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在《文汇报》发表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引发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随后，文化批判运动越来越“左”，愈演愈烈，预示着一场政治运动即将来临。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六通知》，随后，中央政治局又于5月24日决定成立专案审查委员会，审查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革命集团”问题。25日，中央成立“中央文革小组”，专司“文化大革命”发动和领导，经中央连续不断的发动，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掀起。
同全国全区一样，银川市的“文化大革命”，是从文化教育领域的错误批判开始的。1965年12月14日《宁夏日报》转载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和《人民日报》“编者按”。从次年2月开始，《宁夏日报》连续转载了中央各大媒体批判《海瑞罢官》，批判吴晗（北京市副市长，《海瑞罢官》作者）、翦伯赞（著名历史学家）等人的文章。根据中央、自治区党委的要求，市委积极部署，在全市的学校、机关、厂矿、商店等纷纷举行座谈会、声讨批判会，对吴晗等所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观点、学术观点及“反动立场”进行严厉的批判。
1966年4月中旬，《北京日报》《人民日报》发表批判《燕山夜话》（作者邓拓，中共北京市委书记）的文章。4月18日和5月4日，《解放军报》发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社论。《解放军报》《光明日报》于5月8日分别发表《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和《擦亮眼睛，辨别真假》两篇文章，使对政治思想文化领域的错误批判逐步升级。
自治区党委于4月20日至30日、5月8日至9日两次召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文化革命问题，并于5月10日发出通知，部署了文化革命工作。5月18日，市委根据中共中央批转的《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和杨静仁在自治区党委召开的“文化大革命”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有关文件，分析了全市文化教育战线的形势，制定出台《关于开展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初步安排意见》，并决定成立“银川市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市委书记陈玉田任组长。市委要求各级党组织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认真传达和组织学习毛泽东有关文化革命的指示，大胆放手发动群众，组织革命队伍，批判文化战线上“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同时要求加强党对文化革命的领导，逐步建立起一支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队伍，迅速、积极地行动起来。5月23日，市委召开十七级以上党员干部和部局级干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105人，市委书记陈玉田传达了《“五•一六”通知》及其附件。会议指出：当前必须贯彻执行中央《“五•一六”通知》和西北局《关于认真学习和坚决贯彻“五•一六”通知的意见》，进一步加强领导，继续组织广大工农兵群众和各级干部自觉地、积极地参加战斗，彻底粉碎以“彭真为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迅速“夺回文化领域中被资产阶级篡夺和把持了的领导权”。随后，全市工农兵群众、干部、学生、知识分子纷纷举行各种集会，口诛笔伐，声讨邓拓等人的“罪行”，严厉斥责《前线》（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对邓拓、吴晗、廖沫沙等人所谓的“三家村”的假揭露、真支持，假批判、真包庇，假斗争、真保护的“罪恶”活动。银川市大量的群众来信、来稿和批判文章在《宁夏日报》刊登。5月中旬，银川市各工厂、部队、公社、商店、机关、学校、街道共举行4万人参加的400次声讨会，贴出声讨邓拓和批判《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的大字报、墙报5万余张（块）。
在批判“三家村”的同时，展开了对“资产阶级文艺黑线”的批判。大量批判《兵临城下》等所谓“坏影片”“坏戏”的文章，批判周扬“黑帮”和自治区及银川市文艺界一小撮“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结黑帮、开黑店、说黑话、串黑线的罪行”的文章在《宁夏日报》连续发表。5月下旬，银川市持续了三年多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因“文化大革命”开始而不得不结束。
6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的社论和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7人于5月25日在北京大学贴出的《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以及《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评论员文章等，这些极富煽动性的文章，使已经十分紧张的政治空气更加火上浇油了，促使银川一部分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左”的思想迅速滋长，强烈要求揪出本单位所谓的“牛鬼蛇神”和“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表示坚决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誓死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江山，同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斗争到底。同日，宁夏大学中文系六六级9名学生在校内贴出了大字报——《看我校领导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精神状态》。此后，宁夏大学部分师生开始利用大字报进行混战，校、系领导和部分教师被陆续在大字报上点名批判。这股“大批判”之风很快传播到银川市其他中小学，他们也开始在校内张贴大字报，点名或不点名批判本校的领导和部分教师。一些学校的教职员工和学生提出打破“师道尊严”的号召，向家庭出身地主、富农、资本家或有海外关系的教师“造反”，许多教师被指控为“黑帮”“牛鬼蛇神”，受到大字报围攻，并被不断揪斗、游街、“隔离反省”，受到非人的折磨。
银川市“文化大革命”的急剧发展，打乱了人民群众的平静生活。为了控制动荡局势的发展，6月4日，自治区党委按照中央向北京市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领导各学校“文化大革命”的办法，也派出了以自治区团委书记哈炯磊为首的三人工作小组（后改为工作团）进驻宁夏大学，领导该校的“文化大革命”。银川市也陆续派出工作组进入各中学，领导各校的“文化大革命”，市委领导也分工负责各学校，希望控制住学校中已经开始出现的批斗学校领导和教师的势头，试图将运动引向健康方向。然而，运动迅猛发展的规模和程度很快超出了市委有序发展的愿望。6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的社论，煽动群众起来向“保皇派”进行坚决斗争。宁夏大学学生响应号召，起来造反，要求撤走工作组，银川市各中学也纷纷效仿。6月9日，市委发出《关于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领导的紧急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文化大革命”列入重要议事日程，指定专人负责，切实加强领导。从6月中旬起，宁夏大学和银川市中小学校陆续“停课闹革命”。学生随之冲向社会，开始由原来在各自学校进行“揪批”，发展到冲击党政机关，很快蔓延到各行各业，各种以“造反有理”为名的各类组织纷纷成立。银川市各级党政机关不断受到冲击，一大批领导干部被划为“走资派”，并被揪斗，社会政治经济秩序随之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党政机关瘫痪。一时间，银川各主要路段和街道出现大字报和大标语，围观者、评论者、相互辩论攻击者交汇在一起，形成了“学不学、工不工、商不商”的局面。据市委6月15日写给自治区党委的报告称：“目前全市斗争的锋芒，除继续对‘三家村’黑帮及其庇护者外，绝大部分系统和单位，都联系实际，开展揭发本地区、本单位的牛鬼蛇神和黑线……自运动开始以来，据不完全统计，全市已开百人至千人的大会4538次，小会5257次，参加28.28万人次，共贴大字报14.67万张，办黑板报4147块，墙报1.63万块。”7月22日至28日，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共116人。会议传达刘澜涛、杨静仁在中共西北局委员会第三次全体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继续揭发批判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集团的罪行”。这次会议还继续揭发批判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吴生秀、罗成德，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刘震寰，宣传部副部长兼文教厅厅长杨辛等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会议还认为，银川市前几年“资本主义泛滥、牛鬼蛇神兴风作浪”的总根子是市委书记冯茂，冯茂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8月初，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进一步发出将要出现资产阶级复辟的危险信号，对于“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对象、依靠力量、工作方法等作出了规定，强调“在当前，我们的主要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十六条”还指出，在这场运动中，“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党的领导要善于发现左派，发现和壮大左派队伍，坚决依靠革命的左派……彻底孤立最反动的右派，争取中间派。”“十六条”一再强调要“‘敢’字当头”“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不要怕出乱子”。“十六条”同《五•一六通知》一样，没有对“走资派”、“左派”“右派”这些概念提出明确的判别标准，没有对如何实现党的领导作出具体的规定。虽然它也提出要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要用文斗，不用武斗”等，但这些原则性规定在后来的运动中未被遵守，即使照此办理了也被指责为“不准革命”，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那些具有很大任意性的概念和助长过火斗争的内容，却在很大范围内激化了盲目的造反行动和严重的社会动乱。
为了贯彻执行“十六条”精神，也迫于形势，8月4日，自治区党委决定撤销派驻宁夏大学等大专院校和中学的工作团（组），银川市派驻各中学的工作组随之撤销，由各校师生员工选举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或“文化革命小组”，领导各校的“文化大革命”。“十六条”公布、自治区党委发出《关于组织学习讨论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的通知》后，市委按照中央和自治区党委的要求进行部署。全市掀起了“学习“十六条”、熟悉“十六条”、运用“十六条”的热潮，成千上万的群众涌向自治区党委和银川市委，表示坚决拥护“十六条”、拥护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自治区和银川市党政负责人接待了一批又一批送喜报、表决心的群众，引导和保护群众参与文化革命的积极性。至此，“文化大革命”运动在银川市轰轰烈烈地发动起来了。市委仍然同自治区党委保持一致，力图正确理解和全面执行党中央、毛泽东的部署，保持局势稳定，领导运动的开展。但是，由于毛泽东对当时党和国家政治形势的严重错误估计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错误方针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在人民掌权的情况下还要用天下大乱来达到天下大治，结果是形势急剧发展，完全出乎人们预料，运动的势头更加猛烈，不仅党内搞乱了，而且随之全市出现了内乱。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红卫兵”运动是“文化大革命”中破坏力最强、影响最大的一股破坏力量。1966年8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北京爆发并引领了风靡全国的“红卫兵”运动。在全国的影响下，银川市也成立了许多“红卫兵”组织，兴起了“红卫兵”运动。
“红卫兵”运动的兴起
“红卫兵”原本是一张小字报的署名。1966年5月，在连续不断的政治批判运动的影响下，北京的一些中学生积极投入“反修防修”“批判资产阶级”的学习和讨论。这些学习和讨论使中学生产生了早熟的政治意识和敢作敢为、无所顾忌的政治勇气和活动能力。他们幼稚而真诚地相信中国面临中央出修正主义、党变修国变色的危险，他们期待着在一场保卫毛泽东和红色江山的阶级大搏斗中一试身手，成长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5月下旬，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一些学生写了一张小字报，署名为“红卫兵”，同时自发集会，成立了一个名为“红卫兵”的学生造反组织。他们除参加社会上批《海瑞罢官》和“三家村”的斗争外，还与学校的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作斗争，认为学校和教师不突出政治，宣传资产阶级思想，搞分数挂帅，招生和培养学生骨干不重视出身成分，批评校领导对运动领导不力。他们的观点在学生中引起争论，与校领导形成对立。他们以“造反”为旗号，于6月下旬至7月初连写3篇《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7月28日，在海淀区的一次文化革命工作大会上，他们将《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小字报和给毛泽东的信，托江青转交毛泽东，并请毛泽东对他们的观点及与工作组的争论问题作指示。7月30日，毛泽东复信（即《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热情支持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小字报。毛泽东的这封信以及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对工作组的批判以及对红卫兵的支持，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对“革命青少年”“闯将”的“革命大方向”的充分肯定，把“红卫兵”推上了中国政治的大舞台。毛泽东写信支持“红卫兵”的消息迅速传遍全国，学生们把“红卫兵”看成是最光彩的名称，纷纷把他们原来五花八门的组织名称都改为“红卫兵”。因“红卫兵”组织符合“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内在需要和中央文革小组的要求，很快就风靡全国，震惊世界。
“红卫兵”运动初期，市委对“红卫兵”这个“新生事物”表示了极大的热情，对“红卫兵”运动是支持的。无论是在发出的文件中还是在召开的会议上，均认为“红卫兵”组织是革命的组织，多次提出和号召向“红卫兵”学习，向“红卫兵”致敬，并一再表明支持“红卫兵”的诚意。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与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北京天安门接见和检阅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万“红卫兵”和群众。林彪在会上讲话提出，“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倒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要反对形形色色的压制革命的行为，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号召“红卫兵”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文化、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即破“四旧”），要发扬“敢闯、敢干、敢造反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这一天是“红卫兵”运动走向全国并正式形成强大的政治运动的转折点。当天，银川市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自治区及银川市的主要负责人在党委接待站门前，从早到晚接待了一批又一批群众。
8月22日，在“8•18”大会的鼓动下，北京第55中学、第30中学以及清华大学等首都大专院校和中学的几名“红卫兵”从兰州来到银川串联，在自治区党委门口贴出十几张大字报，提出“要用毛泽东思想衡量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当晚，银川一中、银川女中等校学生贴大字报欢迎北京“红卫兵”来宁夏“煽风点火”。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杨静仁接见了北京来的“红卫兵”。当晚，街上看大字报的人很多，直至第二天凌晨三四点钟才陆续散去。8月23日，自治区党委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地、市、县委和区级各部门，热烈欢迎北京“红卫兵”来银川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同日，银川召开中等学校“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银川社教工作团负责人在会上对派工作组进驻学校作检讨，学生代表在会上揭发、批判了工作团（组）的错误，北京来的“红卫兵”在会上发了言，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杨静仁在会上检讨了自治区党委派工作组等问题，并表示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同广大革命师生、革命群众一道，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天，《宁夏日报》转载《人民日报》的《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和《好得很！》的社论，社论称：“广大革命学生起来闹革命，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老爷们，是件大好事。他们贴大字报，是好事，大鸣、大放、大辩论，是好事。他们有上街游行示威的权利，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权利。他们敢于用毛泽东思想批评本单位党委和上级党委的错误，正好可以端正那些党委的领导。”“革命的学生们组织‘红卫兵’、‘红旗战斗小组’等等革命组织，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合法的组织。他们的行动，是革命的行动，是合法的行动。谁要反对革命学生的革命行动，就直接违背了毛主席的教导，违背了党中央的决定。”这一天，“宁夏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组织宣告成立。此后，银川市其他大中学校以“红五类”（即家庭出身为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和革命知识分子的子女）出身为主体的“红卫兵”组织也陆续成立，走上街头，以“造反有理”的精神，到处张贴大字报、大标语等。
“红卫兵”组织成立后，“红五类”出身的“红卫兵”极力宣扬封建“血统论”。一时间，“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观点盛行。那些“红五类”出身的“红卫兵”以“自来红”自居，认为出身好，血统高贵，显得趾高气扬、不可一世；而那些非“红五类”出身者却觉得出身不好，血统低贱，无地自容。在一段时间里，非“红五类”出身的学生被剥夺了戴毛泽东像章等权利，被“红卫兵”集中在一起看报、学文件。一个时期，以出身定一切的风越刮越猛。上火车、汽车要报出身，进商店、旅店要报出身，到医院就医也要报出身。出身不好的人，常被拒之门外。不久，那些非“红五类”出身的学生开始另起炉灶，组织成立“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几乎每所学校都有。“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组织虽然成立的时间晚，但思想和行为却更加激进。
“红卫兵”组织的主要活动
“红卫兵”组织成立后，主要开展了破“四旧”“大串连”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等活动。
破“四旧”立“四新”。8月22日，新华社报道首都“红卫兵”上街横扫“四旧”。银川市的“红卫兵”组织立即响应，开始破“四旧”。银川市各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在“造反有理”的旗帜下，臂戴红色袖章，身穿绿色军装，抬着毛泽东画像，敲锣打鼓，唱着“拿起笔作刀枪”的“革命造反歌”，纷纷走上街头，到处张贴标语、大字报，散发传单，到处集会、演讲、宣传，向“四旧”猛烈进攻，横扫居民家庭，大批有价值的古玩、字画被付之一炬，鎏金铜像、古鼎、青铜器、艺术雕刻被毁，甚至有绘画艺术的建筑、生活用具也被破坏。声称他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提出要“打碎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砸烂资产阶级盘踞的阵地，铲除修正主义滋生的温床”“举起铁扫帚，横扫一切剥削阶级的灰尘”，开展了规模空前的破“四旧”行动。这一行动将“文化大革命”进一步推向高潮。“红卫兵”也因此被称作是“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
在“红卫兵”的策划和坚持下，短短的几天之内，银川市许多街道、学校、商店的名称被更换，橱窗陈设被砸毁，“奇装异服”“奇异发型”被禁绝，文物古迹被焚毁，制造了前所未有的“革命恐怖”。 8月25日的《宁夏日报》是这样报道的：“银川市的革命小将走上街头，向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猛烈开火的革命行动，得到了广大革命群众的最热烈最坚决的支持。新华街理发中心革命职工就通过把店名改为“新风理发店”，决定坚决不理怪发型，不涂头油，不洒香水，并建议上级立即取消他们为“甲级”理发店的规定，一律按普通理发店标准收费，面向广大工农兵群众，不能只为少数人服务。银川浴池革命职工举行座谈会，一致决定把浴池名称改为“革命浴池”，如果今后还有人要求搓澡、挖脚，就要用毛泽东思想去说服他，一定要让无产阶级的新风气在人民群众中深深扎根。改名为地方国营工农服装厂的地方国营银川服装厂橱窗里的泥人模特模型被革命小将砸碎后，革命职工立即将仓库里存放的七八个奇形怪状的泥人也搬出来砸掉。8月23日至24日，银川市的大街小巷到处挂起毛泽东语录牌，到处张贴着革命的大字报。凡是“红卫兵”认为带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色彩的旧名称、旧牌号、旧习俗，都被打得落花流水。”《宁夏日报》的报道比较形象地描述了当时的情况。银川市的复兴街（今鼓楼街）改为“向阳街”，静宁巷改为“革命巷”，惠宾旅馆改为“红卫旅馆”，黄鹤楼饭馆改为“向阳食堂”，银川一中改为“红色中学”，银川二中改为“继抗大中学”，银川女中改为“要武中学”，银川师范改为“银川工农兵育红学校”，银川财校改为“银川红管家学校”，永宁农校改为“永宁共产主义农校”，连1926年创办、历经40年的老字号宝珍照相馆也改成了“新影”照相馆，等等。凡带有民族色彩和地方色彩的名字，都换成了“工农兵”“革命”“文化大革命”等新名。街道上，商店里，到处悬挂着毛泽东画像和毛主席语录，以及“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和“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等大幅标语。一度造成了群众出行、公务交往、邮电投递等混乱不堪。个人改名也风靡一时，“卫东”“卫彪”“文革”“永红”“要武”“红卫”等层出不穷。更有甚者，姑娘的辫子、老人的胡须也被当成“四旧”强行予以剪除。总之，一切被“红卫兵”视为“封、资、修”的东西，统统都成了破“四旧”的对象。
24日之后，破“四旧”在全市城乡铺开，正如当时“红卫兵”所形容的那样：横扫千军如卷席。“红卫兵”和革命师生“天不怕，地不怕，纷纷走上街头”，破“四旧”立“四新”，“把资产阶级打得落花流水，威风扫地”，造成了更为严重的破坏。公社、大队一律更名，“战斗”“红旗”“红星”“革命”“跃进”“反帝”“兴无”“东方红”“东风”“向阳”等带有“革命化”字眼的地名替代了千百年形成的老地名。许多地方的农村在“红卫兵”的鼓动和带领下，公然置党和国家的民族宗教政策于不顾，在“彻底摧毁封建主义遗迹”的口号下，以破“四旧”为名，大刮烧文物、拆寺庙、毁拱北、平坟头之风，使不少文物古迹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把宗教界人士当做“牛鬼蛇神”，许多人被游斗。贺兰县有3000余名回族妇女被迫揭掉了盖头，1000余名妇女被迫摘掉了耳环、手镯。
批斗、抄家之风盛行。1966年8月25日，自治区党委在银川举行了10万人参加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杨静仁在会上讲话，工农兵、学校师生员工代表先后在会上发言，北京来的“红卫兵”也参加大会，并在会上发言，表示决心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庆祝大会结束后，以宁夏大学、银川一中、银川二中、银川市商业学校等学校和各市县代表、银川地区工交财贸系统职工为主体的游行队伍进行了3 个半小时的游行。之后，宁夏大学、银川一中、银川二中、银川女中等校“红卫兵”先后到全区各地宣传并同广大工农兵群众一同学习《十六条》，“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
面对日益严重的内乱，自治区党委和银川市委越来越难以控制局势，自治区、银川市领导深感迷惑。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杨静仁在8月底召开的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会议和党委常委会议上说：“外边贴大字报说区党委也是黑帮黑线黑店，你们承认吗？这是个原则问题，要很好地讨论，是否写大字报反驳？……自治区党委是革命的，不是黑店，不是黑帮，杨静仁不是黑店老板，不是黑帮头子，不是牛鬼蛇神的铁靠山，不是黑根子。”8月30日，市委召开银川市十七级以上党员干部、局级党员干部会议。会上，陈玉田传达了毛泽东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大字报和林彪的“三个讲话”以及他写的《关于八届十一中全会选举结果的通知》和《关于撤销和补选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等，随后，结合银川市的实际情况进行了讨论，许多干部群众也感到不理解，思想上有种种困惑和怀疑。但是，“以阶级斗争为纲”错误的发展使党内关系日益紧张，由于毛泽东因其伟大功绩和个人崇拜而成为全党全国人民不容置疑的政治领袖和思想权威，“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和发展很难阻挡。
9月18日，以“红五类”学生为主体的“银川市红卫兵总部”成立，他们按照区党委的部署，采取“革命行动”，造反的势头越来越猛。20日，清华大学学生马恩德和北京第57中学个别学生以解决一贫农女儿被“迫害”事件为由，发起炮轰自治区党委的集会，在本地“红卫兵”的支持和配合下，将正在宁夏大学参加座谈会的杨静仁揪到广播车上回答问题。马恩德等提出了“砸烂区党委阎王殿”的口号。在局势混乱的情况下，市委多次召开会议，采取措施，稳定局势。也是在20日，中共中央西北局调罗文蔚代理中共银川市委书记。紧接着，银川市委调整了“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成员，代月任组长，王洪山任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何忠明任办公室副主任，成员有桑兴祥、杨佳强、张俊生。24日，市委生产领导小组成立，并力图按照中央和自治区党委的要求“抓革命、促生产”，但随着局势的混乱，已不可能。
9月25日，由宁夏大学“红卫兵”、部分师生及银川地区一些机关、厂矿企业部分群众发起，在银川体育馆广场召开“万炮齐轰区党委大会”，会上提出了“炮轰司令部”“火烧区党委”“踢开党委闹革命”“揭发批判区党委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口号，并点名批判马玉槐、杨一木、陈养山等自治区党政领导。会后出现了“大辩论”，围攻自治区党政领导人的现象时有发生，批判矛头逐步升级，而且串联活动蜂涌而起。9月28日，宁夏大中专学校的大批学生赴北京，开始参加全国性的“大串连”，各大中专学校相继“停课闹革命”，红卫兵“杀向社会”。在宁夏大学等院校红卫兵的串联下，各大中专院校和部分机关团体、厂矿企业在“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下，纷纷宣告成立各种名目的“造反团”“战斗队”。这些团、队成立后就忙于刻制公章，印发“宣言”，制作袖标，抢占大字报墙壁，安装高音喇叭等。各地区和县乡也纷纷效仿。仅永宁县城就成立了100余个群众造反组织。大批判逐步升级，街头贴出了“评西北局的公开信”“杨静仁是一切牛鬼蛇神的大红伞”“区党委是黑线黑帮”等大字报、大标语和传单，到处出现混乱局面。
破“四旧”、批斗等“革命”行动后来发展到打人、抄家等残害人民生命财产的活动，其波及面甚广。以群众集会形式，由“红卫兵”主持打、斗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的行为不断发生。“五类分子”家门口经常被贴上“勒令”“警告”“通牒”之类的标语。许多“红卫兵”随意进户入宅，将“五类分子”家稍微像样一点包括生活必需品在内的东西抄走。有些人抄家后又被赶到农村“接受监督改造”，其子女被斥为“狗崽子”而被赶出“红卫兵”组织。农村中的地、富、反、坏“四类分子”更被体罚和批斗，责令其三天一汇报、两天一交代，还要交出“变天账”“反动契约”等。
1966年9月20日至30日，在自治区党委的统一部署下，在银川市“红卫兵”总部的组织下，进行了全市大“迁赶”，责令所谓有问题的人员迁移粮户关系到偏远农村去劳动。银川市“迁赶”8007人，主迁2073人，随迁5934人。被“迁赶”的人员除少数回原籍外，绝大部分被安置在固原、海原、隆德、泾源、盐池、同心、陶乐7县。由于政策和安置工作不落实，加之自治区党委瘫痪，这些被“迁赶”人员绝大部分于1967年陆续返回城市。对于返回人员，各单位对待的政策极不统一。有的解决了户、粮关系，恢复了工作、工资；有的解决了临时户、粮关系，做临时工作，发给生活费；有的单位拒绝收回，这部分人流散在社会上，要求解决自己的问题，到处申诉。直到1972年12月，自治区党委才转发了自治区政法小组《关于对被“迁赶”人员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有计划、有步骤地对被迁赶人员进行了安置。
“大串连”。到外地学习“文化大革命”经验是“红卫兵”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1966年8月31日，毛泽东接见外地赴京师生，周恩来讲话，代表中央支持串连，并宣布决定全国大学生的全部和中学生的一部分代表分期分批到北京来串连。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师生、中等学校革命师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员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随即，全国性的“大串连”活动开始。9月28日，银川市各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冲向社会，北上南下、东征西进，免费乘火车赴北京等地，开始参加全国全区性的“大串连”。在此之前，银川市曾按照自治区的统一部署，组织大中学校的学生赴北京接受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接见，学习外地开展“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到各地“煽风点火”。同时，外地学生也来银川“串连”。
“大串连”加快了动乱的节奏，沟通了各地“红卫兵”的联系，把最早造反的北京“红卫兵”的做法推向全国，一些官方宣传工具难以详细介绍的运动内容和方式迅速传遍全国，把“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方针带到全国城乡。国家为“大串连”付出了巨大的物质代价。银川市的机关、学校专门设立接待站和住宿点，每天接待区内外大批的“串连”人群，并请专人做饭，专人管理“串连”人员的食宿问题。参加“串连”的“红卫兵”受到特别的款待，不仅能免费食宿、乘车，还能免费进入公园等游乐场所。
随着“串连”人数的不断增加和铁路运输等承受能力的限制，在乘车“串连”的同时，出现了另一种形式——徒步“串连”。10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大连海运学院15名学生，用1个月时间行程2000余里到北京进行串连的消息，并同时发表《红军不怕远征难》的社论，倡导“不坐火车汽车，徒步行军进行大串连”。11月初开始，银川大中学校的师生和“红卫兵”相继组成步行串连队，扛着“长征”队旗，向北京等地进发，去“熟悉社会、熟悉群众、熟悉阶级斗争，经受大风大浪的考验”。到12月，全自治区已有200余个“长征队”分别徒步到北京、延安、井冈山、遵义等地进行“革命串连”。1966年11月底，中央发出结束“串连”的通知并在全国各大中小城市、车站、码头贴出公告，号召、催促在外地“串连”人员赶快回原单位参加“文化大革命”。在中央和地方越来越强烈要求“串连”人员尽快回原单位的号召下，大部分“串连”师生年底返回原校。与此同时，按中共中央、国务院通知精神，各地也开始拒绝接待“串连”人员。1967年3月19日，中共中央决定：继续停止全国“大串连”，取消原定的当年春暖后进行“大串连”的计划。不久，银川市“红卫兵”的“大串连”结束。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文化大革命”表面上轰轰烈烈地发动起来了。但是，这场“大革命”仍没有得到多数干部和工农群众的理解和支持。为消除党内高、中层对“文化大革命”的阻力，“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被提了出来。
1966年10月，毛泽东提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0月１日，林彪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7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说：“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同日，《红旗》杂志第13期发表《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的社论说“有极少数人采取新的形式欺骗群众，对抗十六条，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这篇社论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既是对刘少奇、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所定方针无限上纲的批判，也是向持有抵触情绪的领导干部施加更大的压力。10月５日，根据林彪建议，中央军委、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由中央文革小组参与起草的《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宣布取消“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并说“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同日，中共中央转发《紧急指示》，认为该文件对于全国县以上大中学校都适用，应该坚决贯彻执行。这实际上是号召“踢开党委闹革命”，使无政府主义思潮进一步泛滥开来。10月９日至28日，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主题的中央工作会议召开。这次会议后，全国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浪潮。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实质上是进一步否定在“文化大革命”中坚持党委、工作组领导的方针，推行由“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直接发动群众，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方针，把群众的斗争矛头引向党内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当时被指责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主要有：派工作组领导运动的方针，工作组、党委领导运动时“压制群众”和把一些群众定为“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的做法，工作组撤出时扶植和支持成立文革筹委会的做法，地方党组织阻止学生“大串连”等等。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造反派“红卫兵”队伍发展起来。同时把“红卫兵”的造反目标由文教界、社会基层的“牛鬼蛇神”引向党内，引向“资产阶级司令部”，引向党和政府的领导干部，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普遍受到冲击。
1966年12月底至1967年初，银川市根据中共中央和自治区党委的部署，掀起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热潮。“红卫兵”为主体的各类群众组织，以《人民日报》等媒体舆论为基调，指责刘少奇、邓小平提出了一条“压制群众、打击革命积极分子的错误路线”，称这是反对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指责刘、邓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主要制造者和推行者，把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进一步在社会上扩散和公开，对刘、邓的批判逐步升级。一个时期，批判、打倒“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踢开党委闹革命”“抓叛徒”的口号声不断。虽然人们并不知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什么，只是上挂下连，空喊口号，但是许多人在这个口号煽动下，坚决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把矛头集中对准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及其负责人，攻击他们“执行错误路线”，这样就造成一种形势：种种越轨不法行为在“造反有理”的名义下都可以不受约束，而对这些不法行为的干预却被加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名，从而使全市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普遍受到猛烈的冲击，维持社会秩序的权威急剧下降。由于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全局性的动乱进一步升级。
进入1967年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入高潮。不仅批判中央的“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且批判宁夏的“杨（静仁）、马（玉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月15日，由“银川地区工矿企业事业毛泽东思想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区级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宁夏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联合指挥部”“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第三司令部）驻宁联络站”（根据中央指示，该联络站等外地来宁夏革命群众组织于1967年3月10日撤回原单位）等18个造反派组织发起召开“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誓师大会”，大会宣布了《告全区人民书》，宣称要“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展开全面的总攻击”。造反派组织代表发言批判“区党委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提出要“砸碎经济主义，顶住逆流妖风，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被从北京揪回银川的杨静仁、马玉槐在会上受到批斗，会后被拉上汽车游街。1月17日至19日，银川地区“革命造反派”召开“揭发批判自治区党委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大会”，杨静仁到会接受批斗。1月26日凌晨，被从北京揪回银川的杨静仁夫人吕琳被游行示众。3月5日，银川地区中等学校“西北野战军”“永宁劳动大学红旗战斗团”等群众组织的“红卫兵”，将自治区党委原第一书记汪锋从兰州揪到银川批斗。4月2日，“宁总指”“大联筹”分别召开“坚决打退反革命资本主义复辟逆流誓师大会”“银川地区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誓师大会”，提出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陶铸、杨静仁、马玉槐、甘春雷、李景林、吴生秀。4月4日、8日、16日、18日、19日、23日，“大联筹”“宁总指”“银川铁路工人革命造反联合总部”“西北野战军”等组织分别在南门广场、银川体育馆先后召开由10万人、1万人、几千人参加的“银川地区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誓师大会”“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罪行大会”“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大会”“彻底批判刘少奇、邓小平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声讨刘、邓罪行大会”“彻底批判斗争杨、李、甘、马、吴及冯（茂）、陈（玉田）罪行大会”“斗争杨、马黑帮大会”等大会，对中央、自治区和银川市领导进行了批判。5月中旬，“宁总指”在银川街头贴出大量“誓与带枪的刘、邓路线决一死战”“打倒宁夏的赵永夫”“打倒朱声达”“打倒朱声达、江波”等大标语。这段时间里，受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举办“摧毁反革命组织‘联动’展览会”和陈伯达、康生、谢富治、关锋、戚本禹等人鼓动的影响，银川地区一些“红卫兵”组织曾掀起了批判“联动”思潮的活动，还按照中共中央印发的《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自首平反材料的批示》精神，掀起了一阵抓“叛徒”之风。
银川市“红卫兵”及其成员的这些举动在社会上造成了严重后果。此后，自治区、各地市县、各行各业、各派群众组织或纷纷召开大会或发出《紧急通令》，轮番揪斗杨静仁、马玉槐等自治区领导人。1968年10月，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批准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主持下用伪证写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作出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后，更加大了对“刘少奇及其在宁夏、银川的代理人杨、马等黑帮”等的批判力度，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了很长时间，使自治区和银川市一批领导干部因此蒙冤受屈，身陷囹圄。
“红卫兵”运动造成的后果
从1966年8月至12月，银川市“红卫兵”及其组织十分活跃。“红卫兵”所到之处，“炮轰”“打倒”的口号声不断，到处都有游行示威的队伍，各级各系统都有“走资派”“黑帮”“叛徒”被揪出来，专家、学者被批斗，到处都有“红卫兵”小将在“造反”“串联”，到处都可以看到横扫“四旧”留下的一片狼藉……在“革命”“造反”的旗号下，文明道德被弃之不顾，党纪国法一朝废弛。各级、各部门主管生产的领导干部，上至自治区领导，下到生产队长、车间主任及街道居委会干部受到更大的压力，他们或遭批斗，或“靠边站”，大多受到冲击。各级党组织和政府部门基本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红卫兵”运动猛烈冲击着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各个角落。
“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特别是“红卫兵”运动的开展，使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领导全市人民努力奋斗形成的大好局面遭到全面破坏，党的方针、政策不能得到贯彻。在组织和干部工作方面，一批领导干部因各种罪名而被“炮打”、受批判，实际上剥夺了他们继续工作的权利。同时，这种前所未有的“怀疑一切”“打击一切”的做法本身，也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包括新中国成立前党的工作及其取得成绩的一种否定。在统一战线工作方面，由于“红卫兵”运动的冲击及其他政治上的压力，长期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并具有亲密合作关系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或机构停止办公，或中断外界联系，不少民主党派负责人和著名民主人士受到冲击、批判，一些人被抄家，全市统战工作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坏。在民族宗教方面，破“四旧”中，一些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宗教礼仪等，一概被斥为“封、资、修、黑货”和“精神鸦片”而被勒令取缔。一些少数民族干部遭诬陷迫害。一些地区民族关系紧张，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受到损害。在知识分子政策方面，党在知识分子工作方面的方针政策几乎丢弃殆尽，不少知识分子被扣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动学术权威”“臭老九”的帽子，列为打击、批判、改造的对象。由于“停课闹革命”，教育停滞，研究中断，专业荒疏，造成人才断层。在文艺政策方面，几乎所有的文艺作品被否定、批判，各文艺部门、团体、院校或被取消，或停止活动，各类专业人员遭到打击。
“红卫兵”运动造成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当然，由于“文化大革命”发动的时间还不长，且动乱主要发生在教育战线和上层机关，在基层，多年来一些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尚在贯彻执行，还在发挥作用，绝大多数厂矿企业的生产经营还在进行。广大农村在破“四旧”之风过后相对安定，社会动乱的破坏尚未涉及到各个方面，加之市委坚定不移地贯彻中共中央、毛泽东和自治区党委“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要求各行各业的工作“正常进行”，职工“应当坚守岗位”“职工的文化革命放在业余时间去搞”，要求“红卫兵和革命学生不要进入那些工矿企业、科学研究、设计单位去串联”，对“红卫兵”进行了制约，相对减少了干扰，社会生产继续在混乱中进行。但是，“红卫兵”运动并没有因此而停止，“红卫兵”的造反劲头仍然十足，其势力仍然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1966年11月中下旬的全国工业交通座谈会后，反映中央文革小组极左观点的《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和《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先后下发。此后，在工厂、农村建立群众造反组织，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简称“四大”），在厂矿、社队之间进行串连等做法得以合法化，“文化大革命”全面地扩展到工农业生产领域，并且同大中学校的学生造反浪潮联结起来。随着“文化大革命”愈演愈烈，短暂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正常秩序，很快又被“红卫兵”参与的“夺权”“武斗”“打砸抢”等所谓的革命行动打乱，使全市人民艰苦奋斗得来的大好形势遭到了破坏，经济工作的正常运行已经十分困难。
“红卫兵”运动经历了兴起、发展和逐渐衰亡的历程。1968年10月以后，曾经以“革命造反”行动震惊中外的“红卫兵”陆续毕业离校，走向社会。大批中学生上山下乡，原有的“红卫兵”组织解体。同时，工人、解放军宣传队和贫管会管理学校，在新入学的中学生中重建红卫兵组织。“红卫兵”组织是学校的“先进”学生组织。随着形势的发展，共青团组织恢复，“红卫兵”组织是共青团领导的预备队或外围组织。
1978年，共青团十大正式决定取消“红卫兵”组织后，银川地区的“红卫兵”组织遂被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