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现在要讲述那场侵略战争呢？
绘鸠毅（原姓石渡，现住神奈川县，88岁）在大学教室里向学生们发表演讲：
我认为今天的日本，这样走下去，将会重蹈我们那个时代的复辙！你们必须对此有所察觉，醒悟过来，力争改变当前日本的危险政治！
一、法西斯阴影悄然而至
绘鸠毅1913年3月生于鸟取县，兄弟姐妹六人，他排行老三。幼小时期在千叶县的南房总度过。父亲本系鸟取县师范学校副校长，辞职后移居至此，并开办了一所名为“安房自强学舍”的私塾，热心为农村培养一批优秀人才。据说父亲虽属一位天皇崇拜主义者，但是对于朝鲜人、中国人，一贯抱有好感。
1910年日本断然吞并韩国，此后从未停止过镇压朝鲜人民的反抗。此后日本于1914年8月，乘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向德国宣战，进攻德国在山东的租界地——青岛，翌年1月向中国政府提出“21条要求” 。自此，日本开始了向中国推行帝国主义政策。
1919年绘鸠入小学，学校按照国定教书内容，反复灌输学生们“尽忠天皇乃日本国民神圣之义务，亦最高之荣誉”之类的内容。每当纪元节、天长节 等国定节日，都要在校园里举行《教育敕语》 的捧读仪式。会场正面供奉着平日悉心保管在奉安殿 中的天皇皇后御照，校长身穿礼服、手戴白色手套，毕恭毕敬地接过《教育敕语》，深深鞠躬后，小心翼翼地展开，以庄重口气宣读道：“朕惟我皇祖皇宗，肇国宏远……”。
对于天皇陛下的“敕语”，师生们诚惶诚恐，低头弯腰，凝神聆听，最后齐唱赞颂天皇的《君之代》 。
1925年，日本通过了《治安维持法》 。
是年绘鸠升入中学，并在中学的五年期间，接受了军事训练。绘鸠说：“在小学、中学接受的全是‘日本是以天皇为君主的最伟大的国家’、‘惟有忠君爱国思想才是日本人最为尊贵的品格’之类的思想教育。当时，这一切都觉得是天经地义的，毫无阻碍地被我全盘接受下来。”
1927－1928年，日本频频出兵中国山东。
1928年3月，凡与日本共产党有关的人员，一夜之间全部被捕，史称“三•一五事件” 。
此时，绘鸠第一次听到“共产党”这个词，并且认为“赤色分子（共产主义者）就是国贼！”
1928年6月，关东军参谋河本大作等人密谋炸死了奉系军阀张作霖。
1931年4月，绘鸠考入旧制水户高中 。水户高中颇具自由气氛，他常与具有远大理想的同学们交流思想，每天晚上都在宿舍进行自由讨论。此外，他还到处寻找武者小路实笃、托尔斯泰等人的近代文学，以及和辻哲郎、西田几太郎等人的哲学著作，如饥似渴地汲取营养。绘鸠渐渐具有人道主义和理想主义思想。
1931年9月，以柳条湖事件为契机，关东军加强了对中国东北地区的进攻态势。（“九・一八事变”）
1932年3月，伪满洲国宣告成立。
1932年5月，“五・一五事件”爆发 。
1933年3月，日本退出国际联盟。
绘鸠在1931年入学时，校内还有相当数量的学生打出过“反对战争”的标语。随着日本向战争泥潭越陷越深，这些学生遭到校方开除，数量日渐减少。绘鸠几乎再无任何可参与的活动。他说：“那时只想考大学、当学者，我认为政治和我没什么关系。”
二、日本国内的法西斯化道路
1934年4月，绘鸠考入东京帝国大学（今东京大学）文学部伦理学专业，师从和辻哲郎教授，潜心做学问。他说：“当时，大学里明目张胆的反战行为已不多见。”
1936年2月，“二•二六事件”爆发 。
绘鸠从初中、高中直至大学的同窗好友梅本克己 那里得知了这一消息。他说：“听到这一消息的瞬间，我最怕的是：如果叛军真的占领了学校，自己将失去自由学习知识的机会。然而，也心存期待，心想：假如经过这次事变，国家能变得更好，倒也是件好事。”
当时，日本在国际上已走向孤立，并在国内强制推行由军部主宰的法西斯化进程。然而，绘鸠对这些社会状况漠不关心，既远离校内的左翼活动，同时对于右翼的动向也投以白眼，保持距离，认为这些都是“另一个世界的事情”。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中走向全面战争。
8月，日军进攻上海。
9月，日本掀起“国家精神总动员”运动。
12月，日军占领南京，进行南京大屠杀。
1937年4－12月，为撰写毕业论文，绘鸠回到千叶县老家，潜心钻研康德伦理学。在研究康德哲学的过程中，绘鸠确立了重要的人生观：即“在承认属于自己本质的人格的同时，也要承认对方的人格”的“人类尊严思想”。它适用于任何理性的普遍法则，亦即由于人类具有了实现伦理的能力（实践理性），人类真正的和平——康德所谓的“目的之国”便有可能实现。
1938年4月，日本政府公布《国家总动员法》 ，议会政治被完全架空。
同年3月绘鸠由东京大学毕业，9月任职于文部省教学局思想科。此间，他与亲密好友梅本克己成了同事。是年5月，陆军大将荒木贞夫就任文部大臣，文部省内法西斯化急剧加速。
1938年10月，内务省（内务部）对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教授河合荣治郎博士 的《法西斯主义批判》等四部著作处以禁止发行处分。
1939年1月，河合被迫辞去东京帝国大学教授职务。
这时文部省内，开始急速推行对部分学者学术著作的思想审查。新年伊始，上级便交给绘鸠几部河合博士的著作，命他将书中有悖于被文部省定为蓝本的《国体之本义》 的思想部分，一律画上红线。绘鸠明白，博士虽非共产主义者，却是一位对法西斯主义持批判态度的自由主义者。绘鸠对河合博士的观点很有共鸣。就在这个时期，他常常从文部省的楼上看到河合博士从大街走向警视厅接受审查的落寞身影。绘鸠痛苦之余，因良心的责难，他终于向上司提出：“这项工作我难胜任”。他回忆当年说道：“那是当时我能够做到的最大限度的抵抗。”
1939年2月，河合博士以违犯《出版法》而被起诉。
自那以后，文部省进一步推行思想警察化。1939年9月，由于绘鸠不愿为官方充当爪牙，辞去了文部省的职务。他先后辗转于山梨县和长野县任中学教师。1941年6月，他收到征召令，时年28岁。
三、上级命令就是天皇命令
1941年7月，绘鸠作为补充兵，在千叶县佐仓市的第64部队，接受了为期三个月的新兵教育。此间第一期的教育，《军人敕谕》 可以作为代表，其中规定：“尔等谨记，禀承长官之命，实乃直接禀承朕（天皇）之命也！”并且那时的所谓教育又经常是拳脚交加。除负责教育的长官外，老兵们也常以“用词不当”、“态度傲慢”等为借口殴打新兵。
绘鸠回忆当年说：“老兵为了给自己解闷开心，常常拿新兵出气。尤其对我这种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他们更是拳打脚踢。”只要对方的军衔比你高，只要他比你先到部队几天，就必须绝对服从他的命令；反对他，便是反对天皇——这种奇怪逻辑，在兵营里却被视为“真理”。“他们一再用打、再打，折磨、再折磨的办法，把一个普通人所持有的感情和思想打掉、折磨光，使之变成一个毫无个人思想的空壳，只知绝对服从上级的机器。当听到‘杀死他！’的命令，便答一声‘是’而勇往直前；当听到‘你去死吧！’也会义无反顾，从容赴死。这种所谓的‘教育’一直在军队中盛行。”
10月，新兵的第一期教育结束，绘鸠留下来继续在部队工作。几乎所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士兵都递交了“干部候补生”的申请，绘鸠却未交，他说：“我太厌恶军队了。”
1942年4月，绘鸠被分到驻扎在中国山东省的第59师团54旅团独立步兵第111大队机枪中队。6月，又被任命为驻扎在山东省新泰的大队本部的治安员助手，在此从事了大约两年的治安宣抚工作。期间，他也曾参加过几次作战。
第59师团占领山东的目的，是妄图把这里变成日军的兵站基地。为了给日军提供给养，就要“征收”（掠夺）小麦、棉花等农作物。并要在矿区管理煤炭开采，还要抓“劳工”掠夺人力资源，押送到日本。这些筹集资源的主体部门，便是常驻中国的三井、三菱等日本大企业。绘鸠说：“我们这些日本军队的真实目的，就是为这些大企业能顺利掠夺资源提供保证。”
日本以“入侵强盗”的姿态闯入中国。对于这些“以天皇为君主的优秀日本民族”，竟然还有决不服从的“粗暴的中国人”。于是，日军为消灭他们，反复进行“尽灭扫荡”的三光作战。结果，日军的残忍暴行反而激怒了更多的中国人，将他们推向了一致抗日的道路。
四、我没能拒绝上级命令
自1945年4月，第59师团进行了最后的秀领战役。为防备美军登陆山东半岛，必须先将山东半岛东部地区的八路军与居民全部清除，以便构筑阵地。第111大队的大部分人已结束了对约有100户农家的索格庄的扫荡，蟠踞在那里。
1944年10月，绘鸠又被召回到自己原先所在的机枪中队，12月开始担任驻新泰的大队本部的助理教员，训练新兵，绘鸠负责第二组工作。两个多月后的1945年6月初，包括绘鸠在内的教官们带领大队的200多名新兵向索格庄进发，并于6月10日前后抵达。
两天后，接到热田大队长检阅机枪中队新兵的命令。检阅项目规定：上午射击，下午刺杀活靶子。过了中午，石渡（绘鸠）伍长带领4人去大队本部占据的一处民宅领俘虏。这里有一间20坪（1坪≈3.3ｍ２）左右像似牛圈的破房子，里面关押着40多个身穿脏衣服的中国人，他们都是住在附近的农民，是在扫荡中被抓来的。仔细一看，其中竟有十几个剃光了头的妇女。
石渡（绘鸠）伍长从中领出四个男人，其中三个是30－50岁的农民，还有一个是只有15岁上下的少年。四个人全被反绑着带出村子，来到村东一块大约50×200米大小的田地，那是一块北高南低的小斜坡。在远处的高地，立着四根两米多高的木桩，相距约有三、四米，木桩后面早已挖好了大小可放入棺材的土坑。
看到这些，三个成人都恳求道：“我们只是一介普通老百姓，不是八路军，可别杀我们呀！”那少年紧紧抱着绘鸠的腿哀求说：“俺家只有一个老母亲，她还在家里等着俺回家，你就放了俺吧!”听了少年的话，绘鸠有些心动，因为自己也是父亲病逝后，将母亲只身一人留在日本，来到中国的。但是，放他走就是违背长官命令，亦即违背天皇命令，也就意味着自己性命不保。
绘鸠双目紧闭，喃喃自语地追忆当年说：“那时我对自己说：战争就意味着残忍。对于我这个已经当了四年兵的人，这种逻辑已深入骨髓，以前潜心研究的康德哲学早已被我忘得干干净净。”
包括少年在内的四个中国人，被士兵强行拉到木桩绑了起来。一切就绪后，绘鸠跑回中队将30几个新兵带到这里，教官池田准尉站在离四个中国人30多米处，助理教员石渡（绘鸠）伍长离教官又有70多米。热田大队长在旁检阅。
绘鸠将新兵集合在地势稍低的凹地处，命令他们排成四列纵队，然后下令：“前方的中国人全是敌人！一定要刺死他们！”随后命令排在前面的四人：“出发！”四个新兵匍匐前进，爬到斜坡尽头。池田教官下令：“冲上去！”新兵们紧握刺刀，冲向四个捆绑在木桩上的中国人。但是，几乎所有的新兵都在冲到“活靶”前站住了，他们在教官的叱骂声中多次冲锋。在教官说“好了！”以后，绘鸠又让下面四个人列队出发。这样反复了七、八次，“检阅”终于结束。士兵们集合到被杀死的“活靶”前，那些人的身体被刺得血肉模糊，体无完肤，五脏六腑，流淌满地，长达数米。四人早已气绝身亡。
次日，绘鸠等人开始构筑对美作战阵地。先前看到的不少中国“俘虏”都被用作苦力。据说在六月下旬（或七月上旬）大队离开这个村庄时全部被杀，有些用于新兵的刺杀训练，有些用于军官们的“试刀”斩首。
绘鸠回忆起当年的情景，对我说：“那时我根本没想要出人头地，只是认为身在日本军队里，只能如此。如果我是真正具有良心的人，也许有勇气拒绝大队长的命令。但是，在当时的日本军队里，拒绝上级命令也就意味着自己休想活命。这一点，我没能做到。”他一直紧闭着双眼，痛苦之情溢于言表。
五、无意中造就了日本法西斯
日本战败投降时，绘鸠正在朝鲜北部。后来为苏军俘获，在前苏联西伯利亚地区当了五年俘虏，从事体力劳动。其间接受审查，对于刺杀活靶子的罪行他毫不犹豫，原原本本地和盘托出。因为他心想：“自己身处日本军事机构之中，又是奉大队长之命，因此责任并不在我。”
1950年7月，包括绘鸠在内的970名战犯被移交给中国抚顺战犯管理所。在这里，他们受到来自中国职工们的人道主义对待，他们不仅吃惊而且心中充满温暖。他们心想：“很多中国人是被我们杀害的，而我们却受到他们亲人般的照顾……”心里充满感激。在与中国管教人员的接触中，绘鸠渐渐感到心中沉睡的良知在萌动，“啊！对！这正是康德所主张的人道主义真谛之所在！以前我矢志追求的，正是它！”
其后，绘鸠仍不断地思考这个问题，并广泛阅读毛泽东著作等书籍。他与其他战犯们一起集体学习，相互交流，不断思考。渐渐理解并承认：“我确实干了坏事，确实对不住人！”但内心深处仍然认为：“不管怎么说，那是命令，我也没办法。”随着认罪、坦白运动的高涨深入，绘鸠主动详实地写出刺杀活靶子等罪行材料，并在同屋的伙伴们面前公布。可伙伴们仍然说：“你这交待还算不上认罪”，并对他加以彻底批判。绘鸠重新写好材料交上，大家仍不放过他。绘鸠不解地想：“我已老老实实地全部坦白了，他们却几次三番都不放过我，这是为什么？”陷入了很大的苦恼。一天，北京来的老指导员和蔼对他说：“你站在受害者的立场上，再想想自己的问题，怎么样？”绘鸠回首当年说道：“那次谈话，真是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他意识到，在那以前的所有交待，全是在替自己辩护。他发现自己过去实在是太浅薄了，最终认识到；
以前，我简单地认为：我对日本的战争政策持批判态度，甚至还对日本军队的野蛮兽行愤恨过。因此，大部分责任应归罪于上级！然而，自己不但没有挺身而出，亲自反对日本法西斯主义，反而沦为手握钢枪入侵他国的强盗集团中的一员。若是站在受害者的立场来看，加害的侵略集团中虽有思想和认识的不同，但那只不过是小小的矛盾而已。刺杀活靶子的责任虽在长级，甚至可以追溯到天皇，然而给新兵下达残忍命令的却是我本人，自己的责任当然是无法推卸的。只有站到受害者的立场上，才能看清，以“自己身处日本军队，没有办法”作辩解，确实是难以饶恕的！
1956年8月，绘鸠被免于起诉，9月初回国，时年43岁，立即与出征前的未婚妻绘鸠恭子完婚。
自此，绘鸠毅一直作为“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的一员，从未忘记自己犯下的罪行，从未丢弃自己的认罪精神，从未停止向日本人民传达自己的思想和认识。
在这次演讲中，绘鸠充满忧虑地告诫日本的年轻大学生：
我年轻时期，一直生活在法西斯主义气氛的笼罩之中，但却没有能力阻止它，对此深感惭愧！
当今的日本社会，表面看来一派和平景象，当我看到年轻一代沉溺其中，不由得回想起自己的过去，很是担心。
无论什么时代，我都希望年轻人能够拥有一双寻求真理的慧眼和追求正义的积极性。最可怕的莫过于在我们不知不觉之中，法西斯主义势力日益强大，最终使得我们难以抵抗。就像我的学生时代，反战势力就被政府彻底打压。到了那时，不论年轻一代多么优秀，都无法与之抗衡。最重要的是，我们一定要防止日本社会重蹈过去的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