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8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中提出：“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把“斗、批、改”作为“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提了出来。1967年至1968年，毛泽东主席还陆续提出了一些“斗、批、改”的具体设想和措施，如搞好干群关系、整党建党、废除级别、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干部下放、教育革命等等，但“斗、批、改”的全面展开，却是在党的九大召开以后。党的九大以后，“文化大革命”进入了“斗、批、改”阶段。“斗、批、改”实际上是“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在各个领域具体化。“革命大批判”是“斗、批、改”的一项基本内容。按照中央和自治区要求，银川市革委会重视和认真部署“革命大批判”，其内容和形式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不断发展。
“革命大批判”的主要内容
“文化大革命”初期主要是对政治思想文化教育领域的批判。
第一，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各个领域中的流毒，肃清它的影响”（《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红旗》杂志、《抓紧革命大批判》，1969年8月25日）。这一批判涉及相当广泛的领域，如所谓“黑六论”（阶级斗争熄灭论、驯服工具论、公私熔化论、入党做官论、党内和平论、群众落后论）、“文艺黑八条”（即1962年4月30日中共中央批转的中宣部定稿的《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被批为“文艺黑八条”）、“让步政策”“合二而一”“利润挂帅”“物质刺激”以及大量文艺、文学作品乃至一些自然科学理论。此类批判的目的主要是解决“敌我矛盾”“使人们在各个领域中都能分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什么是修正主义”“什么是革命，什么是反革命”，这样，“我们的斗、批、改才有明确的政治方向”。第二，“要批判党内、革命队伍内部违反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的各种错误倾向和错误思想，加强无产阶级党性。”这方面的大批判侧重于解决“文化大革命”初期遗留下来的一些突出问题，如宗派主义、山头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等。第三，批判社会上各种“资产阶级倾向”。这种批判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矛头指向当时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一切行为，如投机倒把、物质刺激、腐蚀干部和青年、破坏生产、封建迷信、破坏民族团结等等。第四，结合本单位“斗、批、改”和生产、工作实际开展大批判。第五，作为改造世界观手段的大批判等等。
1968年8月26日，遵照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精神，“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由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中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的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贫下中农管理学校。”银川市组成毛泽东思想工人宣传队到各中小学校及没有搞好“斗、批、改”的事业单位，帮助进行“革命大联合”和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10月召开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会议作出在适当的时候召开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定，还作出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并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11月2日，银川市5万军民集会，庆祝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发表。全市上下掀起了批判刘少奇和“二月逆流”的热潮。自治区革委会在银川召开“彻底批臭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大会”、农村大批判现场会等会议，《宁夏日报》也连续发表社论，集中批判刘少奇和谭震林等，猛批所谓刘少奇及其在宁夏在银川市的代理人所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一个阶段，银川市的家庭批判会、院落批判会、专题批判会普遍展开，到处摆开了革命大批判的战场，召开了成千上万次的批判会。部队的战士、工厂的工人、机关的干部、商店的营业员、农村的贫下中农、学校的师生，上至七八十岁的老人，下至七八岁的娃娃，纷纷登场，口诛笔伐，把大批判的烈火越烧越旺；并结合学习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和毛泽东关于“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的最新指示，全市上下深入地学习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形成了“革命大批判的人民战争”。许多工厂、社队采取“忆、比、颂、批”的方法，即“回忆解放以来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史；比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甜，受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的苦；颂扬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英明正确和伟大胜利；狠批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的黑货，使两条路线斗争史家喻户晓，深入人心。”据不完全统计，仅1968年10月至1969年10月，全市各级革委会和广大革命群众召开批判刘少奇“黑修养”“黑六论”的会议1561场，参加115483人次，写出批判文章296篇；召开批判“多中心即无中心论”会议2039场，参加159847人次，写出批判文章1110篇；召开批判无政府主义等错误倾向和错误思想的会议1424场，参加124007人次，写出批判文章712篇；声讨批判“苏修”侵略罪行和言论的会议872场，参加144728人次，声讨文章584篇。
再次掀起“革命大批判”新高潮
1969年4月1日，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4月2日，约15万军民在银川市南门广场集会游行庆祝，再次掀起了“革命大批判”的高潮。4月17日，市革委会制定《关于放手发动群众开展革命大批判的安排意见》，提出大批判要解决的问题是：挖出刘少奇等在银川的黑根黑线，肃清流毒；挖出混入内部的叛徒、特务和党内顽固走资派；把蒋、马匪帮残留在各条战线上的反革命分子和隐藏较深的反革命两面派挖出来；反对右倾保守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反对形“左”实右的反动思潮；批判“刘、邓修正主义”建党路线。7月24日，市革委会常委扩大会议决定，成立“革命大批判、深挖叛、特、反、资和清理阶级队伍”领导小组（共7人组成）。下设一个办公室，其中分为：（1）定案组（4人组成），主要负责审查材料，落实定案和处理等工作；（2）专案外调组（12人组成），主要负责处理专案与外调工作；（3）情况汇集组（5人组成），主要负责了解情况、掌握动态和指导推动全市的清理阶级队伍情况。市、县、区及各单位革委会均成立了大批判领导小组。市革委会负责人分别到各系统，宣传中央两报一刊关于开展“革命大批判”的社论精神，组织专门力量开展“革命大批判”，还先后在一些工厂召开“革命大批判”现场经验交流会，推动“革命大批判”，并在群众中普遍开展了所谓“学、摆、查、讲”活动，即学“九大文献”；摆“刘少奇及其代理人在本地区、本单位散布的修正主义路线余毒和阶级斗争新动向、新特点”；查“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倾向对自己的影响”；讲“搞好革命大批判对完成斗、批、改任务的意义”。各工厂、企业、机关、学校、街道所开展的大批判的内容主要围绕三个方面：一是批判所谓反动的资产阶级“多中心论”和“无政府主义”；二是所谓刘少奇及其代理人在银川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黑六论”以及“物质刺激论”“四大自由”“三自一包”；三是揭批所谓妄图颠覆红色政权和区市革委会的“联络总部”“联络分部”和右倾翻案集团“三案联络站”及其“不怕远征难”组织。
1970年10月1日，银川10万军民在南门广场集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1周年，自治区革委会主任康健民作了《高举“九大”团结胜利的旗帜，在继续革命的道路上奋勇前进！》的讲话，强调“我们要继续认真搞好‘斗、批、改’，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把政治思想战线、文化教育战线、经济战线和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革命进行到底。”11月中旬，自治区革委会大批判小组在《宁夏日报》发表《鼓吹阶级投降主义就是为了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批判文章，对1959年宁夏文艺工作者创作的秦腔《西芨滩》和1964年改编为京剧的《席芨滩》进行批判，称其为“大毒草”，是杨静仁、马玉槐推行所谓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黑标本”，并对宁夏文艺战线上的一大批作品予以批判和否定。市革委会也按照自治区革委会大批判小组文章的调子，召开革命大批判座谈会，组织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干部、知识分子、文艺工作者和红卫兵小将等，批判了两个版本的《西芨滩》。这种批判一直持续到次年，在对所谓的文艺黑线进行批判的同时，陆续开始推广和上映革命样板戏。
在“革命大批判”盛行的日子里，市革委会成员和一些群众认为：“大批判松一松，阶级敌人就攻一攻……放弃了革命大批判，就是放弃革命。”因此，“每前进一步，都是用革命大批判扫清道路”。在进行每一项“斗、批、改”活动或每一项生产活动之前，都要在“活学活用”的基础上，进行一系列大批判，以期分清两条道路、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界限。如在整党建党时，首先大批“黑六论”；在进行教育革命时首先批判“分数第一”“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师道尊严”等等；在干部下放劳动时首先批判“劳动惩罚论”；在进行医疗卫生革命时首先批判“城市老爷卫生部”；在精兵简政时首先批判“烦琐哲学”；在进行科研和技术革新时首先批判“专家路线”“教条主义”和“洋奴哲学”；在组织生产时首先批判“生产第一”“利润挂帅”“对工人阶级的管、卡、压”“物质刺激”和“唯生产力论”；等等。市革委会还不断要求：进行革命大批判时，要采取“抓住苗头及时批，重点问题专题批，要害问题反复批，紧跟形势天天批”的方法。
1969年以后的几年间，随着“斗、批、改”的全面铺开，大批判也走到了它的全盛阶段。银川市各县区、各单位都成立了专门负责领导、指导大批判的常设机构，并组织大批判写作组，专门撰写批判文章。每个单位都开辟了大批判专栏，大批判的形式也日趋统一。许多基层厂矿、学校、公社乃至生产大队，都成立了经常性的大批判小组，数百人、数千人、数万人参加的各种形式和内容的大批判会成为人们政治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由各单位主办的，遍布于街头巷尾或单位内部的大批判专栏，在形式上更为精致、系统，成为衡量各单位工作好坏的重要标志。报刊、广播中发出的指导各项工作的大批判文章，也在语言、风格等方面形成了千篇一律的样式。
“革命大批判”的影响及其作用
“革命大批判”实际上是“以阶级斗争为纲”、靠政治高压、不讲事实、断章取义、任意引申、不准反驳、不许思考、蛮横专断的大批判。它搞乱了人们的思想，推动着“左”的思潮在各领域各单位渗透和蔓延，给党的事业和实际工作造成了很大危害。
对政治思想文化教育领域的批判，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搞乱了思想文化教育以及学术等界，一大批优秀的文化艺术作品和教育成果被否定，一大批忠诚于党的事业的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遭迫害；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的结果是打倒了一大批领导干部，剥夺了他们工作的权利；对所谓各种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导致了“左”上加“左”。银川郊区和永宁县的许多社队在批判“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和“各种资产阶级自发倾向”的时候，把农村《六十条》所规定的社员耕种少量自留地、经营少量家庭副业和出售少量家庭农副业产品等，一概当作“三自一包”或“资本主义自发倾向”批判。有的把社员到农贸市场上出售完成国家任务后剩余的农副产品，当作“搞自发”或“投机倒把”去批判；有的把开展大批判当成是上缴自留地运动，有的农村社队在批判“工分挂帅”后，不再按劳计工，变成吃大锅饭。一些厂矿企业单位在批判了“物质刺激”以后，取消了高空、高温等作业工人的劳保待遇；有的在批判了“修正主义的管、卡、压”后，取消了工厂企业中一些最基本的管理制度；有的一搞大批判就要取消附加工资、夜班津贴等合理的补助；等等。这些做法严重压抑了劳动者生产的积极性，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随着时间的推移，大批判中那些空洞的说教、蛮横的结论、枯燥浅薄的文字、千篇一律的形式和无限上纲的做法，使干部群众普遍增长了一种厌倦、反感和恐惧的情绪，许多人鄙视和抵制革命大批判。报刊社论和广播中宣传的所谓大批判的深入发展，实际上不过是形式上的翻新和语言上言不由衷的敷衍。这种现象越到基层越明显，越到后期越突出。所谓“群众性”的“轰轰烈烈”的革命大批判运动，实际上只是靠政治高压和形式主义在维持着。
银川市开展“革命大批判”
1969年3月，苏联军队入侵我国黑龙江省珍宝岛地区，造成了严重流血事件。同年6月和8月，新疆裕民县塔斯提地区和铁列克提地区又因苏军入侵，发生了中苏武装冲突，使本来就紧张的中苏关系更加紧张。中国更直接、更严重地感受到来自苏联的战争威胁。由于受林彪等人战略估计偏差的影响，党中央对发生战争的危险性作了严峻的估计，全国性的战备工作也随之进入高潮。过去处于“三线”地区的宁夏成为了“一线”，首府银川首当其冲。
开展备战工作
3月开始，随着战争氛围的逐渐浓厚，银川市各机关事业单位、学校、商店、厂矿、公社等相继组织游行示威，声讨“苏修”的呼声不断。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后，全国战备工作日益紧张。8月底，自治区革委会在银川召开有5万余军民参加的誓师大会，愤怒声讨苏联的武装侵犯，表示“响应中共中央最新战斗号令，决心以临战姿态，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准备打仗”。银川市革委会多次召开会议，部署战备工作，并根据毛泽东提出的“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要准备打仗”“深挖洞”的精神和中共中央《8•28》命令以及自治区革委会、宁夏军区先后发出的《关于切实加强战备工作的指示》《关于组建武装基干民兵营（团）工作的指示》《关于人民防空工作的指示》等文件，动员全市人民积极行动起来，提高警惕，准备打仗，歼灭外来之敌。大战在即的严重估计不仅使得一切经济工作都有了一种“与帝、修、反争时间、抢速度”的强烈紧迫感，而且兴起了备战高潮。
按照自治区的部署，银川市于10月成立了战备领导小组，对全市进行战备教育，组建武装基干民兵，开展全民备战工作。根据市战备领导小组对银川市44个企事业单位的调查统计，截至10月7日，共挖掩体280个、防空壕16883米、防空洞2028个、个人掩体1145个。到1974年底，全市构筑各种类型的人防工事51920平方米，最长的防空洞从银川北城墙遗址下沿城墙从东到西贯穿。
在战备工作中，开展了疏散人口工作。1969年11月初自治区革委会发出《关于立即疏散银川、石嘴山市人口的通知》后，银川市成立了疏散城市人口领导小组，并安排部署。11月15日，银川市召开全市动员大会，动员全市人民立即开展一个加强战备、准备打仗、疏散人口的群众运动。运动开展后，大多数市民对此项工作给予理解和支持，涌现出了许多感人事迹。老红军牛成斌主动要求到盐池县长期落户，老红军郝怀礼不要国家补助，自己花钱包了一辆汽车把全家搬到陕西省定边县落户。仅11月中下旬的半个月内，银川地区就有1.5万城市居民在天寒地冻的情况下疏散到农村，并办理了粮户迁移手续。1970年4月17日，自治区革委会批转自治区革委会疏散城市人口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做好疏散城市人口工作的意见》，提出“各机关、学校、厂矿、企事业单位大办农场和生产基地，将本单位无工作的家属、子女和无粮户关系的人员逐步地迁入；各级革委会从战备出发将直接为农业服务、从事野外工作的部门、物资仓库等搬到乡下去”等疏散城市人口的10项要求，银川市对机关战时编组、转移去向及机关干部家属疏散去向等问题作出了统一布置，又有一大批人员被疏散到了农村。
开展野营拉练工作
1970年3月下旬，在加强战备中，宁夏军区举办了打坦克、打飞机、打空降集训，推动了驻银川部队和民兵的备战训练。从1971年初开始，银川市按照中共中央以及自治区革委会《关于贯彻执行中共中央﹝1970﹞69号文件的通知》精神，要求全市立即掀起以实行野营训练为主的练思想、练作风、练指挥、练战术技术、练生活管理的活动，还按照中发﹝1971﹞3号文件精神，安排开展了民兵、工人、学生的野营训练活动。在银川三中、银川二小、银川二十小30天野营训练试点的基础上，又在全市中小学开展野营训练，在寒假或暑假期间分批进行。大学每批一个月，行程七八百里左右，中小学每批20天到30天，行程三五百里。还提倡结合“农忙假”“支农”进行野营训练。银川市工厂、矿山野营训练时间在20天左右，行程三百至五百里，一个月的行程千里左右；市级党政机关和科研设计单位的人员，每批15天到20天，行程三五百里。野营队伍按民兵编组，实行军（复转军人）、干（工宣队、教师）、群（工人或学生）三结合，建立临时党团支部和红卫兵组织，加强集体领导。还要求野营队伍从难从严从实践需要出发，尽量选走山路、小道；所需物资应本着自力更生、节约闹革命的精神，要求自带，少用生产车辆。要求机关干部、教师、学生除留少数人坚持工作外，都要分期分批参加野营训练。
银川市及县、区均成立了野营指挥部，机关、学校、科研单位、各厂矿企业均组织人员开展了较大规模的野营训练。野营训练以农村的广阔天地为课堂，以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为教材，以做“四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劳动队、工作队、战斗队）为内容的政治野营为主。训练中有计划有组织地练习“四会”（会做饭、会休息、会行军、会放哨）、“三防”（防原子、防化学、防毒）、“三打”（打飞机、打坦克、打空降兵）等战斗动作，还要与贫下中农“五同”（同学习、同讲用、同批判、同劳动、同训练），向贫下中农学习，为贫下中农服务，热情宣传毛泽东思想，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1971年1月，仅银川橡胶厂就抽出近四分之一的人员参加了野营训练。1971年11月6日，自治区革委会发出《关于进一步掀起野营拉练热潮的通知》后，银川市的野营拉练进一步掀起了高潮。
备战时期，陆续有部队领导来银川视察。1973年9月中旬，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李达率领的工作组，在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等陪同下，在银川等地视察战备工作。1974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和兰州军区联合工作组来银川检查战备工作。1975年2月初，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王尚荣率工作组来银川等地勘察地形；10月初，兰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副司令员黎原率工作组在银川等地检查边防和战备工作。
备战工作所造成的危害及影响
这场新中国建立以来规模最大的战备活动，存在着明显的失误。在经济上，严重冲击了国民经济内部各种基本的比例关系，国防建设缺乏计划、管理，费用大增。持续了近两年时间，数百上千个单位、数万人参加的野营训练，以及修筑地下防空洞、疏散城市人口等项战备措施，在当时被认为是落实毛泽东“要准备打仗”指示的重要措施，实际上是一次毫无意义的行动，极大地浪费了人力、物力、财力。许多参加野营训练的人员，将其作为一项任务去完成，并没有通过训练掌握军事技能；修筑的地下防空洞等防空设施大多简单粗糙，并不能起到防空的作用，而且不长时间后全部废弃；疏散大量城市人口，给这些人的家庭和生活带来许多困难。在政治上，紧张的战备气氛又从一个特定的方面使本来已经有所缓和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再次紧张起来，导致了1970年“一打三反”等运动的严重扩大化。
当然，也应当看到，这场战备活动在客观上也取得了一些成就，比较突出地表现银川地区“三线建设”的发展对全区乃至全国工业布局的改善以及稳定银川、宁夏形势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更重要的是，正是这种包括银川地区在内的全民性的、空前规模的战备活动，使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受到强烈的震慑，不敢贸然对已经全民动员的中国采取军事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