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特有作风不是与生俱来的，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列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理论基础上，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倡导、磨炼、改造而逐步形成的。
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革命与其他任何革命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它经常自己批判自己并靠批判自己而壮大起来。”列宁强调：“公开承认错误，揭露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这就是党履行自己的义务。”
中国共产党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党一成立，就开始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思想武装自己。但在如何正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问题上，也曾走过不少的弯路。党正是在不断总结经验教训的过程中逐步成熟，并逐渐掌握了自觉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科学武器的。
在中国共产党刚刚成立的一段时期，由于当时党的主要负责人特别是陈独秀的家长制作风比较严重，使得党内民主生活并不充分，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也很不容易。例如，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党内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的不满越来越强烈。当时的共青团中央书记任弼时同志代表团中央提出了批评决议案的书面意见，交给陈独秀。陈独秀当场就大发雷霆，竟然把材料撕得粉碎。任弼时要求陈独秀在党的会议上发言解释，也遭到拒绝，其他同志看到陈独秀的专横态度也不便发言。陈独秀靠压制批评的家长制作风，加强他在党内的统治地位，最终断送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使党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直到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秘密召开的紧急会议上，党才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旗帜鲜明地清算了大革命后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错误。
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在1929年的古田会议决议中提出：“党内批评是坚强党的组织、增加党的战斗力的武器。”并指出了开展党内批评应注意的一些问题。例如，不应当利用批评去做攻击个人的工具，不允许用报复主义的态度对待批评；批评要防止主观武断，要有证据；批评要注意政治，不要庸俗化，等等。
1935年的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标志，也是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方法解决党内分歧的成功范例。这次会议主要是集中纠正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问题。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先后在会上做了重要发言，尖锐地批评了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实行单纯防御、在长征中实行退却逃跑的错误。经过激烈争辩，会上多数人同意他们三人提出的提纲和意见，认为博古（秦邦宪）在会上所做的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是不正确的。会议将毛泽东增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后，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遵义会议，由于充分发扬民主，就一些关键性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和尖锐的批评，破除了家长制和一言堂，因此使党在极其危急的关头，改正了错误，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集体，挽救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成为党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历经曲折完全走向成熟时期，党对批评和自我批评重要性的认识之深刻，运用之娴熟，都超过以往任何历史时期。当时，党正处在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关头。但是，党的队伍状况与面临的艰巨任务还不相适应。遵义会议后，党以极大精力纠正了王明教条主义在政治上的错误，但由于处在艰苦的战争环境，还来不及在全党范围内总结历史经验，从思想上清理路线是非，教条主义在党内还有一定的市场。几十万新党员队伍中也有一些人是为了其他原因和目的加入党的。由于没有职业，没有工作，没有书读，或者要摆脱家庭束缚和包办婚姻等，来到共产党里找出路者有之；为了依靠共产党减轻捐税，将来能够吃得开而入党者有之；对党的纲领并无深刻认识，而是被亲戚朋友带进党内来的有之。这些人不免或长或短地拖着一条小资产阶级的尾巴进到党内来，因此，对党员的教育是一个极重要的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领袖们，潜心研究总结党内斗争和教育的历史经验，写出了一批正确开展党内斗争和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理论著作，系统地阐述了开展党内斗争的指导思想、方针和方法，明确提出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目的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以巩固党的组织，提高党的战斗力；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法是既要接受党组织和同志们的批评，又要在自我反省、自我检讨的基础上开展自我批评；公式是“团结―批评―团结”；原则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态度是党内斗争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对人的处理要采取慎重的态度等。
按照这一法则，为了有效地解决党内存在的各种错误倾向，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水平，从1941年5月至1945年4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开展了长达四年的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延安整风运动，严格执行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指导思想、方针、方法、原则和公式，每个党员干部通过认真学习整风文件，结合个人的思想、工作、历史以及所在地区部门的工作进行检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弄清犯错误的原因，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逐步达到思想认识上的一致。延安整风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领导同志带头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无论批评别人还是检查自己，都坦诚、严肃，毫无保留，使广大党员受益终身。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通过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实现了全党的空前团结和统一，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从而使全党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学习精神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七大所做的《论联合政府》报告中，明确地把批评与自我批评概括为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他说：“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我们曾经说过，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脸是应该经常洗的，不洗也就会灰尘满面。我们同志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也会沾染灰尘的，也应该打扫和洗涤。‘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是说它们在不停的运动中抵抗了微生物或其他生物的侵蚀。对于我们，经常地检讨工作，在检讨中推广民主作风，不惧怕批评和自我批评，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中国人民的有益的格言，正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为宗旨的整风运动之所以发生了很大的效力，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运动中展开了正确的而不是歪曲的、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难道还有什么不适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观点、意见、办法，舍不得丢掉的吗？难道我们还欢迎任何政治的灰尘、政治的微生物来玷污我们的清洁的面貌和侵蚀我们的健全的肌体吗？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
七大《党章》总纲中载明：“党应该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经常检讨自己工作中的错误与缺点，来教育自己的党员和干部，并及时纠正自己的错误。中国共产党反对那种自高自大，害怕承认自己错误、害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情绪。”同时，《党章》又把“在党的会议上批评党的任何工作人员”作为党员的四项权利之一，予以明确规定下来。党的七大标志着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一思想武器在理论上和方法上的完全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