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井（原姓田村）贞直（家住千叶县，82岁 ）总是那么笑眯眯的，待人接物都显得和蔼可亲。也许你根本想象不到，就是他，在战后的西伯利亚及抚顺战犯管理所里，一直被称为“反动军官”。
比起那些平平庸庸的普通士兵，我觉得自己作为一个帝国陆军的军官要更了不起，这种想法确实强烈支配着我。……不过，在抚顺战犯管理所里，最终我深切认识到：与这些士兵相比，我才是个地地道道不折不扣的大坏蛋！
金井闭着眼，一句、一句地低声说道。
“要彻底大扫荡！”
金井（田村）于1919年1月出生在山梨县的甲府市郊。兄弟姐妹共有五男三女八人，可到金井成人时，上面的一个哥哥和两个姐姐都已夭折。家里虽然约有六反田地，但仅靠这些全家还是食不果腹，父亲只得到山沟里的农家买些木炭，运到甲府城里卖，以此换来些现金。据说他父亲还当过村议会的议员，“确实是位严父，总是说‘绝不允许做出有辱门庭的事！’对我们教育很严。母亲在结婚前曾做过小学教师，所以也特别严厉。”金井高小毕业后，按父亲的希望考入甲府的山梨县立农林学校。19岁毕业后，就职于东京的林业厅，同时还在中央大学上夜校。
1940年1月10日，金井20岁时在甲府应征入伍，仅仅一周后就被送往伪满洲国，在靠近苏联边境的神武屯接受了三个月的新兵教育。在那里报名参加干部候补生，四月底又返回内地，在甲府的联队接受了五个月左右的基础训练。后来进入盛冈的预备士官学校，于1941年4月毕业，成为一名见习士官。此后，在甲府的联队担任新兵教育的教官，不久晋升为少尉。
1942年6月，金井来到中国的山东省，担任第59师团第54旅团第110大队机关枪中队的小队长。在这里，主要是对莱芜县和章邱县的村庄进行“扫荡”。回首当年情形，金井说：“刚开始的时候，看见小孩子光着屁股在拼命逃跑，还觉得怪可怜的。但马上自己说服自己：反正中国人是劣等民族，就是应该被日本统治！”
在师团规模的作战中，师团经常下达命令；“要彻底大扫荡！”所谓“彻底大扫荡”，意即“彻底铲除一切，摧毁一切”，也就是说这时可以“随心所欲，胡作非为”。这其实和前述的“三光作战（杀光、抢光、烧光）”完全就是一回事。袭击村庄也好，无论往那里去也好，所到之处老百姓都已逃亡一空。在作战行动中，途经所谓的“敌性地区”的村庄时，经常命令部下原地“休息”。只要田村（金井）小队长（后升任大队长）下达命令：“原地休息两小时！”部下的士兵们就会欢呼雀跃，因为这就意味着他们可以随意掠夺财物，宰杀家畜，破坏房子，可以为非作歹，胡作非为。金井说：“所谓休息，就等于说你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去吧！如果让他们‘休息’两个小时，那么这个村庄就会遭到彻底毁坏，好几年都缓不过气来。”
难忘老婆婆愤怒的眼光
这时犯下的一桩罪行，令金井终生难忘。那是1943年春展开的一次连续作战中，从莱芜县吐丝口镇通往鲁村的一座山谷里，有一个三、四十户、名叫白泉的小村庄 。得到那里藏有敌人的情报，田村（金井）机关枪中队三更半夜就爬到山上架好了机枪，做好掩护射击的准备。这次出动的并非是整个中队，只有其中的一个小队，外加一个分队参加。
拂晓时分，其他步兵中队的士兵们攻入村庄时，发现那里的敌人都已跑光，机关枪中队的二、三十多人随即闯进村里。步兵中队负责一半、机关枪中队负责另一半的扫荡。这时所谓的扫荡，虽说目的在于逮捕那些可能潜藏的八路军以及搜索武器，但士兵们却怀着个人的目的，那就是抢夺粮食、金钱和财物，以及掠夺猪羊鸡狗等家畜。村里早已是人去屋空，连个人影儿都没有。士兵们闯进屋子肆意抢夺，弄得到处鸡飞狗跳。然后他们用抢来的东西，开始做早饭。
田村（金井）中队长和警卫员、指挥班的四、五个战士，闯进一户人家，把桌子、椅子拿到院子里，然后点燃了一堆火，烤着抓来的家畜，在准备早饭。太阳已冉冉升起，早饭也快准备好。就在这时，发现其他中队扫荡的地方冒出了浓浓黑烟。大概已经抢夺完毕，士兵们开始放火。院子里的士兵们见别处起火，也都兴奋起来，喊道：“我们也来放把火吧！”虽然金井觉得没有这个必要，可转眼一想，既然别的中队放了，自己的中队也不应落后，于是下达命令：“放火！”士兵们早已习惯，把墙边的高粱捆点燃，走到院子里的房子旁边。
就在这时，不知从院子里的什么地方，踉踉跄跄地跑过来一个六十多岁的缠足老婆婆。大概她刚才躲在院子的犄角旮旯里，一直在偷偷观察日军的动静。老婆婆个儿不高，长得颇为秀气，虽然头发已经花白，却梳理得整整齐齐，穿着一身染成蓝色的棉布衣裳。她双手合掌，走到金井身边，用中国话拼命地在哀求着什么。金井问翻译：“她在说些什么呢？”翻译告诉他：“到了春节，我儿子就要娶媳妇了。这个房子，给我们留下吧，千万不要烧掉！”
“这时，我想起了自己的老母亲，他和我母亲大概差不多年纪。”
金井往屋子门口一看，发现两扇门上都已贴有六十公分大小的红纸，上面写着两个大双喜字。旁边的门框上则分别贴着两张鸳鸯图样的剪纸。
老婆婆跪在地上，紧紧地抓住挂在金井腰上的军刀刀鞘，呜呜地痛哭，哀求道：“我只不过是个上了岁数的老百姓，求求你们就别烧这间房子吧！”金井觉得，作为堂堂的帝国陆军军官，自己的刀鞘竟让这么一个“劣等民族的中国臭老婆子”抓着，实在是有损自己的尊严。这时对母亲的联想早已抛到九霄云外，大吼一声：“滚开，你这个臭老婆子！”狠狠地往老婆婆的腰部揣了一脚。老婆婆被踢翻在地，仰面倒在那儿。他命令勤务兵：“喂！开枪！”勤务兵马上端好枪，对准老婆婆就是一枪。子弹打中了她的身子，老婆子滚倒到地上，用尽全身力气转过脸来，狠狠地瞪着金井。
老婆婆用那种凝聚了仇恨的眼光瞪着我时，我突然感到一种发自内心的恐惧。不过当时我并不明白，她为什么不去瞪着那个开枪的士兵，反倒紧紧地瞪着我。
老太婆扑通一声倒在地上，咽了气。金井命令部下：“喂！把她拖到一边去！”最后下令放了一把火，房子马上就被熊熊烈火包围。金井和手下的士兵们一边谈笑风生，一边大吃大喝，完全没把刚才的杀人放火当回事。那一天，整个村庄几乎全被烧毁了。
命令者的责任
后来，金井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坦白过程中，写了一首题为《木偶》的自由诗，其中对杀害老婆婆的过程描述道：
我高高在上，俯视着老婆婆，
这时，脑海里突然涌现出一丝念头：
“久经考验的这把名刀竟被玷污，多不吉利！”
于是夺过毛瑟枪，
对准老婆婆的太阳穴，
怒吼：“你就死吧！”
砰地一声响彻天空。
1945年日本战败后，金井被关押在西伯利亚约有五年时间，期间一直被称为“反动军官”。他对自己的罪行没有丝毫反省，一直充满着对苏联的憎恶之情。
1950年7月，在移往中国抚顺的列车中，吴浩然指导员用流畅的日语和蔼地对他说：“你在西伯利亚吃了不少苦，现已来到中国，就像回到自己家里那样，慢慢来吧！”金井听到这话，心里非常高兴，当时他心想：“对呀，正因为中国受过日本照顾，他才会这么说！这是因为我们日本建设大东亚共荣圈，推行五族共和的缘故吧!”
进入抚顺战犯管理所后的一段时间，金井尚未察觉到自己的这种错误认识。过了两年，同屋的人们开始出现学习热潮，后来认罪坦白运动逐渐高涨。然而对于这种运动，金井从不参加，只是在角落里一个人背对着大家，把叠好的被子当成桌子，独自翻看毛泽东的著作。他也不参加唱歌、跳舞、体育等一切文化活动。即便如此，中方也从不强制他参加，他们更多地注重他的自主性。与西伯利亚时期不同，这里没有集体批斗，因为中国方面绝不允许他们这样做。
现在想起来，我当时实在是有些奇怪。开始我觉得所里的日本军人都是些混蛋糊涂虫。但到了后来，渐渐地觉得自己一个人非常孤独，有些心虚。如果依旧被关在苏联，我想也不会有什么变化吧。
就这样，金井从“反动分子”，逐渐转变成“顽固分子”、“落后分子”。或者说表面上虽然看起来像“顽固分子”，但随着中国管教人员无微不至的关怀，他的心灵受到了震撼。加之通过个人学习，逐步认识到日本军国主义的残暴性，开始反省自己犯下的罪行。对于杀害老婆婆一事，也表示衷心的道歉和忏悔。他开始认为：“这本是按我的命令干的，跟我自己开枪打死她没有什么区别”，于是在1955年5月所写的上述自由体诗《木偶人》中，描述成是自己亲手杀死的老婆婆。
当时我认为，比起下达命令的人来说，实际打死老太婆的人罪行更加深重。我想，光写“我下令……”，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认罪，而这一切全都责任在我，跟我自己亲手打死没什么两样，所以我就如此描写。
感情层面上的认罪意识，金井比以前有了显著的进步。除了这一个部分与事实稍有出入外，总体上来说，全诗基本上还是实事求地按事实描写的。
这时，吴浩然指导员向他建议：“在大家面前认罪，如何?”于是就在这个月，在大家集合的礼堂里，金井用了一个多小时，泪流满面地向大家讲述了自己的滔天罪行，以及对这些罪行的谢罪和反省。并对自己过去的态度表示了道歉。对于杀害老太婆一事，这时候他也说是自己打死的，主动承担起应有的责任。
自从那次在大家面前认罪以后，我就常常泪流不止，哭了好长时间。我终于明白，自己实在是对不起中国人民。我想，即便被被判刑，我也是罪有应得，是自己的应有下场！
金井回想当时情形，接着说：
当时的认罪态度仅限于此，认为下令杀死老婆婆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谢罪，只有下手开枪的人才最为可恶。对于老婆婆为何不盯着打死她的士兵，而是恶狠狠地瞪着下命令的我，当时根本不明白。现在我才深切地认识到：那充满仇恨的目光中，表达的正是中国人民的愤怒之情！
金井说，他自己并没有亲自下手杀害过中国人民。即使是当机关枪中队的小队长甚至中队长时，命令部下用机关枪扫射平民百姓，自己并没有直接开枪，因为他总是处于发布命令者的地位。
有时，所内其他人的坦白也使他重新认识自己的罪行。比如说，在自己当中队长时，大队送来两个中国俘虏，他曾经随意命令部下：“那就干掉吧！”于是那两个俘虏，就被新兵拿来当活靶子，在刺杀训练时给活活刺死。
金井于1956年8月被免于起诉，9月回到日本。此后他继续思考着自己作为命令者的责任。金井现在已经确信：
比起实际执行者来说，下达命令者的罪恶更为深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