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2000年12月和2001年6月，两次造访现居广岛的久保田哲二（82岁 ）。久保田对我说：“我找到了过去中队的《阵中日志（摘录）》，以前一直含糊不清的、那些往事的发生地点和具体时间，现在大体上弄清楚了。”
时间已经跨越55余年，对于那些过去所参加的数不胜数的战斗和村庄扫荡，以及战争中的各种体验，因记忆的丧失混乱，记错之处实属难免。下面就根据久保田的会议以及《阵中日志（摘录）》等资料，对当时的情况稍做回顾。
一、“别烧我的家呀！”
1919年3月，久保田生于广岛县高田郡深山里的一个贫穷农家。兄弟四人，他排行老二。高小毕业后虽想升中学，却因家中贫穷未能如愿，但他有幸升入官费的“吴市海军工厂教习所”学习电气设计。四年间，他被彻底灌输了以天皇为中心的军国主义思想。毕业后，他又作为军舰电路设计描图员，留在那里工作到20岁。经征兵体检，他取得优秀合格资格。1939年12月，编入广岛步兵第11联队，接受三个月的新兵教育。这段“教育”，将他过去所具有的人类良知驱散殆尽，被灌输的是“时刻牢记长官命令就是天皇命令！”之类的信念。
1940年4月，久保田来到中国汉口，被编入第39师团231联队第一大队第一机枪中队 。
自1940年4月20日起的三个月间，久保田担任师团警卫员，参加了宜昌战役。此次作战，日军烧光了自宜昌至荆门沿途100多公里道路两侧的所有村庄，使其化为一片灰烬。久保田也曾临时加入“放火班”，四处放火，将两名妇女和一个婴儿推入房间，活活烧死。在同年11－12月的汉水战役中，日军因粮食补给中断，战斗中烧杀掳掠，更加猖獗，许多村庄全被烧光。就在此次战斗中，久保田冲入一家，开枪射杀一位没能逃走的50多岁男子，抢走了他家的家畜和粮食。
久保田回首往事：“当时，在与中国军队作战中不少战友战死，很多战友负伤，自己也饱受肩负重担连续行军之苦。所以一肚子怨气，全都撒在中国人身上，根本不觉得中国人可怜，也没有一点儿负罪感。”
久保田的这种经历月积日累，最终使他成为日军中颇受赏识的一个“好军人”。
二、“还我男人！”
1941年8月27日，驻扎在湖北省荆门县李家镇的大队本部派第一机枪中队的24人出去侦查“敌情”，在黄家店附近遭中国军队伏击，三人战死、多人负伤。久保田并未参加此次侦察，但他接到大队本部的报复命令，参加由中队和大队本部战士组成的23人小分队，于9月9日清晨，偷袭了距驻地不远的赵家店。他们逮捕了包括保长彭亚全在内的五个男人，将他们带回大队本部。其实，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无人与前述伏击有关。
此时久保田已被提升为兵长，和担任翻译的北村（假名）上等兵负责审讯彭亚全。彭亚全是一位品位高雅的知识分子。久保田先请他喝酒，待他客气，盼他顺从，然后请他翻译抓捕时顺便拿来的旧文书，但彭亚全始终不予配合。这时，久保田发现文书中缺少一页，便让彭去洗澡，趁机翻看他的衣服，但未能找到。久保田断定：彭将这页文书吞掉了。久保田以“彭乃伏击日军之首谋”罪名，将他押送到荆门的师团司令部。久保田回忆当年说：“虽然不知后来结果怎样，但他想活着走出师团司令部，却是难于上青天。”
一起逮来的其余四人，由久保田兵长、横田（假名）伍长、北村上等兵等10余人进行拷问。虽说是大队本部，但实际上是强占的民宅。他们关起大门，在院中一角，一个个拉出来痛打。新到任的横田伍长虽然军衔最高，但现场的拷打却是由经验丰富的久保田担任指挥。
首先拉出一名“俘虏”，将他五花大绑，捆在拆下的门板上，不得动弹。其余三个“俘虏”全都叩头央求道：“我们只是一介农民，什么都不知道，快放我们回家吧！”久保田哪肯听这些，命令部下“打桶水来！”给绑起的男子强行灌水，待他肚子胀起后，再猛踩腹部，让他吐出。如此折磨得中国人已瘫软无力，全身犹如落汤鸡。久保田又用自己擅长的电刑进行拷问，希望获取情报，然而四人只是一口咬定：“什么也不知道！”最终，久保田等人一无所获。
杉山大队长听过整个审问过程后说：“既然人已如此拷打，不好再放掉他们了。你们设法处置吧。”当时，军队用语中“处置”就等于“杀掉”。久保田等人将第一个“俘虏”带到大队本部西面的凹地，那里已有十几个日本兵在等看“热闹”。一个名叫谷口（假名）的卫生见习士官说想做一下注射空气试验，男子被捆绑在门板上，谷口将注射器里的空气一点点地注入他的血管里。几分钟后，男子的全身变成紫色，痛苦挣扎。很快，人就变得如同一个紫色的胶皮人，“哈、哈”地口吐粗气。这时，横田伍长再也看不下去了，他瞅瞅久保田，下令：“算了！给他一刀！”久保田应声“是！”举起刺刀，向那人的心脏捅了几下，将其杀害。
“当时捅了好几刀，因为不知道仅仅一刀能不能刺到心脏。……” 如同许多老兵作证时一样，久保田拼命压制着内心的慌乱。他作证时，强忍着泪水，足有十几秒钟憋得说不出话来。
杀死头一个“俘虏”后，剩下三个被带到离大队本部不远处的一个小山丘，那里已经挖好足有一米多深的坑。久保田担当警戒，三个“俘虏”分别由谷口卫生见习士官生、横田伍长、增田（假名）兽医伍长三人用日本刀斩首后埋入坑中。
几天后，五个男人的妻子带着子女，跟着卖东西的小贩频频来到大队本部，哭着央求道：“还我男人，不然我们就要饿死了！”久保田也有几次，通过翻译欺骗她们说：“你们的老公都被送到司令部去了，马上就会回来。”那些女人仍不死心，还是每天来。没过几天，四具埋在坑里的尸体被野狗刨了出来，被撕扯得七零八落。
久保田说：“至今，那些随处可见、四处散乱尸骨的场面，仍然常常清楚地浮现在我的眼前。”接下来他又说：“我直接面对遇害者的家属，听到她们的请求，这是唯一的一次。当时，我也想过丈夫没有回家，她们一定难以度日，确实很可怜。但是，我并没有想得更多更深。”
三、走漏风声可就完了
1944年4月，从第39师团的精锐中抽调出包括久保田在内的60余人，编成第11军直属挺进队（时称“樱花小分队”）。当时，编制这支部队的目的是：一旦湘桂战役打响，便可命令他们潜入敌后，从事搜集情报、配合策应等工作。湘桂之战的最大目的，在于歼灭国民党的空军基地，以阻止美国空军由此起飞，对日本本土实施空袭。此外，湘桂战役的目的，还在于打通湖北、湖南、广西各省，直到接通越南的补给路线，以确保日军海、陆两条补给线的安全可靠。
樱花小分队共有98人，其中日军65名、南京汪精卫伪“国民政府”军20人、其他伪军13人，他们全都接受了陆军中野学校出身将校 的特殊训练，常常潜入中国军队后方，从事暗杀侦察活动，不断制造混乱。据久保田说：7月以前，小分队时而全副日本装备，时而全副便装，时而又身穿国民党军服，没个定着。但到了8月，上级命令全副国民党军队装扮，深入敌后展开行动。上级严令：“这一切均属无视国际法的行为，不能当俘虏，必须自杀！”
这些中国伪军，几乎全是来自战斗中被日军俘获的俘虏。一天，久保田问其中一人：“你为什么当了伪军？”那人回答：“我在俘虏营里再也待不下去，那里环境恶劣，干活太重，与其等死，还不如选择这条路。我也是实属无奈！”老婆孩子已被日军扣为人质，久保田说：“他决不敢背叛我们。”
樱花小分队又分成两个行动小组，久保田军曹担任其中一个小组的组长。1944年6月16日，“樱花小分队”全队日军装备，出动60余人，为解救被围困在湖南省长沙附近的日军而急行军，由于夜深迷路，闯入附近一家民宅，抓来一个50岁左右的农民带路。久保田说：“至今我仍清楚记得那人走出家门时，他家人一张张担心恐惧的面孔。”那人顺利地带领“樱花小分队”脱离了困境，但由于担心他会走漏风声，天亮时分久保田说：“你辛苦了，我们放你回家，我告诉你该从哪里走，”将那人带到一处空房里，令部下从背后将他刺死。杀掉带路人是奉队长之命干的，把那人拉到别处杀死，只是为了不让小分队的中国人看到而已。
说到这里，久保田眼噙泪水，凝视远方，嘴唇在不停地颤抖。
四、“日本鬼子”
1944年7月10日，湖南省来阳县。为营救陷入苦战中的日军，樱花小分队全都装扮成国民党军队奔赴战场。傍晚，久保田等60多名队员为了宿营，进入一个村庄。村民几乎逃光，只有五个50岁上下的女人，或许是为了看家留了下来。
她们以为这60余人是国民党士兵，用中文说：“你们辛苦了！”端茶倒水，忙前忙后，并将桌椅搬到院内，非常热情。樱花小分队每遇到这种情况，总是由队里的中国伪军出面讲话，日本士兵则沉默不语。队员60余人全住在一间空房里，让那五个女人住到相距20几米的一间房里，哨兵通宵达旦地监视着她们。
次日凌晨，小分队出发前，中队长和小队长商量：“也许她们已经看穿了我们的身份”，“为了安全起见，还是把她们干掉！”八、九个日本老兵受命留下，中队长带领其他人先走，并约定好事后会合地点。久保田受命担任现场指挥，按照小队长所指示的办法，负责“处置”那五个女人。
五个女人被带到院子，久保田用日语对几个年龄相仿的日本老兵小声说道：“这几个家伙要干掉，扔到井里！井里！”边说边示意院子一隅的水井。老兵们若无其事地答了句“明白！”突然猛虎般地扑向五个女人。小队长见此，向久保田说了声：“干完了，就马上追上来！”先一步走了。
老兵们对那五个哭天喊地的女人拳打脚踢，并把她们强拉到井边，头朝下地倒着扔了下去，接着又将几块大石头投进了水井，最后又扔进许多干柴草以遮挡视线。他们之所以不动用刀枪，是因为这一带常有国民党军队出没，不能留下半点杀人痕迹。时至今日，久保田仍记得那口井非常气派，口径有一米半、深十多米，单说井台就足有半米高。
事后久保田等人立刻追赶小分队。见到中国队员也佯装无事。至于中国伪军是否对此有所察觉？久保田说无从知晓。只是他们从来不会当着中国伪军的面，干出这些虐杀中国平民的勾当。
五、一位抗日地下工作者之死
1944年11月，日军在湘桂战役中占领了广西省柳州市。当时柳州市内有许多来自湖南和广东的逃难者。不久，日军的军事设施和粮秣仓库接连失火。此时，樱花小分队在柳州宪兵队的指挥下，在市内搜索地下抗日分子。每晚，市内各处都有队员把守。
12月20日后半夜，久保田军曹带领三、四名部下正在守候一处，突然发现一个人影从一家院子的地窖里钻了出来，久保田等人立即将其逮住。用手电筒一照，发现是个20几岁的男人，目光炯炯，怒目圆瞪。从他身上搜出一小瓶汽油和火柴。再搜查他的藏身地窖，除汽油外还有一部介绍革命的厚书。书中夹着一张照片，是怀抱幼儿的妻子、上了年纪的双亲和他本人的五人合影。久保田回忆当年说：“当时我心花怒放，心想：这小子可是条大鱼，若能搞出些重要情报，一定能得上个大勋章！”。
审讯在宪兵队大楼里进行，久保田也曾参与 。男子对于所有问话都沉默不语。久保田握着手枪，怒吼：“你不想死就赶快跟我们合作，告诉我们是谁指使你干的！”这时，那人开口说：“逼我干的正是你们日本军国主义!你们在我们中国烧杀掳掠，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份子，我怎能保持沉默？”竟然遭到一贯没放在眼里的中国人的当面辱骂，久保田怒火中烧，劈头盖脸地将那人打倒后，仍然不停地又踢又踹。
次日，宪兵出面再行拷问，那人依旧没有吐出有关地下抗日组织的半点消息。就在这天下午，又从宪兵队的窗子看到冲天火焰在日本军事设施上升起。那人第二次开口：“不久我将会被你们杀死，但是中国人是杀不尽的。用不了几个月，你们这群日本鬼子就一定会灭亡！”
最终，日军未能从那人口里得到一点儿情报。上级命令久保田，将那男人从宪兵队带出干掉。久保田率一名部下将那男人押到柳江边，那人大义凛然，双目凝视远方，早已下定必死的决心。久保田手握匕首，猛刺那人心脏，男人满身鲜血，气绝身亡。久保田和部下将尸体抛入江中。
六、为何那么狠毒？
1945年日本战败后，久保田关押在前苏联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卡拉干达，后于1950年7月被转押到抚顺战犯管理所。在这里，久保田表面装得老实，但决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泄露樱花小分队的半点消息。他回想当年说：“当时我想一旦樱花小分队的罪行败露，最先枪毙的肯定是我。”当时抚顺战犯管理所里的樱花队队员，除久保田外还有三轮敬一（小队长，已故）和三村几马两个人。因为两人与自己不在同一行动小组，久保田相信他们并不清楚自己的所做所为。所以，他认为只要自己保持沉默，就一定能够蒙混过关。
然而，原本冥顽不化的久保田，在与推行人道主义的管教人员的接触中，内心深处沉睡良久的人性逐渐被唤醒。他在认罪学习过程中，为自己所犯罪行之多、之重、之惨而感到震惊。他逐渐能够理解那些被害人及其家属的悲伤和痛苦。他说：“当时我每天都陷入极度的苦痛之中。”后来他想：“枪毙就毙吧”，下决心将一切都写到坦白书里交上去了。他说：这一切，完全没有管理所的任何压力，是真正的自觉坦白。
对于自己曾经犯下那么多滔天罪行的根本原因，久保田作了如下总结：
这当然不能全都归结为天皇的命令。就我自身而言，总有一种功名心在作祟，一方面希望得到他人认可而真正地出人头地，另一方面也希望能够光宗耀祖、为父母尽孝。此外，对中国人的民族歧视，也是随意烧杀掳掠的根本原因。所有这一切汇聚到一起，使得我们这些日本士兵在接到命令后，心狠手辣，不顾一切，真是丧尽天良。
如今，久保田以《阵中日志（摘录）》的记述为线索，一件一件地回忆起自己曾经参与过的桩桩罪行。他说：“今后我将不断地思考：为什么自己会频频犯下那么多滔天罪行。永远、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