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叶县八日市场市 内有座寺院，寺院一角立有一块“谢罪碑”，碑上有文：
……吾辈作为侵略者在中国犯下滔天罪行，每当念及受害者之心情，心中便沉重至极，吾辈所犯滔天罪行实在无以偿还。……值此归国四十年之际，吾辈尚能以此身躯存活于人世，不能不以无限感激与诚挚谢罪之情，回报“以德报怨”于吾辈之伟大中国人民。为此，与已故前辈之遗属共立此碑，以为日中友好之永恒誓言。
一九九七年七月吉日 中国归还者联络会千叶县支部建之
筱塚良雄（原姓田村，现住千叶县，77岁 ）站在碑前自言自语：“我以前真是对中国人太凶残了”。据说筱塚的街邻们都知道此碑的来历以及他曾在中国干过的事情，他们常常来此献花、洒水清扫。
一个多月前的1998年6月25日，筱塚欲赴美国、加拿大进行披露自己罪行的演讲。行前曾收到两国说他 “因系731部队战犯，拒绝入境”的消息，但他却认为：“只要向他们讲清楚我为什么去的理由，相信一定会得到他们的理解。”还是登上了飞往美国芝加哥的飞机。不料，竟被挡在了芝加哥的奥黑尔国际机场。海关告知筱塚，电脑显示:“华盛顿命令，筱塚不可入境，请立即返回日本！”筱塚当即被遣返回到成田机场。
“我怎么都弄不明白，我本想以证人身份，为披露自己罪行而去美国和加拿大，怎能就不许我入境了呢？问题就在于我要去作证，披露隐情。缄口者能过关，作证的我却不可！真是太遗憾了。”筱塚满脸的疑惑和懊悔，紧闭双眼，一动也不动，如此许久、许久。
一、走进731部队少年队
1923年11月，筱塚（田村）出生在千叶县中部的一个农家，兄弟姐妹五人，他排行第二。全家以务农为业，少年时期，筱塚就特别喜欢帮家里干些农活，小小年纪的他，一个人就喂养了好多兔子。
在日本侵华战争不断升级之中，15岁的筱塚经人推荐，参加了“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满洲第731部队）”的招考，并被录取。自1939年4月1日起，他与一批同龄少年，在位于东京都新宿区户山的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室，接受了大约一个月的初期教育。
同年5月12日，他们抵达位于伪满洲国哈尔滨南20公里的平房地区的731部队。731部队对新兵们首先训诫：“勿看！勿听！勿说！”并公布严格纪律：“如若逃跑，则以临阵脱逃罪处以死刑！”筱塚说：“当时觉得保密性越强的工作，越有干头。”自此，这批少年队员开始接受731部队的教育。
每日课程，大体如下：
（1）每日早六点开始，军训一小时；
（2）早餐后至中午（或下午），人体课或实习；
（3）若下午无课，去各研究室帮忙。筱塚去的研究室从事“繁殖跳蚤”和“培养细菌”的工作。
1941年7月，在关东军举行特种演习 之前，少年队被遣散到各地 。筱塚例外地被留在第四部第一课柄泽十三夫（军医少佐）班里，从事细菌培养工作。就是在柄泽班的这一时期，筱塚首次参与了活体实验。
二、日本鬼子解剖“圆木”
柄泽班的真正目的，并非研制出能使鼠疫和霍乱菌无毒化的疫苗，而在于研制可抵御各种防疫疫苗的、更具杀伤力的细菌菌苗，进行批量生产。
而人体实验的目的在于：以人体测试毒性大小，并通过活体试验，采集经植入人体而加强了毒性的菌株。为此，筱塚于1942年11、12月至1943年1月间，参加了7个中国人的活体实验。笔者为调查当时的具体情况，曾多次采访过筱塚。
1942年11月末的“试验”是将五个中国男人中的四人，事先注射了各种预防鼠疫的不同菌苗后，又为他们五人注射了柄泽班培养的鼠疫菌苗。筱塚回首往事，心神不定地说：“那些中国人在残暴面前大义凛然，毫不畏缩。平时他们常骂我们为‘日本鬼子’，对我们怒目圆瞪，其中一个看似知识分子的人还给我讲好多道理。当时我略懂中文，怕得浑身哆嗦。但当时部队里的氛围就是服从上级命令，按上级命令去执行，对上级指示不许有半点儿怀疑，根本没有觉得有什么奇怪。”
五人当中只有那知识分子未注射防疫疫苗，而只注射了鼠疫菌苗。注射后仅两、三天他便发起高烧，脸色铁青，次日脸色转黑，人已濒临死亡。很明显，这是鼠疫晚期症状。柄泽班的医生将这只“圆木”搬到七栋一楼的处置室，两名军医、一名判任官 ，并配有包括筱塚在内的两名助手，共计五人身着防菌服走进处置室。筱塚首先受命用地板刷将躺在解剖台上的裸身“圆木”洗干净。筱塚回忆说：“我用水管将他从头到脚冲洗干净，但自始至终没敢看那男人的脸。”话说至此，筱塚显得极为痛苦。当我问他后来怎样时，他已语无伦次，欲言又止。此时，他那已经闭起的眼睛和紧扣的双唇抽搐不止。他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饱含热泪地说道：“真是太残酷了，我再也说不下去，请你原谅。”他睁开被泪水润湿了的双眼，拼命忍住泪水的涌出。
几天后我再次造访筱塚，请他谈谈那个男人的后来遭遇。他讲：“先是一名军医用听诊器听了听他的心脏，随后解剖开始。军医用手术刀切开他的腹部，摘取内脏。我按指令将那些脏器的切片用镊子夹起，向有培养基的玻璃器皿内表面涂抹，并把一些切片放进了内有增菌培养基的试管里。就这样，男人的内脏器官一个个被摘除，在此过程中，他已死去。”
筱塚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时期撰写的《手记》 详述了当时活体解剖的亲身经历。筱塚说：“《手记》的所有记述，全是我的亲身体验。但我并不想再去翻阅它。事实上，我几乎再也没有翻阅过。”
《手记》中，筱塚将自己描绘成一个不知恐惧为何物的毫无情义的人。他说：“实际上那全是虚张声势，做给别人看。表面上也许看起来是那样，但内心深处总是提心吊胆，战战兢兢。”
另外四个人也都染上了鼠疫，其中二人与前述男人一样，在筱塚参与下做了摘除内脏的活体解剖；另两人听说转给了治疗部，肯定也做了活体解剖无疑。1943年1月前后，又给两个中国“圆木”注射鼠疫菌苗，并在发病后做了活体解剖。筱塚依然如前参加了那次活动。
“无论怎么说是给人打下手，但我始终抱着有朝一日自己也会得到提升的幻想。”对于像筱塚这些少年队出来的人来说，如能拿到一张可在731部队重要地区内自由进出的“特别班出入许可证”，便表明该人已经步入迈向成功的第一道门槛。筱塚一直以将来能升任判任官为目标。筱塚接着说：“当时自己受着两种力量的支配：一种是这种升官的欲望；另一方面，当时731部队里弥漫着绝不可以拒绝上级命令的氛围，所以不敢违抗上级命令，害怕遭到惩处，这也是支配自己的一种强制性力量。”
1943年3月，筱塚向柄泽班长提出辞呈。他说：“当时并非受到良心谴责，只是厌烦了那项工作。”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他感到了自身的危险。筱塚亲眼看到感染了细菌的伙伴一个个地死去，自己还不得不亲自参加这些感染了鼠疫而死去的伙伴们的活体解剖。
三、日本战败，认罪的开始
对于筱塚的辞呈，上级答复：准许回国休养。在日本国内征兵体检合格后，又根据柄泽班长指示，筱塚作为军中文职人员被派往伪满洲国的其他地区。1944年3月，筱塚正式以现役军人身份，被编入驻扎在与苏联接壤的神武屯的关东军步兵部队。同年11月，调往师团司令部军医部工作。1945年2月，再次调回哈尔滨平房区的731部队，接受下士官人员教育培训。同年6月，分配到通化关东军第125师团军医部。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筱塚从出差的外地返回通化军医部，接到代理军医部长手谕：“千万别当苏军俘虏，急速经朝鲜回日本！”虽然有些“负隅顽抗派”的军官劝其留下来，但筱塚还是混入中国的逃亡人群里开始逃难。后因故失去了返回日本的机会，正当走投无路时，被中国共产党的解放军所救，并参加了他们的工作。筱塚回忆当年说：“解放军待人亲切，在他们的救助中我逐渐认识到：我们的罪行是何等深重！自己过去干下的事，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多大的痛苦！”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2年，筱塚被拘捕，并送往抚顺战犯管理所。他说：“那时我已有接受惩处的思想准备，因为罪行已在我的心中埋藏许久了。”
筱塚的认罪早在抵达抚顺之前便已开始，然而他始终丢不掉“我只是一个打下手的人，一切全是奉命而为”的认识。
筱塚在战犯管理所里继续学习，不断思考自己在731部队犯下的罪行。
此刻，他已认识到：“如果站在被害人及其家属的立场看待问题，即使是奉上级命令，也不该有那种非人之举。”经过这种思想转变过程，他真正地认识到：作为执行者的他，确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筱塚心想：“我不但应该接受严惩，而且应该帮助中国政府追究给我们下令的责任人及组织机构的责任！”基于这种认识，他坦白自己曾经参与过的罪行，并尽其所知，揭发了731部队的种种滔天罪行。
由于中国的宽大政策，1956年7月筱塚获得免于起诉处理，并于同年8月回到日本。他抵达千叶县家乡几天后，同乡的731部队老上级为他举行了欢迎会。当场就有其他队伍的原上级领导约他一同去拜会原731部队的石井四郎部队长 。筱塚认为没有去的道理，拒绝道：“我已不是石井的部下，我讨厌去他那里！”会场气氛立刻变得非常紧张。此后凡有这种聚会，就再也没有邀请过他。
他回忆当年说：“如果那次去拜见石井四郎，并请他介绍工作，我这张嘴也就被封死了。幸好当时没有去。”后来，他在地方政府任公务员，直至退休。
筱塚退休后，自1984年开始巡回演讲，讲述在731部队时期的亲身感受。他以认真的眼神向我诉说：“我不能将自己在中国干下的事隐瞒起来，一直把它带进坟墓。”
自1993年起，日本全国各地相继举办“731部队展”，筱塚与之积极配合，以证人形式频繁演讲。有时也会遭到强烈反对。一次在东京都涩谷区的演讲结束后，一个流里流气的年轻人威胁道：“你胡说些什么？小心放你的血！”另一次在千叶的演讲中，当筱塚对731部队长石井四郎直呼其名时，会场里一名中年男子立刻吼道：“你怎么敢直呼石井阁下的大名？！”尽管有这些威吓，筱塚的揭发演讲仍在继续。
他说：“我常常想，自己曾经干过不该干的事，如果站在那些被害人及其家属们的立场上，该怎样看待这些往事？我的演讲，也就算是最起码的赎罪吧！”
在听筱塚演讲时，我们看得出他是在极度的痛苦当之中，竭力压制着自己的悲痛之感情，尽量保持平静。曾有一次他对我说：“每次演讲都是对当时的一次回忆，非常难过，夜里久久难以入眠。每每想起当年的场景，都痛心疾首，难以自拔”。
四、终生认罪，直到最后一息，
关于被美国、加拿大两国拒绝入境一事，筱塚用力地说：“我确有非人道之举，也感到非常抱歉。然而，美国与石井四郎等高级将领不是做了一笔交易，对石井四郎进行了免罪处理么？美国能准许他们入境，却不许我这个打下手的无名小卒入境，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筱塚确有过非人道行为，但作为受害国的中国，已对他做出了不起诉的宽大处理，亦未将他作为战犯进行审判。而美国则以石井四郎等人交出731部队进行活体解剖及其他“研究”的资料为条件，对他们不追究战争犯罪责任，这可谓他们之间的一笔交易。与之成为鲜明对比的是：作为一个在部队打下手的筱塚，虽然发自内心地认罪并公开谢罪，愿意积极勇敢地站出来为731部队的犯罪事实作证，却被剥夺了入境资格。
筱塚赴美受阻，回国一个半月后，又来到中国。他的此举，是为协助“要求731部队细菌战进行国家赔偿”诉讼案的现场调查。
这一项诉讼，系由曾经遭受731等日本细菌战部队培养并传播的鼠疫、霍乱菌感染而死亡的108名遇难者家属，于1997年8月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的。据调查团中的一濑敬一郎律师言：“在实地验证平房731部队遗址的过程中，筱塚先生给了我们很大帮助。当年他就是在柄泽班从事培养鼠疫菌的工作，是位特别重要的证人。”
2000年11月15日，东京地方法院第103号法庭。筱塚爽快地接受了律师团的邀请，作为原告一方的证人站到了证人席上。或许因为过于紧张，在他走向证人席时，身体曾一度摇摆，拿资料的手也在微微颤抖。在审判长的催促下，筱塚宣读了《证人誓言》，随后，他详细地回忆了他本人在731部队犯下的罪行，以及他所知道的731部队的一切内幕。最后，他向审判长陈述道：
我所有的这些惨无人道的战争犯罪行为，都是奉上级命令而进行的。假如我们日本人遭受了如此残害，我们会怎样看待这一切？我们会怎样看待目前日本政府所持的态度？在此，我殷切希望日本政府真正站在人道主义立场上，处理这一历史问题。
庭审过后，关于731部队的目的，筱塚如是说：
提起731部队，人们常常仅仅聚焦于它的活体实验 ，其实，它的最大目的在于大量培养感染力更强的细菌，以制造更具杀伤力的生化武器！
筱塚不仅是那种细菌的直接培养者，而且也是人体实验、活体解剖的参与者。尤其由他亲手培植的细菌撒向中国大地，伤害了更多的无辜平民。
当时我真该豁出自己这条命，拒绝做那些事，那才是做人应当具有的态度。但是我却没能拒绝，这该说是我的责任。现在我虽然无力承担全部罪责，但我愿为此竭尽全力，出庭作证便是我的行为表现。我尤其希望审判长站到受害者一方，公正地裁定此案。我深信，只有我们在日本国内广泛宣传事实，力求日本人对那段历史建立正确的认识，才能迎来众人企盼的和平世界！
筱塚目视前方，坚定地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