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京都杉并区养老院的一间房间里，永富浩喜（别名博道 ，84岁 ）坐在床端，76岁的夫人躺在床上。永富曾因患脑梗塞两次病倒，现在也只能勉强行走。妻子患糖尿病，加上得了白内障，双目几近失明。永富一边照顾体弱多病的夫人，一边对我说：“老伴儿讨厌我对他人谈起在中国的往事”。
去年（1999年）12月，永富做了一次久违的演讲，内容是关于战争的自身体验。他坐着轮椅、双手合掌出现在讲坛。他说：
有人说：“南京大屠杀是捏造的！”但是，当时我就在南京亲手杀过中国人，许多屠杀也是我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在各位面前宣讲自己的罪行，正是我生存下来的使命和意义之所在。
回忆起很久以前的往事，永富好几次眺望着遥远的天际，哽咽得说不出半句话。他在为自己过去的行为而懊悔和呜咽。
一、在南京，第一次杀人
永富1916年3月生于熊本县阿苏町，家里在站前经营一家旅店。他是老大，下面有五个兄弟姐妹，自幼就体弱多病，父亲又实行彻头彻尾的斯巴达克式教育，并再三再四地教导他：“世上最伟大的是天皇陛下！”
13岁，永富随家人搬迁到受日本统治的朝鲜平壤。17岁，中学毕业，只身回到本土东京，1934年考入国士馆专门学校（今国士馆大学）。永富在国士馆师从一贯主张“忠君爱国”的熊本同乡蓑田胸喜教授。经其介绍，逐渐与许多当时的右翼名人相识，曾七次登门拜会日本右翼大人物——头山满 ，最终成为头山满的门徒，坚定了自己的军国主义思想。
1937年12月，作为“爱国学生联盟”的国士馆代表，永富与其他11所学校的代表一起，参加了自上海至南京的“视察慰问旅行团”，并于12月下旬来到南京。
永富回忆当年说：“令人吃惊的是，随着列车接近南京，铁路沿线中国人的尸体逐渐增多。有一天，我们被带到南京难民区（安全区），时值寒冬腊月，眼见的都是些身穿粗布衣服，横卧水泥地的中国人，以及为领取‘良民证’而彻夜排队的中国人。那时，我心想：正是因为你们反抗日本军队，才得到这样的下场，活该！”话说至此，永富饱含热泪地说：“当时我丝毫没有可怜、同情中国人的念头。……”
就在这个难民区，一个日本军官向200多名中国人喊话：“皇军已经入城，你们不必再担心。日军给你们发放‘良民证’，让你们自由回家。你们当中如有国民党军人，请站出来，其中一定有不少人被蒋介石骗了，几个月都没领到军饷。我们可以支付给你们这些欠饷，并且可以帮你们找到工作。”立刻有七、八个中国人站出来表示愿意随行。军官命令他们上卡车，并让东京来的学生代表也一同跟上。
敞篷卡车上拉着七、八个中国人，以及十二、三个日本的学生代表，还有刚刚带队来的军官及其三个部下疾驰而去。在车即将到达下关码头时，日本士兵突然双手紧抓钢盔，胡乱地砸向坐在车里的中国人，中国人都紧缩一团，忍受毒打。一切发生得太突然，把永富他们都吓了一大跳，但他们也对此无动于衷，只是一群旁观者。
中国人在下关被推下卡车，被带进一个用苇席圈起的围子里。然后通过一个狭窄的通道，两侧堆放着几千具冻僵了的赤裸尸体。他们走过二、三十米地段，来到长江边上。一座铁桥已被拦腰炸断，可能是日军轰炸所为。
带队军官向永富等学生代表说：“这群中国人，你们想怎么杀就怎么杀！”学生里真有不少空手道和柔道的高手，其中几人立刻猛扑上去，对中国人随意拳打脚踢，狠狠摔打，但还是没能杀死这些中国人。永富说，此时他没有动手。
过了一会儿，军官让一个中国人跪在前面，抽出战刀向永富他们说：“喂！你们给我好好看着，下面我要进行斩首表演，你们把这里的见闻带回东京去吧！”军官绕到那人身后，“嘿”了一声，挥刀砍下，人头应声落地，井上鲜血喷涌，身子“扑通”一声向前倒下。
眼见这种惨状，后面有一个中国人突然跑向炸断了的铁桥，从桥上跳入江中。永富当即向日本兵借来步枪，登上铁桥，瞄准露出水面的中国人开枪，中弹的中国人身上血流不止，顺水漂向下游。
永富对我说：“开始我吓得直打哆嗦，但我好歹也是国士馆的剑道四段选手，不能让别人说我胆小，……就把那个中国人给干掉了。”话说至此，他已紧闭双眼，狠咬双唇，只听他“呼”地一声吐出一口气，脸颊划出两道泪痕。他沉痛地说：“剩下的中国人也全给杀了。只是怎么也想不起来是怎么杀的他们。”
二、志愿去刺杀俘虏
永富1938年1月回到日本，随后又立即返回上海。他合上双眼，吟诵着当年的诗句，以表达当时的心情：
一苇仅西航，
即可通大陆。
…………
月自东洋照西洋。
月自东洋照西洋。
之所以重返中国，是因为他坚信：“惟有天皇陛下领导的神国日本，才能支配亚州乃至世界。惩治反抗我们的中国人，当属我辈之使命！”虽然当时他接到学校通知，要他返校参加毕业考试，但他认为“当此国家之关键时期，毕业与否又算得了什么？”并没有回去参加毕业考试。但因他文武两道成绩皆佳，作为特例，校方还是给他发放了毕业证。
自1938年2月至1940年底，永富在上海、吴江、安庆等地的特务机关，以军中文职人员身份从事“收集情报”及“群众工作”。有时，他也参与棍棒殴打、绳子吊人等拷问。
1940年底，永富回了一次熊本老家探亲，两个月后，再次重返中国。1941年4月，在驻山西省河津县的第37师团第37旅团第三大队第三机枪中队接受了三个多月的新兵训练。训练结束前的最后一课，便是刺杀捆绑在木桩上的两个中国人。
中队20多个新兵中，长官经常夸奖道：“永富最优秀！”可能是由于常被夸奖的自豪感，他自告奋勇地第一个上去，刺穿了中国人的心脏。
当我问他：“那时你是怎样的心情？”永富一直低头望着地面，渐渐地呼吸变得急促，痛苦地说：“那种事……说不出口！太残酷，太残忍！……不！那情景远远不是用残酷、残忍可以描述的！……”滂沱般的泪水夺眶而出，他边摇头边摆双手，示意我再不要问那段往事。
三、忠实执行三光政策
在山西省境内，永富的工作先后换了三次：1942年初至1944年1月，任职于第37旅团司令部情报室；1944年2月至1945年1月，任职于霍县保安大队四县联合联队；1945年1月至8月日本战败，任职于第五独立警备队第27大队本部情报室。
此间，他经常率二、三十个部下组成永富小分队横行于山西境内。他回忆当年说：“那时上级命令我：‘在敌性地区（抗日根据地），只要见到中国人就给我统统杀掉！’”永富在被日军圈定的抗日根据地，推行有组织的“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日军称为“烬灭扫荡作战”），成为这种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的忠实执行者和指挥者。
1943年10月，永富突袭山西省沁源县自强村，将11个妇女和孩子推进屋子并投入干柴，点燃后用大石头堵住门口。当时烧死8人，3人幸免于难。生还者中有一名叫党翠娥的女人，在永富被捕后的1956年6月，在太原的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出庭作证。当时的录像还保留至今 。她嚎啕痛哭，控诉永富等人烧死包括她的两儿一女和两个侄女共8人的残暴罪行。永富跪在地上，泪流满面，再三再四地表示谢罪。
永富饱含热泪地对我说：“那女人说的话我完全明白，那种痛苦我也完全能够理解。无论我怎样谢罪，死去的孩子终归难以复生，我真是太愧对她了!”
就在那时，永富他们在一个小村庄里以“共产党员特工”嫌疑，抓了两个20岁上下的女人，他命部下在田里挖个方形坑，将两个女人推入，两个女人似乎早已下定决心，在坑中闭上双眼、嘴里念念有词。永富等人一锹锹地向坑里填土，两个女人被活埋于坑中。二人完全没有哭喊，只以无比憎恨的表情，视死如归，勇敢地走完了她们的人生。
当时，永富小分队在闻喜县和绛县，经常抓中国人，人数从几人到20人不等，均以抗日嫌疑分子的“罪名”关押在地牢里。每次提审，这些人都要遭到棒打、鞭抽，甚至用烧红的烙铁烫、灌水后猛踩腹部等酷刑。永富证实：“经过这样酷刑折磨，这些人的身体已极度虚弱，我便命令把他们拉出去枪杀”。
作为“三光政策”的执行者，永富小分队在山西境内的敌性地区（抗日根据地），无端袭击村庄并残酷杀人。他亲手杀害和命令部下杀害的中国人竟多达300余人。现据法庭庭审记录，将永富所犯的部分罪行介绍如下（均在山西境内）：
（1）1943年3月，闻喜县。在南白石村拷问、杀害村民12人，在盖寒村杀害13人，在元凹村杀害8人，在汾村杀害5人，在界元村刀砍32人，其中杀死29人。
（2）1943年2月，在闻喜县峪口村，永富亲手用刺刀挑死3人，部下以同样方式杀害了5人。
（3）1943年3月，在闻喜县横水镇，永富拷问1人后，又将其拴在马车后部拖着跑，最后命部下将其枪杀。
（4）1943年10月，在沁源县正中村，杀害10余名妇女和儿童。
（5）1944年10月至11月，在霍县朱家村和李润村，永富亲自拷问并杀害各2人，在贾孟、张望、靳壁三村，每村杀害1人。
（6）1942年冬，在闻喜县小山村，永富拷问一男子时，将烧红的铁棍戳入男子胯下，烧掉其阴茎，加以杀害。
“我真是犯下了滔天罪行！”永富说着说着，沉痛地低下了头。
永富说：在某一段时期，确实奉长官之命，彻底推行“三光政策”，其他日军也都这么干过。
四、每天内心都在斗争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此时永富心想：“从今以后才算是真正为天皇而战，怎能就这样回到日本呢？”为了响应天皇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号召，他在中国留了下来，协助山西阎锡山部队与共产党军队作战。
1949年10月1日，共产党军队解放了中国本土，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永富于翌年12月在山西太原被捕，关押在河北省永年的训练团。1946年结婚的妻子带着两个女儿也一起关在另外的建筑物内。
永富在那里，除每天学习历史和世界形势外，还干些搬运砖瓦等简单的体力劳动，有时也在关押者之间展开相互讨论和批判。但是，中国为帮助日本罪犯找回人性所进行的教育，对永富等人所谓的铁杆“忠君爱国”主义者却很难奏效，他们根本不可能坦白自己的罪行，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几乎没有吐出过一字半句。
永富谈起当时他的心境：“当时，我认定自己杀害很多中国人是为了天皇，自己才是真正的国士，根本没有什么罪恶感。在永年，我的思想与以前几乎没有什么变化。”结果，永富被转入罪行深重且反省态度恶劣的“直属中队”。1952年12月某日，以永富所在的直属中队为主体的130多名顽固分子被召集到广场。永富第一个被点名，当场被带上了手铐，随后又有几十人被带上手铐。他们立即被转押到太原战犯管理所。
永富在太原战犯管理所里并不从事劳动，只是组织战犯们学习社会结构和历史等方面的书籍。与此同时，要求他们写出自己在中国所犯罪行的材料上交，即要求写坦白材料。
永富对我说：“当初我想：我确实杀了许多中国人，但我觉得自己是国士，是在向天皇尽忠。完全没有罪恶感。”
一方面，此时永富尚未真正认识到自己犯下了滔天罪行，同时也因为他的罪行太多，很难回忆起具体细节，他仅仅敷衍塞责地想到什么写点儿什么。管理所一次次要求他重写，但他极不情愿、十分苦恼。
尽管永富冥顽不化，然而随着岁月的推移，他那冰冷的心灵终于被指导员和班长的忘我帮助而融化。他开始点点滴滴地、客观思考自己的罪行，渐渐理解了中国人的痛苦和忿怒的原因。当他回首往事，一件件地仔细回忆自己所犯下的滔天罪行，禁不住为自己所作恶多端、罪行深重而震惊。他不由得悔恨交加，终日以泪洗面。
每天内心都在斗争，过去我接受了彻底的军国主义教育，并以其指导自己的言行多年，实在是冥顽不化，当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转变过来的。我想，太原的认罪，也只能算是自己所迈出的第一步。
永富自我剖析道。
如前所述，永富于1956年6月被起诉，中国政府给予宽大处理，判处他13年监禁（自逮捕之日算起），随后被转到抚顺战犯管理所服刑。在抚顺，他进一步学习改造，于1963年9月释放回国，时年47岁。
五、终生认罪，不断学习
永富于1963年回国，妻子和三个女儿也早已于1953年回到日本，他必须承担起家里的生活负担。然而，由于他不懂技术，而且还被警察扣上“被中国共产党洗过脑的危险人物”的大帽子，常常受到监视，致使他不得不经常变换自己的工作。为了能有个安定的生活，经过刻苦努力，他终于取得了针炙师资格，并在东京都杉并区开办了一所针炙治疗院。
永富回到日本后，立即与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简称“中归联”）的伙伴们一起，在日本各地巡回演讲，谈自己在战争中的真实体验。永富说，不允许再有人被造就成像自己这样的军国主义分子；不许任何人再发动侵略战争。
与此同时，他也为自己的认罪意识远未达到自己满意的深度而极度痛苦。于是永富从1989年3月6日开始，踏上了遍访日本各地数百名“中归联”伙伴的漫漫旅途。他利用自己良好的体能和快速的行动能力，肩背几十公斤的大背囊，从北海道出发，一天又一天地走访“中归联”的伙伴们，与他们尽情交谈：“我们的战争责任是什么？”、“我们该如何认罪？又该做些什么？”
遗憾地是出发两个多月后的5月6日，在新潟县内准备走访第57人的途中，由于他上台阶时不小心扭了腰，不得不中断此次的走访计划。
1991年10月，他和曾经一同被关押在永年和太原的汤浅谦 等人，访问了“太原解放纪念馆”。这次他还带上了自己的小女儿，希望她也能了解自己在中国所犯下的种种罪行。
他向慰灵碑献上自己早在日本写好的“谢罪书”，一边历数自己在山西的累累罪行，一边泪流满面地向亡灵们谢罪。同行的汤浅如是描写当时的情景：“看上去永富真的很痛苦，他的认罪确实是发自内心。也许是由于他紧张兴奋过度，回国前他多次口吐鲜血，被送到了医院”。
1963年刑满释放回国前，永富曾去南京参观，并从那里带回六、七颗石子，至今仍珍藏在玻璃瓶中。他边拿给我看边说：“我曾在那里犯过罪，为了使自己终生不忘那些罪行，我带回了这几颗石子。”他又说：“每当我遇到困难，就以这些石子来鼓舞自己。”并表示：“最近我准备与中归联的伙伴们到中国去，要把这些石子带回中国去。”话说至此，他的眼睛放出了异样光彩，脸上露出了难得的富有生机的微笑。
如今，这位老人已经很难走出这家养老院，但是，他仍盼望用自己的双手捧回这些石子，给自己人生画上圆满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