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夺权使银川市各级党组织和政府及其组成人员失去了工作平台，难以正常工作。日益升级的武斗和打、砸、抢，使银川地区的社会动乱进一步加剧。在这种背景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宁夏军区、驻宁部队奉命介入，努力工作，稳定局势。
中央要求军队支持“左派”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按照中央的指示精神，宁夏军区和驻宁部队师以下部队着重进行正面教育，不干涉、不介入地方运动。在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浪潮后，特别是“全面夺权”使“天下大乱”局面进一步恶化后，在党和国家的权威受到严重削弱时，为了有效地遏制混乱局面，根据毛泽东的提议，1967年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要求军队积极支持左派的夺权斗争，并就执行毛泽东指示拟定八条具体规定，作为中央军委命令发布。这个文件改变了“文化大革命”开始阶段要求人民解放军不要介入地方运动的规定。《决定》指出：“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阶段的主要特点，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手里夺权。”“在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的夺权斗争中，人民解放军必须坚决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坚决支持和援助无产阶级革命左派。”因此，要求部队“积极支持广大革命左派群众的夺权斗争。凡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左派要求军队去援助他们，军队都应当派出部队积极支持他们。”《决定》还指出：“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而是站在哪一边的问题，是支持革命派还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的问题。”
人民解放军不仅是当时全国唯一保持组织系统并具有强大战斗力的重要力量，而且由于人民解放军历来在全国各族人民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受到广大群众的尊重。军队的介入，不能不对“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进程产生重大的影响。军队的支持，常常是夺权能否成功的决定性因素。
1967年1月25日，《宁夏日报》转载《解放军报》24日发表的《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社论，号召人民解放军“应该鲜明地、积极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左派”，支持造反派夺权。此后，随着形势发展，人民解放军的任务越来越重。3月19日，中央军委作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简称为“三支两军”），宁夏军区、驻宁部队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要求，陆续派出大批干部战士投入“三支两军”，直接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夺权斗争，并承担起支援地方工农业生产的任务。
军队开展“三支两军”工作
“三支两军”是“文化大革命”内乱时期党和国家为稳定局势所采取的特殊措施，其重要任务是“支左”。“支左”首先是支持造反派夺权。宁夏军区、驻宁部队面对既要支持“造反派”夺权，又要稳定社会秩序的两难问题。应“宁夏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简称“联委会”）的要求，在“1•27”夺权前后，宁夏军区仓促表态支持其工作。但是，军区也十分清楚各派群众组织对“联委会”及其“1•27”夺权的不信任态度。面对许多群众组织的反对和责备，宁夏军区司令员朱声达指示宁夏军区有关部门调研，观察“联委会”及其成员的言行。经调研发现“联委会”把斗争矛头指向广大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乱砸一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群众组织，任意殴打、逮捕、拘留群众，散布流言蜚语，欺骗蒙蔽广大群众，宁夏军区遂于2月11日发表《关于撤销对“宁夏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的一切支持和援助的声明》。《声明》宣布“1•27”夺权为非法，撤销了对“联委会”和“1•27”夺权的支持，并成立“支左办公室”和“抓革命促生产指挥组”，稳定社会秩序。
宁夏军区发表《声明》后，“联委会”发表声明或召开大会，谴责宁夏军区，并在街头贴出“炮轰宁夏军区党委”等标语，还谋划着联合有关群众组织共同应对宁夏军区。２月19日，宁夏军区发表《告全区人民书》，批驳了“联委会”的所作所为。此后，“联委会”鼓动组织群众冲击宁夏军区。3月10日，“银川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备处”（简称“大联筹”又称“筹备处”）成立。12日，宁夏军区转而表态支持“大联筹”。3月18日，由原“联委会”35个群众组织组成的“宁夏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简称“宁总指”）宣告成立后，两大派群众组织更加严重对立，各地混乱局面进一步加剧，冲击宁夏军区机关，抢夺枪支弹药事件不断发生，谩骂朱声达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说朱声达是“二月逆流”的黑干将，是“贺龙在宁夏的代理人”等。在十分混乱的情况下，8月上旬，朱声达动用战备密码，以个人名义向中央发报，请求到中央汇报宁夏“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并得到批准。8月12日，周恩来、康生、关锋在北京接见宁夏军区副司令员张怀礼等人。中央认为宁夏军区在“三支两军”中犯了“严重方向路线性的错误”，遂派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康健民率领人民解放军8037、8119等部队由甘肃平凉进驻宁夏银川，接替宁夏军区负责“三支两军”工作，并重新建立了以康健民为组长的“支左”领导小组，随即表态支持群众组织“宁总指”。从8月14日起，中央文革召集朱声达等宁夏军区领导以及所属团以上有关单位负责人和宁夏各派群众组织代表共47人，在北京参加中央召开的解决宁夏问题的会议。随后，宁夏军区系统根据兰州军区指示进行机关整顿，检讨“支左”工作中的“方向路线错误”，暂时停止“三支两军”工作。期间，朱声达等宁夏军区领导人在北京遭“宁总指”代表几个月的批斗。8月18日，兰州军区发布公告支持“宁总指”，撤销对“筹备处”支持的声明。同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六十二师“支左”部队进驻宁夏日报社，接替宁夏军区的军管工作。同日，中国人民解放军8037所属支左部队进驻银川。银川市机关、社会、工作秩序逐步恢复。
1967年12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下发《关于宁夏问题的决定》（即中发［1967］407号文件）。这个文件指出：以朱声达为书记的宁夏军区党委在文化大革命的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后彻底平反），批准成立由康健民为组长，张怀礼、徐洪学、王志强为副组长的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着手筹备成立自治区革委会。随着自治区革委会的建立，银川地区各“造反派”群众组织实现了大联合，成立了由军代表、革命领导干部和群众组织代表参加的“三结合”的银川市革命委员会。
1971年4月30日，宁夏军区根据中央军委关于“有支左任务的师以上部队可在党委领导下建立‘三支两军’办公室，列入编制”的原则和兰州军区分配宁夏军区各级“三支两军”办公室的编制员额，决定建立宁夏军区“三支两军”办公室编制员额24名，归属政治部建制，继续负责“三支两军”工作。
“支工”即支援工业生产。1967年，工业生产急剧下降。3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给全国厂矿企业革命职工、革命干部的信》，宣布了“人民解放军大力协助地方，支持工业生产工作”的决定，宁夏军区和人民解放军驻宁部队派出部分指战员到银川市一些工矿企业工作，并参加了支援重点工程建设、突击装卸、抢运落地煤等活动，使铁路、煤炭、化肥等瘫痪的许多工业企业的生产得以初步恢复。
“支农”即支援农业生产。1967年2月23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军队大力支援地方抓好春耕生产的指示》，宁夏军区、各军分区、各市县人民武装部立即行动，协助银川市郊区农村人民公社抓春耕生产，以实际行动支援农业生产。宁夏军区、驻宁部队和银川军分区、人民武装部派出大批宣传队深入农村，帮助农村基层干部组织领导生产，动员外出农民回乡生产。与此同时，各部队不失时机地派出指战员和技术人员支援春耕、夏收和秋收。
1968年底，部队再次分别派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赴银川郊区开展支农工作，“依靠贫下中农进行农村斗、批、改”，发展生产。这次支农的首要任务是“支援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宣传、组织、武装贫下中农”，其次是支持贫下中农用毛泽东思想掌好权、用好权，使贫下中农明确“无权的痛苦、夺权的艰难、掌权的重要、保权的责任、失权的危险”。支农部队发动贫下中农忆苦思甜、忆“三史”（家史、村史、队史）、诉“三苦”（旧社会的苦、小农经济的苦、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苦）、思“三甜”（新社会的甜、集体经济的甜、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甜）。开展革命大批判，批判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力求肃清在农村的一切“流毒”。还帮助贫下中农完成“清理阶级队伍”、整党建党等任务。
“军管”即实行军事管制，对一些特殊部门和单位采取的一种临时措施。“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鉴于形势发展的需要，宁夏军区、驻宁部队对新闻单位、公安机关、邮电部门、机密单位等要害部门和重要单位实行军管。军管机构一般为军管会和军管小组两种，设军管会主任、副主任或军管小组组长、副组长。宁夏军区先后对银川地区的宁夏日报社、宁夏人民广播电台、银川市有线广播站、自治区公安厅、银川市公安局、农建十三师等实行军事管制。1967年3月22日至25日，宁夏军区遵照兰州军区指示，对自治区党委办公厅机要处的密码、密码机以及业务工作实行军管。4月3日，对“支农”重点单位银川氮肥厂实行军事管制。实行军事管制后，要害部门和单位避免了一些财物损失，维护了正常工作秩序。
“军训”即对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学生实行军事训练。宁夏军区、驻宁部队除对银川地区大中学校学生进行15天至20天的短期军政训练外，还把缺乏管理和教学经验的干部派到学校，组成军宣队，用带兵的方法管理学生。1968年2月，银川市革委会成立后，各县、区及基层单位先后成立革委会，实行“一元化”领导，“工宣队”陆续进驻各大中学校及其他上层建筑领域。大规模群众性武斗结束后，“军宣队”撤出。
1972年8月21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征询对三支两军问题的意见的通知》，并附《关于三支两军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提出“三支两军”工作必须适应变化了的新情况，地方党委建立后，各级“三支两军”领导机构及其办事机构即行撤销。1973年4月24日，自治区党委发出《关于做好三支两军人员撤回部队工作的通知》。《通知》肯定了宁夏军区和驻宁部队“三支两军”的成绩，决定“三支两军”人员撤回部队。宁夏军区和驻宁部队“三支两军”人员，除拟长期留地方工作的人员外，先后分批撤回部队。1973年9月，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并担任银川市委书记、革委会主任的张晓林，常委马子良、方培经等人撤回部队。
军队“三支两军”工作的作用及影响
“三支两军”作为“文化大革命”中的一项非常措施是必要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宁夏军区和驻银部队指战员脱离军队日常工作参与地方事务人员的数量之大，持续时间之久，范围之广，影响之深，在历史上都是空前的。这对于扭转混乱局面、稳定社会秩序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参加“三支两军”的广大官兵在银川地区武斗逐步升级的重要关头，在极其复杂困难的情况下，做了大量的工作，缓和了紧张局面，维护了必要的社会秩序和生产、工作秩序，保护了一批干部，减少了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
但是，“三支两军”是“文化大革命”动乱时期党和国家为稳定局势所采取的特殊措施。“三支两军”的核心是“支左”。而军队奉命支持的“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左派”，正是执行“文化大革命”极左路线最积极、最坚决的一部分人。“支左”就是支持“左”派，支持“文化大革命”，支持“造反派”夺权。当时虽然提出要“一碗水端平”，但实际上根本不可能做到。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两大派，无论哪一派，在总体上都是错误的，都是“文化大革命”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都唯恐自己不是革命造反派，虽有某些具体分歧，但并无性质上的根本差别。军训和军管的指导思想在当时的条件下，不可能不是极左的。在支工、支农中，解放军指战员做了大量工作，但更多的则是支持当地的“左派”掌权，通过他们去抓工农业生产和维护社会生活运转。
因此，“三支两军”在总体上是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指导，为“文化大革命”的一整套极左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方法服务的，执行了不少错误的东西。执行了支一派压一派的错误政策，特别是林彪、江青等的插手、干扰、破坏，使“三支两军”工作中产生了许多缺点错误，带来了一些严重的消极后果，既造成了军队和地方、军队内部的一些隔阂，又影响了部队本身的思想、作风和组织建设，损害了人民军队在广大群众中的声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