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我父亲是被三尾丰等宪兵送到哈尔滨近郊的731部队，在那里被当作人体实验而惨遭杀害的。
1998年3月4日，东京地方法院第103号法庭。原告王亦兵（现住沈阳市，67岁）正面向法官进行陈述。被告是日本国政府。王亦兵身着灰色中山装，背宽腰圆，剪得短短的头发与其说是花白，毋宁说更近于雪白。三尾丰（现住东京，84岁）坐在旁听席的居中位置，双唇紧闭，眉头紧锁，聚精会神地听着法庭上的每一句话。此时，三尾作记录的手略停数秒，他闭上了双眼，但马上又睁开，继续记了下去。早在前一年的10月1日，三尾便以证人身份来到这间103号审判庭，为“731部队、南京大屠杀、狂轰滥炸事件”损害赔偿案作过证。
一、逮住可疑的家伙
1913年11月，三尾丰出生在岐阜县的一个农民家庭。1934年1月加入岐阜步兵第68联队，5月到达伪满洲国。1935年8月宪兵考试合格，1936年3月至8月在齐齐哈尔宪兵队工作，其后直至1940年10月，在牡丹江从事查验来往于苏联和伪满洲国边界一带旅客的证件以及搜查“特务”电台的工作。1940年10月，调往大连宪兵队本部，参与思想掌控工作。在此之前，三尾已经参加过好几次拷问嫌疑犯的审讯。
大连（黑石礁）事件：1943年6月，新京（长春）宪兵队截获来自大连地区的怪电波。经搜查得知，电信源为大连黑石礁兴亚照相馆。他们秘密调查该照相馆的来往人员后，于10月1日凌晨，出动约60名宪兵包围了照相馆，逮捕了28岁的沈得龙。最初，由一个叫长沼节二（现住岐阜县，84岁）的宪兵负责审讯沈得龙，上级领导将其视为“大人物”施以怀柔政策，没过许久，沈便交待了有关人员的藏身之地。据长沼回忆：关于间谍工作内情，即使后来由其他宪兵审讯，沈也始终未作交待。
依照沈的供词，三尾被派往天津抓捕兴亚照相馆的老板王耀轩（王亦兵之父）及其侄子王学年（实名王东升，时年25岁上下）。三尾扮成邮局投递员或电工，独自一人搜索王姓二“犯”，却毫无进展。十几天后，在天津宪兵队里的中国人的协助下，终于找到了王耀轩潜伏的纺织厂。
10月下旬的一天清晨，三尾在几个天津宪兵的协助下包围了纺织厂宿舍，逮捕了王耀轩，随即又抓获了住在不远处的王学年。王学年的年轻妻子则怀抱幼子哭喊着追了出来。
三尾回忆当年说：“因为办案成绩会关系到日后的升迁，所以心中颇为此次抓到通缉‘要犯’而自鸣得意。那时我完全没有去想‘要犯’本人及其家属今后会怎样。”
他们首先将两名“要犯”押送到天津宪兵队确认身份，随后乘船将他们押送到大连。在大连宪兵队，王耀轩由三尾、王学年由三尾的部下分别审讯。审讯现场，多半还有担任翻译的朝鲜人和身为候补宪兵的中国人参加。三尾严厉追问王耀轩，企图获取沈得龙和共产党的关系及有关情报。然而，王耀轩总是大义凛然，沉默以对。
二、捆绑在拷问台上
因上级催促要尽早让“要犯”开口，三尾决定动刑拷问。首先是灌水，在翻译和候补宪兵的帮助下，把王耀轩仰面捆绑在一张高一米、长六尺的桌子上，王的口鼻遮着一块布，三尾手拿水壶从上面灌水，开始王还能憋气，但人终究是要呼吸的，在他呼吸时，水便顺势流入腹中。但灌得过多人就会死去，所以还要掌握好分寸。王耀轩痛苦至极，用尽力气扭动身子，舞动手脚，大声喊叫：“别、别灌了！我说、我说！”然而停止用刑后，他却没有吐出一句重要情报。三尾真的动怒了，说：“你是不是收留了一个从苏联来的间谍？那是怎么回事？！”继续进行拷问。王依然没有供出重要情报。
接下来他们用蜡烛火烧王的脚心，滋咧咧的声音、焦糊的气味和烧人的烟雾弥漫四周，王耀轩一面痛苦难耐地摇动着身体，一面高喊：“别烧了！别烧了！”这种拷问三尾进行了很长时间，却没从王耀轩口中获得任何重要情报。
此时，三尾30岁，王耀轩45岁。
三、押送四根“圆木”
自10月末抓到王耀轩、王学年后一个多月，三尾却没有获得任何有价值的情报。就这样，二王在大连日本宪兵队的羁押中送走了这一年。1944年2月底，宪兵队长下令：“将王耀轩、王学年、沈得龙、李忠善四人按“特别移送”处置！”三尾清楚：“特别移送”系指将“犯人”转送给哈尔滨的“满洲第731部队”处置。三尾说：“那时只知731部队极其恐怖，是有去无回之地，但究竟用他们干些什么，我们并不清楚。”
3月1日清晨，三尾带领四名部下，押送四名“要犯”乘上开往哈尔滨的特快列车。途中三尾心情很坏，他说：“当时心情很不好。或许因为那时，我在感情上有了些变化。尤其是与王耀轩、王学年已有四个月的接触，所以在赴哈途中一直很不痛快。另外，还要防止他们逃跑或自杀，也使得我们紧张异常，给我们增加了旅途的艰辛”。
到达哈尔滨站已是深夜，哈尔滨的三名宪兵前来站台迎接，并引三尾他们来到站前广场，在那里办理了四名“犯人”的交接手续。那面的宪兵给他们带上了手铐，像赶猪似地将他们踹进囚车。三尾回忆当年说：“当时有些不快，心想：怎么能这样？真是太过份了！但是同时也有一股‘总算完成了一项任务’的轻松涌上心头”。完成这项工作，用当时的正规术语便是：“宪兵三尾已圆满完成押送四根‘圆木’任务。”
筱塚良雄（现住千叶县，74岁），自1939年5月至1943年3月，供职于距哈尔滨南20公里的平房地区的731部队。曾以助手、杂役身份参加过好几次用中国人做的细菌实验和活体解剖 。在三尾将“四根圆木”交给731部队时，筱塚已经调离。但他说：“只要那四个人进了731部队，无疑会被用于人体实验，惨遭杀害。因为对于中国人来说，731只能是活着进来而不能活着出去的地方。”
三尾回首往事道：“事后，我没有多想那四个人的事，因为压在我身上的各种工作真是太多太多了･･･…”
法庭上，王亦兵的证词仍在继续：“父亲被抓后，15岁的我，只有弃学去当小学徒。母亲克服缠足带来的不便，每天从早到晚在田间滚爬似地忘我劳动，支撑着全家生活。”当他谈到几个妹妹时，声音哽咽，从后面可以看出，他为了忍住泪水，宽大的后背在微微颤抖。
旁听席上的三尾，手握钢笔，一动也不动。
四、“活体实验的帮凶”
三尾在伪满洲国迎来了日本的战败投降。其后辗转于西伯利亚的几处俘虏关押所从事苦力工作。1950年7月与约970名战犯一起移送到中国抚顺战犯管理所。最初来到这里他想：“我没杀过人，所做的一切全是奉上级命令干的！”
抚顺战犯管理所对所有的战犯都给予人道主义待遇，休说暴力，就连辱骂战犯的语言，也未曾有过一句。包括朝鲜族的管理人员在内，所有的中国人都像亲骨肉似地对待他们。三尾患牙疳已久，早在苏联期间就掉了大半口牙，到了抚顺，中国人不但为他装上了假牙，而且还为他配了一付眼镜。受到如此热情对待，三尾开始反复思忖：“日本人对中国人动辄拳打脚踢，甚至更加凶残。而中国人为什么能如此亲切地对待我们呢？”相比之下，他为自己十几年来对中国人的凶犯、残暴而羞愧难当。
这时他又读了有关社会结构、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等方面的书籍，并与许多人交谈心得。不久，指导员要求他写出自己的罪行，他开始步入了坦白阶段。
三尾回忆与自己有关的罪行，很快写出自己的“罪行”交了上去。
“受××命令，押送四人去731部队”；
“受××命令……”。
三尾只要想起与自己有关的罪行，就一条一条地写出来递上去。他以为：这样做就可以了。然而，指导员还是要求他“再好好想一想”。他反复改写多次，却始终未获通过。就在此时，来自所外的调查官员找他，要他写出自己的罪行材料，再次要求他坦白罪行。他的坦白材料依旧是：
“因受××之命……，……。”
外来调查官员也同样说道：“你再好好想一想”。 三尾又反反复复写了多次，思考了很多回。他逐渐认识到：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不是别人，正是自己本身。三尾终于在坦白材料里写道：
我将四个中国人送进731部队，为731部队提供了做人体实验的材料，致使他们惨遭杀害。
三尾以这种认识坦白了罪行，决心接受重刑判决。然而，此时的他仍未认识到，甚至可以说他从未想过，自己的罪行殃及受害者本人及其家属的痛苦会有多么深重。尽管如此，通过在管理所的学习、讨论、认罪、坦白活动，三尾终于从根深蒂固的天皇制思想、帝国主义思想的桎梏中解放了出来。
对于三尾而言，这是他的首次“认罪”。
五、中国归来的“赤色分子”
1956年夏，三尾获得中国最高法院免于起诉、当庭释放的宽大处理，回到日本，当时他已42岁。日本投降时还留在伪满洲国的妻子和三个女儿，早已先期回国。此刻，一家五口的生活责无旁贷地落在了他的肩上。三尾在东京到处找工作，却很难找到，无奈之下只好回老家干些体力活，以维持生计。后来他重返东京，先后在几家公司任职，都未能持续多久。
最先是在东京荻洼的一家玩具公司工作。不久，警察来到公司，随后老板对他说：“警察给我看了你的有关材料。”他自知无法长待，辞去了工作。
接着又在埼玉县川口的一家废铁回收公司工作。警察又来到这家公司，与老板取得联系。不久，全公司立即传开了：“三尾是中国归来的‘赤色分子’！”女老板随即借口丢失了贵重物品，又不知到底是谁作的案，一次性地辞退了全体员工。不久又召回了除三尾以外的所有原班人马，再次砸了三尾的饭碗。
最后，三尾与同被羁押在西伯利亚的朋友一起，开始了健康保险工会的疾病预防工作。为扩大业务，自1965年前后三尾便将妻儿留在东京，只身前往大阪赴任。因他潜心工作，终于事业有成。
三尾回国约两年后，便在东京参加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简称“中归联”）的活动。在大阪，虽然他终日埋头工作，却从未放松过“中归联”的有关活动。1972年11月，日中两国恢复邦交，三尾与“中归联”伙伴一起应中国政府的邀请来华访问。就在那次，他向恩人周恩来总理信誓旦旦地保证：“一定要出一本揭露日本在华所犯罪行的书!”
六、人，就是我杀的
三尾虽然积极从事“中归联”的活动，但他并未仔细思考自己的罪行。1971年，他在大阪的讲演内容涉及了日本军队的野蛮、凶残，同时也抽象地讲了些自己的个人罪行。但是他仍没有具体谈到自己的“那件罪行”。与其说三尾不愿讲，毋宁说是他当时的认识还很浮浅。当时他认为自己只不过是一个帮凶，并未意识到与自己有着直接关联。
1987年三尾回到东京。1989年7月，东京新宿区户山的原陆军军医学校遗址挖出许多人骨。媒体报道：这些人骨，极有可能是731部队进行活体实验的被害人遗骨。这时，三尾头脑中瞬间掠过：这堆人骨中有无那四个人的遗骨？此刻，淡忘已久的“那件罪行”，又具体地萦绕在他的脑际。自此，三尾逐渐认识了自己罪恶深重，他决心今后遇有适当机会，一定要将“那件罪行”和盘托出，公诸于世。
1993年，日本各地开始举办731部队展览，此时三尾已退休。当年2月，他在东京池袋举行的展前演讲会上，首次公开了“那件罪行”的始末。他回忆当年说：“讲述自己的重大罪行，真的很痛苦。”
从那时起，三尾频频给一同直接参与过“那件罪行”的长沼节二打电话、写信，劝说长沼：“你能否也站出来作个证？”
长沼与三尾同样，也是经前苏联关押，又被转押到抚顺，回国后积极在“中归联”活动。但是，长沼却不大愿意公开自己的“那件罪行”，但最终还是被三尾的真诚所感动，下定决心，在岐阜县的演讲大会上首次将自己的所有罪行公布于众。长沼承认，自己是深受三尾的影响。
三尾奔走于日本全国各地，在各地731部队展览会上发表证人证词。通过重复演讲，三尾逐渐认识到自己确实犯下了难以饶恕的大罪。
1995年7月，为参加731部队国际研讨会，三尾来到哈尔滨。他心想：“或许能见到被自己以‘特别移送’名义押送到731部队的王耀轩的儿子王亦兵，如果真能如愿，一定要当面向他谢罪”。他说：“那时我已决心向对方致歉，向人家明确表示：‘我确实干了坏事，干了愧对于您家人的坏事！’但心中的某一隅确实也残存着为自己开脱的思想：‘我是奉长官之命不得已去帮凶的，请你予以理解’！”
王亦兵也为参加这一国际会议来到哈尔滨，与三尾住同一宾馆。听到这个消息，三尾双腿发软，不听使唤，但他终于鼓足勇气，通过他人向王亦兵转达希望见面之意。当他站在王亦兵面前，深深鞠躬后说：“是我抓了您父亲，并押送到731部队，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惨祸，实在太对不起您了！”王亦兵极力压制心中的愤懑和憎恨，许久未说一句话，最后开口说道：“你是我的仇敌！正因为你抓了我的父亲，把他送进了731部队，他才惨遭杀害的。杀死我父亲的就是你！！”
三尾头脑中一片空白，只是再三再四地道歉：“对不起！对不起！”反反复复地低头行礼，挨过难堪的时间。两人当然不便握手，三尾尴尬地退了出来。回到房间他陷入沉思，他想：“自己不仅仅是受命于上级，当了帮凶。其实，人就是我杀的！”直到这时他才开始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三尾回想在哈尔滨时的情景说：“‘人是我杀的！人是我杀的！’这个声音一直回响在自己的脑海。这次去哈尔滨，我的心灵受到了强烈的冲击。当时虽然语言上能够理解，然在深层思想上，恐怕还没有真正认识到。”
同年8月，王亦兵为参加法院庭审来到日本。三尾前往王下榻的饭店，与上次同样当面表示谢罪之情。突然王亦兵脱口而出：“在这里与你相见，很不愉快，你可知道因为父亲被杀，我们全家遭受了多大的苦难！”三尾再三表示谢罪，同时向王发誓：“我今后一定在法庭审理此案时，出庭作证。”
此次分手时，王亦兵主动伸手握别，但却没有说一句饶恕三尾的话。三尾回忆当时说：“那时，王先生没有一丝笑意，而我能与他握手告别已十分满足，再无他求了。”三尾的内心，也从这意想不到的握手之中，得到了些许慰籍。
自1993年首次公开那件令人心痛的罪行以来，三尾对于自己罪行的认识日趋加深。他说：“直到此时我才清楚地认识到，那四个人等于是我杀的。”
对于三尾而言，这是他的第二次认罪。
七、第三次认罪
三尾以披露自己罪行为内容，在日本各地巡回演讲。他早在80年代中期已患胃癌，切除了胃的三分之二。1997年5月开始，又身感不适，只因当时需要协助王亦兵的法院庭审做准备，并忙于“中归联”的活动，只好强忍病痛未去治疗。直至10月疼痛难当，方才住进医院。此刻他的癌细胞已经扩散，11月动了大手术。此次手术将剩下的三分之一的胃及十二指肠、胆、脾、肝等全部摘除了。他苦笑着说：“我的内腔已是空空如也！”
1998年3月4日开庭前，三尾拄着拐杖，弯腰坐在走廊的条凳上。我一坐到他的身旁，他便微笑着对我说：“来到法院还真费了不少劲，最近上下台阶的力气都没了。”虽然他的身体已极衰弱，但从他的脸面上看得出，他的心情好像比较放松。
三尾在旁听席就坐后，四处张望，像似在找人。只见原告王亦兵走进法庭，背朝这面坐到原告席旁的位置上。三尾见王回头，略微欠身举起右手向王鞠躬致意，王也微笑着举手作答。三尾走到王身后，轻拍王的后背，面含微笑与之交谈，王也面带笑容向他回话。
王亦兵此次来日，三尾已与他见过两次，三尾高兴地说：“这次王先生是第一次以笑脸与我相见，真的把我当成了朋友。他从饭店打电话来，我们还一起吃了饭。我真的很高兴！”他高兴得脸颊绯红，眼含欣喜的热泪。
原本三尾在旁听席上还面带微笑，但随着王亦兵在法庭上的陈述深入下去，他的脸色越来越阴沉。在当事人的证词陈述完毕后，法庭宣布休庭。三尾立刻起身拄起拐杖，低头弯腰地退出103号法庭。
在稍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三尾和王亦兵的手紧握在了一起。王挺起胸膛大声地说：“我与三尾先生之间，确系被害方与加害方的关系。但是三尾先生对于既往罪行全部认罪，且诚意谢罪，现在他又为中日友好事业竭尽全力，所以我完全宽恕了他。”
三尾则始终脸面朝下，结结结巴巴地说：“过去我只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杀死了王耀轩等四人。……今天才深切认识到……那次惨祸给王耀轩的家属……带来了巨大灾难……我更深切地认识到……自己的罪行该是多么深重！”声音并不大，似乎在自言自语。接下来他又说：“但我的罪行决不会因为我已谢罪而消失！”此话一口，他立即紧闭双唇，面朝下方。最后三尾发誓：“今后我要坚决地和王先生站在一起，为打赢这场官司甘愿付出一切。我已来日无多，但决心为此竭尽全力！”
迎着夕阳，我俩同乘地铁踏上归途。坐在我身边，弓着背的三尾在自言自语：“我的生命已快到尽头了”，隔了一会儿他又说：“今天是我的第三次认罪”。
八、瘦成皮包骨
王亦兵回国后，三尾去了大阪一周左右。此行的目的是为了开展自1997年6月开始发行的《中归联》季刊的销售工作。三尾曾向周恩来总理提议并保证过，要揭露日军当年在中国犯下的种种暴行，终于参与发行了这份以公开揭露日本侵略军在中国犯下的暴行为主要内容的《中归联》杂志。虽然创刊号销量很好，但第二、第三期以后，销量慢慢下降。三尾以扩大其销量为己任，四处奔走会见熟人，向他们宣传，扩大影响。他这样做的目的，就是“避免再次发动侵略战争，防止下一代人重蹈我们的覆辙!”
在大阪附近地区，他不辞辛苦，四处走访那些过去工作中结下关系的人们。终因劳累过度而病倒，高烧39度多，不得已返回了东京。
周围的人都知道：三尾不仅身体力行、四处奔走，而且还为打开刊物销路自掏腰包。为了《中归联》季刊的发行、为了保存731部队的遗址……凡此种种，均有他的可观捐助。
对此，笔者曾向他询问究竟，他说：“全是背着老伴捐的。她要知晓，定会对我发火。”
三尾4月初住进医院。4月16日下午，笔者与从岐阜前来东京参加“中归联全国大会”的长沼节二同去医院探视。他躺在六人一间病房的一张病床上，一只手正扶着前额上的冰袋，脚边小桌上摞着厚厚的裁判资料。当他看到我们，面带微笑欢迎我们的到来。他说：“前几天全身发冷，今天又高烧40度，汗流不止。”病床两侧站着他的两个女儿，忙着为父亲揩拭额头和脖颈的汗水。三尾默默地露出满意的微笑。
长沼与三尾的关系，已从多年前的“宪兵队的同事”变成“中归联的同志”， 此次二人重逢，三尾高兴万分。二人的话题很快进入了“中归联”的活动上，长沼将“中归联”大会的情况讲给三尾听，三尾边点头边问些问题。其实，直到大会前夕，三尾还一直希望自己能亲自出席，遗憾的是最终未能如愿。当谈到法院的庭审，两人靠得更近，声音也放得更低。三尾将脸转向笔者说：“王亦兵先生委托我们调查的事项，每一件都很难查实”。
三尾身上的衬衣已被汗水湿透，他要换件干净衬衫，两个女儿忙前忙后；他又为吊针的输液管带来的不便稍感不满。看到如此一个骨瘦嶙峋、胳膊细如干柴的老人坐在病床上，我本想对他说：“您要撑住啊！”但最终还是没能说出口。只道了声“再见！”便与长沼一起退出了病房。听说他4月25日出院了，但绝对不是说他的病已经好了。他给我来信说：“整天躺在家里，自己都觉得很可怜。”
九、最后的认罪
5月19日三尾再次入院，不久来电话说有话要说。6月8日，我依约来到医院，他仍躺在上次的那间病房里，小桌上摆放着《中归联》第五期。三尾见我第一句话便是：“这次身体很不好”。开始还能坐在病床上与我交谈，后来他仰面躺下说：“现在考虑的是，我将不久于人世……”他的每一句话都很艰难，“不久我将走向另一个世界，在那里还要聆听抚顺战犯管理所的老领导——孙明斋先生（1988年病故）和吴浩然先生（1993年病故）的教诲。在那里，我会真心诚意地向被我残害的芸芸众生谢罪，承担自己应负的罪责！”三尾饱含热泪，眼望远方，两颊绯红，面带微笑说：“那才是我的最大慰籍！”我默默地频频点头。许久，又听到他的声音：“这就是我最后要说的话！”只见他长舒了一口气，闭上了双眼。
此后我又探视过他几次，他身体也日趋衰弱。
7月2日，三尾丰的心脏停止了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