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青年（以下简称“知青”）上山下乡出现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是以我国当时的社会状况为背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知青上山下乡从一开始出现，就有着特定的内涵和外延。它的根本出发点，是试图把解决城镇剩余劳动力问题和改变我国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状况结合起来，在农村、边疆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就业路子。它的范围主要是指部分未能升学、就业的城镇中小学毕业生和一些自愿到农村、边疆参加建设的有志青年。
“精减”与“压缩城市人口”期间银川市
城市社会青年和知识青年下乡
1961年下半年，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在全国开展精减职工，压缩城市人口”的决定，市委、市政府根据中共中央和自治区有关政策，提出全市减人计划和安置方向，成立精减小组，分设“精减”和“安置”两个办公室，建立了一所半耕半读性质的农林中学。据统计，自1961年下半年到1963年10月，在银川城区两个公社、10个街道办事处动员青年学生485人，到市属国营农场、农林中学以及市郊6个公社、39个生产大队落户。
1963年9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第二次城市工作会议，会议印发《中央安置工作小组劳动部〈关于城市需要就业的劳动力的基本情况和安置意见〉》，确定城市劳动力安置“统盘考虑，城乡并举，而以下乡为主”的方针。根据中共中央的会议精神和自治区党委批转自治区党委安置领导小组《关于安置工作总结和1964年安置工作计划的报告》，市委进一步加强了城市社会青年、闲散劳动力的下乡安置工作，于1963年9月成立银川市安置领导小组，设立“安置办公室”，配备专职干部。安置办成立后会同劳动部门对全市社会青年、闲散劳动力全面地进行了摸底登记。据调查摸底统计：1963年，全市共有社会知青、闲散劳力6000余人，其中，青年1000余人，闲散劳力4000余人。在这次调查摸底的基础上作出计划：银川市1964年动员城市青年和闲散劳力1000至1500人上山下乡。为了总结动员安置工作的经验，进一步扩大政治影响，同年8月，市安置办与团市委召开回乡、下乡青年代表会议并对城镇青年进行安置。
1964年1月，自治区安置办、银川市安置办在城区民生街进行试点。3月中旬，选择了收入比较稳定，领导力量比较强的掌政公社永北、永固两个大队，集中安置了第一批动员下乡的53名青年。自治区安置办、银川市安置办还派两名干部带队，下去协助生产队作安置稳定工作。6月，自治区安置办、银川市安置办对掌政永北、永固两个大队下乡知青工作情况进行了专题调查。此后，市安置领导小组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向市委提出《关于发动机关、企业、事业干部、职工动员家属及子女下乡参加农业生产的报告》，市委、市人民政府批转全市各机关认真研究执行，在全市形成城市知识青年下乡的高潮。截至1964年底，全市共动员知识青年、社会闲散劳力1702人（回）下乡参加农业生产，其中知识青年455人，他们分别被安置在国营农场140人，农林中学158人，农村157人，其中，下乡被本市郊区92人、本区外县6人；回乡到本区35人，外省24人。
1965年，银川市仍采取动员回乡和下乡相结合、市郊安置和外县安置相结合的方式，计划安置下乡学生500人。8月，银川女中和银川一中有80余名高初中应届毕业生自愿到平吉堡农场插队。9月，市安置办下发《关于动员城市知识青年到固原县黄峁山参加山区建设的安排意见》，计划1965年初动员50至70名年满16周岁、有劳动能力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和社会青年到黄峁山开发与建设山区工作。银川城区知识青年响应国家的号召，踊跃报名到黄峁山插队落户。9月18日下午，银川市各族各界群众1000余人在红旗剧院集会，热烈欢送本市65名知识青年去固原县黄峁山落户，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副市长戴月在欢送会上讲话，热情赞扬了这批知识青年的行动。这批青年绝大多数都是应届和历届高小、初中和高中毕业生。这一年，银川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共计1042人，其中国营农场379人、农林中学480人、农村183人，下乡到本市郊区26人、本区外县93人；回乡到本区43人，外省21人。
1966年3月17日，银川市城区人民委员会总结了1966年动员城市青年上山下乡工作情况，指出：“从2月10日至25日结合“四清”运动，动员城市青年247名到固原县黄峁山参加林业建设。城区共组织3000余人进行宣传动员，广泛深入宣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重要意义，把摸底对象与家长、青年个别谈心结合进行，在10天内完成了动员任务。
从1961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银川市社会青年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达2229人。他们扎根农村，生活基本上达到自给有余。但是，在住房、生活、疾病治疗等方面，还存在一定的困难。为了切实解决下乡知识青年的困难，自治区安置办城市知识青年领导小组办公室于1966年11月拨给银川市用于解决以往下乡人员遗留问题经费2万元，并将上山下乡青年的生活费月标准由原规定10元调整为11元，以下乡人员到达安置地点之日起，给予10个月生活补助。安置费的平均定额调整为：安置到国营农场老场增补250元，新、扩建厂500元；安置到人民公社插队的，每人250元。在定额以外，加路费20至40元，寒衣补助30元。
京津浙杭来银川上山下乡知识青年
1965年到1974年，北京市有4500余名知识青年来到宁夏各地插队落户。银川市没有成批安置北京知识青年，但随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一部分北京下乡青年被抽调到银川市机关、学校、工厂和企事业单位工作，个别青年从外地转点到农村。1974年，为了迎接北京市革委慰问北京市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代表团来银川市慰问北京知识青年，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在全市开展北京在银川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调查工作。调查结果：1974年全市有北京知青224人，其中：男121人、女103人；包括中共党员11人、团员70人；分布在党政机关2人、学校47人、新闻、文艺单位23人、工交战线87人、商业服务系统26人，国营农林牧场15人，大学学员22人、农村2人。他们中来自原农垦五师、林建三师的173人，来自内蒙古、山西、陕西、吉林等地的51人。
1965年以来，天津市知识青年有1400余人先后到宁夏农村和牧区插队落户。银川市没有成批安置过天津知识青年。与北京知青一样，他们中间也有一部分或抽调，或转点到银川市机关、学校、农村等单位工作或在农村插队。1975年6月，“天津市上山下乡知青代表团”来银川慰问天津下乡知识青年，市知青办于5月开展天津来银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情况调查。调查结果：银川地区有天津知识青年117人，其中：男63人、女54人、中共党员12人、共青团员46人；分布在教育系统9人、文艺体育和卫生单位9人、工矿企业63人、商业服务行业2人、大专院校学生31人、农村3人。他们分别来自原农垦五师38人、阿左旗43人、黑龙江8人、河北5人、内蒙古6人，固原、吉林、山西等地17人。
浙江省知识青年到银川市上山下乡采取“分散插队”和“集体安置”的方式。1965年9月11日，634名杭州知识青年集体到永宁农村插队落户。12日上午，银川各界人民在红旗剧院集会，热烈欢迎杭州知青到永宁县插队，参加农业生产建设。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自治区副主席马玉槐在会上讲话，热烈欢迎杭州知识青年来宁夏做新式的农民，勉励他们在实践中锻炼成长，成为又红又专的接班人。会上，10名杭州知青跑上主席台，向自治区党委呈递了决心书。15日，这批杭州知识青年，从银川到永宁杨和公社、胜利公社、增岗公社和李俊公社插队落户。
1966年9月26日，又有一批300余名杭州知青到永宁县增岗、李俊、杨和、胜利等公社和县农场插队落户。
各级组织对来银川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十分关心。1959年1月，以浙江省民政厅副厅长朱玉印为团长的“浙江省动员青年支援宁夏社会建设参观团”一行119人到银川进行实地参观考察。1965年杭州知青到永宁上山下乡时，杭州市特地派了3名教师随同青年在永宁农村蹲点两年。1966年1月13日，“自治区春节慰问来宁职工和知识青年慰问团”深入永宁等知青居住点和劳动工地进行慰问。同月18日，杭州慰问团来到永宁杭州知青点，慰问落户知青，在慰问大会上还举行了入团宣誓仪式，共有53名青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市革委会于1975年1月8日组成了“银川市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慰问团”，从1月17日至29日分别在永宁、郊区和银川地区国营农场开展了慰问活动，先后对1962年以来的北京、天津、杭州和银川6900名下乡知识青年进行了慰问。
“文化大革命”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1968年10月20日银川市首批200余名应届高初中毕业生和部分学校教师到海原、泾源山区农村插队落户，出发时受到了银川市各机关、厂矿的群众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等万余人的热烈欢送。同月29日，银川市第二批450人到固原山区安家落户，参加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12月12日，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21日，自治区革委会和宁夏驻军“支左”小组召开电话会议，号召“雷厉风行地全面贯彻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立即掀起知识青年到农村安家落户新高潮”。22日，《宁夏日报》转载新华社21日播发的甘肃省会宁县部分城镇居民纷纷奔赴农业生产第一线，到农村安家落户，题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文章和《人民日报》编者按的文章并发表《伟大的召唤，亲切的关怀》的社论，引述了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的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的指示，认为“甘肃省会宁县城镇的一些长期脱离劳动的居民，包括一些知识青年，纷纷奔赴社会主义的农村，在那里安家落户，这是一种值得大力提倡的新风尚。”自治区革委会和宁夏驻军“支左”小组于当晚召开电话会议，号召知识青年响应毛泽东最新指示，到农村去。23日，《宁夏日报》报道，永宁县中学高中、初中六八届毕业生175人，全部奔赴农业生产第一线。24日，宁夏大学六八届309名毕业生中有90%以上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灵武县916名高中、初中毕业生全部奔赴本县10余个公社的数十个生产队安家落户。25日，自治区革委会和市革委会在银川市体育馆联合召开了“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全面动员知识青年、城市居民上山下乡誓师大会”，银川地区各级革委会、厂矿职工、学校师生、街道居民等万余人参加了大会。会后，各市、县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截至1969年9月17日，银川市到固原地区农村安家落户的应届高中、初中毕业生786名，到银川郊区、各县或区外农村安家落户800余名。
自1968年到1972年，银川市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达2381人。
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安置待遇，宁革政发（68）23号文件规定：“口粮问题，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到农村插队落户，由到达地粮食部门按标准38斤（贸易粮）供应，供应时间到新粮下来参加分配为止。住房问题，凡到农村人民公社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3人建房一间，6人以上建伙房一间。安置经费标准，到山区的每人平均280元，到川区的每人平均220元。生活补助，每人每月11元，川区补助10个月，山区补助12个月。”1969年2月15日，自治区革委会发出《关于知识青年、城镇居民下乡上山有关问题的通知》，对知识青年、城镇居民上山下乡的动员对象和安置去向、经费开支和粮食供应办法、大力加强领导等具体问题，作出了规定。1973年1月，自治区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之后，2月，市委成立了城市下乡知识青年安置领导小组。发布了《关于成立银川市城市下乡知识青年安置领导小组的通知》（银革发［1937］10号文件），任命王干臣为组长，靳士彬、刘振国、赵峰森为副组长。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樊启盛为办公室主任。是月，银川市召开银川地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并批转银川市城市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安置领导小组《关于动员安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意见的报告》，对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中的组织领导问题、宣传动员问题以及政策界限和任务落实等方面的问题作了具体安排。8月，中共银川市六届八次全体扩大会议专门研究解决银川地区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动员和安置问题。会后，加快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进程。
从1968年至1973年4月，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主要集中在1968年和1969年两年。1970年以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出现了停滞。1973年4月，毛主席发出关于“统筹解决”知识青年问题的指示后，中共中央下发了［1973］21号、30号文件，自治区党委下发了［1973］101号文件，银川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又出现了新高潮。
1973年11月20日至24日，市革委会召开了分析总结前一阶段知青工作会议。会议认为：“银川地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在大好的形势下，也存在着很多问题，有些单位对摧残迫害知识青年的违法犯罪人员打击不力，案件处理不及时，知识青年的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极少数人不择手段，逼婚、诱婚、迫害女青年，有些地方对下乡知青的培养教育不够重视，把他们单纯当作劳动力；有些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走后门’的不正之风比较严重，千方百计地把自己的子女留在城市或调离农村。”会议指出：“为了统筹解决问题，要认真贯彻中央［1973］21号、30号文件和自治区党委［1973］101号文件，加强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领导，加强对下乡知青的培养，对于下乡知青的住房、口粮、劳动、医疗、自留地、计酬、婚姻等问题都要妥善解决。”会议就如何贯彻自治区党委［1973］101号文件有关问题提出具体意见：一是成立“银川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领导小组”，设立“银川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配备15名专职干部，要求永宁县革委会和郊区革委会均有1名书记主管，建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办公室，各配3至5名专职干部。公社、大队要有1名书记或主任主管，下乡青年在百人以上的公社，最少要配备一名专职干部，所有接收下乡知青任务的大队、生产队都要建立“三结合”教育小组。城区和新城区、市属各局和动员任务较大的中央区属厂矿企业要有1名书记主管这项工作，配备专职干部。二是动员下乡的对象为17周岁的未升学、就业的知识青年，但在未下乡之前，任何单位和部门，都不得招工（包括临时工）、招生或征兵，现在仍然做临时工的要立即辞退，否则银行拒付工资，劳动局收回指标，粮食局不予补粮。三是规定了凡在生产队插队的，每小队要有知青6人以上。“插队要适当集中”，要建立“青年点”。规定了可以免下或暂缓动员下乡的几种情况。四是选调干部带队。按动员下乡青年的总数，原则上每50人左右配一名带队干部，带队干部实行定期轮换制。
这一年，银川市有1913名知青上山下乡，奔赴农业第一线。
1974年2月，市革委会批转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领导小组《关于银川地区1974年动员安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意见的报告》。《报告》提出了1974年银川地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动员安置的对象为满17周岁的应届高初中毕业生以及社会上满17周岁的未升学、未就业的知识青年。安置方式为“以插队落户为主”，安置地区为区上负责安置在国营农场1000名，农五师1000名，永宁县1400名，郊区1200名。第一批抽调38名干部带队。3月20日，有1400名知青上山下乡。12月10日，根据中央和自治区、银川市有关文件精神，市革委会第171次常委会批准市知青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制定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体格检查后根据疾病情况免、缓下乡的暂行规定》（试行）。
到年底，银川市有2050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1975年是银川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人数最多、全面落实中央［1973］21号、30号文件、落实自治区革委会［1975］22号文件和全区知青工作会议精神、知青工作取得显著成效的一年。3月，自治区革委会发出《关于进一步认真落实中央［1973］21号、30号文件的指示》。明确要求“各地、各部门都要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进行一次全面严格的检查，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对摧残、迫害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犯罪活动，要从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高度去认识。”接着又于5月18日至22日，召开了全区知青工作会议。会议一方面检查了贯彻自治区革委会［1975］22号文件情况，另一方面就学习湖南株洲厂社挂钩经验，提出“从现在开始，各地要普遍推广厂社挂钩、对口插队、集体安置的经验”。
为了认真贯彻落实自治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做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市革委会于6月24日召开银川地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会议学习推广了湖南株洲厂社挂钩、集体安置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经验，检查落实自治区革委会［1975］22号文件贯彻情况，讨论制定1975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动员、安置计划。会议指出：“仅1973年、1974年两年，银川市有3962名知青，奔赴农村安家落户。在短短的几年内，涌现出以黄新为代表的先进人物300余人，109名青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895名加入了共青团，187名选入了公社、农场的各级领导班子，1147人担任了社队农场的各级业务工作。知识青年在农村各条战线上，发挥了先锋、突击作用。”7月22日，市革委会批转了市知青领导小组《关于1975年动员安置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报告》，要求“对1975年应下乡的2500名知青，均采取统一规划、厂社挂钩、对口安置、干部带队、城乡配合、协同工作”的办法。同时，对缓、免下乡中遇到的一些具体问题作了补充规定，对下乡青年因情况特殊要求回城以及下乡青年的转点问题作了具体规定。8月18日，市革委会在银川体育馆召开了欢送1975年2800名首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会。这次会议声势浩大，主会场有3000余人，设在街道的分会场达47000人。会后还举行了隆重的沿街欢送游行仪式。
由于加强了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领导，推广了株洲厂社挂钩、集体安置的经验，1975年知青工作做得比以往任何一年都好，有4479名知青奔赴农村安家落户，其中郊区2120名、永宁县1492名、贺兰县248名、国营农林鸡场489名、外县市和外省区130名。建立了6个知青点，建房1263间。有44人入党，884人入团，90人选入社队领导班子，281人担任赤脚医生、民办教师以及会计、拖拉机手。下乡女知识青年黄新被共青团银川市委授予“模范共青团员、优秀知识青年”的光荣称号。
1976年，在所谓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同样也受到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左倾路线的冲击。银革发［1976］62号批转市知青办《关于禁止使用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做临时工的报告》中规定：“凡年满17周岁以上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和社会青年（包括已婚）都属于上山下乡对象，任何企事业单位（包括集体所有制单位、街办企业、机关农场、家属工厂等）均不得使用他们做临时工。各主管部门和人民银行应严格监督工资基金的使用，对使用应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做临时工的，有权拒付全部临时工工资。”7月7日，市革委会批转了市知青领导小组《关于当前知青安置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报告》。《报告》指出：“自1968年以来，银川地区有11000余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为了保证学校教育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健康发展，对于年龄不足17周岁的初中毕业生，学校和动员单位应说服家长让学生继续上学。今后凡未满17周岁的中学毕业生，一律不动员上山下乡。下乡知识青年的口粮分配标准应不低于当地单身全劳动力的实际吃粮水平，达不到每月40斤贸易粮的，由国家统销粮中给予专项补助。几经组织批准转点的知识青年，由外省、市、自治区和本区外县、市、旗转入的，须在本市农村劳动一年以上，才能参加招生、招工和征兵。9月25日至10月29日，市知青办分片召开会议，对永宁县、贺兰县、郊区的知青建房工作进行了一次普遍的检查。通过检查，摸清了知青建房情况：1976年银川地区为上山下乡知青建房625间，与历年来招工、招生、征兵调离知青住房相折之后，还欠知青住房805间。11月，市革委会批转了市知青办《关于知识青年建房工作情况及过冬安排意见的报告》，要求各社队党组织高度重视知青建房工作，采取积极措施，在1977年上半年以前，把所欠缺的知青住房全部建起来，由县、社、队三级组织吸收贫下中农和带队干部参加，逐社逐队地对知识青年住房进行检查验收，建立健全登记使用制度。
1976年，银川市又有2000名知识青年到郊区银新、良田、芦花公社，银川市养鸡场、鱼场、园林场、牛奶厂，永宁机械厂，永宁县、贺兰县以及自治区属农牧场插队落户。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在徘徊中结束
1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12月中旬，银川市组织了党政军学各方面的代表120余人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检查团，通过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调查走访、深入社队和知青住地了解情况等形式，对两县一区和市园林场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进行了一次普遍的检查。据统计，自“文化大革命”以来，全市12000余名知识青年，除安置到国营农场、林场、牧场、渔场等处外，到1976年在农村（场）的知识青年还有7011名。1976年，全市共安置上山下乡知识青年2546名，共建知青住房731间，完成建房任务的65％，创办了不同类型的知青点13个。检查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全市知识青年工作发展不够平衡，问题较多的社队约占30％；政治上关心不够，不能大胆培养、使用知识青年；生活上关心不够，有些社队安置工作不落实。”到年底，又有546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1977年3月25日，银川市召开第二届知识青年先进集体、先进个人代表大会，330余名知识青年代表出席了大会。会议总结了银川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表彰和奖励了一批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会议要求各单位在深入开展揭批“四人帮”的运动中，继续做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
1978年3月，自治区上山下乡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根据全国知青办负责人座谈会精神，对全区知青工作进行了调查，并在调查的基础上，遵照华国锋主席“对于具体工作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则应当按照统筹解决的方针，切实解决好”的指示，提出了自治区《关于做好1978年城镇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动员工作的意见》。自治区革委会批转了此意见。为了认真贯彻落实自治区革委会宁发［1978］125号文件，市革委会于1978年6月召开了银川市知识青年带队干部工作会议。8月11日至13日又召开银川市1978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会议指出：“今年的动员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仍以知青家长所在单位和系统为主，学校、街道和其他有关单位密切进行配合。”同时，对留城政策、安置形式作了一些从宽调整。会议要求应下乡的1500名知识青年要力争在10月底全部动员下去。但是，由于党中央开始拨乱反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许多家长和知识青年认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将有变化，他们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持等待、观望态度。下乡安置计划并没有完全落到实处，截至1978年11月8日，全市上山下乡知青354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下，知青工作也适应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政策发生了变化。1979年5月，自治区革委会根据中发［1978］74号文件精神，召开了全区知识青年工作会议。会议纪要指出：“今后我区一般不再动员上山下乡，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和按政策留城的知识青年争取在两三年内逐步安置。”自治区革委会批转了《全区知识青年工作会议纪要》，同时下发了《自治区革委会关于统筹解决知识青年问题的意见》，提出：“对知识青年的安置，除按国家计划招工、升学外，要广开门路，逐步扩大就业能力。”从此，银川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进入了落实政策、返城安置时期，大批知青开始返城。同时，对于在历次运动中下放到农村的属于落实政策的人员，其随同下放的子女642人补办了知青手续，和城镇下乡插队知青同等对待，给予一次性安置。
1981年，还在农村的知青有461名，其中永宁137名，贺兰115名，银川郊区175人。根据自治区人民政府宁政发［1981］91号文件精神：“拨给劳动指标，分别给予一次性安置就业。”至此，银川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全部结束。
回顾银川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 自1959年至1978年间，在银川市共有24962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其中：银川市本市知识青年19202名，北京、天津、浙江等外省市支宁知识青年5760名。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最具影响力的事件之一。从一方面来看，银川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对减小城市就业压力，有积极意义。广大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农村与当地群众一道战天斗地，用青春和激情，用心血和汗水，与当地群众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同生活，共患难，克服了令人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经受了艰苦生活的磨炼，为改变农村落后面貌、为开发振兴农业做出了贡献。同时，他们也在与农民的接触中学到了许多在城市、在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在艰苦的环境中经受了锻炼，增长了才干。许多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组织，许多人被结合到各级领导班子中，许多人担任了教师、赤脚医生、会计、保管员、记工员、广播员、辅导员和农业技术员等，涌现出了许多先进人物，如在永宁县下乡的杭州知青吴宣文，为了搞好集体养猪，睡在猪场，制造成醣化饲料，使集体养猪大有发展；在永宁县下乡的杭州知青裘志新，坚持刻苦努力钻研业务，成长为全国小麦专家；在郊区掌政公社春林二队插队落户、手有残疾的黄新，以坚强的毅力从事各种生产劳动，被评为模范共青团员、优秀知识青年。包括这些人在内的一大批知青先进人物在后来的个人人生道路上取得了很好的业绩。但是，从另一方面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的政策、措施、方法都存在着严重不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给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带来了长期的负面影响。大批知识青年正处于青春年华时期，他们失去了在学校接受正规教育的大好机会，造成了人才生长的断层，给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带来了长远的困难。知识青年本身也遇到了生活、生产、婚姻等方面的实际困难，有的知青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被摧残、迫害；有的女青年被逼婚、诱婚，许多人遭到了不幸。国家为安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所支出的经费十分惊人，自1973年至1978年，国家为银川市知识青年共拨经费5503567元，建房家具木材566.065立方米，建房4196间（约达53619平方米），购制家具3625套，选派带队干部326人。知识青年家长和部分有知识青年社队的农民也为此加重了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