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延安时期推崇的爱国主义的典范
一、伟大的爱国主义战士――宋庆龄
宋庆龄，祖籍海南省文昌县，1893年1月27日生于上海。宋庆龄大学毕业后，获文学学士学位。她怀着满腔爱国热情和振兴中华的理想，投身于“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的民主革命斗争，与孙中山结为夫妻。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宋庆龄坚决维护、忠实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同违反孙中山革命原则的势力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九一八”事变后，宋庆龄从西欧回国，无情揭露蒋介石“欲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她确信：“只有以群众为基础并为群众服务的革命，才能粉碎军阀、政客的权力，才能摆脱帝国主义的枷锁，才能真正实现社会主义。”1932年12月，宋庆龄与蔡元培、鲁迅、杨杏佛等人在上海组织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以自己的崇高威望，通过广泛的社会活动和各种形式的斗争，营救了许德珩、罗登贤、邓中夏、邹韬奋、陈赓、廖承志、丁玲和救国会的“七君子”等一大批革命者和爱国进步人士。在鲁迅先生病重时，宋庆龄给他写信说：“你的生命并不只是你个人的，而是属于中国和中国革命的!!为了中国和中国革命的前途，你有保存、珍重你身体的必要，因为中国需要你，革命需要你!”
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宋庆龄于1938年在香港创建“保卫中国同盟”，致力于战时的医疗救济和儿童保健工作。她通过各种方法和渠道向海外华侨和国际社会宣传抗战真实情况，并向爱国华侨和国际友人募集了大量资金、药品、医疗器械和其他物资，支援抗战。许多物资是通过她的精心安排，运往抗日根据地。她团结和组织国际友人和国际医疗队到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去考察和工作。斯诺、史沫特莱、白求恩、柯棣华、马海德等记者和医生都是经她安排进入解放区的，其中白求恩、柯棣华、哈立逊为中国革命献出了宝贵生命。斯诺访问陕北后写下了著名的《西行漫记》。
1941年1月，宋庆龄与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联名致函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愤怒谴责当局发动的皖南事变。这期间，宋庆龄坚持“保盟”工作，直至香港沦陷前乘最后一班飞机去重庆。到达重庆后，她不顾环境险恶，继续开展“保盟”工作，不计前嫌，宋氏三姐妹携手共赴国难，支持抗战。
抗战胜利后，宋庆龄将“保卫中国同盟”改为“中国福利基金会”，主要从事妇幼卫生、文化教育和社会福利救济事业。此时国民党又发动内战，宋庆龄虽然身在国民党的心脏地区，却继续募集大批医药物资，利用各种机会和条件运往解放区，支援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为建立新中国立下了特殊的功勋。
1949年6月，全国解放指日可待，毛泽东、周恩来亲笔写信邀请宋庆龄赴北平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宋庆龄见信后，非常感动，欣然同意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第一届政协全体会议上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从此，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十多年里，她一如既往，言行一致，为祖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她经常同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商筹大计方针，参加了大量的国务活动，并深切关怀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希望尽早实现祖国统一。
在中国革命长期艰苦的斗争中，她坚定地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同志一向把她作为自己亲密的战友、同志、无产阶级先锋战士。1981年5月15日中央政治局决定接收她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授予她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称号。1981年5月29日，宋庆龄因病在北京寓所逝世。
宋庆龄是伟大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战士，举世闻名的20世纪的伟大女性。在近70年的革命生涯中，坚强不屈，矢志不移，英勇奋斗，始终坚定地和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妇女儿童的卫生保健和文化教育福利事业，为祖国统一以及保卫世界和平、促进人类的进步事业而殚精竭虑，鞠躬尽瘁，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受到中国人民、海外华人华侨的景仰和爱戴，也赢得国际友人的赞誉和热爱，并享有崇高的威望。
二、“华侨旗帜，民族光辉”――陈嘉庚
陈嘉庚，1874年10月21日出生在福建省同安县集美社（即现厦门市集美区）。17岁往新加坡从父经商，后独立经营菠萝罐头厂、米店和橡胶园等。1916年后，以橡胶和胶制品业为主，鼎盛时期其销售网遍及全球，为新、马树胶王国的四大开拓者之一，成为驰名海内外的大实业家。
陈嘉庚在新加坡创业成功后，跟许多海外爱国华侨一样，致富后不忘苦难中的祖国，欲“尽国民一分子之天职”，除资助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以及倾资兴办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冀望“教育救国”外，还在1928年日本制造济南惨案后，义无反顾地领导华侨社会开展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10月，他发起成立“马来亚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亲任主席。翌年10月10日，他又联络南洋英、美、法、荷等各属殖民地华侨代表在新加坡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并被推举为主席。作为东南亚华侨抗日救国运动的最高领袖，陈嘉庚带头捐款购债献物，精心筹划组织，使南侨总会在短短三年多的时间内便为祖国筹得约合4亿余元国币的款项。此外，为鼓励侨胞多寄赡家费、增加祖国外汇，组织各地筹赈会为前方将士捐献寒衣、药品、卡车等物资，并在新加坡和重庆投资设立制药厂、直接供应药品等，陈嘉庚都无不殚精竭虑，逐一谋划、落实。
1939年，陈嘉庚应国内委托代为招募3200余位华侨机工（即汽车司机及修理工）回国服务，在新开辟的滇缅公路上抢运中国抗战急需的物资。陈嘉庚十分关心祖国抗日阵营内部的团结，1938年10月，曾以国民参政员的身份从新加坡发电报，向重庆国民参政会提出“在敌寇未退出国土以前，公务人员任何人谈和平条件者，当以汉奸国贼论”的提案，给予汪精卫妥协投降势力以当头痛击，轰动一时，被引为美谈。1940年，他还组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团历经重庆、延安等地访问，并发表演讲，盛赞中共领导的陕甘宁边区的新气象，认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为蒋介石国民党所诟。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南侵，他以年近七旬之身被迫隐居印尼玛琅一学生家中。为防落入日寇魔爪，他总是随身携带着一粒氰化钾备用，并坦然自若地说：“人生自古孰无死！万一不幸被捕，敌人必强我做傀儡，代他说好话，我决不从！那时一死以谢国家，有什么不得了！”铮铮铁骨，令人钦仰！
陈嘉庚先生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杰出的华侨领袖、著名实业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侨联主席等职务。1961年8月12日病逝于北京，享年87岁。陈嘉庚先生一生倾资兴学、赤诚报国的义举，深为海内外人士所敬仰，被毛泽东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
2009年9月10日，在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民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解放军总政治部等11个部门联合组织的“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和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评选活动中，陈嘉庚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