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一心想当军官
2000年9月16日，渡部信一（现住三重县，83岁）漫步在阔别44年的原“抚顺战犯管理所”旧址内。对于中国记者的提问，他总是毕恭毕敬地回答：“我做过很多对不起中国的事。在这抚顺的六年时间里，让我第一次懂得了人性的重要。”话说至此，他痛哭不堪，蹒跚欲倒，全身大汗淋漓。
一位中国女记者安慰他说：“那不是您的责任，而是日本军国主义的责任！” 听到如此说法，渡部伸直腰，挥动右手，断然否定道：“不！不！上级和国家当然有责任，但是事情是我亲自干的，我该负执行者的责任！”说完紧紧盯着自己的右手，悔恨地低下了头。
渡部1917年1月生于今爱知县名古屋市的热田区。一家四口，除父母外，还有一个妹妹。父亲本是一位销售中草药的药剂师，后来到经营铁匠铺的大伯家帮忙，终于也拥有了自己的工厂。渡部从没有贫困经历，在家中也从未受过军国主义和民族歧视的教育。母亲经常告诫他：“你要做个正直的人！”他在参军前，未曾对中国人民和朝鲜人产生过蔑视之情。
渡部初中毕业后学了一年打铁，后于1935年考入东京齿科医学专门学校（今“日本齿科大学”），并于1939年3月获得牙科医师执照，同年该校毕业。在名古屋市立医院工作八个月后，体检合格，应征入伍。1939年12月在名古屋正式参军，随部队来到中国大陆，分到驻山西省北部的第26师团独立步兵第11联队第2大队第7中队，驻防老营堡，并在此接受新兵教育。该联队以防止苏联南下为其主要任务。
1940年2月10日晚8时左右，正在接受新兵教育的渡部二等兵被军医少尉叫到医务室。进去后，军医少尉正在自斟自酌，对他说：“来，你也喝一杯！”渡部直立不动，客气地回答：“不，谢谢”。军医淡淡地说了句：“啊！是吗”，接下来又说：“明天我要做个手术，你想不想帮忙？”渡部心想会是什么手术呢，轻声地应了一声。军医接下来对他说：“以后会有好处，怎么样？”
两人都是去年由专科学校毕业的，年龄相仿，如今对方已是军官，而自己却是肩上只有一颗星的二等兵。军阶相差太大，不可能平等地进行对话。渡部从小看着当军官的伯伯长大，他也暗自下定决心：一定要当上军官！对此，他只能回答：“是，明白了！”
翌日2月11日是“纪元节” ，这天早上向位于东京的皇宫进行遥拜后，并没有平常的训练。渡部约于上午九时去医务室，和军医一起走出城门，来到一处小山岗。那里已有几个老卫生兵等着，另有一个三、四十岁农民打扮的健壮男人，他的眼睛已被蒙了起来。几天前，渡部曾看到过有两个同样的男人被干部培训班的培训生练习刺杀时活活刺死，估计这一个是那次剩下的。男人并未抵抗，卫生兵给他注射了麻药让他沉睡。渡部等助手扒掉那男人的衣服，将那冻硬了的土地当作手术台，用军靴踩住那男人的手脚，令他动弹不得。
军医发话：“现在开始我们做摘出阑尾手术”。然而，他刚刚当上内科大夫，还没有过手术经验，根本不知道阑尾在哪个部位。当然，渡部本人也无手术经验。估计阑尾在腹部的右下方，军医便在右下腹部用手术刀切开一个很大的口子。渡部双手拿着开腹钳，用力向两侧拉开切口。然而正常的阑尾很小，军医找了半天也没找到，气急败坏地命令道：“把肠子全部掏出来！”渡部竭尽全力，用手掏出全部肠子，把阑尾指给军医看。但是，此时军医贫血病发作，怒吼：“行啦！行啦！把肠子放回去！”渡部拼命往那人肚子里塞肠子，可怎么也放不好。军医再次犯了急，大喊：“别弄啦！别弄啦！！”渡部和几个卫生兵，只得给草草塞进的肠子包上一层纱布，将那男人拖出二、三米，扔进事先挖好的深坑，并用手枪打穿了他的头部。
“军医最终还是什么也没学到，只是做了一次他自己感兴趣的活体解剖。”渡部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说：
当时，我一心想当军官，为了在众人面前显示自己有胆量，专心手术，丝毫没有罪恶感。本来我对中国人还是有亲近感的，但到了军队，被彻底灌输“中国人是仇敌”的思想，最终干出了这种事。
二、为何那么残忍？
1940年6月，渡部在联队本部附近的兵营，接受“干部候补生”集中培训，并作为优秀干部候补生派回日本内地的“丰桥预备士官学校”学习。1941年12月毕业后，作为见习士官回到驻扎在山西朔县的原联队，立即被分配到联队直属第3大队第10中队。1942年4月晋升为少尉，任小队长，多次率自己的小分队进村扫荡。扫荡的最大目的是防止八路军的渗入，为此日军把村庄全部烧光，使这一带称为“无人区”。同年8月，渡部调入其他部队，驻扎在山西南部的汾阳和临汾。1942年11月，自前线的少尉军官转任牙科少尉军医，被调往伪满洲国与前苏联接壤的国境线附近的富锦陆军医院任职。
1944年春，关东军第10师团军医部长与富锦陆军医院院长共谋商定：对卫生兵进行彻底教育。南部战线（东南亚地区）日军节节败退，对苏战争已经列入作战视野。院长在一次会议上问大家：“能否干点什么非同寻常的事？”时任总务科长、牙科军医中尉的渡部便谈起自己曾以助手身份参加过活体解剖的经历。于是，活体解剖便被列入新卫生兵的教育实习项目。 “甚至可以说，这项决定是由我提议而付诸实施的！”渡部后悔地对我说。
上级马上命令由年龄相仿的教育主任（内科中尉军医）和总务主任渡部着手制定新卫生兵的《教育计划表》，其中包括学科教育、实习……还有活体解剖。又过了几天，院长、教育主任和富锦宪兵队长在酒桌上谈起活体解剖所需的“实习教材”。宪兵队长说：“我们那里有个很难处理的家伙”，于是决定用那个中国男子做教材。
1944年6月，渡部带领一个下属司机，开着一辆有篷卡车，来到富锦宪兵队本部。渡部回忆当年的情景说：
牢房里躺着一个40岁左右的汉子，他的腰腿发软，几乎难以站立。宪兵对他说：“出来！”那人以为要放他……高兴地用臀部和手蹭着爬了过来……
话说至此，一直很冷静的渡部突然乱了阵脚，泣不成声地说：
那时我的头脑中……也曾闪过一丝念头：拷问真够狠的，真可怜！但是我……为什么没想过停止呢？为什么没去想给他的腿急救一下呢？……当时我确实没想到这些，只是想反正他该死！那时我已完全没了人性。人性，早已从根儿上烂掉了。
渡部和下属司机从两侧架起那个男子，抬进停在附近的卡车里。渡部在卡车上为那男子打了麻醉，把他运到富锦陆军医院的太平间，扒掉他的衣服，把他放在石头台子上。
做好手术准备的教育主任（军医）等一帮人早已等候在那里。军医拿起手术刀，渡部在旁当起了助手。军医首先切开男子的右下腹部，教大家如何摘除阑尾，十几个新卫生兵围在旁边观看学习。接下来军医切开了肚子的中央部位，指看胃、肠、肝等内脏器官给新兵们详细讲解，渡部也手拿开腹钳，拉出内脏，边向新兵们说：“你们给我好好看着！”边给他们讲解。最后，军医切开了男子的胸部，边给新兵们看那用力跳动的心脏，边给他们解说。当军医的手术刀触到肺部时，男子的呼吸骤然停止，脸色变青。军医的 “手术演习”也就此结束。虽然当时男子仍有心跳，渡部还是在卫生兵的帮助下，将这濒临死亡的男子扔进了医院烟囱旁边的土坑里，并仿效山西那个军医的办法，用手枪打穿了他的头部，将其杀害。
渡部回首往事说：“当时，与其说我感到对不住他，毋宁说我感到自己做了件错事。我受到严重刺激，全身颤抖，特别害怕。”当天夜里，渡部失魂落魄，不知所措，将自己闷在屋子里，决心再不参与活体解剖。不久，他向院长提出申请，辞去了负责新卫生兵训练的职务。渡部离开后，由继任的牙科军医担任助手的活体解剖仍在按原计划于1945 年4月进行。
三、端正态度，正视罪行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那天，渡部正在伪满洲国东部的蛟河野战医院。他在那里被苏联军队俘虏，其后辗转关押在西伯利亚的几处战俘营里，先后干过修路、修车、烧砖……等苦力活。他说：“在西伯利亚，为了活下去，终日拼命，可以说没有一点儿空闲去反思自己的罪行”。
1949年8月，约1000名日本战俘被带到纳霍德卡港，凡被念到名字的人全都可以上船回国，渡部却始终没能听到自己的名字，他被单独留了下来。苏联调查官员告诉他，已掌握了他参与过活体解剖的事实。一个日本俘虏揭发了他的那些罪行，并在墙报上将事实真相公布于众。
渡部回首当年说：“那时我真是受到了巨大打击，我早已忘了自己曾经进行过活体解剖，经别人揭发，这时我才又回想起来。”此后，渡部向前苏联的调查官员交待了全部罪行。他已经打消了生还日本的念头，并于1950年，委托最后一批回国的一位医生转告自己的家人：“就当我已经死掉了！”
1950年7月，渡部和铃木良雄等约970人一起，被移送到中国抚顺战犯管理所。渡部说：“来抚顺之前，我就知道自己已是罪行累累。到了这里，我也一直在思考这些罪行的真正根源。”
入所不久，同屋曾有过几次关于各自成长历程的讨论。贫苦农村出身的人们边流泪边谈自己的身世，并且悔恨自己在中国所犯下的滔天罪行。然而，一贯不知贫寒为何物的渡部，却不能理解其中的含义。但后来，随着学习以被压迫阶级的观点书写的历史，随着学习有关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本质等方面的著作，渡部渐渐地理解了那些“流泪人”的心情。他重新反思“活体解剖”，认识到自己罪恶深重，并为自己犯下的那些滔天罪行愕然不已。
1954年秋，渡部重病住院十个多月。当时，温久达医生像亲人般地为他悉心诊治。此次访问中国得以重逢，在原抚顺战犯管理所的一间屋子，渡部紧握着温大夫的手，再三鞠躬致谢，温大夫则报以微笑。渡部还见到了住院期间曾经护理过他的两位护士赵毓英、关慧贤，不停地向她们致谢。并对当时从早到晚一直照料他的老班长深深致谢，互相庆贺重逢。他边流泪边对站在身旁的我说：“由于他们给了我以充满人性的治疗和护理，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周到照顾，……终于让我明白了自己罪恶深重。”此刻，他已泣不成声，但握着那些医护人员的手仍不肯松开。
稍后，渡部漫步在阔别44年的原抚顺战犯管理所的走廊，来到他与其他战犯一起学习、反省、哭泣过的监舍门前，踌躇片刻后，他一面鞠躬一面轻轻地走进了房间。房间约有30平米左右大小，两侧均为六、七十厘米高的隔板，中间留有一米半左右的通道。渡部站立在通道正中，缓缓地原地转了一圈，仔细环视着这些完全未改旧日模样的房间，并且朝着每个方向都行了鞠躬礼。
四、继承抚顺精神
日本老兵一行回到这座原抚顺战犯管理所，每人都感慨万千。当年他们就是在这里端正态度，直面人生，正视罪行，走向了认罪的道路。曾任职于伪满洲国特别高等警察科的高桥节夫（现居宫城县，83岁）含着热泪与当时的看守人员互相拥抱、握手，并说：“当时真的受到了你们的很多照顾，我的心里充满谢罪和感激之情”。原第59师团士兵大河原孝一（现居北海道，78岁）眼含热泪与当时的看守人员又哭又笑，握手致意，他对我说：“不仅是高兴，我觉得又回到了做人的起点”。原第39师团士兵开本德正（现居广岛县，81岁）来到位于管理所近旁的已故原指导员吴浩然家，紧抱着吴浩然的遗像一动不动，眼含热泪地说：“吴先生给了我太多太多的照顾。这次虽然没能见到他本人，但我见到了其他的管教人员，心中始终充满着对他们的感激与歉疚之情。”
金泽正夫、山口伊藏、绵贯好男、山中盛之助、高桥哲郎、榎本忠与、金井贞直、三木荣一、筱塚良雄、坂仓清、森原一、西尾克己、山冈繁、中川胜、久保田哲二等人，此刻也都站在原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旧址内。他们会一天天地老去，终有一天肉体也会消失，但是就是在这个抚顺战犯管理所共同学习和认罪的精神，在他们回国后得到了得到进一步的发扬光大，相信会在未来的日子里，定会得到继承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