项有力措施。根据中央和自治区党委的指示精神，银川市从1961年8月7日开始在全市开始精减国家职工和压缩城市人口。精减对象是1958年1月以后来自农村的新职工，任务是计划三年内在市属范围内精减、压缩8425人。市委成立领导小组并设立精减办公室负责此项工作，到9月底，共精减职工4397人、城市人口3579人。1962年6月底，银川市根据中共中央和自治区党委的有关方针政策，全市共精减国家职工6507人，压缩城市人口17000余人，节省工资支出138859元、粮食452237斤。1962年底，全市总人口34.06万人，其中城市人口17.86万人，比1960年减少4.62万人，全市职工比1960年减少3.79万人。精减职工、压缩城市人口，节省了财政支出，改善了城市供应状况。
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指引下，银川市工农业生产逐步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调整出现了良好局面。1962年，银川市工农业总产值为2515万元（指银川市辖区，下同），为计划的110.31%，为1961年的84.4%；粮食总产量4252.6万斤，为计划的131.2%，比1961年增长22.5%；市属工业总产值1702万元，为计划的117%，为1961年的77.36%；轻工业的比重也相对增加，由1961年的7.28%上升到79.24%。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比1961年提高23%，60种主要产品中，有52种达到质量标准，一些产品被评为自治区优质产品。农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增加，由1961年的26.2%上升到32.4%，油料、生猪、鲜蛋等主要农副产品指标都有不同幅度的增长。城乡市场呈现繁荣景象，粮食供应得到保障，银川市城市居民口粮标准由最低时期的人均17市斤提高到人均30斤。
1963年至1966年国民经济的继续调整
经过两年的经济调整，取得了明显成就，国民经济逐渐复苏，呈现健康发展的势头。1963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再用三年时间对国民经济继续进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银川市根据中央和自治区的要求，结合当时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具体情况，继续认真全面地进行国民经济的调整。 1963年11月召开的银川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和12月底召开的中共银川市第五届代表大会，对今后的任务进行了部署，提出贯彻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继续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大力发展工农业生产和各项建设任务。
在总结前一阶段调整经验及不足的基础上，1963年到1965年银川市在调整国民经济方面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区别对待、加强核算，积极做好工业企业扭亏增盈工作。1962年经过调整、精减、清仓核资等工作，保留企业共23个，其中盈利的16个，占69.6%，共盈利952462元；盈亏平衡的1个，占4.3%；亏损的6个，占26.1%，共亏损265421元。与1961年相比，亏损面下降86.07%，企业亏损情况比1961年有了明显好转。为了彻底扭转亏损，1963年开始，银川市大抓企业扭转亏损、增加盈利工作。1月开始，银川市对市属工交企业逐个进行摸底算账。在摸底的基础上，将原有23个企业和新建的拖拉机站共24个企业分为四类：第一类，原料有保证，技术已过关，设备问题不大，产品质量稳定，销售正常、盈利可靠的企业，共有13个；第二类，按生产能力来说有盈利，但是原料供应、产品配套、产品销售方面还存在问题的企业，共有4个；第三类，可以保持平衡或者稍有盈利的企业，共3个；第四类，还将继续亏损，需要国家给予一定补贴的企业，共4个。根据分类，采取不同措施增强企业扭亏增盈能力。主要是结合贯彻“工业七十条”，加强经济核算，即以企业的专业核算为主，逐步开展群众性的车间、班组核算。企业每月对产量、产值、成本、劳动生产率以及盈亏和资金周转等情况进行认真分析、检查各项指标完成好坏的原因，从中总结经验教训进行改正。另外，还对市属企业200余老、弱、残和劳动能力很差的职工采取调岗、社会救济、民政部门组织生产自救、国家在社会救济费内给予定额补助等办法进行处理。
2月25日，中共银川市委批转实施《银川市增产节约运动领导小组关于扭转企业亏损增加盈利的初步规划》。
由于采取了众多扭亏增盈措施，1963年的经济形势大为好转，仅前八个月，市属工业、交通、城建三个系统共实现利润697028元，为原定全年指标666800元的104.53%，大部分企业都接近或超额完成了原定指标。亏损企业的亏损额前8个月共为18805元，为原定指标3.5万元的53.73%，原计划平衡和亏损的砂石厂、造纸厂、轴承厂、亚麻厂四个企业，除亚麻厂由于无原料停工以及造纸厂因停产进行技术改造和有光纸降价仍发生亏损外，其余两个企业已实现不亏损。
积极开展比学赶帮运动，农业发展动力明显增强。农业生产上一方面注重解决自身发展中的问题，在核实产量、抓紧打碾入库的基础上，妥善安排好社员生活，逐队落实籽种、口粮、饲料，重点抓好因灾减产、社员口粮低等生产、生活问题。进一步管好市场，严厉打击投机违法活动，结合城乡社教运动，工商、税务、政法等部门统一协同行动，进一步开展打击投机倒把斗争，加强集市贸易管理，将粮、油、麻等重要农产品作为重点，坚决管死。另一方面，在农村开始农业“四化”（ 机械化、水利化、化学化、电气化）试点工作，各行各业加强了支援农业工作，组织实施工业品下乡，切实解决农村需要的生产、生活资料的供应问题，农村人民公社集体经济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但由于受到自然灾害影响，粮食产量仍然出现下滑，1964年粮豆播种面积139000亩，比1963年增长5.8%，但粮食产量1964年为3413万斤，比1963年减少4.3%。
1965年2月，中共银川市委召开扩大会议，学习和讨论中共中央《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提出了银川农业生产的主要任务，指出社会主义教育必须坚持以“以阶级斗争为纲”、以生产为中心、以革命促生产的方针，社教工作的主要任务是生产建设，即除组织农业战线做好必要的农业生产外，要求城市、工交、基建、财贸等系统把工作和生产转移到为农业服务的轨道，并放到首要位置，从各方面支援农业。要求工业要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财贸系统要发展生产，保障供给，大力组织工业品下乡和农副产品收购。还要求继续深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开展比、学、赶、帮的劳动竞赛，大力组织和促进工农业生产新高潮。
同年，银川市计划委员会编制了《关于一九六五年农业生产计划》，银川市人委党组向市委上报了《关于一九六四 —— 一九七○年发展农业生产规划（草案）的报告》。这两个文件提出要继续贯彻“以粮为纲、全面安排、多种经营”的方针，以农田基本建设为中心，全面贯彻农业八字宪法。主要措施有改进耕作制度、合理布局作物、增施肥料、培养地力、纯化和推广良种、消灭病虫害和大力推广半机械化农具等等。按照两个文件要求，1965年，银川各地一切与农业有关的部门，坚持面向农村，把支农工作放在第一位，尤其是工业、手工业和商业购销部门根据农时季节需要提前安排支农工作，对农机具的供应和维修实行了下乡修配、划片包干。同时，各地积极发展大牲畜，以大牲畜饲养繁殖来增强农业发展动力。
加强商业财务、储运及调拨管理。针对银川市百货公司存在的商品积压过多、资金周转缓慢、费用逐年增加、商品霉损变质和在保管过程中发生的差错事故严重等现实问题，银川市在商业管理中采取了以下调整措施：一是加强商业职工政治思想教育，一方面使他们正确认识商业工作同工农业生产和消费的关系，鼓足干劲，努力增产节约，切实改善经营管理。另一方面经常开展阶级斗争教育，教育职工在同社会上投机倒把现象作斗争的同时，与商业队伍内部的贪污盗窃和私分多占现象作斗争。二是加强财务会计工作，建立健全了必要的会计制度。主要有验收计量制度，不许论堆、论捆及论车估算计账；会计凭证制度；预决算制度；对账和查账制度；财务会计交接制度；等等。同时要求进一步搞好经济核算，坚决反对和克服以往不问费用高低、不问赔钱赚钱、大手大脚的作风。努力降低商品流转费用，在加速资金流转的同时，增加合理利润。三是适当减少经营环节，改善购销关系，缩小包销范围和适当扩大选购范围。为减少流转环节，节省运输费用，采取批发店与零售店、商业与工业商定实行就厂直拨、就车站直拨、就仓库直拨、就产地销地直拨的办法。四是加强库存保管。五是加强商品采购计划性，即在到基层调研基础上，根据社会实际消费需求制订采购计划。由于采取了良好的管理办法，银川市商业呈现健康稳步发展的态势，社会商品零售总额逐年攀升，1963年为6667万元，1964年达到6858万元，1965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到了6983万元。
进一步压缩城市人口。1963年，全市共精减职工512人，压缩居民家庭762人，减少城镇人口5702人，吃商品粮人口减少343人，压缩粮食销量10733斤。精减职工的处理去向是动员返乡222人，退职退休171人，退职后社会固定补助3人，减当家属99人，转为集体20人，自流走或违犯劳动纪律除名135人，调出715人，其他26人，转生产自救组织31人。
银川市国家职工经过几年的精减调整，基本克服了人浮于事的现象。但是也给城市闲散劳动力安置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压力。据统计，精减下来的职工和城市失学青年就有2000余人。1964年，全市需就业的闲散劳动力4000人左右。另外，结合增产节约运动，大力压缩非生产人员，使得在处理已无劳动能力的外来支宁人员和老弱病残人员方面也存在无法安置和安置不合理的现象。
加强专项整顿，巩固国民经济基础。一是认真开展全市性清仓核资工作。1963年6月14日，自治区清仓核资办公室转发中央清仓核资领导小组《关于结合五反运动进行复查财产损失的通知》。 6月17日，市人委召开会议，对银川市财产损失复查工作进行研究布置，下发了贯彻执行中央、自治区指示的通知，确定由时任市长韩景正亲自挂帅，王真同志具体负责，还从工业、商业、物资、供销、银行、财政部门抽调6名干部充实到办公室。8月14日，中共银川市委批转《银川市清仓核资办公室关于结合“五反”运动开展清仓报损复查工作意见的报告》。市委要求各企业、事业单位都必须紧密结合当前开展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充分发动群众，对原报的“三清” （清资金、清仓库、清在途商品）、“三差” （量差、质差、价差）损失，一律重新进行一次全面彻底的复查。要求所有领导干部以对党对国家高度负责的精神和忠诚老实的态度来进行这项工作。根据市委要求，银川市对全市工业、交通、邮电、城建、物资、商业、供销、粮食、文教、卫生、农业、水电12系统所属的企业、事业单位已报已批、已报未批、应报未报的“三清”和“三差”财产损失开展了全面复查。“三清”“三查”工作从1963年6月中旬开始，到同年9月结束，历时3个月。经查发现，1962年3月31日以前发生的已报“三清”和“三差”损失约7123199元。在上报 “三清” 和“三差”损失时，存在为了“卸包袱”轻率报废、企图一笔勾销了事或者蓄意“打埋伏”，采取各种手段弄虚作假，扩大损失。为了防止国家财产继续遭受不应有的损失，各系统、各企业、事业单位都毫不例外地结合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对全体职工进行了勤俭办企业事业和爱护国家财产的思想教育，并且建立健全财产、物资、资金等管理制度。对在财产损失复查过程中发现的损公肥私、贪污盗窃等案件，按照“五反”运动的要求进行严肃处理，对于机关、团体、学校、集体所有制的企业、事业单位发生的财产损失虽不属于“三清”和“三差”范围，也进行了复查，并结合进行了公物还公的教育。
二是全面开展“小家当”清理整顿。1963年8月25日，中共银川市委召开专门会议研究部署全市清理“小家当”（小钱柜、小仓库）工作，除指定专人负责组织领导此项工作外，还从财政、银行、商业等部门抽调干部深入各单位进行组织检查。要求“五反”和清仓办公室在做好“五反”运动与清仓工作的同时，必须做好清理“小家当”工作，要求各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必须站在政治高度，把清理“小家当”作为“五反”运动和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重要内容，加以彻底清理检查。结合“五反”运动，全市采取领导带头检查揭发与发动群众检查揭发相结合、政治挂帅与查资金、物资账相结合的办法，认真开展了“小家当”清理工作。经检查揭发，发现“小家当”的形式五花八门，主要表现为：一是虚报冒领；二是挤占国家收入，截留应当上交财政的专款，留归单位使用；三是专项款节余不上交，转作自有资金；四是借自负盈亏为名，用国家资金办企业，盈利归“小公”；五是将暂付款项和未实际耗用的材料，报为实际支出；六是隐瞒收入，多向国家要补助；七是承包零星工程的营业收入不交财政，自己留用；八是不执行财政制度，专款不做专用。9月29日，中共银川市委、银川市人民委员会批转《市委增产节约“五反”办公室和市清仓核资办公室关于结合“五反”运动彻底清理“小家当”整饬财经纪律工作意见的报告》，指出“小家当”的来源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挤国家财政和银行，化大公为小公。二是挤占群众，乱收乱派。根据工交、基建、财贸、农业机关等8个方面的初步统计，从1958年1月到1963年8月，通过不正当手段搞的“小家当”资金达755300元，平均每个局（包括所属单位）94375元，最多的城建局系统达到357182元，各种粮食105751斤，粮票7517斤，牲畜饲料票5049斤，各色棉布445尺，布票2287尺，生铁190吨。
1965年12月，中共银川市委扩大会议之后，银川市增产节约运动已普遍开展。1966年1月22日，中共银川市委批转市节约运动领导小组《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安排意见》，指出工业方面产品质次价高问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企业经营管理方面造成积压浪费，边角料等物资未被充分利用；基本建设方面存在设计不合理，施工安排不当问题；商业方面也存在经营管理不善，商品保管不妥现象；行政事业经费开支也有不少浪费。要求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要做到三点：一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政治，突出备战，抓革命促生产。二是大胆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揭损失浪费盖子，在批判的同时开展比学赶帮运动和技术革新运动。三是开展增产节约先进评比活动。遵照这个意见，全市掀起了增产节约运动的高潮，到1966年初，全市已建立起10余处废旧物资代购点，仅废钢铁收购量1965年12月比上年同期增长7倍多。
国民经济继续调整时期，银川市经过全市各条战线共同努力，从1963年下半年开始，银川市经济建设及各项事业有了较快发展，总体经济形势一步步趋好，工农业总产值和粮食产量逐年增长，财政收入稳步增加，城乡市场供应充裕，重大国民经济比例关系趋于协调。工农业总产值1963年比1962年增长33.2%，超过了1958年的水平。主要农副产品1963年与1961年相比，油料增长54%，生猪存栏增长49.4%，鲜蛋、羊只存栏数等指标都有不同幅度增长。粮食供应得到切实保证，副食品供应品种多、质量好、价格便宜。到1965年，全市总人口达39.92万人，较第二个五年计划结束的1962年增长17.2%；1965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达1.18亿元，年均增长在15%以上；全市工农业总产值达1.17亿元，年均增长18.4%；全市粮食产量达15327万公斤，年均增长18.4%；地方财政收入为1470万元，年均增长17.1%；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由1962年的29.2∶31.5∶39.3调整为1965年的33.2∶34.5∶32.3。总之，从1961年到1965年，经过国民经济的全面调整，银川市经济和社会发展逐步走上了正轨。
研究和编写党的历史，是市委党史研究室的重要职责。我们利用两年时间，在对历史文献、档案资料、专题材料、回忆记录及其他相关史志资料广泛收集、整理的基础上，对每个历史阶段的重大事实进行分析、研究，完成了《中共银川历史纪实》的策划、编辑和出版工作，达到真实记录解放以来银川市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进程的目的。
本书的编写得到了市委的关心和重视，并得到各方面的支持和帮助。自治区党委常委、市委书记徐广国亲自对书稿进行审阅并为本书作序，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周云峰多次听取汇报，并提出具体要求。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布青沪、宁夏社科院原副院长吴忠礼及宁夏人民出版社政治经济编辑部主任杨旭东等对书稿进行审读，并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在本书编写过程中，市档案局、市志办、市统计局等相关单位及各县（市）区党史部门提供了详实的历史资料。在此，对所有支持和帮助本书编辑出版的单位和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由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黄晓宁担任主编并统稿，参与专题撰写和编校工作的有陆维成、张树林、沈梓涪、张玉、李玉华、芦学舜、蒯陟文、高州宁、杭斌、朱艳霞。刘国营同志协助完成了本书的出版和发行工作。
由于时间紧，受掌握资料和编写者水平所限，书中难免存在疏漏和不周之处，希望广大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编 者
2012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