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谷稔（现住兵库县，84岁 ）一直在家里撰写自传。他常常因病住院，只要稍许好些，就又坐到书桌前笔耕不断。
他说：“我想这是我一生中的最后认罪，写着写着，泪水常常夺眶而出，只好躲着妻子跑进洗手间。”
每当西谷想起13岁的刘姓少年，便泪流不止。1940年5月前后，他随同野战宪兵队参加了广东省顺德县内的村庄扫荡。那次扫荡，日军抓到游击队长的儿子，年仅13岁的小刘。开始西谷让小刘干些杂务，准备以后让他为日军当密探。但是西谷的同僚们叫嚷：“不能让他活下来”，这种呼声越来越高，终于宪兵队长下令：“把他干掉！”西谷只好将另一案子的罪行裁脏到小刘身上，写成材料上报。
一天，小刘与其他十几个人一道，被日本宪兵反绑双手、蒙上眼睛，带到佛山市郊的一个墓地。由于小刘又哭又闹，难以用日本刀斩首。西谷骗他说：“你要是不哭，我就放你回你妈妈身边去。”孩子停止了哭泣，问:“真的？”西谷一边说:“还能假么？”一边绕到少年身后，假装给少年解绳，向少年头部开了枪。
“每当想起这件往事，我就觉得自己真是罪该万死。”他喃喃自语后，将手指移向眼镜后面，擦拭泪水。当然，他的罪行远不止这些，真可谓罄竹难书。
西谷之所以能够承认自己的许多罪行，并能站在受害人立场反省自身，全因抚顺战犯管理所为他提供了认真面对自身的机会。
日本战败后，西谷先是被前苏联拘押在西伯利亚地区，后于1950年7月转移到了抚顺战犯管理所。这是因为他在中国作恶多端，当作“战犯”处理。开始阶段，他觉得：“全是奉上级命令，我有什么办法”，同时又怕：“要是自己的罪行暴露了，那就糟了”，满脑子净在考虑自己的安危。西谷以本身的经历推测，要是坦白自己的罪行，只能以命抵偿，处以死刑。于是，他下定决心绝不交待。
来到抚顺两年后，西谷患阑尾炎住院手术。管理所的班长和护士们对他照顾得无微不至，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着实感动了他。他想：战时我们遇到患病的中国人，不是说：“管他是死是活！”就是说“砍了他！”……他在抚顺的病床上回忆起自己的桩桩往事，悔恨的泪水夺眶而出。
一、希望尽早出人头地
1916年8月，西谷出生在兵库县川边郡的有七反 地的农家，上面有两个哥哥，家境属中下水平。父亲在他小学四年级时就撒手人寰，但生前一直在说：“天皇陛下是活在人世的神”、“我只希望这孩子当军人，军人将来有养老金，一辈子不愁生活”。但是西谷自小就胆小：死一只老鼠都要为它超度；每遇左邻右舍办丧事，夜里从不敢走出家门一步，可以说是个心慈手软的好孩子。
高等小学 三年毕业后，西谷16岁进入“阪急电铁”公司。他当时的最大心愿是当一名电车司机，早日出人头地。但他马上得知：没有当过兵的人，是很难能当上司机的。为了能早日当上司机，19岁便志愿参加了“堺部队” 。
一日，训练中见到一个只有上等兵军衔的宪兵来到部队。一些军人，军衔虽然比那宪兵高，却都对他表示敬意。看到宪兵明显地高人一等，西谷改变了主意：与其这样当兵，每天都在脏兮兮的地方受苦，还不如当一个宪兵，又快活又能早日出人头地。他终于报考宪兵并通过了考试，1937年11月结束了东京的训练。先是分到和歌山宪兵分队，后又调到大阪宪兵队本部。
就在他当上宪兵的时候，1937年7月卢沟桥打响了日中战争的第一枪，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他无法眼巴巴地看着同期的宪兵们相继奔赴中国战场，便向长官提出申请：“请尽早派我上前线。”当时他特别希望早立战功、出人头地。他说：“没有比上战场更好的事了，因为前线能一举满足我三个愿望：为天皇而战，为门第而战，为自己早日出人头地而战！”
二、捏造罪行，肆意屠杀
1939年10月，西谷调到广东任第五师团的随军宪兵。翌年，调至广东宪兵队佛山分队。在调到中国一个多月后的一天，西谷首次杀了人。那天共杀死了三、四个中国人，西谷砍的是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子。
佛山郊外的公园一角。宪兵队长命令：“西谷，你干掉这个！”西谷双腿不停地颤抖，用力挥刀砍下，却只砍断了脖颈的三分之一不到。男人跌进事先挖好的坑里“哎唷哎唷”地痛苦喊叫，原地打滚，怒视西谷。宪兵长怒吼：“刺他心脏！”西谷站在男人左后方，对准心脏部位用力刺去。当时的感觉和拔刀时鲜血直喷手指的情景，西谷至今都刻骨难忘。因为突如其来的巨大刺激，西谷当晚饭菜难咽，整整一周时间，每晚都为恶梦所魇，难以自制。
“虽然当时并未把中国人当人看待，但是杀人之前，我确实很不情愿。然而长官命令是不能违抗的！”满面痛苦的西谷如是说。
自此，西谷每月都要监督部下杀人，而且他本人也动手砍人。被杀者全是“抗日活动嫌疑犯”。每次被杀者，少则几人，多时可达20人。实际上有的人本无证据，只要宪兵队捏造一份“坦白交待”口供报上去，就会得到广东宪兵队队长的批准。
1940年8月前后，得到“发现游击队”的情报，西谷宪兵军曹 亲率一队身着便衣的士兵，偷袭了顺德境内的一个村庄。他们抓来了十五个25－40岁的男人和一个20几岁的女人。经佛山宪兵分队西谷等人审问调查的结果，判定这些人全属无罪农民。西谷等人本想过两、三天后就放他们回家，暂且将男人们关进两间屋子，让一个女人睡在走廊角落，令一名辅助宪兵 看守。午夜这名辅助宪兵强奸了那女人，女人又将此事告到值班宪兵。
宪兵分队长陷入困境，事情如果仅仅发生在一个女人身上还好办，现在是一个日本辅助宪兵在十几个中国男人的面前强奸了那个女人 。宪兵队出现这种丑闻，一则怕传到其他部队里影响宪兵形象；再则怕中国人借机大作文章。最终分队长下令：“这伙人不能释放，全部干掉！”并命令西谷捏造送递上级的报告：“某某等组织游击队袭击村庄……，又将日军情报偷偷送给中国方面……。”西谷如此胡乱编造了一份报告，上交给广东宪兵队队长，请求处以极刑，几天后收到准予处死的批复。
两三天后，他们将这十六个中国人全部押上卡车，运到佛山郊外的一处墓地。辅助宪兵们早已挖好了一个大坑。中国人在炕沿儿一字排开，他们无一人喊叫，但是全瞪圆了眼睛怒视西谷等人。宪兵蒙上了他们的双眼，一一砍下了他们的头颅。
“因为砍杀人头也是显示胆量的机会，所以宪兵们争先恐后，竞相砍杀中国人。”西谷回忆当年说。
西谷已用战刀砍死过十几个人了，这次他只砍了一个男人。先是让那男人跪在地上，并令其微微仰头，身体前倾，西谷将含在口中的水喷向刀刃，转到那人的左后方，“嘿”地一声举刀砍下，男人顿时尸首分离，鲜血喷涌，溅向四处。最后，渡部军曹说：“让我来砍那女人。”
西谷嘴里嘟囔道：“那女人的头飞出一米多远，头发唰地一下骤然飘向四方。虽然时间已划过几十年，当时的情情景景，至今仍历历在目，永生难忘。真是太可怜了！”
完全没有任何“罪证”的十六个农民，就这样被斩首后埋入了坑里。分队长将一束香点燃后插入土堆，开始双手合掌，诵经超度。事后，他向大家说教：“不论生前干什么坏事，死后都可成佛。”
西谷回忆往事，紧握双拳、异常愤怒地说：“让别人去砍人，过后又说这种话，真是恬不知耻！”
三、拷打就像家常便饭
西谷在佛山宪兵分队的约两年时间，以审讯为由，对数百名中国人施以暴力。其中40多人遭严刑拷打，也有被强灌凉水灌死的。只要宪兵认为此人可疑，便先定罪，严刑拷打，直至提供“情报”为止。
日本宪兵对抓来的中国人，用青竹棍遍打全身，可谓家常便饭，另外还常用火刑拷问：先把裤子扒掉，两手反绑悬空吊起，只听“嘎巴”一声，两关节脱臼，双臂立刻反转180度，手从背后转向上方。只这一招儿已是常人难忍之刑，然而宪兵们还要点燃报纸，从吊在半空的人的脚掌逐渐向上燎烤，直至阴部。
西谷说：“他们之中不少人经过严刑拷问，最终被处死。即使有个别人被释放回家，但由于双臂脱臼，已成废人；严重烧伤者，放回家后也活不了多久。由我亲自拷打、审问的人，死掉的至少也有几十位，我真的是问心有愧啊！”说着说着他惭愧地垂下了头。
四、在东帝汶，也是如此
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开始对美、英、荷等国宣战。翌年1月，西谷曹长等十几名宪兵集结香港，被编为东方支队的随军宪兵。他们经过日本占领下的菲律宾棉兰老岛的达沃，1月底抵达荷属安波那岛，参加2月中旬偷袭位于荷属帝汶岛西南的古邦的登陆作战。
随后，西谷调到葡属东帝汶的帝力。一天，西谷以抗日嫌疑，抓了当地土著七、八个人。审问中因翻译水平太差，词不达意，长官气急败坏，命令西谷：“怎能如此罗嗦，给我全部干掉！”这些土著人被带到帝力郊外一处长着高大仙人掌的砂地，先让他们自己挖好大沙坑。在即将行斩时，同来的宪兵全都夹起了尾巴，无一人肯向前靠。西谷曹长只好无奈地表示：“我一个人来！” 七、八个男人跪成一行，全部由西谷一人从身后一一砍了头。同来的一伙人将尸体抛入坑中，用砂土掩埋后，扬长而去。
西谷在帝汶岛的一年期间，不时抓人、审讯、上刑施暴，做恶多端。1944年5月他被调往荷属爪哇岛的雅加达。
“在帝汶岛我也干尽坏事，丧尽天良，啊！”西谷回想当年情景，长叹一口气，瘫坐在地上。
五、无论老少，一律骗杀
1944年5月至日本战败投降，西谷调往伪满洲国牡丹江宪兵队分队。1945年8月9日，苏联红军发动总攻。混乱之中，西谷先让二月才刚结婚的妻子先行逃难到后方。
就在此时，分队长（少佐）命令西谷担任掖河宪兵分遣队队长。当他抵达掖河，看到净是从前线溃退下来、乱作一团的部队和人群。到处是黑烟，远方的掖河监狱上空也浓烟滚滚。西谷曹长来到掖河宪兵分遣队，随即带领刚刚见面的新部下来到大桥担任警戒，这时牡丹江宪兵队队长（大佐）突然前来下达命令：“押送一批掖河监狱里要犯的卡车掉进沟里翻了车，速速赶去将要犯们全部处死！”西谷带领两名军曹急忙来到翻车现场，看到十二、三个40-50岁的人，全戴着手铐、脚镣，满身血渍，伤痕累累，被围在一处。一个负责看管“要犯”的日本人向西谷说：“这里就交给你了。”
西谷心想：“这一定是一批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人物，本想押送到后方，没想到在这里翻了车。”他命令两个部下：“拔刀！”然而两个部下不知所措，迟迟不肯拔刀。西谷明白，这是两个从未砍过人头的宪兵，不能过份勉强他们，只听他喊了一声：“你们看着！”正要拔刀砍向眼前的男人时，那人突然用流畅的日语说：“宪兵先生，请救救我，拜托您了！”
西谷回首当年道：“当时他用日语求我，真叫我犯了难，假如真的留下他，再来一个说日语的咋办？我只能横下一条心。”重新振作起来，怒吼一声：“你胡说什么！”手起刀落，将那人的人头砍下。接着他又砍杀了另外四、五个人。由于天气炎热，此时他已汗流浃背，无力再挥刀，便改用手枪射穿了其余七、八个人的头颅。“犯人”们的鲜血“咕嘟咕嘟”地喷涌，周围已是血流成河。
“那时我已不是人，变成了魔鬼。我已下定决心参加敢死队，在与苏军战斗中玉碎而死 ！”然而日本投降几天后，分队长下令解散部队。西谷认为：与其当苏军俘虏，不如战死更痛快，想去投奔一个亲日派汉奸大老，在那里等待日军东山再起。他带领12人部下，但所到之处不是中国人的自卫队就是苏联红军，他们只好在深山老林里转悠，半路上偶遇敌人，便化整为零，分散行动，到后来西谷身边只剩四、五个人随从。
三天后的傍晚，他心想：身着日本宪兵服过于扎眼，便为抢夺便衣和口粮袭击了一家农户。那家农户只有一个25岁上下的男人，西谷用枪抵住那人的胸膛，厉声高喊：“举起手来！”部下为他当翻译，另一名部下则将青年绑起。他们翻箱倒柜，凡能派上用场的衣服和粮食全部抢走。出发时，西谷突然意识到：就这样撂下这个中国人不行，万一他通报出去就全完蛋了。于是命令他带路，但那人以“不认得路”为由拒绝带路。西谷气急败坏，扇了他几耳光，硬拉他一起上路。走不远来到深谷边缘，那人说再往前的路他也真的不知道。此时西谷认定：此人抗日意识太强，便喊了声“等一等！”战刀随声砍下，那人当即尸首分离，鲜喷涌血，跌落深谷。
“快走！”西谷催促部下，走了一段路，又见到一家农户。此时太阳已快要落山，西谷一行换上刚刚抢来的便装，来到这家农户。家里只有一位60岁上下的老汉，西谷等人谎称自己是迷了路的开拓团 成员，请求留宿。善良的中国老人见他们身处困境，不但允许留宿，而且还亲切地说：“家里有粮，全在这里，你们自己做些饭吃吧。”从拉家常中得知：老人的老伴三年前去世，家中只有儿子和他两个人。儿子今天到山下的一个村子去了，明日早上就要回来。西谷等人闻后大感不安，心想：如果他发现了我们的武器，通报出去就全完了。
西谷命令部下将老人绑到柱子上。老汉默然无语，愤恨得全身颤抖，怒视西谷等人。当晚西谷命令部下轮番看守老人，自己则美美地睡了一觉。
次日醒来，已是太阳高照。西谷心想：“不好！他儿子回来就要出大事”。命令部下立即做好出发准备，自己则把老汉拉到屋后的菜地里。“我让他坐下，从身后……用战刀……砍下了他的头。哎呀，罪孽呀罪孽！”西谷回想当年，饱含热泪，抽搐不已，磕磕巴巴地讲述道。
周围一片鲜血，来不及掩埋尸体，胡乱砍下些南瓜叶子覆盖在上面，匆匆逃离了现场。
不久他们为苏军捕获，成了俘虏。
如本章开始所述，西谷被送往西伯利亚关押所，在那里他一面从事超强度的体力劳动，一面遭到来自其他日本俘虏的批斗和欺负：“西谷是宪兵，让我们吃尽了苦头！”苏联方面审问西谷屠杀中国人等罪行，他一概不承认；对于由他负责过的拷问，他也只以“用棍棒稍微敲了敲”蒙混过关。1950年7月，西谷被转送到中国抚顺战犯管理所。
六、我有责任告诉子孙
在抚顺的病床上，西谷心中交织着愧疚与感激之情，泪流不止。他想：“我曾经那么无情地残害中国人，但这里的看守人员却对我如此亲切。自入院以来，他们千方百计做好一日三餐，照顾好我的身边琐事，就连我这种人都能得到如此宽待……”不能不说他的这种感激之情确系发自内心。然而这些只是他的“感性认罪”。当他病愈回到管理所房间，恰逢关于“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学习讨论进入高潮，不久认罪、坦白运动开始。
虽然西谷心中强烈感到有愧于中国，但另一方面又觉得自己罪孽过于深重，心想：“只要说出去，准判死刑。”始终跳不出这个思想怪圈。随着学习讨论的深入，他逐渐认清到以前自己一直坚信不移的“日本帝国主义思想”是个极大错误。此刻，他思想方面的两种矛盾开始了严重撞击。
对于那些没有上级命令而犯下的种种罪行，绝不可泄露出去。说了必死无疑！
你杀死了几十人，还想逃脱？难道你听不到被你杀害的人及其遗属们的呼叫声么？
这种自我问答，不停地缠绕着西谷，令他夜不能寐。
一天，一个日本人跳入粪池图谋自杀，中国看守人员不顾自己性命，跳入粪池救起了那个日本人。
消息一经传开，我非常非常感动。原来思想中的那些疑虑消失殆尽，决心将自己的罪行抖搂干净，从心底深处向中国人民谢罪，心服口服地接受任何严厉的惩处！
西谷对我讲述当年自己的思想转变过程。
不久西谷公开了自己的所有罪行，向管理所提交了坦白材料。几天后，他被召到调查官员那里，调查官员指着桌上的材料对他说：“你自己看看。”十几份材料全部来自广东省南海县、顺德县，有名有姓，全是揭发西谷的检举信件。其中有的检举材料上还贴有西谷当年所写材料的照片。虽然检举材料均为中文所写，但西谷深信其中内容真实无误。每份检举材料的最后都写有：“请严厉处置宪兵西谷稔！”这些材料，无一不是来自受害者本人及其家属的血泪控诉。
“啊！”西谷顿时头晕目眩，难以自制。他立即下跪，泪流满面，反复谢罪道：“实在对不起！实在对不起！”调查官员看过西谷的坦白材料后，和气地对他说：“虽然坦白还不很充分，但在一定程度上还是能说明问题的。希望你今后进一步加强学习。”后来西谷被委任为室内的生活组长，在加强自我认罪的同时，还帮助室内其他同伴进行认罪、坦白学习。
1956年夏，西谷受到中国政府免于起诉的宽大处理，准予回国。此后，他一直依据自己的亲身体验，在日本国内，进行日本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真实情况的宣讲活动；同时还积极参加在中国援建希望小学和图书馆的活动。
1972年他出版了《我在中国干了什么》 的小册子，追忆自己的部分罪行和认罪的痛苦过程，并分别寄给了自己的亲友。但是，战争中失去丈夫的妹妹却对他说：“你那小册子令人作呕，我把它烧了！” 回国后一直过往甚密的原牡丹江宪兵分队上级来信写道：“你写的那个小册子，令人难以读下去，我烧了。今后你再也不要给我来信！”表明与西谷断交。
我曾经犯下那么多滔天罪行，所以有责任讲述侵略战争的罪恶，将它告诉我们的下一代。如果我们保持沉默，就会有人把它抹得干干净净，将来还会重蹈覆辙。我们应该将这些侵略事实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西谷以极其认真的表情对我讲了上面一席话。
每当西谷回想起那些累累罪行和在抚顺的痛苦认罪过程，便止不住泪如泉涌，他那本《自传》也就进展缓慢。
2001年4月23日，西谷因病离开了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