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反右派斗争中，由于指导思想越来越“左”，对阶级斗争形势估计日益严重。1958年2月11日，甘肃省委第二次党代表大会闭幕会上宣布“彻底批判了右倾保守思想，反对了地方主义，并且在高级干部中揭发出一个反党集团和其他一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不久，将甘肃省副省长孙殿才、银川地委书记梁大均、银川专区专员曹又参等原宁夏省领导干部作为所谓“党内右派分子”在报纸上公开点名批判。4月27日，宁工委决定，在《银川日报》上陆续公布所谓“孙梁曹右派反党集团”的事实，要求银川地区的各级党组织“立即行动起来，批判这个反党集团”。以“大鸣、大放、大争、大辩，彻底肃清右派孙、梁反动影响”为主题的系列文章陆续在《银川日报》刊登，将对所谓“孙梁曹右派反党集团”的批判推向了高潮。同年8月，中共甘肃省二届二次会议批判“以孙殿才、陈成义（甘肃省副省长）、梁大均”为首的、以地方主义为基础的右派集团”，号召“彻底粉碎孙陈梁右派集团，坚决反对地方主义”，并作出了开除孙殿才、梁大均、曹又参等9人党籍的决议，使他们受到了错误的批判和不公正的待遇。到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前夕，围绕所谓“孙梁曹右派反党集团”，还在民主党派中搞“挖泥鳅”“交心运动”，把一些人过去已经解决了的思想问题“梳成辫子”，无限上纲，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孙殿才、梁大均、曹又参的经历
孙殿才： 宁夏中宁县原彰恩堡新营子人，1909年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1926年，经国民联军中的共产党员刘先屏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秋，孙殿才到北平弘达学院读书，通过张子华找到了党组织，于同年12月经李进介绍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与张子华共同从事学生运动。1941年3月，经刘少奇介绍，孙殿才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参加了延安整风。1943年1月，调陕甘宁边区三边地委任统战部部长。1946年11月，中共绥宁工委成立，孙殿才任工委副书记，参与组建了宁夏回汉支队。1947年3月，回汉支队改编为宁夏人民解放军，孙殿才任司令员。1948年秋，绥宁工委改为宁夏工作委员会，孙殿才任书记。
1949年9月宁夏解放，孙殿才带领宁夏工委全体人员进驻银川。中共宁夏省委和省人民政府成立后，孙殿才任省委常委、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和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
1954年9月，宁夏省撤销并入甘肃省。孙殿才任中共甘肃省委常委、省人民政府副省长，1957年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工委委员，行政八级。他先后被选为第一、第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和平时期，孙殿才依然保持艰苦朴素、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他经常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关心群众疾苦，而且一如既往地关心银川地区和吴忠回族自治州的各项工作和人民生活情况。他经常到银川、吴忠地区指导工作，并结合当地实际，提出一些有益的合理化建议。1956年，孙殿才在视察吴忠、银川地区时，认为农民的羊只入社折价太低了，自留量太少了，他在省委会议上提议300只以下的自留5%、300只以上的自留10%、三四十只以下的不入社，建议羊只折价绵羊每只12元、山羊每只8元，均高于当时实际折价的一倍多（当时绵羊每只折价5元，山羊每只折价3元）。但他的这些意见，当时并未被领导采纳。又如，1956年甘肃省委强行在银川地区推广种植棉花6万亩，当年9月，孙殿才在参加银川地委会议时，听到地委汇报推广棉花有“冒进”现象，种植的棉花90%没有希望，复种的秋播庄稼也没有结籽。孙将这一情况如实向省委作了汇报，却引起了省委个别领导的不满。当他发现农村用妇女拉双轮双铧犁耕地时，及时向省委领导反映，说这样做把妇女的身体搞垮了。1957年，甘肃省的“浮夸风”已经很盛行，他曾向省委提议纠正这一倾向。但以上建议却均被认为是“攻击社会主义”和“反对大跃进”。1957年，中央提出筹备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孙殿才是自治区工委委员之一。在酝酿自治区区划问题时，他主张“把自治区划大”，力争把平凉专区也划入宁夏回族自治区，因为平凉地区俗称甘肃的“粮仓”，孙的意见与有的领导发生分歧，则被认为是搞“地方主义”。
梁大均：原名梁光富，1929年至1931年，在宁夏中学上学期间，在共产党人张德生、杜润滋影响下，曾带头掀起了要求换掉思想守旧的校长的“宁中学潮”并取得胜利。1931年春，在杜润滋指导下，梁大均联络了赵炮匠、李天才、李玉柱等骨干力量，准备在银川发动“兵变”，因事泄未成，转移至甘肃环县甜水堡活动。1932年到兰州，经朱子休（新中国建立后任海南军分区司令员）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受组织派遣，到马仲英部搞策反，未成，后与党组织失去联系。1937年冬经宁夏工委介绍，由地下党工作人员何广宽送往边区，入延安抗大学习，1938年重新入党。当年秋被派往绥西傅作义部队任政治特派员。1939年冬回延安，先后任陕北公学、民族学校经济科长、总务处长。1940年，梁大均到三边地委统战部工作，后任地委副秘书长。1947年1月，回汉支队成立，梁大均任政治委员。1948年8月，中共宁夏工委成立，梁大均任副书记兼回汉支队政委。
1949年9月宁夏解放后，梁大均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1954年9月宁夏并入甘肃后，梁大均任中共甘肃省委常委、银川地委第一书记。1957年为宁夏回族自治区工委委员，是党的“八大”代表。
1957年3月，在一次地委扩大会议上，梁大均提出了让农民生产致富的主张，争取每户达到“三猪五羊一群鸡，一头奶牛一头驴，胶轮小车拴一辆，挣下钱来归自己”。在当时农民还很少见过奶牛和胶轮小车的情况下，提出这样的口号，实在是难能可贵。有人担心问，这样是不是会被认为是发展资本主义，梁大均以他高度的马列主义水平解释说：“不是建立在剥削基础上的私人生产，不算资本主义。”后来，有人在省委会议上指责梁大均支持“资本主义”，他理直气壮地反问：“叫农民多卖几个钱，又有什么坏处？”
在地委号召下，银川地区许多社员都买了胶轮小车，贺兰县习岗乡农民私人买小胶轮车达40多辆。当年冬季，一些农民用胶轮小车拉煤搞副业，于是税务机关提出要收农民拉炭的营业税，梁大均严厉批评说：“君子爱财，要取之有道嘛！”
1956年风调雨顺，甘肃省农业取得了较好的收成。于是，有的领导乘势搞浮夸，以此来突出农业合作化的巨大“优越性”。把全省的粮食总产量定为109亿斤，比合作化以前增产26亿斤，说甘肃已经变成了余粮省。但梁大均坚决反对这种“吹牛”作风，他不承认省委给银川专区摊派的“超产”数字，主张粮食要“少购少销”，不能购过头粮。在制定1957年的增产指标时，他不接受省委分配的15600万斤的数字，只同意订14000万斤。说指标不能订“冒了”，“冒了”就无法给群众交代。当年的征购任务又很重，梁大均不无担心地预言：“今年的粮食挣扎着完成了，明年的粮食供应就成了问题，明年看吧……”（1958年以后，甘肃全省就闹起了粮荒。）
1957年中央作出筹备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决定后，梁大均是自治区工委委员之一。他多次发言，据理力争将自治区的首府设在银川。
曹又参：原名曹汉杰，1901年出生于陕西省横山县一户富裕农民家庭，15岁到横山县高小上学，18岁考入榆林中学，21岁考入北京平民大学政治经济系。1925年大学毕业后，应榆林中学校长杜斌丞之聘，到榆林中学当教员兼训育主任。1930年春，与陕北一批革命青年一道，到驻宁夏平罗的苏雨生部搞兵运，任九旅（石子俊旅）参谋长。1930年8月，石子俊的九旅与王子元的八旅脱离苏雨生部，被甘肃省主席雷中田收编为第八师第三旅。“九一八事变”后，三旅又改编为孙蔚如部陆军新十一旅。1932年冬，邓宝珊入甘，十一旅即归邓宝珊指挥。曹又参1931年至1941年4月任该旅一团团长，1944年夏至1945年10月任代旅长。
1937年秋，新十一旅奉命由甘肃静宁开赴绥远抗日前线，当到达陕北三边时，因归绥、包头已经失陷，部队便在安边一带长期驻扎下来。十一旅内部早已建立有中共的秘密组织，牛化东、胡立亭、李树林、冯世光、高昆山、赵武臣、高宜之、朱子春、谢有德等骨干力量都是中共地下党员，曹又参对此情况心里清楚。他同这些党员关系密切，许多重要问题都同他们商量，并帮助地下党组织做一些工作。1945年10月25日，新十一旅在共产党员牛化东等领导下举行起义，又奉中央军委命令，改编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十一旅，任命曹又参为旅长。1946年2月任三边军分区司令员兼十一旅旅长，1948年8月，曹又参由贺龙、王维舟、谭生彬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9年9月，解放宁夏战役中，由三边军分区和绥德军分区组成的北路军，配合十九兵团解放了宁夏全境。当月，银川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杨得志任主任，曹又参与马鸿宾、朱敏任副主任。12月，宁夏军区成立，曹任副司令员。1954年宁夏省并入甘肃后，曹又参申请转业地方工作，被任命为银川专区公署专员。
曹又参积极支持梁大均书记让农民“多挣几个钱”的主张。并认为农业合作社办得太大，超越了历史界限。还认为省委布置的开荒、植树和造林任务，不结合实际，是“冒进”。在省粮食会议上，他拒不接受省上给银川专区分配的粮食征购任务。在1956年12月召开的专员、州长会议上，他面对逐渐兴起的浮夸风，“大唱反调”，说粮食产量的数字“冒了”，并一针见血地批评“这都是领导脑子发热、以风为准造成的”，被人说成是“致使1956年银川专区购粮、公粮、公债任务都未完成”的“祸首”，被打为右派。
孙殿才、梁大均、曹又参被定为“右派反党集团”
1958年1月至2月，在全国盲目追求高指标、高速度、高产量，到处说大话、说假话、强迫命令和瞎指挥成风的“大跃进”高潮中，中共甘肃省委二届二次党代表大会召开。孙殿才、梁大均、曹又参等均参加。这次党代会的中心议题就是“彻底粉碎孙、陈、梁反党集团”。会期长达一个多月。
2月9日，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向大会作了题为《鼓足干劲，苦战三年，为改变甘肃面貌而斗争》的报告。报告的第一部分内容就是“彻底粉碎孙、陈、梁反党集团，坚决反对地方主义”。其中所说的“孙”就是孙殿才，“陈”是陈成义，“梁”是梁大均。陈成义，甘肃人，20世纪20年代的老大学生，老党员，1949年曾代理中共甘肃工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后任甘肃省委常委、副省长，是一位被人称为“总是从甘肃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上想问题，在任何情况下总是头脑清醒，方向明确”“工作积极热情”的优秀领导人。省委有人说“从1955年起，甘肃已经变成了余粮省”。陈成义认为甘肃历来都是“协饷省”“现在粮食也不多，如再向外调，就要加大统购，竭泽而渔”。当有人将甘肃省1956年增产26亿斤粮食都要归功于农业合作化的“优越性”时，陈则认为，“1956年粮食增产，主要是天时好。天时好丰收了，这一部分不应包括在26亿斤之内”“要把增产数字除过天时、水利、肥料、技术改革等四个方面，才算是合作化的优越性”。由于陈成义的以上“反党言行”，早在1956年就被打倒，并被整致死，而在这次党代会上，仍然要将他定为“右派反党集团”的二号人物。
2月10日，省委副书记高健君又专门作了题为《彻底粉碎孙、陈、梁反党集团，清除右派分子，进一步巩固党的团结》的报告，指称：“这个反党集团是在地方主义的基础上结合起来的。”“孙作宾（甘肃人，中共早期党员，战争年代曾任中共甘宁青工委书记，后任甘肃省委副书记，后调青海省委）调离甘肃后，陈成义即成为甘肃地方主义的首脑。”“1954年甘宁两省合并后，他们即与宁夏的地方主义分子孙殿才同流合污，进而结成反党集团。”“反党集团的另一个据点在银川，那里的头目是梁大均和曹又参。”
在这次党代会上，认定孙殿才是“反党集团”的“主帅”，给他拟定的“反党言行”共有八条：一是在前宁夏省就进行反党活动，到1956年秋季后，其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更加明目张胆，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二是企图在省人委建立第二中心，与省委分庭抗礼；三是拉拢、凭借党外力量（指邓宝珊）反党；四是中伤省委，分裂党的团结；五是在邓宝珊面前，诬陷省委；六是企图利用筹备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机会，来攻击省委，挑拨两省关系；七是在地方主义的幌子下，在干部中进行非法活动，包庇反党集团成员；八是扶植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经济政策。
梁大均被认定为“右派反党集团”的“主将”，给他拟定的“反党言行”主要有九条：一是与孙殿才等同谋反对省委，攻击省委领导；二是抵抗中共中央和省委的指示，企图把银川专区搞成“独立王国”；三是提倡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公然宣传“不建立在剥削基础上的私人生产，不算资本主义”的谬论；四是反对社会主义积累，反对统购统销和物价税收政策；五是利用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成立，与孙殿才互相勾结，企图窃取自治区的领导职位；六是歪曲党的干部政策，破坏干部队伍的纯洁性（说“现在吃政治饭不可靠，一旦被精简掉或犯了错误，就没办法，不如学一种技术保险”）；七是包庇右派分子，破坏反右派斗争；八是孙、梁、曹互相标榜，互相支持，互相庇护（“1957年9月，省委给梁大均布置要批判曹又参，梁大均虽然口头上也说曹是右派，但却多方包庇，阻挠批判。以后他到北京参加宁夏回族自治区工委会议时，又向工委负责人说曹不是右派，并提议将曹安排为民政厅长或政协副主席。”梁大均曾称赞曹又参说：“老汉是我们的外交家。”）；九是党代会期间坚持错误，继续进行反党活动（大会在批判孙殿才时，再三逼迫梁大均揭发孙殿才的“反党言行”，但梁大均敷衍了几句之后，便三缄其口，不肯继续落井下石）。
曹又参被认定为是“右派反党集团”的“先锋”，给他拟定的“反党言行”主要有：一是反对党的领导，否认合作化的优越性，把1956年的工作说成“一团糟”：二是反对镇反、肃反政策，包庇反革命分子而排挤共产党员（“在镇反运动中他经常叫喊不要冤枉好人”，并包庇和开脱反革命分子席怀瑜、钟醒民、陶崑山、余大兴、惠正俗、马万奎等，“对曾任马鸿逵一二八军参谋长的万民和十分信任”）；三是破坏粮食征购政策；四是包庇右派分子，阻挠反右派斗争（当有些单位发生了“急躁”现象后，他坚持说“右派是人民内部矛盾，和斗地主应有区别”）。
在甘肃省党代会期间，对孙殿才、梁大均、曹又参等人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揭发批判。同时被批判的还有前甘肃省委常委、副省长陈成义（已去世），省委秘书长陆为公，民政厅副厅长刘余生，司法厅副厅长王新潮，交通厅副厅长林里，商业厅副厅长梁克忠，前文化局副局长马济川等人，均被打入所谓“孙陈梁右派反党集团”。
在大会批判的同时，省委于1月18日给银川地委发来《关于停止梁大均银川地委第一书记职务的通知》的“加急”电报。于是，银川地区也同时掀起了批判“孙、陈、梁、曹右派反党集团”的热潮。1月29日，银川地委作出了《关于彻底清除孙、梁、曹在银川地区的恶劣影响的计划》。《计划》中说，梁大均曾以“银川王”自居，在实际工作中恣意歪曲党的政策，实行了许多反社会主义的措施，对银川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起了许多破坏作用。特别是孙、陈、梁、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是以银川为其主要“据点”。他们依仗自己的领导职权和当地人的“资本”，又以反动的地方主义为思想基础，瞒上欺下，迷惑众心，在党内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因此，要把梁、曹的恶劣影响从根本上清除掉，就必须搞深搞透，必须有计划、有领导地在全区范围内，从上到下，从党内到党外，从干部到群众，展开一场深入的大辩论。
2月11日，省党代会通过了《关于开除孙殿才、梁大均、陆为公、刘余生、王新潮、曹又参、林里、梁克忠、马济川党籍的决议》，并上报中央。在当时全国一片极左的形势下，中央很快于5月9日批准了甘肃省党代会的报告。孙殿才、梁大均、曹又参被打入“右派反党集团”并被开除党籍的同时，均被撤销原来的职务，行政各降三级，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
1958年7月，甘肃省的引洮上山水利工程仓促上马，孙殿才、梁大均被下放到引洮水利工程指挥部担任一般工作，曹又参被下放到银川八里桥农场劳动改造。值得寻味的是，引洮上山水利工程是没有经过科学论证、勘察设计而盲目上马的劳民伤财工程。从农村抽调数万（最多时达15万）劳动力参加施工，有600余人在施工中死亡，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极大浪费。这样的工程正是孙殿才、梁大均他们一贯反对的。孙殿才曾不满地说过，甘肃省发展的500万亩水地“是600条人命换来的”。
从1961年开始，中央大力纠正在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在全国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政治空气有所缓和。当年，在许多群众的一再呼吁和控诉下，党中央派谢觉哉到甘肃调查，澄清了事实。谢老称赞孙殿才等同志是“敢于实事求是，坚持说真话的好同志”。但鉴于当时甘肃省的复杂情况，问题没有得到及时处理。
1962年秋，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钱瑛带工作组到甘肃、宁夏进一步调查了解、落实情况。1963年9月5日，中共甘肃省委向中央上报对孙、陈、梁、曹等人的甄别结论。当年12月10日，中央监察委员会批复同意甘肃省委关于孙殿才等同志的甄别结论，取消“右派反党集团”的罪名，恢复孙殿才、梁大均、曹又参的党籍和行政级别，予以平反。但处在当时的社会情况下，平反并不能彻底，仍然给孙殿才留了个“党内警告”处分、梁大均“严重警告”、曹又参“免予处分”的尾巴。之后，孙殿才被任命为甘肃省政协副主席。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又遭折磨，于1975年1月病逝，时年67岁。曹又参被任命为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常委、自治区参事室副主任。“文化大革命”中再次遭受迫害，身心受到很大摧残，于1970年9月病逝，时年70岁。梁大均“文化大革命”后先后担任甘肃省水电局长，农工部副部长、部长等职，曾参加中国农业代表团赴南斯拉夫等东欧国家进行考察。1982年后任甘肃省人民政府顾问、省政协副主席。梁大均于1999年去世，享年85岁。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孙、陈、梁、曹“右派反党集团”案得到了彻底平反，彻底恢复了名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