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7月21日清晨，抚顺战犯管理所关押了自前苏联移交过来的原日本陆军官兵、宪兵，原伪满洲国官吏、警察等969人 。其中包括陆军第59师团 官兵约400人，第39师团约250人，他们占据着很大比例 。这些师团在日本战败前夜，由“支那派遣军” 编入“关东军” 属下，因此，大多是在朝鲜北部或伪满洲国境内为苏军所俘虏。而原“支那派遣军”的大部分官兵，早已于1946年6月之前被遣返回日本。
抚顺战犯管理所关押的战犯之中，包括第39师团师团长佐佐真之助、第59师团师团长藤田茂、第117师团师团长铃木启久、以及曾任伪满洲国总务厅长官的武部六藏、总务厅次长的古海忠之等大牌人物。自那以后，管理所除因朝鲜战争爆发迁至外地避难一时外，直至1956年夏（服刑最长者至1964年3月），他们均在抚顺接受“找回自己的本来人性”的学习教育。此外，管理所在关押了日本战犯半月后，又关押了以“满洲国皇帝”——溥仪为首的伪满洲国高官60余人。
1945年日本败战后，中国国内国共两党对立，内战不断，终于以1949年10月1日中国共产党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告终。此时，美苏两国已尖锐对立，东西方冷战态势日趋明朗。1952年2月，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斯大林通过苏外交部长，向正在访苏的中国国家主席毛泽东提议：“向中国移交约1000名在苏境内的日本俘虏” 。对于刚刚成立不久的新中国而言，这项措施实属提高自身国际地位的一张通行证。1950年7月，从依旧关押在苏联境内的为数不多的俘虏中选出约970人（挑选标准不祥）移交给了中国。
周恩来总理是执行这项“战犯政策”的总指挥，他告诫全体所员：严禁打骂这批战犯，要求以人道主义精神对待。
1952年春，管理所收到周总理发出的一系列指示：“应对战犯实施恰如其分的悔罪教育”。依照这些指示，管理所开始对所内战犯有计划地进行教育 。曾经被“以天皇为中心的日本军国主义”彻底洗脑、犯下无数滔天罪行的战犯们在接触到管理人员的人道主义照料中，逐渐找回了自己本来的人性。这些战犯在不断学习、反复讨论的过程中，渐渐认识到自己以前所作所为的错误，痛苦而认真地面对往日自己犯下的累累罪行，将其事实公开（坦白），并进一步深入追究其根源和原因（认罪）。此时他们又被告诫“针就是针，棒就是棒”，严禁夸大或缩小自己的罪行。
1954年3月，最高人民检察院派来了约700人的“东北工作团”，参加对所内战犯的调查和讯问工作。其后，抚顺战犯管理所和东北工作团向最高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提交了关于对罪行特别严重的70人处以极刑的报告。1955年末，管理所与东北工作团的代表为此赴京请示周恩来总理，周总理指示：“对于这些日本战犯的处理，不判处一个死刑，也不判一个无期徒刑，判有期徒刑的也要极少数” 。代表们回到管理所，将总理指示传达给全体人员。当时，许多人很难接受这样的处理方针，因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有亲人或亲戚被日军杀害的经历。据说当周总理得知这些情况后说：“下级接受不了，主要是因为你们这些上级还没接受。再过20年，你们就会明白这项决定是正确的”。就这样，周总理的这项方针坚持了下来 。
另一方面，山西省的太原战犯管理所也于1952年12月对140名战犯开展了同样的认罪学习坦白运动。这些战犯大多是日本战败后留在山西的，他们曾帮助国民党的一个派系——胡宗南部队对抗共产党军队。
对于抚顺、太原两方面的日本战犯，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于1956年6月至7月间，同时在沈阳、太原两地开庭审判。但是，被起诉者只有45人，他们的刑期分别在8年至20年不等（含在前苏联和中国的拘留期），真是一种罕见的宽大处理。其余千余人自6月至8月，分三次宣布免于起诉、当庭释放，准许他们返回日本。
的确，中国对日本战犯如此宽大处理，很大层面上系出于“政治上的考虑”。然而中国共产党自抗日战争以前便一直坚持优待俘虏政策，这样做既是上述政策的延伸，也是革命人道主义的表现 。
综上所述，在抚顺和太原的战犯管理所进行的改造教育，是以极大耐心“对被军国主义、天皇制思想彻底洗脑的日本军人实施再教育，重新唤醒其真正人性”的伟大实践，同时亦可谓世界史上罕见的、体现了“解放全人类”理想的壮举。
与此成为鲜明对照的是：日本战败后，以美国为首的战胜国（联合国）在亚州各国进行的法庭审判中，被处决的BC级（乙级和丙级）战犯多达930余人。
经抚顺和太原管理所的学习改造，并能真正面对自己罪行的旧日本军人，回国后成立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简称“中归联”），公开讲述自己的罪行，宣传“反对侵略战争”、“促进日中友好”。现在这些人中，半数以上已经过世，健在者也都超过75岁。值此参加“纪念抚顺战犯管理所开设50周年”之际，他们中的20人重返故地——这所曾令他们“彻底告别军国主义思想”的地方。
铃木良雄（现住埼玉县，80岁）一直在认真地聆听老所长金源的讲话。座谈会刚一结束，他便立刻跑到曾经照顾过他的老班长徐泽身边，紧紧握住他的手，低着头说：“当时多蒙关照，谢谢您，真是感激不尽！”开始时还面带笑容，渐渐地已经泪流满面。随后他又跑到当年生病时，曾经忘我地为他诊治、护理过的温久达医生和赵毓英、关慧贤两位护士面前，紧紧握手祝贺重逢。他痛苦地紧闭双眼，边点头边说：“按我的罪行，本来是不该受到那样亲切照顾的。真是不知该怎样感谢你们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