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所述的“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中归联”）成员中，既有前日本陆军军官和士兵，也有军医和宪兵，他们都曾参加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犯下了滔天罪行，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
然而他们在出征之前，本性上绝对谈不上是一群穷凶极恶的大坏蛋。和其他大多数日本国民一样，他们都是些极为普通的“善良的皇国臣民”。只不过当时日本的国家本身并不“善良”，对国民灌输“先占朝鲜，再占中国！”的思想，并不断付诸武力，这在民主主义社会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对统治者方面而言，应是“有百害而无一利” 的事。但当时的日本政府却千方百计地愚弄百姓，使他们不能明辨是非，并反复用振奋精神的标语口号鼓动国民，极力强调国民主体精神的重要性，全国上下弥漫着一种“唯精神主义”的气氛。这样一来，整个社会便朝着反理智、反理性的方向上越滑越远，越陷越深。当然，有一部分人开始意识到这种错误思想的危险性，也进行了抵制，不过他们到底势单力薄，效果可谓杯水车薪，最终还是淹没在时代的滚滚潮流之中（参见第二部第一章）。
尽管如此，包括本书所介绍的日本老兵在内的大多数日本国民，在日本的传统农业社会中，都曾经拥有过一些极其普通的道德观念，如“不可杀人”、“不可偷人家财物”、“不可强奸妇女”等等。但是这些道德观念，并非是基于社会的民主化、成熟化的产物，相反大多数人一则惧怕这样做“会被警察逮捕”，而更多的是出于一种因袭性、情绪性的理由：惧怕这样做会“败坏家规，有辱门庭”，或会“被全体村民断绝往来，陷入孤立”。正因为如此，他们才会轻而易举地上当受骗，认为：“‘以天皇为中心的神国日本’统治作为劣等民族的朝鲜人和中国人，有什么不对！”并认为这样做不仅不会“有辱门庭”，反而是“光宗耀祖”的事，为此出征中国，犯下了滔天罪行。
而且，正如书中屡屡介绍的那样，在日本国内或在中国的新兵教育当中，通过对他们精神上、肉体上彻底地施加暴力，以达到“扼杀正常人的人格、良心、尊严，使之绝对服从长官命令”的目的。如此在日本军队中，已经不再存在什么人类的正义、理性、道理等普世价值。这些被送上战场的士兵，大多没有明确的大义名分，这种新兵教育也就必然导致侵略战争的恶果。他们都是从青少年时期开始，就在弥漫着蔑视东亚民族的风潮中，在以天皇为中心的军国主义、帝国主义思想飞扬跋扈的社会中成长的，后又经过新兵教育以及此后的军队生活中，渐渐地变成了一部丧失人性的“杀人机器”。这时，他们被禁止用“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判断，被彻底灌输“长官命令就是天皇命令”的思想并加以施行，因此犯下了累累的滔天罪行。此可谓典型的“洗脑”也！
那么为何又在上述教育下，日本军队会在中国犯下如此多的滔天罪行呢？关于这一点，著名的历史学家藤原彰教授曾就当时日本陆军的整体政策和方针做过准确的归纳，现引用如下：
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与此前近代日本所经历的战争有很大的不同。日清战争 、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三次战争中，天皇发表的宣战诏书都宣称要“遵守国际法规”，即遵循作为一个近代文明国家的惯例。然而，这次侵华战争，尽管它是最大规模的战争，却没有进行宣战，一直说什么这不是战争，只是一次“事变”。
直到日军侵略华北的战争已经白热化的1937年8月5日，在由日本陆军省向“支那派遣军”发出的《关于对本次事变有关交战法规适用之文件》的通告里，明确规定：“有关陆战法规惯例之条约及其他交战法规各条约之具体事项，悉遵循而行动，皆不适当”，并且指示不要使用“战利品、俘虏等名称”。这类所谓本次事变不适用国际法的通告，其后陆续下发到陆续派遣的各个侵华部队手中。而且，日本并未按照国际法的规定，设置俘虏关押所和俘虏信息局，实际上对于在战场上被俘的中国士兵，全部交由战场上的各个部队自由处置。这样做，最终导致大量俘虏被屠杀的恶劣后果 。
依据日本陆军省的上述方针，在中国的各战场上，“粮食在当地征用”、“俘虏不用带走”成为部队的大前提，从而使掠夺粮食和虐杀俘虏（包括一般的平民百姓）演变成常规化行动。甚至对于日本官兵本身，也绝不允许他们当俘虏，军队内部毫无基本人权可讲，更何况对于那些“劣等的中国人”的人权，更是无暇顾及。如此看来，正是日本陆军整体的这种非人道主义政策和方针，才是底下各个士兵对中国人民犯下累累罪行的根本原因。
以上情况是原因的一个方面，加之来自上级的“强制的一面”等因素，最终导致新兵的种种野蛮行为。不过，大多数场合原因似乎不仅于此。正如本书中屡屡述及，虽然具体情况因人而异，但有不少人为了受到上级重用、以便尽早飞黄腾达，为此欲望所驱使，显露出“个人积极主动的一面”。为了让来自这两方面的“压力”在自身内部找到心理平衡，往往有很多人就会搬出一些其他的所谓理由，如“就是因为你们这些中国人，才让我们来这里受苦受难！”、“你们这些劣等的中国人，不听皇军的话，惩罚你们是活该！”
过了两三年，随着这些新兵变成老兵，在上述日本陆军的根本政策和方针的打磨下，慢慢地“个人积极主动的一面”占据了上风，所占比重越来越大。正如本书中所述，造成野蛮罪行的思想根源五花八门，因人而异，诸如感觉麻木、逞强好胜、“不干白不干”的意识、消愁解闷、出人头地、为天皇国家尽忠尽孝……等等。虽然他们从小就接受过“要设身处地地替别人考虑”的教育，但深受民族歧视的流毒之害，便将中国人从这个“别人”之中排除在外，加之在军队的生活又渐渐使他们丧失了原有的人性。
另外，本书的第五部介绍了关于军官“试刀”（砍头）时的心态。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逞强好胜，故作卖弄，如“一定要给部下做个好榜样！”、“可不能让身边的老兵们小瞧了，让他们看看我的厉害！”等等。正像鹿田正夫（第一章）和曾田吉一（第二章）所做的证言那样，他们都被灌输了“只有砍过头，才算得上够格的军官！”之类的顽固思想，根本没有“站在受害者的立场”来考虑，孜孜追求的只是自身作为军官的自豪感。
如此看来，在当时的日本军队之中，更多地是重用那些胆量大、魄力大、逞强好胜的人，而轻视那些“用自己的头脑冷静地思考判断”的具有理性的人。这也可以说是作为侵略军队的一种必然吧！
这些老兵，在日本战败的5~7年后，分别被关押在中国的抚顺和太原的战犯管理所。在此需要提请各位注意的是，正如第一部所述，派遣到中国的大部分将士已于1946年6月之前回到日本，而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大多将士，只因为1945年战败时期，恰好驻扎在朝鲜北部或是伪满洲国境内，才最终沦为苏联的俘虏。这些宪兵也因为身在伪满洲国而被捕。再者，据“中归联”许多成员的证言，他们开始接受苏联方面审讯，大多是在1949年之后，当时并没有什么直接证据，主要依靠审讯官的个人判断，这些人就被人为地划分成“允许回国者”或“留在苏联者”。 另一方面，太原战犯管理所关押的日本老兵，也是因为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尚残留在山西省境内而被逮捕。由此可以看出，与其他日本陆军将士和宪兵们相比，他们中的大多数并不一定是犯下了比其他日本军人在二战期间所犯的更大的罪行，才被关押进战犯管理所的。也就是说，本书所介绍的这些日本老兵的罪行，并非属于特殊个案，而是二战期间全体日本人及日本社会所犯滔天罪行的缩影和体现。这里所说的“他们”，恰恰也可以说是我们每一个日本人本身。
如前所述，抚顺和太原战犯管理所进行的管理和教育，可谓世界史上罕见的历史性伟业。毋庸讳言，中国方面高度的政治现实主义思想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另一方面，它又是革命理想主义（同时也是现实主义）的真正体现——他们从抗日战争之前，就一直实行优待俘虏的政策及革命人道主义的政策。
通过在这两个战犯管理所中的生活和学习，大多日本老兵都能自觉地站到“受压迫者的立场”上，认识到日本侵华战争的非正义性，并且开始认真反省自己罪行的根源。因此，在战犯管理所进行的教育能够取得巨大成功，从某种意义来说也是一种必然的结果。多数老兵本来就具备“原本的人性”，只是被“以天皇为中心的日本军国主义”彻底洗了脑，因而，只要他们恢复到正常生活，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问题，了解世上的许多事实，他们就能够迅速恢复人性，认识到站在“受压迫者的立场”的必要性。这，或许可称之为“脱离洗脑”的过程吧！特别是当他们终于意识到，他们自身在日常社会中，以及后来在军队中，都一直处于“受压迫者的立场”，但不久却加入了日本军队的“压迫方面”，欺压同属 “受压迫方面”的中国人民，他们不禁感到愕然，大惊失色。
如上所述，抚顺和太原的战犯管理所实行的既非魔术，亦非催眠术，更不是什么洗脑，其结果也绝非偶然。这一切恰恰是因为推行了脱离洗脑的教育，其结果也是可想而知。有人批判说：“这就是洗脑！”但我想在此提请他们注意，究竟是在从前的日本军队里被训练成“毫无头脑”的杀人机器，还是在战犯管理所里改造成“用自己头脑”思考问题的人，哪一个更可称之为被‘洗脑’呢？
当然，在抚顺和太原的战犯管理所进行的认罪学习，只是他们迈出的第一步，而非真正意义上的认罪完成。在此的学习认罪活动只不过是他们回国后，进行终生真正认罪的基础演习。三尾丰也好（第四第一章），筱塚良雄（同第二章）也好，都是在进行终生认罪活动的过程中，认罪意识不断得以深化的。其他大多“中归联”的成员也提供证言说：“在战犯管理所时的认罪意识还处于初步阶段，那只不过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也有一些人像金子安次（第三部第三章）那样，在管理所期间的认罪学习未见成效，直到回到日本以后，认罪意识才逐步深化。由此看来，虽然我们可以充分评价战犯管理所教育的伟大实践，但也要注意不必过分地加以夸大美化。
对于这些终生继续认罪活动的日本老兵，笔者很难直接对他们说：“你们可真了不起啊，真伟大啊！”因为笔者觉得这样做似乎对他们太失礼。笔者清醒地认识到：对于那些真正悔恨自己罪行的人们来说，无论怎么认罪谢罪，都难以使他们的累累罪行“付之东流，一笔勾销”。笔者同时还认识到：即使他们拼命地将自己的罪行告诉下一代，努力不让后辈重蹈覆辙，也只是完成了他们所尽责任的一小部分而已。如果站在“被杀害、被压迫方”的立场上，他们犯下的滔天罪行，实在是“天理难容，不可饶恕” 的。不必说他们很了不起，毋宁说，对于那些参与过那场战争的大多数日本国民，我想追问一句：你们是否还有“尚未完成的任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