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战争,就无法远离暴行吗?(曾田吉一)

第二章 战争,就无法远离暴行吗?(曾田吉一)

每年一到4月,看到我自己的小孙子,当时被我杀害的中国小孩子的身影就会叠影起来。已经过去六十多年了,要是他还活着的话,应该已有六十四、五岁了吧。但那个中国小孩的生命却被我抹杀了,当然也不可能有自己的子孙了。可我却有可爱的小孙子。真是无话可说……太对不起人家了……

曾田吉一(家住岛根县,80岁 )老泪纵横,几次三番哽咽得说不出话来。

杀害孙子般可爱的小男孩

那是1943年4月下旬,曾田到中国湖北省担当机枪中队的小队长(见习士官)不久。大约1个月前,日本军队在天宝山和中国国民党军的战斗中,吃了个大败仗。为了报复,为了破坏“敌军”的阵地,日军向天宝山进军,决定烧毁周围的所有村庄,因为这些村庄被日军视为抗日根据地。长官下令说:“路上只要遇到老百姓,就把他们全部抓起来!”曾田自己也认为:“中队的许多战友都战死在这里,一定要替他们报仇!”心里也发起狠来。

记不清是在天宝山还是前面一座山的山麓,总之曾田他们正在行军的途中,忽然发现有六个人挤成一团,藏在一块大岩石的背后。曾田推测可能是一家子,有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以及两个小男孩儿。那俩男孩儿小的约五岁左右,大的可能是十二岁。一家六人挤在一起,特别是那个小男孩儿,把他的小脸紧紧地贴在爸爸的背上,缩在那里,可爱的小模样儿至今也令人难以忘怀。

曾田追上这个讨厌的“一家子”,把他们带到天宝山的山腰。因为“敌军”早已察觉到日军的进攻而退却,所以就兵不血刃地占领了那儿,并设立了大队本部。那里已经聚集了抓来的30来个老百姓。曾田就把抓来的六个人,全部交给了大队本部情报宣抚主任鹈野晋太郎少尉 。过了不一忽儿,鹈野少尉说:“带着这么多人,走不动啊。干脆都干掉算了!”这样就把包括曾田带来的六个人在内的30多人,分别赶进了几个中国军队所建设的碉堡 里边,然后把入口封死。本来鹈野少尉命令工兵用火焰喷射器把他们全部烧死,但工兵说太耗费燃料,于是决定使用炸药把他们炸死。往碉堡里边安装炸药的时候,里面的老百姓全都明白了,从碉堡的枪眼里听到他们的哀求声、怒骂声……。

“那时知道他们马上就要去见阎王了,我根本没觉得有什么可怜。况且我们的人已被他们杀了那么多,心想必须把这些中国猪全都干掉!”不一忽儿,连续传来两声“梆!梆!”爆炸声,碉堡里的老百姓都都炸成稀巴烂,掩埋在泥土里。

就这样,我们把跟战争毫无关系的老百姓全给杀死了。每当我看到自己的小孙子,脑海里就不由自主地想起那个小男孩的身影,怎么也挥之不去!

曾田忍着眼泪说。

扼杀人性的新兵教育

曾田于1921年11月出生在岛根县出云市上岛町。他家是地主,耕种着约2.5公顷的水田和旱田,其余土地租给一些佃农。兄弟姐妹九人,他排行老大,家里希望他今后能继承家业。12岁小学毕业后,升入出云市的今市农业学校(学制五年)。毕业后本想报考东京的兽医学校,但因祖父反对而未能如愿。只好留在家里帮着干农活,在村里当上了青年团的头头,协助做些送村民去伪满洲国、为国家增产粮食等工作。

当时,人们常说“满蒙乃我国之生命线”。大家都相信“日本国土狭小,人口众多,今后粮食不足的问题将非常严重”。完全没有想过什么政治方面的矛盾。当时人们还认为朝鲜呀、中国呀都没有能力治理自己的国家,以为如果没有我们这些聪明的日本人来管理,这两个国家就难以稳定。于是就心安理得地认为,我们是不得已才进行战争的,只有这样才能使亚洲得到和平。”

于是,曾田迫不及待地想参军,并于1941年12月加入了在岛根县滨田的联队。出征的时候,患病在身的父亲曾贴着曾田的耳根子,悄悄地对他说:“我不要你什么建功立业,你不要太勉强自己啊!”可是儿子被功名心驱使,此后朝着军官的道路突飞猛进。在滨田接受了三个月的入伍教育。在这里,被强迫当“扒窃” ,人类最起码的良心和尊严被破坏殆尽,并被彻底洗脑,要求绝对牢记“长官的命令就是天皇的命令”这一铁的纪律。

想尽快砍人头

新兵教育结束后,曾田于1942年春天来到了中国。这时曾田已是一名干部候补生,从南京预备士官学校毕业后,1942年12月成为一名见习士官。当时,第39师团232联队第2大队的本部就驻扎在湖北省当阳县的老场。隔着一条干涸的小河,距离大队本部约300米开外,在一个叫干溪场的地方设有第二机枪大队的本部。曾田于12月末来此赴任,不久就当上了第四小队的小队长。而前任的鹈野晋太郎少尉转调到老场的大队本部,当情报宣抚主任去了。在情报班,对俘虏者可疑的抗日分子可以随意进行拘禁盘问,随心所欲,为所欲为。

当时,曾田的周围流行着“只有砍过人头,才有资格成为一名真正的军官”的说法。因为曾田还没有砍过一个人,就当上了小队长,所以他就去央求鹈野:“要是有合适的,务必让我砍一次!”他回首当时的心情说:“我只想尽早砍下一个人头,以免让手下的士兵瞧不起!”

1943年2月下旬(或3月上旬)下午4点左右,曾田正在吃晚饭,大队本部的鹈野少尉来电话:“有材料了,赶快过来!”曾田放下筷子,带着小队里资历最老的梅田上等兵,急急忙忙赶到了大队本部。一进屋,鹈野少尉对他说:“哦,曾田见习士官,你来了。要干掉的就是这个家伙,你就砍了他吧!”用下巴示意了一下桌子旁边。曾田一看,桌旁有一个肤色黝黑、一身农民打扮、大约25岁的汉子,双手反绑地蹲在那儿。看起来他是一个非常淳朴的老百姓,鹿田也有些于心不忍,不过想尽快砍个人头的念头立即占了上风,曾田高兴地接受了这个任务。

鹈野、曾田和梅田三个人,带着另外两个拿着铁锹的士兵,把那个汉子带到了后边大约200米的一个小岗子。路上碰见大队长,大队长鼓励曾田:“见习士官,可要砍漂亮些啊!”被带的那个汉子一路上拼命地哀求:“太君!我可就是个老百姓啊,我从来也没有干过什么坏事啊!”可是曾田根本不去理会他。他们来到了小岗子,士兵们用铁锹挖好大约1米见方的一个大坑。然后把汉子拉到坑边上,让他跪下,曾田拔出了军刀,绕到了背后。就在要砍的时候,那个汉子又哀求说:“太君,求求你别拿刀砍,给我一枪吧!”

“当时中国人相信:如果人的身首分离,那就会真的死去;可如果是被枪打死,保留一个全尸,即使死了也还能够托生。”虽然按照武士道精神,不应该拒绝一个濒临死亡的人的最后愿望,可曾田觉得自己是为了砍头,才要来的这条汉子,若是用枪打死,就没有意义了。于是曾田绕到汉子的身后,嘴里假装着说:“知道了”,却偷偷地把手枪的弹夹退了出来放进衣袋里,然后绕到汉子前面去,把枪口对准了那汉子的前额。那汉子就那么跪着,闭上眼睛,看来已万念俱灰,唯有等死了。只听见那枪“咔嚓”一声,曾田嘴里故意说:“奇怪!怎么了?”歪着个脑袋,装作一副不可思议的样子。就这么反复了两、三次,总是没有子弹。于是曾田假惺惺地对汉子说:“我这把枪已经坏了,你就死了这条心吧!”再次拔出军刀,绕到汉子背后。当时曾田又紧张又害怕,两个膝盖不停地在打哆嗦。站在旁边的梅田上等兵说:“我来看看小队长是怎么砍的。”

曾田说:“我那时想,要是梅田回到大队,对别人说小队长是一边哆哆嗦嗦一边砍人的,那可就糟了。这次自己砍不好,那么将来就一定会被部下笑话。”于是暗暗提醒自己,不让梅田上等兵看见自己在打哆嗦,小肚子憋足了劲儿,用力岔开双腿,对准那汉子的脖子砍了下去。可是那棵脑袋只被砍掉了一半儿,汉子“扑腾”地一声翻了个个儿,掉进了坑里。他脸朝上,两眼恶狠狠地瞪着曾田,溅出的鲜血把他的脸染得通红。

那张好像要咬死人的脸,实在是太可怕了!……当时,一方面心里很害怕,另一方面又认为自己干得不漂亮,觉得很没面子。两种心情交错在一起。

曾田突然跳进了坑里,双手紧握日本军刀,骑在汉子身上,一次一次地捅那汉子的胸脯。那汉子呼哧呼哧地直喘气,嘴里和鼻子里不停地冒着血泡沫,从下面一直瞪着不停刺杀的曾田,终于力尽而死。曾田也从坑里爬了上来,但全身还忍不住地直打哆嗦。

就这样,我总算有资格当一名真正的军官了,当时确确实实内心有一种喜悦心情。但同时,我也终于开了杀戒……一种无法言传的恶心似乎更强烈地占据心头。还有,这次没有砍好真丢人,但愿这里的士兵不会对外宣扬说出去。种种思绪交织在一起。

带着这种复杂的心情,曾田回到自己的部队,把刚才放下的饭吃了个精光。当时,对于被自己杀害的中国人及其家属的痛苦、仇恨、悲哀,丝毫也没放在心上。倒是曾田还一直在想,下次一定要砍个漂亮的让人们看看。他对鹈野少尉说:“要是有合适的,再给我留个机会!”不过,从那以后却没有过这样“分享”的机会。

两个月后,曾田就参加了本文开头所介绍的“炸死平民百姓事件”。一个月之后,即1943年5月下旬,在一次江南歼灭作战中,对被追到一座石头山而走投无路的约3000名国民党士兵,曾田小队长率领重机关枪小队进行了疯狂扫射,一下子打死500多人。 到了夜里,曾田小队在担任作战地带警戒时,抓到一个20多岁的国民党散兵。先送到情报班审讯,然后把他带到院子里,当着梅田上等兵的面,一刀将头砍了下来。

因为这是第二次,完全没有第一次那样的心理包袱,甚至一丁点的恶心感都没有。倒是内心充满一种满足感:这下可在梅田面露了一手。

命令部下刺杀活靶子

从1944年1月开始,曾田少尉在当阳县淯溪河担任新兵教育的教官。与曾田自己过去所受的训练一样,训练目的就是要“完完全全地扼杀士兵们的人格、良心、尊严等,使他们成为绝对服从长官命令的杀人机器。”最后一关则是刺杀活靶子的训练。

曾田教官事先请求大队本部:“请给我们两个教材”。6月上旬的一个上午,他带着30多个新兵来到粉坊湾(村名)前边的大树下。记得那天天朗气清,阳光充足。士兵们在地上打下了木桩,不久其他联队的士兵押来两个中国男子。其中一人叫刘珍林,是个20多岁的青年,长期在大队本部干些零活,曾田也认识他。刘的后面跟着他新过门的媳妇,一路哭哭啼啼。另一个男子大约30多岁,据说因在日本仓库附近有可疑举动而被逮捕。曾田走到刘珍林的身旁,说:“这不是刘珍林吗?你就免了吧!坐到那边去。”

“尽管我已成了心狠手辣的魔鬼,但跟刘很熟悉,要把他活活刺死,多少还有些于心不忍。”被松绑的刘珍林,跑过去和妻子拥抱在一起,两人蹲在那儿抽泣着。

曾田教官命令将另外一人蒙上眼睛,站着绑在桩子上。这个男子有一张棱角分明、白白净净的脸,透着知识分子的气质,早已坦然面对死亡。曾田教官集合新兵训话:“不会杀人,就不配当日本兵!敢刺杀活靶子的人,排成一列纵队!”有些人争先恐后地排上来,还有些人不敢站过来……。曾田发现有一个新兵总想往后排,像是要躲藏起来,立即命令:“向右转!”于是那个排在最末尾的新兵,一下子排到了最前头。下面的事儿全都交给了助理教员。助理教员下令:“刺杀!”那个新兵开始还有些犹豫,随后发出一阵尖叫,双手握紧刺刀,向中国人冲了上去。排在后面的新兵们也一个接着一个,向这个中国人猛刺过去。男人身上被刺成蜂窝,特别是肚子上已是血肉模糊,内脏外溢,早已气绝身亡。

训练大家刺杀活靶子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连根铲除他们的良心,增加他们的胆量。

曾田如此回顾当初实行刺杀训练的目的。

是半斤对八两吗?

1945年8月日本战败后,曾田被关押在前苏联的卡扎夫斯坦共和国内从事体力劳动。在苏联的五年间,既没有机会也没有时间去反省自己的罪行,与战争期间的认识根本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1950年7月,曾田被转送到抚顺战犯管理所。最初他满腹牢骚:“我不过是在日本军队,按一般军人的常识做了一些事儿,没做什么太坏的事儿。我只是一个小小军官,只不过是为了国家利益,奉命行事而已。为什么非要把我关进这个监狱?!”

1951年,中国各地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呼吁“坦白自我罪行,社会各阶层人皆可举报社会违法、贪污犯罪行为”、“只要积极诚实地交代罪行,无论多么重大的罪行,都可得到从宽处理”。通过学习,曾田想:“要是我也把自己的所有罪行都坦白出来的话,也许就能得到宽大处理。”决定不再隐瞒什么。于是做了一份自己出征以来的“履历表”,把想得起来的罪行尽量写了进去。并且,把自己犯下的众多罪行写成坦白书,当着全屋人的面念了起来:“我在某某地方杀了多少多少人”、“我在某某地方烧了多少多少间房子”……。同屋的人听了他的讲话,纷纷指出:“你的坦白只不过是罪行的罗列而已”、“根本没有考虑受害者的心情!”……对他进行了彻底批判。曾田这才明白:这种仅仅停留在表面上、“别有用心”的坦白,一下子就会被人们戳穿,露馅儿。

曾田直到来抚顺之前,根本没把中国人当人看,认为他们只不过是些人渣,因此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杀人有什么错。但是到了抚顺,在受到中国管教人员不是亲人胜似亲人般的照顾之后,他那种蔑视中国人的思想就一点一点地消退,甚至在不知不觉之中对他们产生了感激之情。曾田逐渐认识到:“我确实是干了坏事儿,实在是对不起中国人民!”一方面随着这种感情层面发生变化,另一方面经过学习,在理论层面上同时也发生着重大变化。通过学习列宁的《论帝国主义》、野吕荣太郎 的《日本资本主义发达史》等著作,他开始重新审视那场所谓的“大东亚战争”(亚洲太平洋战争)的意义。通过上述学习,他开始意识到自己一直信奉的所谓“大东亚战争是圣战”的说法简直就是一派谎言,这场战争的本质乃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

由于上述感情和理论两个方面的“觉醒”,曾田找回了自己原本的人性,重新看到了真理的光明。于是对坦白书进行了数次修改和补充。他开始渐渐明白:真正的认罪和坦白,是“站在受害者的立场上,批判自己所犯下的罪行,对于自己的累累罪行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痛苦和悲伤,进行深刻反省。”但在抚顺期间,对此他还只不过是一个大概的理解而已。

1956年夏,曾田受到免于起诉的宽大处理,被释放回国。回国后不久,他就经常参加由原中队组织的“战友会”。他是想利用这些机会,对自己担任新兵教育的教官阶段,或是当小队长阶段,命令部下犯下滔天罪行,表示真诚的道歉。但每次聚会,大家总是热衷于谈论自己当年的英勇往事,根本缺乏反省的气氛,使他无法将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于是,他就通过寄送信件或资料,向个别容易沟通的战友传达自己的思想。曾田的一个老部下被他的这种热情所感动,认真总结了一下自己的罪行,以谢罪的心情写成一本小册子,分发给大家。就这样,曾田的思想慢慢地在战友中传播开来,曾田确信这才是自己终生的认罪学习。

曾田热情洋溢地大声疾呼。他说,下面这些话,无论如何都想告诫当今的日本人民:

即使在平时,杀人也是要判死刑的大罪呀!更何况当年日本在中国罪行滔天,罄竹难书,完全是一场用残酷的铁蹄肆意践踏他国领土的侵略战争,我们曾对过着和平生活的中国人,进行有组织而大规模的残酷屠杀。有人用“那是战争,没有法子”之类的话来推脱责任,但若是站在受害者立场上,能这么说吗?而且,就算你杀的是中国士兵,就能说“因为这是战争,所以责任应是半斤对八两”吗?我也是个农民,如果没有我们这些人践踏他们的家园,他们作为农民应会过着和平的生活吧。然而,他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亲人被日军杀害,自己的家人被日军强奸,自己的粮食被日军掠夺一空,自己的房子被日军焚毁,才被迫放下铁锨,拿起了枪,跟我们进行战斗的啊。如果我们这么想,半斤对八两的诡辩就根本站不住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