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大跃进”运动
1949年10月1日，首都30万群众齐集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在群众的欢呼声中，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成为新国家、新社会的主人。
10月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九兵团指战员与银川市各族各界群众两万余人集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宁夏解放。同时举行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银部队入城仪式。
中共银川市委、市人民政府成立
银川市在经历了接管工作的基础上，民主建政工作被提上了议事日程。1949年9月28日，遵照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的《关于县级人民政府组织通则》、中共宁夏工委《对接管宁夏工作的初步意见》以及宁夏省人民政府编制委员会《关于县级市机构设置方案》的规定，银川市（县级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市政府”）正式成立，孙璞任市长。下设秘书科（杜学义任政务秘书，袁生芳任事务秘书）、民政科（贾怀周任科长）、财经科（刘儒信任科长）和文教科（陆文治任科长）。10月至11月间对其机构进行补充调整，增设了税务局（田伟杰任局长）、公安局（张广珍任局长）和人民法院（高满禄任院长）。市辖四个行政区，第一区由王子清任区长，第二区由马明如任副区长（区长暂缺），第三区由李芳任区长、王国英任副区长，第四区由李浩岳任区长。
9月2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银川市警备司令部成立，阮平任司令员，杨银生任政治委员。
10月10日，中共银川市委员会成立，李坤润任书记（11月后马俊杰任书记），市委常委由孙璞、牛祥（组织部部长）、张广珍、高满禄等人组成。下设秘书室、组织部、宣传部。下辖四个区委，第一区委由白世贤任书记，第二区委由冯国栋任书记，第三区委由云志敏任书记，第四区委由王志林任书记。
1950年，根据省政府通令《关于宁夏省（市）、镇、区、乡各级组织人员编制的规定》，市政府增设以下机构：卫生科吴德馥任科长、工商科张铎任代科长、劳动科科长暂缺，至1956年6月史俊成任科长、检察署张广珍任署长（兼）、监察委员会纳长麒（回族）任主任；供应局纳长麒任局长（兼）。1954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公布后，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不再作为人民委员会的工作机构，而独立行使其审判权和检察权。
市政府下辖四个区公署，作为派出机构。四个行政区以鼓楼为中心，将整个城区划分为四块：鼓楼东南地段为一区，鼓楼东北地段为二区，鼓楼西南地段为三区，鼓楼西北地段为四区。四个区下设21个乡（后改为街），一区6个乡，二区4个乡，三区7个乡，四区4个乡。21个乡每乡又各分为13个居民小组。区按业务设助理员4~5人，乡设乡长、文书2人，每个居民小组设政府代表2人。1951年6月省政府决定，将永宁县四区、六区，贺兰县四区的一部分划归银川市管辖，成立了第五区、第六区。两个区共管辖12个乡，53个行政村。五区辖6个乡，即新城、双渠口、盈北、砖渠、五里台、盈南乡。六区辖6个乡，即普济、民乐、新水桥、旧城、北塔、登南乡。1954年4月，市政府决定，将市内四个区合并为两个区，即一区、二区，将五区改为三区，六区改为四区，原隶属关系不变。
市政府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关于《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的有关规定，筹备召开银川市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代表会议召开之前，由杨得志、朱敏、孙殿才、陈英、王自强、康博缨、李希庚、师容之、梁大均，况开田、陈思恭、兰馨斋、李坤润、孙璞、杨润、桑柯、李子奇等17人组成各界人民代表会筹备委员会，以杨得志为主任，孙璞为副主任，负责进行筹备事宜。筹备委员会于10月31日召开首次会议，就代表人选的确定，代表会议的时间及大会日程等有关事项作出决议。市各界代表会议审查小组由孙殿才、陈英、陈思恭、兰馨斋、吴友文、李坤润、师容之等7人组成，孙殿才任组长，陈英任副组长。审查小组负责代表资格及提案审查。银川市各界代表会议于12月1日在省政府礼堂正式开幕，4日闭幕。各界代表108人（其中，工人22人，农民8人，教育界15人，文化界3人，商界6人，城市贫民8人，军队8人，机关10人，青年2人，妇女5人，回族8人，满族1人，宗教界1人，技术人员3人，民主人士8人）参加了会议。与会代表听取了杨得志主任在会上作的《银川市接管工作总结及今后的建设方针》的报告，中共宁夏省委书记潘自力、银川市市长孙璞分别讲了话。会议选举了常务委员会委员及主席，通过了给各地的通电。会议期间共收到各界提案120件。提案审查小组向大会报告了提案审查情况，大会讨论通过了各项提案。随着社会秩序的安定，人民群众觉悟的提高和组织的加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由协商性质的机关逐步过渡到行使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选举各级地方人民政府，作为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的一种过渡形式，成为人民行使政权的最高权力机构。
1950年3月至8月，银川市先后召开了第二次、第三次各界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各界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孙璞为银川市市长，纳长麒（回）为副市长，田伟杰、吴德馥、李金时、杜学义、马俊杰、高满禄、张广珍、张铎、强振东、陈振刚、陆文治、贾怀周、刘儒信、韩奎斋14人为委员，会议还选举出协商委员会全体委员与正副主席，组成市政府委员会。以后相继召开银川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和各区、乡的农代会、妇代会等。政府推动民主建政工作的开展，掀起了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热潮。由于认真贯彻执行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族各阶层爱国人士的政权建设方针，银川市各族各界人民空前团结，各级民主政权工作很快走上了正轨。
建立人民民主政权期间的主要做法
废除压迫剥削人民的旧制度。在国民党当政特别是马鸿逵政府统治宁夏时期，为了抓丁派款，开拓兵源，经常清查户口，组织保甲，通过各种手段控制人口，仅1934年到1947年征兵34740人。在经济方面，横征暴敛，向城市商人征收“财富”费，向农民征收“清乡费”“烟亩款”“田赋附加”等，仅1935年到1937年征收“田赋”674.83万元，弄得城乡百姓十室九空，民不聊生。到宁夏解放时，银川市就有贫民近万人，其中赤贫如洗者近千人。人民政权建立后，首先废除了剥削人民的各种旧制度，特别是废除马鸿逵政府的强行征兵制度和国民兵军训制度。银川市各族人民无不欢欣鼓舞，拍手称快。
开展救济工作。解放初期，贫民、乞丐纷纷流落街头，他们破衣烂衫，不愿安居从业，成为当时社会的严重问题。当时，银川市需要救济的贫民2000余户，7000余人。为了妥善解决救济问题，市政府发放救济粮10万余斤，救济款11475万元（旧人民币），对贫民、乞丐开始了收容、安置、改造工作。到1951年9月，市政府收容贫民、乞丐1115人。对无业游民、乞丐，结合游民改造，送劳动习艺所和生产教养院教育改造后，根据本人条件，由劳动部门安排就业；对无依无靠而又丧失劳动能力的孤老残疾人员，经本人同意后，送生产教养院教养；对不愿入院的，按城市贫民对待，给予救济；对孤儿送孤儿院或生产教养院教养；对城市贫民和失业人员，组织生产自救，以工代赈，介绍就业，安置到农村并给予必要的救济。同时，政府还组织贫民开展生产自救和群众互助互救，组织他们进行整修渠道，筑坝打井，防旱备荒等活动，使他们积极从事生产劳动，走上新的生活道路。
安置移民。新中国建立后，党和政府开始有计划有组织地向内地、边疆移民。1950年12月，宁夏省和北京市政府商定由北京市向宁夏移民，第一批移民人数1500人。省政府成立了移民安置委员会，银川市设立了2个移民接待站，专门负责对北京移民的接待、管理、教育和分配等事务。移民安置地的县、区、乡也成立了移民安置委员会，负责具体的安置事宜。
为了做好移民安置工作，各级移民安置委员会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工作，提出“天下农民一家人”的口号，使安置地农民认识到移民是生产战线上的有力助手，是发展生产、建设国家的主力军。并要求群众消除地域观念，摒弃冷淡态度，帮助移民解决初来宁夏时的困难，团结一致发展生产。
1951年，北京移民795人分三批先后到达银川，分别安置在贺兰、永宁县、宁朔县、灵武县和盐池县。北京移民到达安置地点后，在生活生产方面受到了当地政府的照顾，省民政厅拨出专款作为移民生活补助和帮助移民修缮房屋，各县调剂出土地和房屋供移民生产和居住。永宁县政府发动群众给北京移民捐赠黄米1.2万公斤、子种0.2万余公斤、柴禾1.5万公斤及锅、盆、筷、苇席等生活用品，解决他们的生活生产困难。贺兰县动员群众捐赠小米近1.13万公斤及一部分柴禾和家具供移民生活之用。以后，又陆续接受安置了北京移民1.4万余人，上海移民3.1万人，天津、南京等城市移民3700余人。
当时，移民安置均采取大分散、小集中的方式，即在大分散中，把两三户安置在一个村（队），使他们能相互照顾。随着移民数量增加，改变为建点安置的方式。北京移民建立永宁燕鸽、宁朔沙湖等3个点，每点均安置500人。同时，移民在推广大面积插秧、改进宁夏原来比较粗放的耕作技术和园艺栽培技术以及牲畜的饲养管理等方面，备受当地群众赞誉，成为群众学习的榜样。
取缔反动组织“圣母军”。 解放初期，银川地区主要有天主教、中华基督教、宁夏基督教、安息日会、福音堂的西教组织，有教徒655人，神甫、会长、修女、牧师、传教执事等教会上层人员42人。他们中的一些人披着宗教的外衣，大肆进行非法活动，组织反动组织，欺骗煽动教徒，反对新生的人民政权。1950年3月成立的“圣母军”就是其中一例。该组织先后化名为“圣母御侍团”“圣母慈爱祈祷会”，直接受北京总会领导。他们打着“治病救人”“慈善仁义”的幌子，借传教、看病之名，骗人入教，扩充队伍，他们将会员编为若干小组，渗入社会各个角落，收集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等方面的情报。他们还大量印发反动书刊及宣传资料，在教徒中煽动对共产党、新中国的不满，特别是在青少年中进行反动宣传，阻挠青少年看进步书刊和参加青年团、少先队组织。朝鲜战争爆发后，他们公开叫嚣“有共产党就没有天主教，有天主教就没有共产党”，大搞破坏活动。
针对“圣母军”的破坏活动，政府在揭露其罪恶的同时，对信教群众进行了广泛的宣传教育，耐心引导，使他们的爱国主义觉悟有所提高，并组织爱国神职人员和信教群众掀起了“三自”（自治、自养、自传）革新运动。同时，公安机关配合宗教事务部门，在广泛发动和依靠群众、周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圣母军”进行了打击和取缔。
1951年11月27日，市政府发布关于取缔“圣母军”的公告，要求曾加入“圣母军”但已悔悟者，脱离“圣母军”反动组织，归向人民。市公安局组织专门力量，取缔“圣母军”支会一处，对公开登记参与“圣母军”活动的82人中的10人坚持反动立场的首恶分子分别进行了管制。在党和政府的帮助教育下，参加“圣母军”的365名群众，纷纷声明退出该组织，至此，“圣母军”全部被摧毁。
取缔反动会道门组织。解放初期，银川地区会道门组织有“一贯道”“瑶池道”“万慈会”“同善社”“儒教会”“佛青会”等20余种，有道首、道徒5000余人。反动会道门的头子大多是一些地主、恶霸、流氓、汉奸、特务、反革命分子，他们在政治上极其反动，不断组织反革命暴乱，杀害基层干部和群众；制造政治谣言，蛊惑人心；煽动群众反抗政府的政策法令，破坏抗美援朝和土地改革；宣扬“改朝换代”，封官委职，妄图推翻新生的人民政权。
1951年1月，市公安局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坚决取缔反动“一贯道”》和省公安厅《关于迅速慎重进行对“一贯道”的调查取缔》的指示精神，成立了取缔“一贯道”工作领导小组，发布《关于取缔反动会道门的布告》。2月28日，市政府在市体育场召开1.5万余人参加的取缔“一贯道”大会，依法逮捕了反动道首李华基等人。
1951年3月，大规模取缔“一贯道”的行动在银川地区全面展开。银川市设置取缔“一贯道”悔过登记站6处，共登记道首285人、道徒1765人，依法逮捕了一批罪行严重的道首，查封了道坛（庙观）、堂口（帮会），收缴了道具，限令中小道首和骨干分子向政府自首登记。在取缔过程中，广泛开展宣传教育工作，揭露反动会道门的反动性、欺骗性和危害性，使大批被骗参加的道徒提高了觉悟，主动声明退道。经过集中打击，至年底反动会道门组织基本上被摧毁。
改造娼妓。解放后，银川市军管会发出《关于取缔妓院的通令》，在妇联等部门的配合下，开展了取缔妓院、教育改造妓女的工作。首先，启发教育妓女，提高思想觉悟，鼓励她们重建新生活的勇气和决心。随后，公安、民政、卫生、妇联等部门在调查摸底、宣传教育的基础上开展了取缔妓女、封闭妓院的工作，惩治老鸨恶行，教育妓女从良。根据妓女的具体情况妥善安置处理，有家可归者发给路费，重返家园；无家可归者，送收容所；部分还择偶成婚；有的由政府安排参加劳动生产，自食其力。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取缔妓院、改造妓女的工作就在全省完成。银川市取缔12家妓院，解放改造妓女91名。娼妓这种丑恶社会现象从此销声匿迹。
充分发挥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重要作用。人民政权的建立，必须有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和支持。解放初期召开的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就是在当时条件下，组织、发动人民群众参政议政，密切政府与人民群众联系的主要形式，也是我国现行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初级形式。从解放到1954年，银川市共召开过5次各界人民代表大会。每次大会召开前，都作了充分的准备，召集政府委员及常务（协商）委员，确定会议中心议题，重视代表的群众性与民主性，尤其重视各族代表所占的比例。在民族杂居的地区，均按照少数民族人口的一定比例选出代表参加人民代表会议，农民代表一般均在50％以上，妇女代表由开始不到10％逐步增加到15％以上。在代表的产生方法上，由群众和各机关、团体、部队、工厂、学校等直接选举的代表逐渐达到90％以上，邀请的代表相对减少。
通过发挥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重要作用，各族人民深深感受到自己当家做主的地位和作用，清楚地认识到人民政府才是为人民办事的政府，从而提高了人民群众的觉悟和参加民主政治活动的积极性，有效地推动了政府的各项工作，进一步巩固、发展了人民民主政权。同时，通过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宣传、贯彻了党的方针政策，保证了各项中心工作的顺利完成，使各级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学会了和人民群众商量办事的民主作风。
干部队伍建设
解放初，银川市的机关干部十分缺乏。抓紧进行干部队伍建设，是建设与巩固民主政权的当务之急。关于接管国民党宁夏省的厅、局及各市、县的领导干部，早在1949年7月9日中共三边地委第六次委员会议就初步确定下来，随后再上报中央西北局批准。1949年9月26日市政府成立时，由三边（包括盐池、定边、靖边、吴旗等县）革命老区抽调来的基层干部59人，中央西北局派来的干部6人，西北局陕北区党委派来的干部3人，解放银川后留在地方工作的解放军干部10人，共计78人，分别被分配到市级所属各单位及四个区的政府部门担任领导职务。他们是银川解放后第一批革命干部，是建设新银川的创始人，被称为“老干部”。
银川市是宁夏省的首府，机关众多，情况复杂，只靠上述干部远远不能满足工作的需要，还必须留用马鸿逵时期的旧职人员来补充。银川市军管会在9月26日的“一号布告”中宣布：“凡蒋马伪省府、专署、县区各级党政机关，皆为反动的统治机构，着即一律听候本会派人接管。其原有人员，除积极破坏的反动分子外，本会一律不加逮捕，应继续负责看守，并将各该机关所有物资、档案、文件、武器造具清册，办理交代。不经批准，不得擅离职守。其确属悔过自新为人民服务者，听候民主政府甄别录用。”对企事业单位的原有人员“如局长、校长、经理、技师、工人、职员、教员、学生等，除破坏分子外，本会一律保护并量才录用”。在接管各机关单位的同时，开展了对旧职人员的甄别、审查和录用工作。据登记，银川市旧政府、公安局及分局、地方法院、税务局、7个小学（中等学校由省府接管）等单位，共有旧职人员261名。经初步审查，留用161人；遣散政治不清的、有嫌疑和不愿意工作98人；逃跑2人。另外，在其他处吸收旧职人员28人，共有留用189人安排到各机关单位工作，被称之为“留用人员”。
银川市的干部来源，除了外来的老干部和留用人员外，还有吸收的新干部。出于革命工作的需要，市委、政府在接管、建政以及其他各项工作过程中，注意发现群众中涌现出来的青年积极分子、失业学生，特别是少数民族青年，在自愿参加工作的情况下，将他们培养提拔到干部队伍中来，壮大党的干部力量。截至1950年6月，共吸收新干部69人。他们均被称之为“新干部”。另外，西北局又陆续派来了华北革命大学短期培训出来的新学员10人，西北人民革命大学的新学员6人，西北团校新学员6人，先后到银川市工作，被称为知识分子干部，同时也属于新干部的群体。
据银川市委组织部1950年2月9日报告：银川市共有脱产干部326人，其中党委系统（包括四个区委）干部16人，政府系统（包括各科、局、区、乡、公安、法院、税务）干部228人，学校校长教师71人，群众团体11人。
干部队伍比较复杂。在干部队伍中，老干部经过了多年的革命锻炼，有丰富的工作经验，来到新区后，绝大多数工作积极，联系群众，立场坚定，保持了革命战争年代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为新干部和留用干部作出了表率。但是，他们文化程度普遍较低，而且相当一部分来自农村，到新区后，不适应城市生活与工作，有少数人不安心工作，甚至想调回老区；个别人则摆老资格，不注意学习研究新问题，经不住城市物质生活的诱惑，产生腐化享乐思想；有的因家庭困难得不到解决，就埋怨组织，不努力工作；有的甚至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打骂群众等等。
新干部最初在干部队伍中所占的比重较小。他们文化水平较高，头脑灵活，工作热情，容易接受新生事物，进步快。但他们缺乏工作经验少，方法简单，有的组织观念不强，工作从兴趣出发，遇到困难和批评，就灰心丧气，典型的“娃娃脾气”。
留用人员占了干部总数的一半以上。以市政府为例，共有干部47人，其中老干部5人，新干部8人，留用人员则达34人。这些人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但少数人因过去在旧政府工作时间长，思想改造不够，旧作风依然存在，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一时未树立起来，缺乏群众观点和吃苦精神，雇佣思想浓厚，计较薪金高低，工作敷衍塞责，得过且过，消极观望。加上当初留用时对个别人审查不够，使用有不当之处。如市政府秘书杜某，旧社会任过县长，打骂群众，作恶不少，人称“杜阎王”，留用后则遭到群众的联名控告。有的留用人员贪污受贿，甚至偷款逃跑。
鉴于以上情况，市委、政府根据中央西北局和省委的指示精神，1950年4月10日至5月3日在全市进行干部整编。市委政府分别召开了6次市委会和3次行政会议，研究干部整编工作。由市委组织部和政府民政科深入各部门了解干部思想动态和各种情况，并提出初步整编意见。整编采取的措施和步骤：一是加强学习，武装思想。要求全体干部每天坚持两小时学习，高小以上文化程度者以学习理论为主，高小以下程度者以学习文化为主。学习的主要内容有：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和《论人民民主专政》，以及《党对新解放区的政策》《政协文献》《干部学习文件选编》《社会发展简史》等。二是调整配备。严格落实各单位的编制。对于因病不能工作、工作不安心、本单位人多需要调出、年老体弱或年龄太小、有不良嗜好等人员，在自愿的原则下，转业26人，自找工作2人和自愿回家5人，均予批准；需要学习的15人，予以介绍学习。报请上级处理或待处理的8人。对于贪污腐化，打骂敲诈勒索群众的干部，情节轻微的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除如数追回财物外并依法予以制裁。三是精简机构。报经省委批准，将21个乡级政府于6月1日撤销。整编后，全市实有干部277人。
这次整编，使老干部重新接受了一次深刻的政治教育，新干部和留用干部初步树立起了为人民服务思想，知识分子干部树立起了劳动观点和群众观点，干部的思想政策水平得到普遍提高，工作作风有了根本转变，学习热情也普遍高涨。为了进一步提高广大干部的文化理论、思想政治水平和业务能力，市委决定从1950年3月开始，每年开办3至4期短期干部训练班，两年内将所有干部轮训2至3次。还要经常召开干部检讨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建立起严格的奖惩制度，发现问题及时处理解决；同时在尽可能的条件下，解决干部中存在的实际困难。
1950年5月，省委决定将原来由省府接管的两个工厂和三个中等学校，划归银川市管理，增加教职员54人。此后，又从宁夏干校分配新学员干部27人。这样，随着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和机构不断增加，银川市的干部队伍也在不断发展壮大，新干部增加的速度很快。经过调整之后，1950年末全市实有干部378人，其中老干部60人（老干部请假未归者4人），新干部87人，留用干部231人；少数民族干部63人，占干部总数的16.7％。
1951年，银川市又增加了两个城区和其他一些部门，并恢复了乡级建制。年末，市、区、乡（街）三级干部发展到491人（不包括学校教职员），其中市级机关干部258人，区级机关139人，乡（街）级94人。干部中有老干部61人，新干部285人（其中有一定文化程度的知识分子干部174人，工农干部111人），留用干部152人，民主人士1人；有共产党员124人，青年团员85人，民盟盟员1人，非党人士281人；少数民族干部发展到109人（回族103人，满族6人），占干部总数的22％，比上年提高了5.5个百分点。
建立人民民主政权的基本经验
解放初期，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与巩固，是我国历史上的一次成功尝试，它为后人留下了宝贵财富，给我们提供了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基本经验，以下几点是我们值得认真总结和借鉴的。
组织发动群众是民主建政的社会基础。解放初期，由于社会秩序严重混乱，匪特猖獗，阶级斗争十分复杂，广大群众一时不了解共产党，对新建的人民政府持怀疑、观望态度。为使新生的人民政权巩固、发展，各级人民政府坚决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组织发动广大群众学习宣传党的政策和法令，教育群众弃旧图新，自觉地投身到这场斗争中来，从而为民主建政工作打下了良好的社会基础。为了发动群众，人民政府派出大批干部深入基层，访贫问苦，召开各阶层、各行业座谈会，举办积极分子短训班等形式向广大人民群众广泛宣传党的政策，组织群众自己教育自己，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提高他们的思想水平和执行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法令的自觉性。通过宣传教育，广大人民群众自觉行动起来，积极参加民主建政工作，主动检举坏人坏事，揭露谣言，揭发暗藏的匪特及反革命分子，参加治安联防小组，与各种旧势力进行面对面的斗争。特别是通过各界各级人民代表会议，更好地执行了党的群众路线，起到了人民群众对政府和干部的监督作用。政府开会前将工作报告交群众讨论，或负责干部在会议上首先检查工作中的问题，引咎自责，并号召人民代表对政府工作中的失误和干部中存在的不良作风进行大胆批评，并当场处理一些群众不满意的干部，表扬一些群众所爱戴的干部，使干部感到多一份民主就少了一分缺点，充分调动了群众参政议政的积极性。会议期间，各界代表畅所欲言，对改进政府工作提出了许多合理化建议。如：1950年3月，市政府召开第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会议有提案307件，大部分列入1950年政府工作计划，提案一时不能够解决的，由市政府领导亲自向群众做解释工作，以取得群众的谅解和支持。总之，政府在整个建政工作中，处处把自己置身于群众之中，相信群众，依靠群众，随时接受群众的监督，使党和政府的各项工作成为人民群众的共同行动，从而促进了民主建政工作。
搞好统战工作是民主建政的现实需要。解放初期，银川市回民占总人口20％，而且这里曾经又是国民党马鸿逵统治的中枢地区。搞好统战工作对建立民主政权，建设新银川尤为重要。人民政府本着区别对待、多数留用、团结改造的精神，对国民党银川市政府有影响的军政要员、起义人员及社会上层人士，在登记审查核实的基础上，予以留用或妥善安排。根据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则，在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的名额上，在配备少数民族干部参加领导班子上都十分注意，在市政府任命的成员中，党外人士8名，占委员总数的40%；在市政治协商委员中党外人士占80％以上。在市区两级人民政权中，回族干部32名。由于认真执行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使原来一些对党和政府态度冷淡的党外人士，主动接近、靠拢党和政府，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参加各种活动。人民政府还十分注意加强民族团结，尊重回族的风俗习惯，经常召集阿訇开座谈会，及时了解他们对党的政策的意见与反映。如解放军某连驻扎在市三区一个回民家中，平时有吃大肉的现象，房东发现后，向部队和人民政府反映。人民政府当即建议部队领导予以解决。在部队领导的帮助教育下，该连队不仅停止吃大肉，而且主动向房东赔礼道歉。事后，房东感慨地说：“只有共产党领导的政府和军队，才注意这些小事。”人民政府的以上做法，不仅解决了当时干部少、工作量大的困难，而且调动了社会各阶层人士参加民主建政工作的积极性。
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是民主建政的基本保证。解放初期，人民政府特别注重干部队伍的建设，为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与巩固，培养出了一批思想觉悟高，作风正派，自觉性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骨干力量。人民政府各级领导和干部一心为了工作，处处想着群众，一年之中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在基层，每到农忙、夏收、秋收时节，机关只留处理日常工作的同志，其余全部下乡，与农民同吃同住，没有半点怨言。还经常不定期地召开各种座谈会，倾听群众意见，每逢开斋节，各级领导干部都上寺，增加与回族群众联系的机会。有这样一件小事更能说明当时领导干部的精神境界：一次宁夏民族宗教委员会开会，副市长纳长麒前去参加，在开会前，到该委员会主任孙殿才办公室闲坐一会，点支烟抽（回民按风俗不抽烟），孙殿才主任发现后，马上说以后在公开场合不要抽烟，注意群众影响。事后，纳长麒副市长随即把烟戒了。除此之外，各级干部还真正做到了关心群众，与群众同甘共苦。如：银川市四区有一个回民妇女，家中生活极为困难，一贫如洗。区政府了解到这一情况后，马上发动群众捐款，干部凑钱，政府救济，亲手给这位妇女买料，盖起了新房子。还在新房周围栽种了柳树，搭起了鸡窝，买来鸡、鸭。从此，这位妇女一家的日子越过越红火，至今这位妇女回想起来，还有说不尽的感激之情。每当他们谈起当时的机关作风无不感慨万分，称之为我们党的黄金时代。当时，机关的政治空气是那样的融洽，人与人之间是那样的真诚、无私。领导能叫上机关所有同志的名字。无论哪里，刚发生事情，领导马上就知道。领导作风民主，经常利用民主生活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群众当面给领导提意见。对于干部队伍中出现的问题，一经发现及时进行批评教育，对于情节严重者按照规定和制度予以处理。如：市委组织部部长因给自己的妻子找了个在某厂当工人的工作，而受到调离组织部、任银川市农具厂总书记的处理；银川市人民法院院长因接受贿赂，贪脏枉法，受到法律的制裁并公之于众。以上做法，与国民党政府时期形成了鲜明对比，改善了政府与群众的关系，提高了政府在群众中的威信，使人民政权在群众中扎下了坚不可拔的根基。
1958年，在急于摆脱中国贫穷落后面貌和赶超英国口号的催动下，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追求经济建设高速度的“大跃进”运动。历时三年的“大跃进”运动，是不顾客观现实条件和经济发展规律的“左”倾冒进，结果不仅给国民经济造成了巨大损失，而且给人民生活带来严重困难，是党在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的一次严重失误。
银川市“大跃进”运动的历史背景
1957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批评了1956年的反冒进，提出了要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此次会议改变了中共八大一次会议上确定的在经济建设上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10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要求“有关农业和农村的各方面的工作在十二年内都按照必要和可能，实现一个巨大的跃进”，从而在中共中央机关报上提出了“跃进”的口号，并很快从农业引申到工业以至整个国民经济中。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肯定了当时已经出现的“大跃进”，确定了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从此，一场以全民大炼钢铁为中心、以高指标为特征的“大跃进”运动随即在全国开展。
1958年6月，中共宁夏工委在银川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党的八大二次会议精神，并对以后的工作作出了具体的指示。在中共宁夏工委的领导下，银川市迅速掀起“大跃进”运动的热潮。
银川地区1957年在经济上取得了很大成就，是公认的解放后最好的年份。由于当时从中央到地方普遍缺乏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认识不足，而快速摆脱中国贫穷落后面貌快速发展的愿望又十分强烈。同时，宁夏回族自治区即将成立，银川市将成为自治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优先发展、急于求成的情绪更强。全国的政治氛围、发展形势和银川市经济快速发展的愿望相融合，就成为银川市“大跃进”运动迅速掀起的一个推动力。
在筹备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的过程中，党内“左”的指导思想抬头，对反冒进一再批评，以及正在开展反右派斗争，都进一步助长了经济建设中急躁冒进情绪的膨胀。当时银川地区由于采取了简单粗暴的批斗方式，党内民主遭到严重破坏，正确的意见不能被重视或者根本没人敢发表正确意见，群众不敢讲真话、说实话。这就使得“左”倾冒进思想盛行，最终造成了“大跃进”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银川市“大跃进”运动的过程
农业“大跃进”。1957年9月24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关于在今冬明春大规模开展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的决定》后，在广大农村掀起了以兴修水利、养猪积肥、荒芜土壤改良为中心的冬季农业生产高潮。根据中共中央的精神，中共银川市委于11月24日发出《关于贯彻工委“开展积肥、送肥运动的紧急指示”的行动布置》。当年冬季，银川市投入大量人力进行积肥造肥。除了积人粪蓄肥外，还组织青壮年劳力开展田间造肥、造土化肥以及换炕皮、拆旧房、挖湖泥、拉羊粪等所谓“积肥运动”。这种大规模的积肥造肥运动一直持续到第二年4月。这场农业生产高潮其实已经拉开了 “大跃进”的序幕。
1958年上半年，南宁会议等几次中央会议召开，一再严厉批评反冒进，提出发动“大跃进”运动的一系列任务、指标、口号和方法，为发动“大跃进”运动建立了充分的思想和舆论准备。在严峻的形势下，从1958年一开始，银川市首先在农业生产上呈现出浓厚的“跃进”氛围。1月9日，中共银川市委组织7000人的队伍组成“银川市宣传检查团”，下到工厂、生产队、商店、学校、街道等基层单位宣传中共中央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和“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
2月6日至15日，中共银川市委召开市、乡、社、队及有关部门负责干部参加的四级干部会议，研究确定1958年农业生产“大跃进”计划及完成计划的具体措施。会议制定1958年生产任务是总播种面积141557亩，单产402.9斤。其中水稻5万亩，单产375.3斤；小麦42000亩，单产480斤，杂粮23157亩，单产322.6斤。虽然会议明确提出这是一个“大跃进”的指标，但这些指标考虑了实际可能性，还在一个具有可行性的范畴之内，并提出了六项措施来保证生产任务的完成。会议提出了“打破常规，加足干劲，三年赶过800斤，五年实现千斤市，为1958年亩产500斤、增加原粮2500万斤的任务而奋斗”的战斗口号，号召广大群众拿出“少活10年”的干劲，掀起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把“生产高潮推向高峰，争取实现1958年大丰收”。
2月17日，银川市公交、财贸、文教、卫生、农林水牧和手工业等六个系统的近5000名职工，在市体育场举行了誓师大会，号召广大干部群众要以奋不顾身的精神，勇往直前的实际行动，响应中共甘肃省委第二届代表大会提出的“鼓足干劲，苦干三年，力争农业生产跃进、再跃进”的口号。
3月1日，中共银川地委举行全委（扩大）会议，讨论1958年的工作任务，提出了“鼓起革命干劲，苦干三年，改变银川面貌”的口号。这次会议着重检查批判地委领导层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和地方主义思想”，由于受当时“左”倾思想的指导，有20余名县处级以上的干部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批判，更加为“大跃进”运动的发动扫除了障碍。
为了进一步批判“右倾保守”思想，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开展反保守反浪费运动的指示》精神， 3月19日，中共银川地委在银川市召开了专区、市两级干部大会，地委副书记李波作了坚决把反浪费、反保守运动进行到底的动员报告， 决定到5月底以前把“反浪费、反保守”作为整风运动的中心，全民揭露和批判浪费、保守现象，支持群众在各方面的跃进。
4月1日，中共银川市委根据中共中央及中共甘肃省委《关于下放干部进行劳动锻炼的指示》精神，成立“银川市下放干部领导小组”，组织开展下放干部进行劳动锻炼工作，要求从1958年起分八批（每年一批）下放，10年锻炼结束。下放干部主要方向是下乡上山，参加农村劳动，支持农业生产。
4月2日，中共银川市委又发出《关于当前农业生产“大跃进”的指示》，提出：“当年过黄河亩产均为600斤，二年跨长江亩产均为800斤，三年实现千斤市”的口号，进一步提高了农业“跃进”的指标。
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中，由于中央对当时的形势作了过于乐观的估计，制定了许多不切合实际的高指标。农业方面提出“以粮为纲”的口号，要求五年、三年甚至一两年达到十二年农业发展纲要所规定的粮食产量。中共宁夏工委于 6月20日至7月8日在银川市召开扩大会议，传达贯彻党的八大二次会议精神，制定了1958年产钢1万吨、产铁3万吨、产粮27亿斤的高指标。
7月16日《银川日报》报道：“占银川市面积30%的小麦，经过预测，平均亩产可达600斤左右，较去年的268斤提高了一倍以上，推测今年全市水稻亩产可达1000斤的跃进指标，将提前并超额一倍半地完成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所规定的指标。”中共银川市委据此提出了力争明年实现“双千斤市”的目标。
8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今冬明春在农村中普遍开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银川市在农业生产上实行严格的指令性计划，即种什么、种多少、产多少以及向国家交多少全由上面说了算。
由于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层层加码，制定脱离实际的“跃进”计划，提出难以完成的高指标任务。在实际执行中带来了高估产，形成了浮夸风盛行。当时全国兴起了虚报产量、竞放高产 “卫星”的浪潮。1958年7月23日《人民日报》报道了河南省西平县和平农业社小麦亩产达到7320斤，并发表社论宣称：我国农业发展建设已经进入了一个“由渐进到跃进的阶段”，“只要我们需要，要生产多少就可以生产出多少粮食来”。《人民日报》还发表多篇文章，大批所谓“条件论”“悲观论”和“粮食增产有限论”，鼓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只怕想不到，不怕做不到” “地的产是人的胆决定的”等口号。一时间和全国一样，这些口号在银川市成了农业“大跃进”的流行语。“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的口号被写成大幅标语贴在全市各个村庄的村头巷尾。在这样的舆论氛围下，随着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兴起，社会上“共产风”和以强迫命令为主要特征的“瞎指挥风”盛行，浮夸风便铺天盖地地刮了起来。严重的浮夸风成为1958年“大跃进”最显著的特征。
银川市的浮夸风首先体现在虚报粮食产量上。从夏收期间开始，在粮食产量方面就开始不断放高产卫星。贺兰县金贵乡1957年夏粮平均亩产只有260斤，还比全县平均亩产超出60斤，可1958年全乡平均产量就达到550斤，并有15亩亩均产量超过了千斤。8月中旬，中共宁夏工委在中宁县召开了全区小麦丰产总结和秋田观摩评比会议，通过交流生产经验，批判了“唯条件论”，提出“有万斤思想，才能有万斤指标和万万斤的干部”的说法，进一步助推了浮夸风盛行。银川市郊区北塔社和新水桥社因试验田亩产分别达到1038斤和1457斤受到表彰，银川专区所辖宁朔县有农民创造了小麦亩产3020斤的高产产量。在随后的自治区检查团检查田间管理工作时，银川市一些乡、社称水稻培育试验田预计一般可达到3000斤到5000斤，永宁县的玉米计划亩产可达6000斤到8000斤。秋收期间，浮夸风愈演愈烈，银川市罗家庄社创造了亩产2021斤的新记录，并认为只要做好田间管理，明年亩产可以突破10000斤。永宁农业试验站的一块番茄田亩产达到24018斤。到后来，银川郊区、永宁、贺兰都出现了一些把几亩甚至十几亩地的庄稼堆到一个地块里等上面来验收的现象，而与之相应的结论就是一亩地产粮几万斤甚至几十万斤虚假报告。粮食产量上的浮夸对各方面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导致高生产计划和高定购任务的连年下达和不断加码，使很多县乡社征购了过头粮，过分压低了农民的口粮和籽种粮。群众对这种现象批评为 “春怕计划高，夏怕定产高，秋怕定购多，冬怕饿难熬”。
为了追求高产量，制定严重脱离实际的高计划，实践中盲目蛮干，是银川市的农业“大跃进”和浮夸风盛行的另一个主要特征。一方面是在夏收之后，形成批判“丰歉定局论”的风气，在追肥、薅草等关键生产环节采取种种增产措施，力求实现秋粮更大的丰收。例如永宁县掌政乡开展了薅草、追肥突击运动，从8月5日到8月10日之间给1.1万亩水稻全部追肥3至4遍，高产田施肥达到7至8遍。另一方面，为了实现1959年粮食生产更大的“跃进”，掀起了“土壤革命”、“今年看明年”、“深翻土地”等运动热潮，出现了许多奇怪的蛮干现象。银川市郊区提出明年要达到小麦高产13万斤，为了增加卫星田的产量，每亩施圈肥75000斤，化肥2000斤和许多大粪。贺兰县为了实现1959年平均粮食亩产2000斤以上的规划，在开展深翻土地运动中，对计划明年亩产小麦10万斤的丰产卫星田，深翻、施肥六层，每亩施绿肥3万斤和圈粪20车。永宁县提出“水稻力争亩产超过3000斤”的口号，为了实现农业目标，县委召开农业现场观摩评比会，印发《卫星试验田亩产7.5万斤小麦措施》，采取土地深翻5尺（1.67米），套翻整地6次，每亩下种750斤，每亩保苗1950万株，基肥分6次施入，每亩施肥43.2万斤（相当于每亩施肥1050车），平均施肥30厘米厚等措施。这些措施由于严重违反了植物生长的客观规律，结果造成试验田减产歉收甚至颗粒无收。而且，由于不讲科学，土壤结构被严重破坏，有的田地不要说长庄稼，好几年都寸草不生。
浮夸风在大搞“水、肥、土、种”群众运动以及粮食收购方面也有体现。银川市郊区在20余天的时间里，深翻土地72435亩，日进度为2331.6亩。贺兰县组织了36000余名劳力，使夏秋应翻的441784亩土地全部达到深翻，其中有153416亩土地深翻一尺以上，部分田地深翻达到6尺以上。永宁县组织1万人深翻土地，日进度达到1万亩，并保证突击10天翻完26万亩茬地。而永宁县在冬季积肥活动中，日积肥达到了1亿零116万多斤。贺兰县在秋粮收购中，5天之内全部打完秋场，再用5天交纳完400余万斤的公粮，完成200余万斤的统购任务。很显然，这些数字是被大大夸大了的。
过高的指标，严重的浮夸，盲目的蛮干，靠大辩论强制推行的领导方法 ，使农业“大跃进”在1958年兴起时就达到了高潮，使很多人尤其是领导干部原本就不冷静的头脑更加发热了。到了1958年底，银川市制定了更为“跃进”的《银川市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要求1959年银川市工农业总产值增长227.90%，其中农业总产值增长222.23%，粮食生产由1958年的4500万斤，上升到16894万斤，增长2.75倍。
工业“大跃进”。银川市工业生产“大跃进”，主要体现在大办地方工业和大炼钢铁两个方面。
大办地方工业。1958年“大跃进”以前，银川市工业基础很薄弱。市属工业只有酒厂、亚麻厂、砖瓦厂、面粉厂、电厂等少数几个工厂。新城有毛纺厂、汽车修理厂，当时还属于甘肃省管理。1957年银川市工业总产值为1515万元，职工总人数6591人。当时市属工业和建筑业的基本建设投资仅为25.5万元。
1958年初，在中共中央“全党全民大办工业”的号召下，银川市在不断清算阻碍工业顺利前进的“右”倾保守思想的基础上，提出“苦干三年，彻底改变银川市面貌，变消费城市为工业城市”的口号，向地方工业遍地开花的奋斗方向，不断掀起地方工业“跃进”的高潮。
2月，甘肃地方工业会议召开后，银川市就地方工业“跃进”进行了积极准备，组织干部调查研究建立新工业的项目规划，寻找建立新工业的门路，但只提出建立4个新工厂的意见。4月又先后召集各街、厂、社相关方面召开了3次座谈会，讨论建立新工业的门路和所需人才问题。这次提出银川市可办的工业新门路有12项，例如电动机、滚珠轴承、三酸、再生棉、肥皂等。随后，组织人员编制地方工业十年远景规划，并确定1958年工业总产值2100万元的奋斗目标。为了落实目标，银川市采取边学边干边试验的方法开始行动。先是从各单位抽调干部、工人补充各厂社的人员空缺和分赴各地先进厂矿学习，同时在一些厂、社开始试验，凡是试验成功的即组织投入生产，未成功的继续组织试验。到5月下旬，已有砂石、肥皂、电动机、滚珠轴承、废料加工、文体器械、尼龙绳袋、麻袋、肥料、小五金、糠加工等11个项目建成投入生产，试制成功160余种新产品。另外，采取以老带新、以大带小的办法建立小型工厂。新办的厂、社大都是在缺人、缺资金、缺资源，甚至缺厂房的情况下采取“母鸡下蛋”等方式因陋就简地建立起来的。当时，银川市属工业70%的企业都是利用庙宇、办公室、民房、工棚甚至在露天生产。如小五金厂利用关帝庙把设备安装在大殿中，开始生产电动机上急需的漆包线。康乐木器厂利用民房、大厅、国道把设备装起来，加工木器家具；力车厂利用腾出来的办公室，开始生产过去完全依靠外地进货的车底盘。当时也投资兴建了一些厂房，如芦花台新建的机制砖瓦厂，还有造纸厂、砂轮厂等。随着大办地方工业逐步热起来，加之反浪费反保守运动深入开展，为酝酿中的“大跃进”再次加了温，人们的热情也被充分调动起来。如车胎社为庆祝“五一”劳动节，全体职工以忘我的劳动热情苦干了八昼夜；木业社与自行车社为了支援农业生产“大跃进”，共同创制了脚踏打场风车，每天能打200余石粮食。
5月23日，中共银川市委根据中共中央提出的15年内赶超英国的奋斗目标，提出了发展地方工业的方针是： “层层负责，人人动手，积极抓紧重工业的发展，在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发展轻工业，中小型结合，以小型为主”，坚决贯彻“勤俭建国，勤俭办企业，勤俭办合作社”，让地方工业遍地开花，当年结果。
5月26日至30日，中共银川市委召开地方工业会议， 13个系统的111名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会议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指引下，交流了3个月来发展地方工业的经验，要求打破工业化的神秘观点和保守思想，全党办工业，各级办工业，走群众化的工业路线。市委书记冯茂在会上做了《关于解放思想，大胆设想，互相支援，促进地方工业“大跃进”》的指示。会议提出银川市1958年要新建厂（组）65个，地方工业（包括手工业）计划总产值期成数2180万元，必成数2100万元，比1957年提高45.4%，占1958年工农业总产值的73.5%，为农业总产值800万元的2.62倍。
5月地方工业会议以后，银川市开始加强群众教育，鼓励群众反经营管理上的“右”倾保守思想和浪费，在工人中掀起比先进、比多快好省的“跃进”高潮。结合迎接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中共银川市委号召全市在6月份掀起“苦战40天，力争赶上去” 的工业高潮。6月9日，中共银川市委决定用两个月的时间掀起宣传党的总路线的群众运动，组织了7000余人参加的宣传检查团，由市委书记和常委担任团长和副团长，分别深入基层宣传总路线，使学习贯彻总路线的宣传活动达到了高潮，极大地促进了“大跃进”运动的开展，给地方工业“跃进”不断加温。6月22日，银川市制定并印发了《1958-1960年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规划纲要（草案）》，其目的就是为了促进生产“大跃进”、文化大翻身，力争3年内把银川市建设成为现代化工业城市，实现工农业生产机械化。这个纲要涉及工业及其机械化、农业及其机械化、交通运输、邮电、粮食等方方面面，而且都有具体的指标。总之，摊子很大，要求很高。根据《1958-1960年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规划纲要（草案）》精神，银川市动员广大群众自觉开展技术革命运动，以“突破技术关，攻下文化山”为口号，在机械制造方面建立了2个工厂，掌握了电动机、锅驼机、鼓风机、简易机床、滚珠轴承、水泵、转炉等制造和生产技术。
1958年8月5日至8日，银川市再次召开地方工业会议，各厂矿、企业、机关、学校及各乡镇街道等106个单位的113名负责人参加会议。会议总结了银川市上半年地方工业发展情况，并讨论如何鼓足更大干劲，超额完成下半年产值任务，为1959年“大跃进”做好准备。
8月19日，银川又一次召开工业会议，会议指出完成全年计划方面有很大差距，要求全年工业总产值必须完成2100万元，力争实现2500万元。强调乡乡生产滚珠，到年底要求每户有一辆滚珠化车子。办厂任务是计划办425个，加上原有的45个工厂、手工业社（组），共有470个，已办234个，还有191个未办起来，要求在9月底前未办的厂子都要办起来。
根据全市工业会议精神，银川市采取多项举措，推进工业“跃进”再次掀起高潮。在继续宣传和学习总路线运动中，组织厂社开展鸣放辩论，大搞群众运动，激发广大群众的干劲。坚持政治挂帅，各级党委要求书记挂帅，各系统要有兼管工业的干部，领导干部必须深入车间，大搞“试验田”，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工业上重点抓炼钢、抓机械、抓建筑材料。开展厂与厂，车间与车间，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检查评比运动，要求旬检查、月评比，每周向市委口头或书面汇报一次。推行双班或三班生产制度，车间、小组、个人都制定出自己具体的生产计划，掀起了社会主义竞赛和以完成生产任务为中心的技术革命运动。
到了1958年底，银川市整顿扩大和新建工厂共达到283个，兴办并投入生产202个，是1957年工厂数的34倍；职工队伍达到6769人，比1957年增长251%。工业产品从1957年以前主要生产生活资料，发展到470余种产品。银川市工业投资360万元，较1957年增长15倍。工业总产值达到3069万元。随着工业生产的发展，城市建设有很大增长，在道路修筑和上下水的整建方面共投资240万元，比1957年增长29倍，而用于工业用房和民用房屋建筑投资达到2200万元，建筑面积达到50万平方米，比1957年增长达50倍。
大炼钢铁。在全国“大跃进”运动形势和“以钢为纲、全面跃进”口号的影响下，1958年6月，中共宁夏工委制定了年产铁3万吨、钢1万吨的生产指标。从此，宁夏掀起了以全民大办钢铁为中心的“大跃进”运动。从未有过冶金工业的银川市，从大炼钢铁开始发展自己的冶金工业。
根据中共宁夏工委的部署， 7月14日，中共银川市委在银川电厂召开了炼钢现场观摩会，交流了炼钢经验，部署炼钢任务。观摩会上，市委提出完成共计1500吨炼钢任务，在全市迅速掀起大搞“小（小高炉）、土（土法炼钢铁）、群（群众性）”的大炼钢铁运动。永宁农具制造厂自己造坩埚，率先炼出了高碳钢。银川师范学校等学校7月17日就炼出了钢。宁夏通用机器厂7月20日建成第一座炼钢转炉。而银川农具厂职工经过一天的紧张劳动后，也制成了一座小型炼钢转炉，但经过50天后，在农业机械化学校的帮助下，才炼出了钢。
为了快速完成炼钢指标，中共银川市委8月19日召开了工业会议，市委书记冯茂强调全市要在年底前保证完成2000吨的炼钢任务。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银川市将1958年的炼钢任务定为10000吨，要为全国完成1070万吨钢贡献一份力量。全市“以钢为纲”的工业生产全面兴起，迅速形成了规模宏大的炼钢热潮，在炼钢技术的创举和炼钢产量的新记录等方面的“卫星”也不断被放出。在全民炼钢的号召下，银川市3个高等学校和6个中等学校的5000多名师生停课两星期奔赴大炼钢铁最前线，投入炼钢、采矿、修路等劳动之中，11天炼钢32.5吨、采矿102吨。银川农具机械厂创造了用土铁炼钢的技术，用时17个半小时用土铁炼出中碳钢16.347吨，超出了当时全区钢的日产量的最高纪录，并创造了转炉连续生产25炉、化铁炉连续除铁29炉的惊人成绩。银川铁工厂采用土法炒钢的老办法，最终用废旧生铁炼出了低碳钢，炼制成功后一周时间出钢971公斤。为了迎接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银川市决心以完成10月份2400吨钢的任务作为迎接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的献礼，掀起了新的炼钢热潮，提出了力争日产百吨钢的目标。银川农具厂、汽车修理厂等四家工厂昼夜赶制和安装炼钢设备，在原有15个转炉的基础上，扩大到12个冲天炉、37个转炉，使钢的产量15天后达到100吨。宁夏通用机器厂为了向宁夏回族自治区献礼，10个小时炼出来8吨钢，超过了过去一个月的生产任务。
到10月底，银川市全市共炼钢348吨，只完成全年任务的3.5%。中共银川市委于11月2日召开市委扩大会议，查找问题，总结经验，提出坚决贯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在巩固提高转炉炼钢，力争日产达到100吨的基础上，还要大搞低温反射炉，这种反射炉预计300个即可日产100吨以上。会议决定在新城镇建低温反射炉1000个，动员城乡群众8000人、抽调60%市级机关干部组成“钢铁大军”，市委书记冯茂亲自挂帅，成立指挥部，要求在11月10日使1000个反射炉投入生产，并在全市范围内掀起全民炼钢的高潮。
在银川市大炼钢铁运动热烈推进的同时，中共宁夏工委于8月26日和9月21日，先后两次召开全区电话会议，要求党政军民立即行动起来，集中一切力量投入钢铁生产，并决定动员1万干部10万大军，苦战100天，再建土高炉1000座，掀起全区钢铁冶炼高潮，在余下的四个多月的时间里坚决完成1958年钢铁产量任务。
根据中共宁夏工委指示，银川郊区及各县分别派出县委副书记、副县长任指挥，同时从各单位抽调二三十人组成工作队；各公社由公社副书记、副社长带队，配有五六个工作人员，组成炼钢支队（民兵团）；各生产大队的民兵营由民兵营长带队，这样县、乡、村三级组成的炼钢大军3033人，于11月9日赶赴贺兰山石炭井参加大炼钢铁运动。上贺兰山的炼钢远征军，全区计有45000余人，建起各式各样的炼铁炉5500个。大炼钢铁历时三个多月，银川市“炼钢团”共处理土铁3187吨，炼低碳钢174.37吨，生产原煤11000吨，炼焦炭1500吨。
参加大炼钢铁的人基本上是农民，有文化的很少，不懂炼钢铁的技术，仅凭政治热情和冲天的干劲，所以炼出来的钢铁好似“釉子疙瘩”。 这些毫无用处的“釉子疙瘩”，既不能铸造，也不能炼铁，无法使用，只能如数入库存放。
长达四个多月大炼钢铁的时间，正是农产品的收获季节。银川市的1958年本是农业生产丰收的一年，但是好劳力、壮劳力都去大炼钢铁，家中所剩多系老、弱、病、残的半劳力。银川郊区共有劳动力19268人，被抽去炼钢和基建的劳力6217人，再除去有病的和不能参加劳动的孕妇2051人，留在农田干活的男女全、半劳动力只有11000人。劳动力不足对农产品收获造成严重的损失和浪费。
经过近一年的努力，银川市炼钢生产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建立起银川的冶金工业，填补了1958年以前银川市没有冶金工业的空白。由群众性的试炼发展到大量炼钢，到年底宣布全市炼钢1167吨，但实际上生产的钢铁多数质量差，只能如数入库存放，基本上成为废物。与此同时，大炼钢铁的补贴款项一再追加，仅1958年支付大炼钢铁的补贴达1610万元，相当于1957年宁夏工业总产值的三分之一以上。大炼钢铁造成了巨大的浪费，也对其他生产建设造成了冲击。
其他方面的“大跃进”。在工农业“大跃进”的影响下，城市建设及科教文卫等战线上，都兴起了全面跃进。城市建设投资达到2439000余元，较1957年增长16倍，房屋面积增加了483618平方米。文教方面在1958年新增小学40所，使入学儿童占到学龄儿童的98%，极速地普及了小学教育，此外还积极开展了扫盲工作，当年宣布青壮年文盲基本扫除。卫生方面大办兴办农村医院和保健院、妇产院，卫生医疗机构达168个，比1957年增长4.6倍，病床770个，比1957年增加一倍，医务人员440人，比1957年增加1.2倍。卫生技术人员发挥积极性，创造了音周率、电通电热两用电疗机，宣布达到国际水平。在文艺创作及思想教育方面，银川市动员广大群众，号召全民动手，大搞文艺活动，边创作边演唱，造成诗成海、画满壁、歌声载道、处处汇演的气氛。另外，运输、邮电也出现了“跃进”的局面。
“大跃进”运动所产生的严重后果
1959“大跃进”运动持续推进及产生的严重后果。1958年“大跃进”运动掀起后，迅速达到了高潮，造成的矛盾和混乱也很快暴露出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及时察觉到这些问题，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中共中央召开了一系列会议，试图纠正暴露出来的“左”倾错误。根据党中央和中共宁夏工委的安排，银川市开展了整社工作，采取措施纠正已经出现的许多矛盾和问题。但由于“左”倾思想继续占据主导地位，总体上仍然坚持“大跃进”和“左”倾指导思想，纠“左”的努力坚持了8个多月，由于反右派斗争的开展，“大跃进”运动持续开展下去，最终给国民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后果。
1959年1月3日，在中共银川市委第三届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市委书记冯茂作了《高举红旗 再接再厉 为1959年的更大跃进而奋斗》的报告。报告要求在1958年“大跃进”的基础上，继续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确保钢铁、机械、粮食生产和城市建设的更大“跃进”。这次会议提出了坚决完成工业产值5000万元，粮食生产1.2亿斤，争取实现1.3亿斤的目标任务。这个指标虽然比1958年底制定的《银川市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提出的指标有所调整和降低，但仍然是高指标。
2月中旬，银川市人民委员会召开银川市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代表会议。会议总结了1958年“大跃进”经验，讨论了1959年更大“跃进”的规划。银川市委第一书记王志强、市委书记处书记冯茂以及宁夏工委书记处书记李景林均到会并作了指示。银川市的“大跃进”在依然浓厚的氛围中进一步高调推进。
7月份，中共中央召开庐山会议。会议错误地开展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打断了纠“左”的进程，在鼓干劲、继续国民经济“大跃进”的口号下，新的跃进“高潮”持续泛滥。
1959年后期，“大跃进”运动造成的一些突出问题开始显现出来：一是持续的高计划、高征购、实产低，直接导致了农民口粮减少生活困难，饿死人的现象到处发生。银川郊区的可耕土地不到15万亩，而计划产量高达1亿余万斤，后降至6000余万斤，结果实产只有3440万斤，征购达到实产的58%。永宁县定产全县总产量11700万斤，上交定购粮6300万斤，当时永宁县有耕地32.9万亩，人口79600人，除上交购粮、种子、畜料，测算下来全年人均口粮35斤，每天不足1两粮。二是城市建设赶不上工业发展。1959年，可供应居住面积约40万平方米，但按城市人口15万人算，人均不过2.6平方米，只占当时国家城市人口平均每人4.5平方米标准的57.8%，城市出现了两三户、两三辈人同住一间房的现象。另外，随着工业生产的发展和城市人口的增多，还出现了吃水、买货、上学、看病、洗澡、娱乐等一系列不相适应的局面。三是副食品的生产供应远远赶不上工业和城市的发展，全市农业人口44000人，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的比例是1∶3.5。银川郊区两个公社有耕地15万余亩，劳动力18000人，1958年以前以粮食生产为主，1959年开始贯彻郊区为城市服务的方针，注重蔬菜、肉食生产，但仍远远不能满足需要，除蔬菜供应紧张外，肉食则多靠外援，1959年自给肉食只占全年供应量的18.43%。四是交通运输难以满足工农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需要。公共交通方面，往返新旧城的公共汽车到1959年底虽然增加至14辆，但除去修理不能上路的车辆，平均15000人才有一辆车。市专业运输队有汽车27辆，其中12辆是老万国牌的破旧车，配件很紧张，一坏了就长时间不能上路，另外全市还有胶轮马车200余辆，小驴车700余辆，这些运力每月能完成70-80万吨公里，但运输量却超过运力承受能力的1-2倍，甚至超过3倍。
1960年“大跃进”运动持续推进及产生的严重后果。1960年1月，中共银川市委召开第三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进一步加快“跃进”步伐。自治区党委李景林、刘格平、马玉槐等领导到会作了重要讲话。会议听取和讨论了市委书记冯茂所作《反透右倾，鼓足干劲，迎接1960年新跃进》的报告。会议提出了工业产值3908万元并超额完成15%、蔬菜1亿3千万斤、粮食4870万斤等高指标任务，要求全市党员和人民必须戒骄戒躁，在1959年“大跃进”的基础上，继续反透右倾，鼓足干劲，坚持政治挂帅，继续大搞群众运动，保证完成和超额完成1960年任务。会议对一些反映实际问题的意见和说法，定性为反对总路线、反对“大跃进”的论调，并对11名同志进行了批判，用“跃进”思想进一步压倒了“保守思想”和所谓右倾机会主义，使“左”的错误倾向重新抬头。
进入1960年，持续“跃进”的主要内容是掀起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高潮。在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技术革命就已革新2959项，重大项目实现1840件。到6月中旬市委又决定掀起三个高潮，要求在十一前全市实现“四化（强化器、煤气化、蒸气化、导电切削化）”，提出“边规划、边行动、边改进、边提高、边推广”的工作方法，再掀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运动的浪潮。
为了促进农业生产的“大跃进”，把增产节约运动不断推向高潮，市委抽调70%以上的市级机关干部到农村工作，抓好夏收、粮食分配等工作，又一再召开会议和发布指示，把大办农业、大办粮食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推向高潮，以保证完成当年的国民经济计划，保证物资和市场供应。但随着“大跃进”运动的不断推进，使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粮食供应日趋紧张。1960年，粮食平均贮量863万斤，仅为1956年平均贮量的30.3%。9月份，银川市对城镇粮食供应和人口进行核实压缩，整顿后供应人口减少了7768人。
1960年下半年， “大跃进”运动已经造成了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大跃进”运动也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持续了三年的“大跃进”运动造成了难以挽回的严重后果。
一是农业生产遭受重大挫折。生产上把主观愿望当成现实，加之“共产风”盛行和生产上的瞎指挥，使农村生产力遭到破坏，人的体质减弱，牲畜乏瘦死亡，土地变得贫瘠，粮食减产。而由于对农村问题和农民认识不清，经济上侵犯了农民利益，在改造农民的思想工作中采取简单粗暴的方法，伤害了农民，党和群众的关系受到创伤，形成了人乏畜瘦种不好田，田地贫瘦又产不出粮食和饲料少又引起人困畜瘦的恶性循环，导致农民没有粮吃，饿死人的现象到处发生。1958年“大跃进”以来，全市粮食产量连续两年下降：1959年比1958年下降13.6%，1960年又比1959年下降37%。
二是经济比例失调，扰乱了正常的国民经济秩序。一方面，错误地提出全民搞工业的口号，没有明确树立工业发展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造成1958年以来粮食连续减产，工农业比例失调。另一方面，在工业自身的发展上，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对轻工业、手工业未给予足够重视。轻工业生产的发展速度不能适应人民生活的需要，手工业所有制变革过快，重工业生产因技术、设备、原材料等方面还存在的实际问题未得解决，生产的一些大产品规格、质量都有问题，未能充分发挥作用。在城乡工作的指导上不是城乡并重，而是强调城市要抓工业生产，很快地发展工业。工业“跃进”需要更多的劳动力，这就必然吸引农民进入城市，城市人口和职工增多，既影响农业生产，又加重城市供应，造成城市供应和服务方面都很紧张。例如在吃的方面，三年来蔬菜、肉食、糕点、食糖供应总量都比1957年有大量增长，与城市人口增长不相适应的是每人口粮的平均供应量下降了，供应方法也不得不改变为定量供应或凭票购买。同样，穿用工业品的供应如皮鞋、汗衫、袜子、面盆、暖水瓶、自行车等都成倍以至10倍增长，许多生活必需品出现了排队购买的情况。城市住房在1958年至1960年共净增居住面积19万平方米，而城市人均居住面积却由每人平均4.25平方米降至3平方米。与此同时，还出现了适龄儿童入学、病房病床、理发、洗澡等各方面供应紧张的局面。
三是城市建设脱离实际。企图在较短时间内建成一个数十万至百万人的现代化大城市，几年来城建实际投资594万元，但没有集中使用物资、人力、财力，而是在新市区建设和银川旧城改造上洒胡椒面，摆摊子、扩布局，但却没能形成集中的市区，至使各项服务设施很难跟上，城市建设中的一些突出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如旧城卫生条件、吃水、上下水问题在城市人口增长后压力增大；在旧城改建上为了新建高层建筑，拆了不少房屋，因材料、运输都跟不上，不得不停建；重视新建而忽视对旧房的维修， 1960年，因年久失修形成不能使用的危险房屋达1792间，有3295间房屋急需大修。在图大图快的思想下基本战线拉得长，过早过多地占用了好农田，三年来基建占用农田3900余亩，其中480亩就是不应该占用的。基建占地过多，直接影响粮食生产，战线过长也分散了城市建设的力量。
四是商业工作方面管得过多，统得过死。1958年后在城市把一些合作商店转归国营，对未转的合作商店也实行国营商业的一套管理办法，将农村供销社转为国营商业，停止农村集市贸易活动，这样一来，三条商品流通渠道变成国营商业一条渠道，使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传统的经济联系、物资交流都受到影响。在农产品的收购上违背了中央关于统筹兼顾的政策，不是多劳、多产、多留，相反却是购得多、留得少，甚至什么也不留，强行收购。例如，在大麻的收购中错误地提出“片麻不留”的口号；收购猪、羊不仅对活猪、活羊进行强行收购，还要把死牛、死驴、死猪、死羊也强收，不许农民自行处理，而且收购猪、羊等不按规定留肉。收购农民生产的草席，不按实际情况规定价格，使农民感到价格不合理，宁愿把芦苇当柴烧也不愿编织成成品出售。这种只购不留、强行收购、压级压价的做法严重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副产品逐年下降。大麻总产1960年比1957年下降30.64%，生猪收购1960年比1958年下降25.4%。农副产品生产的下降导致收购减少，既影响了外贸出口，又影响了市场供应。
银川市“大跃进”运动的经验教训
“大跃进”运动开展三年以来，广大干部群众在党的号召下，表现出空前的建设积极性和忘我奋斗的工作热情，这种精神是可贵的，广大干部群众艰苦奋斗，昼夜苦干，生产建设也取得了一些成绩。比如，银川市工业生产很薄弱，但经过三年发展，有了较大的进步，当时发挥了作用，也为以后工业生产奠定了较好的基础。但“大跃进”运动虽然从主观愿望上是为了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实现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可是违反了客观规律，造成了国民经济无法估算的损失，使党领导人民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遭受到一次严重的挫折。因此，“大跃进”运动可供借鉴的经验教训是非常深刻的，需要我们认真总结。
不能急于求成，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发展国民经济，一定要遵循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大跃进”运动时期，在工农业生产的指挥上集中体现了急于求成，急躁冒进，主观臆断。确定任务和提出要求时往往只看需要，忽略可能，从主观愿望出发多，考虑客观条件不够。农业生产和大炼钢铁片面追求的高指标，以及技术革命、车子化等不切实际的盲干蛮干，脱离了人们的思想实际，也必然背离生产实际，尤其是浮夸风等情况的大面积出现，严重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最终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和浪费。事实教育我们，不合实际地要求快，要求急，实则欲速则不达。这也说明人的主观能动性是受客观条件制约的。快速推进经济建设需要鼓足干劲、充满热情地去干，但还必须要考虑现实条件，必须有科学的分析，冷静的思考，把冲天干劲和科学分析结合起来，坚持实事求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才能健康快速地发展。
要注重调查研究，坚持走群众路线。调查研究是做好工作的关键。银川在“大跃进”运动中，热衷于通过政治运动搞生产建设，习惯于行政命令办事，脱离了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三年来，通过党的社会主义教育总路线宣传，以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整风整社等重大政治运动，把各项运动同当时人们的思想实际和生产建设任务密切结合起来。这种靠政治运动推动的生产运动，使干部头脑发热，主观主义盛行，极左思想不断强化，没有经过调查研究和冷静地分析主客观方面的情况，提出了不切实际的目标和方针政策。党委对下级组织和群众意见倾听不够，党内外民主发扬不够，对干部的缺点批评指责多，耐心教育少，导致许多干部不敢或不愿讲真话，使干部群众积极性的发挥受到很大的影响。
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大跃进”运动混淆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线，不顾客观条件，大刮“共产风”，农村公社急于向社会主义公有制过渡，急于变小集体所有为大集体所有，进而由集体所有变为全民所有，造成了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的泛滥。在分配上搞平均主义，违背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的原则。在城市里，由于对手工业生产的特点、所有制、分配和组织形式认识不清，过多的转厂过渡，对生产产生了不利影响。这些问题归根到底，是脱离了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现实，违背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规律，因此给国民经济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对社会生产力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带来了难以估量的损失，给人民生活带来严重困难。
1949年10月10日，中共银川市委成立。从此，银川市委担负起领导全市人民建设新生活的重任。
面临的形势
解放后，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重大变化，党的任务由领导人民夺取政权变为贯彻实施新民主主义建国纲领，管理国家，改造社会，建设新生活。在新的形势下，要完成新的任务，刚刚成立的银川市委面临着重重困难和考验：在军事上，国民党政权虽然被摧毁，但潜伏了大批特务，他们与匪徒和各种反革命势力相互勾结，蠢蠢欲动，企图推翻新生的人民政权。在经济上，一方面，由于国民党政府的长期统治，不断搜刮民财，百姓的生活十分窘迫；另一方面，战争和灾荒，使本来就十分落后的银川经济更是雪上加霜，一些手工作坊濒临倒闭或破产。在商业方面，物资奇缺，物价飞涨，通货膨胀，市场混乱。当时，遏制通货膨胀，恢复生产，维护社会治安稳定成为市委和政府必须解决的问题。面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复杂形势和种种困难，市委迎难而上，接受挑战，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
发展新党员
银川是新解放区，党的组织极其薄弱。人民解放军十九兵团解放银川时，只发现了一位中共地下党员。市委成立后，市、区两级机关共有党员82人。他们主要是从革命老区（三边地区）接管的干部和解放宁夏时人民解放军十九兵团留下来的干部。因此，建党工作是市委的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
1949年11月20日，宁夏省委发出《关于建党工作的指示》，要求各市县在肃清匪特、民主建政、征粮及冬季生产各项运动中，对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加强教育，发展为党员。市委根据省委部署，召开专题会议。会议提出要采取积极而审慎的态度发展党员，贯彻省委关于“有准备地公开党，有计划、有步骤地主要在产业工人中发展党”的方针。会议还决定先在市和区两级机关和市民中建立党的组织。12月初，市委召开各区委书记及区委委员联席会议，研究在全市发展新党员、扩大党组织的工作计划。提出新党员发展的主要对象是城市贫民、手工业者、工人等“苦力者”和公司的下级职员、青年学生中的积极分子，以及留用人员中的思想进步、工作热情、历史清白者。发展新党员的方法是，配合当时的中心工作，在发动群众与组织群众的基础上，发现、培养积极分子，发展为新党员。计划第一期建党的时间从1949年12月初至1950年3月底，分前后两个阶段进行，前阶段为两个月，发展新党员32名，后阶段两个月，发展新党员47名，两个阶段共发展党员79名，并于3月底建立起三分之二的乡党支部。
银川刚解放不久，党组织在群众中没有公开，多数群众对党组织认识不足。当时，发展新党员有一定的困难。开始阶段，党组织有意培养的积极分子，找本人谈话时都被拒绝。后经了解，他们的主要顾虑：一是家庭生活困难，怕加入党组织要脱离生产参加工作，甚至要调到外县去工作；二是担心党的纪律太严，约束太紧；三是怕交党费。针对这种情况，市委组织部于1950年1月22日召开区委书记会议，总结前一阶段工作，研究如何做好发展党员工作。当时，认为比较有效的工作方法是与积极分子交朋友。由老党员主动与其建立关系，经过多次谈话，反复向发展对象进行党的性质、任务、纲领等方面的教育，并讲明党费是根据个人的经济情况自觉交纳，能交多少就交多少，不做硬性规定。在动员和耐心细致的宣传工作下，到后一个阶段发展党员就顺利多了。
经过4个月的建党工作，全市共发展新党员54名，达到原计划的68％，加上老党员共计136名；共建立10个党支部，24个党小组。这10个党支部的分布是：市民（乡）党支部3个，市、区两级机关党支部7个。机关支部有：市委机关支部1个，公安局支部1个，市政府、法院、税务局联合支部1个，4个区各建支部1个。1950年5月，宁夏省委决定将银川电厂、机器厂、宁夏师范、宁夏中学和明正女中等单位的党务工作，归属银川市委领导。于是，又增加了学校党支部1个，增加党员3名，全市党员共计139名。
4个月的建党期满后，建党工作并未停止，继续进行。市委强调，要注意在工人中发展党员。截至1950年底，全市党员发展到173人，其中老党员80人（地下党员1人），发展的新党员93人。党员的分布：市民党员30人，工厂、学校党员24人，其余均在市、区两级机关。党支部发展到15个：工厂支部1个，市民支部3个，学校支部1个，机关支部10个。行政系统成立党组3个（市府党组、工青妇党组、公安法院税务局党组）。党的支部和党员数量，均超过1949年底的一倍以上。
公开党的组织
解放之初，银川社会秩序混乱，党组织仍然保持着战争年代的地下状态。随着人民政权的建立，敌伪政权被摧毁及清匪肃特等工作取得明显成效，社会秩序逐步安定，党的组织机构和各项制度相继建立。1950年3月以后，党组织在群众中开始处于半公开状态。1950年9月，市委根据中共中央和宁夏省委的通知精神，决定向社会公开党的组织。8月21日，市委召开全市党员干部大会，市委书记马俊杰在会上作《中共银川市委关于公开党的计划》的报告。《报告》指出：8月21日至9月5日，为党内外公开酝酿阶段，以支部为单位召开会议，宣传公开党组织的意义和要求，消除个别党员的各种顾虑。同时，各支部也要制定出公开党组织的具体计划，再由支部召集群众大会，征求意见；9月6日至21日，各支部分别召开支部和党小组会议，邀请党外群众参加，宣布党的支部、支部书记及全体党员名单。同时，总结报告支部工作，宣布正式公开党的组织。9月21日至30日，制订支部工作计划和各种规章制度，讨论党员和群众对支部工作的意见，以保证党组织公开以后，党的工作继续顺利进行。
经过上述工作步骤，全市党组织于同年10月正式向社会全面公开，并建立了各级党的组织会议制度。如市委每周三召开例会，研究和讨论各基层支部的工作。为了便于全面掌握工作情况，规定各单位每月给市委作一次书面工作报告。从此，银川市党组织以崭新的面貌团结、带领全市人民，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恢复和建设。
整风整党运动
市委成立后，在领导全市人民进行民主建政、剿匪肃特、巩固社会治安、恢复和发展文化教育、生产建设等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受到全市人民群众的爱戴和拥护。但是，由于过去长期秘密环境的限制和解放后发展党员时审查不够严格以及环境与地位的变化，致使在党内产生了思想不纯与组织不纯的严重现象。党员干部中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贪污受贿、随便打骂群众侵犯人权等不良现象时有发生。在近一年的时间内，发现党员干部随便打人的6人，携带公款逃跑的1人，有贪污受贿现象的8人，还有参加赌博的、包庇贩毒的、将接收的白洋随便留用的等等。来自老区的党员干部，有些文化水平低，对城市工作生疏，情况复杂，产生畏难情绪，有的想回老区工作，有的甚至请假不归；少数人经不住城市物质生活的诱惑，产生腐化享乐思想和行为；还有的人摆老资格，不注重理论学习和调查研究，工作方法简单，强迫命令成风；有的则忙于要求离婚、结婚；有的家庭困难得不到解决，就不安心工作，埋怨组织……凡此种种，严重地影响了党的工作和党在群众中的威信。这就迫切要求在已建立起来的党的基层组织中进行整顿，以达到纯洁、巩固和健全党的组织的目的。
1950年6月，党的七届三中全会提出从1950年开始，在全党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中共中央先后发出《关于整党整干工作的指示》《关于全党全军进行大规模整风运动的指示》《关于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严格整顿全党作风。这次整风的内容是提高干部和一般党员的思想水平和政治水平，克服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以及贪污浪费、包办代替等脱离群众的错误倾向，改善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重点是整顿各级领导机关干部的作风。方法是以学习文件、检查总结工作为主，不着重于个人琐碎问题的反省检查，但也不反对有益于总结工作的个人反省。步骤是由上而下地检查总结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整风运动中城市以财经、工运、公安干部为重点，农村以土地改革或减租减息的干部为重点，以党内干部为重点，以县级以上干部为重点，以组织检查总结为重点。
市委根据中共中央和省委的统一部署，于1950年8月10日至10月底进行了为期80天的整风运动。8月10日至25日为第一阶段，是准备阶段。全市各单位分别进行深入动员，消除党员干部的思想顾虑，认真学习文件，结合讨论，揭露问题。学习的主要文件有《斯大林与毛泽东论自我批评》、刘少奇《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和《关于党的群众路线问题》，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的报告《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还有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的《反对官僚主义与命令主义》等。市委成立了以市委书记马俊杰为主任，市长孙璞为副主任，王复周、牛祥等为委员，共9人组成的学习委员会。各单位也成立5~7人的学习委员会，吸收党外积极分子参加并建立了汇报制度。市委要求各学习委员会每10天向市委汇报一次学习进展和党员思想状况。市委学习委员会每阶段向宁夏省学习委员会作一次书面汇报。运动期间，每天学习讨论3个小时（早2晚1）。8月26日至9月15日为第二阶段，是暴露问题阶段。这个阶段各单位开展热烈讨论、自由争辩和批评与自我批评。市委针对暴露出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贪污浪费、脱离群众等问题，召开历时7天的市、区两级党员干部会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提出整改措施。9月16日至9月底为第三阶段。全市各单位以中共中央《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为指导，深入讨论关于改进机关工作的意见，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做好整风总结。
这场整风运动，全市共有364人参加，（其中党员76人，团员37人），暴露出的问题共406个。整风运动后期，按照党纪、政纪，严肃处理了一批犯有严重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贪污腐化、违法乱纪的干部和党员，其中28人被开除党籍或逮捕法办。
在整风运动的基础上，市委按照中共中央《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指示精神，于1951年下半年至1953年底提出要用1年多的时间，对全市党的基层组织进行整顿，重点解决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队伍中存在的思想不纯、组织不纯等问题。整党运动分三个步骤进行：第一步，思想教育。进行反复的思想动员，打消党员的各种顾虑，统一认识。在教育中密切联系党员的思想实际，充分利用支部的内在力量，在教育提高的基础上，针对党员标准八项条件，检查每个党员的工作、思想、作风、观点、立场等问题。第二步，登记、审查和整理。首先向党员讲清登记、审查的目的和意义，要求老老实实向党交代清楚一切问题，根据暴露出问题的性质、本人的一贯表现、对错误的认识及检讨程度与改正错误的决心分别对待，并作出适当的结论和处理。第三步，改选支部和建立健全各种制度，巩固整党成果。各部门都结合实际，进行了制度建设，健全民主集中制、请示汇报制度、机关财务制度、人事制度、监察制度以及工作、学习制度等，改变“党不管党”的现象。
1951年9月14日，市委抽调各区组织委员及机关、工厂党支部书记14人，举办训练班19天，进行培训，派至各单位开展工作。市委又召开市、区两级干部会议，讨论银川市整党工作计划，对全市整党工作进行部署。之后，全市各基层单位以支部为单位，在组织学习和对照党员八项标准进行教育的基础上，对每个党员进行登记、审查和处理。全市第一批参加整党的党员有112人（五、六两区机关农村工厂学校及市法院、宁夏师范以及城市的街道党员未参加）。经过整党，够党员标准八项条件的党员108人，不够党员条件的党员4人。这次整党，不但提高了现有党员的政治觉悟，而且纯洁了党的组织。如在整党中发现有些党员认识模糊，不了解党的性质，不了解入党为了什么。有些党员对党组织不够忠诚，隐瞒历史、家庭成份。在整党中发现隐瞒家庭成份者4人，隐瞒国民党籍1人、会道门者7人。另外，也有混到党内来的，如五区的马某某系国民党骨干分子，解放后曾勾结土匪阎廷芳组织暴动，准备上贺兰山打游击，与新生的人民政权对抗。在清剿匪特中，土匪阎廷芳被人民政府镇压，马某某又假装进步，混进党内，欺压群众，贪污腐化，这次整党被清除出党。在整党后期，市委还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整党建党工作》的指示，进行建党工作。截至1953年6月，全市各机关、工厂、学校共发展新党员188名，建立支部17个，另外培养入党积极分子194人。
新中国成立初期，刚刚掌握政权的中国共产党，就清醒地意识到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性，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目的就是要使中国共产党成为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巩固的党。只有这样，中国共产党才能依然保持战争年代的青春和活力，才能强有力地领导全国人民建设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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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川市的供给制
解放初，银川市实行军事管制，进城的军队和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生活待遇仍然沿用陕甘宁边区的分配制度——供给制。银川市军管会按照陕甘宁边区政府制定的供给标准，按实物计算供给。到当年11月下旬，银川市由军事管制转为人民政府管理。市属供给人员的生活待遇，由宁夏省财政厅参照边区政府的供给标准，统一管理。银川市财政科按省财政厅核定的实有供给人数，实支实报。
银川市享受供给制的人员，除了从革命老区过来的老干部和解放军十九兵团留地方工作人员外，还有他们的子女及部分在校学员。之后，新参加工作的人员和留用人员，则实行薪金制。于是，银川市的干部待遇就有了供给制和薪金制两种类型。薪金制的待遇标准，稍高于供给制。
据1951年3月统计，银川市共有行政干部221人，其中享受供给制78人，薪金制143人。供给制的供给标准，分“个人生活”和“公用开支”两大部分。个人生活部分薪金制人员不予分配，公用开支部分则供给制和薪金制人员均同等享受。
个人生活部分。1949年10月至1950年8月，基本上按照原陕甘宁边区政府的供给标准实行。实物供给分粮食、被服两类。粮食按工作人员的职务和工作性质，以小米为计量物品供给（小麦、大米等实物可以折合成小米计算：小米1斤折合小麦1.5斤，小麦1斤折大米10两6钱（1斤等于16两）。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工作人员及学校教职员工，每人每天1斤2两（1.125斤），警卫人员、勤杂人员，每人每天1斤6两（1.375斤）；邮递员、运输员，每人每天1斤8两（1.5斤）。1至7周岁幼儿因需哺乳和保育，供给标准较高：1至2周岁，每人每月80斤：3至4周岁，每人每月100斤；5至6周岁，每人每月110斤，7岁以上按大人标准供给。
被服供给主要有被子、棉衣、单衣、衬衣、棉帽、单帽、袜子、布鞋等。所有供给人员每四年发被子1床（按棉花3斤计发）；每年发棉衣1套、棉帽1顶、袜子2双。其余各有不同。党政群团干部及学校学员，每年发单衣1套、衬衣1套、单鞋4双；荣誉军人、保育小学与保育院学员，每年分发单衣2套、单鞋4双；邮递员、运输员、警卫员，每年发单衣2套、单鞋6双；勤杂人员每年发单衣2套、单鞋5双。另外，享受供给待遇的儿童，也分两季发给棉布、棉花等被服原料。1至3岁，每年发给棉布40方尺、棉花2斤；3至6岁，每年发给棉布60方尺、棉花2斤。7岁以上按大人标准供给。
除粮食、被服外，个人供给部分还有伙食、津贴、烤火、医药、保健、保育诸项，各有不同规定，均以实物计量供给。伙食费分大灶、中灶、小灶三等，另计客饭、路费、过节费三项。大灶伙食标准，每人每月麻油9两（0.5625斤）、食盐1斤、肉12两（0.75斤）、粗菜（包括调料）30斤。煤炭按伙食单位人数多少供给：15人以上每人每月40斤、10至15人每人每月45斤、6至10人每人每月55斤、5人以下每人每月90斤。中灶小灶按大灶伙食标准增倍供给，中灶增加一倍，小灶增加两倍半。保育院儿童除按大灶标准发给外，每人每月增发肉2斤。客饭（家属招待费）按大灶伙食标准实报实销，但每月不能超过总人数的3％，其中夜餐不能超过总人数的1％。路费（差旅费）在本市境内不发。出市境外，从出发地算起，步行以60里、骑（马）行以80里为站，每人每站加发大灶伙食与粮食一倍，但8人以上集体出差者，每人每天只加发大灶伙食费的二分之一。路费报销以总人数的2％为限。过节费全年只供给一次（春节），每人发肉一斤半。
烤火费，按烤火时间每人每天标准供给。宁夏烤火时间自11月1日起至次年2月底止，计4个月，每人每天供给煤炭2斤。
医药费，按每人每月小米5斤供给，仅限无医务所地区。
保健费，按享受供给制待遇的妇女工作人员及在校女生人数供给。每人每月发麻纸（卫生纸）20张。产妇在产前产后休假2个月，按中灶标准供给。并在产前产后发红糖2斤、鸡2只、鸡蛋60个、麻纸100张、棉花4斤、棉布80方尺。
保育费，按在职妇女干部子女多少予以供给。有6岁以下一个孩子的，两家合雇一名保姆；有6岁以下的两个小孩的，一家雇一名保姆。保姆待遇同一般勤杂人员。
公共开支部分。全市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学校等单位的公费开支，均执行供给制度。按照陕甘宁边区政府供给标准，依单位工作人员实有名额、交通工具种类及数量等，分工杂费、马杂费、修车费、宣传印刷费、学生公杂费、特支费等类，统一予以实物供给。
公杂费：干部每人每月发麻纸15张、麻油8两（灯油）、中等毛笔1支、小米4斤半；战士与勤杂人员每人每月发麻纸5张、麻油3两、小米2斤半，3个月发中等铅笔1支。以上包括灯油、理发、书报、邮费、办公用具、零星修理、购置及值班抄电稿等杂费在内。具体由各主管单位调剂、发放。
马杂费：运输骆驼，每峰每日料5斤、草12斤；驮骡，每头每日料5斤、草10斤；通讯马，每匹每日料5斤、草10斤；骑马，每匹每日料4斤、草12斤；牛，每头每日料4斤、草12斤；驴，每头每日料2斤半，草7斤。后又补充规定：驮骡及拉车骡马，山地每头（匹）每月以大灶1人30天伙食标准发给，平地以20天标准发给；骑马，山地以20天标准发给，平地以10天标准发给；骆驼，以15天标准发给（食盐在内）；毛驴，山地以10天标准发给，平地以5天标准发给；拉车牛，以10天标准发给。
修车费：自行车每月每辆以大灶伙食1人30天标准发给；大铁轮车每月每辆以1人40天标准发给。
宣传印刷费：市、区级机关，每月每人发一等麻纸10张，乡级不发；文艺团体、宣传队等，每月每人发麻纸30张。
学校公杂费：全供给制中学及师范学校学生，每人每月发小米12斤；全供给制干部子女小学学生，每两人每月发中等毛笔1支、每人每月发麻油3两、小米3斤半、中等麻纸10张。教职员照一般干部标准发给；自费中学、师范学生，每人每月发小米6斤，自费小学生一律不发。
特支费：包括会议餐、招待、脚费、渡河、乘车、文化娱乐等费用。按规定，一般市县每月发小米160斤。银川市因处于交通要道，每月发小米240斤。特支费由市委、市政府及其附属单位共有，由主管机关统一主持调整，财政部门核销。
1950年1月，省财政厅指示裁减机关骑马和运输牲畜以节省马杂费支出。缩编后，银川市政府只留公用牲畜1头，其余骑马和运输牲畜一律取消。市委、市政府及公安局共用自行车8辆。同时将各单位公用大车全部收回，重新分配，充实了公安局、法院、税务局、警卫队的运输力量。
1950年4月12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了新的供给标准。8月，省财政厅通知，以前旧有个人供给标准一律作废，并依据中央统一供给标准和中央西北局《供给标准在西北实施具体说明》的原则，编印《供给标准在宁夏实施具体说明》，对部分供给标准作了一些更改和补充，并从当年10月份起开始执行。这次更改的主要内容，是将原属个人供给的差旅费部分，划入公用开支部分供给，其余变动不大。
1951年初，省财政厅印发《宁夏省1951年度供给标准（草案）》。“草案”中的“个人生活部分”包括：菜金及燃料、食粮、服装费、津贴费、过节费、保健费、老年优待金、妇婴费、医药费、埋葬费、家属补助粮（包括衣服、伙食）等项。比原来增加了老年优待金、埋葬费、家属补助粮食等项。其中“老年优待金”一项规定：凡在45岁以上，参加工作满5年以上者，不分干部勤杂人员，每人每月发给肉1斤；工作满8年以上者，每月发给肉2斤：工作满12年以上者，每月发给肉3斤；“埋葬费”规定：在职死亡者，发中等棺木一口，普通寿衣一套。按500至600斤米的预算范围，在经费内实报实销。用布代替棺木、寿衣者（回民），每人发给白洋布50方尺；“家属补助粮”规定：根据干部携带家属条例，经民政厅批准供给者，大人每月发给米100斤。小孩（纯家属的）保育费，同一般保育费。家属医药费，每人每月米8斤，由各机关所属卫生部门统一掌握使用。
“草案”中的“公用开支部分（盐警、缉私人员不适用）”包括：公杂费、水电费、学习费、出差（调遣）旅费、会议费、家属招待费、车马费、装备费、电讯费、烤火费及临时特别费等项。比原来增加了水电费、学习费、会议费、家属招待费、装备费、电讯费等多项，而且在供给数量和质量上也有了很大提高。例如，“会议费”包括：伙食，银川市级召开之全市性扩大会议，代表会议，不分灶别，每人每日米4斤。为大会服务之人员及随员原灶不变；会餐费，每人每次猪肉1斤，随员及大会服务人员相同；会议公杂费，银川市每人每日油光纸2张；参加会议的未脱产人员的报酬，每人每日米1斤半，折小麦2斤4两，折现金发给；在职人员均应交出原领之伙食费（包括食粮、菜金）。
另外，在“公杂费”中，银川市干部由原每人每月发麻纸15张，增加为油光纸19张；小米由4斤半增加为11斤；灯油由原来每人每月8两增加为20两（1.25斤）；有电灯设备者，每人每月电2.4度，不发灯油。
从以上举例可以看出，随着经济情况的逐步好转，银川市各级机关的办公条件和各级干部的供给标准，也在不断地得到改善和提高。
1952年，政务院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工资等级分为29级，工资分为89~1880分。也就是说，最高工资级别为一级，工资为1880分；最低级别为29级，工资为89分。银川市行政工作人员分市长级、科长级、科员级、办事员级和勤杂、司机技工6个级别。每级每人平均工资分为385分、185分、150分、110分和90分、125分。所辖区级行政工作人员分区长级、区助理员级和勤杂3个级别，每级每人平均工资分为145分、95分和75分。银川市根据西北局财委和省财政厅的通知精神，在1950年制定的薪金制干部工资分的基础上，调整了工资分的分值，即每“分”值含小麦面粉0.8市斤、雁塔布0.2市尺、葫麻油0.05市斤、食盐0.02市斤、煤2市斤。银川市成立了由市政府、人民银行、贸易公司、税务局及当地驻军等部门组成的评价委员会，自3月份起，每月15日评定出当地物价，计算出工资分值，及时挂牌公布，并列表报告省人民银行和省财政厅备查。从当年4月份起，由市财政科按银行公布的工资分值核发工资。由于市场物价的变动，干部每月的工资也随着有所浮动，但起伏不大（市场平稳）。例如，1952年4月银川市每1个工资分的分值为2159元（旧人民币，1万元等于币制改革后的1元，下同），科长级的干部月工资即是399415元。
实行工资分以后，个人供给部分均比照工资分值计发，各类供给标准更为细致、具体。例如：生活费（包括粮食、菜金、燃料、鞋袜、被子等），每人每月大灶工资分60分，中灶85分，小灶110分；津贴费，按政务院规定的干部职别、级别及其他具体条件，各级干部每人每月津贴在216~17个工资分之间；服装费，单衣每套工资分36分，棉衣每套75分，棉大衣每件60分，蚊帐每顶60分；对回族工作人员的伙食特别补助（单位无清真灶者），每人每月补助工资分10分；老年优待金，改原优待金为优待工资分。区长级以下人员，根据其参加工作年限，每人每月优待8~14分不等。另外，对妇婴费、保育费、保姆费、病号补贴、家属招待费、医药费、过节费、干部家属补助费等等，均有较为详细的工资分补助规定。不作一一细述。
在个人供给改按工资分计发的同时，公用开支部分的供给，也改按工资分配薪或实物计发。例如：办公费，包括文具、纸张、账簿、表册等及一般邮费、零星招待费、小型修缮购置费、饮水燃料费等，按市、县级干部每人每月12分、区级干部每人每月9分、勤杂人员5分的标准供给。文化娱乐体育活动费，在不超过每人每月3分的范围内，由机关自行调剂掌握；电讯费，直流电话单机每部每月25分。直流收音机每部每月120分；学习书报费，每人每月5分；骡马用费，银川平原地区骑用骡马，每匹每月按8分计算。驮用骡、马，每匹每月10分。一般拉车骡、马，每匹每月13分。拉大胶车骡、马，每匹每月18分。骆驼、牛、驴，每峰（头）每月均按7分计算。其余还有水电费、调干公杂费、汽车费、烤火费、差旅（调遣）费、会议费、埋葬费、临时特别费等项，均按工资分配薪或实物计发。这种办法先后延用了四年。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供给制和党、政、群、团的办公所需费用，全部由财政部门以行政经费支出。1949年第四季度，全市行政经费支出7488元，全部由省财政厅拨付，占财政总支出的100％；1950年行政经费支出11.2万元，占财政总支出的87.37％；1951年支出18.68万元，占总支出的81.6％；1952年支出40.26万元，占总支出的59.63％；1953年支出45.93万元，占总支出的52.05％；1954年支出54.89万元，占总支出的30.34％；1955年支出44.8万元，占总支出的54.04％。由此可以看出，随着国家经济情况的逐步好转，银川市的行政经费支出也在逐年增加。也就是说，银川市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待遇和单位的办公条件，都在逐年改善和提高。
在国务院的统一安排部署下，自1955年7月1日起，银川市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全部实行了工资制和改行货币工资制。从解放以来实行了5年又9个月的供给制度，从此废除。其时，银川市的工资名额控制数已达436人。
银川市实施供给制，是解放初期财政经济比较困难的情况下，为保证机关工作的顺利进行，所采取的比较节省而又能保障供给的有效办法。从银川市供给制的实施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解放初期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精打细算、勤俭节约、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优良品质和精神，是值得永远继承和发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