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秋，“文化大革命”在银川地区已经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运动猛烈地冲击着银川市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整个社会动荡不安。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受到的冲击非常普遍，政治生活遭到严重的破坏。在红卫兵运动的推动下，学校、机关、商店、工厂的各种群众组织纷纷建立，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全局性的动乱进一步升级。
上海“一月风暴”对银川地区的影响
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社论。社论称：“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在这种舆论导向下，上海发生了“一月夺权”事件（史称“一月风暴”，即上海的一些造反派组织夺取中共上海市委、人委权力），而且得到毛泽东的肯定和支持。毛泽东认为：“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1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名发出《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肯定上海“一月夺权”以来的“一系列的革命行动”。此后，《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连续发表社论、文章，宣传和介绍上海全面开展阶级斗争、进行“夺权”的经验，号召全国各地学习上海革命造反派所谓的经验。在此事件的影响和媒体的宣传下，银川地区各造反派组织逐渐实行大联合，由自上而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牛鬼蛇神”和“黑帮”，发展为全面夺取各级党政机构的领导权。
1月13日，银川地区各“革命造反”组织2000余人集会，欢呼中央贺电，表示坚决支持“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32个组织的《紧急通告》，“决心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当天，“宁夏日报革命造反战斗团”等群众组织夺了宁夏日报社的权，接管了报社党政财文大权，开了银川地区乃至宁夏夺权的先河。1月15日，《宁夏日报》发表“银川地区革命造反派”《告全区人民书》，声称“要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展全面的总进攻”。1月16日，《红旗》杂志发表评论员文章，引述毛泽东的最新指示：“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这些舆论为全面夺权指明了方向。
1月17日至19日，银川地区“革命造反派”召开“揭发批判自治区党委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顽固分子大会”，杨静仁等自治区、市领导人到会接受数万名群众的批斗。22日，《人民日报》发表《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权》的社论。社论提出：“夺权是今年展开全国全面阶级斗争的一个伟大开端，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极其伟大的创举。”社论还将这种自下而上的群众夺权斗争，说成是“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重大发展”，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新的飞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一开始就是一场夺权斗争”“只有展开这样伟大的群众运动，展开一个群众性的全面夺权斗争，才能彻底解决无产阶级的夺权问题，彻底解决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号召全国无产阶级革命群众组织联合起来，夺取“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力。这篇社论发表后，全面夺权斗争在全国展开。
银川地区“1•27”夺权
在毛泽东最新指示和中央及地方媒体的宣传影响下，宁夏及银川地区的夺权斗争进入了实质性阶段。
1月25日，“宁夏工矿企业造反联合总部”等22个“造反派”组织在银川宣告成立“宁夏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以下简称“联委会”）。当天的《宁夏日报》刊登《无产阶级革命派紧急联合起来，行动起来，大造反！——新华社宁夏分社记者、本报记者评述银川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形势》的文章，认为银川地区的“文化大革命”，开始进入了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这个新阶段的特点是：“造反派”的队伍已经由小到大，造反精神空前大发扬；毛主席“造反有理”的英明论断已为广大革命群众所掌握，斗争艺术日益成熟。26日，《宁夏日报》刊登《宁夏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宣言》并配发了题为《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展开一场全面的夺权斗争！》社论。宁夏军区党委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表态支持“联委会”。27日，“联委会”发起组织银川地区4万余人举行集会和游行，庆祝“联委会”成立，宣布《给毛主席的致敬电》和“联委会”发表《夺权公告》。《夺权公告》宣布：“原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对文化大革命的一切领导权，从即日起由联委会接管。联委会下设文化革命委员会和生产建设委员会，分别领导全区的文化革命和经济建设工作。银川市委和银川市人委，由联委会所属的银川市革命造反派委员会接管。夺取了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委以及银川市委、银川市人委的党政财文大权。”“联委会”在《夺权公告》中声称：“警告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坏家伙，必须向人民低头认罪，老实交代；地、富、反、坏、右分子，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如果他们这些阶级敌人胆敢乘机捣乱，我们就要坚决镇压。”2月1日，“联委会”发出第一号通令，宣告“一切权力归革命造反派”“前自治区党委、人委，银川市委、人委的处（局）以上负责人，限令3日内分别到区、市联委会报到，听候处理。”“前西北局、宁夏自治区党委、人委1966年5月16日后发出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切文件（转发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文件除外），自即日起，一律作废。”“如果谁胆敢破坏我们革命造反派夺权，以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论处。”4日，“联委会”发出第二号通令宣布：“财经大权，一律由革命造反派掌管。”“（破）四旧中没收的物资奖金一律归公，听候处理。”5日，银川地区“造反派”和驻宁部队指战员等2万余人在银川南门广场召开庆祝“1•27夺权”胜利大会。会上，银川地区中等学校红卫兵组织和“东北野战军”宣告成立，会后举行武装游行。从此，自下而上的“打倒一切”“全面夺权”的浪潮在各地迅速蔓延。
“1•27夺权”后的第二天，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和自治区人事局“革命造反委员会”以及自治区团委等单位的造反派宣布在本单位夺权。永宁县“1•28永宁总部”等群众组织夺了县委、县人委的权。2月6日，自治区公安厅“东方红革命造反委员会”宣布夺了自治区公安厅的权。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银川地区城乡上至自治区区级单位，下到各市县和农村社队、工厂商店等基层单位，几乎全部被夺权。在夺权斗争中及夺权后，不仅夺权派同倾向于支持原党政领导的群众之间矛盾尖锐，而且这一派夺权组织同那一派夺权组织之间也经常发生激烈的冲突。尽管按照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指示在夺权中要实现“大联合”，要正确对待干部。但在动乱中，这些指示很难起到作用，许多地方和单位的夺权，实际上是造反派组织之间的争权、抢权。
“1•27夺权”后，杨静仁等自治区及银川市领导被群众组织频繁揪斗。各级领导干部被剥夺工作权利或“靠边站”，其中不少人被陆续“隔离审查”或被实行“群众专政”，接受“劳动改造”。银川市的各级指挥系统和管理机构陷于瘫痪，正常的工作秩序和生产秩序被打乱。夺权后的造反派组织也驾驭不了混乱局面，整个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
鉴于“1•27”夺权后出现的诸多问题，特别是遭到广大群众的反对，宁夏军区于2月11日发表声明，撤销对“联委会”和“1•27”夺权的支持，宣布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出面维持社会秩序。当天，宁夏日报社被军管，《宁夏日报》改为只刊登新华社电讯稿的《红色电讯》（同年8月19日起恢复《宁夏日报》报名，仍只刊登新华社电讯稿）。随后又成立了自治区“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这对于稳定社会局势、保证工农业生产和交通运输等正常运转起了积极作用。但在林彪、江青一伙掀起反对所谓“二月逆流”妖风，鼓动抓所谓“二月逆流”的“黑干将”和“揪叛徒”“揪军内一小撮”之后，银川地区的混乱局面进一步加剧，不仅“打倒杨（静仁）、马（玉槐）、朱（声达）”等自治区领导的标语、大字报到处张贴，各市县、各单位领导也动辄被揪斗，而且冲击宁夏军区机关、抢夺军队枪支弹药的事件也不断发生。7月，在江青提出所谓“文攻武卫”的口号煽动武斗后，银川地区的社会形势迅速恶化。在资产阶级派性恶性膨胀的形势下，先后宣布联合成立的夺权和反夺权的三派四大群众组织——“宁夏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简称“宁总指”）“宁夏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备处”（简称“大联筹”）和“宁夏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总司令部”（简称“宁总司”）“宁夏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第三司令部”（简称“宁三司”），相互对立情绪日盛一日，由唇枪舌剑、各不相让发展到棍棒相加、势不两立。一时间，“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进入高潮，机关、学校、厂矿院内均开辟了专门的大字报张贴园地，大字报铺天盖地。同时，还展开了风靡一时的大辩论，从自治区到银川市、县机关门口及张贴大字报的现场，每天都有人围绕派别之争演说和辩论，阐明各自的观点，互不相让、攻击谩骂、冲突不断。银川地区进入了更加内乱时期。
造反派全面夺权
1967年2月，银川地区各群众组织之间因支持和反对“1•27”夺权等原因引起的摩擦不断升级，矛盾不断激化，逐渐形成了“宁夏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简称“宁总指”）和“宁夏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备处”（简称“大联筹”）两大派群众组织之间的对抗，并引发了银川地区乃至全宁夏的武斗和打砸抢事件。
武斗事件
银川“西塔”武斗。1967年3月10日，“大联筹”成立。3月18日“宁总指”成立。由于观点不同，这两派群众组织出现了对抗的形势，在“文攻武卫”口号煽动下，“宁总指”和“大联筹”都相继成立了所谓的“武卫”指挥系统——作战部，并组织强大的战斗队伍。为了确保自己所得利益，扩大势力范围，各自抢先占据了银川地区所谓的制高点和有利地形。如“宁总指”首先抢占了宁夏第二招待所、邮电大楼、百货大楼、银川剧院等；“大联筹”抢占了西塔、外贸楼、区党校等。“宁总指”以“城建兵团”“ 八•八交通兵团”“东野”等为骨干，“大联筹”以“平型关”“红色交通团”“西野”等为骨干，分别进驻制高点。两派组织相互攻击，进行挑逗性的舆论宣传，小型对抗性摩擦愈演愈烈。“宁总指”为了彻底打垮“大联筹”，独霸银川，以扫外围、清除威胁为前提，对驻守在西塔的对立组织“大联筹”进行进攻。
7月1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禁止挑动农民进城武斗的通知》。《通知》指出：“最近一个时期，江西、四川、浙江、湖北、湖南、河南、安徽、宁夏、山西等地发生了武斗，这种做法是十分错误的。”《通知》提出制止农民进城参加武斗。可是， 7月22日，江青对河南省一群众组织的代表团讲话，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煽动武斗，全国武斗升级。宁夏特别是银川地区的社会形势迅速恶化，先后宣布联合成立的夺权和反夺权的群众组织即“宁总指”“大联筹”“宁总司”“宁三司”等以及他们在银川市的下属组织相互对立情绪日盛一日，逐渐由唇枪舌剑、各不相让发展到棍棒相加、势不两立。7月31日傍晚，“宁总指”在自治区第二招待所召开了会议，研究攻打西塔问题。会后决定派市总指“房修兵团”负责人带150余人，38辆汽车到石嘴山调“红一•二”武斗人员来银。当晚，“宁总指”开了两辆汽车，带领89人，对西塔筹备处进行试探，先用汽车后槽撞倒东北围墙，然后往里冲，由于“大联筹”早有准备，结果冲进去的30几个人连同撞墙的汽车一起被“大联筹”抓获。8月1日上午10时许，石嘴山“红一•二”1200余人，头戴柳条帽，手持长矛，乘坐卡车出现在银川市内，做了示威性游行。11时许，“宁总指”作战部在交际处一楼一间大房子里召开了攻打西塔紧急会议。当时固守在西塔的群众组织有“平型关野战军”“钢铁兵团”“联络总部兵团”“西北野战军”“井岗山兵团”“红色交通团”以及“向解放军学习兵团”、机砖厂、外贸等群众组织的人计350余人。攻打西塔“宁总指”的人员，除主力“红一•二”1200余人，加上总指直属“武卫”队伍和市总指“武卫”队伍配合组织，共计1700余人。
8月1日下午3时20分左右，“宁总指”发起了总攻，先用汽车后槽撞倒西塔围墙，然后在冲锋号吹奏下，“红一•二”武斗队员们手持长矛、铁叉，冲进西塔院内，守军“大联筹”势单力薄，节节后退，仅用了20余分钟，就一举打垮了“大联筹”在西塔的势力。“宁总指”捉住“大联筹”300余人，游街示众后，押送体育馆内。
此次武斗，“宁总指”使用的武斗器械以长矛、钢鞭为主；“大联筹”以木棒、砖瓦、石块为主。在武斗中“宁总指”参加人员除少数人员受轻伤外，无重大伤亡；“大联筹”驻守西塔的群众组织当场死亡1人，经抢救无效又先后死亡4人，重伤5人，被抓300余人，除少数主要负责人仍继续关押外，其余人员，当晚释放。
永宁县大观桥、宁化桥“8•8”武斗。1967年7月，当宁夏两派敌对情绪达到高潮时，“1•18永宁总部”于7月31日成立了“文攻武卫指挥部”。8月1日，“西塔”武斗事件后，永宁总部工作会议决定“永宁从上到下要组织起来，搞‘文攻武卫’。”并要求公社、大队、小队都要立即行动，全县组织1500至2000人的专业自卫队。防卫分为三线：北线——望远桥；北二线——大观桥；西线——宁化桥。
8月8日，永宁总部在大观桥头布置了1部电话机、2挺机枪和6支步枪；在宁化桥头布置了1部电话机、1挺机枪和22支长枪。上午9时左右，当宁总指的人乘汽车声援吴忠总指挥部，路过大观桥、宁化桥附近时，双方相遇，围在桥头相互对骂，大约过了15分钟，先从小观桥方向传来一枪声，接着又从大观桥的西部传来一枪声，这两声枪响后，永宁总部守卫在大观桥的社员，认为是总指挥部的人向他们开枪了，在没有得到命令的情况下，就向宁总指的人员开了枪，接着双方就打了起来。在宁化桥，当宁总指的汽车开到宁化桥停下，车上人员下来欲过桥时，双方开始对骂，掷石头，在一片乱打乱骂中，响起了枪声。此次永宁“8•8”武斗事件，亡80余人。
永宁县掌政“8•30”武斗。“西塔”“ 8•8”武斗事件后，银川总指挥部和永宁筹备处两派群众组织之间的对立情绪日益增加，不断发生摩擦。永宁总指的群众有恐惧心理，于是，掌政总指的群众50余人，于8月中旬陆续到银川，分别住在市委、拖拉机厂、十五小学等地。因为进城日久，吃、住得不到妥善解决，多次到区总指挥部和“8•8纵队”要求帮助他们打回去，得到了“8•8纵队”的支持。1967年8月29日下午4时左右，“8•8纵队”在自治区第二招待所三楼召集掌政总指负责人制定了打回去的计划。
8月30日凌晨1时左右，“8•8纵队”40余人和掌政总指60余人在东方红剧场集合，参加武斗的队员们带上了识别记号（左臂系白布条），明确了口令（西塔）、（北塔）和进攻信号（两颗红色信号弹）。凌晨2时，队伍由东方红剧场出发，分为两路，一路是“8•8纵队”40余人和掌政公社的永固、永南、掌政大队农民共100余人，经燕鸽湖过五渡桥，为正面进攻，另一路是孔雀大队农民20余人，经黄渠庙直达掌政西，为侧翼，两路同时出发到皮革厂分道。
黎明5时许，一路到达掌政3队时，被筹备处小分队发现，立即开枪。与此同时，另一路的队伍也被发现，双方打了起来。于是，布守在掌政公社的永宁筹备处总部203小分队从掌政公社撤到了粮库，占领了制高点。“8•8纵队”打进公社后，因向导失踪，多次组织进攻粮库，终未能凑效，反被打死2人。早晨8点多，在五里台子的永宁筹备处总部204小分队和永宁总部派出的增援部队先后赶到，通桥公社还出动了部分农民骑兵增援，“8•8纵队”见形势不利，遂向掌政的东北方向边打边撤，下午两点到达金贵，经贺兰县于8月31日返回银川。
当武斗开始后，双方都派了增援部队。宁总指的第一批增援部队是永宁农校、化建战斗队共70余人，于30日凌晨5点出发，前往掌政、孔雀等地。第二批增援的是“城建兵团”“房修兵团”“红军兵团”“8•8交通团”等12个区级单位和13个市级单位共1634人，于早晨8点多出发，分别前往掌政、望远、长湖等地支援。永宁筹备处总部组织了望远桥、高桥以及杨和、通桥、胜利等5个单位（组织）约500余人去掌政增援。
双方增援部队相继在掌政桥头、掌政公社、孔雀九队、塔桥五队、望远桥等地相遇，形成5个武斗点。其中，掌政桥头的规模最大。
武斗发生后，解放军62师出动宣传车进行调停，要双方派代表谈判。约10分钟后双方代表来到掌政桥中间进行了简短的谈判，达成停火协议，约8点30分左右双方各自撤回。
在这次武斗中，双方共参加人员2200余人，调动单位（组织）30个，直接投入车辆46辆，（总指37辆，筹备处9辆），枪支、火炮约500余件，造成死亡15人（总指8人、筹备处7人）、伤残者多人的严重后果。
贺兰县通贵武斗。1967年8月29日下午，宁夏总指挥部作战部电话通知贺兰县总指挥部，称“宁夏筹备处武装人员300余人，由平罗沿黄河岸一带移动，估计与驻永宁筹备处人员汇合，要求贺兰县总指挥部组织武装人员阻截。”接电话后，贺总指有关人员召开会议，决定组织武装人员阻截，确定了联络信号、口令等，组织机关干部、工人、学生、农民300余人，全副武装，乘5辆汽车，傍晚开赴通贵乡闸庙桥一带，分散埋伏。贺兰县众志成城指挥部（联军）也组织了部分武装人员，开赴江南桥一带，埋伏在黄渠两侧。天亮时，被围攻的“筹备处”人员大部分被捉，30日中午押回县城后，对被抓的人员进行了审讯，游斗后放回。这次武斗，造成枪伤一人，虽然没有严重后果，但影响很大。
贺兰县南梁牧场武斗。1967年8月下旬，贺兰县金山公社指挥部电话向县总指挥部反映，南梁牧场的筹备处，纠结化建公司的部分人员，抢走公社破“四旧”时收缴的银子及民兵的一些子弹，要求县总指挥部派人支援，夺回抢走的财物。于是县总指挥部组织了县造纸厂、区电机厂、常信公社等单位的近70人，分乘两辆汽车，包围了南梁牧场场部。开始，双方相持互不相让，后经谈判达成第二天早晨9时前交出所抢之物的协议。但翌日晨，牧场筹备处部分人员携带所抢之物骑车逃跑，县总指挥部武装人员开枪拦击，10分钟后，牧场筹备处人员缴械，双方均未造成伤亡。之后，县总指挥部武装人员又对南梁牧场进行了搜查，除缴获牧场筹备处的武器及所抢银子之外，还从柴垛中搜出现金900元。下午县总指挥部人员全部撤回。此次武斗，双方都开了枪，虽然未造成严重后果，但影响很大。
抢劫武器事件
银川市武装部、城区武装部武器库被抢。“西塔”“8•8”武斗事件后，区总指挥部认为形势紧张，决定抢武器。1967年8月12月晚10时许，“8•8纵队”30余人乘3辆卡车由自治区第二招待所出发，直奔市武装部。到市武装部后，首先控制了值班室和电话，限制了值班人员的自由，砸开了市武装部武器库，抢走了库房内的全部武器、弹药及物资，拉到自治区第二招待所，交给了区总指作战部。抢走的武器弹药数字据银川市武装部1967年8月13日给宁夏军区的报告记载：“各种枪支430支、炮2门、炮弹40发，物资120件”。
抢罢市武装部的武器弹药后，当晚零时许，“8•8纵队”有40余人跑步到了城区武装部，控制了值班室，把值班的解放军看了起来，并下了他们的枪，砸开武器库，随后区总指挥部作战部开来4辆大卡车，把抢的武器弹药拉到了自治区第二招待所。据城区武装部1967年8月13日给宁夏军区的报告中记载：“共抢各种武器817件、子弹127发、军用物资25件。”
新城区武装部武器被抢。新城武装部武器库被区总指挥部的5个下属组织于1967年8月13日至17日6次抢劫一空。
第一次是8月13日，新城毛厂总指的人开汽车到新城武装部抢走轻机枪10挺、手枪8支、各种长枪62支。第二次是毛厂总指挥抢走枪支以后又感到武装部库房还有大量枪支弹药，认为白天拿的太少，于是有10余人当晚9时以后又拉了1辆架子车，再次秘密去武装部用钢锯锯掉武器库门锁，又抢走了各种武器30余支。第三次是8月15日，房修兵团六团组织了20余人，乘2辆卡车到新城武装部抢走无枪机的冲锋枪20余支。第四次是在同一日，房修三社兵团20余人乘一辆卡车从新城武装部抢走重机枪2挺，冲锋枪、步枪50余支。第五次是8月17日，区供电公司总指挥部10余人，从新城武装部抢走各种枪支15支。第六次是同日，区地质局总指挥部8人，到新城武装部抢枪，结果因多次抢劫一空，只拿到3把旧刺刀。
贺兰县武装部武器被抢。1967年8月，银川“西塔”和“8•8”武斗后，宁夏筹备处负责人和部分群众离开银川，集聚在贺兰县金贵公社汉佐大队和银川郊区红花公社新渠稍大队。当他们得知贺兰县武装部库存枪支弹药后，决定去搞，先试探着“借”，遭到拒绝后，于8月11日下午召开会议布置抢枪。当日零时许，宁夏筹备处的人以找武装部领导为名，将门喊开，迅速包围了武器库，并提出借枪的要求，武装部工作人员向他们宣读了中央有关文件，劝他们回去，正在纠缠中，贺兰中学敲起紧急集合钟，抢枪人员因不明真相，加之拉运武器的汽车未到，便匆忙撤离，此次抢枪未逞。
8月14日下午3时左右，银川郊区贫下中农指挥部60余人，乘2辆卡车，从自治区第二招待所出发到贺兰县武装部，封锁了李家庄处的小桥，在武装部的东街上，院内、房上站了岗哨，把武装部正在开会的干部堵在会议室里，提出要清点武器。在清点过程中，把武装部的工作人员关在屋子里不让出来，不许锁大门，他们砸开武器库小门，抢走各种步枪200余支，重机枪8挺，轻机枪20架，迫击炮1门，手枪2支，小口径步枪40余支，小口径手枪1支，各种步枪子弹3万余发，小口径步枪子弹49000余发，刺刀30把。
8月14日晚，宁夏筹备处仍按原计划再次抢枪。首先闯入邮电局总机房，控制了总机，接着到武装部，分头把守干部住房，然后撬开武器库门，抬出迫击炮2门，步枪10余支，白布2匹，刺刀、军用带等物资装上汽车拉到汉佐后，发现所抢枪支没有枪机，第二天用汽车送到永宁县筹备处驻地，后由永宁县武装部收缴了。
独立师一团军械库枪支被抢。1967年8月16日晚，市总指负责人带领30余人，到一团驻地军械库（八一巷）抢走了各种子弹3万余发；同一时间内“区总指”拖配厂群众组织也抢走了部分枪机。
8月20日夜里，“房修兵团”20余人又抢走了短枪18支；与此同时，“东野猛虎团”（三、四中学生）趁混乱之机，砸开军需库房，抢走了战利品日本军刀等。另外，1967年冬天，“宁三司”下属“五四兵团”（学生组织）抢走短枪2支。
以上群众组织，从独立师一团军械库共抢走手枪20支，子弹3万余发及部分枪机等。
独立师师部枪支被抢。1967年8月21日下午“宁三司”40余人，乘4辆卡车到独立师，闯入院内，砸开库房，抢走各种枪349支、子弹2.9万余发、手榴弹210枚。“宁三司”走后，又来了“市商业指挥部”抢走枪13支，“宁大指挥部”抢走枪9支，“8•8交通团”抢走子弹约16万发。
以上4个群众组织，共从独立师抢走各种枪支371支、子弹18.9万余发。
宁夏军区枪支被抢。1967年8月28日，“8•8交通团”80余人乘4辆卡车到军区，砸开军械库，抢走各种枪200余支及部分子弹。当天下午“总指”毛厂、化建“9•25”兵团、橡胶厂、地质局4个组织的群众也到军区，砸开库房的门，共抢走枪158支、子弹3.5万余发。
军区枪支被抢的消息传开后，又有“区总指”下属机砖厂、油漆厂、汽修厂、“黄河兵团”、“8•8纵队”等组织的群众，也先后前往军区抢枪。机砖厂抢走各种枪30余支、子弹40箱，油漆厂抢走各种子弹13箱，汽修厂抢走各种枪70余支及部分子弹，“黄河兵团”抢走短枪2支、长枪5支、子弹70发，“8•8纵队”抢走子弹7箱。
以上群众组织，据不完全统计，共从军区抢走各种枪465支，子弹9.3万余发。
抢劫档案和资料事件
新华社宁夏分社被抢。1967年5月30日凌晨，“大联筹”下属组织银川地区中等学校“西北野战军”的红卫兵为查“整革命师生的黑材料”“窝藏‘联委会’打砸抢来的赃物”等，抢劫了新华社宁夏分社。事件发生后，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认为“是一个严重的政治事件”，责成宁夏军区进行处理。
贺兰县公安局、法院档案被抢。1967年下半年，贺兰县“众志城成指挥部”（简称联军）群众组织贴出了有关批判“四清”和“双反”的大字报，但他们苦于掌握的这方面材料不多，于是于9月7日晚召开会议，研究设法搞到“四清”“双反”人员的档案材料。当晚，“联军”10余人来到县公安局，站了警戒，一挺机枪架在公安局的房顶上，枪口对准贺兰县总指挥部大院，一部分学生撬开了档案室的窗子后，入室抢出“双反”档案600余份，但又被挡在公安局门口“贺总指”的学生从“联军”手中抢走了数份。
1967年9月10日下午，“联军”数人到县法院档案室，强行拿走面上“四清”材料49份。
贺兰县监委档案被抢。1967年10月，贺中学生听了外地有关“文化大革命”情况的介绍，联系实际进行讨论，认为县委机关群众组织掌握大量材料，但不揭不批，捂着阶级斗争的盖子。于是于10月8日召开会议，决定去抢档案。当晚11点左右，贺中60余名学生携带钳子、改锥，闯进县委大院，撬开监委存放档案的房门，打开档案柜，抢走档案1000余份。之后，又撬开县档案馆大门，从档案柜内抢走文件、文书档案（准备销毁的）和县委常委会议记录等材料，用小胶车拉到了贺兰一中。后经解放军批评抢档案的行为是错误的，交回了部分档案材料，但仍留藏了一些档案，几名学生将留藏的档案内容摘抄后，将留藏的档案交给了支左部队。
贺兰县四十里店指挥部设卡伏击车辆事件
1967年8月，贺兰县四十里店指挥部组建了一支有30余人、20余支枪的“武卫队”，在包兰公路上设置障碍，站岗放哨，盘查行人，检查伏击车辆。
9月上旬的一天晚上12点左右，宁夏军区的1辆小车，由北向南行驶到四十里店公社大门口路上设置的障碍物时，放哨的队员突然拦挡，司机急打方向盘躲避，驶向树丛，撞在树上，将保险杠撞弯，其他部件撞坏，司机撞伤昏倒，车上一位领导干部头部撞伤。
9月中旬的一天晚上，8137部队解放牌汽车，由平罗返回银川，途经四十里店公社时，发现公路上横放一棵大树，遂减速慢行，站哨的队员便上前拦挡，司机看到老百姓持枪挡车，便加速行驶，这时从公社院内出来几个人向汽车开枪，结果汽车水箱被打破。汽车无法行驶，后由部队汽车拖回。
9月22日晚，银川（28-5140号）汽车经过四十里店时，埋伏在公路两侧的“武卫队”向汽车开枪，司机和同车的弟弟分别中弹一发和两发，被送往医院抢救。
四十里店指挥部在包兰公路设卡伏击，先后打坏汽车2辆，拖拉机1台，撞坏小车1辆，枪伤2人，撞伤2人。
永宁县图书馆和广播站被抢砸事件
1966年12月，永宁县图书馆被当地造反派当做“封资修黑货的窝子”砸毁，一部分图书被抢走，一部分被焚烧。
永宁县广播站被砸事件发生于1967年8月。参与这次事件的有两派组织：一派是持“1•28”观点的永宁总部下属组织县拖拉机站“坦克兵团”“杨和农业大军”“魏团大队反到底兵团”；另一派是持“1•27”观点的“赤卫军”“红野”“东方红”、县委“革命造反派战斗队”“红色商业大军”、广播站“红电波”战斗队以及县委“长征战斗队”7个群众组织。
1967年1月28日，筹备处永宁县各派群众组织夺了县委、人委的权。1月29日，县武装部声明支持“1•28”夺权，并宣布对永宁县广播站实行军管，在自办节目中陆续出现了攻击“1•27”观点的稿件，引起了“赤卫军”等群众组织的不满。5月底“赤卫军”“红野”“东方红”“革命造反派战斗队”等组织的负责人开会，决定于6月3日占领广播站。6月3日凌晨，“赤卫军”“红野”组织的人翻墙进了广播站，捅开了播音室的门，开始播造反声明，“1•28”永宁总部派人从包兰公路处剪断了广播站通往各公社放大站的所有线路，并围攻播音室，于6月8日砸了广播站，双方对打，有数10人受伤。
从此，自1967年6月到1968年4月，广播站成了一个没人管的乱摊子，大部分器材、设备被人偷走，丢失各种机械部件13327件，外线大部分被剪，造成经济损失共计186666元。
武斗和打砸抢所造成的后果
武斗和打砸抢的频发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后果。银川市社会经济和社会管理系统陷入瘫痪，正常的生产、工作秩序遭到破坏，大批厂矿企业和机关单位停产停工，国家财产遭到严重破坏。刚建成投产一年多的中国橡胶工业公司所属银川橡胶厂，由于“银川橡胶厂造反总部”于1967年8月3日就在厂内抓打和游斗40余名持不同观点的干部和群众，其所造成的恐怖气氛使全厂约四分之一的职工一度外出避祸，严重影响了生产的正常运转。由国家化工部委托中国医药工业公司西安分公司承建的宁夏制药厂，于1967年5月动工兴建后，因武斗被迫停建一年，致使后来的基建投资增加88%。同年7月至9月间，因武斗而使银川至区内外各地的主要公路干线一度中断交通，客运班车停运达几十天。尤其严重的是，武斗使人民生命财产遭到重大损失，不少无辜群众被打死或致残，造成不少人家破人亡。武斗造成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无法计算。
1967年12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67）407号文件《关于宁夏问题的决定》发布后，宁夏各派群众组织在北京签订了《关于停止相互攻击、收缴武器、制止武斗的协议》和《关于实现宁夏革命大联合的协议》。还决定建立宁夏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1968年1月27日，“银川市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银川市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总司令部”“银川市无产阶级革命派第三司令部”的三派群众组织进行联合，成立了“银川市革命大联合委员会”。2月20日，经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批准，成立了由军代表、领导干部和群众组织代表“三结合”的银川市革命委员会。市革委会成立后，按照中共中央的有关指示，开展以“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建党、精简机构下放科室人员”等为主要的“斗、批、改”工作，使银川市的各项工作逐步恢复。但是由于革委会在成立的过程中，大批造反派骨干进入各级领导班子，派性依然存在。1968年2月8日，“宁总指”所属“红色文教大军”2名成员抢走自治区文教厅大批档案。2月26日，原城区公社各派群众组织成立了“大联合委员会”。3月6日，“大联委”召开会议，决定查封党委办公室的文书档案。3月9日上午“大联委”专案组、复查组成员等20余人，涌入原党委办公室，强迫办公室文书交出档案柜的钥匙，抢走了全部文件档案72本。“大联委”抢走档案后，以批判“资反路线”为名，连续3次公布了有关处理干部的会议记录，煽动一些人起来“造反”，在机关内部造成了对立和混乱。5月10日，一些人利用银川市供销社两派群众组织之间的分歧，挑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冲击自治区和银川市革委会，围攻、谩骂、殴打、游斗了自治区、市革委会主要负责人和解放军战士。5月23日，“8•8纵队” 造反派头目带领约200人分乘4辆卡车，手持枪支、匕首、钢鞭、长矛等武器和凶器，冲进部队营区和驻军“支左” 小组办公室，殴打正在办公室要求保障“四大”的银川机修厂群众组织成员和进行劝阻的“支左”部队指战员。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支左”部队强行收缴了造反派的武器和凶器，拘留了现场指挥的造反派头目。
1968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先后发出“7•3”“7•24”布告，要求立即停止武斗，解散专业武斗组织，对肇事的组织采取果断措施，强行收缴武器，拆除武斗工事、据点，无条件地恢复铁路交通，交还抢去的现金、物资和武器装备，逮捕指挥打、砸、抢的坏人，依法严惩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破坏交通运输、冲击监狱、盗窃国家机密、私设电台等现行反革命，等等。市革委会于7月27日和8月1日两次召开常委会，传达学习《布告》精神以及自治区革委会、宁夏驻军“支左”小组电话会议精神，研究提出了在银川市贯彻的具体办法，并发出关于立即组织学习、宣传、贯彻、落实毛泽东“7•18”批示、中央《通知》和《布告》的《紧急通知》，要求各基层革委会（领导小组）、市工代会、农代会、各革命群众组织，按照自治区革委会电话会议上提出的7条措施，广泛开展“宣传月”活动，彻底收缴武器，无条件停止外出串连，按系统、按行业、按班级实现革命大联合等。市革委会在召开各种会议宣传的同时，10名常委中的8名同革委会工作人员一道深入农村、街道和社办企业中进行宣传。在进行了大量的宣传工作后，银川地区的打、砸、抢才基本停止。
在学习贯彻《布告》和银川市《紧急通知》的过程中，许多群众认识到了武斗和“打、砸、抢”的危害性及自己的错误做法，主动取消了跨行业组织，停止了外出串连。许多群众组织宣布自动撤销，工作人员回原单位抓革命、促生产。至8月14日，各派群众组织及个人大批上缴了用于武斗的武器和凶器，其中各种枪88支（挺），各种子弹9673发，手榴弹17枚，长矛1116个，大刀（刺刀）106把，匕首166把，钢鞭192根。但是，仍有一些群众组织或群众对武斗和“打、砸、抢”的危害性及自己的错误做法认识不足，仍然停留在武斗和“打、砸、抢”的惯性中，明里宣布撤销组织、上缴武器，暗里仍进行着有组织的活动，私藏了一些武器，给社会安全留下了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