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川市“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的群众运动在“文化大革命”前就已蔚然兴起。“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逐渐形成了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
1966年8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提出：“对毛泽东同志著作，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的方法，是行之有效的，普遍适用的，应当进一步在全党全国推广。”
1966年7月至8月召开的自治区党委第二次委员会议上，为推动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群众运动，决定召开全区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迎接全国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召开。
根据中共中央和自治区党委的指示，1966年国庆节前后，银川市的街道、机关、学校突出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发动群众，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力量，到处书写毛泽东语录和标语，呈现出了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阵地的景象。许多老人和小孩也动手粉刷墙壁，书写语录。许多单位不仅书写语录，而且还加工语录牌和毛泽东像框。当时人们把书写毛泽东语录视为一件非常神圣的事情，仅市级单位就在大街上挂出大、中、小各种语录和标语牌3万余块，挂出和贴出毛泽东像124500余幅。10月12日，《宁夏日报》转载《人民日报》11日社论——《学习毛泽东思想，必须认真地学，刻苦地学》，推广解放军“为革命而学”“怀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学”“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在斗争中学，在斗争中用”“重点文章经常学，根本观点反复学”“干部学在前头”“活学活用”等经验，推动了银川市较持久的认真的学习活动。
1968年3月，市革委会提出的《关于重视各级领导班子思想的若干规定》强调：必须坚持向毛泽东“早请示”“晚汇报”和“天天读”的学习制度，把学习毛泽东著作放在“高于一切、大于一切、重于一切的地位”。《规定》要求机关全体人员要做到：每天第一个动作是向毛泽东敬礼，第一句话敬祝毛泽东万寿无疆，第一支歌高唱《东方红》，第一件事学习毛泽东著作。每星期二、五上午为政治学习日，要系统地有计划地学习，用毛泽东思想指导一切工作；每星期五各单位开一次生活会，主要回忆检查上个星期的学习、工作和研究下一星期的学习和工作。每个月都要以部、室为单位，开一次谈心会，以学习毛泽东思想为内容，交流一个月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心得体会；每个季度召开一次“讲用会”，联系思想，斗私批修，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平时毛泽东最新指示一发表，要做到传达不过夜，学习不漏人，紧跟不掉队，落实不走样。要使机关到处都能抬头看见领袖像，主席语录红满墙，革命宝书天天读，红色歌儿人人唱。5月中旬，市革委会抽调银川一中、银川女中500名学生到郊区各公社赠送毛泽东著作。7月中旬，市革委会第二次政治工作会议传达了自治区革委会政治工作座谈会精神，总结、交流了银川市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狠抓“阶级斗争”等方面的经验，提出今后继续大力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推向新阶段。
10月31日，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提出进一步开展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群众运动后，学习毛泽东著作、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最高指示的群众运动，兴起了新的高潮，更加轰轰烈烈地开展。市革委会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摆在了先于一切、大于一切、高于一切、重于一切的地位。先后建立并派出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农宣队），深入工厂、农村，宣传毛泽东思想。基本上达到了工厂、公社有宣传队，车间、大队有宣传组，班组、生产队有宣传员。当时，工宣队、农宣队被称为是“在阶级斗争的风浪中诞生”的“宣传毛泽东思想的轻骑兵”“农村斗批改的突击队”“党在农村工作中的有力助手”。工宣队、农宣队员白天和社员一起劳动，宣传毛泽东思想和“两报一刊”（指：《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社论，忆苦思甜，发动群众，调查研究；晚上到问题复杂的生产队搞“阶级斗争”。尤其突出的是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他们遵照毛泽东“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得到解决”的教导，深入工厂、农村人民公社，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使毛泽东思想得到了空前的大传播、大普及。从城市到农村，从白发苍苍的老人到刚懂事的娃娃，人人怀着对毛泽东思想的感情，认真学习毛泽东著作，并突出一个“学”字，狠抓一个“用”字。
为了推动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市革委会于1968年12月召开全市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交流“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的经验，表彰学用积极分子。会议提出要讲“三忠于”（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体会，学“三忠于”的榜样，取“三忠于”的经验，走“三忠于”的道路。各县、区、公社，各厂矿企业、事业单位也都层层召开经验交流会、座谈会，推广“活学活用”的经验。学习活动“热气腾腾”。“天天读”、学习日、讲用会、学习班、“积代会”逐渐形成制度。中小学、幼儿园教学内容换上了天天读“语录”和“老三篇”，唱的是语录歌，跳的是“忠”字舞……。据统计，仅从市革委会成立到1969年2月，全市共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3276期，参加341500余人次，发放宣传最高指示的卡片200万张、宣传材料7万余份，制作毛泽东像23829幅、毛泽东去安源油画200余幅，塑毛泽东大型像60座，向贫下中农送毛泽东著作30580册、毛泽东像章万余枚。
1970年9月，市革委会发出《关于进一步掀起活学活用“老三篇”的群众热潮，改造世界观，实现思想革命化的决定》，强调要把这项工作作为“政治中的政治，核心中的核心”来抓，一抓到底，抓出成效。10月中旬，银川市召开第二次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总结了党的九大以来全市各条战线“一切围绕红太阳，步步紧跟毛主席，在继续革命的道路上乘胜前进”的经验，树立9个单位、4名个人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先进集体和积极分子。大会还推选了45名出席自治区“积代会”的代表。11月初，市革委会作出《关于认真学习毛泽东哲学著作的决定》，并举办了市革委会正副主任学习班，制定《关于活学活用毛主席哲学著作的安排意见》，要求“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
在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的热潮中，广大干部和工农兵、学生带着深厚的感情学习，他们“学习最高指示，执行最高指示，宣传最高指示，捍卫最高指示”“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把毛主席的指示印在脑子里，融化在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他们认为毛泽东的书是一切工作的最高指示，是“粮食”“武器”“方向盘”，是改造思想、战胜困难的金钥匙，是造就新人的法宝。掌握了毛泽东思想，无往不胜；离开了毛泽东思想，一事无成。毛主席著作是贴身宝，时时刻刻离不了；按毛泽东指示闹生产，天大困难吓不倒；看见毛泽东的指示，干劲就来了，办法就有了，困难就跑了；毛泽东著作像太阳、是明灯、闪金光、是源泉；等等，并表示决心树立一个“公”字，深入把学习毛泽东著作同“斗私批修”结合起来，认为斗不斗私，是关系到“忠不忠于毛主席、忠不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不忠于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大问题。他们大找“私”字的苗头，大摆“私”字的危害，大挖“私”字的根子，“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树立一心为公的共产主义世界观。许多群众说：要为公字活到老，不为私字活分秒；提高一个认识，必须抓根本，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解决一个方法，理论联系实际。并表示坚决听毛主席的话，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提高觉悟，改进工作。市属各县、区，各单位都从报纸、广播上搬来了一些所谓活学活用的新方法、新经验。概括起来就是“看、想、问、议、用、写、查”。看就是带着问题学；想就是多思考，多问几个为什么、怎么办；问就是向领导和同志请教；议就是大家一起讨论；用就是实践，活学活用；写就是写心得体会；查就是总结经验。总之就是反复看、认真想、不懂问、互相议、狠抓用、重点写、不断查。狠抓一个“读”字，坚持一个“挤”字，强调一个“钻”字，突出一个“用”字，提倡一个“写”字。但是，随着“文化大革命”的不断深入，林彪提出的“急用先学”“带着问题学”“立竿见影”等实用主义、形式主义，庸俗化的学风，为这个学习运动定下了基调，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逐渐与革命大批判、突出政治、思想革命化、阶级斗争等联系起来，被极左路线利用。这种貌似重视理论、重视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实际上恰恰违背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背离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活学活用”导致了人们思维的庸俗化。一个阶段，“三忠于”“四无限”（对毛主席要“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成了人们的追求，“早请示、晚汇报”形成了制度。人们炼“忠心”，并向毛泽东表“忠心”，献“忠心”。从上到下大传“忠”字的经验，大颂“忠”字的威力，大树“忠”字的典型，大找“忠”字的差距，大定“忠”字的措施，攀登“忠”字的高峰。“三忠于”“四无限”活动的开展，把人民群众对毛泽东的感情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境界，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自觉性提到了特别高的高度。单位、团体像“文化大革命”初期一样，到处刷写标语、语录和画像，竖立语录塔（碑），搞“红海洋”。“户户挂起毛主席像，处处语录写满墙，家家办起小课堂，斗私批修摆战场，一颗红心永向党，心中升起红太阳”是当时真实的写照。每当毛泽东最新指示发表，即使是半夜，也要集合上街，敲锣打鼓，表示祝贺，并雷厉风行，大力宣传。跳“忠”字舞，唱“忠”字歌、“语录歌”，作“语录操”，就是无限忠诚的具体表现。这些个人崇拜、形式主义的做法，不仅没有使学习收到良好的效果，而且败坏了学风，极大地破坏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教训，今天回想起来十分可笑。
为了满足运动式学习的需要，把印刷毛泽东著作、画像等的数量视为普及毛泽东思想的标准和手段，印制了大量的多种样式的毛泽东著作。从1966年8月起，自治区和银川市千方百计大量印刷毛泽东著作和画像。1969年4月10日，新华社报道，宁夏出版、印刷、发行战线以最快的速度、最高的质量印刷、发行毛主席著作。“文化大革命”以来，宁夏印刷毛泽东著作632万册，相当于“文化大革命”前总数的16倍。按当时全区户数和人口，《毛泽东选集》平均每户好几套，每人至少两本，《毛主席语录》平均每人1册有余，毛泽东像平均每户9.8张，张贴语录平均每户4张。大量毛泽东著作的印刷、发行，不仅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而且助长了形式主义之风。
随着“活学活用”的开展，一些有识之士在学习的同时，也逐渐开始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一些基本著作进行比较完整、系统的学习。1969年下半年至1970年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曾多次发表工农兵学习毛泽东哲学著作的文章，并用社论或评论员文章等形式，要求人们结合革命实践，把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当做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锐利武器。特别是在1970年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之后，经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于11月6日发出《关于高级干部学习问题的通知》，不仅提出了学习要求，而且还规定了具体的学习内容，包括《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反杜林论》《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国家与革命》《矛盾论》《实践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等。《通知》发出后，银川市按照自治区革委会政治部作出的在职干部理论学习的安排意见，发动和组织全市机关干部认真学习并出现了学习马列主义哲学的高潮，并要求学习马列著作的原著。
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活学活用运动基本上是朝着两个方面发展着：一方面，理论学习中形式主义、实用主义不断发展；另一方面，作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强大生命力，是任何形式的庸俗化、形式化都无法束缚和压抑的。越来越多的勤于学习、勇于思考的人，带着“文化大革命”使他们困惑不解的一系列问题，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孜孜学习，苦苦求索。这种学习逐渐使他们把那些肢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使之庸俗化、简单化的做法与形式，与作为科学体系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区别开来，真正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这种理论上的觉醒，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识别抵制“左”的错误和极左思潮，结束“文化大革命”准备了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