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进入“斗、批、改”阶段后，开展整党建党被作为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提上了议事日程。从1968年10月开始，银川市开展了整党建党工作。这次整党是在对党的性质、任务的错误认识和对党的队伍错误估计的基础上进行的。
如何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使广大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密切联系群众，防止官僚主义和腐败作风的侵蚀，使党永远代表人民的利益，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一直高度关注的重大问题之一。“文化大革命”开始至1966年底，特别是1967年的夺权斗争后，各级党组织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在这种形势下，1967年10月以后，毛泽东多次提出要整党建党。在11月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说：“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1968年元旦发表的《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社论中，引用了毛泽东“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的最新指示，并将这个最新指示称为整党建党的“五十字纲领”。这个“纲领”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已经建立、阶级斗争只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条件下，把“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作为党的首要任务，面对领导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建设任务却只字没提。当时所说的“阶级敌人”，主要是指所谓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甚至提出党“事实是需要重建”，因而“每一个支部，都是要重新在群众里头进行整顿”。毛泽东的一系列指示特别是“吐故纳新”和“五十字纲领”的指示，为整党建党提供了指导思想。
1968年10月15日，市革委会认真贯彻自治区革委会常委会议精神，学习和讨论毛泽东关于搞好整党的最新指示。10月24日，市革委会批转市革委会政治部《关于整顿党的组织，加强党的建设的安排意见》，对整党的原则、内容、方法、步骤、组织领导等作出规定，要求在“斗、批、改”中把整党建党工作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认真抓好，并于11月开始先后在市农具机械厂、市政工程公司进行整党建党的试点。
1969年1月上旬，市革委会成立了整党建党领导小组和办事机构，加大了对整党工作的领导并分批展开。在整党建党中，坚持开门整党，火线整党，着重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整顿和发展各级党组织，基层各单位也相继成立了整党建党领导小组，按照要求开展了整党建党工作。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国共产党万岁——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四十八周年》的社论。社论根据毛泽东的最新指示，提出要在思想上、组织上进行整党。市革委会常委（扩大）会议学习社论并讨论了贯彻执行措施。9月全区第二次整党建党经验交流会后，市革委会着重讨论了思想整顿和建设、领导班子整顿和建设，新的党委、党支部成立后如何加强党组织建设等问题，并提出了下一步整党建党的部署。整党期间，市革委会印发整党学习材料32500册；先后两次召开座谈会，学习政策，交流经验，推广了七局十公司、区建筑公司、市政工程公司等单位“实行开门整党、实现领导班子和党员思想革命化”等经验。
1970年5月，全区第三次整党建党工作座谈会后，银川市各县、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及时召开会议，进行学习讨论，提出贯彻意见，举办学习班和读书班，对干部和党员实行分级轮训。还举办党课教育辅导训练班，初步建立了一支党课教育骨干队伍，许多基层党组织建立了“三会一课”制度，坚持每月上一次党课，开一次党员大会，半月召开一次党小组会和支委会，有的还实行了半年一次小整风，吸收群众代表参加，评论支部、评论党员，开展谈心活动。
1970年7月22日，市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成立后，市属各县、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也相继成立。9月底，市革委会发出《关于整党建党检查验收工作的通知》，着手对全市整党工作进行了全面的群众性的开门检查验收。在整党后期对党员进行了重新登记。这次整党中，银川市401个党支部中，已开展或结束的支部97%以上，其中已结束的支部占支部总数的55.3%；全市8707名党员，已恢复党组织生活的7447人，开除、劝退、取消预备党员资格的34人，发展新党员和预备党员转正的286人，这些新党员大部分是“文化大革命”中参加“造反派”组织的积极分子。在整党建党的同时，还“解放”出了一大批干部并重新安排工作。全市原有副科级以上干部538名，其中厅级干部6名，县处级干部112名，科级干部420名。同时，已“解放”干部475名，其中厅级干部2名，县处级干部90名，科级干部（包括副科级）383名，占应“解放”干部总数的90%以上。
1971年1月，中共银川市委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会上，张晓林代表市革委会核心小组作了题为《高举“九大”团结胜利的旗帜，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奋勇前进》的工作报告。《报告》提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继续深入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全面贯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加强工业对农业的支援，争取完成第四个五年计划。由于这次会议以党的“九大”错误路线为指导，因而所通过的决议也都带有极左性质。在市委六届一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开展反对骄傲自满，提倡谦虚谨慎的自我教育运动的决定》和《关于继续深入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群众运动的决定》，选举产生了中共银川市第六届委员会，选举马子良、马彦虎、毛至善、方培经、鱼化龙、张晓林、赵志强为常委，张晓林任书记，鱼化龙、毛至善任副书记。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前的1976年9月下旬，中共银川市第六届委员会共举行了10次全委会议。期间，自治区党委对市委领导班子成员多次作过调整：马信于1973年9月任书记，陈玉田、杨克于1972年9月任副书记，王干臣于1971年9月任常委，李青萍、韩景正、薛文亭、孙尚武于1972年9月任常委。至1971年底，全市县、区及县级以上单位绝大部分建立了党委，建立基层党委29个，占应建40个的72%，建立总支24个，党员恢复组织生活的7541人，占全市党员总数的97.8%。检查验收了85个支部的整党建党工作，并接收新党员552名。1972年，市委进行了一系列调查研究，继续着手解决干部和知识分子问题。注意从思想上划清“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任人唯贤”和“任人唯亲”“要注意成分，但不唯成分，重在政治表现”和“唯成分论”的界限、德才兼备和重才轻德的界限。这些对纠正在干部问题上长期推行的极左路线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在整党建党的同时，从1969年5月起，银川市还开展了整团建团活动。1970年10月30日至11月3日，自治区革委会在银川召开全区整团建团工作座谈会，交流整团建团的经验，讨论了怎样把共青团组织整顿和建设好的问题。会议针对“整团时一般化，整团后没变化”的现象，提出了突出思想整顿、搞好组织整顿的要求，要求各级党委加强领导，把共青团建成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会后，银川市推广了西北轴承厂等团委加强党的领导、突出思想教育、搞好整团建团的经验，对各级共青团组织进行了整顿。1971年10月8日，自治区党委发出《关于召开共青团市、县、旗代表大会的通知》后，共青团银川市市、县、区委陆续建立。
这次整党建党，重新建立了全市各级党组织，恢复了党组织的活动和大多数党员的组织生活，对加强党的领导、遏制造反派势力、稳定局势，推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这次整党运动，由于指导方针的错误，问题很多：“文化大革命”中发展起来的严重的个人崇拜、无政府主义、破坏党的组织纪律、争权夺利、大闹派性等恶劣的思想作风对党的侵蚀和损害，不可能得到根本上的解决；党员之间、党员与党组织之间的关系大都处于一种很不正常的状态。
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历史条件下，特别是在资产阶级派性猖獗的情况下，开展的这次整党建党，带有历次整党所未有的一些不正常的特点：以“五十字建党纲领”和“吐故纳新”理论为指导思想，以“重新建党”为目的，党员标准被修改，入党程序被简化，党员发展工作服从服务于“文化大革命”的政治需要。相当多的党组织都在非党“群众代表”参加甚至有的还在非党“群众代表”主持下召开整党会议，对党员进行逐个审查，其结果是一些合乎条件的党员，特别是担任领导职务的老干部、老党员不能恢复组织生活，被“挂起来”，不予登记甚至被错误“吐故”（开除党籍）；而一些靠造反起家的“造反派”或一些不符合党员条件的人则被“纳新”，其中一些人被“突击入党”“突击提干”后登上领导岗位，造成了党组织和干部队伍的严重不纯。这次整党，既没达到预期的目的，又给党的建设带来了严重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