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下放劳动是“文化大革命”中“斗、批、改”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从1968年10月开始，银川市革委会按照中央和自治区革委会的要求，将自“文化大革命”初期受到冲击而停止工作的许多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干部、知识分子，包括高校教师、医疗卫生人员和文艺、体育工作者，革委会精简机构后急需安置的干部，“清理阶级队伍”等运动处理的“有问题”的干部，陆续下放到农村或“五•七”干校参加劳动。这种“左”的做法伤害了一大批干部。
1968年5月7日，按照毛泽东“五•七指示”，黑龙江省革委会在庆安县创办柳河“五•七”干校，组织大批省直属机关干部去干校下放劳动。毛泽东高度评价了这一做法，指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10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的文章称：“‘五•七’干校是改造和培养干部的好地方，是实现机关革命化，搞好斗、批、改的一种好办法。”同日，自治区革委会召开常委会议，并连夜召开电话会议，要求全区各地认真学习和贯彻毛泽东关于干部下放劳动的最新指示，会议决定下放部分干部到县社工作。
干部下放劳动，银川市走在前面。在自治区革委会召开电话会议的当天晚上，市革委会连夜发出紧急通知，组织全市干部学习讨论，同时组成领导小组，指定一名革委会副主任负责此项工作。10月7日，市革委会常委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市党校，成立干部劳动学校。12日，市革委会决定以毛泽东关于“广大干部下放劳动”指示发表的日期10月4日命名，成立银川市“一○•四”干部学校，校址选在新市区园林场（后于1969年年底搬迁到八里桥）。18日，“一○•四”干部学校成立。19日，成立由7人组成的干校革委会，下设政工组、生产组、办公室，下编4个连，每连3至4个排。10月22日，市革委会召开大会，欢送第一批460余名市委、市人委、市革委会机关干部学员开赴生产劳动第一线，“学劳动、学政治、批判资产阶级”。这批干部学员到干校后编成4个连，其中担任过县处级职务的有58名，“多数是由于受刘少奇‘黑六论’毒害较深，长期脱离群众、脱离劳动、脱离实际，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和以往工作中犯有错误甚至严重错误的人”。校革委会“组织他们，教育他们，……引导他们用毛泽东思想从世界观上查‘偏’找‘源’，和他们一起开展‘一忆二批三查’活动，即：忆在‘文化大革命’中怎样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而英勇斗争，教育他们‘放开眼界看未来，贺兰山下炼红心’，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克服怨气、泄气、不服气的错误思想，继续革命；上挂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下联自己的错误事实，深入持久地开展大批判，不断提高路线斗争觉悟；查自己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革命思想和斗志以及犯错误的根源，帮助他们总结在两条路线斗争中的经验教训，不断地改造世界观”。这批干部学员中还有“群专”对象40人，编为“群专队”，被监管审查。监管审查期间，不准随便离开宿舍，不准和别人说话，不准通信打电话，不准会客，每天除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外，还不时接受批判和斗争。
“五•七”干校成立之初所接收的学员，大多属于安排性质，其任务就是“下放劳动”。其中，又有许多人属于“有问题”的、待审查的及难以安排的人员。实际上干部下放的目的从一开始就不仅仅只是“重新学习”或“再教育”和“劳动锻炼”，是当时革委会大规模精简机构，急需安置大批多余干部的需要，是“清理阶级队伍”等运动必须处理一批“有问题”的干部和知识分子的需要。干部下放一般采取去“五•七”干校和到农村安家落户两种形式，各地因情况不同而各有侧重。一些单位不顾客观实际和工作需要，盲目追风，创办干校，铺摊子、盖房子、凑数字。如1968年10月18日至22日，永宁县170余名干部被下放到该县“五•七”干校参加劳动。宁夏日报社将近200名经验丰富的采编人员被送往农场劳动。1969年10月29日，宁夏日报社毛泽东思想干校开学，首批78名下放干部开赴农业生产第一线。1970年3月5日，自治区级机关毛泽东思想干部学校第一批包括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工程技术人员、教师等40名干部到平罗插队落户，“继续革命”“当一辈子普通劳动者”。5月，市革委会机关实行“三三制”，即：全市机关干部一部分下放劳动锻炼，一部分到基层搞调查、抓典型，一部分留在机关抓日常工作，三个月轮换一次。1970年11月7日，自治区和市革委会决定下放自治区市两级230余名医务人员携带家属到山区、牧区安家落户。10日，他们陆续出发赴阿拉善左旗、盐池县、同心县和固原地区农村劳动。 11月又以“打农业翻身仗”之名，将持不同观点及所谓有问题的自治区党政领导机关的500余名干部迁往山川各县农村插队落户，甚至不惜采取强迫迁移户口、粮食关系和责令在天寒地冻的年底前限期报到等做法，极大地伤害了这些干部和他们的家人。除创办“五•七”干校外，截至1970年底，银川地区创办了158个“五•七”农场，先后有600余名干部和知识青年分别到干校、农场劳动锻炼和安家落户。直到1975年，这些干部才开始陆续返回原工作单位。对在“五•七”干校学习和劳动锻炼的干部，也根据其表现陆续“解放”，重新安排工作。
干部下放到农村参加生产劳动中，最初确实是响应党中央和毛泽东号召，真心实意地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氛围中，在派性的作用下，在很不正常的人际关系中，许多单位下放干部实际上成为排除异己、迫害知识分子、清除各种“有问题的人”的手段。在狂热的气氛中，大批携老带幼的干部被下放到农村，对住房、口粮、医疗等方面存在着许多困难，他们的身体状况已不能适应农村繁重的体力劳动，他们的子女也因此失去了在城市学习、工作的机会。有的干部一家被分别下放在不同地方，加之社会舆论方面无形的压力，多数下放干部思想沉重、顾虑重重。而且，中宣部在贺兰县也设立了干部劳动学校，一批干部集中在干校劳动锻炼。许多非常有能力、有才华的干部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浪费了大好的青春年华。著名学者于光远就是被戴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大叛徒”“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派”五顶大帽子，发配到中宣部设在贺兰县“五•七”干校劳动改造。
广大干部（包括许多知识分子）下放到农村，或在“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经受锻炼，增加了对农村的了解，但是长时期被排除在各项业务工作和科学文化研究之外，耽误了在本职工作中利用所学专业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并继续深造的宝贵时光，给国家现代化建设造成很大的损失。
1974年11月，市委决定将“一○•四”干校改称为“五•七”干校，干校的职能转入轮训干部。许多机关在职干部、职工先后到干校学习和劳动锻炼，市机关处以上干部多数到干校参加过学习。从1968年到1976年，干校共举办“五•七”班、干训班、工农班、培训班30期，培训干部3275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市“五•七”干校撤销，逐渐被党校所取代。
“文化大革命”中的干部下放劳动
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虽然党的指导思想“左”倾错误占据主导地位，虽然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这种错误煽动极左思潮，导致社会动乱严重并长期持续，虽然运动初期曾有大批学生、干部、群众响应号召，并狂热地投身其中，但是，在党的领导层内，在党内外广大干部群众中，对“左”倾错误和极左思潮不同程度、不同形式地抵制和抗争始终存在并不断发展。银川市一些干部群众对“左”倾错误，特别是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及其极少数追随者篡党夺权、破坏安定团结和经济建设的阴谋活动也进行了积极的抵制和斗争，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文化大革命”初期，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工人、学生之所以响应号召，积极参与这场在当时被称之为“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革命运动”，一是出于对党和毛泽东的信赖。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过程中，由于毛泽东建立了伟大的功绩，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衷心热爱的领袖，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的威望达到高峰。在中国这个有着长期封建社会历史的国家，对领袖的个人崇拜一经宣扬，很快便形成浓厚的个人崇拜的气候。人们把维护领袖的威望，与保持党的团结、维护党的形象联系在一起。因此，受到全党和全国人民尊敬的领袖的思想观点就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尽管毛泽东的某些思想认识不符合中国实际，但是由于在全党全国人民心目中具有崇高的威望，他的指示也就容易成为人们认识问题的指导思想。因此，人们深信党和毛泽东的领导是英明的、正确的，“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在当时个人崇拜盛行的情况下，一呼百应已成为社会生活的常规。二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在党内滋长的“左”倾思想，经过一个接一个政治运动的推进，到“文化大革命”前夕，已经在干部和群众中产生广泛影响。那一套“左”的说教，已经成为大家不敢怀疑、也不敢逾越的信条和框框。这就窒息了独立思考，助长了盲从和随大流。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在含义不清的“反修、防修”的号召下，盲目地轻信了“修正主义导致资本主义复辟迫在眉睫”的错误判断，在“保卫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的强烈责任感的激励下，参加了“文化大革命”。三是由于政治思想上的强大压力。当时尖锐地提出在两条路线斗争中站在哪一边——是当“革命派”还是当“保皇派”，这是一个急迫的选择的问题，而且强调这是立场问题，政治方向问题，革命大节问题，甚至是革命和反革命的问题。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迫使人们不得不表明态度，作出抉择。四是林彪、江青一伙阴谋篡权，乘机蛊惑挑唆，蓄意制造动乱，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和工人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造成一哄而起、唯恐落后的社会潮流，使一些人身不由己地被卷入“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运动发动起来后，大多数工人、农民、学生、党团员和领导干部听从党的召唤并积极参与。各地、各部门的党政领导机关和负责人绝大多数被视为害怕“革命”甚至反对“革命”，几乎全部遭到“炮打”和批判。违背常理的这场“革命”运动越“发展”越“深入”，所遇到的抵触情绪和阻力也就越大。随着运动的发展，当许多干部和群众看到任意反对和冲击党政领导机关、砸烂公检法，任意揪斗领导干部、打倒一切、全面夺权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践踏民主和法制的行为后，普遍不理解或不满，对这种局势深感忧虑，对“文化大革命”发生怀疑。许多在运动初期被卷入的干部和群众，纷纷离开“造反”队伍，有些人成了“逍遥派”。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绝大部分人虽然对“文化大革命”发生怀疑，但不能公开讲。一些干部和群众采取他们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进行抗争，他们或者表面应付、消极对抗，或者以“抓革命、促生产”为理由，坚守生产岗位，以抵制派性的干扰。到后来，一些人逐步对“文化大革命”进行抵制和反对。
一些政治敏锐、有眼光的干部，无论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打倒并遭到精神和肉体的折磨，还是在后来恢复工作不久又受到错误批判，他们都不屈不挠，坚持与“左”的错误思想和行为进行抗争，有的人甚至牺牲了宝贵的生命。原中共中央西北局下放干部田涛（1965年下放后担任贺兰县四十里店公社党委书记）十分关心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他对到处揪斗“走资派”、全面夺权、大搞打砸抢抄抓、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的行为义愤填膺，于1967年3月至4月间分别在贺兰县城和银川市街头贴出大字报，旗帜鲜明地阐明自己的观点，反对一些人打着“革命”“造反”的旗号颠覆无产阶级政权，并向中央写信反映宁夏“文化大革命”中一些不正常的情况。1967年12月27日，中共中央《关于宁夏问题的决定》（即“407”号文件）发布后，田涛公开指出这个文件有问题，认为自治区革委会主要负责人“在宁夏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同中央‘407’号文件有直接关系”“ ‘407’号文件的几个附件中，片面地认为永宁、吴忠事件是枪杀造反派事件，青铜峡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这不符合事实。”“康生在宁夏问题上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等。他先后6次自费上北京向中央反映问题，有5次被以“冲击中南海”“无理取闹”为名而强制遣送回宁夏。对田涛到北京上访一事，自治区、银川市及贺兰县有关部门大加指责，3次将其拘留，并组织大会批斗，带手铐、脚镣、坐“土飞机”，进行精神折磨和肉体摧残。但田涛始终坚贞不屈，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1970年1月13日、24日和2月12日，田涛先后在贺兰县常信公社、习岗公社和自治区革委会门口贴出大字报，公开揭露康生和自治区革委会主要负责人的问题。在自治区革委会主要负责人的授意下，2月12日，贺兰县革委会保卫部将田涛逮捕，3月19日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在服刑中，他仍然给中央写信，反映宁夏的情况，因而长时间遭到毒打和非人的折磨，于1971年11月9日冤死狱中。1978年5月，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撤销原判决，撤销了原判决书中认定的一切不实之词，宣告田涛无罪。同年8月，自治区为田涛举行了平反昭雪大会，对田涛一案进行了彻底平反。
原中卫一中上海支宁教师朱守忠，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义正词严地痛斥林彪一伙残酷迫害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以及篡党夺权的罪行，揭露林彪和江青的野心，为此遭到批斗。1968年12月21日，朱守忠在批判他的大会上说：“我认为把刘少奇定为叛徒、内奸、工贼证据不足”，公开为刘少奇遭诬陷鸣不平。1969年4月16日，他在检查交代材料里进一步阐明自己的观点：我认为1969年4月2日召开的所谓‘九大’是非法的，这与其说是一次大会，还不如说是一场闹剧，理由是：“全体优秀共产党员的代表刘少奇主席竟被以卑鄙的手段排除在外，没有出席这次大会……自文化大革命以来，全国所有基层党组织……已全部陷入瘫痪状态，因此在这个阶段所发展的党员，是不符合党章规定的……入党不是拉伙，开党代会不是逛大世界，阿猫阿狗一齐混了进去，还成什么样子，简直是对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共产党的莫大污辱。”8月5日，朱守忠被银川市革委会保卫部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无期徒刑。在服刑中，他身心备受折磨，但宁死不屈，坚持自己的立场观点。1970年2月10日，朱守忠又被以“现行反革命抗改”罪判处死刑，临刑前写下了“以牢为家高枕卧，美曲新歌由我谱，杀头枪毙算个啥，视死如归不在乎”的豪迈诗句，于1970年2月11日被杀害。1979年11月20日，市中级人民法院撤销原判，宣告朱守忠无罪，彻底平反。1980年5月2日，自治区党委发出《关于学习优秀共产党员朱守忠同志模范事迹的通报》，号召全区共产党员、干部和群众向朱守忠学习，并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1986年6月20日，国家民政部授予朱守忠革命烈士称号，其事迹曾陈列于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
原宁夏综合地质大队物探技术员余渭国，对林彪一伙篡党夺权，肆意歪曲、篡改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制造现代迷信，诬陷迫害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老干部的罪恶行径深恶痛绝，撰文揭露和批判林彪推行个人崇拜、大搞唯心主义等，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朱德鸣不平。1970年4月1日，被市革委会保卫部以“现行反革命”罪逮捕。在被逮捕后受审中，余渭国仍坚持自己的观点：林彪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这句话完全是错误的，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他还在法庭上提出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实践中发展，并要在实践中接受检验的观点。余渭国在被关押期间，有人劝他只要认个错，还可以从宽处理，但他不改变观点，在法庭上仍然理直气壮，义正词严。1970年4月29日被杀害时仍坚贞不屈，坚信林彪一伙终将垮台。1979年6月5日，市中级人民法院撤销原判，宣告余渭国无罪，彻底平反。为了表彰其英雄事迹，根据其生前的要求和共产党员的标准，自治区党委于1979年11月7日决定追认余渭国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号召全区共产党员、干部和群众向他学习。
1976年1月8日，深受全党和全国人民爱戴的周恩来总理逝世。4月清明节前后，北京百万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声讨“四人帮”。在这次所谓的“天安门事件”中，银川有265名群众参加。后来在“追查反革命”中，他们都受到拘留审查等。许多工人、贫下中农、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和机关干部，对“四人帮”的罪行表示不满，通过各种形式悼念周恩来，愤怒声讨“四人帮”。银川一二七厂等单位的一些群众为悼念周恩来送了花圈，也被追查。
干部群众的抗争，无疑是抵制“文化大革命”错误的正义行动。但是在当时，这种抵制行动不但不被认可，而且被视为非法。面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及其追随者的所作所为，绝大部分干部群众敢怒不敢言，真正站出来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及“左”倾错误、“左”的行为作斗争的干部群众还是少数。但是，他们是真正的有识之士。事实上，正是由于这些少数干部群众、这些有识之士的抗争，党和人民中抵制“左”倾错误的正义力量才逐渐增长，并使反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逐渐具有了广泛的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也才使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及其银川极少数追随者倒行逆施的行径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才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促使国民经济还能继续向前发展。
“文化大革命”中干部和群众的抗争
1971年9月13日，由林彪集团策动的武装政变彻底败露，林彪一伙叛国外逃，最终机毁人亡（史称“九•一三”事件）。这一政治事件的发生在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从理论到实践的失败。“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全国开展深入“批林整风”工作，揭批林彪集团的反革命罪行，着手纠“左”，形势有了转机，广大干部和群众希望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生活有所改善的要求也更加迫切。可是，经毛泽东批准并于1974年1月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使纠“左”进程被迫中断，极左思潮再度泛滥。
“批林整风”运动
“九•一三”事件后，市委遵照中央和自治区党委的指示精神，从10月中旬起连续召开市委扩大会议和工作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以及中央专案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之二、之三等有关文件，部署开展揭发批判林彪及其死党滔天罪行的斗争。市委把揭发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作为重要工作来抓，市委主要负责同志分头到各县、区、全市各系统抓点，并于1972年1月下旬和3月下旬两次举办县处级以上干部学习班，传达学习中央和自治区党委文件。市属各部、室、局、区、公社和中央、自治区属厂矿也多次举办基层领导骨干学习班，共培训领导骨干和宣讲员万余人，对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进行了传达、批判。还组织300余篇批判文章，分别在《宁夏日报》、广播电台、广播站刊登、播发，使干部群众进一步认清了林彪一伙的实质，多数人能从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上同他们划清界限。市委还从党政机关抽调500余名干部深入工厂、街道、商店、学校和农村社队宣讲中央有关文件，发动群众，声讨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清除其流毒和影响。同时，向干部群众进行了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
在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向干部群众进行了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中，市委注意纠正一些“左”的做法。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认真贯彻落实宁夏固原地区工作座谈会和中共中央有关文件精神，进行了落实民族政策的工作。除指定一名副书记具体负责外，还抽调人员组成落实民族政策办公室和专案组，抽调30余名干部组成银川市第四期农宣队，于1972年8月初深入郊区和永宁县的7个公社，落实民族、干部、经济方面的政策。首先对1958年永宁县破获的所谓以金万里为首的“四•二”和“六•一”两起“反革命预谋叛乱”案件进行了全面复查。经过半年多时间的调查取证，专案组认为：原认定两起反革命预谋叛乱案件，是听信了个别人的假口供，在严重逼供的情况下造成的假案，应予否定，对原案所认定的1名首犯和9名主犯及涉及的41人（其中大新公社塔桥大队23人，通贵公社通西大队18人）公开宣布平反，并于1972年12月分别在塔桥大队、通西大队召开有市委领导参加的落实中共中央［1972］22号文件大会，为涉案人员平反。其次，研究解决了贯彻民族、宗教政策中出现的新问题，召开民族工作座谈会、伊斯兰教工作座谈会，使宗教活动由隐蔽转向公开，纠正了不尊重少数民族生活习惯和其他违背民族政策的现象，部分单位设立了回民灶，商业系统对回民门市部进行了区分，标上了“回民”字样，新增回民饭馆13个，回民副食品门市部6个，牛羊肉门市部8个，对一些供应网点也进行了调整；肉联厂在加工储存和运输等方面进行了隔离区分；农村社队纠正了强行让回民养猪的错误做法。还纠正了永宁县1971年从养和公社两个纯回民大队迁出179户（952人）回民，分散安置在其他三个公社汉民生产队的错误做法。
从1972年8月开始，市委部署并在全市开展了“批林整风”运动，向各级传达《毛主席致江青同志的信》《我的一点意见》《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和中共中央、毛泽东关于“批林整风”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对照林彪集团反革命政变的罪行进行批判。初步对林彪死党——原空军办公室副处长于新野1969年9月中下旬在银川借为其父办理丧事时，先后到7个市属单位以挑选“外事人员”“招待员”“服务员”为幌子进行阴谋活动的情况，以及林彪反党集团的黑材料进行了清查、清理和批判。
9月中旬，市委召开各部、室、局主要负责人会议，帮助市委进行整风。市委书记张晓林亲自带队，对全市各项工作进行检查。市委常委分别深入到各部门，与工作人员一起学习讨论、征求意见、听取批评，开展整风运动。市委对全市县以上领导班子则采取自我教育的方法，进行整风，要求各级领导班子对执行党的路线政策和思想作风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整顿；对县以下单位主要采取对群众进行正面教育的方法，进行整风。银川市集中了一个月的时间，组织全体干部学习了中共中央28号文件和毛主席关于反对骄傲自满、提倡艰苦奋斗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发动群众揭发本单位存在的违反政策纪律等不正之风。其主要表现是：利用职权走后门，甚至违法乱纪；违反政策纪律，损公利己；占用学校，抢占房舍；追求安逸，贪图享受；等。银川市根据群众揭发的问题，做了严肃处理，并健全制度，防止今后再次发生这类问题。市委还进一步加强了对干部理论学习的领导，县以上干部以学原著为主，认真学习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等马列著作和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等哲学著作。多数干部形成了自觉学习的风气，并联系实际开展了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罪行的批判，一些单位对个别中林彪毒害较深、思想弯子转不过来的人进行了耐心的帮助教育，一些干部还联系实际作了自我批评。
1973年9月，市委贯彻自治区党委第四次全委扩大会议精神，组织各级领导班子成员、全体党员干部和群众学习中共中央文件，从政治思想上认清林彪一伙的反动本质，重点批判了林彪鼓吹的唯心主义“先验论”“天才论”“权力至上论”“突出政治论”“精神决定论”等极左思想和无政府主义，深刻批判了林彪反革命集团叛党叛国的罪行。
在批林的基础上，依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按照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三要三不要”原则，贯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进行了整风。“批林整风”运动虽然没能从根本上清除极左思潮的影响，但引发了全市广大干部和群众对“文化大革命”的思考，为纠正“左”的错误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批林批孔”运动
在深入揭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过程中，毛泽东多次提出要把批判林彪同批判孔子和儒家联系起来。1974年1月，经毛泽东批准，“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展开。“四人帮”借“批林批孔”运动大做文章，另搞一套，把矛头指向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把周恩来纠正极左思潮说成是“复辟回潮”，进行攻击，极左思潮再度泛滥。
从1974年1月18日开始，中共中央陆续转发江青主持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等材料。2月初，自治区党委发出《关于传达贯彻中共中央“批林批孔”指示，掀起“批林批孔”高潮的通知》，“要求各级领导都要站在斗争的前列，把“批林批孔”当作头等大事来议、来抓”，强调各单位、各市县在“批林批孔”斗争中，要紧密联系各条战线阶级斗争的实际，批判“修正主义路线”在各项工作中的“回潮”和“复辟”。2月2日，银川地区召开“批林批孔”运动动员大会，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自治区革委会主任康健民在会上作了题为《迅速行动起来，积极投入批林批孔斗争》的动员报告。2月4日，市委常委扩大会议根据中央和自治区党委的有关指示精神，决定在全市开展“批林批孔”运动。2月9日，银川地区3000余人在银川体育馆举行“批林批孔”大会，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自治区革委会主任康健民在会上作了题为《批林批孔，反修防修》的批判发言，工农兵、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代表作了批判“孔孟之道”和林彪极右实质的发言。2月下旬，共青团自治区委和银川市委在银川体育馆召开银川地区红卫兵、红小兵批判林彪效法孔老二（孔子）“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大会。3月下旬，自治区和银川市总工会、贫协、妇联、团委在银川南门广场联合举行了批判林彪“克己复礼”大会。会后，市委成立了“批林批孔”办公室，抽调专人开展运动，造成声势，在各方面引起了很大震动。
按照市委要求，全市的“批林批孔”运动经历了发动群众全面批、抓住要害集中批、联系实际深入批三个阶段。市委和各级党组织把“批林批孔”运动作为大事抓，及时研究部署。认真组织干部、群众学习贯彻中央和自治区党委关于“批林批孔”运动的一系列文件精神，并分别在农村、工厂、商店、学校和街道进行试点。市委负责人及各级领导干部深入基层、发动群众，开动员会，召开各种批判会，连续举办多期工农兵干部学习班，培训“批林批孔”的骨干，“向林彪、孔老二发起了猛烈进攻”。3月下旬，自治区党委“批林批孔”汇报会和4月初自治区党委教育战线“批林批孔”座谈会，特别是4月18日自治区党委批转自治区文教局党的核心小组《关于贯彻中央5号文件情况的报告》和《关于全区中小学深入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几个问题的意见》后，市委于4月30日发出《关于贯彻中共中央［1974］12号文件，加强对“批林批孔”运动领导的意见》，并于5月28日召开县、区党委书记会议，研究了在党的领导下，继续放手发动群众，集中批判“克己复礼”的思想，把运动引向深入的问题，讨论了中小学进一步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的问题。市委要求“深入批判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解决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要深入揭发批判林彪及其死党和地、富、反、坏、右，以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恶毒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咒骂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要彻底揭发清查批判林彪死党于新野在银川的反革命活动，要彻底揭发批判修正主义路线在各条战线上的回潮表现”；等等。认为教育战线修正主义回潮、复辟的情况相当严重，要求各级党委认真贯彻中央5号文件，加强对教育战线的领导，放手发动群众，结合教育战线已揭发出来的和进一步揭发的修正主义回潮、复辟的事实，回击复辟势力的进攻，切实把教育战线的“批林批孔”运动搞好。还要求各级领导要坚持“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三项基本原则，在这场斗争中，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出以公心，把“怕”字换成“敢”字，站在“批林批孔”运动的前列，和广大群众并肩战斗等。截至5月下旬，全市共清理林彪死党炮制的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学习材料等黑书、黑报告、黑材料28000余份。
1974年5月上中旬和6月初，自治区党委召开地市党委书记会议、自治区直属机关干部会议和经济战线“批林批孔”座谈会后，“批林批孔”运动进一步扩展到经济、文艺、卫生等战线，银川市对经济、教育、文艺、卫生战线上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回潮”问题进行了揭发批判。经济战线，农村着重揭发批判了“重副轻农”“重钱轻粮”的所谓“资本主义倾向”，工矿企业围绕办企业的方向、路线问题集中揭发批判了靠少数人办厂、奖金挂帅、物质刺激以及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对工人实行管卡压等“修正主义路线”的回潮表现等，把经济工作中坚持正确的规章制度说成是“搞资本主义复辟”；教育战线揭发批判了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回潮表现；文艺战线揭发批判了《三上桃峰》的演出和排练《不平静的海滨》等“修正主义文艺路线”回潮的问题；卫生战线以市工人医院所谓的“修正主义卫生路线”的严重回潮为典型，揭发批判了卫生战线上的问题。在批“右倾回潮”的形势下，一些刚刚到各部门工作的领导干部无所适从，群众中也出现了严重的思想混乱。1974年9月初，市委还发出《关于认真传达贯彻中共中央［1974］23号文件的安排意见》，安排部署永宁县委、各区党委（核心小组）、总支、支部认真学习毛泽东的无产阶级军事思想和军事路线，深入批判了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
结 语
“批林批孔”运动中，江青等人以研究儒法斗争历史经验为名，鼓吹要“在中央政权始终保持一个法家集团”。在他们的操纵下，“批林批孔”运动进一步发展为“评法批儒”活动，影射攻击周恩来等老同志。根据中央有关精神，自治区党委于1974年6月31日发出《关于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建设的通知》，提出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大力培养不脱产的工农兵理论队伍和专业理论队伍，抓紧抓好“革命大批判”。为了加强对运动的领导，7月10日，市委抽调150名干部下基层，进行具体指导。7月31日，自治区党委和银川市委举行了由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指战员、干部、知识分子和工农兵理论小组成员共15000余人，分别在20个会场参加的银川地区工人宣讲“儒法斗争史”大会，听取4位工人宣讲“儒法斗争史”及他们“深入‘批林批孔’的战斗精神”。康健民在会上号召广大工农兵起来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深入“批林批孔”，要培养不脱产的工农兵理论队伍，要把斗争中涌现出来的工农兵中搞“革命大批判”的积极分子组织起来，建立理论小组。此后，各厂矿企业已建立工人理论组的进一步巩固提高，没有建立的陆续建立，充分发挥其骨干作用。工农兵理论队伍逐渐庞大，理论学习小组逐渐增多。全市城乡各地广泛开展了“宣讲儒法斗争史”和“评《水浒》”等“评法批儒”活动。
“评法批儒”活动的开展，在思想理论界引起了极大混乱，造成了影射史学的泛滥。一时间，曲解历史、借题发挥、借古讽今、小报抄大报成为一种时尚。“批林批孔”引起使极左思潮更加广泛地渗入到社会生活领域。但是由于“批林批孔”运动的干扰主要局限于上层机关，加上广大干部和群众从一开始就采取了消极对抗和主动抵制的态度，因此，运动对工农业生产未产生严重影响。
“批林整风”及“批林批孔”运动
1975年初，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并代表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工作。根据毛泽东提出的“要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按照四届全国人大提出的“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一宏伟目标，邓小平果断地采取一系列措施，着手解决“文化大革命”以来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造成的混乱，对各方面进行全面整顿。银川市按照中共中央和自治区党委的要求，先后召开一系列会议，安排部署并开展了对铁路运输、工业、农业、教育、卫生的整顿工作。
整顿铁路运输
宁夏铁路运输部门主要是银川铁路分局。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银川铁路分局各系统由于闹派性、打派仗，铁路沿线和客运、货运秩序混乱。一些违法乱纪分子在铁路上设置障碍，破坏机车和铁路设施；铁路沿线刑事案件猛增，流窜犯大量盗窃铁路运输物资；铁路系统内部闹派性的人和少数坏人，监守自盗或与社会上的犯罪分子互相勾结，共同作案；有些区段和车站治安秩序混乱，无票乘车、扒乘货车、偷摸和强拿运输物资、盗拆车辆配件和铁路器材的情况时有发生，常常造成列车晚点和停运，伤亡事故也不断发生。
针对上述情况，自治区党委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于3月下旬和4月上旬分别召开整顿铁路沿线治安秩序等会议，安排部署整顿工作，并成立了自治区“整序”指挥部，集中统一领导整顿工作。自治区和铁路沿线各级党委从3月开始，先后在银川等地召开誓师大会、广播大会等各种类型的会议1066次，大张旗鼓地宣传《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传达整顿铁路沿线治安秩序会议精神，使广大干部、工人、社员、居民、知识青年提高了觉悟，把维护铁路治安秩序当作自己的光荣职责和应尽义务。自治区、银川市有关部门和铁路沿线各级党组织重新整顿、健全了路社联防组织，加强了护路小分队的建设，至8月初成立了24个路社联防组织，组成了由2561名民兵参加的189个护路队，实行分段包干，负责铁路治安。铁路沿线还派出192名民兵进驻银川等13个火车站，协助维护车站秩序，对保证铁路运输畅通无阻起到了重要作用。
银川铁路分局及各段站普遍对原有的规章制度执行情况进行了检查，结合各单位的实际情况，普遍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遵章守纪教育、安全教育和查思想、查纪律、查制度、查领导的“四查”活动，建立和健全了岗位责任制、考勤制、安全检查制、验收制和民主管理等制度。截至1975年上半年，银川铁路分局由于狠抓企业管理，超额完成了国家运输计划，货物发送量、装车卸车、货车周转时间、中转时间、在站停留时间、净载重等项主要数量、质量指标，都较上年同期有较大幅度增长，实现了“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目标。
为了维护治安，确保铁路运输生产的安全，银川铁路分局和沿线各级党组织与公安保卫机关协同配合，严厉打击盗窃国家财产、破坏铁路治安的刑事犯罪活动。各地认真贯彻群众路线，把路内整顿与路外整顿、点线整顿与路外整顿、集中整顿与经常工作紧密地结合起来进行。银川铁路分局以银川、石嘴山、大武口、中卫等车站和石嘴山、中卫两个机务段为重点整顿内部秩序。铁路沿线以银川、石嘴山两市为重点整顿城镇和沿线社队的治安秩序，教育群众爱路保货，坚决制止无票乘车、中断运输、挑衅打架、哄抢物资、损坏列车和铁路设施等违法行为。上级党委还对银川铁路分局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针对基层领导班子中存在的问题，派工作组深入基层，对分局管辖的24个基层单位逐一进行检查，从消除派性入手，撤掉了闹派性的人，先后举办5期学习班，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进行检查，制定了领导班子当好“先行官”的措施。许多领导干部改变作风，深入基层，边劳动、边指挥、边做思想政治工作，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经过整顿，全分局超额完成了1975年国家运输计划，货运量958.5万吨，比上年增长18%；货运周转量409170万吨公里，比上年增长19%；客运量128万人次，比上年增长5%；客运周转量20140万人公里，比上年增长10%；客车安全正点率达100%。
整顿工业
1975年4月下旬，自治区工业学大庆经验交流会议安排部署了整顿工业工作后，银川市认真贯彻会议精神，加强企业管理，建立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严格劳动纪律，实行劳动定额，提高劳动生产率，狠抓企业领导班子建设，解决“软、散、懒”的问题；狠抓设备维修，深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积极支持自治区党委派出的工交工作组到银川化肥厂、宁夏柴油机厂、银川拖拉机配件厂、自治区交通局运输公司、自治区物资局木材公司等一些重点企业，帮助解决问题、取得经验、指导工作。市委、市革委会派出工作组，在工业企业中反复宣传讲大局、讲团结、讲纪律，进行安定团结的教育；认真转变领导作风，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密切了同群众的关系。市属许多企业实行了“三三制”，领导干部中有三分之一坚持同群众一起参加劳动，三分之一在基层调查研究，三分之一在机关工作。许多企业的领导干部每人在上半年参加劳动达四五十天以上。
8月和9月，中共中央和自治区加大了整顿工作的力度后，银川市进一步对工业战线进行整顿。
狠抓领导班子的整顿。有关部门对市属企业领导班子进行摸底排队，对那些“软、散、懒”的领导班子，特别是对国民经济影响较大的骨干企业进行了重点整顿。领导班子的配备贯彻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把党性强、有实践经验、能团结人、革命干劲大、身体比较好的同志提拔到主要领导岗位上。坚持“三要三不要”的原则，要求企业各级领导干部识大体、顾大局、讲党性、讲团结、讲纪律、反对宗派主义。在企业领导班子中开门整风，发动群众进行评论，不断加强领导班子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抓好党支部的建设，发挥党支部的作用。在企业基层工作中，注意配备好班组长，配备好班组的政治、技术骨干力量。
狠抓企业管理。主管局和企业党委认真制订方案，有计划、有步骤地加强企业管理，企业负责人蹲点调查，抓好典型，总结和推广好的经验。根据“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原则，广泛吸收工人群众参加企业管理，实行群众管理与专业管理相结合，把专业管理建立在群众管理的基础上，并建立健全了企业岗位责任制、考勤制、技术操作规程、质量检验、经济核算、设备管理和维修、安全生产等必要的规章制度。
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坚持贯彻“生产和节约并重”的原则，充分发动群众，大搞修旧利废、加工改制、节约代用，采取有效措施，降低消耗。认真清查仓库，做好物资调剂工作。加快重点工程的建设进度，狠抓收尾、配套工程，保证按计划投产，更好地发挥投资效果。对基建项目重新进行了排队，把人力、财力、物力都集中到必须保证的重点项目上。
财贸、物资部门进一步贯彻“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积极支援工农业生产，不断改善市场供应。1975年市财政用于支援郊区农业的资金1388000元，比1974年的1178000元增长17.81%。市银行（包括信用社）给郊区社队发放农业贷款158万元，比1974年增长60%。市物资局对支农物资实行“五优先”（计划、订货、进货、发货、结算），除按计划供应农业所需物资外，还为郊区社队调换钢材60吨，增供扣除的木材460余方，计划外供应麻袋5000条，油毡1000卷，电线200公里，动力线50公里，电动机等机电产品297台（件），为加快农业发展作出了贡献。
1975年，全市提前完成了全年国家规定的工业生产计划。列入计划的100种产品有45种完成和超额完成计划。专业运输货运量完成558000吨，为年计划的109.4%；周转量12381000吨公里，为年计划的106.7%；搬运量433000吨，为年计划的11%；装卸量895000吨，为年计划的119.4%。基本建设完成投资989.2万元，占年计划1145万元的86.4%。企业管理有所加强，工业劳动生产率比1974年增长7.9%，企业收入达545.7万元，比1974年增长36.8%；亏损企业的亏损额由1974年的149万元下降到122万元，下降18.12%。
整顿农业
1975年9月初，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决定对农业进行整顿。邓小平在会上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农业现代化，农业搞得不好，要拉国家建设的后腿，整顿农业就是发展农业生产，要切切实实使农业增产。10月下旬，自治区党委传达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大会后，市委、市革委会认真学习、坚决落实会议精神，在全市迅速掀起了一个普及“大寨精神”、加快农业发展的群众运动。农村各级干部和群众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鼓舞和推动下，生产积极性普遍高涨，农田基本建设比往年规模大，进度快，质量好。全市投入农田基本建设的劳力最多时每天达39000人。秋冬季共挖支斗沟渠1015条，新建道路557条，铺垫低洼地3300余亩，移动土方7199800余方，平整出机耕条田101690亩。群众性科学实验活动广泛开展，农业“八字宪法”进一步落实。城市各行各业进一步树立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从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积极支援农业。农业生产有了新的发展，1975年获得了好收成，全市粮食产量达2.7326亿斤（不包括贺兰县），比1974年的2.2496亿斤增长21.5%，平均亩产448斤（永宁县亩产664斤，郊区亩产422斤）。有6个公社、35个大队、256个生产队亩产“过黄河（平均亩产400斤）”，24个生产队亩产“跨长江（平均亩产800斤）”，3个生产队亩产超千斤。林、牧、副、渔各业都有较大的发展。
整顿教育
1975年2月下旬，自治区教育会议讨论了普及农村小学五年教育、1975年教育事业计划和教育10年规划意见后，市委进一步加强了对教育工作的领导。全市各级各类学校，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对教育进行了整顿。
高等院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坚持面向农村的方针，改革原有的专业和教学内容，逐步建立了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新体制，改变了过去那种“黑板上种田，花盆里栽庄稼，实验室里养牲畜”的脱离实际现象。
银川地区中小学面向农村，实行开门办学。银川六中坚持“请进来，走出去”的方法，经常请老工人、老贫农、老红军进行革命传统教育。银川一中组织应届高中毕业班学生，结合所学课程，分成农田测量、电器安装17个教改分队，深入工厂、农村进行教改实践。
不断加强对教育工作的领导，坚持“两条腿走路”的办学方针（除国家办学以外，大力提倡群众集体办学），从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切实保证普及农村小学五年教育。在充分发挥全日制学校骨干作用的同时，大办耕（牧）读班、早午晚班、政治夜校、附设儿童班以及识字组、包教组等各种形式的学校，千方百计地解决贫下中农子女上学的实际困难。
1975年底，全市在校学生达到163782人，比上年增长12.26%。各级各类学校、学生普遍回到学校以学为主、教师开始安心教书育人、教学秩序和教学质量普遍提高的状况。
整顿卫生
1975年8月，自治区卫生工作会议提出，要把医疗卫生事业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切实解决好广大农牧民的防病治病问题，使卫生工作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城市医疗卫生单位采取多种形式，坚持不懈地组织医务人员到农村去，同时积极做好城市医疗卫生工作，加强医院管理，建立健全规章制度，改善服务态度，提高医疗水平，使医院工作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广大群众服务。工矿企业的医疗卫生机构在做好本单位工作的同时，也积极支援农村的卫生工作。从1975年3月起，银川市属3个医院分两批组织132人组成医疗队，分赴同心、永宁和郊区，为贫下中农防病治病，帮助社队培养赤脚医生，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合作医疗，使郊区和永宁县117个生产大队全部实行合作医疗，共有赤脚医生338名，不脱产卫生员由1974年的705人发展到821人。
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加强防病治病工作。市属城市医疗卫生单位在积极做好医疗工作的同时，深入机关、厂矿、街道，宣传卫生常识，发动群众大搞卫生，切实改进各种服务行业及公共场所的卫生面貌，全年开展了5次以大搞环境卫生和饮食卫生为重点的卫生突击运动。组建了由250人组成的城市专业清肥队，实行了城市粪便统管，改变了过去垃圾满街巷的现象。帮助城郊农村开展了“两管”（管水、管粪）“五改”（改造水源、改造厕所、改造畜圈、改造炉灶、改造环境）工作。
抓好中西医结合工作，加快中西医结合步伐。银川市各级医疗卫生单位组织举办短期的离职或在职西医学习中医班，领导开展群众性的西医学习中医的活动，使中西医结合工作更加深入广泛地开展。通过各种西医学习中医活动，收集民间单方、验方，采集和种植各种中草药。广大医务人员积极挖掘、继承、发扬祖国医学遗产，用新医疗法治疗聋哑、瘫痪、小儿麻痹后遗症、脉管炎等被判为“不治之症”的疾病。
市委还安排部署并开展计划生育工作，取得了较好成绩。市属3个区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5.72‰，比1974年下降1.09个千分点；永宁县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为23.6‰，比1974年下降4.78个千分点。
经过整顿，全市县、乡、村医疗卫生网进一步加强，一支西医、中医、中西医结合和高级、中级、初级相结合的医疗卫生队伍初步形成。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普遍深入开展，农村普遍开展了“两管五改”工作。城市的环境卫生、劳动卫生、食品卫生等工作，向制度化、规范化和科学化的方向发展。各级医院普遍开展了创建文明医院的活动，加强了医德教育，重视了护理工作。妇幼保健事业也日益发展。到1975年底，全市卫生机构275个，比上年增长7%，其中医院42个，共有卫生技术人员3625人，比上年的3478人增长4.5%；卫生机构床位数达2429张，比上年增长8.39%。
整顿中，各级党组织加强了建设。根据毛泽东关于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条件和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从工人、贫下中农中培养选拔干部，充实领导班子。提拔副科级以上干部40人，其中35岁以下的14人。加强了对党员和干部的思想教育，全年举办县级干部读书班4期，有72人参加；举办工农干部和基层干部学习班12期，有272人参加；各级党组织举办党员学习班309期，有9886人参加。还根据积极慎重的方针，发展党员739人。
全面整顿使“文化大革命”以来造成的混乱局面有所扭转，派性大大下降，正气大大上升，工作秩序恢复正常，形势有了明显好转。1975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59497万元，比上年增加505万元；工业总产值36712万元，比上年增加3946万元；农业总产值11732万元，比上年增加318万元；社会固定资产投资5847万元，比上年增加455万元；社会商品零售总额36712万元，比上年增长929万元；地方财政收入4907万元，比上年增加5052万元；地方财政支出3707万元，比上年增加321万元。更为重要的是，全面整顿工作唤起了全市人民的空前觉醒，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新局面的开创作了思想、组织等方面的准备。但是，邓小平的全面整顿也遭到了“四人帮”的极力反对。“四人帮”利用所掌握的党和国家部分权力和特殊身份，对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打击和破坏。1975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下发《打招呼的讲话要点》，又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1975年的全面整顿工作
1975年底，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工作，由于“四人帮”的干扰而中断。紧跟着一场由“四人帮”掀起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在全国掀起，造成极左思潮再次泛滥。
邓小平主持全面整顿后，全国形势明显好转，社会秩序趋于稳定，经济迅速回升。然而，由于全面整顿的展开，必然触及“文化大革命”中“左”倾错误，逐渐发展到对这些错误进行系统纠正，出现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趋势。这种发展趋势，既遭到“四人帮”的猖狂反对，也渐渐为毛泽东所不能容忍。
1975年8月至10月间，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刘冰等人先后两次给毛泽东写信并经邓小平转送，反映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和一名副书记在工作作风和群众关系上的一些问题，要求中央派工作组调查解决。毛泽东指责写这两封信的动机不纯，认为信中的矛头是对着他的，“小平偏袒刘冰”。由此，11月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开始“反击右倾翻案风”，贴出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公开点名批判刘冰和时任教育部部长周荣鑫。一些学校相继开展了“教育革命大辩论”。邓小平主持全面整顿走向低潮。在此前后，毛泽东听信“四人帮”的诬告，动摇了对邓小平的信任。毛泽东最不能容忍的是邓小平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遂以邓小平向他转交刘冰等人的信以及偏袒和支持刘冰为由，决定发动一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决定停止邓小平的大部分工作，让他专管外事。11月20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以“讨论文化大革命问题”为由，对邓小平进行错误的批判。11月下旬，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党政军领导干部参加的打招呼会议上宣读了经毛泽东审阅批准的文件《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要点》指出“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总是要翻案。”“要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以免这些同志犯新的错误。”此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从北京逐渐扩大到全国。
从1975年12月开始，自治区传达《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大辩论情况报告》，首先在高等学校开展了“教育革命大辩论”，随后扩大到教育、科技、文艺、工业、农业及其他各条战线。1976年2月7日，自治区党委和银川市委在银川召开有3000余人参加的银川地区教育、科技战线“批判右倾翻案风”大会，要求狠批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奇谈怪论，回击“右倾翻案风”，保卫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成果。2月25日，中共中央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发出《批判邓小平执行的“修正主义路线及纲领——‘三项指示为纲’”》等文件，把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错误路线”明确为当时的重要工作。3月1日，《宁夏日报》转载《人民日报》刊载的《评“三项指示为纲”》的文章，认为：“‘三项指示为纲’是一个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这个纲领的要害，是复辟资本主义。”3日，《宁夏日报》转载《红旗》杂志登载的《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一文中指出：“为什么有的走资派受到文化大革命的批判之后，发誓永不翻案，可是重新工作没多久就大刮右倾翻案风，对文化大革命又是翻案，又是算账，成了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公开把斗争的矛头指向邓小平。
1976年3月中下旬，自治区党委在银川召开长达13天的常委扩大会议，批判了党内哪个“不肯悔改的走资派”的“修正主义”路线。31日，又发出《关于进一步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通知》，对全区深入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作了部署。4月1日至7日，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传达了自治区党委常委扩大会议精神，听取了自治区赴京参观学习小组成员关于参观清华、北大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情况的汇报和区建三公司、银川三中、银川橡胶厂等单位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经验介绍，研究部署了全市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并陆续组织动员市属各单位开展批判运动。
4月8日,《宁夏日报》刊登了4月7日《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担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和《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自治区党委和银川市委在银川南门广场召开有5万余人参加的拥护中央决议、决定以及关于处理“天安门事件”的群众集会。自治区领导康健民在讲话中表示坚决拥护中共中央决议、决定，“为夺取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更大胜利而英勇战斗”。4月19日，自治区党委又发出《关于把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推向新高潮的通知》，并于4月29日在银川召开有5000余人参加的共产党员大会，号召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和“追查反革命谣言”的斗争推向新高潮。随即，市委作出相应的决定，在全市开展追查“反革命”谣言的活动。截至7月20日，全市共追查出悼念周恩来“总理遗言”197份、认为伪造的悼念总理诗词1250份等，传抄者受到了批判和处理。此后，市委还按照自治区党委提出的“批邓要抓住要害”的要求，组织批判了《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即《论总纲》）、《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即《汇报提纲》）《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即《条例》）。
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四人帮”及其银川极少数追随者积极鼓吹和推行所谓“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言论，污蔑落实老干部政策后一大批领导干部重新走上工作岗位是“搞翻案”“举逸民”，并捏造事实，罗织罪名，攻击邓小平是宁夏“右倾翻案风”的风源，甚至再次将邓小平、彭真等中央领导人1964年3月来银川视察工作期间在自治区领导人陪同下蹲在地上看地图的一幅照片污蔑为搞军事政变。他们进一步打击迫害杨静仁、马玉槐等自治区原党政主要领导，并层层揪“走资派”“还乡团”。有的单位还通过“炮手会”等形式，再次对大批老干部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们以帮划线，任人唯亲，结党营私，一批坚决执行党的政策的领导干部遭受排斥、打击，而在整顿中被撤职或调离的派性严重的人和“造反派”头头又被重新起用，他们违背自治区党委和银川市委“注意不要层层揪邓小平在各地的代理人”“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党委一元化领导下进行”“不搞串联，不搞战斗队”等规定，篡改毛泽东关于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条标准，在全市从上到下大搞“双突”（即突击入党、突击提干），借机把他们的亲信提拔安插在重要领导岗位上。不少单位再次出现山头对立、派仗不息的混乱局面，工作处于瘫痪状态，破坏了刚刚出现的比较稳定的局势。这种状况促使越来越多的干部群众更加厌恶“文化大革命”，更加看出“四人帮”祸国殃民的罪恶面目。人们心中长期郁积而又迅速发展起来的怀疑、不满和愤恨情绪已经如大宗火药堆积，一旦点燃，便将猛烈地爆炸。
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四人帮”及其银川极少数追随者攻击工业整顿工作，污蔑抓生产是“唯生产力论”，加强企业管理是“修正主义管、卡、压”，搞经济核算是“利润挂帅”等，使整顿中提出的许多正确政策和措施被否定，一些企业刚刚得以恢复的合理规章制度又被取消，职工思想混乱，生产急剧下降，特别是经过整顿后一度颇为见效的畅通的铁路运输又多处受阻，从而严重影响到重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原材料供应。在限制“资产阶级权利”的口号下，农村经济政策遭到破坏，严重挫伤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1976年，银川市工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财政收入减少，国民经济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按可比价格计算，1976年银川市工农业总产值较上年下降9.6%，其中工业总产值下降8.1%，农业总产值下降14.7%，粮食产量下降到6360万斤，较上年下降38.23%，地方财政收入下降到5333万元，较上年减少134万元。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银川市各族人民沉浸在悲痛之中。9月18日下午，自治区及银川市领导、工农兵及各族各界群众13万人，在银川南门广场隆重举行追悼大会，收听在首都北京举行的毛泽东追悼大会的实况广播并开展悼念活动。
毛泽东逝世前后，“四人帮”加紧阴谋活动，迫不及待地要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10月上旬，“四人帮”被党和人民一举粉碎。10月22日，银川地区各族各界群众10万余人冒雨在银川南门广场集会和游行，庆祝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坚决拥护中共中央的英明决策，表示一切听从中共中央的指挥，同“四人帮”进行坚决的斗争。会后，举行了庆祝游行活动。粉碎“四人帮”斗争的胜利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的结束。
持续10年的“文化大革命”，在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是“左”倾错误占统治地位时间最长、危害最大的时期，是各种社会矛盾以尖锐形式充分暴露的时期，因而也是经验教训极为深刻的时期。科学地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会使人们懂得如何正确地找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并且沿着这条道路胜利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