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6日，以华国锋、叶剑英等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毅然采取行动，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远这个“四人帮”头子进行抓捕，一举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实现了党和人民的共同意愿，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国家，挽救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为实现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创造了条件。“四人帮”虽然垮台，但地方帮派体系盘根错节，还有一定势力。在这种情况下，银川市按照中央和自治区的部署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揭发批判“四人帮”的斗争。
开展揭批“四人帮”斗争的背景
粉碎“四人帮”后，中央政治局立即对揭发批判“四人帮”的斗争作了部署。1976年10月，中共中央“打招呼”会议通报粉碎“四人帮”的情况，华国锋代表中共中央传达了毛泽东在1974年至1975年对“四人帮”的多次批评、警告以及对“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揭露的情况，并部署在全党全国开展揭发批判“四人帮”斗争的工作。1976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11月中旬，全国宣传工作座谈会提出要揭发批判“四人帮”的罪行，把他们的一切谬论收集起来，一个一个地批深批透。11月下旬，自治区召开地、市、县（旗）会议并发出《关于进一步掀起揭发批判清查王张江姚反党集团运动高潮的安排意见》，提出迅速在全区范围内联系实际，进一步掀起大揭发、大批判、大清查“四人帮”反党集团的高潮，消除其毒害和影响，推动各项工作。12月2日至4日，中共银川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中央宣传工作座谈会和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精神，揭发批判“四人帮”的罪行。会上，市委书记马信作《坚定相信大多数群众，放手发动群众，迅速掀起大揭发、大批判、大清查的高潮，夺取揭批查“四人帮”斗争彻底胜利》的讲话。会议研究部署全市进一步掀起揭发、批判、清查“四人帮”反党集团高潮的安排意见。会后，全市各级党组织认真宣传发动，组织干部群众，开展了对“四人帮”的批判。
中共中央从12月10日起连续发出关于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罪证的三批材料，系统公布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和罪行，特别是华国锋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发表讲话，宣布要经过“三个战役”开展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即揭发批判“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揭发批判“四人帮”的反革命面目和罪恶历史，揭发批判“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及其在各方面的表现”。市委按照中央和自治区党委的部署，开始联系实际揭发、批判“四人帮”及其在银川帮派体系的罪行。12月上旬，在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和1977年1月下旬的市委六届十一次全委（扩大）会议上，深入揭发批判了“四人帮”和当时被错定为银川市“重大反革命案件”的当事者、市委副书记鱼化龙。市委根据自治区党委56号文件精神，成立了审查鱼化龙案件小组，组织开展了“揭批鱼化龙书写反动标语、恶毒攻击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反革命罪行”的大批判活动，使鱼化龙受到了严厉的批判。3月14日，市委常委会议讨论建议撤销市委副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鱼化龙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并逮捕。4月中旬，自治区党委报经中央批准，给予鱼化龙“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处分。1980年4月，自治区党委将鱼化龙的错误定为“犯严重政治错误，给予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处分，另行分配工作”，同时“撤销1977年4月15日给予鱼化龙同志开除党籍的处分，恢复其党籍”。
揭批“四人帮”斗争的过程
为了彻底批判和清查“四人帮”的罪行，尽快消除“文化大革命”在银川造成的混乱影响，根据中央和自治区新调整的党委班子的要求， 1977年2月10日，自治区党委召开自治区和银川市机关干部大会，进行了迅速掀起揭批“四人帮”新高潮的动员。要求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批判“四人帮”篡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搞乱思想和理论，达到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会后，银川市成立了揭批查“四人帮”运动办公室，领导全市开展了揭批“四人帮”的第一战役。主要任务是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批判“四人帮”篡党夺权罪行，肃清其流毒。各系统层层召开群众大会，进一步扩大揭批斗争的声势和影响。
1977年7月6日，自治区、银川市召开有24万人参加的联系实际揭批“四人帮”罪行有线广播大会，揭批私藏枪支、对抗揭批“四人帮”的3名违法乱纪分子的罪行，进一步揭发了自治区党委原个别领导大搞帮派活动的严重问题。7月23日，银川市各族各界群众集会游行，坚决拥护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关于追认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关于恢复邓小平职务和确定揭批“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等决议，表达了全市人民把揭批“四人帮”及其宁夏、银川的极少数追随者的斗争进行到底的决心。随着揭批“四人帮”运动的发展，银川市先后在卫生科技和文化教育等系统召开了揭批“四人帮”及其银川地区资产阶级帮派罪行大会，联系实际进行批判。在揭批“四人帮”罪行的同时，开始清查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8月和9月，自治区党委先后任命邢善贵、张浩、薛文亭为市委副书记（1978年2月又任命陈静波为市委书记）。10月，根据市委意见，自治区党委决定中共银川市委常委马彦虎停职检查（根据1980年1月自治区党委的有关文件精神，落实了马彦虎的问题，是“属于说错话，做错事”），市委常委孙尚武隔离审查（1980年5月市委决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恢复原工人身份）。截至1978年4月，市属70%以上的县、局级领导班子和80%左右的科级领导班子得到调整充实，一些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文化大革命”中带头搞派性的人，被从各级领导班子中清理出去，一批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的干部重新回到了领导岗位。此举措从组织上保证了揭批“四人帮”和清除银川市派性斗争的顺利开展，为从组织上、思想上清查“四人帮”及其余毒起到了推动作用。
在揭批“四人帮”的过程中，从1977年10月下旬至1978年2月，市委按照中央和自治区党委的要求“实行依靠人民群众与专门机关相结合”的方针，经过组织发动、大揭大批和批斗打击处理、总结建设等阶段，开展了批判“四人帮”和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资本主义势力（简称“一批两打”）的斗争，打击了“四人帮”的社会基础。在批判“四人帮”的同时，对攻击毛泽东、周恩来、华国锋、党中央以及破坏揭批“四人帮”斗争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对“文化大革命”中参加“打、砸、抢”的骨干分子，对盗窃犯、诈骗犯、强奸犯、抢劫犯、杀人放火犯和流氓集团的骨干分子等进行了严惩。经过一年多的揭批查，清查同“四人帮”篡党夺权有牵连的人和事的斗争有了重大进展。在揭批查斗争中，广大群众认清了“四人帮”的真面目，分清了政治是非，提高了思想觉悟，激发了全市广大群众的政治热情和生产、工作积极性，促进了经济和社会的恢复和发展，党内政治生活逐步趋于正常，开始出现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揭批“四人帮”的运动，为实现安定团结和党的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创造了条件。但在指导思想未能摆脱“左”倾错误影响的情况下，对“四人帮”的揭发和批判被局限在对“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全部肯定的范围内，有些禁区难以触及；人民群众提出的许多合理要求，如澄清“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是非、尽快让邓小平出来工作、为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平反等也未能得到解决。
揭批“四人帮”引发了经济建设的热潮
随着揭批“四人帮”和全面拨乱反正工作的不断深入，银川市人民群众越来越清楚“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国家民族的大灾难，加深了对党和国家的信任，感受到了党对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历次政治运动被冲击人士的亲切关怀，极大地激发了为国家和民族振兴而积极奉献的热情。1976年10月“全区工业学大庆会议”后，市委研究了贯彻意见，提出狠抓工业发展速度、扭亏增盈、企业整顿，收到了实效。1977年5月9日，自治区党委、银川市委联合召开银川地区掀起工业学大庆运动新高潮誓师大会。10余万人通过广播和电视收听、收看了大会实况。市委书记马信在讲话中指出：“要跑步学大庆，广泛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甩开膀子大干社会主义。”会后，银川氮肥厂、银川化肥厂等企业翻印了大会倡议书和挑应战书，发到车间、班组和个人，组织学习讨论并制定措施。银川化肥厂把5月9日大会实况在全厂播放3天，使全厂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厂与厂之间还互相上门传送经验，落实挑应战措施。全市大干社会主义、积极为“四个现代化”建设做贡献的大好局面逐步形成。1977年11月8日，西安、兰州、银川、西宁等市协商议定了《西安、兰州、银川、西宁4市开展工业学大庆竞赛协议书》，从1978年4月开始，银川市组织工业系统认真开展了省际学大庆竞赛活动，直到1980年7月初停止，改为今后定期或不定期地相互访问学习。在工业学大庆运动中，全面贯彻落实了中共中央1978年4月20日印发《关于加快工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工业三十条》）。通过广泛调研，交流经验，分期分批对企业进行整顿，使一批企业在领导班子建设、职工队伍培养、健全岗位责任制、提高经济技术水平等方面都有了明显提高。
在农业方面，市委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掀起了以大搞改土治水、沟渠田林路与村庄综合治理为主要内容的农田基本建设热潮。在1977年冬至1978年春，全市动员近20万人参加农业改土治水、开沟清渠工作，初步建成了沟渠路配套、农田成片、便于大机械耕作的新灌区，收到了显著效果。1978年4月，市委向永宁、贺兰县和郊区党委（核心小组）发出《关于贯彻执行建设大寨县六条标准的具体意见（试行稿）》（六条标准即：有一个坚决执行党的路线和政策、团结战斗的县委领导核心；树立贫下中农的阶级优势，能够对资本主义活动进行坚决的斗争，对阶级敌人实行有效的监督改造；县、社、队三级干部都能够象昔阳的干部那样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在农田基本建设、农业机械化和科学种田方面进展快，收效大；集体经济不断壮大，穷社穷队的生产和收入达到或超过当地中等社队现在的水平；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增产收益大，对国家贡献多，社员生活逐步有所改善），提出把银川早日建成坚实的商品粮和副食品基地。普及大寨县后，农业学大寨运动达到了高潮。从1978年开始，永宁县“东治黄河西治沙，中间大搞园田化”，实行山、水、田、林、路全面规划综合治理，采取组织县、公社、大队三级农田基本建设专业队、坚持常年大干和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等方法，本着先抓粮（提出：实施夺取粮食“过江”战役），后盖房的原则，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并抓紧条田的建筑物配套，达到了“一平三通”（即田平、渠通、沟通、路通）。银川郊区开挖了银东干沟，灵武开挖了泄洪沟，贺兰开挖了丰庆沟等。
在交通运输方面，落实全国铁路工作会议精神，加强管理，提高运输能力，加快了物资流通。
在科技方面，大力推进了科学技术在工农业生产中的应用。
在党的组织建设方面，不断加强了各级党委和革委会班子建设。1977年10月下旬，根据自治区党委的决定，市委调整了贺兰县党委和革委会领导班子。1978年2月上旬，中共永宁县第六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县委常委会。是月，市委书记、市革委会主任马信调自治区政府工作，陈静波接任市委书记、市革委会主任。5月，市委决定从5月开始，将市级机关、市直各部门（包括人民团体）党的核心小组，改为党组，原核心小组正、副组长，改任党组正、副书记，行政上的革命领导小组正、副组长，改任正、副局长或正、副主任。市委还陆续任命了一批县、区及部门负责人。7月，市委决定成立了银川市人民检察院，刘致远代理检察长。11月，市委副书记薛文亭调离，白振华任市委常委。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结束了1976年10月以来党的工作徘徊前进的局面，将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引向健康发展的道路。在党的领导下，市委带领全市人民迈进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