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进入“斗、批、改”阶段后，银川市根据中央和自治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及自治区革委会的部署，开展了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及教育革命，严重危害了党的教育事业。
工人、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1968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要求“在革命委员会领导下，以优秀的产业工人为主体，配合人民解放军战士，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期分批进入各学校”。26日，《人民日报》发表《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文章，传达毛泽东“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由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中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的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学校则应由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指示，银川市组成毛泽东思想工人宣传队到各中小学校及没有搞好“斗、批、改”的事业单位，帮助进行“革命大联合”和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全市掀起了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热潮。10月14日，市革委会按照中央和自治区的要求，在市工人俱乐部举行“欢送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中小学及有关单位大会”，首批从自治区、市15个工厂选派199人进驻第二、第四、第五中学和第二、第四、第六、第七小学等22个学校。此后又从银川橡胶厂、银川机修厂、银川拖配厂、自治区建筑公司等单位选拔人员进驻市农林中学、实验小学、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市医院、市百货公司、油漆厂等单位。截至1969年1月，市革委会共抽调270余名工人（另有解放军指战员若干人）组成工人（军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批开进城镇学校、机关等单位，组织和领导该学校、该单位的“斗、批、改”。
工（军）宣队进驻学校的同时，由贫下中农代表组成的贫管会（组）也陆续进入农村学校。9月29日，自治区革委会政治部发出《关于加强对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通知》后，银川市选派贫下中农代表组成贫管会（组）进驻农村中小学，与学校领导班子结合起来，共同管理学校。学校普遍废除“学区制”，实行“一元化领导”。中小学由工厂、公社和大队领导。在学校领导成员中，一般都采用“三结合”的办法，即：社队干部、工（军）人、贫下中农和学校师生一起领导学校。而在领导成员中，又保证工（军）人、贫下中农和社队干部的优势。这就从体制上否定了校长、教师在学校教学中的主导作用。在课程设置方面，把毛泽东著作列为主要课程。工（军）人、贫下中农登上讲台，讲家史、厂史、村史，向学生进行阶级教育，还讲授劳动生产知识。
1969年第二、第三季度，银川市还兴起了工人、贫下中农编写教材的热潮。由“厂史”“村史”“家史”“两条路线斗争史”“忠于毛主席”等几部分内容组成的中小学教材盛行一时。同时，还改了上学时间，有的学生上午学习、下午劳动，有的学生上午劳动、下午学习。城市学校由企业领导后，厂、场办学校成风。
1969年1月，银川地区65所中小学校全部由工人阶级或贫下中农接管，实现了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对学校的直接领导。市革委会强调：工人阶级、贫下中农进入农村学校阵地，掌握学校领导权，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而要在组织上、政治上、思想上牢固地把这个阵地占领下来。在这种情况下，教育质量严重下降。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状况一直延续到上世纪70年代中期。
“教育革命”
随着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进行，银川市还开展了所谓的“教育革命”。1968年7月21日，毛泽东发表“教育要革命”的指示。8月上旬，自治区革委会在中卫县召开的全区“教育革命”座谈会提出，对现有的教育制度必须彻底砸乱，并将“教育革命”作为“斗、批、改”的一项重要内容认真抓，认为“教育革命”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下一代的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是上层建筑“斗、批、改”的一条极其重要的战线，是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各个领域内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是能不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极其重要的战斗任务。提出认真做好整顿教师队伍、建立新型师生关系、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批判“读书做官论”“读书无用论”，抓好教材编写等工作。
按照自治区革委会的要求，市革委会制定《城市中小学教育大纲（草案）》，并于1969年6月20日刊登在《宁夏日报》，经全自治区讨论、补充后从1970年试行。《大纲》的主要内容：实行九年一贯制教育，即小学五年、中学四年，叫“五四分段”；小学到初中七年、高中两年，叫“七、二分段”。教学工作坚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工农兵走上讲台讲“三史”（即历史、村史、家史）。实行“开门办学”，叫作“请进来，走出去”，老师经常把学生带出去到工厂、农村参加劳动，到解放军驻地参观，叫作“学工、学农、学军”。从1968年至1970年，中学在“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的影响下，废除了班级制和班主任制度，改为连排制，一个年级为一个连，一个班级为一个排，设连长、指导员和排长。1973年10月23日，银川市根据自治区党委批转自治区文教局党的核心小组《关于改变中小学学制和始业时间问题的请示报告》，在市区中小学实行十年制，即小学五年，中学五年（初中三年，高中两年），农村中学暂实行四年制（初中、高中各两年，实际上已从1972年秋季开始）；从1974年起，全市城乡中小学的始业时间，一律由春季恢复为秋季。
在进行“教育革命”过程中，开展了教育战线上的革命大批判。1969年7月14日至23日，自治区革委会在银川召开全区第二次教育革命座谈会，总结交流了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占领学校阵地，领导学校“斗、批、改”的经验，讨论修改了全区城市、农村中小学《教育大纲试行草案》，研究制定了加快全区教育战线“斗、批、改”步伐的具体措施。会议强调学习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中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根本指导思想”，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加快教育战线斗、批、改的步伐”。1970年11月上旬，自治区革委会在银川召开全区第三次“教育革命”座谈会，提出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批判刘少奇的所谓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批判封、资、修的教育制度，批判“教师倒霉论”等错误思想；“进一步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的群众运动，特别是学习毛泽东“五•七”指示，加强党的领导，推动“教育革命”深入发展。
1970年开始进行“教育革命”（改革）。根据毛泽东关于“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的指示，1970年6月，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在部分高等学校进行试点，恢复招生，明令废除历来实行的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招生办法，改为“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在工人、农民等群众中招收工农兵学员。这一招生制度的改革立即给大学教育带来了混乱，被推荐入学的学生中，文化程度有的不到初小，有的是初中或高中，文化基础方面悬殊的差异给教学工作带来极大的不便。虽然后来增加了一些基本的文化知识考核，但仍然是以“群众推荐”为主。“群众推荐”式的升学制度貌似平等，实则是给那些有实权和特权的人把自己的子女、亲戚送进大学大开方便之门。那些没有特权的学生和家长们，则只有找关系，走门子，请客送礼，打通关系。这一“新生事物”所带来的不过是陈腐特权的泛滥，它以特权、“关系”的竞争取代了分数的竞争，从一个特定的方面严重地败坏着整个社会的风气。学校在课程设置方面，要求“以大批判开路”“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破除烦琐哲学，精简课程。这种教育革命带来的恶果是教师被置于受改造的地位，很难在教学中发挥主导作用，正常的师生关系和教学秩序被打乱；学员入学时很大一部分文化程度过低，学习过程中业务、文化课程大量减少，教学质量严重下降；“走后门”上大学成风。
1972年初，自治区革委会发出《关于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招生的通知》，决定从当年春季开始普遍招生。招生对象为两至三年以上有实践经验的优秀工农兵。招生的方法是由群众推荐、领导审批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方法。这种办法招收的学生被称为“工农兵学员”，又确定工农兵学员学习期间的任务是所谓“上大学，管大学，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5月，宁夏大学、宁夏农学院、宁夏医学院首批招收440名工农兵大学生，学制三年。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一些国家重点院校以及兄弟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高等院校，也在银川招收工农兵学员，银川师范、银川财校、宁夏新医学校等中专学校也同时招生。大中专院校招收的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和解放军战士，实行“社来社去”（哪里来就到哪里去）。一些工农兵学员说：“人民送我上大学，我上大学为人民。党的召唤就是我的志愿，革命的需要就是我的理想。”这些工农兵学员毕业后，在家长、学校和所在单位的支持下，有一些人凭着满腔热忱一度回到原单位继续做不拿工资的工农兵。实际上几年后均被确定为国家干部，拿工资。1973年，根据自治区招生委员会分配的名额，银川市共招收工农兵学员183名，其中88名高校学生中，高中文化程度占34%，初中文化程度占66%；95名中专生中，高中文化程度占18%，初中文化程度占79.9%，小学文化程度占2.1%。大中专招收工农兵学员的做法一直延续到1977年。
在“教育革命”过程中，一些单位、企业还兴起了大办“七•二一”工人大学和“五•七”大学的热潮。1975年2月，宁夏有色金属冶炼厂创办全区第一所“七•二一”工人大学后，银川地区的长城机床厂等工交、建筑行业的“七•二一”工人大学越办越多，学员的学习时间有长有短，学习专业按本单位的实际需要设置，教学、生产、科研相结合。1975年2月，自治区农恳局在灵武农场创办了第一所农恳“五•七”大学后，永宁县以及许多单位的“五•七”大学陆续开办。
“教育革命”的严重后果
在“教育革命”过程中，银川市还大力推广辽宁朝阳农学院所谓的“反潮流”的经验。1973年6月，辽宁省兴城县考区发生了下乡青年张铁生考试交白卷，却写信发泄不满的事情。7月19日，《辽宁日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发表了张铁生的信。8月10日，《人民日报》转载了《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和《辽宁日报》的编者按语，并加了自己的编者按，肯定了张铁生的做法。此举引起了社会的关注。一时间，张铁生成了“白卷英雄”，社会上刮起了一股崇拜“白卷英雄”的热潮，认为张铁生的“答卷”，“是向着资产阶级的进攻，向着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回潮，向着那种企图把青少年一代引向一心想着上大学、一切为着上大学而不去坚定地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危险苗头，投出的一把匕首，甩出的一颗炸弹”，赞扬张铁生的“反潮流”精神。从8月中旬起，《宁夏日报》开辟专拦，围绕“选什么样的人上大学”“如何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等题目，发表了一系列讨论文章，对这种“反潮流”精神予以肯定和赞扬。这种宣扬交白卷有理的做法严重败坏了受教育的风气，在银川乃至整个宁夏都产生了极坏的影响，造成了严重后果。银川市各中小学积极推广辽宁朝阳农学院经验，文化课的主体地位被取消，长期使用的教材一律停止使用。以劳动代替学习。考试考核学习成绩流于形式，学生可以翻书，可以照抄，可以讨论，学生受教育的质量无法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