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延安时期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范例
一、毛泽东向被整错的同志赔礼道歉
1943年4月1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认为：“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与我党大量发展党员以来，日寇与国民党大规模地施行其特务政策，我党各地党政军民学机关中，已被他们打入大批内奸分子，其方法非常巧妙，其数量足以惊人。”《决定》规定：“整风的主要斗争目标，是纠正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封建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与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审干运动初期，康生在陕北公学搞了一个试点。他搬出从苏联学来的“肃反”经验，采用逼供信、车轮战等方法，搞出了一些所谓“特务”和“特务组织”，炮制出了“张克勤反革命特务案”，从而使审干工作性质改变，从内部试点转为面上普及，掀起了审干高潮，从审干变成抓特务。7月15日，康生做《抢救失足者》动员报告，由于对敌情估计过于严重，一时搞得“特务如麻”，出现了大搞“逼、供、信”的过火行为，使整风运动的审干工作变成抢救失足者运动，仅在延安地区十几天内就骇人听闻地揪出所谓特务分子1400多人。
毛泽东及时发现了运动中出现的偏差和问题，强调不能搞“逼、供、信”，并制定了审干工作的“九条方针”和“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政策，对被“抢救”的干部进行甄别，对被整错的同志给予平反、恢复名誉。对审干工作中扩大化错误，毛泽东主动承担了责任，多次进行自我批评，还亲自出面多次向被整错的同志赔礼道歉。有一次在中央党校礼堂开会时，毛泽东说：“整个延安犯了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我是负责人嘛！”“这次大家都洗了澡，就是水热了一点儿。不少同志被搞错了。凡是被搞错了的要一律纠正，坚决平反!”“有的同志被错戴了帽子，这也没得要紧。帽子戴错了，现在我把它给你们摘下来就是了。”“我们共产党人是革命者，但不是神仙。我们也吃五谷杂粮，也会犯错误。我们的高明之处就在于犯了错误就检讨，就立即改正。今天，我就是特意来向大家检讨错误的，向大家赔个不是，向大家赔个礼。”
许多受过冤屈的同志最初的怨气很大，但是毛泽东这样主动承担错误，并多次诚恳地赔礼道歉，不仅怨气消了，还很感动。对过去的事释怀了，心情重新舒畅了，而且还增加了同志间的感情，增进了团结。
二、林伯渠理顺“三三制”中党员领导与非党员领导的工作关系
1940年，陕甘宁边区成立了“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在边区政府的组成人员中，有三分之一的共产党员，代表无产阶级；三分之一的左派进步分子，代表小资产阶级；三分之一的中间分子，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士绅。林伯渠当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开明士绅李鼎铭先生当选为副主席，李维汉任边区政府秘书长。
当时实行的“三三制”是党内外合作共事，是一个新事物，党员和非党员都不习惯，也没有成熟的规章制度来规范工作，有时难免会发生一些误会和隔阂。一次在由李鼎铭副主席主持的政务会议上讨论问题时，李鼎铭并不同意大家的意见，但是党员干部都同意，最后表态时勉强说“我没有意见”。当时林伯渠和李维汉都感觉不对头，回头林伯渠让李维汉去找李鼎铭征求意见，李鼎铭很坦率地说：“你们党上都决定了，把我这个副主席当摆设。”
李鼎铭的这个批评很尖锐，立即引起了林伯渠的重视，他虚心接受了李鼎铭的批评，共同研究商定了改善党员干部和非党员干部关系的办法：一是决定每周举行一次向林伯渠主席、李鼎铭副主席汇报工作的会议，由各厅、处、院主管人轮流汇报工作，有问题当场商量解决；二是规定各厅、处、院向政务会议提出的有关方针、政策、计划和其他重要议题时，除经过党组织研究外，还必须向李鼎铭副主席汇报，取得同意后再提交会议讨论。同时还规定各厅、处、院处理内部领导关系时，也要参照这两条办法实行。这些措施使得党内外关系得到极大的改善，党内外人士能够坦诚相待、畅所欲言，充分发挥了党外人士参与政府领导工作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