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田正夫（家住岛根县，82岁）在鸟取市所做的侵华罪行证言，深深地震撼着每一位听众的心。
我们如果没有加害者意识，就不能体会到受害者们的心情，更无法站到他们的立场上去。我之所以能够说出自己在战争中的罪行，是因为我的良知在抚顺得到了复苏。
日本战败后，鹿田当了苏联的俘虏，在卡扎夫斯坦共和国关押了一段时期后，于1950年7月被移交到中国抚顺战犯管理所。
当初我心里恨透了苏联，心想怎么就非得把我移交到中国去呢？那些比我更残酷的家伙们却反倒都能回国，为此愤愤不平。同时一想到自己在中国所犯下的种种滔天罪行，就吓得发抖，担心会受到报复。所以暗自下定决心：无论如何，绝对不吐露半点自己的罪行！
被移交到抚顺战犯管理所约两年后，兴起了一股学习热潮。鹿田也开始热衷于学习从被压迫者的立场去看待日本历史、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等问题。这时，鹿田因得了末梢神经炎，行走有些困难，视力也有些下降。因此管理所让他住进了所内的医院，受到了大夫、护士们的精心治疗和细心照顾。
按照饮食疗法，每顿饭他都可以吃到一个鸡蛋，这样前后吃了一个来月。有一天，鹿田对温久达医生说：“大夫，把我吃的鸡蛋给停了吧，我都吃腻了！”他本以为会挨训：“你在说什么呢！”可温大夫却微笑着说：“是么？但对你来说，这可是药啊！你再稍微忍一忍吧！我让他们给你换换做法。”
这天晚上，鹿田在自己的被窝里暗自流下了热泪，心想：“迄今为止，我对中国人都干了些什么事儿呀？从来没有正儿八经地给他们吃过饭，更谈不上给过他们什么药物。岂止这些，我还杀害了那么多的中国人。可是人家反过来对我倒这么亲切，给我精心的治疗和照顾。我对人家温大夫都说了些什么呀！”
整整一宿他彻夜未眠，一直在回顾自己迄今为止的人生轨迹，回想自己在中国所犯下的种种罪行。
想当军官，出人头地
鹿田于1918年11月出生在岛根县出云地区的一个小村庄，兄弟姐妹五人，他是老小。父亲在学校当了多年教师之后，继承了祖业，酿造酱油，晚年还当上了村长，家庭生活相当丰实。他父亲还是个彻头彻尾的天皇崇拜者，对子女的教育非常严格。鹿田毕业于出云的大社中学，两年后升入东京的善邻高等商业学校（旧制）。在中学和专科学校的八年时间里，他被彻底地灌输了天皇崇拜和军国主义思想。同时还热衷于剑道，毕业时已达到了四段水平。1941年3月，22岁的鹿田毕业后来到上海，在一家日本的国策公司当了一名会计。回顾当初，他说：“我这个人出人头地的欲望非常强，心想一定要在中国干出一番事业来！”
可是那一年他却在上海接受了征兵体检，12月1日开始在岛根县滨田接受了新兵的入伍教育。在这里受尽了老兵们的欺负虐待，不知被殴打了多少次。做人的良心和自尊心，也因此受到了彻底践踏。鹿田回忆道：“新兵教育的目的，就是要抹杀他们的人性。要把他们训练成为一个唯命是从、勇往直前的机器。”
结束了三个月的新兵教育后，鹿田来到了中国湖北省荆门县，分配到第39师团232联队第1大队第4中队。这时，鹿田“想当上军官，想出人头地”的想法愈发强烈，于是参加了干部候补生的考试并顺利通过。在入伍教育的最后阶段，他们又进行了刺杀活靶子训练。一个大约三十岁的中国男人被反绑在树上，作为30多个新兵们的“训练教材”（活靶子）。鹿田因为是干部候补生，不能被人看起来显得“态度消极”，所以抢先排了在第一个位置上。可是这时班长却喊出了口令：“向右转！”这样一来，他就排到了末尾。最后，他毫不犹豫地用刺刀一次次地刺向早已血肉模糊的男子胸膛。鹿田回首当年道：“当时心想：惩处这些敢于向优秀的日本人挑衅的劣等中国人，是为了国家，也就是为了天皇陛下，甚至对自己往上爬也有好处，所以心里一点也不感到有什么矛盾。”
之后，鹿田考入了南京的预备士官学校。毕业后作为见习士官，回到原大队第2中队，当上了小队长。从1943年初开始，在湖北省一带与国民党军队作战，反复对附近村庄进行了扫荡。1943年12月初，晋升为少尉。
三光政策，确有其事
1943年12月下旬的一个傍晚，鹿田少尉等小队长以上的军官被召集到老场的联队本部，联队长滨田大佐下达命令：“明天早晨，扫荡白杨树村 ！那里是抗日根据地，村民全都通敌，你们可以杀死包括妇女、小孩在内的所有人，所有物质都要收缴过来，最后要把所有的房屋全给烧掉！”回到部队，他向自己的部下进行了传达，他们都手舞足蹈，欣喜若狂。鹿田解释说：“因为这样就可以干些抢劫之类的事儿，士兵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所以大家都盼望着执行这种去村庄扫荡的任务。”
“白杨树村”坐落在大队本部附近，是个约有百户人家的小村庄。对于活跃在这一带的抗日游击队，日军实在是束手无策，非常头痛。以第一大队为主力的部队半夜出发，确定了要攻击的各个要点。鹿田小分队承担着攻打靠近小河边七、八户的任务。拂晓，鹿田小队长命令部下分成三个班开始突击。住户的大部分人从屋里跑了出来，拼命往小河的河岸逃跑。鹿田命令轻机枪射手：“射击！”霎时间，女人、孩子以及裹脚的老婆婆们一个一个中弹倒下，20~30人相继被击倒。已经逃了出来的人，都被部下用刺刀一个一个地捅死了。接着他们把村里农民的财产——猪、牛、鸡和各种各样粮食，全都掠夺到广场上来了。
过了一会儿，鹿田和勤务兵为了查点，走进了一户人家。勤务兵报告，里面还有两个活着的中国人。拐了几步走到里面后，发现有一间仅仅六、七平米的小房间。早晨的阳光从挖出的小窗耀眼地射进屋里，里边有一个50岁左右的老农民，急得不停地打哆嗦，张开两支胳膊挡在前面。在他身后有一张小小的床，床上睡着一个20多岁、脸色蜡黄的姑娘。“太君、太君，我女儿有病，好歹留她一条命吧！”说完泪流满面地跪在地上磕头。
“要是我当时哪怕还有一点点良心，就会觉得实在是于心不忍。可那时，对于这样的哀求，我只感到非常恶心。心想：哼！敢于抵抗优秀大和民族的小小臭虫，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鹿田命令勤务兵：“用刺刀捅死她！犯不上浪费枪子儿。” 可勤务兵的刺刀却在哆哆嗦嗦，怎么也刺不下去。鹿田怒吼：“快点儿，给我干掉她！”这时那个父亲又大声哀求：“太君！”跪在地上，紧紧地抱住鹿田的腿。就在这一瞬间，“砰”的一声枪响了，满屋子里充满了火药的气味。
“我就是这样当着那个父亲的面，让勤务兵把他女儿给杀掉了。……不，不，我现在才明白：其实是我自己把她给杀掉的！”鹿田泪流满面，哽咽地继续他的演讲。
“哎呀！哎呀！老天爷呀！” 父亲爬到女儿身边，不断地哀号着，鹿田和勤务兵把他硬拉出了屋外。男人口里喊着：“日本鬼子！日本鬼子！”不停地又哭又闹。鹿田命令勤务兵：“放火烧掉！”霎时间，屋子连同姑娘一起被包围在熊熊烈火之中。之所以没有当场杀死那父亲，是因为要让他们搬运抢来的东西。
“我们把他和另外几个男人用绳子连成一串，让他们扛着我们抢来的、还在滴着血的鸡呀，其它粮食呀等东西。整个村子到处是被日军屠杀的村民，尸横遍野，血肉模糊。在这次对白杨树村的扫荡中，大约杀死了200多村民。”
“有人说三光政策 纯粹是无稽之谈，是谣言。但是我却不能否认自己的所作所为是事实。而且我也绝对不允许有人抹煞历史！”
鹿田一面擦着眼泪，一面向会场的全体听众大声疾呼。
初试军刀……
鹿田少尉在这次白杨树村扫荡之后，很快就被提拔到位于当阳的联队本部当情报主任。他的主要任务是：领导中国密探获取中方的情报；查处抗日分子，并进行盘问审讯；同时还兼任“宣抚班” 的班长，负责驯服当地老百姓。
鹿田就任情报主任后不久，大约在1944年初左右，在联队本部驻地内的俘虏关押所（兄弟部队）负责人鹈野晋太郎少尉 来邀请他：“今天要拿两个俘虏来试刀（砍头），你也来试试！”鹿田痛快地答应说：”好，让我试试！”
在这之前，我还没有用军刀砍过人头。这让我总感觉比人家矮了一截似的。我可是个军官，还是剑道四段呢！心想总该砍上一次人头才行！
鹿田被鹈野少尉领着，来到了联队本部尽头的一棵大柳树旁边。过了一会儿，从俘虏关押所拉出来两个中国汉子。鹿田周围聚集了情报班的部下，等着看热闹。首先，鹈野少尉让一个汉子跪在地下，弯着身子，与地面基本平行，最后挥舞起日本军刀，斩下了那个汉子的首级。
轮到鹿田，他让另一个30岁上下的汉子跪在地下。
我对这个中国人没有丝毫的同情心，也不关心他是怎么被抓来的。只不过从个人兴趣出发，想试试自己的本领，想如何才能在部下面前显摆显摆，潇洒地砍下人头。其实自己心里倒并不讨厌这种砍头试验。
鹿田毫不哆嗦地挥起了日本刀，把那个汉子的脑袋完整地砍了下来。那时候鹿田只是想：闹了半天原来这么简单哪，由此信心大增。后来，又在同样地方，和鹈野少尉一起试刀，进一步增强了信心。
解剖活俘虏
到了1944年8月，鹿田已经完全习惯了这里的任务。在联队本部附近和国民党部队的一次战斗中，捕获了一个年近三十、脚部负伤的中国军官。鹿田企图把这个男人训练成自己的密探，便把他带回联队，对鹈野少尉说：“我想让他给我们收集情报，拜托啦！”于是把他收进了监狱。可是后来，因为自己忙于胡编乱造撰写“战斗详报”，加上还有其它一些琐碎杂事，就把这个男人的事情全给忘了。
过了十来天，联队本部的军医近藤中尉说：“鹿田君，那个俘虏怎么办呀？他的脚已经得了坏疽，不锯断就不行了。反正也当不了密探了，你就把他给我吧！我这儿正好需要给新来的卫生兵找个活教材。”经这么一说，鹿田这才想起他的那个俘虏。虽然多少感觉有些遗憾，不过也没办法，就回答军医说：“好吧，知道了。”
第二天，鹿田受近藤军医邀请参加“手术练习”，一起跟着去了联队本部的医务室。他们走进屋子时，俘虏已被紧紧地捆绑在门板上，还用一种“哀求似的神情”回头看了鹿田一眼。因为他的伤口并没有进行过什么处置，就那么一直搁着，所以得了坏疽，整个脚都有些发黑，肿胀得很厉害，而且开始腐烂，散发出阵阵恶臭。整个人好像也没有吃好喝好，身体显得非常虚弱。“那时候，我一点也没有觉得他有什么可怜。只是想这个家伙既然已到这一步了，还真没有什么用，这么一个大累赘，能够这样甩掉不是挺好嘛！”鹿田努力回顾当年自己的心情。
大约有十五名左右的见习士官、卫生下士以及卫生新兵们围在“活教材”的周围。近藤军医也不进行麻醉，就开始咯吱咯吱地去锯男子的那条腿。男子疼得撕心裂肺般地大喊大叫，拼命挣扎。一个卫生下士实在看不下去，忍不住说：“军医长官，这样锯恐怕不行吧！”军医说：“真没法子，那就打一针吧！”说完便往静脉里注射了空气。男子“哼”地叫了一声，一下子呼吸苦难，全身瘫软。军医也不给他止血，又继续锯那条大腿，终于把那条腿给锯掉了。鹿田问：“下面还干什么呢？”军医说：“压轴戏还在后边呐，你就等着瞧吧！”不过鹿田感到有些恶心，就离开了那间屋子。后来听说，他离开以后，那个男人被剖开肚子，内脏被拿出来给大家进行讲解说明，就这样被杀害了。
鹿田在抚顺的病床上，想起这一段历历往事，禁不住热泪盈眶，心想：“我把中国人当成虫豸一样对待，妄加杀害，可这些中国人却这样亲切地照顾我……”
杀害牟高轩烈士
牟高轩烈士的事迹更是令他终生难忘。鹿田刚刚就任情报主任的时候，牟高轩正好担任联保主任，负责管理着附近的好几个村子。听说他以前还曾当过校长，在中国人之中很有威望。鹿田早就想利用他当密探，所以三番五次找他，要他提供有关抗日分子的情报。可是牟高轩总是支吾推脱，一会儿说：“实在太忙了，干不了”；一会儿又说：“这样就会失去人们对我的信任了”等等。由于鹿田紧追不舍，有时牟高轩就搪塞道：“要是有情报，我就告诉你”，最后甚至干脆躲了起来。鹿田说：“牟高轩大概在遵守作为一个中国人的信义吧。”
不久，有消息说：“姓牟的把日本军队的情报传递给敌人” 。鹿田想：“看来这家伙还真是通敌啊！”就让部下和密探到处搜寻。几个月后，从河对面的炮兵联队传来消息说，已经抓到了牟高轩。牟被带到了联队本部，可把鹿田气疯了。他把牟高轩反绑起来，吊在天花板上，拿竹刀 使劲地抽打一通。“你干吗要逃跑？是不是你本来就是中国的间谍啊？”对于鹿田这些纠缠不休的盘问和拷打，牟高轩只是坚持回答说：“我不过是讨厌给日本人当密探，就跑了。”之后鹿田把他监禁在禁闭室里半个来月，只给他吃些残羹剩饭。对他受的伤也从不处置，就这样一次次地、反反复复地拉出来盘问、拷打。但无论如何拷问，牟高轩从不吐露半句，身体却一天天地衰弱下去。但他从不说什么“饶了我吧！”之类的话，好像已经下定了必死的决心。
考虑到如此再审问下去也不会有什么结果，鹿田决定对牟高轩处以死刑，并准备在以前砍过两个中国人头、联队本部的那棵大柳树旁边执行。他先让士兵们挖好一个大坑，然后把牟高轩带到坑边，双手反绑，让他跪下。周围聚集了20多个来看热闹的日本士兵。鹿田一手拿着日本刀，得意洋洋地向大家炫耀说：“普通斩首谁都会，可作为一个剑道高手，要砍得只剩下最后一层皮。你们就好好看看吧！” 牟高轩已抱定必死决心，纹丝不动。鹿田站到牟的左后方，摆好了架势，只听得他大喊一声“咳”，手起刀落，恰如他事先吹嘘的那样，头颅被砍了下来，只剩下一层皮连着，耷拉在胸前。鹿田把牟高轩那溅着鲜血的尸体，一脚踢进了坑里。
“那时候，我根本没有考虑牟先生的死活。只是一心想让周围的士兵们，观看我漂亮的斩首表演罢了。”最后鹿田并没有把牟高轩的有关情况向上司报告，“其实牟先生……在文件上并不存在！”鹿田说。
躺在抚顺的病床上，一想起那些当年往事，鹿田就总会泪流满面地哽咽道：“实在太抱歉！我应该向大家谢罪！” 应该说，当时他的这些想法并非虚伪。但是，这种属于感情上的认罪只不过是认罪的第一步。对于这一点，鹿田本人也是后来才领悟到。
站在受害者立场上认罪
因为病情有所好转，鹿田又回到十六人一间的大屋子。这时大家的学习热情进一步高涨，开展了公开自己所犯罪行，深挖这些罪行根源的认罪坦白运动。鹿田虽然也认为自己干了坏事，可心里还在想：“许多事情都是奉长官的命令才干的呀！” 同时还抱有恐惧心理：“要是把自己的罪行一下子都说出来，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国啊。说不定还要被判刑呢！”于是，他就以战斗中的罪行为主，一点点地进行“坦白”。但是，管理所外的调查官员着手审讯后，开始要求他坦白担任情报处主任时期的罪行。即使到了这个时候，鹿田还是一面察言观色，一面像挤牙膏似的一点一点交代自己的罪行。犹豫了很长时间，最后他终于下定决心，将杀害牟高轩的罪行坦白出来。
但这并不是实际意义上的认罪，只是单纯的罗列罪行而已。说心里话，当时我只是希望能够早日回国才坦白的。因为我还没能站在受害者的立场上去认识问题。
从那以后过了一个多月，没有人再来找过他。有一天晚上，调查官员叫鹿田去，拿出来一张黑白照片给他看，说：“你好好看看这张照片！”照片中间可以看见有一个挖出了很多土的深坑，旁边整整齐齐地排列着从头到脚的人骨。而且，坑边有一个女人在悲哀地低垂着头，站在那里。调查官员问他：“你知道这是什么吗？”他对这女人并不眼熟，就回答说：“不知道。”调查官员接着说：“你再好好看看，总不至于把这棵柳树也给忘了吧？”他又仔细地看了一遍，这才发现坑边有一棵柳树。
“啊！这就是杀害牟高轩他们的地方！”看到鹿田已经分辨出来，调查官员接着告诉他：“站在旁边的女人就是牟高轩的妻子！”听到这里，鹿田全身一震，身体不停地哆嗦起来，人也站不住了，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他两只手紧紧地抓着那张照片，眼泪哗哗地往下流，一次次地高喊：“实在对不起！实在对不起！”然后爬在地上说：“请狠狠地处罚我吧！”调查官员和蔼地对鹿田说：“处罚不处罚，那是由我们决定的事情。我们认为你的坦白大致上是确切的，但仅仅罗列罪行并不是真诚的认罪啊。只有站在受害者的立场上，才能开始实实在在的认罪。你好好考虑考虑这个问题再学习吧！”
从那以后，他几乎夜不能寐。“被我杀害的牟高轩这些人，以及他们的遗属们该有多么痛苦、多么愤恨、多么悲哀啊！如何才能站到受害者的立场上呢？”这种想法终日萦绕在脑际，夜以继日地不停在思考。以前坦白的时候也有过失眠的日日夜夜，但那是在替自己担心，是站在“加害者立场”上的担心和不安。而这一回和上次性质完全不同，是站在“受害者立场”上来思考。在对自己产生无比愤恨的同时，也开始反省使自己变成如此毫无人性的恶魔的根源所在。学校里的军国主义教育；使人丧失人性、助长蔑视其他民族思想的军队组织；以及最根本的罪魁祸首——天皇制。到了这时，对于所有这一些，他才真正能够理性地开始反思。
1956年8月，由于中国政府的宽大政策，鹿田被免于起诉，9月回到日本。归国后，他也常常回想自己过去的罪行，继续努力认罪。只要有人打声招呼，无论何时何地，他都愿意去提供证言。
1991年12月，一次偶然的机会，鹿田在原联队本部宣抚班的秋原隆（家住岛根县，80岁，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会员）家里，看到了牟高轩的笔迹——写在一块布上的中国汉诗。据说牟在认识鹿田之前就和秋原关系密切，这首诗是专门写给秋原的。当然，秋原不仅不知道牟高轩是被鹿田杀害的，甚至连他已死的消息也不知晓。那块布上写着如下诗句：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
联保主任 牟高轩
“怀有如此高雅胸怀和志向的牟高轩，就是被我这双沾满鲜血的双手杀害的呀！”
看到这首诗，鹿田重新反思自己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并决心要终生继续自己的认罪活动。
【相关证言】
关于对“白杨树村”进行扫荡时其他士兵的证言：
除上述鹿田所做扫荡“白杨树村”的证言外，笔者还采访到下两名日本老兵的最新证言。现以笔者提问、老兵作答的形式刊载如下，
（1） 开本德正的证言
开本德正（家住广岛县，82岁 ）当时在第39师团第232联队第1大队第2中队服役（和鹿田在同一个中队）
问：你们当时为什么要去扫荡“白杨树村”呢？
答：当时（1943年12月），我们联队本部（老场）的周围，经常有抗日游击队出没。我们认为“白杨树村”是他们的根据地，所以决定把这一地带扫荡成无人区。
问：“白杨树村”是怎样的一个地方？
答：在山的断崖绝壁处，有一座白色寺庙，叫“白阳寺”。下面山谷间有一条河叫“沮水”，河边有个小村子叫“白杨树村。”
问：对那里是怎样进击的？
答：我们第二中队半夜出发，在村前的半山腰待命。等到拂晓时分，野战炮就开始轰隆轰隆地炮击村庄，以此为信号，士兵们开始向村庄突击。我当时是中队长的勤务兵，开始的时候和连长在一起观察形势。不久，听到村子里到处是人们的哀号、呼喊，看到许多房屋已经被点着了火，冒起了滚滚浓烟。过了一小忽儿，我就和中队长一块从山坡走到村子中去了。
问：进入村子以后，情况怎样呢？
答：村民们被从各家赶了出来，集中到村子中央的广场上。几乎没有一个年轻男人，大多是女人、孩子，还有一些老人。到处是士兵们的疯狂呼骂声、村民的哀号哭喊声，还有摔坏东西的各种声音。士兵们将老百姓从屋子里驱赶出来后，把抢来的粮食和家畜都集中到了广场上。
问：开本先生，你那时都干了些什么呢？
答：我和中队长一起，查看各小队士兵们的行动。已经抢劫一空的房子，就会放上一把火。
我们走到了一间房子，正有一个新兵从房子里往外拉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头。可那个老头却两手合掌，赖着不走，嘴里用中国话说：“我有病啊，饶了我吧！你们千万别烧我的房子呀！”不停地哀求着那个新兵，赖着不出来。这时，我申斥新兵，吼道：“你这是干吗！老家伙不想出来，就别勉强他了！”说完，把那个老头推进了屋里，紧紧地关上了门。然后把高粱秸堆在门前，点了一把火。火焰转瞬间迅速升腾了起来，把整个房子给烧着了。
问：被集中到广场上的老百姓，后来都怎么了？
答：我们第二中队抓来的老百姓，都给赶到了广场的一块洼地。有几个士兵端着枪，看守着他们。村民大约有40-50人，几乎全部是女人、小孩和老人，他们互相抱成一堆，母亲紧紧地抱着自己的孩子，大家又哭又叫。
后来我和拖着抢来物资的日本士兵及中国苦力一起回到了大队本部，以后怎么样我就不敢断言了。但是留了最后一个小队，担任我们的警卫工作。听说上级命令他们：“对这些村民不论男女老少，全部干掉，然后再撤退！”我想很可能全都给杀害了。
问：其它中队都干了些什么呢？
答：我只知道我们中队的情况。我想其它中队干的大概也是同样的事儿吧。
（2） 小林武司的证言
关于小林武司（家住广岛县，81岁）的情况，请参看本文第三部第四章。
问：小林先生，你是怎么参加“白杨树村”扫荡的呢？
答：我属于第一大队的机关枪连，所以在拂晓前就来到了“白杨树村”前边约500米地，架好重机枪待命。步兵部队开进村子之后，仍在原地负责周围警戒。再后来接到联络，说扫荡已大致结束，就进入村口，并在那里架好机枪待命。
问：从那里能看到村里的广场情况么？
答：能，已经到了村口，广场就在眼前。
问：看见广场上什么情况呢？
答：看见广场上挤满了女人、孩子，还有老人，他们都坐在地上。我想总共约有150多人。旁边堆着抢来的粮食，还有鸡呀猪呀之类的家畜。大约有10多个村里的男人，肩膀扛着这些掠夺来的东西，大部分日本士兵押着他们，一起往大队（老场）方向去了。
问：聚集在广场上的老百姓，后来都怎么了？
答：剩下的士兵们用枪逼着老百姓，一群一群地被押进附近的各个屋里，然后把门堵上，放起火来。最后，各个屋子都已燃起了熊熊大火。
问：聚集在广场的所有村民吗？是你亲眼所见吗？
答：我想差不多是全部。我当时就在重机枪旁边看着，所以可以说是实际情形。后来我们马上也撤离了。
笔者：小林氏所提供的证言“在广场上聚集约有150人左右”（大意）之中，是否包括开本证言中的“第2中队所赶出来的40-50人”（大意），已经难以断定。但从现场的情况来看，应是将各中队赶出来的老百姓，收拢到了一个地方，最后一起处理（杀害）掉，这样理解比较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