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川市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从1962年11月开始试点，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基本结束。1963年2月，由中共中央统一部署，运动在全国开展。运动前期主要是在农村开展以“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务、清理工分”为主要内容的“小四清”，在城市开展以“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为主要内容的“五反”运动。1965年1月，中央工作会议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要求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律以 “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又称“四清”）为主要内容。运动的重点是整治“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历史背景
1962年8月，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和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多次发表讲话，联系对苏联赫鲁晓夫的批评，讨论中国国内的阶级斗争问题。他强调：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问题，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并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决议中写上：在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这样，就把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党在这个问题上“左”的错误再度发展。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决定在城乡发动一次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3年2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督促各地注意抓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问题。会议确定在农村进行以“四清”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5月，毛泽东主持制定《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要求各地训练干部，进行试点，为普遍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作准备。9月，中共中央根据各地试点提出的问题，又制定《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后十条”在充分肯定“前十条”关于阶级斗争形势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性质的论断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运动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这是“左”倾指导思想的继续和发展。此后，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工作
1962年11月，根据中共中央的安排部署，自治区党委一届十次全委扩大会议讨论全区的整社工作，会议通过《关于整社整党问题纪要》。《纪要》提出：“这次整社，应当以开展社会主义教育、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为中心，切实解决社队特别是生产队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按照自治区党委的部署，银川市从1962年11月开始，召开会议，对党员、干部和广大积极分子3200余人进行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教育，对全市409个生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进行排队，突出整顿了62个落后队，改选了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领导班子。
1963年4月，市委成立由市委副书记陈玉田、副市长马英亮为正副组长的工作组，工作组由14人组成，选择大新公社上前城大队进行试点，运动分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从4月中旬到6月中旬，建立贫下中农组织试点。第一步通过扎根串联、登门访问的方法，初步搞清全队富农、下中农、上中农各阶层的成份，摸清各阶层思想和土改时成分以及合作化时期内部掌握的阶级成分的底子。上前城大队320户农民，被划为贫农的108户（土改时划入），下中农110户（贫农上升为下中农72户，土改时划入的老下中农38户），分别占33.75%和34.38%；上中农（土改到合作化时期上升的新富裕中农和土改时的富裕中农）39户，占12.19%；小土地经营、小土地出租9户，占2.81%；富农25户，占7.81%，其他成份29户，占9.06%。经过摸底发现11个生产队83名队干中，贫下中农只占68.13%。工作组认为一些队的领导权被地、富、反、坏分子窃取。上前城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中对全大队农户确定成分并登记造册，以此掌握贫农、下中农中哪些可以依靠、哪些还有问题，划清了阶级阵营，为下一步工作做好准备。
第二步开展对敌斗争，在斗争中建立贫下中农阶级组织。启发贫下中农回忆他们在集体道路上的贡献，要求干部明确认识两条道路的斗争。调查了解队委会成员的阶级成份，清除不纯分子，确立贫下中农的领导优势。教育发动群众大讲、大摆、大揭阶级斗争的盖子，造成了一个人人震动、村谈户议的声势。工作组在此基础上组织召开两次斗争大会，对群众反映的两个富农分子和一个投机倒把分子进行批判斗争。在11个生产队建立贫农、下中农代表小组，选举正副组长和出席大队会议的贫下中农代表，产生55名代表参加贫下中农代表大会。大队召开贫下中农代表会选举大队贫下中农委员会的领导成员。根据贫下中农小组意见，把4人作为富农、反革命分子清除出生产队委员会。
第二阶段：从6月中旬到8月中旬，进行“四清”。对该大队进行“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清算了1962年的账目，打击了资本主义活动，贯彻了民主办队、勤俭办队的方针。按照“先党内后党外、先干部后群众”的原则，层层训练干部，并发动干部、群众揭批社、队干部在工分、账目、仓库、财务方面存在的不清问题。全队揭发出贪污盗窃7人，贪污金额2322元，粮食369斤；多吃多占、请客送礼612元、多占粮食8729斤、损失浪费3741元；隐瞒私分现金864元。粮食3251斤，干部多占劳动日728个，总共折合金额8729元。把扩大自留地、开发小片荒地等现象视为投机倒把、蚕食集体经济的行为。针对以上问题，将一些干部群众定性为“四不清”，给予处理退赔，进行再教育。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办法，组织群众讨论政策界限和处理意见，用阶级斗争的原则分析运动中揭发的各种问题，结合揭发出的问题对群众进行阶级斗争再教育；对群众心存怀疑的对象开展了政治思想和攻心教育，要求他们早交代、早退赔、早归队，经过群众讨论，对在“四清”过程中揭批出的经济、账目问题，分期分批进行了退赔。调查发现，大队和生产队的主要领导干部共47人，有问题的20人，问题比较严重的16人，除撤换了两个问题比较严重的财会人员，对绝大部分有错误的干部进行了思想教育，鼓励他们主动“下楼”“洗澡”“放包袱”。
这次试点工作，对解决基层干部作风方面比较普遍存在的多吃多占、瞎指挥、官僚主义以及经济管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指导思想上日益严重的“左”的错误，把党内的矛盾看做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应，把部分干部、党员在思想上、作风上、工作上的问题，按照阶级斗争对待和处理，使基层党员干部受到了不应有的批判。
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3年2月，自治区党委一届十一次全委扩大会议讨论社会主义教育和贫下中农组织问题，并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湖南、河北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经验，决定在全区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3年4月，市委召开第五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部署银川市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银川市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分三批进行，于1965年春结束。1963年10月开始到1964年1月，第一批在大新公社和通贵公社的8个生产队，4个作业站，113个生产队进行。为了加强对运动的领导，市委抽调112名干部和自治区党委派下来军区等单位的22人组成工作团，到基层指导工作。具体分为五个工作步骤：
第一步，掌握情况，训练干部。8月中旬，市委派先头部队到第一批开展运动的大新公社、通贵农场进行调查研究，掌握情况并帮助公社（农场）领导成员进行检查，做好洗澡放包袱的准备。8月21日，市委抽调市、社脱产干部122名（市级110名，共有部局长级以上干部11人，科级干部17人；党员91人，团员19人，党团员占干部总数的90%以上）组成工作组，进行10天集中训练之后，于9月1日下派到大新公社开展工作。8月下旬，又抽调70名市、社的脱产干部，在市党校集中训练一个月。训练内容是学习毛主席关于形势、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七个附件，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公报，人民公社“60条”以及上前城试点总结等文件。
第二步，召开公社三级干部会议，揭阶级斗争的盖子，“洗手”“洗澡”“放包袱”。10月初，工作组先到达生产队开展以下工作：第一，开展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社会主义教育。1963年9月4日至29日，市委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当前阶级斗争的形势，检查银川市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总结经验教训。会议强调，克服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成绩估计过高和自满松劲情绪，坚持高标准、高质量，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搞深、揭透、搞彻底，挖掉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修正主义的根子，保证党和国家不变颜色。工作组在吃透会议精神的基础上，在社、队组织了学习讨论，发动群众揭露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掌握情况。第二，清理阶级成份，了解党员、团员、干部队伍的情况。第三，扎根串连，访贫问苦，发现和培养贫下中农积极分子，挑选参加公社三级干部会议的代表，收集旧社会贫雇农的血泪史，残酷的压迫史，作下一步进行阶级斗争教育的教材。10月，分别在大新公社、通贵农场召开“三干会”，公社、大队、生产队全体干部均参加，并在每个生产队请两个贫下中农积极分子参加会议。这个会议主要是安排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解决公社、大队（农场、站）干部的“洗澡”“下楼”问题，要求干部群众将社、队干部“洗澡”“下楼”问题作为事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成败的关键问题予以高度重视。会后，根据会议要求对社、队干部“洗澡”“下楼”“放包袱”情况作了四个方面的检查和揭批：（1）阶级斗争方面：检查对敌斗争的认识，承认不承认阶级斗争，有无丧失阶级立场、敌我不分、上当被敌人拉下水的问题，贯彻执行阶级路线如何？（2）执行政策方面：看执行党的政策是否左或右，有无扩大小自由问题，是否带头违反政策，对集体多种经营，社员家庭副业是如何对待的？（3）“四清”方面：检查多吃多占、特殊化问题，检查投机倒把、贪污盗窃等问题。（4）干部参加劳动：检查干部对参加劳动的认识、态度及参加劳动的情况。11月20日，社队干部“下楼”“洗澡”“放包袱”工作告一段落。
第三步，发动群众进行“四清”（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建立贫下中农委员会（小组），采用新旧社会对比、忆苦思甜的方法，让老贫雇农现身说教，进行广泛深入的社会主义教育，最后引导到任何时候不可忘记阶级斗争，不可忘记无产阶级专政，不可忘记党的正确领导，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对1962年以来的工分、账目、财务和仓库库存进行了清查。此项工作到12月底基本结束。
第四步，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在贫下中农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组织成立各级贫下中农组织，在此基础上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这段工作注重做好团结中农工作，教育他们热爱集体经济，与贫下中农一道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自觉纠正、克服资本主义思想活动，积极参加对敌斗争，这段工作在1964年1月上半月完成。
第五步，进一步宣传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发动群众继续总结生产经验，制定生产规划，同时对生产队的重要制度作整顿改进，改选队委会。此段工作于1964年1月底结束。
1964年1月25日，市委根据自治区党委指示，组织4000余名干部和30000多名职工，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的两个文件，就搞好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工作作进一步动员。从1964年2月开始到1964年6月底，在罗家庄、红花两个蔬菜公社的12个大队、137个生产队掀起了第二批社教运动。
1964年5、6月间，中央工作会议召开，讨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会议认为，前段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打了败仗，全国基层有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许多地方出现了“和平演变”和“反革命两面派”，提出要放手发动群众彻底革命，追查“四不清”干部在上面的根子，夺回被敌人篡夺了的领导权。
1964年9月，中共中央先后下发了《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简称“桃园经验”）和《关于印发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规定的修正草案的通知》（第二个“后十条”）。这个修正草案对形势作了更为严重的估计，要求“以阶级斗争”为纲，抓住对敌斗争、社会主义教育、组织贫下中农阶级队伍、“四清”、干部参加集体劳动五个要点，放手发动群众，首先解决干部的“四不清”问题，再进一步团结大多数干部，打退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的进攻，提高干部群众的政治觉悟，整顿农村的基层组织，进一步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
1964年9月18日，自治区党委发出《关于重新部署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的通知》，10月30日又发出《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安排意见》，决定开展“点”上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农村选点永宁县，在城市选点银川市。全区共抽调5100名社教干部（农村4000人，城市1100人），集中在银川市由自治区党委直接训练。10月15日，训练班开学，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学习文件，领会精神，提高思想；第二阶段，进行“三查”（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第三阶段，讨论工作团守则，做好出发前的准备工作。11月初先遣人员出发，11月中旬工作团成员陆续到点。
自治区党委分别成立了永宁县社教工作团和银川市社教工作团。永宁县设总团，由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自治区人委副主席马玉槐任总团长，全县各公社、县级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共设10个分团，生产大队设工作队，生产队设工作组。工作团、队采取中央、自治区和地市县干部混合编组的办法，每个工作组3至4人，每个工作队5人，每个分团10至15人，从11月中旬进村，采取“访贫问苦”“扎根串联”和神秘（领导有笔名，工作队有代号）的方法开展调查摸底，采取“对干部冷，对中农闷”的错误做法，严重脱离群众，银川市设工作团，按行业分为11个工作队，由自治区党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宣传部部长江云任团长。自治区党委的6位书记中有4位参加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并确定杨静仁、甘春雷在农村蹲点，吴生秀在城市蹲点，各市县党委一把手中，除有病和有严重问题的外，都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并亲自蹲点，其声势之浩大前所未有。
1964年11月中旬，市委配合自治区社教团，抽调48名干部和吴忠来的13名积极分子，组成工作组，进行了7至10天的训练，分成 三个组在通贵、红花、罗家庄公社（共18个生产大队、一个畜牧队、一个机耕队、174个生产队）开展了“面上”（相对于区党委在永宁县抓的点上四清而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此次社教工作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0天左右。讲明来意，发动群众。
第二阶段：15天左右。召开贫下中农代表会议（吸收三级干部列席），依靠贫下中农代表揭露干部在思想认识、执行政策、参加劳动、工作作风方面存在的问题，揭露领导干部的问题（主要是公社、大队领导干部）和“四不清”干部以及阶级敌人的活动，达到训练革命队伍的目的，重点是对公社主要领导成员中问题严重的人进行检查，贫下中农继续揭发。
第三阶段：10天左右。主要是吸收部分社队干部共同组成工作组，根据 “后十条”对面上社教工作的要求，结合社、队实际，依靠贫下中农，发动群众，解决问题，并掀起新的生产高潮。
为配合此次面上社教工作的顺利进行，贯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在点上也积极开展了以下工作：一是贯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在夺权斗争中三个公社都要选准几个问题严重的领导干部作为典型，鼓励他们在会上进行检查，达到教育大多数干部的目的。通贵公社通过对副社长周某某的揭发、检查后，激发了贫下中农的斗志，进一步彻底揭露出通北大队一个大的投机倒把、贪污盗窃集团。二是扎根串联，帮助贫下中农树立阶级优势。工作组进村后，通过扎根串连，在三个公社挑选和审定了387名贫下中农，从各方面启发教育他们，增长他们当家做主的责任感，为开展面上社教工作奠定良好基础。同时，从经济上给予扶持贫下中农，帮助解决具体困难，1964年，救济补助贫下中农占85%以上，通贵公社还从民族经费和节余的救济款中提出2000余元解决贫下中农无钱购布的困难。在追退赔时，针对通北大队会计拒不退赔的态度，工作组组织贫下中农拆了其6间房子抵作退赔，从而使各种退赔对象受到震慑，开始积极主动退赔。
此次银川市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解决以下问题：
第一，解决公社领导班子和个别大队领导成员中存在的问题。运动中共揭发出3个公社11名正副书记、社长问题。其中2人阶级观点模糊、个人搞资本主义，交代退赔积极，未给处分；2人骄傲自满、固步自封、独断专行、不执行党的政策，阶级路线不清，发展资本主义，给予调离集训；还有2人是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给予清除。在35名大队支部书记和队长中，揭发出有问题5人，其中2人是混进来的阶级异己分子，给予清除；2人是漏划成分，给予调离；对1人阶级观点模糊、敌我不分的大队领导和6名群众意见大的生产队主要干部重新组织选举，被选掉。对大队及生产队的揭批夺权，牵连出一些公社领导成员有问题的，如通贵公社党委7名委员中，4人有问题，其中出身有问题的3人（1名阿訇、2名地主），蜕化变质1人；红花公社揭露和批评了党委领导班子存在骄傲自满、固步自封，支持生产队倒贩牲畜、食用油、蔬菜、拉片石等“资本主义活动”；揭发出满春大队支部书记是混进党内的坏分子。运动末期，对19名问题严重、群众意见大的干部进行调整和组织处理。
第二，整顿贫下中农队伍。社教工作中，在174个生产队建立了贫下中农委员会（小组）、贫下中农协会，任贫协主席、委员和小组长398人。经过整顿，清除了161名组织不纯分子，占贫下中农总数6107人的2.6%；其中有担任小组长以上的领导骨干11人，占总数的6.8%。如罗家庄已入会的2071人中，清除了125人，占6%，其中，中农16人，上中农5人，小业主、小资本家、商人共11人，四类分子亲属36人，有重大历史问题的3人，伪、军、政、警、宪7人，宗教职业6人，严重 “四不清”干部6人，来历不明、成分不清35人。
第三，整顿小自由，开展工分、账目清理整顿工作。组织群众对1964年的工分、账目普遍进行了一次整理，三个公社共清理出多记工分12990分，少记工分6849分，错账短款现金2068元，其中贪污挪用1177元，多吃多占粮食659斤。多记、少记的工分和错账的粮款，经过社员群众民主讨论后，该退的退，该补的补，属于干部多吃多占或贪污挪用部分，一般都如数退赔。干部和社员交出多开小片荒地31亩零1分，多种自留地10亩零1分，超过规定的羊11只，妨碍生产的树363棵，把游散单干的手工业者转变为由大队集中组织经营。对四类分子进行了复审，三个公社共有“四类分子”461人，经过这次社教复审认定，守法和基本守法的220人，占48%；一般违法的142人，占30.8%；有严重破坏活动的99人，占21.5%。经过群众揭发，红花、罗家庄查出漏划地主31户，富农17户，对这些人都进行了登记，为点上阶级斗争和夺权斗争摸清了情况。对两名漏划地主分子，进行了说理斗争。
第四，开展抓社教、促生产。经过社教，各生产队出勤率普遍达到90%以上，掀起了以积肥为中心的冬季生产高潮，有109个生产队积够了全年用肥量，占总数的80%，积肥总数比上年同期增长50%，低洼田铺土811亩，选种34.04万斤，占应选种的50%强，其中机选9.88万斤，粒选约13.74万斤。牲畜的越冬管理、农具的修配、播种蔬菜的准备工作以及造林育苗都比上年动手早，进度快，质量也比较好，所有这些都给1965年农业生产打下了基础。
城市“五反”运动
1963年3月，自治区党委召开第十一次全委（扩大）会议，研究部署宁夏回族自治区的“五反”运动。银川市作为自治区第一批开展“五反”运动城市，按照中央“先国家机关、后企事业单位”的规定，认真开展运动。1963年4月6日至4月11日，银川市召开第五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市委委员、侯补委员、市级各部门负责同志、公社书记、各国营工厂、农牧场、公司、医院、中小学支部书记共140人参加会议，讨论在市级机关开展首批“五反”运动问题。会上，针对讨论中的顾虑和一些同志不愿“洗澡”“下楼”的消极抵触情绪，市委书记冯茂传达中央和自治区党委指示精神，并在会议结束时发言，原原本本地讲解了中央“五反”指示中的有关政策、原则和方法，对各级领导干部要主动“下楼”“洗澡”“放包袱”进行了强调和动员，并介绍了重庆钢铁公司干部“下楼”的经验。会议决定今后一个时期，市委领导工作的重心将以广泛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为纲，继续深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切实抓好“五反”运动。
同月，市委召开第165次常委会议，研究决定成立银川市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领导小组，组长杨克，副组长沅皓、代月，成员有韩景正、袁新斋、李振邦、梁明山、呼寿田。全市按系统共分8个大组，下设两个办公室，从1963年4月下旬开始在全市开展“五反”运动。运动历时接近两年，按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学校分三批进行。第一批是机关单位，从1963年4月下旬开始，到1964年4月结束，参加运动的机关包括市委、人委各部门、财贸、工交、城建、卫生、农业、水电各行政局，公、检、法及两个城市公社共42个单位（部门），1236人，其中党员587人，团员225人，科级以上领导干部共169人。运动分三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进行以下几项工作：一是结合“五反”运动和干部思想，深入地进行了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教育。（1）学习文件，党内干部学习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教育的两个文件和七个附件，党内和党外干部共同学习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公报和《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等文件。运动后期在机关干部中又组织学习大庆油田和解放军作思想工作的经验，开展了比、学、赶、帮运动，通过学习和运动促进机关和干部的革命化。（2）采取报告、动员、座谈讨论的形式进行了形势任务、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和党的方针政策教育。（3）采取忆苦思甜、新旧社会对比的方法，用大量的感性材料教育干部提高阶级斗争的觉悟。二是在前一阶段充分动员和教育的基础上，揭发铺张浪费、分散主义、官僚主义方面的问题，开展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共检举、揭发出这方面的问题（或意见）4357条，其中官僚主义1988条、分散主义443条、铺张浪费1006条，多吃多占、特殊化问题920条。官僚主义方面的问题主要体现在：有些部门领导和工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任，机关文件多、会议多，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纠缠于事务、纠缠于办公室，很少深入基层、深入实际和参加体力劳动。1962年市委召开的扩大会、工作会和常委会达1064小时，占全年工作日的42%，1963年1至4月，市委开会时间464小时，占工作日的55.7%，1963年市委和市人委1至5月发文比1962年同期分别增加42%和28%。分散主义方面表现在许多单位本位主义思想严重，一些单位领导不团结，部门与部门、单位与单位之间相互推诿、扯皮，强调部门利益，不顾全局利益等。铺张浪费方面体现在42个单位共计浪费和损失约82.08万元，其中属于铺张性的浪费2263元，属于物资的损失浪费约81.85万元，其中财贸、物资管理部门的浪费表现得较为严重，物资局共损失浪费12.9万余元，积压和报费物资达59万元，占库存物资的74%，而且该局账目混乱、物资损坏、损失很多，失效漂白粉3.7吨，丢失生铁120吨，80个电石桶丢失40个，氧气瓶40个丢失38个（每个98元），还有许多物资出借手续不全，找不到下落。造成这些损失的主要原因是管理企业的行政局不深入实际，不调查研究，不抓经济核算，出现了许多库存积压毁损和盲目采购现象。
第二阶段：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斗争阶段。在进行阶级斗争教育、提高认识的基础上，普遍发动群众，开展坦白、检举、揭发，组织专案调查。经反复摸底、查证核实，揭发出犯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错误的585人，贪污盗窃金额25.91万元（包括实物折款），其中300元以下的425人、300元至1000元的116人、1000元以上的43人、万元以上的1人。邮电局召开全局职工大会宣布处理了15人的贪污问题。比较典型的是城区公社以副区长刘宝太为首的6人贪污集团，采取伪造单据、拟假名章等冒领工资、收入不记账、搞账外物资等手段贪污金额1.1万余元、粮食8000余斤；公安局利民街派出所4名户籍警勾结粮食局等工作人员共15人结成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集团进行非法谋利。对揭发出的非法人和事，除在经济问题上狠抓退赃外，根据揭发、查实的材料，对情节较轻的进行了说理批判；对情节恶劣、不主动坦白交代问题的人在群众中进行了批斗，对于有严重贪污盗窃、违法乱纪、屡教不改的分子，依法处理，有的开除党籍，有的法办。在此项斗争中，各单位结合“五反”运动，清理了各项账目、物资、财产等，改变了账务混乱现象。
第三阶段：巩固建设阶段。运动在自始至终贯彻边整边改精神的基础上，在这一阶段进行了以建立健全制度为中心的系统整改、巩固提高工作。通过发动群众检查问题、研究整改，在42个单位共建立健全了必要的规章制度213项，其中支行、公安、计委、交通等8个部门共建立起关于干部参加劳动、文书处理、保密、财务管理等方面113项规章制度。
企事业单位从1963年8月开始到1964年7月结束，中等学校“五反”于1964年3月开始到1965年3月结束。这两批“五反”运动的过程基本是按照机关 “五反”的模式来开展的，有所区别的只是针对各自工作实际在运动的阶段安排及侧重点上进行了适当调整。
银川市的“四清”运动
1965年1月，中央工作会议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一方面对1964年下半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左”的偏差作了部分纠正，提出干部的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看待干部要一分为二，对犯错误的干部，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对轻微犯错误的或者问题多但交代好的干部要尽快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又提出了一些更“左”的观点，作出基层大多数领导权不在我们手中的结论，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斗争矛头指向广大农村党员干部。“二十三条”还规定，城市和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此后一律简称“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运动。
1965年1月下旬，自治区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传达了“二十三条”，并以“二十三条”为指导分析了宁夏的阶级斗争形势，研究安排了点上和面上的“四清”运动。1965年2月上旬，召开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学习中共中央《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传达自治区党委扩大会议精神。2月中旬，市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传达贯彻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精神。2月26日至3月4日，银川市召开贫下中农代表大会，提出1965年银川农业生产要继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在全市城乡掀起 “四清”运动高潮。3月1日，自治区党委在永宁县召开“万人大会”，自治区党委常委金浪白全文宣读了“二十三条”，杨静仁就如何正确理解和贯彻执行“二十三条”作了报告，号召以贫下中农为骨干，团结一切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揭发“四不清”，反对资本主义，号召犯错误的干部自觉革命，早交代，早退赔，早归队。
银川市根据自治区党委的统一部署，面上的“四清”运动分三批进行，每批两个月左右时间。第一批：新城公社、工业交通、农村公社，自1965年1月开始至3月结束。第二批：城区公社、城建系统、手工业系统，自1965年3月开始至5月结束。第三批：商业、粮食、供销、金融、税务等部门，自1965年5月开始至7月结束。参加“四清”运动的单位先后召开贫下中农代表会和“三干”会，采取大会讲政策、搞样板和小组规劝、个别谈话相结合，干部自觉交代与群众揭发、查账目相结合，交代问题和定计划退赔赃物相结合，帮助干部与教育家属相结合等办法，搞清干部的经济问题。全市有3795名干部（城市2402人，郊区1393人）参加面上社教会议，占干部总数的80%。参加面上社教会议的人员有80%“放包袱”，交代问题，经济问题占到三分之二以上。定性为贪污盗窃和投机倒把问题涉及金额达183000余元、粮食10万余斤。在对财务人员整治中，揭发出34%的财务人员有问题，涉及金额近9万元。比较突出的财贸系统68人作案117起，工交系统142人作案599起。另外，根据社教工作团的指示，对全市面上单位党的支部和股级以上干部，按好的、比较好的、问题多的，性质严重的四个类别进行了细致排队，结果是：244个单位中，一类30个占12.3%；二类111个占45.5%；三类82个占33.6%；四类21个占8.6%；党支部共77个，一、二类53个占68.8%，三类17个占22%，四类7个占9%；股级以上干部623人，一类140个占22.5%，二类278个占44.6%，三类165个占26.5%，四类40个占6.4%。
1965年7月中旬，面上“四清”运动结束，点上“四清”运动又开展起来。具体经历了三个步骤：第一步组织发动群众，第二步开展对敌斗争，第三步搞好组织建设和生产建设。点上“四清”揭批出一些社队干部存在严重的吃、喝、玩、赌等问题，揭发并查处赌博109起，赌窝15处，经常参与人数达222人。仅良田公社赌博总金额达万元以上，500余人次参加；有的社队干部有作风问题；有的社队干部私立“奖励制度”，实行高工分、高口粮、高补贴；有些社队干部纵容巫婆、神汉、算卦的、阴阳等搞迷信活动。揭发出求神、上寺等活动253起，内有党团员干部53人；请阴阳看风水的146起，其中有党团员干部38人。蜕化变质分子、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以及“四类分子”城乡串通互相勾结，大肆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更为严重的是公社党委也被这股“资本主义黑风”卷了进去，芦花公社党委将公社羊场的400余只羊高价出售，牟利6500余元，良田公社盈南和烟囱墩大队重副轻农，发展资本主义。揭批出银川市郊区有7个生产队的领导权落入“四类分子”手中，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人数合计高达60%，守法和基本守法的只占30%。揭露并定性为资本主义活动的151起，参与活动的达195人，其中党团员和干部38人。
点上“四清”虽然主要是揭发各级干部的经济问题，但与面上社教相比，更多的贯彻了政治、思想、组织的清理整顿。此时的清经济已成为为政治服务的手段。因此，“四清”运动与城乡社教运动相比贯穿了更为浓厚的大夺权政治色彩，使本已严重“左”的运动愈演愈烈，造成一些冤假错案和流血事件。据档案资料反映，仅1964年11月15日至1965年4月10就出现了9起自杀事件。这种比面上“四清”更为“深纠细斗”的点上“四清”一直持续到1966年5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发表后，工厂、机关、学校、医院、街道等单位的“四清”运动，逐渐地转入“文化大革命”轨道。至此，持续近4年的“四清”运动结束。
历时4年多的城乡社教运动，对于纠正干部多吃多占、强迫命令、欺压群众等作风和集体经济经营管理方面的许多问题，对于打击贪污盗窃行为，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以阶级斗争为纲”，许多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被认为是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使不少干部和群众受到不应有的冲击，而且还补划了一批地主、富农阶级成分和地主、富农分子，尤其在“二十三条”中明确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之后，各地都以县、社、队三级干部为夺权对象，错误处理和打击了一大批基层干部，并造成了一些干部群众的非正常死亡。搞活农村经济，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和改善农民生活的一些正确政策和措施，也多被指责为“资本主义倾向”“资本主义尾巴”而不能很好地执行。
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新中国建立初期，银川市工业十分落后，1949年工业企业只有31家，且多为手工业作坊。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1956年通过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银川市逐步形成了以手工业联社为基础的地方工业。195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银川市作为自治区首府城市，在国家和兄弟省市的大力支持下，工业得以迅速发展。特别是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实施空间平等的区域战略，全面开展了三线建设，银川地区作为“大三线”范围，借助工业企业内迁，建立起了一批以食品、皮革、农业机械、化工等工业为主的工业格局，初步形成了银川地区的工业体系。
“三线建设”的缘由
20世纪60年代初，国际形势紧张，中苏两党矛盾进一步激化，1962年10月发生了中印边境武装冲突，我国进行自卫反击。台湾国民党当局趁大陆出现暂时经济困难和中苏关系破裂，于1962年初频繁向大陆派遣武装特务进行颠覆活动。美国发动侵越战争。在这种环境下，中国的国防战略从和平时期转入临战状态。而当时我国大部分工业集中在沿海，以及靠近苏联的东北地区，1964年4月，中央军委总参作战部从备战的角度向中央提出报告，认为全国14个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集中了约60％的民用机械工业和52％的国防工业，人口、铁路、桥梁、港口均集中于大城市，一旦遭到破坏，将酿成巨大灾害。根据中央军委的报告，党和国家把经济工作中的战备问题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开始了新形势下对国民经济的再次大调整。8月，中央作出集中力量建设“三线”大后方的决定，一线、二线即东部沿海地区建设采取“停”（停建一切新开工项目）、“缩”（压缩正在建设的项目）、“搬”（将部分企事业单位整建制搬迁到“三线”）、“分”（把一些企事业单位一分为二，分出部分迁往“三线”）、“帮”（从技术力量和设备等方面对“三线”企业实行对口帮助）的方针，“三线建设”（“一线”指位于沿海和边疆的前线地区；“三线”指包括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等西部省区及山西、河南、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等省区的后方地区；“二线”指介于一、三线之间的中间地带。其中川、贵、云和陕、甘、宁、青称为“大三线”，一线、二线的腹地俗称“小三线”）正式开始。10月30日，中央批准并下发了国家计委提出的《1965年计划纲要（草案）》，确定了1965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基本指导思想：争取时间，积极建设三线战备后方，防备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其总目标是：要采取多快好省的方法，在纵深地区建立起一个工农业结合的、为国防和农业服务的比较完整的战略后方工业基地。其原则是：“分散、靠山、隐蔽”，有的还要进洞（史称“散、山、洞”）。实现搬迁项目“大分散、小集中”的目标，实际上也是国民经济继1963年调整结束后的又一次大调整。
银川地区“三线建设”的实施
在“三线建设”全面启动前， 1964年3月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真来宁夏视察。邓小平对宁夏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强调要动员各方面的力量，加快宁夏的社会主义建设。邓小平的指示体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对宁夏各族人民的关怀，对宁夏推进“三线建设”，全面完成国民经济调整任务，加强民族团结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实际上，邓小平等中央领导来宁，还有指导“三线建设”的重要任务。
1964年11月，银川市委成立了支援“三线建设”领导小组。1965年2月8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发出《关于加强三线建设领导的决定》，指出：一要加强对“三线建设”的领导；二要大抓基本建设；三要做好迁建工作；四要加强原有企业的工作和交通建设；五要加强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六要千方百计发展农业。为了贯彻中央和西北局的方针、政策和指示，自治区党委发出《关于加强基本建设指挥部领导的决定》，银川市委对支援“三线建设”领导小组成员进行了调整，由市委副书记陈玉田负责此项工作，选调了5名干部充实小组成员力量，以保证此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1965年8月，全国工业搬迁工作会议以后，以迁入企业建设为特征的宁夏工业掀起了自治区成立以来的第二次建设高潮。针对宁夏经历了1954年省建制撤销和1958年自治区成立的区划变动较大、工业基础十分薄弱的现状，国家在调整全国工业建设布局中，国务院有关部门决定在宁夏安排一批列入“三线建设”范围的重点建设项目。银川“三线建设”领导小组按照中央和自治区的有关指示精神，多次召开专题会议，认真研究如何积极配合自治区党委做好迁入职工、设备的迎接、安置工作。在“三线建设”迁建过程中，积极做好搬迁职工的思想工作。搬迁职工从沿海城市来到宁夏，由于工作和生活条件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有了很大的情绪波动，如长城机床厂的职工迁入银川后，认为大连是海滨城市，气候好，交通便利，住宿条件好，而银川风沙大，气候多变，交通不便，思想波动比较大。为了打消职工思想顾虑，安下心来搞建设，组织职工学习先进，学习大庆人艰苦创业的革命精神，学习毛主席著作，规划新厂远景，使搬迁职工深刻认识到“三线建设”的伟大意义，增强自身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同时发扬自力更生、勤俭节约的精神。长城机床厂在新厂建设中，充分利用原有厂房，用捡来的旧砖砌隔墙和火炉子，用废木料订床板，从筹建到投产只用了56天，原厂房改造工程用了一个半月，使搬迁计划如期完成。机床厂的干部、工人，包括家属在内，进入新厂很快投入了设备装卸、安装、修配房屋等工作，不分昼夜地干，虽然工作艰苦，但大家任劳任怨，职工集体写了一首诗以表达自己内心的感受：“锦绣山河美如画，祖国建设跨骏马。我来支宁多光荣，建设祖国雄心大。远离东海五千杭，塞北江南把根扎。东海岸上迎朝阳，贺兰山下送晚霞。天不怕地不怕，风沙雷电任凭它。我为祖国献机床，哪里需要哪安家。”因此，在迁出省、市党委政府和区、市党委政府的相互配合下，在人员设备接送、迁建企业动工等方面都进行得较为顺利，许多企业创造了当年破土动工、当年完成基本建设、当年投产的记录。
从1965年下半年起，“三线建设”中一批被列为国家或国务院有关部委重点企业的大中型骨干企业，在银川地区陆续顺利建成投产。其中包括：1965年10月25日，由大连机床厂迁建的以生产数控车床、仿形车床、组合车床、铣端面钻中心孔机床等为主的长城机床厂在银川建成投产；1965年11月15日，由大连起重机器厂迁建的以生产起重机、加速器等为主的银川起重机器厂在银川建成投产； 1965年12月31日，由青岛橡胶二厂和沈阳第三橡胶厂部分合并迁建的以生产载重汽车轮胎、轻卡汽车轮胎、轿车轮胎、航空轮胎、子午线轮胎、农用轮胎及航空轮胎翻新等为主的银川橡胶厂在银川建成投产。1966年2月，由大连仪表厂迁建的以生产插入式、圆环式涡旋流量计等流量、压力类仪表为主的银河仪表厂在银川建成投产；1966年12月，辽宁瓦房店轴承厂搬迁至宁夏、建设代号为“102”的西北轴承厂建成投产。
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中“打倒一切”“全面内乱”最严重的1966年夏至1968年秋的剧烈动荡之后，从1968年第四季度开始，全国局势开始出现一个相对稳定的短暂间歇时期。1969年，随着中断了两年的全国计划工作恢复，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执行又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三线建设”又继续进行。1969年9月12日，由沈阳中捷人民友谊厂迁建的以生产全国主要机床厂所需的机床铸件为主的长城机床铸造厂在银川建成投产；1970年4月10日，由山东“732”厂迁建的以生产军用配套设备等为主的胜利阀门厂（代号9922厂）在银川建成投产，1984年3月更名为兴庆机器厂等。
银川地区“三线建设”成就与影响
银川地区“三线建设”，由于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及大量投资，由于全国各地各部门的大力支援以及广大建设者们艰苦创业，也由于银川各级领导及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对银川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改善了银川的工业格局，增强了银川的工业基础和经济实力。这批“三线建设”中陆续建成投产的企业，拥有雄厚的技术力量和较先进的经营管理能力，不仅填补了银川新兴工业的空白，而且相应地促进了其他各项事业的建设，使我市工业门类增多，规模扩大，完善了银川的工业体系，补充和扩展了趋于合理的工业布局，增强了地方经济实力。在“三线建设”迁建企业的带动下，银川标准件厂、银川机床修配厂、银川电线厂等一批中小型配套企业先后建成投产，增强了工业企业相互协作的能力。1969年2月，银川机修厂建成，铸钢车间炼成了第一炉钢； 1970年底，银川糖厂建成投产，生产出“六盘山”牌白砂糖，结束了宁夏没有制糖工业的历史；同时，自治区根据中央支持地方兴建小三线建设的有关政策，凭借宝兰铁路通车的历史机遇，在银川兴建了棉纺厂、氮肥厂、毛纺厂、电表厂、机床维修厂等不同产业门类的27家工业企业。银川市也兴建了轴承厂、亚麻厂等5家工业企业，街道、机关、学校、人民公社还兴办了一大批集体企业。截至1970年，银川地区有工业企业199家，其中市属工业企业156家。工业产值达到25969万元，比1965年增加了9479万元；市属工业企业产值达9999万元，比1965年增加了121万元。
促进了银川交通邮电事业发展。继包兰铁路建成通车后，又修建了银新铁路。航空事业也开始发展，北京—包头—银川—兰州航线通航。1965年，银川市有货运汽车118辆，是1962年的2.5倍，货物运输量达77.6万吨，是1962年货运量的2.82倍。1975年9月，银川市自行设计、施工，采用箱涵顶新技术的纬六路与包兰铁路立体交叉工程建成通车。
促进了化学工业的发展。在“三线建设”中迁建的银川橡胶厂，是化学工业部民用轮胎、航空轮胎重点生产厂家，也是全国唯一翻新飞机轮胎的企业。自建厂初期1965年至1985年，共向国家上缴利税5.61亿元，为建厂投资总额的25倍，该厂优质产品产值占年工业产值的67.7%，产品畅销全国26个省市，并远销苏联、日本等12个国家和地区。同时，银川市相继建成投产了化肥、氮肥、胶带、日用化工等工厂，实现了银川化学工业从粗加工向精细加工转变。银川的化学工业发展较快，1965年至1970年，平均每年递增37.4%。
填补机械工业的空白。银川的机械工业始建于1965年，得益于“三线建设”。在“三线建设”期间迁建的长城机床厂、银川起重机器厂、银川长城机器制造厂、西北轴承厂等，成为国家的骨干企业。长城机床厂是机械工业部机床生产行业的骨干企业，也是自治区最大的机床生产厂家。1965年至1985年长城机床厂共生产各种金属切削机床5451台，其中供外贸部门出口的机床316台，累积实现利润7229万元，相当于国家建厂累积投资的3倍。主导产品仿形车床的产值产量在国内同行中居领先地位，是我国最早研制生产数控车床的厂家之一，所产CSK20型数控车床，为我国第一台通过国家级鉴定合格的产品，所产CK3772型数控车床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CK7815型数控车床获1983年国家优质新产品金龙奖。银川起重机器厂从1958至1985年，经过20多年的改造、新建和扩建，有职工2000余名，有固定资产3300余万元，具有年产起重机200余台、减速器500台、总产吨位5000余吨的生产能力，成为全国机械制造工业的重点企业。银川长城机器制造厂是机械工业部的重点企业之一。1961年至1985年，在技术改造、工艺、材料等方面取得科研成果45项，部分成果获自治区及机械工程协会科研成果奖。西北轴承厂是全国机械工业轴承生产的骨干企业。所产轧机压下轴承为国内首创，广泛应用于铁路车辆、石油、化工等行业。1970年7月，银川汽车修配厂成功试制出了“六盘山”牌4吨载重汽车。1965年至1970年，银川机械工业平均每年递增15.7%。
扩大了银川城市规模，增加了城市人口，改变了银川人口结构。“三线建设”前，银川铁路沿线以西，是一片荒无人烟的大戈壁滩。随着大批沿海地区企事业单位的迁入，一大批职工家属也跟随到银川安家落户，大部分集中在银川市铁路以西。根据国家和自治区的指示精神，要妥善安置随迁家属的就业和生活问题，1966至1968年在现在北京西路以北，南梁农场以南；宁夏大学以西，西干渠以东广大地区兴办企业、机关、学校、家属农场，解决了企业、机关、学校、家属的就业问题，也形成了一个新的区域，称为“新市区”。经过几年的建设很快成了银川地区的工业小区，使城市面积扩大了一倍。1970年，银川地区总人口488877人，比1965年增加了10万余人。而大批科技人员和知识分子的到来，从某种意义上改变了银川人口结构，提高了人口素质。
银川地区“三线建设”
人民公社化运动是随着“大跃进”运动的发展而兴起的，在“左”的指导思想下过高估计农业发展成就，急于向更高生产关系过渡的一场群众性运动。
人民公社产生的历史背景
银川市农村实现高级合作化后，由于时间短，工作粗糙，出现了许多问题。虽然经过整社，但许多问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而且还出现了社员要退社的普遍现象。中共银川地委《关于目前农业社社员闹退社情况的报告》中指出：“整社后社员闹退社的情绪，各地都程度不同的也有发展，虽然波动面不大，但生产工作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一些影响。入春以来，据不完全统计，全区各县市先后要求退社的共达900余户，尤其银川附近数县最为严重。”对社员闹退社的问题，当时银川地委认为“社员闹退社的情绪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因此，我们处理这一问题的时候，必须首先彻底了解退社的根本原因和目的，弄清问题的真相和实质，是属于合作社政策问题，是社员思想和现实困难问题，还是社干的工作方法问题。然后根据问题的性质，以教育为主，本着有利于社员的团结和不伤害情感的原则，采取说服教育和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的方法，予以对症下药，争取安定生产。”
1957年8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向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要求在农村中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教育的方式是“在全体农村人口中就这些中心题目，举行大辩论，……对这些问题的辩论，实质上是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辩论。”8月12日，甘肃省委第三书记李景林给银川地委领导来信指出：“自合作化以后，工作每况愈下，右倾思想十分严重……尤其在此次中央指示要大辩论的四个问题上，你们负责同志近来的思想，已属右倾至极。”在这种压力下，银川专区和银川市抽调26名干部组成工作组，以粮食问题和合作化优越性问题为中心，有组织地在郊区农民中开展了全民大辩论。1957年9月5日，中共中央批转湖北省委《关于农村整风部署和当前执行情况的报告》与中共中央办公厅综合的《十三个省农村整风简况》，把农村大辩论进一步推向高潮。9月23日，甘肃省委召开有各地委、州委、县委、市委书记参加的电话会议，对全省农村正在开展的大辩论作出具体部署，要求各地必须加强领导，使农村大辩论健康地进行，辩论的内容应当以中央指出的合作社优越性、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统购统销、工农关系、肃反与法制四个问题为主，并结合本地区的突出问题，辩论的方法应当坚持先党内后党外、先干部后群众，强调开展农村大辩论，主要是为了向所有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批判有些富裕农民的资本主义倾向，批判部分乡社干部的本位主义思想和右倾思想，以提高大家的觉悟，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关于开展大辩论的情况，中共银川地委9月21日在《关于农村大辩论和生产工作的报告》中说：“目前农村大辩论已经普遍展开，各县正在总结试办工作的经验交流。”并提到“打击面过宽过大，伤害中农的感情。中宁县试办新堡乡，大会斗争10人，其中地主富农各1入，而上中农和中农就有7人，贫农1人。贺兰县德胜乡斗争坏分子时，有个回民妇女没有举手喊口号，也被拉出去，站在会场上，并且还喊出消灭单干户等口号。”11月19日，中共银川地委在《关于农村大辩论的报告》中说：“全地区12月底以前农村大辩论即可全部结束。在大辩论中，重点批判了2526人，扭转了闹粮、闹退社、造谣生非等歪风邪气。”“到十一月、十二月，全地区经群众斗争的1489人，其中地主501人、富农299人、反革命分子215人、各种坏分子1000人、已逮捕法办的436人。”这样，在大辩论中出现了打击面过宽的问题加重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对一部分工农群众进行了批判和斗争，大辩论变成大斗争，违法乱纪和简单粗暴的现象到处发生，结果造成了一种政治压力，使农村干部和农民不敢讲真话、说实话，制止了社员闹退社，并认为通过大辩论使农民的觉悟极大提高，可以接受更高的组织形式。
1958年3月，中共中央成都会议通过《关于把小型农业生产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指出：“我国农业正在迅速地实现农田水利化，并将在几年内逐步实现耕作机械化，在这种情况下，农业生产合作社如果规模过小，在生产组织和发展方面将发生许多不便。为了适应生产和文化革命的需要，在有条件的地方，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有计划地合并为大型的合作社是必要的。”“每一个乡领导几个合作社是适宜的。如果乡的区划较小，可以适当合并成大乡。”根据中共中央精神，宁夏各地开展了小社并大社的工作。1957年银川地区平均每社有325户，其中500～1000户的82个社，1000户以上的15个社，社的规模已够大的了。但由于在农民中采取了粗暴的“大辩论”方式，错误地认为通过“大辩论”会提高农民觉悟，可以接受更高的组织形式。又因对生产力水平估计过高，以为“大跃进”促进了生产力的大发展，原有生产关系已经不适应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必须调整生产关系，小社并大社，越大越好，越公越好。这样在全国开展小社并大社的大形势之下，银川市继续并社，不断扩大社的规模。
1958年8月上旬，毛泽东同志视察河北、山东、河南等地时，对河南新乡县七里营乡挂出“七里营人民公社”的牌子表示赞同，并在山东视察时，指出“还是办人民公社好。”这一消息经新华社和《人民日报》报道， “人民公社”的称呼便传遍全国，各地纷纷建立人民公社。由此，小社并大社便转化成办人民公社的热潮。
农村人民公社建立的过程
1958年8月中旬，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正式决定在全国建立人民公社。会议通过的《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中指出：“人民公社是形势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个决议下达后，把人民公社化运动推向了高潮。
宁夏第一个人民公社的诞生。1958年9月，宁夏回族自治区筹备工作委员会相继召开电话会议和工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精神，要求各级领导一定要站在群众运动的前列，积极领导人民公社化运动。
中共宁夏工委决定首先在银川专区所辖的贺兰县试办人民公社，派出了以办公厅秘书长韩道仁为团长的中共宁夏工委建社工作团，以贺兰县县长唐跃武为团长的贺兰县建社工作团也于8月31日同时进驻金贵地区筹备建社工作。工作团进驻后用“大辩论”开路，首先以社、队为单位召开辩论会，辩论了要不要办公社、公社有哪些优越性、怎样办公社等问题，又分别召开了老年人，妇女、社干，阿訇等谈心会，针对不同的思想情况，深入进行教育，积极宣传人民公社的好处，广泛发动群众，筹划起草《前锋人民公社章程》，提出了前锋人民公社领导班子配备方案。
9月6日，召开了金贵地区社员代表大会，成立了前锋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
9月7日，举办了前锋公社成立大会。由贺兰县委书记处书记、县长唐跃武宣读了贺兰县委和县人委《关于批准金贵、团结两乡建立前锋人民公社的决定》。公社党委书记李文俊同志作了关于前锋人民公社1959年跃进计划的报告。宁夏工委书记甘春雷代表宁夏工委参加了成立大会。大会通过了《前锋人民公社章程(草案)》，会后进行了庆祝游行。宁夏第一个人民公社——贺兰县前锋人民公社正式成立了。
前锋人民公社合并了当时的14个高级农业合作社。全社合计4662户22993人，其中有回族1755户8392人。耕地面积95143亩，人均占有4亩多耕地，耕畜4949头，每头耕畜负担耕地近20亩。
前锋人民公社成立后，由原来的金贵、团结两乡干部组成新的领导班子，党委下设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监委、共青团组织、妇联组织。公社管委会下设办公室、农林水利部、工业效能部、财贸粮食部、文教卫生部、政法公安部、劳动武装部、生活福利部、计划委员会、科学技术研究会，全公社配备38名领导干部，比原先团结、金贵两乡干部增加了一倍。
9月10日，《宁夏日报》以整版篇幅发表了前锋人民公社成立的消息、通讯、社论，将建立前锋人民公的经验向全自治区推广，强调在生产高潮中开展建社运动，通过建社促进生产高潮，办公社可以采取先搭架子、后处理问题的办法，即先把乡社合并，成立公社管理委员会，再起草公社章程，讨论处理具体问题。
9月12日，《宁夏日报》介绍了前锋人民公社建社的四点经验：一是宣传教育工作必须由浅入深，由一般到具体，结合建社的每个环节，贯彻始终。同时，要依靠群众，体现出群众自我教育的精神。二是密切结合当前生产，在生产高潮中开展建社运动，通过建社促进生产高潮。三是先搭架子，后处理问题。四是在加强共产主义教育的基础上，妥善地处理具体经济问题。对一些具体问题处理原则是：一是自留地归社经营；二是股份基金归社员所有，但不退出，原来小社的投资，全部转为公社的投资；三是社员住房将来集中修建居住点时，房屋物料由社折价顶社员将来的房租；四是秋收分配，仍以原小社为分配单位，由公社掌握分配比例，扣除公共积累，平衡社与社的过大悬殊；五是实行工资制和粮食供应等重大问题，交社员讨论后决定。
前锋人民公社成立两个月后，因当时全自治区纷纷成立的公社名称多有雷同，给当时的邮政工作和各单位业务联系带来了许多麻烦，于1958年11月改名为金贵人民公社。
银川郊区人民公社成立。在前锋人民公社试办的基础上，中共宁夏工委于1958年9月21日发出《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指示》，自治区各地掀起了建立人民公社的热潮。
根据中央和中共宁夏工委的指示精神，中共银川市委于9月17日发布《关于建立人民公社及当前农村工作的指示》，决定在所辖农村建立两个人民公社：唐徕渠以东的北塔、新民、民乐3个乡建立一社，名为东风人民公社；唐徕渠以西的新城、砖渠、五里台3个乡(镇)建立一社，名为战斗人民公社。
为了做好建社工作，市委组织工作组，并指定4名常委具体领导建立人民公社的运动。9月中旬开始，从党内到党外层层传达上级党委的指示精神，介绍河南信阳地区办公社的经验，通过鸣放辩论、大字报、登门访问等形式，深入地宣传发动群众，在农民中迅速形成了强烈要求参加人民公社的热潮。在5天的时间里，全市农村共张贴联名申请书、决心书和歌颂人民公社的大字报8663张。罗家庄社一个晚上就贴大字报1400余张。各社群众成群结队，锣鼓喧天，打着彩旗和“人民公社好”“我们坚决加入人民公社”等巨幅标语，到市委向党表达决心。
9月27日，银川市召开了有240名代表参加的社员代表大会，宣告正式成立“东风”、“战斗”两个人民公社，并选举了两个公社的社管委会成员。战斗公社管委会由37人组成，东风公社管委会由23人组成。在公社领导机构中，树立贫农和下中农的领导核心，社管委会下设农业部、工交部、行政部、劳动福利部、武装保卫部、文卫部、财经部、办公室、监察委员会、科学技术委员会等部门。原来的乡干部及部分高级社干部转为公社干部，乡（镇）一级行政机构随之撤销。
“东风”“战斗”两个人民公社由五乡一镇26个高级农业社组成的，入社农户8847户，其中战斗公社5435户，东风公社3412户。参加公社人口4.11万人，耕地5.6万亩。两个公社下辖18个管理区，有10个管理区是原来的高级社，8个管理区是由2-7个高级社合并组成的，最大的管理区600余户。18个管理区共辖104个生产队。
这样，在十几天的时间里，银川市农村全部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对这种穷过渡，当时有人总结了五大“好处”：一是衣食土地便于统一规划、经营、开垦；二是劳力便于统一安排；三是搞丰产田便于统一领导；四是通过生活集体化吃食堂的办法，进一步树立社员的集体主义思想；五是能把人力、物力、财力集中用到生产最需要的地方。
1958年12月，经自治区批准，将原属永宁县的望远乡红旗农业生产合作社划归东风人民公社，将贺兰县的芦花乡、永宁县的永华乡两个乡和杨显乡的一个生产队划归战斗人民公社。
1959年1月，经市委批准，将战斗人民公社改称新城人民公社，东风人民公社改称红花人民公社。3月，市委决定将管理区改为生产大队，形成了“公社——大队——生产队”的三级管理体制。
人民公社的初期管理特征与弊端
银川市人民公社成立初期的管理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实行“政社合一”的制度。就是国家基层政权机构和劳动农民集体所有制的经济组织合而为一。中共宁夏工委指示：“公社的组织机构应在社党委领导下，实行乡、社合一。根据集中领导、统一经营、分级管理和便于生产的原则，使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全面结合，共设一套机构，配备一套人马。在公社党委会之下，可根据经济文化建设事业的需要设立若干专业部，划分若干耕作区或生产队，以便加强领导，实行生产责任制。”当时认为实行“政社合一”既便于集中统一领导，又便于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农村中原有的全民所有制的银行、商店和其他一些企业下放到公社管理，这些单位的财产下放公社使用。公社可兴办一些具有全民所有制性质的工业和其他建设事业。但经过实践证明，实行“政社合一”的体制使农民集体所有制经济直接受控于基层政权，农民的所有权和自主权受到侵犯，公社领导采取行政手段指挥一切，大大助长了当时已经盛行的瞎指挥和强迫命令等不正之风，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具有“一大二公”的特征。毛泽东总结人民公社的特征是：“一曰大，二曰公。”“大”指人民公社的组织规模大。在建社初期，中共中央提出一般以一乡一社、两社左右为合适，甚至数乡组成一社。中共宁夏工委在《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指示》中指出：“人民公社人多力量大，领导骨干强，财力、物力和资源都比较集中，便于进行大规模的综合性的生产建设……”这样，在“大跃进”的思潮之下，原高级社的规模及其经济水平的不同情况根本不被考虑，而是贪大、拉平、省事，过多地把一些高级社、生产队并在一起，后来又不断合并，特别是生产队并得更多，这就使公社的不少大队、生产队的规模偏大。银川市最大的良田公社包括四个半乡，4900余户，共24000余人。红花公社小一点，也有16000余人，其中最大的掌政大队达5000余人，最大的生产队达800余人。社、队规模偏大，对生产不利，不便于经营管理和群众监督，给平均主义开了方便之门，影响群众的团结。
“公”指生产资料公有化程度高。建社初期实行单一的公社所有制。中共宁夏工委在《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指示》中规定：“原来农业社的财产和公共积累，应当全部转入人民公社，农业社一律不许自作处理。”“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如自留地、果园，苇塘、猪群、羊群等，在建立人民公社时，应当转为公社所有。农民住房一般地仍归个人所有，多余的房屋，可以协商调剂使用。社员的股份基金，过一两年生产有了更大的发展，群众觉悟进一步提高后再作处理。”这就把原来高级社集体所有的财产和社员个人的生产资料归公社所有，实行单一的社有制，全公社统一计划，统一经营，统负盈亏，统一分配，实际上是公社无偿占有各个高级社和社员私人的财产物资，抹煞了各个高级社之间的经济差别，大刮“一平二调”的“共产风”。据统计，银川市的市、社、大队和生产队，互相之间平调以及平调社员的东西达120余种，有生产资料，也有生活资料，大至耕畜、车辆、土地、房屋，小至盆、碗、鸡、鸭等，平调物资折价达183万元，平均每户140元。与市、社、队无偿平调不同的另一种形式是财贸部门强收强购，压级压价。据统计，商业系统明显的压级压价退款达6万余元，粮食局压级压价收粮占收购总数的15%。“共产风”侵犯了社员的财产所有权和支配权，侵犯了部分社队和社员的经济利益。社员对“共产风”造成的后果严重不满，广大农民群众的劳动积极性受到打击，最终导致了对生产力的破坏。
推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劳动组织方式和生活方式。中共中央在《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人民公社的劳动组织中必须既有纪律，又有民主。所说组织军事化，也就是组织工厂化，就是说公社的劳动组织像工厂、像军队那样地有组织有纪律，这是大规模的农业生产所必需的。”根据中共中央的要求，宁夏人民公社初期的劳动力普遍按照军队编制，组成班、排、连、营、团，由公社统一领导，统一调动，统一指挥，采取军队大兵团作战的方式从事农业生产。在银川市委的统一组织下，银川市的两个公社将男女社员编组成“地方部队”“后勤部队”“野战部队”。“地方部队”主要在当地搞农业生产，“后勤部队”负责搞食堂、卫生、手工业及各种服务行业，“野战部队”重点是突击完成西干渠工程和上贺兰山大炼钢铁。采取的“部队”建制是：公社为团，生产大队为营，生产队为连，下设排、班建制。战斗公社以社为团，辖11个营、121个连；东风公社以社为团，下辖7个营、74个连。社员除了效仿军队进行军事训练外，每日上下工都要集合，整队行进，边走边喊口号、唱歌，不允许单独行动。由青壮年组成的基干民兵队伍，是生产中的突击队。这种“大兵团作战”的方式，便于做到行动战斗化，有利于发展生产，因此，它是适合“大跃进”需要的方式。实践证明，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的结果，超越了农民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违背了农业生产的客观要求，造成了窝工和劳动力大量浪费，也使得社队干部中的特殊化风、强迫命令风和生产瞎指挥风盛行。干部“瞎指挥”，社员“磨洋工”，造成农业生产处于无人负责的状态。
根据中共中央在《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精神，宁夏在人民公社建立初期，普遍建立公共食堂、托儿所、幼儿园、敬老院，把社员生活都组织到集体生活中去。当时把“公共食堂”称作“人民公社的心脏”， 在“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和生活集体化”的口号下，社社队队办食堂，社员的口粮、柴草全部由食堂掌握，食堂统一起伙，所有人都到食堂吃饭或从公共食堂打饭。除了个别情况特殊户(如在外地放牧者)和婴幼儿、不能行动的老人之外，其余一律要到公共食堂就餐。有不愿参加者，就采取砸锅、捣灶、不分口粮的办法，迫使社员加入。银川郊区两个公社共建起公共食堂212个，就餐农户9168户，占总农户的96.6％；就餐人口3.36万人，占总人口的83.1％；平均每个食堂达40余户200人左右。
当时提出“吃饭不要钱，干劲冲破天” “鼓足干劲干活，放开肚皮吃饭”等口号。因为吃饭的人多，各食堂争相购买大铁锅，于是，一大批直径在2米左右、厚度在一寸以上的铸铁大锅应运而生。食堂创建之初，生活很好，白面馒头、大米饭敞开供应，“各取所需”。无论当地社员和过往行人，不问姓甚名谁，进门就吃，吃完就走，“天下农民一家人”，分文不要。但公共食堂好景不长，仅一个多月就吃空了积累，发生了恐慌。市委觉察到这一问题后，于11月19日发出指示，对公社食堂进行整顿。要求食堂实行民主管理，选举5至7人组成伙委会，账目要公开，做到日清旬结月公布；实行粮食定量供应，每人每天口粮1.2斤，实行饭票制，社员凭票取饭；主食要干稀结合，粗细搭配，副食要多种多样，并对年老体弱、生病、怀孕妇女、小孩，在饭食上尽量照顾，“以达到吃得饱，吃得好，人人满意为目的”。
当时认为生活集体化不仅是生产的客观需要，还有利于增强人民的集体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还认为生活集体化是家务劳动社会化的一个组织部分，它可以使妇女从锅台、炕台、磨台中解放出来，参加生产劳动，取得同男人平等的地位，是妇女的又一次解放。实践的结果却是由于受物质条件和人们的觉悟程度所限，公共食堂没有办好，不仅浪费了粮食，而且使社员们饿了肚子，严重挫伤了社员的劳动积极性。随着生产力被严重破坏，加上自然灾害，公社粮食产量和社员人均口粮逐年下降，公共食堂的情景每况愈下。
整顿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化运动出现的一系列严重问题，很快引起党中央的觉察。以第一次郑州会议为转折点，中共中央开始纠正 “共产风”等“左”倾错误。1958年11月召开的郑州会议对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已经出现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党中央力求在社会主义理论方面作进一步的思考，并在实践中采取措施加以纠正。毛泽东批评了急于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倾向，提出要划清“两个过渡”的界限。紧跟着召开的党的八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提出目前的迫切任务“就是要迅速统一全党全民对于公社的认识，加强对于公社的领导，整顿和巩固公社的组织。确定和健全公社的制度，更好地组织公社的生产和生活。”
中共银川市委于12月20日至1959年1月5日召开第三届党代会。会上，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主席刘格平到会并围绕落实中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作了专题讲话，就《决议》的内容和精神作了说明，对落实决议精神提出了要求。市委书记处书记冯茂在大会上作《高举红旗，再接再厉，为争取1959年更大跃进而奋斗》的报告，对人民公社运动作出了安排部署，要求大力进行一次整顿和巩固人民公社的工作，认真解决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主要从四个方面开展工作：一是搞好生产规划，农村公社要工农业并举，既要大力抓农业，又要积极办工业；既要发展直接满足本社需要的自给性生产，又必须尽可能广泛发展商品性生产。二是做好分配和经济问题的处理，对建社前的分配按原来小社为单位所记工分分配，建社后实行部分工资部分供给制度，吃饭不要钱，在不影响公社生产的原则下允许社员经营零星的家庭副业。三是搞好公社的福利，根据生产需要和居住条件切实办好公共食堂、托儿所、幼儿园、敬老院、卫生院以及学校、俱乐部，必须重视关心人的工作。四是健全公社组织领导和管理制度，明确规定各部门和营、连的职责和权限，对生产组织和民兵组织的领导机构，民兵组织的指挥员和团长、营长、连长原则上不由公社主任、队长来兼任。同时还要求整社工作要紧密结合生产，密切结合共产主义教育和整党、整团工作，“通过整社使公社工作尽快走上轨道”。
为落实党的八届六中全会精神，结合自治区党委部署的整社工作，市委决定在银川市农村开展以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为纲、以生产为中心的整社运动。1月8日，以市委书记处书记冯茂为团长的整社检查团分别到红花、新城等公社帮助公社党委开展整社运动。
1959年2月，中共中央在郑州召开了第二次郑州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指出，人民公社在1958年秋成立之后，刮起一阵“共产风”，并认为这实际上造成一部分人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第二次郑州会议还确定了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遏制“共产风”的方针：“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但毛泽东仍然坚持“大跃进”的“成就”和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他在会上讲话指出：“有些人怀疑或者否认1958年的大跃进，怀疑或者否认人民公社的优越性，这种观点显然是完全错误的。”
3月15日，自治区党委发出《关于当前整社中几个问题的规定（草稿）》指出：为了整顿好人民公社，各社均可以根据本规定的精神，因地制宜地普遍实行“五定、五放”。五定是定基本核算单位，定领导人员，定征购统购、收购包干任务，定社队的积累和分配给社员部分的比例，定年劳力安排比例；五放是放生产资料、放畜牧业、放农具厂和肥料厂、放生产费用和一部分公共积累、放粮食。以上均放权给基本核算的单位。
3月22日，银川市召开全市五级干部会议。会上，市委书记处书记冯茂传达了中央郑州会议精神和宁夏六级干部会议精神，学习了毛泽东主席“关于解决人民公社所有制和纠正共产风的指示”，讨论和研究如何贯彻中共中央会议精神、办好人民公社等问题。这次会议确定在公社实行“五定、五放”，对公社的管理体制进行了调整，把公社所有制管理改为生产队所有制管理体制，建立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管理体制，确立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生产资料均归基本核算单位所有；限制了“一平二调”，废除了“吃饭不要钱、干活不计工”，恢复了评功计分制。一些“左”倾错误得到纠正。
1959年，反右倾斗争使全国再次“跃进”的氛围更加浓厚，1960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认为今年还将是一个“大跃进”，设想八年完成人民公社从基本队有制过渡到基本社有制。会后，全国各地又出现继续“跃进”的局面。银川郊区进行了历时5个月的整社工作，这次整社的中心就是保卫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并于4月28日对整社工作进行了总结。原来初步得到纠正的“左”倾思想和“共产风”又有所抬头。
11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要求必须坚决地纠正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并进一步明确规定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从1961年算起，至少七年不变。当时，银川市管辖的城乡5个人民公社，均实现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全部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公社对生产队实行“三包一奖”(包工、包产、包财务、超产奖励)和“四固定”(固定土地、劳力、牲畜、农具)的管理办法。生产队可以实行对社员的“小包工”。社员的劳动工分可按干活的数量、质量和时间评定，除每个劳动者自己有一本《劳动手册》登记工分外，生产队还要建账记载，做到“日清月结”。这些制度使社员的劳动积极性有了相应提高。
城市人民公社化运动
党的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指出，城市人民公社“将成为改造旧城市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城市的工具，成为生产、交换、分配和人民生活福利的统一组织者，成为工农商学兵相结合和政社合一的社会组织”“在城市中应当继续试点”。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1958年10月25日，宁夏工委发布《关于建立城市人民公社的通知》，指出：“全区农村已经实现了公社化，城市建立人民公社已成为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当前最迫切的政治任务是采取积极态度，试行和有步骤地发展城市人民公社。”
市委于11月10日也发出《关于城市建立人民公社的指示》，要求全市在发展生产的前提下，以工厂为基础，以生产单位为骨干，按块块组织，实行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建立人民公社，“各级党的组织必须积极热情地领导这个运动，迅速实现城市人民公社化。” “为了取得经验全面铺开，先在南街试办一个人民公社，在11月15日前搭好架子，先实行统一劳动调配、统一生产规划、统一公共积累，并且及时总结经验，推动全城公社化。”
当时，正处于“大跃进”的高潮时期，各项工作都是雷厉风行，刻不容缓。根据党中央、自治区党工委建议在城市中建立人民公社的指示，市委立即组成了建社工作组，协助中山南街党总支，开始建立人民公社的工作。建社工作组深入街道居民区，边宣传边登记，到11月10日前，申请入社的市民户数已达到90％以上。在“群情沸腾”“普遍申请入社”的基础上，于11月10日选出了社员代表，11日召开社员代表大会，正式宣布银川市第一个城市人民公社——中山南街人民公社成立。22日，宁夏工委批转了市委《关于中山南街试办人民公社情况的报告》，中山南街人民公社是宁夏成立的第一个城市人民公社。
当时，中山南街共有居民4217户，18678人。其中，干部家属1021户，工人家属1395户，没有固定工作的市民1002户，商业、服务业职工家属588户，农民187户，资本家17户，地主7户，反、坏分子38人，共有劳动力9695人。除了工人、干部等固定工作人员外，还有劳力2911人，其中男劳力仅251人，妇女劳力达2660人。公社初建时，把公社所在地的机关和企业的干部、职工都当成社员。
12月13日，中山南街公社与和平北街办事处合并为东街人民公社。与此同时，又将民族街、民生街两个办事处合并建立了西街人民公社。这样，城内两个区(解放初城内设4个区，1954年合并为2个区)四个办事处全部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城市公社初建时，仿照农村人民公社组织军事化的形式，在公社之下设营、连、排、班，无形中取消了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在当时“共产风”的影响下，城市公社也出现“一平二调”的现象，发生了无偿调用社员和居民生活资料（如锅、碗、水缸、案板、灶具、桌椅等）的现象。公社集体和国家机关、企业之间，也发生了无偿调用物资的情况。
在随后召开的银川市第三届党代会上，对整顿城市人民公社也作了安排，要求城市人民公社根据市场需要，大搞小型工业和服务性生产，做好劳动力统一规划，实行固定工职按劳付资的办法，工资要评级，社员的生产资料折价归社，生活资料一律不动。其他方面与整顿农村公社要求和政策基本相同，如要根据生产需要和居住条件切实办好公共食堂、幼儿园、敬老院等公社福利，健全公社组织领导和管理制度，明确规定各部门和营、连的职责和权限，这相当于又改变了营、连组织，整顿了街道办事处、居民小组。
银川市城市公社建立初期主要体现为以下特点：一是城市公社的体制在实际工作中体现为政社合一。城市公社成立之初，中央和自治区没有明确要求政社合一，人民公社和区人民委员会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公社下设管理区，区人民委员会下设街道办事处，管理区和办事处也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代表会也是两个，包括区人民代表大会和公社社员代表大会。二是生产组织协作。城市人民公社是集体所有制组织，其所有制形式包括公社集体所有（社办企业）、管理区集体所有（街道生产厂、生产组）、生产合作社集体所有和合作小组集体所有，此外还有由公社领导管理下的个别单独经营的个体手工业者。如中山南街人民公社共有9个固定性的生产组织：小车（畜力车）运输组、印刷厂、修配厂、网套加工厂、砖场、油漆社、诊疗所、兽医诊疗所和公共食堂14个、托儿所11个、幼儿园3个。生产资料主要来源于以下方面：首先所有房屋都当作生产资料入社，不折价不偿还，一概不收住房房租；其他生产资料（车辆、毛驴、种猪、羊、商店企业的全部用具、压面机、缝纫机、铁锹等）一律折价入社，价款由公社逐年偿还；另外社员交纳入社基金，每个社员3元；再者，除了因管理部门不在本街的一部分国营、公私合营、手工业门市部入社外，其余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依照“按块块”组织的原则参加公社，由公社经营。三是公社的分配制度和工资实行“分等定级”的固定工资制，取消了按劳取酬的计件工资制。
1959年下半年，为了深入贯彻党的八届八中全会精神，银川市于11月16日在全市开展“反右倾”整风运动，全面肯定“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批判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一切批评和建议。紧接着又于11月18日发出《关于整党工作的安排》，开始了整党运动，目的是把右倾反深反透，安排城乡四个公社为第二期整党的单位。19日，市委发出《关于在城市人民公社中开展整社运动的指示》，确定从11月下旬到1960年2月止，开展整社运动，此次整社的目的和要求是：继续深入贯彻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决议精神，反透右倾，开展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彻底辨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大是大非界限，肃清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影响，全面深入开展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开展技术革新、技术革命和文化运动，达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促进扩大生产，掀起增产节约运动的新高潮，保证今年各项任务的全面完成和超额完成。
这样，从1958年开始的整顿人民公社，发生了从纠“左”向反右的逆转，“大跃进”继续，“共产风”再度刮起，打乱了正常的生产关系和生产秩序，一味地追求“一大二公”“大锅饭”、吹牛浮夸之风盛行，严重地挫伤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造成了社会产品越来越少，群众的生产、生活资料日益缺乏。
1960年3月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城市人民公社问题的批示》，要求各地放手发动群众，试验组织各种形式的城市人民公社，可以以大型厂矿和机关学校为中心，也可以以街道居民加一部分农村居民组成。银川市在原有建立城市人民公社的基础上，于是年5月，在新城又建立了一个以工厂职工家属为主体的新城人民公社。自此，银川市全部实行城市人民公社化。
城市人民公社的建立，打乱了正常的行政建制，扰乱了正常的生产秩序，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也不符合城市管理的客观要求，给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造成了损失。
1961年2月，城区两个人民公社合并为城区人民委员会，撤销了人民公社体制。
人民公社的延续和解体
1961年1月，党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发出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纠正“五风”问题的讨论纪要，要求所有的农村人民公社必须以贯彻执行中央12条紧急指示为纲，进行整风整社，彻底检查和纠正“共产风”、浮夸风、 对生产瞎指挥风、特殊化风、强迫命令风。1月16日，银川市首先在城区人民公社、工交、基建、财贸和文教卫生等系统中开展反“五风”的试点工作，到4月中旬，在试点的基础上，开始了全市性的反“五风”运动。
6月，中共中央公布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 (草案)》（即“六十条”），得到郊区农民群众的普遍欢迎。其中最得民心的政策是：取消工资制和供给制，实行按劳付酬；对公共食堂，办不办完全由社员决定；允许和鼓励社员发展副业生产，增加社会产品，补助社员收入，活跃农村市场；保障社员个人所有，一切生活资料，包括房屋、银行、信用社存款，永远归社员个人所有；重新留给社员一定数量的自留地、自留羊等。“六十条”的贯彻执行，给了社员休养生息的机会，摆脱低标准挨饿的危机，农村经济逐步活跃起来。
但是，在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极左思潮影响下，人民公社的发展是曲折的。1960年9月，郊区两个公社全面开展了反坏人坏事的“双反”运动，使大批群众蒙受冤假错案；1964年，又在两个公社分期分批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称为“四清”运动)，大反所谓的“资本主义倾向”，大割“资本主义尾巴”，使贯彻“六十条”而有所恢复的农村经济又受到打击。接着是1966年开始的十年“文化大革命”，农村生产力受到更大影响。虽然党中央为了发展农村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曾经采取了“全党全民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农业学大寨”等重大措施，但仍然未能摆脱农村的穷过渡状况。在实行人民公社化的20多年中，银川市的农村经济始终呈“马鞍形”缓慢发展，农民生活水平低下，多年未彻底解决温饱问题。
随着国家政策和农村形势的发展变化，银川市人民公社的名称、规模和区划先后经过多次调整。1959年秋季，将新城公社改称为良田人民公社。1960年4月，又将永宁县掌政人民公社(除政权大队)划归银川市管辖。同年11月，又将掌政公社的通贵、通南两个生产队划出，成立地方国营的银川市通贵农场。这样，银川郊区农村共有“三社一场”。1961年，市委决定将红花人民公社划出3个大队，将掌政人民公社划出2个大队，重新组成大新人民公社，将良田人民公社划出4个大队，成立芦花人民公社。郊区共有“五社一场”。1965年，通贵农场改建为通贵人民公社。1972年10月，又将良田公社划出6个生产大队，将芦花公社划出一个大队，组建银新人民公社。当年12月，成立郊区人民政府(时称“革命委员会”)，为县级建置，管辖郊区“七社一场(八里桥良种繁殖场)”。1978年12月，又从红花公社划出3个生产大队，从大新公社划出4个生产大队，新建满春人民公社。1980年4月，从掌政公社划出5个生产大队，新建永固人民公社。至此，银川郊区共辖“九社一场”，即芦花、良田、银新、红花、满春、大新、掌政、永固、通贵等9个人民公社和八里桥良种繁殖场。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轨道上来，银川市根据中共中央制定的一系列新的农村经济政策，积极推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农村逐步实行了以包干到户为主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完成了农村经济体制的又一次重大改革。1983年，根据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上通过的宪法规定，取消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管理体制，设立乡政权，人民公社改为乡人民政府，生产大队改为村民委员会，生产队改名为村民小组，实行乡、村、村民小组三级管理体制。从此，绵延了二十多年的人民公社时代成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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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第一个人民公社的成立
成立金贵人民公社。1958年8月，《人民日报》发表了河南省新乡县七里营卫星人民公社成立的消息。接着又发表了毛主席的指示：“还是办人民公社好。”时任贺兰县团结乡书记的李文俊向县委提出了由团结和金贵两乡合并成立人民公社的报告。
消息一传出，金贵乡多数农民和少数干部不愿意与团结乡合并，原因是金贵乡地势好，经济基础强于团结乡。但是同意合并的一方说，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农业、林业、牧业、副业、渔业要综合发展，金贵乡发展粮食和经济作物，团结乡发展林业、牧业和渔业，可共同发挥更大的资源优势。
8月29日，中共中央又发布《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宁夏回族自治区筹备工作委员会派出了以办公厅秘书长韩道仁为团长的宁夏工委建社工作团和以贺兰县县长唐跃武为团长的贺兰县建社工作团，于8月31日同时进驻金贵地区筹备建社工作。
工作团进驻后，积极宣传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好处，指出：“人民公社是通向共产主义的桥梁，是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最好形式。”广泛发动群众，写了大量决心书、请愿书，贴满了大街小巷。
与此同时，宁夏工委工作团与县工作团及金贵、团结两乡干部筹划起草《前锋人民公社章程》，提出了前锋人民公社领导班子配备方案。
当时，全区各地、县都纷纷进行建立人民公社的筹备工作，宁夏工委工作团听说中卫县东风人民公社将于9月9日正式成立，为争取成立第一个人民公社，遂决定于9月7日成立前锋人民公社。
9月6日，金贵地区召开了社员代表大会，成立了前锋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
9月7日，全社回汉族社员5000余人抬着标语牌、决心书，举着红旗，敲锣打鼓，高呼着“人民公社万岁”的口号，从四面八方进入大会会场。宁夏工委书记甘春雷参加了成立大会，应邀参加成立大会的还有全县各乡党委书记和乡长，并送来了贺电、贺信。
会上，由县委书记处书记、县长唐跃武宣读了县委和县人委关于批准金贵、团结两乡建立前锋人民公社的决定。公社党委书记李文俊作了《关于前锋人民公社1959年跃进计划的报告》。县委书记王治国和宁夏工委书记甘春雷分别代表县委和宁夏工委讲话。大会还通过了《前锋人民公社章程（草案）》，会后进行了庆祝游行。
至此，宁夏第一个政社合一的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的人民公社——贺兰县前锋人民公社正式成立了。《宁夏日报》于9月10日以整版篇幅发表了前锋人民公社成立的消息、通讯、社论，并将前锋人民公社建立过程作为经验向全区推广。在前锋人民公社成立7天后，9月14日，贺兰县又相继成立了红旗（习岗）、星火（立岗）、跃进（常信）三个人民公社。
前锋公社成立后，由原来金贵、团结两乡干部组成新的领导班子：公社党委书记李文俊，副书记包玉生、马富山、王世珍。党委下设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监委、共青团组织、妇联组织。公社管理委员会主任包玉生，副主任王彦国、郭洪宾、陈秀英。管委会下设办公室、农林水利部、工业效能部、财贸粮食部、文教卫生部、政法公安部、劳动武装部、生活福利部、计划委员会、科学技术研究会。全公社配备38名领导干部，比团结、金贵两乡19名干部增加了一倍。
公社辖8个大队（原称8个管理区，编为8个营、51个连、166个排），它们是：
银河大队（保南、银河大队）
团结大队（金贵、联星、银光大队）
火星大队（新渠、火星大队）
江南大队（关渠、江南大队）
雄英大队（潘西、雄英大队）
红星大队（红星、王澄大队）
红旗大队（汉佐、红旗大队）
和平大队（潘昶大队及习岗、和平三个小队）
前锋人民公社合并了当时的14个高级农业合作社。全社合计4662户22993人，其中有回族1755户8392人。耕地面积95143亩，人均占有4亩多耕地，耕畜4949头，每头耕畜负担耕地近20亩。
前锋人民公社成立两个月后，因当时全自治区纷纷成立的公社名称多雷同，给当时的邮政工作和各单位业务联系带来了许多麻烦。因此，前锋人民公社于1958年11月改名为金贵人民公社。
金贵人民公社的管理。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既是农村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组织，又是国家政权在农村的基层单位。公社统管工、农、商、学、兵等各项工作，权力高度集中。当时由社员代表大会通过的《社章》中规定：（1）公社实行集中领导，统一经营；（2）以公社为单位实行统一分配，原农业社所有的土地、农具、机器、牲畜、种子、肥料、饲料、鱼池、苇湖、工厂、作坊及库存所有物资等都归公社所有；（3）社员转入公社后，私人所有的自留地、房屋、宅基地、牲畜、林木等生产资料归公社所有；（4）公社的分配原则将由“各尽所能，按劳分配”，逐步过渡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5）公社实行六包制度：包吃饭、包住房、包生育、包教育、包养老、包教养幼儿。
金贵人民公社的口号是：“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当时对这种穷过渡，有人总结了五大“好处”：一是土地便于统一规划、经营、开垦；二是劳力便于统一安排；三是搞丰产田便于统一领导；四是通过生活集体化吃食堂的办法，进一步树立社员的集体主义思想；五是能把人力、物力、财力集中用到生产最需要的地方。为此，公社首先实行了“四化”：组织军事化，生活集体化，行动战斗化，管理民主化。
公社成立了“地方部队”“后勤部队”“野战部队”。公社为团建制，下设8个营、51个连、166个排。“地方部队”主要在当地搞农业生产；“后勤部队”搞食堂、卫生、手工业及各种服务行业；“野战部队”重点是上贺兰山大炼钢铁。
全公社建起了144个公共食堂。其中规模最大的是公社所在地的红旗食堂，就餐的人员包括公社干部、街道各单位工人、农民共350余人，每吃一顿饭大约需要两个半小时。这个食堂创建之初，白面馒头、大米饭敞开供应，“各取所需”。过往的行人和社员，不问姓什名谁，进门就吃，吃完就走，分文不要。许多老人至今还记忆犹新。开始，生活确实好极了，但好景不长，仅一个多月就吃空了积累，食堂改为以人定量供应，每人每天供应1.2斤口粮，凭票吃饭。食堂建立初期，有些社员不愿参加，公社就采取砸锅、捣灶、不分口粮的办法，迫使社员加入。
随着生产力的被严重破坏，粮食产量和人均口粮逐年下降。人均口粮1959年为280斤，1960年为190斤，1961年为170斤，大锅饭成了清水汤。广大社员不得不用野菜、树皮、稻草充饥，出现了三大疾病：浮肿、少女闭经、育龄妇女子宫下垂。全公社人数从1958年的22993人，下降到1962年的19278人，减少了3715人，下降了16.15％。几年内不正常死亡率大幅度上升，出生率大幅度下降，社员有外出讨饭的严重现象。
公社成立时正值秋收大忙季节，因劳动力归公社统一调配，抽调400名劳力搞工具改革，大造什么滚珠轴承，又抽调800名壮劳力上山炼钢，结果白干一场。庄稼地里只剩下老弱病残老人和妇女，眼看着满地的粮食无力收割，损失殆尽。
由于实行了“六包”供给制，社员和干部普遍产生了吃大锅饭的思想，“干不干，三顿饭”“公社的活慢慢地磨，干得多了不合算”等懒惰思想。
公社建立后统管了全社的副业生产和多种经营，平调了各大小队的牲畜、林木、鱼池、砖厂、土地，办起了公社牧场、林场、渔场、砖厂、农场。公社牧场建于1958年11月入冬时节，牧场一无圈棚，二无草料储备，盲目从各队平调了大牲畜196头、羊440只，40多头母驴由1匹种马配种。两年过去了，1头骡子没生下，440只羊仅剩210只，大牲畜死亡83头。公社从东山买来的一批马，因管理不善所剩无几。
公社化前的3个鱼湖，1957年产鱼15万斤，1958年公社无力抓，大队无权管，结果仅产鱼1.3万斤。
合作社经营时的14个砖窑，每窑一冬收入1万余元。公社化后，1958年停了一冬，损失了15万元。
原团结、金贵、联星、银光高级社时的3个副业队，每年收入15万元以上。公社化后，副业队仅收入2000元。
人民公社的分配制度改为半供给、半工资制后，有技术的工人、医务人员、民办教师的收入显著下降。金贵翻砂厂第一天公布改革方案后，第二天就跑了3名技术工人。几个民办教师因收入减少，跑到银川黄鹤楼当服务员去了。能说会道、“思想进步”的社员评级高，踏实干活的社员反而评级低，社员积极性受到了挫伤，普遍存在拿几级工资干几级活的消极怠工思想。
人民公社事无巨细，包揽一切，领一根辐条都要找书记去批条，生产队死了羊也要送公社处理。红旗大队的小胶车胎破了，需5角就能修理好，但大队没有财权，领不上款，只好闲置不用。
公社化后，干群关系日趋紧张。社员稍有不满，就挨批、挨斗、被管制、集训、遭逮捕、法办、劳改，干部之间也不敢讲真话。三年之中被劳改的干部群众有116人，被集训的社员达100余人，撤换处理干部203人。整人的办法更是五花八门，群众敢怒不敢言，民主成了空话。1960年9月的“双反”运动，公社生产干事何占海在开会维护秩序的瞬间被逮捕，副县长兼公社党委书记李文俊因没有完成上级下达的逮捕205个“坏人”的指标，被发配到立刚公社先进大队劳动改造40天，直到“双反”结束时才被放回来。
“五风”的危害。公社成立后，“共产风”、浮夸风、干部特殊化风、强迫命令风和生产瞎指挥风盛行。
“共产风”。公社搞穷过渡，盲目实行以人民公社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全民制”，片面认为人民公社就是共产主义，什么你的我的，都是公社的，致使“一平二调”的“共产风”泛滥成灾。
1958年，公社开始消灭私有制的残余，宣布取消社员自留地和集市贸易。
“共产风”使农村集体经济遭到了严重破坏。1958年至1960年，金贵公社平调各生产队土地7300亩、耕畜316头、劳力29359个、房屋1779间、农具2201件、羊621只、木料3384根、树木18996棵、社员生活资料177557件、碾子和磨654件、粮食10万斤、蔬菜100多万斤。
高指标的浮夸风。公社不从实际出发，定高指标、高计划，结果形成了粮食产量逐年下降，而浮夸虚报逐年增加的恶性循环。金贵公社1958年计划产量是3653万斤，实际完成1981万斤，占当年计划的54.23%；1959年计划产量4508万斤，实际完成1806万斤，占当年计划的40.1%；1960年计划产量2961万斤，实际完成1401万斤，占当年计划的47.32%。由于完不成计划产量，就浮夸虚报，所带来的恶果就是国家的高征购和社员口粮的锐减。
国家每年的征购任务是：1958年为574万斤，占当年实际产量的29%；1959年为706万斤，占当年实际产量的39.1%；1960年为496万斤，占当年实际产量的35.4%。
社员每年口粮是：1958年人均原粮400斤，每天1.09斤；1959年人均原粮280斤，每天0.77斤；1960年人均原粮190斤，每天0.52斤；1961年人均原粮170斤，每天0.47斤。
浮夸风产生的后果是征过头粮和社员口粮降低，社员只得低标准、瓜菜代，用稻草制“淀粉”充饥。人无粮，马无料，造成牲畜大量死亡。1959年，全社大牲畜4897头，1961年下降为3761头，减少了1136头，下降23.2%；1959年有羊8804只，1961年为5509只，减少3295只，下降37.4%；1958年有毛驴2092头，1961年为1140头，减少了952头，下降45.5%。
工作上的强迫命令风和生产上的瞎指挥风。1958年，公社大搞“深翻”土地，在银光六队选了1.2亩上等地，集中壮劳力30人分班作业，干了7天深挖2米，播种小麦良种120斤。共青团宁夏区委在这块地上召开了深翻土地现场会，作为“先进经验”进行推广，《宁夏日报》作了专门报道。结果出苗不齐，亩产仅200余斤，比往年少收300余斤，地力连续5年得不到恢复。
金贵公社盛产白麻，产量高，质量好，合作化时期每年种植白麻4000亩，总产60万余斤。公社成立后要求砍了白麻种棉花，结果棉花无效益。
夏收搞大兵团作战，不顾庄稼成熟程度，一推而过，天阴下雨，粮食搁在地里，长芽、霉烂，损失很大。
公社提出“消灭毛驴，提倡发展骡马”，使毛驴减少45%，骡子也没有发展起来。
在“左”倾思想路线指导下，一切行动军事化，助长了干部强迫命令风。社员随时都有被整的可能，其方法有：打、骂、捆、吊、罚跪、罚晒太阳、罚冻、罚站、扣口粮、扣工分、扣钱、反省、批斗、集训、游街、关黑房子等。群众称这些违法乱纪的干部是“土皇上”“阎王爷”。火星大队一个队长打社员22人，骂人不计其数；红旗大队一小队长利用职权奸污妇女多人。
干部的特殊化作风。三年困难时期，社员每日以四两粮食度日，少数干部对这仅有的一点粮食还要克扣，多吃多占。群众编写打油诗说：“干部四两粮，又娶媳妇又盖房；社员四两粮，又拄拐棍又扶墙。”一个大队干部吃特殊饭，三年共吃羊68只、油318斤、粮食7560斤。
多数干部对这五股歪风是抵制的。他们坚持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同甘苦，共患难。群众至今还记得当时公社书记徐振才、江南大队大队长王明义和群众一样饿得浮肿的样子。然而，在当时从上到下极左高压政策下，普通干部和百姓很难顶住这五股歪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