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至1970年间，银川市革委会按照中央和自治区革委会的要求，在“斗、批、改”阶段先后部署开展了“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运动，造成了严重后果。
“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1968年1月1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社论指出：“混在革命队伍内部的一小撮叛徒、特务、党内一小撮死不悔改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即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以及美帝、苏修和他们的走狗，绝不甘心于自己的灭亡，他们一定还会采取各种形式……继续进行破坏和捣乱。”所以，“要充分发动群众，彻底清查，坚决处理，保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顺利进行。”5月25日，中共中央转发《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要求全国各地、各单位有步骤有领导地把清理阶级队伍这项工作做好。6月13日，自治区革委会发出《关于对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和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加强群众专政的紧急通知》，提出：“对已经挖出来的证据确凿的叛、特、反、资，要进行充分的揭露，彻底的批判，同时，对他们加强监督管理，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对于极少数罪大恶极、有行凶、自杀、逃跑企图的叛、特、反、资，要先向专政机关送材料，征得同意后，再依法拘捕”“对有严重问题或重大嫌疑、涉及面广的叛、特、反、资，要设立专案，抓好材料的落实工作”“对已畏罪自杀的叛、特、反、资，要尽快将其问题查清，定性，向群众宣布其罪行，把他们彻底搞臭”“对已外逃的证据确凿的叛、特、反、资，要指派专人揪回，严肃处理”“对企图叛国投敌的叛、特、反、资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应依法严办”。
7月8日，自治区革委会和宁夏驻军“支左”小组在银川联合召开有5万人参加的“进一步放手发动群众，深挖叛、特、反、资动员大会”，部署了开展打击一大片的“清理阶级队伍”工作。银川市革委会按照会议精神，成立了“清理阶级队伍”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和专案组，并于7月下旬召开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研究讨论了深挖“叛、特、反、资”，清理阶级队伍工作的任务、方法步骤和具体事项。8月6日，市革委会主任张晓林在革委会会议上作了《关于发动群众深挖叛、特、反、资，开展清理阶级队伍的报告》，从此，全市掀起了“清理阶级队伍”工作。8日，市革委会发布通告，要求各级革委会（领导小组）、大联委和各群众组织主动向一小撮阶级敌人进攻，稳、准、狠地打击敌人，把混入革命队伍里的阶级敌人全部、干净、一个不漏地挖出来。18日，市革委会清理阶级队伍领导小组提出《关于清理对象的十条意见》。9月12日，领导小组对《意见》作了“严格掌握清理对象、区别对待”等补充后，以《关于清理阶级队伍的意见》正式公布实施。这个《意见》划定的清理对象有十大类：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抢劫、制造交通事故、进行暗害、抗击监狱和管制犯人机关、里通外国、盗窃国家机密、进行破坏活动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书写反动标语，喊反动口号，攻击污蔑毛泽东和林彪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叛徒、特务、变节自首分子、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地、富、反、坏、右分子；劳动教养人员和刑满留场、厂就业人员；反动党团骨干分子；等等。范围非常广泛，一开始就从政策上扩大了“清理阶级队伍”的打击面。尽管该《意见》中提出了许多区别对待的政策，但这些政策界线在实际操作中很难掌握。此后，在工厂、人民公社、机关、学校、一切企业事业单位、街道等各个方面，充分发动群众，开展了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
为了做好“清理阶级队伍”专项工作，市革委会设立“清理阶级队伍”办公室，明确一名革委会副主任亲自领导，并由市革委会保卫部和军代表负责此项工作。在市革委会的统一领导下，各单位把“清队”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坚持“四个必须”，即开会必须向群众大讲特讲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新特点，布置工作必须布置“清队”的新任务，检查工作必须检查“清队”的进展情况，总结工作必须总结“清队”的经验和问题。全市普遍开展了“六大活动”，即大学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和对敌斗争的教导；大摆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新特点，大揭本系统、本单位阶级斗争盖子，大挖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大批中国赫鲁晓夫的“黑六论”，大查自己的敌情观念和革命斗志。在此基础上各单位普遍进行了摸敌情、查线索、挖死角、查来路、查档案、查表现、查历史活动。举办了“三结合”落实政策学习班，一个人一个人、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进行查证，从自流人员、勤杂工到炊事员，都进行了深挖细找。许多单位大搞劳民伤财的内查外调，采取“群众专政”、刑讯逼供等办法，向“一小撮阶级敌人”发起一次又一次的猛烈进攻。“用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观点分析问题，透过现象看本质。”“议疑点，查线索，找证据，深挖隐藏的阶级敌人”。有的单位把斗、批、挖结合起来，批“黑主子”，斗“活靶子”，挖“黑根子”，做到批中有挖，挖中有批；有的单位注意抓政策攻心，大会批斗和小会揭发落实相结合、会上落实和政策攻心相结合、群众揭批和组织外调相结合、广泛讨论和小组重点批斗相结合；有的单位坚持领导与群众相结合，实行群众定案，经过“深挖细找”“向深山老林进军”，把一批无辜的干部、群众打成叛徒、特务、反革命和走资派，下放到干校和农村劳动改造，造成一批干部致伤、致残、致死，许多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长期失去工作权力，遭受折磨。
为了总结“清队”工作经验，1968年8月下旬，市革委会召开“清队”工作会议，传达自治区“清队”工作座谈会精神，市饮食公司、百货公司、七局十公司、宁夏大学介绍了“清队”工作经验。1969年1月中旬银川市又召开清理阶级队伍落实政策经验交流会，市清洁大队、服务公司等5个单位介绍经验，会议明确了定案处理审批权限。5月初，市革委会批转市革委会保卫部《关于清理阶级队伍中定案审批手续、权限的请示报告》。8月中下旬，又召开“清队”工作会议，传达自治区“清队”工作座谈会精神，进一步部署了“四挖一清”工作。这次会议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指导，以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提出的任务为目标，以加强战备、准备打仗为立足点，提出“尽快掀起一个清队工作新高潮”等，使“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在更加“左”的指导思想下推行，错整了一大批人，造成了一大批冤、假、错案。
银川市这次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历时1年多，共涉及234个单位，截至1969年10月，共挖出“各类阶级敌人”1279人，其中定为属于敌我矛盾，需要处理的741人。在新挖出的人中，定性为叛徒的34人、特务69人、历史反革命分子286人、现行反革命分子30人、死不悔改的“走资派”6人、地主分子26人、富农分子8人、坏分子45人、右派分子43人、其他266人。
“一打三反”运动
197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2月5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和铺张浪费的指示》（史称“一打三反”）。根据中央的统一部署，自治区革委会于2月13日发出《关于贯彻中发「1970」3、5、6号三个文件的通知》（即《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市革委会认真贯彻中央和自治区的指示和通知精神，召开常委会议进行研究，制定措施，并于2月中旬成立了“一打三反”运动领导小组，市革委会主任张晓林任组长，并成立办公室具体领导此项工作。同时，从市革委会机关和各系统抽调400余人并邀请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五•七”干校数十名解放军指战员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派驻各系统，协助各级革委会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和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的运动。
2月14日开始，全市各系统纷纷采取召开大会等形式开展运动。3月12日，自治区革委会和银川市革委会在南门广场召开了由6万人参加的“银川地区批斗现行反革命分子、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大会，游斗了包括杨静仁、马玉槐在内的“三反分子”。自治区革委会主要负责人在讲话中号召发动群众，掀起大检举、大揭发、大批判、大清理的新高潮，打击帝、修、反“别动队”，“布下天罗地网，坚决地将一切反革命分子镇压下去”。之后，批斗和处理了一批“三反分子”。3月19日，自治区和银川市两级公安机关召开“坚决镇压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宣判大会”，对25名反革命杀人犯和重大刑事犯罪分子公开宣判。截止年底，银川市共检举揭发出政治案件459起、456人。其中“现行反革命”案件409起、刑事案件45起、集团案件5起、经济案件1600余起。查出参与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活动的1458人，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牟利金额达558679.81元。
1970年8月，市革委会保卫部宣判了一个曾经轰动一时的“现行反革命集团——共产主义自修大学”的大案，将吴述森等13名青年在1969年为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著作、探讨真理、交流学习心得名为“共产主义自修大学”的自学组织，错误地打成“现行反革命集团”，判处吴述森、鲁立志、吴述樟3名青年死刑立即执行，4名青年被判处无期和有期徒刑，其余6名青年也被拘捕关押；还有贺兰县保卫处判处的“田涛现行反革命罪”，市革委会保卫部判处的“朱守忠现行反革命罪”“余渭国现行反革命罪”等错案。还有的把误损毛泽东像、念错语录、喊错口号等当作反革命判处等等。
运动造成的严重后果
银川市“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之初，其对象是所谓“走资派”和叛徒、特务、地、富、反、坏、右及混进群众组织里的坏人”。实际上，在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天下大乱”的背景下，在没有法治约束和党的有关政策被弃之不顾的背景下，“清理阶级队伍”带有强烈的主观随意性，往往成为派性争斗、排除异己、打击报复和处理一些所谓“历史问题”的堂皇理由。尽管市革委会及其清理阶级队伍领导小组对自治区革委会转发的自治区革委会保卫部《关于清理阶级队伍工作中有关政策问题的意见》，对清理对象和界限、严格区别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定案处理的审判权限、严禁逼供信、群众专政等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也力求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政策，提出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明确了依靠谁、团结谁、教育谁、打击谁基本原则，但是在“左”的错误路线指导下，在整个“左”的大环境下，银川市“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仍然没有能够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虽然也清理出极少数敌对分子和坏分子，但打击面仍然过宽，错整了一大批人，许多干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被无中生有、捕风捉影地诬为“阶级敌人”，受到“群众专政”，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
“清理阶级队伍”是阶级斗争扩大化恶性发展的必然产物。通过“斗、批、改”和“清理阶级队伍”，实际上是把“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在各个领域里具体化，结果是党内矛盾和社会矛盾并没有消除或者得到缓解，矛盾反而越来越多，引起和助长动乱的因素更加深刻，社会秩序和各项工作很难有大的好转。
“一打三反”运动虽然打击了少数反革命分子、经济犯罪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对铺张浪费问题暂时起到了一定遏制作用。但是，由于这次运动是在极左路线的指导思想和政策规定下进行的，必然产生扩大化的结果。运动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人民内部的一些问题和在“文化大革命”中说过错话、做过错事的人无限上纲上线，特别是对在“文化大革命”中坚持真理、敢讲真话，敢于对“文化大革命”提出不同意见甚至揭露抵制林彪、“四人帮”的人，当作“现行反革命”加以处置，再次酿成大量冤假错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