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56年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近20年中，由于受“左”倾错误思想影响，一直强调抓阶级斗争，在开展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存在着严重失误。这期间，银川市先后经历了 历次政治运动。这些运动使不少党员、干部和群众受到不应有的打击，造成了一大批冤假错案，给银川市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的灾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银川市委根据中央和自治区党委的有关文件精神，落实党的政策，遵照“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对历次政治运动中的错案、历史遗留案进行全面清理和平反，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实现了新时期的历史性转折。
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冤假错案情况
1955年，根据中央部署市委进行了“肃反”运动，清除了暗藏的反革命，但在“左”的路线影响下，运动被扩大化了。据银川城区统计，在参加“肃反”运动的1178名干部、民警、勤杂人员中，查出“反革命分子”“坏分子”205人，占参加运动人数的17.4％。在这些人中，有的只是历史问题，有的则是“定案”证据不实，有的则是处理过严。“肃反”运动，使一些人受到错误的打击。
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反右派斗争随即在全国开展。从7月11日开始，银川地区反右派斗争全面展开，在反右派斗争形成声势浩大的群众性运动的情况下，声讨质问右派分子的集会游行络绎不绝，推动整风运动逐步偏离正常的轨道。至1957年底，银川地区职工群众共贴出大字报51856张，开座谈会14522次，提出意见98370条。由于对阶级斗争的形式估计过于严重，把大量人民内部矛盾当成敌我矛盾来处理，致使阶级斗争被严重扩大化，在银川地区民盟、民革中就划定111名“右派分子”，占其成员的22％，民盟45个支部和小组的负责人中就有33人被划定为“右派分子”。银川城区参加运动的1777人中，被定为右派分子的248人，占参加运动人数的14％。反右派斗争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使党内外大批知识分子、爱国民主人士和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长期蒙受冤屈。1958年2月11日，在中共甘肃省委第二次党代表大会闭幕会上宣布“彻底批判了右倾保守思想，反对地方主义，并且在高级干部中揭发出一个反党集团和其他一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会后不久，对甘肃省副省长孙殿才、银川地委书记梁大均、银川专署专员曹友参等原宁夏省领导干部以“右派分子”在报纸上公开点名批判。《银川报》陆续公布“孙梁曹右派反党集团”的罪恶实事，要求银川地区的各级党组织“立即行动起来，批判这个反党集团”。同年8月，中共甘肃省二届二次会议批判孙殿才、陈成义（甘肃省副省长）、梁大均“为首的、以地方主义为基础的右派集团”，号召“彻底粉碎孙陈梁右派集团，坚决反对右派集团”，并作出了开除孙殿才、梁大均、曹友参等9人党籍的决议，使他们受到了错误批判和不公正的对待。
1958年，在街道居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大辩论”中，对一些说错话、有“资本主义倾向”的人进行了批斗，共有375人。
1959年， 在“反右倾机会主义”和农村整社中，银川城区公社被批判处理的干部、党员就有20人之多，其中党员17人，占全体干部的30％左右。
1960年5月，全区开展 “反地方民族主义”运动，之后又在全区基层开展了“反坏人坏事”运动。由于对斗争形势的错误估计，运动从厂矿企业迅速扩展到农村。为了快批快捕，自治区领导机关下放了捕人权和捕人指标。根据上级拟定的指标，许多地方不顾正常的法律程序而出现大捕大抓现象，运动的打击和处理面很宽。仅银川城区处理的就有168人，其中逮捕86人、管制35人、劳动教养47人。许多人在以后的历次运动中因此再次受到错误处理，特别是浙江等地支援宁夏建设的人员受害最深，酿成一大批历史错案。
1964年，“四清”运动在银川城区开展，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时被迫停止。参加运动的有5500余人，由于用阶级斗争观点衡量一切，严重混淆了是非界限，使不少基层干部、党员成为批判打击对象。一批领导干部被定为“蜕化变质分子”，一些基层的领导被定为“混进来的坏分子”。
“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冤假错案属历次运动之首。“文化大革命”初期的“迁赶”致使银川城区约6000人遭受近一年的流离生活，直至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后，被遣送的人陆续返回城区。“清理阶级队伍”把一些有历史问题的人（大部分是过去历次运动被错误处理的人）实行所谓的“群众专政”，进行管制劳动。“一打三反”虽也打击了一些反革命和其他犯罪分子，但在“左”的错误思想指导和政策规定下，对一些说假话、做错事的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无限上纲，特别是对一些坚持真理、敢讲真话、对“文化大革命”敢提意见的人，当作“现行反革命分子”处理。
全面复查“文化大革命”前历次政治运动中的错案
复查“三错”案件。解放初期，连续开展土改、“镇反”“三反”“五反”等运动，判处了一批反革命分子和普通刑事犯罪分子。因运动来势猛、任务重，加上当时法制不够健全，司法机关经验不足，发生了一些错捕错判的案件，引起群众的不满。针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于1953年4月7日发出了《关于处理各级人民法院在过去时期所发生的错捕、错押、错判、错杀问题的指示》。同年4月20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共中央西北局《对处理错捕错判错杀等问题的指示》。5月8日，政务院又批准了《第二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决议》，要求各级司法机关要把处理过去的错捕、错押、错判案件作为当年的重要工作。银川市在宁夏省委和省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公安、检察、法院等有关部门共同抽调干部组成工作组，通过办案人员回忆，搜集群众意见和在押犯的反映，并结合查阅案卷，深入调查，检查复查纠正“三错”案件，对造成错案的司法人员进行了严肃处理，对诬陷者追究了刑事责任。
复查第二次“镇反”运动中的错案。1956年5月下旬至9月，按照全国第三届司法工作会议精神和毛泽东主席提出的“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精神，公安、检察、法院专门抽调人员组成工作组，对第二次“镇反”运动中所判处的反革命案件和其他刑事案件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复查。人民法院对判处不当的案件都作了平反纠正，并对个别生活无着落的人员作了妥善安置，对生活困难的人员给予了一定补助。
复查“反右派斗争”扩大化错案。1959年9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确实表现改好了的右派分子处理的决定》，提出可根据表现摘掉一部分“右派分子”的帽子。9月28日，自治区党委批转自治区处理右派分子小组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摘掉确实悔改的“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1961年9月26日，自治区党委组织部、统战部在银川召开了全区改造右派工作会议，提出主动调整关系、发扬民主、妥善处理民族问题，按照中共中央精神逐步实现对“右派分子”的改造。从1959年9月至1962年2月，先后分三批摘掉一部分“右派分子”的帽子。1963年12月10日，经中共中央批准，撤销孙殿才、梁大均、曹友参“右派分子”的结论，为“孙梁曹右派反党集团”平反。
复查“反右倾”错案。1961年，对 银川市对在“反右倾”斗争中遭受批判处理的党员、干部进行甄别，改正了对10人的处分。
复查“反坏人坏事”运动错案。1962年1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自治区党委对“反坏人坏事”运动中错误处理的干部和群众进行甄别改正。1962年4月、5月和7月，又先后批转下发了《关于对反坏人坏事运动中死亡人员甄别处理的几点意见》《关于加快反坏人坏事斗争和社会镇反补课案件的甄别工作的意见》等文件，陆续对这次运动甄别改正，使错误初步得到了纠正。 1967年12月，中共中央再次指示对“反地方民族主义”和“反坏人坏事”案件要全面复查。1968年，自治区革委会成立后，银川市成立“反地方民族主义”和“反坏人坏事”复查办公室，并对复查平反“反地方民族主义”和“反坏人坏事”案件的政策作出了具体规定，按照“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方针，坚持“全错全平，不错不平，错多少平多少”的原则，逐步进行复查纠正。当时在这一运动中共逮捕、判刑、劳教、集训、拘留、批判斗争了3673人。这次鉴别，除地、富、反、坏、右及其他“清理阶级队伍”的对象790人外，应复查鉴别的共2883人。截至1971年9月底共复查鉴别了2876人，占应复查鉴别总数的99.76％；全部平反的2672人，部分平反的204人，其中发给平反证书的1831人，口头平反的1045人，基本完成了复查任务。
全面复查“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
根据中共中央［1972］45号文件和自治区党委［1973］5号、138号文件精神，市委于1973年7月1日成立了市委落实政策领导小组，由市委副书记杨克任组长，在全市抽调24名专职干部成立了市委落实政策办公室，下设4个组，即秘书组、清“迁赶”组、清“双反”组、专案组。1979年7月，市委决定将市委落实政策办公室转为市委的一个正式工作部门，并确定一名副书记主管落实政策工作。市委各级党组织相继成立了落实政策领导小组和办事机构，全市从事落实政策工作的专职干部253人。这次落实政策历时十年之久，于1983年7月28日结束。
落实政策的基本范围是：“双反”“四清”“清理阶级队伍”“整党”以及1966年以来“迁赶”“一打三反”，“非正常死亡”“家庭出身本人成分”等案件，以及审批落实政策人员及子女的粮户关系等问题。在工作方法上主要采取的方法是：先内后外，先近后远，先易后难，先工人、农民后其他，逐级逐次进行。
平反“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为大批无辜遭受迫害的人恢复名誉，落实政策，是粉碎 “四人帮”后一项极其迫切的任务。1976年1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宣布：“凡是属于反对‘四人帮’的人，已拘捕的，应予释放；已立案的，应予销案；正在审查的，解除审查；已判刑的，取消刑期应予释放；给予党籍团籍处分的，应予撤销。”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决定为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和其他重大冤假错案平反。1978年9月17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组织部《贯彻中央关于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1978年4月27日，自治区党委召开全区审干、落实政策工作会议，要求对1960年“反坏人坏事”运动中的案件继续进行复查平反，对“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各种处理及非正常死亡等方面的案件进行认真复查。银川市按照“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方针，坚持“全错全平，不错不平，错多少平多少”的原则，逐步进行复查纠正。1978年4月14日，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在银川市召开平反大会，为因学习和交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探讨革命真理而成立的“共产主义自修大学”所判处死刑、无期、有期徒刑的13名青年学生平反昭雪；8月26日，为因反对康生及其宁夏的帮派而被判刑致死的原中共中央西北局下放干部田涛平反昭雪；1979年6月5 日和11月20日分别为因反对林彪、“四人帮”，为刘少奇、邓小平遭诬陷鸣不平而被判处死刑的余渭国、朱守忠平反昭雪。
根据中央、自治区有关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精神，1979年1月3日，市委召开常委会议。会议确定：“ 1月上旬，召开银川市复查、平反‘三类案件’及其他冤假错案工作会议；统一成立复查、平反‘三类案件’办公室；统一成立市委政法领导小组。”截至年底，全市已查178件232人，占应复查、平反案件总数的98％，其中，纠正冤假错案155件201人，占已复查的案件总数的85％。
1979年2月22日，市委批转了银川市公安局《关于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的请示报告》，提出对地富家庭出身的农村人民公社社员，他们本人成分一律定为社员，享有同其他社员一样的待遇；对确定摘帽的地富反坏右和新定成分的地富子女要在公社和生产大队内张榜公布；对城市街道、厂矿、企业、机关、学校的“四类分子”的摘帽子问题以及正确对待他们子女问题，也应按照中共中央的决定精神处理；对确定摘帽子的“四类分子”，应按他们的工作或职业，相应地称为社员、工人等，同人民群众一样享有公民权。在目前戴帽子监督改造的“四类分子”中，有一部分是错定的。对此，不是摘帽问题，而是平反改正问题，必须做好这方面的工作。
银川市在落实政策过程中，共受理各类案件6718件（包括永宁县1542件，贺兰县1595件），其中：“迁赶”1411件，“清队”592件，“整党”72件，“一打三反”341件，1966年以来被错误开除退职的328件，“四清”1041件，“双反”2259件，纠正平叛扩大化169件，非正常死亡87件，历史遗留案件418件。复查结案6701件，占受理案件总数的99.75％，尚未结案17件，占0.25％（主要是永宁县、贺兰县的，他们已分别移交有关部门受理审查）。其中：收回工作的922人（全民所有制674人，集体所有制248人），退休处理的361人（干部151人，工人210人），退职处理的375人（干部113人，工人262人），免予处分、减轻处分或改变结论的，包括恢复党籍、团籍、计算工龄、纠正家庭出身和本人成分等4835件（干部2189件，工人2646件），维持原处理结论的208件（干部111件，工人97件），占结案总数的3.1％。复查案件中恢复党籍的368人，恢复城镇户、粮食关系的869户1749人；成年子女按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对待的113人。另有“文化大革命”中被错处理人员要求补发工资的申诉484件，已复查批准补发279人76.8万元（属国家财政拨款194人54.3万元）。因冤、假、错案造成生活困难给予经济补助4998人98.5万元。1979年6月份前，对“文化大革命”中超退赔和查抄的财产清退31人1.65万元。全市清理干部档案12784件，从4517名干部档案中剔除不实材料29238份，并分别作了妥善处理。受理各类申诉信件4578件，分别转有关部门按政策规定进行了处理，接待申诉上访人员12960人次，按政策规定，认真解答处理，基本上做到了件件有着落、件件有结果。
在落实各项统战政策、平反冤假错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等方面，改正错划右派560人、中右102人、反革命分子、坏分子565人、起义投诚（包括留用人员）519人、原工商业者320人、台胞台属28人、宗教界人士154人、非党知识分子64人、少数民族上层人物2人、民主党派成员19人、无党派知名人士2人，共计2435人。上述落实对象收回安置工作741人，按退职退休处理567人，死亡发抚恤金163人，补发工资282人，生活困难补助669人，共开支110余万元，按月发生活费158人，转城镇户249人，退还房产43户273间，解决受株连家属子女74人。
1981年9月，自治区党委检查组对银川市落实政策情况进行检查。检查组认为：银川市落实政策工作总的情况是好的，由于领导重视，思想解放，措施得力，大批专干积极工作，落实政策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基本上完成了任务。
1983年2月至7月，根据自治区宁党办［1982］59号文件精神，银川市对过去几年审批的各类案件又重新进行了复查，先后查阅了215人的单行材料，复议审批了133件，其中：计算工龄、补发工资的21件，计12.1万元；给予经济困难补助的9件，计3250元；审核入城市粮户关系14户，计24人；审批比照因公死亡对待的4件，改按退休处理并补发工资的75件，涉及法律方面的82件。按有关政策规定，对存在问题认真解答处理，使落实政策工作圆满结束。
1983年4月1日，市委召开常委会议，对台属在“文化大革命”中和“文化大革命”前存在的遗留问题作了处理。“文化大革命”中凡是因“台湾关系”而被错误处理的都要认真复查改正；“文化大革命”中查抄的财物一律清退；对 “文化大革命”前历次运动中的冤假错案，按有关规定要认真处理；被挤占、没收去台人员及亲属的私房，由房管部门清查后解决，原则上不少于原住房间数。
落实政策工作，恢复和发扬了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改善了党群关系和民族关系，巩固和发展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市粮食局一职工在落实政策后深有感触地说：“多年来因为我的历史问题，使得全家及亲戚70余人在招工、升学、参军、入党、入团、评奖、晋级等等方面都受到影响，心理像有块石头、肩上有千斤重担，压得我们抬不起头来，总感觉比别人矮半截，问题复查落实后，心情舒畅了，从内心感谢党的政策”。市医院中医科副主任董平，落实政策后一边工作，一边整理出版了《中医脏肺系统内科学》第一分册，他还表示要忙到70岁，再写出一部医学著作。中山公园职工黄镇威原是国民党的团长，大女儿黄桂花居住在香港，还有些亲友分居在美国、台湾等地。落实政策后，其女儿从香港多次来信，回来探亲，并在《宁夏日报》上发表了《党风震四海，政策暖人心》的文章，感谢各级党组织对其父问题的落实，表示愿意为发展中美友好关系及台湾回归祖国做些工作。原食品公司鱼场技术员梁其昌落实政策后，其母从香港来信表示感谢党中央和国务院。永宁县被落实政策收回工作的人员中，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的有5人，被评为出席县、市、自治区精神文明代表大会的代表就有15人，约占收回工作人员的10％。
结 语
党的正确领导、解放思想是彻底纠正冤假错案的前提。1978年真理问题的讨论，形成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洪流，为平反冤假错案冲破了“两个凡是”的禁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完成了党的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为平反冤假错案提供了组织制度保证。长期以来，由于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和“左”倾错误思想，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的开展。在开展的政治运动中，严重地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造成了大批冤假错案。例如：“双反”运动只搞了三个月，冤假错案就达到2200余件，“文化大革命”的冤假错案就更多了。1962年开始搞甄别，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得以全面彻底地纠正大量冤假错案。1979年就复查结案1187件，是落实政策以来，审批案件最多最快的一年。
建立健全工作机构是搞好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工作的关键。中共中央和自治区党委有关落实政策文件下达后，市委及时进行传达，认真贯彻执行，要求各级党委要认真抓紧落实党的政策工作，把落实党的政策工作列入各级党委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定期检查研究进展情况。全市（两县、三区及自治区、市各大口）都有正式的工作机构和专职干部，工作人员（包括兼职干部）最多时达到400余人，各县、区的基层公社、公司、商店也有落实政策工作的专门班子。各级落实政策工作部门，认真做好安排部署，做到长计划短安排，年初有安排意见，年终有工作总结，加强请示汇报，定期进行检查督促，层层负责，及时研究解决问题，保证工作的顺利进行，大大加快了落实政策的工作步伐。
实事求是是搞好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工作的保证。落实党的政策工作，是一项政策性强、涉及面广、要求高、意义大的工作。落实政策工作人员认真做好调查研究，反复查证核对，对一些复杂疑难案件，不但看旁证材料和定案材料，而且深入基层，找知情人调查了解，召开座谈会听取意见，做深入细致的工作。注意把住事实关，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既不夸大，也不缩小，做到事实清楚，严格按照政策规定审查处理，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政策为准绳”，本着“全错的全平、部分错的部分平”、着重从政治上解决问题、经济上不乱开口子的精神，实事求是地处理好每一个案件，基本上做到了案情清楚，认定有据，否定有理，定性准确，处理恰当，手续完备。1980年3月以来，根据自治区落实办的文件要求，对过去已经批复过的案件进行了“回头看”再审查工作，经过审查对其中处理不够恰当的74件，主动作了纠正和妥善处理。
从落实党的政策工作的实践看，只有坚持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中央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实事求是原则，才能纠正一切冤假错案，才能以严肃慎重的态度对待人的问题，才能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
平反冤假错案工作
在揭批“四人帮”及极少数追随者的斗争中，各条战线努力进行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拨乱反正，联系实际着手解决思想政治方面和经济工作方面的突出问题。但是，由于“左”的指导思想的惯性，特别是“两个凡是”的推行，使拨乱反正的开展遇到了严重的思想阻碍。这种状况越来越引起党内外多数人的不满。人们开始感到，要彻底澄清思想混乱，不能不首先解决判定历史是非的标准问题以及如何对待毛泽东思想的问题。1978年5月，一批干部和理论工作者挣脱“两个凡是”的束缚，就真理标准问题展开了讨论，揭开了解放思想的序幕，促进了安定团结局面的形成。
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背景
1978年5月11日、12日，《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刊登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这篇文章在胡耀邦过问和支持下写成，于5月10日先在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重申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文章指出：社会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文章认为：凡是科学的理论，都不会害怕实践的检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并不是一堆僵死不变的教条，它要在实践中不断增加新的观点、新的结论，抛弃那些不再适合新情况的个别旧观点、旧结论。现在，无论在理论上或实际工作中，“四人帮”设置的不少禁锢人们思想的禁区，还没有被完全打破。对于这些禁区，我们要敢于去触及，敢于去弄清是非。凡有超越于实践并自奉为绝对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就没有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只有蒙昧主义、唯心主义、文化专制主义。共产党人不能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剪裁无限丰富的生动的实际生活，应该勇于研究新的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只有这样，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这篇文章虽然主要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问题作正面阐述，但实际上是从思想路线方面批判“两个凡是”的观点，并且触及盛行多年的思想僵化和个人崇拜现象。由于文章思想观点的鲜明和尖锐，以及文章发表的形式和声势，立即在党内外引起关注。在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领导和支持下，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以不可阻挡之势在全国展开。
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银川开展得比较缓慢。1978年5月27日，《宁夏日报》转载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文章刊出后的一段时间内，没有引起各方面的重视，因此在银川市反响不大。9月下旬至10月初，银川市、县（区）负责人参加自治区党委召开的地、市、县委书记会议，认真学习和讨论真理标准问题。10月至11月期间，市委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召开的理论宣传工作座谈会，积极参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市委通过举办市直机关领导干部科技讲座等形式，开始在城乡各地加大宣传力度；许多理论工作者也开始通过在《宁夏日报》上发表理论文章，阐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使打破僵化、解放思想的呼声越来越高，真理标准讨论才逐步深入展开。在多种力量的推动下，开始打破“两个凡是”和多年来盛行的个人崇拜和禁锢，全市逐渐形成解放思想的理论氛围。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及在此之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在作出关于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伟大决策时，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明确提出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鉴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对实现思想转变的极端重要性，此后，市委在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过程中，进一步加强了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领导。
1979年8月，自治区党委召开全区宣传工作会议，在认真分析了全区思想战线的形势，强调切实搞好宁夏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补课后，《宁夏日报》于23日发表了题为《认真补好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这一课》的评论员文章。文章指出：这场讨论已经不是理论问题和学术问题，而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的重大政治问题，并对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要求、内容、意义作了深刻阐述，号召全区各级领导干部、基层群众认真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
在自治区党委部署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补课工作后，银川市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问题，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展开了比较深入的讨论，市委常委带头发言，运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摆问题，揭矛盾，谈体会，深入批判林彪、“四人帮”推行的极左路线。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研究实际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决心从自身做起，迅速把真理标准讨论的补课推广到全市，为实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政治路线，加速“四化”建设而奋斗。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补课在各县、各部门逐步展开后，市委一方面着重解决各级领导干部因循守旧、墨守成规、安于现状、不求进取的精神状态，切实由过去习惯抓“阶级斗争”、抓政治运动转到中心抓经济工作，特别是农业工作。另一方面在广大干部群众中进一步消除“两个凡是”的错误影响，对从上到下树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逐步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起到了较大的推动作用。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补课在全市领导干部和基层群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各县、各部门在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补课时，紧密结合工作实际，解决实际工作中的问题，联系本县、本部门的思想、工作实际认真开展了讨论，总结了经验教训，加深理解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重大意义。
结 语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是思想理论战线上一场规模甚大、影响深远的斗争，也是一次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它冲破了长期以来“左”倾错误思想的束缚，开始把人们从多年盛行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有力地推动了全市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也为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正确路线奠定了思想基础。正因为坚持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全市上下才有了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空前团结，才有了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积极性、创造性的空前高涨，才有了在面对从来没有遇到过的艰巨课题过程中新思路、新办法的层出不穷。
银川市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蓬勃开展，推动了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在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补课的同时，继续开展了平反冤假错案、抓紧落实各项政策、贯彻经济政策、民族宗教政策等方面的工作。其中，农业工作冲破思想障碍，农村改革走在了前列，逐步建立了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使新形势下农村生产关系得以调整，迈开了农村改革的步伐。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十年“文化大革命”时期，银川市同全国各地一样，正是发展国民经济的“三五”和“四五”计划时期。由于全局性“左”倾错误的影响，加上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干扰破坏，全市经济建设和其他事业都遭受到了巨大的损失。但是，由于广大干部群众的努力，这种破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国民经济仍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总的来看，呈现曲折向前发展的趋势。
经济发展状况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和自治区党委对发展生产非常重视。多次召开会议、发出文件，要求工业、农业、交通、财贸部门“加强或组成各级指挥机构”，保证生产、建设、科研等工作正常进行；职工应当坚守岗位，职工的“文化大革命”，放在业余时间去搞；红卫兵和革命学生不要进入工矿企业、科研、设计事业单位去串联。《人民日报》等报刊也经常发表社论，提出一手抓革命、一手促生产，保证“文化大革命”和生产两不误。对于中央和自治区党委“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银川市认真贯彻执行，并要求各县区、各单位搞好生产。
经过近两年时间的破“四旧”、大批判、全面夺权和武斗、打砸抢等内乱后，“文化大革命”急风暴雨的势头逐渐减弱，特别是市革委会成立后，开始有组织地开展“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发展经济被逐渐提上了议事日程。
从1968年第四季度起，银川市剧烈动荡的局势开始逐步稳定，出现了大动乱年代一个相对稳定的间歇期。1969年，随着中断了两年的全国计划工作的恢复，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执行又被提上了议事日程。2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抓革命 促生产 夺取工业战线的新胜利》，《宁夏日报》发表《抓革命 促生产 胜利迎接“九大”》的社论，银川市3万余军民举行“落实毛泽东最新指示，召开抓革命、促生产、夺取工业战线新胜利誓师大会”，自治区革委会、银川市工人和农民代表表达了狠抓革命、猛促生产的决心，并立即动员起来，掀起了春耕生产高潮。根据自治区革委会制定的《全区国民经济七年发展规划初步设想》和自治区的统一部署，银川市各县区、各部门都程度不同地开始抓经济工作。1969年国庆节前，首都钢铁公司提出“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竞赛建议后，银川橡胶厂等厂矿提出响应首钢建议的具体措施，并向全区兄弟厂矿提出开展革命竞赛的建议，带动全区工交、煤炭、基建等战线的工人掀起了生产竞赛热潮，许多厂矿提前几个月完成全年生产计划任务。1970年10月9日至27日，自治区革委会在银川召开全区农业会议，提出了“学大寨，赶昔阳，苦战三五年，粮食翻一番”的奋斗目标之后，银川市农业战线坚持“打农业翻身仗”，收到了一定效果。
随着短暂的相对稳定局势的出现，因“文化大革命”混乱局面而停止的“三线建设”又陆续进行。面对“三线建设”中一些迁银的大中型工业企业对原材料、燃料及粮食、副食品等需求的大量增长，以及因粮食减产造成的严重局面，银川市从上到下不得不采取各种增产措施，大抓农业。在有计划扩大耕地面积的同时，主攻农作物单产的提高，实行多种多收和高产多收的两条腿走路方针。在农业工作上，一方面仍存在继续推行极左路线的问题，特别是片面强调“以粮为纲”，继续批判“工分挂帅”“三自一包”和“四大自由”（借贷自由、租佃自由、雇工自由、贸易自由）；另一方面，也采取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每年冬春都组织几万人进行农田基本建设，使农业生产条件有所改善。特别是随着农业投资比重的提高，在科学种田方面有了较大进步，各县、区普遍实现了稻麦良种的更新换代，在水稻栽培技术中普遍推广了插秧和塑料薄膜育秧，使稻麦亩产大幅度提高，涌现出了一批粮食大面积稳产高产地区。
“五小”（小钢铁、小煤炭、小化肥、小水泥、小机械）工业有了一定的发展。1970年4月，全区计划会议提出几年内实现“小土群”星罗棋布、“五小”企业遍地开花的设想后，银川市采取有效政策措施，鼓励各县、区因地制宜地发展“五小”工业。虽然在工业方面仍然到处批判“利润挂帅”“物质刺激”和“专家治厂”，使许多合理的规章制度被废除，给生产造成了很大损失，但是经过努力，以“五小”工业为主的县社工业有了较快发展，先后试制和生产了中小型拖拉机、柴油机以及纯碱、洗衣粉、砂糖、棉针织品等多种日用工业品，部分新产品填补了宁夏工业产品的空白，提高了工业品自给水平。
持续开展的“三线建设”带动工业的发展
20世纪60年代初期，国家从战备需要出发，根据战略位置的不同，将全国分为一线、二线、三线（三线地区是全国的战略大后方），进行了“三线建设”的部署。在调整全国工业建设布局中，国务院有关部门决定在银川安排一批“三线”重点建设项目，并从1965年开始由沿海和内地陆续搬迁、创建了一批大中型工业企业到银川，如银河仪表厂、长城机床铸造厂、兴庆机器厂、长城机床厂、银川起重机器厂等。从技术、设备和管理等方面支援和促进了银川市地方工业的发展。生产工业起重设备的银川起重机器厂，生产的产品起吊能力一升再升，产品1968年突破了徘徊于60吨至80吨的局面，达到107吨，1970年猛增到746吨，1973年又发展到1531吨。1975年7月，长城机床厂研制的CSK-20数控机床，在当时达到了先进技术水平，为全国机床行业增加了新品种。
在“三线建设”中大中型企业迁银的推动下，地方工业也大大发展。1969年2月8日，银川机修厂建成铸钢车间并炼成了第一炉钢。1970年7月，在甘肃、青海等兄弟省区大力支援下，银川汽车修配厂等企业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成功试制出了“六盘山”牌4吨载重汽车。1970年底，宁夏第一座现代化糖厂——银川糖厂——建成投产，生产出“六盘山”牌白砂糖，结束了宁夏没有制糖工业的历史。1972年9月，拥有1000个精纺纱锭、设计能力年产绒线700吨的宁夏第一座现代化绒线厂——灵武绒线厂——建成投产。
交通运输、日用化工等建设也发展较快。1972年底，全长508公里的银川—兰州218微波工程破土动工，宁夏开始利用微波电路传送中央电视台的彩色电视节目。1974年6月5日，设计年产烧碱1000吨和液氯、盐酸各500吨的宁夏日用化工厂在银川建成投产。同年底，设计年产10万吨的贺兰山磷矿建成投产。1975年9月，银川市自行设计、施工，采用箱涵顶新技术的纬六路与包兰铁路立体交叉工程建成通车。至此，银川市的生产力布局及工业布局明显改善，工业产品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一些新兴的工业行业逐渐形成并初步发挥了优势，一些企业由于拥有较先进的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产品很快畅销全国。银川乃至宁夏一直不能生产的大型机床等开始问世，轮胎、合成氨、农用化肥、小型拖拉机、日用化工、轻纺等工业产品从无到有，由少到多，门类较齐全。交通运输随着铁路、公路的增加和改善，货物周转量和客运量较1965年分别有了明显增长。1965年到1976年底，银川市工业总产值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5.8%。工业生产的迅速发展，使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发生了根本变化，由1965年的51.6%上升到1976年的77.7%。同期人均工业总产值由144元增加到472元，增长了2.3倍。
工业学大庆和农业学大寨运动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经济建设中，除坚持“抓革命、促生产”外，还先后开展了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和贯彻《鞍钢宪法》等群众运动。
工业学大庆始于“文化大革命”前。“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工业学大庆运动基本停止。1971年下半年，自治区部署开展工业学大庆运动后，银川市又开始开展工业学大庆运动并掀起了高潮，提出学大庆要从思想上、政治上坚定地贯彻执行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狠抓领导班子的革命化建设，放手发动群众，全面贯彻执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要求形成个个企业学大庆、人人学习王进喜的生动局面。在此后的几年间，市委、市革委会不断发文件，召开动员会议、经验交流会议等，总结交流工业学大庆的经验，表彰先进，部署工作，使学大庆运动深入开展起来，并逐渐从工交战线扩展到其他战线，涌现出了一大批学大庆先进单位、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尽管工业学大庆活动主要是发生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而且一直是在“左”的指导思想下进行，活动中不免有这样那样的偏差，但是，工业企业、工人阶级在工业学大庆运动中迸发出的那种渴望求变的劳动热情和奉献精神是极其可贵的，也是值得歌颂的。
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和自治区党委、政府的部署，20世纪70年代，银川市开展了农业学大寨运动。1970年1月下旬，自治区革委会召开全区农业生产会议后，市委、市革委会组织农业学大寨宣传队和农村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深入农村社队宣传学大寨的意义、方法等，提出以大寨精神学大寨，以昔阳经验赶昔阳，广大贫下中农、社员群众和各级干部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革命加拼命的精神，坚持“抓革命、促生产”，开展“远学大寨，近学华二（灵武县新华桥公社华二大队）、甘四（固原县双井公社甘城大队四队）”，以及学本市满春大队、魏家桥二队、平伏桥十队、北塔五队、燕鸽八队等活动。当年，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降低了地下水位，改善了生产条件，技术改造和农业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使农业生产有所发展。1973年冬，市委负责同志带领调查组深入基层，认真检查北农会议精神的贯彻执行情况，提出为建设银川市商品粮和副食品基地而斗争，向全市人民发出了苦战三年、实现粮食翻半番的号召。1974年秋，全市动员50%的农村劳力近4万人，搞农田基本建设，建成机耕条田15.2万亩，全年粮食总产2.6968亿斤（不包括贺兰县）。1975年3月下旬至4月初，国家林业部、财政部在银川召开的国营农场、生产建设部队学大寨经验交流现场会和9月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对银川市的农业学大寨运动给以极大推动。自治区党委10月28日召开自治区和银川市干部大会，10月31日发出《关于认真贯彻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的通知》，提出“全党动员，大办农业，苦干五年，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任务之后，银川市委12月24日作出《关于认真贯彻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苦战五年，把银川市建设成大寨市的决定》，提出：抓好农业生产五大建设（以改大治小为主攻方向的农田基本建设、以养猪为中心的肥料建设、以培育优良品种为主的良种建设、以改革耕作制度和耕作技术为基本内容的科学种田、“以粮为纲”的多种经营建设）并不断加强领导，组织全市掀起了一个大学习、大宣传、大动员，农业学大寨的热潮。当年又新建机耕条田10万亩，农业继续增产，粮食总产达到4•25亿斤（包括贺兰县）。农业学大寨最显著的标志是农田基本建设的蓬勃发展。1975年以后，全市每年投入农田基本建设的劳动力6万人，投入畜力6000头，各种机械6000余台，改善了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
在农业学大寨的热潮中，灵武县新华桥公社华二大队一直走在先，学习效果尤为突出。1970年9月，该大队党支部书记高生祥（时任中共灵武县委常委、县革委会副主任，新华桥公社革委会主任）出席全国北方农业会议并受到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他把大寨经验带回灵武，带回华二，组织群众轰轰烈烈地大干。在高生祥的带领下，华二大队在农业生产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粮食单产从1964年的321斤，提高到1974年的1223斤，10年间粮食总产量提高2.8倍。开荒整地，土地面积从原来的4700亩增加到6000余亩，社员劳动日值在全区名列前茅。1973年，高生祥建议水利部门组织全县民工4.5万人，用一个多月的时间，进行了张家滩清水河改道工程，开发荒地1000余亩，随后又进行了河忠大队龙须沟改道工程，降低了地下水位，大片荒地得以开发。1975年，新华桥公社大搞农田园田化，动员1.6万多群众开展大会战，对几万亩农田的沟、渠、路、村庄进行统一规划，并以此为样板，在全县进行了农田条档园田化统一规划管理，这一系列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措施，为灵武县的农业生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开展，极大地鼓舞和调动了工人、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虽然当时“左”的思想仍占主导地位，政治运动连续不断，但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工人、农民仍然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用实际行动创造着社会财富。
经济曲折发展的主要原因及存在问题
从整体看，“文化大革命”期间，银川市经济虽呈现曲折起伏的态势，但总的还是向前发展的。1976年，地区生产总值3.09亿元，1965年1.3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以1952为100计算）1976年比1965年增长71.5%。人均地区生产总值423元，较1965年的284元增长48.94%；全社会固定资产总投资5950万元，较1965年增长20.7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605万元，较1965年增长122.51%；地方财政收入5333万元，较1965年增长237.53%。
“文化大革命”期间，银川市的国民经济之所以能够继续有所发展，绝不是“文化大革命”的功劳。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经济和社会发展还会更快。经济还能发展的主要原因：一是党的向心力的影响。尽管一度各级党组织处于瘫痪状态，但是党在领导全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斗争中，以其卓越的贡献形成了巨大的向心力。这种向心力所产生的强大的凝聚力，使人民群众仍然看到的是希望，他们仍然相信党，一心一意跟党走。他们相信动乱是暂时的，前途是光明的。二是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社会主义事业进步和发展的基础。正是有了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在发生严重失误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破坏的情况下，社会生产力仍然获得一定的发展，这充分显示出了社会主义制度顽强的生命力。三是全市干部、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共同奋斗的结果。广大共产党员和干部、群众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倒行逆施的行径进行了抵制和斗争，工业、农业、科技等各条战线上的广大干部、工人、农民、科研技术人员，始终以党、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重，顶住压力，排除干扰，辛勤劳作，努力在自己的岗位上为社会主义建设多做贡献，促进了国民经济继续向前发展。四是外地迁银工业企业发挥了好的效益。由外省市迁入银川的工业企业大大改变了银川市的工业布局，填补了宁夏工业空白，壮大了工业基础。加之国家和兄弟省区在人力、财力、物力上的大力支援，使落后的银川工业布局逐步合理、门类更加齐全，使原本就缺少工业的银川焕发出了生机，经济效益日益显现，拉动了经济发展。
“文化大革命”时期，银川市经济虽有所发展，但仍然存在着许多严重问题。一是重大比例关系严重失调。轻重工业之间的比例关系不适应，轻工业过轻、重工业过重的现象十分突出；农业内部种植业与林、牧、副、渔各业之间的比例关系不协调，片面强调“以粮为纲”，致使林、牧、副、渔发展缓慢；消费与积累之间的比例关系也不协调，在典型的高积累、低效益、低消费的情况下，对农业投入过少，对人民生活“欠账”过多。二是基本建设规模过大，投产率低。三是经济效益普遍较差。四是经济体制僵化。长期吃大锅饭，违背了按劳分配的原则，压抑了广大群众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
“文化大革命”中
曲折发展的银川经济
1978年底，郝廷藻调任贺兰县委书记。当时，全党全国正在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全国农村开始实行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郝廷藻从贺兰县的实际出发，选择了包干到户这种责任制的形式。
在郝廷藻的主持下，贺兰县选择了通义公社作为试点。当时，通义公社是全县最穷的公社，百姓的说法是“种地靠贷款，吃粮靠回销，花钱靠救济”。全公社3万余亩土地，万余人口，年产粮食作物450余万公斤，一个劳动日10分，核算下来挣着0.6元钱，年收入仅46元，全公社几十年来一直是吃返销粮。
1979年，通义公社杨德明书记率先在通义公社最穷的星光六队搞起包产到户的试点，将土地、牲口、农具全都分给了各家各户。这种“大包干”深受农民的欢迎，农民形象地说：“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保证国家的，交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通义公社的“包干到户”，极大地调动了当地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到了1980年春播前，“包产到户”责任制已在全公社9个大队79个生产队全面推开。
通义公社的做法，很快就引起了整个贺兰县的关注。1980年1月10日，贺兰县委扩大会议召开，杨德明将通义公社9个大队进行大包干的情况作了介绍，立时引起其他公社领导的当面质疑，引发了会场上的大争论。最后，郝廷藻鼓励他说：“可以放开一点，可以大胆一点，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支持我们！”并当场支持他们对各种形式的责任制试验一年，到秋后总结。
回到通义后，杨德明三个月没有回家，到每个小队进行调查、督促，以致老家盛传他因推行“大包干”而被抓去劳改的消息，妻子打发女儿、儿子从家中骑自行车赶往通义，儿女们发现父亲没事后才放心回去。随后，《宁夏日报》的记者魏华走进通义进行采访，于1980年5月22日在《宁夏日报》刊登出《“责任田”连着社员的心》的通讯，1980年7月16日《宁夏日报》以《贺兰通义公社实行“责任田”办法好》为题，刊登了通义的做法。当年8月8日，《宁夏日报》再次以《放宽政策带来的新变化——通义公社见闻》为题，刊登该报记者深入通义后采访的通讯。
那年夏天，实行“大包干”使整个通义公社总共打了260万公斤小麦，比最好的年景多收了75万公斤小麦。为了给来年上交公粮留些余地，公社在给县上报产量时只报了240万公斤，县上有人不相信，调查组下来挨家挨户核查，通义公社一下成了全县学习的典型。翻开杨德明当年写的工作总结，看到这样的叙述：当年向国家交售公粮44万斤，交售购粮92万斤，并归还国家贷款30万元，同时，集体的储备粮入库实收80余万斤，提取公积金、公益金10余万元。
到了1980年底，通义公社的小麦就比1979年增长了55%，创历史最高水平。通义公社82个生产队，队队增产，75个生产队超额完成生产合同规定的任务，22个生产队比往年翻了一番。1981年，全县社员购回大牲畜3400余头，养羊10万余只。据调查，社员家庭副业收入比上年增加41%，社员承包集体多种经营的收入比上年增加了58.7%。
粮食增产带来的丰年以及新闻报道的助推，就像插在“通义经验”上的两只翅膀，使通义经验不仅在整个贺兰叫响，也很快被银川市推行。郝廷藻说：“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一做法是成功的。1983年2月，我离开贺兰县到自治区党委工作，贺兰县的生产责任制搞了三年多时间，总人口增加了4%，农业总产值增长了138.6%，农作物播种面积增长了7.7%，总产增长了66.5%，大牲畜数量增加了32.3%。效果十分明显，是农村生产力的又一次大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