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走出贫困
1920年7月，铃木生于现在的埼玉县行田市真名板。兄弟姐妹六人，除了大他19岁的哥哥和他存活下来以外，其他四人均因家境贫寒，生后不久就夭折。他家在村中最为贫困，是只租用5反 田的佃农，劳作一年也所剩无几。父亲终日为卖鱼四处奔波，母亲每天织布到深夜，即使如此，家中生活也仅能糊口。铃木回首当年说：“我从小就下定决心，长大以后一定要为家里争口气！”
哥哥说：“总该设法摆脱这种贫困局面”，在铃木上小学四年级时开始经营碾米房，铃木也边上小学边帮助干活。因为学习成绩好，高小毕业前夕，校长曾劝铃木升入中学。他向哥哥提出希望读中学，但哥哥说：“很快就要爆发战争，我又要应征入伍，到那时家里的活谁来干？”没有同意他继续升学。铃木说：“当时我真想多念些书，毕业后当名教师”。
1935年，铃木14岁时高小毕业。此时，他只好帮助家里干活。哥哥在日本国内第二次应征入伍，在晋升为伍长 后曾任青年学校的军事教练指导员，受到众人尊敬。铃木一边在家干活，一边每月去两次青年学校接受训练，向哥哥学习枪术和剑术。看着哥哥神气活现的身姿，铃木坚定了“在军队中出人头地，一定要当一名军官”的决心。1937年7月日中战争爆发，哥哥再次被征召入伍。此时铃木已经成了碾米房的顶梁柱。
二、背叛母亲教诲
铃木20岁时，征兵体检合格。于1940年12月经山东省济南，编入枣庄独立混成第10旅团独立步兵第43大队 。铃木立即申请当名下士官。“在部队好好干，十年后一定要当上军官。即使是高小毕业，只要努力，也能爬上去。”铃木回首当年自己的想法。
四个月的新兵入伍训练，铃木在中队里排名第一，现在要过最后一关——刺杀中国活靶子。20多名新兵分为两个班，分给铃木一班的是农民装束的三个中国男人，他们全被蒙上眼睛，双手反绑，被捆在木桩上。班长高喊：“铃木二等兵，给大家做好示范！”铃木心想：这可是在上司面前露脸的绝好机会，于是向那个农民模样的年轻男人冲了过去，猛刺他的心脏。
铃木回首当年如是说：“当时我真的是豁出去了。要想在军队有出息，必须排名靠前。那时，我一门心思想完成好任务，其他的都顾不上了。因为部队一贯给士兵灌输‘中国人就像无用懒虫！’的思想，所以我就没把木桩上的中国人当人看，刺了过去。”继铃木之后，其他新兵也相继冲上去刺杀，中国人的躯体被刺得血肉模糊，早已气绝。铃木又说：“事后我想：那个中国人会不会是一个普通农民？受到良心自责，我心中充满着对那个中国人的可怜之情，饭菜也难以下咽”。
铃木这批二等兵入伍后六个月，全都升为一等兵 。1941年9月，首次参加了对八路军势力很强的山东省莱芜县“敌性地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讨伐 。当他们来到一个村子，大队长命令：“进村扫荡！点火！”士兵蜂拥入村，肆意放火，对四处逃跑的老人妇女和孩子，或以机枪扫射，或以刺刀刺杀。铃木当时作为大队长警卫员，站在山岗上看得一清二楚。
结束这一村庄扫荡，大队又走了四、五里路，看到离大路约一里远处有五、六家民宅。骑在马上的大队长回过头来说：“喂！新兵们，你们谁去把那些房子烧掉？”铃木心想：这是在大队长面前露脸的绝好机会，便当即表示：“报告，请让我来完成这项任务！”内心不服铃木的三个新兵紧接着也纷纷主动请缨。
新兵们立即分头行动。到了第一家，铃木用枪托将哀求的老奶奶打翻在地，放了火。接着又进了门口贴着喜庆对联的屋子，这是一座刚盖好不久的新房子。进入里间，见到一个20多岁的女人躺在被子里，铃木不由得来了兴致，用刺刀尖挑起被子，看到女人怀里抱着一个出生不久的婴儿。
铃木回忆当年情景说：“那时我心想：一个臭中国猪，也配下崽子！老子们不辞辛苦，反而来到这里受苦，想到这里不由得怒火中烧。”
铃木在日本虽有女朋友（现在的妻子），但来中国前，未曾有过性体验。此时他心想：怎能允许下等的中国人有性行为并生育后代呢？他走出房子犹豫片刻，随即抓起高粱杆、谷子杆，扔进屋子。正要点燃，刚才被打翻在地的60岁上下的矮小老婆婆突然跪在他面前，哀求道：“不要点火！”并张开双臂妄图阻止他。铃木高喊：“真讨厌，你这个老不死的！”用枪托将她打倒。老太太摔了一个大跟头，爬起来向里屋跑，想去救那产妇和婴儿。就在此时，铃木想：此时不点，更待何时！立刻点燃了高粱杆，并堵死了房门。熊熊烈火顿时燃起，火舌从窗子向外喷涌，房里传出人世间罕见的凄惨嚎叫。
铃木稍许平静下来后，想起了参军前母亲说过的话：“良雄，虽然你在战争中可能要杀人，但决可不妄杀妇女和儿童啊！”当时他也曾向母亲表示：“明白了！”现在却干出了这种事，不免有些后悔，心想：“怪可怜的，他们一定非常痛苦吧！”可见，铃木此时还没有丧尽人的天良。
三、刺刀乱刺无辜女
又经过三个多月，到了12月末，部队再次出发，扫荡距章丘30多公里的“准治安区”内的一个村庄。铃木被编在指挥班里，担当大队长的警卫员。其他士兵们进村随心所欲、为非作歹一阵过后，铃木他们五、六个新兵来了兴致，进村去看热闹。半路上碰到四、五个持枪的老兵（已服役两、三年的一等兵）押送六、七个20～30岁的全裸妇女。一个老兵面带奸笑说：“哎！新兵们，把她们给挑了！”其他老兵也在那里皮笑肉不笑地冷眼看着铃木他们几个新兵。
“不知道这几个老兵是哪个中队的，但不论军衔高低，老兵说的话便是绝对的命令。虽然自己并不想干，但又难以抗命。” 铃木说。
全裸女人被铃木等新兵们围了起来，老兵在一旁“观战”。新兵们用刺刀将正要逃跑的女人刺倒，再从上面胡乱刺杀。女人们“哇哇”地发出悲鸣，拼命想逃出包围圈，但又全被推回圈子，胸部和小腹被刺成蜂窝。旁边的老兵边笑边大声喊：“再刺，再刺！”“你他妈的刺哪儿啊，刺她们的肚子！”“喂！刺她的胸部！”，老兵们以此“取乐”。全裸女人们每人都身遭几十刀，血肉模糊，内脏外溢，横七竖八，早已死亡。
铃木说：“事后觉得老兵们让我们干这么无聊的事，很憋气，但上级告诉我们：周围到处都是敌人！所以我们也认定：这儿是战场，每法子。那时，母亲的话早已被我抛到烟霄云外去了。”
四、根本不觉得可怜
此后铃木被提升为上等兵，兵长 。独立混成第10旅团于1942年4月与其他部队合并组建了第59师团，铃木被分配到该师团第53旅团，自6月接受下士官教育。12月，调往第54旅团第110大队，直至日本投降，先后被提升为伍长、军曹、曹长 。1943-44年，铃木任伍长、军曹时期，他以助理教员身份参加过四次刺杀活靶子训练。每次都是到章丘县看守所之类的地方，提领三个结实汉子带回来。他回忆当年说：“我根本不考虑他们犯了什么罪，只要适合做训练靶子就带走。”
先把三人的眼睛全部蒙上，再将他们分别捆绑在木桩上，作为一个班20几个新兵的“教材”。担任班长的铃木助理教员说：“你们好好看着，先由我来给你们做示范！”随后用刺刀刺向一个人的胸口。接下来发布命令：“排好纵队！”并在排队时观察哪些人积极主动。铃木助理教员下令：“刺杀！”新兵们便紧握刺刀，接连冲向活靶子，三个中国活靶子被刺得血肉模糊，死于非命。
铃木回收往昔道：“那时，我已经根本不觉得有什么可怜的了。”
五、没把拷问、杀人当回事
扫荡村庄的名目之一，是收缴枪支等武器。因为这样便可向上面报告：“我们从敌人手中收缴了多少多少支枪。”
铃木担任军曹的1944年，有一天得到某某村有八路军的情报，作为大队讨伐的先遣队，编制了由70人组成的“特别挺身队”。铃木带领的十几个人的小分队也在其中。
这一天，“特别挺身队”的士兵身穿便衣，包围并突袭了一个约五、六十户人家的小村庄。当时许多男女老少都还留在村里，但并未找到看起来像八路军的人。
铃木分队长抓到一个30岁左右的男人，问他：“你该知道枪支藏在哪里，快说！”那男人一个劲儿地说：“我只是一个平民百姓，什么也不知道。”铃木怒吼：“你怎么可能不知道？！来人，拷问他！” 说完命令部下将男人手脚捆住，五花大绑，当时铃木身边带着十几个部下。时值寒冬腊月，男人全身棉衣，铃木先用香烟点燃了他的裤脚，虽然没有燃起大火，棉裤里的棉花却在冒烟，并渐渐向上燃烧。男人用中国话高喊：“烧！烧得慌！！”满地翻滚。铃木让部下打来一桶水，说：“只要你说出枪在哪里，我就给你把火灭了！”男人边滚边喊：“俺说!俺说!”火灭后，男人仍说：“俺什么都不知道！”“你这个家伙，他妈的，再来一次！”铃木说着在那男人身上点燃了两处火。男人再次倒在地上滚来滚去，高喊：“俺说！俺说！”“真的么？”“真的！真的！” 铃木又一次下令灭了那男人身上的火，解开男人身上的绳子，只是手上并没松绑，让男人领着部下在村里找枪。并对部下说：“三人一组，按我刚才的办法审问，搜枪！”就这样，部下也抓来村民，按照分队长的办法开始了拷问。
带领铃木找枪的男人到处翻找，却怎么也找不到。经过将近一个小时，总算找到一支没法用的旧枪。但对铃木来讲，不论新旧，只要是枪，就是“战果”。然而，铃木并没有放掉那个男人，他说：“刚说你不知道，是在欺骗我们。快，再找出一支来！”拉上那男人继续寻找。男人苦苦求饶，铃木却不肯放过，男人只好再次拼命找枪，但依然没有找到。最后，铃木再次将他捆绑起来，用烟头在他棉衣上点燃多处，棉衣冒着黑烟，一点一点着了起来，男人大声喊叫：“烧啊！烧得慌啊！！”在地上滚来滚去。但在铃木看来，那男人只不过是一个例行公事的工具而已，用完以后便毫无用处，于是不管他的死活，扬长而去。
铃木回忆当年情景，边痛苦地摇摇头，边慢慢地说：“我们撇下他，那样烧下去，他肯定活不成。……真的干了件愧对人家的事！”
除了上述部队进行扫荡的表面名目以外，对每个士兵来讲，又有不可告人的真正目的。在铃木任分队长时期，只要有“讨伐”计划，当兵三年的老兵们就一定会求他带上自己。他们的目的是可趁机抢夺财物，以便购买医治梅毒的药品或夜间嫖妓，还可伺机强奸女人。铃木说：
扫荡时，就是部下干出那种事，也只能装作视而不见。如果为这种事而惩罚部下，喝酒时便会听到“子弹可是不长眼的啊！”之类的话。由于担心万一他们真的在战斗或扫荡中从后面放冷枪，所以只好听之任之。
六、我终于强奸了妇女
1944年12月，已升任军曹的铃木分队长率领大约15人携带步兵炮，配合以宪兵为主力的讨伐队，袭击一个村庄。他们包围了距济南100多公里、被日军划为“敌性地区” 的一个大村，由身穿便衣的宪兵发起突袭。但村里的人，除老太太外，几乎全都逃走了。铃木分队在距村子不远处架好步兵炮，大家都无所事事。此时此刻他心里清楚部下们想些什么，便只留下两个人值班，对其他人说：“你们去吧，干什么都随便！”这等于告诉部下，抢夺也好强奸也罢，干什么都可以。
此刻，铃木早已将过去的“决心”抛到烟霄云外。自1944年10月，开始去慰安所找女人。战局日趋恶化，他心想：“就这样连个女人都没碰过就死掉，这辈子活得也太不值得了！”他经常听周围的人说起强奸如何如何，心中便萌发了自己也想尝尝味道的念头。
铃木拿着手枪，一家一家地找女人，但是无论哪一家，都是用泥和墨水把脸上涂得漆黑的老太太。找了半天，终于发现有一个三十多岁的中年妇女被七、八个老太婆团团围住，铃木用枪把老太太都赶走后，重新回到屋子里，却不见了刚才的那个女人。仔细一找，发现她正在房屋一角的猪圈里，拼命地往衣服上抹猪粪。铃木回忆当年说：“我用手枪威逼她进了一间小仓库，命她脱光衣服，强奸了她。那女人只是一个劲儿地打哆嗦。”完事后铃木扬长而去，并没有杀死她，因为该地区属于“敌性地区”，不必担心会受到处罚。
此次铃木又来到中国，他眼含热泪向我说：
当时自己觉得无所谓。……真不知道我怎么干出了那种事！……我想，那女人眼里，至今还会留有我这个罪人的烙印。虽然不是几句道歉的话就可弥补的，但假如她还健在，我真想当面去谢罪。不过如果真的那样做，或许会给她带来更多的麻烦……
说罢摘掉眼镜，擦拭泪水。我问：“很少有人承认自己有过强奸行为，您为什么要公开此事？”铃木用力举起右手，用跟刚才完全不同的语气断然地说：
只有把自己的罪恶行径全部吐露出来，才能弄清楚那场战争的真实情况！那怕漏掉了其中的任何一点儿细节，真实就会受到歪曲！
铃木自那以后又强奸过两次妇女，这些往事是他后来讲给我的。第二次是铃木分队长率15人的步兵炮分队，用马拉着炮行军时，途经一个村子，看到不远处有两三个女人。铃木深知每遇此景，老兵们就会突然消失，追上女人强奸后再归队。看到部下如此，他自己也想亲身体验一下，便溜出队伍，进村去追女人。马队依旧前进，其他女人都跑了，只有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女人落入铃木手里。他将女人拉到屋后背阴处，用枪逼着她脱掉裤子。女人用手捂住下身，全身打颤，不敢抵抗，脱光了衣服。铃木将她推倒在地，奸污了她。随后又立即追上拉炮的马队，当起了他的分队长。
第三次是发生在某“准治安区”的宿营地，村子里还有几个大些的中年妇女没有逃跑。一天夜里，铃木只身一人带上枪，溜进一家房子，黑暗中强奸了一个女人。他说：“根本不知道那女人有多大年纪。”
七、沉睡的良知开始苏醒
在中国，日军战况日益恶化，1945年7月，第59师团被编入伪满洲国的关东军属下，铃木的部队开赴朝鲜半岛北部的咸兴，在此迎来了8月15日的战败投降，铃木所属的第59师团第54旅团第110大队的官兵们成了苏军的俘虏。10月，又加上其他部队的士兵，计有1000人被送往西伯利亚的一个收容所。在那里，因饥寒疾病，头一个冬季便约有260人悲惨死去。其后铃木等人被辗转到其他几处收容所，他们边砍伐森林，边接受审查。但他们听从收容所同僚的忠告，除了抢劫之外，一概没有交待。他说：“当时心存不满，心想这与你苏联何干！那时，还完全没有认识到自己曾经做过伤天害理的坏事。”
1950年7月18日（或19日） ，包括铃木在内的969人，在中苏边界的绥芬河车站被引渡给了中国。铃木说：“那时我想：再没活路了，说不定会在哪儿被集体枪杀”。他们一行最终被送到抚顺战犯管理所。每十六、七个“战犯”被关进一间大约30平米大小、中间留有过道的监舍里，走廊上回荡着“咔嚓”的上锁声音。
我们终于以罪犯的身份被关进了中国牢房。每每想到这里，就不免愕然。心中虽知事态不妙，但决心守口如瓶，决不交待任何既往罪行。
这时，铃木无暇思及被自己杀过或蹂躏过的人及其家属该有多么痛苦，只是一味地担心自己的未来。
在这里，并没有强制劳动 ，最初一年多时间，每天饭菜管饱，其他时间悉听自便。不久，战犯之间出现学习热潮，人们开始热烈讨论、学习“侵略战争”、“帝国主义”等问题。这时中国国内的三反、五反运动高涨 ，管理所的战犯们为了响应三反、五反运动，开始认真面对自己的战争罪行，主动认识并公开暴露自己过去的罪恶，进而追究其原因、进行反省，在日本战犯间掀起了认罪、坦白运动的高潮。
铃木表面上也学大家的做法，但内心仍然疑虑重重。只是以书面形式交待了自己“曾经抢过几头猪、几只鸡”的小小罪行，以搪塞敷衍。每次，指导员都和颜悦色对他说：“你应当好好清算一下自己，回归人的本来面目。”铃木经过一段痛苦的思想斗争，终于书面交待了自己的罪行：“在结束新兵训练之前，受某某之命，用一个中国男人的活体，进行过刺杀训练。”
当时，战犯之间掀起互相揭发批判的高潮,如：“你干过什么什么！”“你命令过我如何如何”。指导员及同屋人都对铃木说：“你一定还有其他问题！”于是铃木又写出在任助理教员期间犯下“刺杀活靶子”和“奉大队长之命烧过民宅”等罪行。但仍未交待自己将三个人堵在屋里，放火烧死他们的罪行。当时他想，自己所写的全部交待材料，都可用“所做一切全是奉长官命令干的”来搪塞，以此来推卸责任。
虽然他坦白了部分事实，但指导员仍说：“你还很不够啊，再想想看。”其他战犯们也批评铃木：“认罪，你还差得远呢！” 铃木终于认识到，关键在于自己还没有设身处地站到受害者及其家属立场上去思考问题。铃木的周围，认罪、坦白运动高潮迭起，不断有人坦白过去自己犯下的罪过，并要求“从重处罚”。
铃木的顽固心态一点点地开始动摇，自己明明那么残忍地对待中国人，而他们却如此人道地对待自己。当自己的梅毒发作时，医生竟特地从外地调来贵重的青霉素为自己医治，护士们也无微不至地照顾自己。想到这里，他那沉睡的良知苏醒了。他说：“当我设身处地，回忆被自己杀害、侵犯、伤害过的人们及其家属们的痛苦时，我为自己的残酷、丑陋吃惊，终于明白自己是一个连自己都不能宽恕的罪人。”最终，铃木终于在坦白书上主动交待：自己烧死过三个人、用刺刀刺死过全裸女人以及强奸妇女等所有罪行。他说：
烧死三个人、强奸妇女等，我从没有对任何人讲起，即使自己不主动交待，也完全可以蒙混过关。但是良心的责备不允许我那样做。怀着对那些受害者们的忏悔心理，我彻底交待了自己犯下的各种罪行。
八、回国后真心认罪
铃木于1956年8月被免于起诉、当庭释放，得到中国政府的宽大处理。9月初旬回到日本，见到了阔别16年的未婚妻，两人立即结婚，那时铃木已36岁，未婚妻也已35岁。他们在故乡置下新居，并于1958年开始经营牛奶店。开业之初，铃木挨家挨户向街坊邻居推销牛奶，争取订单，但跑了整整三天，没有一家肯订购他的牛奶。他不知是何缘由，大为不解。后来得知，全村都在传言：“铃木被洗过脑，早已变成‘赤色分子’（共产主义者），大家最好不要接近他！”原来他早已被划入另类 。
铃木告诉我：
打那时起，我才开始认真地思考洗脑问题。我逐步认识到：如果要说洗脑，正因为我自幼就被日本军国主义彻底洗了脑，才会犯下那么多的滔天罪行。对于我来说，在抚顺的学习、认罪和坦白只是走向真心认罪的第一步。应该说，当时写坦白书，更多地是为了得到中国方面的认可。
由此可见，在抚顺的认罪学习，绝非什么魔法或催眠术，那只是他迈向终生“真心认罪”的基础课而已。
醒悟后的铃木开始认识到深挖自己所犯罪行的真正根源，“我曾被军国主义洗脑，对一些本不该伤害的无辜平民进行虐待，强奸甚至杀害。”铃木为自己以前所犯的滔天罪行终日自责，痛苦烦恼。
如今，铃木终于又回到了找回自己良知和人性的抚顺，站到了一群曾经悉心照料过他的人们中间。他来到曾给过他巨大帮助的原指导员吴浩然的遗像前不停抽泣，过一会儿平静下来说：
抚顺是我的第二故乡，我的认罪就是从这里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